解学恭：八届十一中全会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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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一中全会日记

解学恭

　　（王辉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1966年7月24日发出通知，7月27日至30日召开预备会议，8月1日至12日举行正式会议。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的解学恭列席了这次会议。他的日记记述了会议的一些情况和会上领导人的讲话。这些原汁原味的记录，对于研究当代历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七月二十七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华北小组会：

　　读七月二十一日文化革命小组起草的文化革命二十三条稿。

　　雪峰同志传达主席两次讲话：

　　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工作组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阻碍运动，实际上就是帮了反革命。

　　六月一日公布聂元梓大字报的办法，非那样办不可。不要怕乱，让乱一阵然后一分为二。现在看派工作组不必要。

　　你们整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没有感性知识。

　　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派动刀枪，怕什么。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有人说怕群众包围，就是怕包围，包围了就讲话。无非讲，我是来学习的，研究的，帮助你们的，召之即来。不要怕乱。

　　工作组进去了二个月，冷冷清清。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这个办法不行，要充分彻底放手发动群众。

　　两次讲话，很明确，有批评。

　　八月一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

　　主席：开会。计划开五天。内容邓讲。

　　小平：会议开法，今天正式开会。计划五天。

　　第一，会议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包括近四年来中央全会应该认识的大事。第二，讨论批准中央十中全会以来的国内国际的重大决议和事件，通过。第三，会议写一个公报。第四，撤消彭罗陆杨的职务。

　　少奇同志讲话：

　　讲两点：

　　一、北京的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时期主席不在家，主要由我主持。关于工作队问题，我还要讲清楚一下，伯达同志提过三次，不派工作组，派的撤出来。第一次没讨论。第二次伯达提出两条，讨论了，多数人同意派，我也同意，认为党委搞了，没个工作组不好办，这次没有通过伯达同志意见。最近又讨论一次，多数同志不赞成撤，我的观点还是认为机动，是不是撤，看一看。主席回来了，根据主席的意见，最后定下来，决心撤消市委派的工作组。

　　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北京市文化革命，派工作组有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文件一长一短的，我也看了，讨论中提出了不少好意见。

　　二、十中全会以来，差两个月就四年了。四年来重大的决策要讨论批准。62年主席提出阶级、阶级斗争，这个纲一直执行的，在这个纲下反对了各种错误倾向。在经济方面，执行了八字方针。1963年毛主席提出社教，到现在还在进行，一个十条，一个二十三条。

　　其次64年，三线问题，小三线问题。三线建设晚了一二年，主席提出来后抓上来了。

　　再其次，工业上学大庆，农业上学大寨，大学解放军；林彪同志提出大学毛主席著作；学用结合，在用字上下功夫，许多地方也做了。学毛著的运动普遍了，成为广大群众运动。

　　文化革命运动，主席很早就提出来了，1962年主席给彭真、刘仁的信，彭真放了一个多月才拿出来。后来要出来发到一个会议上学习。现代戏、芭蕾舞的演出，一直到最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重大的措施。还有彭、罗、陆、杨的问题。去年十二月揭了罗的问题，今年四、五月揭了彭的问题，杨、陆的问题发现的早，杨尚昆问题发现的更早，几个副主任掌握在他手上，采取不动声色的一个一个调开。四个人有四个小组，进行专案，总负责人邓小平同志，事实多，很多。做地下活动，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国内重大的事，还可补充。国际，60年81国会议，61年22大，63年25条。十中全会后提出了共产主义运动总纲领。63年苏英美签订三国条约，公开点名，写了一年多，到64年赫下台，毛主席讲，22大纲领是高潮，之后就是下坡路，就是这样。

　　（主席：22大以后没有办法了，三国条约不是高潮。）

　　赫下台后，我们派人去，摸底，知道了新领导是在国内外同赫一样，没有改变。我们了解了，抵制了。

　　（主席：他们要求停战。）

　　他们派罗马尼亚代表来调停。毛主席说：三个月不行，三天也不行，打笔墨官司又不死人。柯西金访越过京，（主席：柯西金来，我让了一句，论战少了一千年，九千年了，你还不满意！）

　　以后，22国以古巴为首的九国代表团来与我们谈判，谈的结果，我们没有答应。主席见了一次，说，有人怕鬼，怕教条主义的鬼，很大的冒犯，冒犯了卡斯特罗，（主席：他投降了修正主义。）之后古巴代表单独找我和小平谈。说是怕那个鬼。我们没有让步。回去之后，在莫斯科写了公报，回去后向卡（卡斯特罗）报告了。以后格瓦拉来，又问，毛主席说怕那个鬼，是谁。现在看来，古巴不是因为什么困难向修让步，而是向修投降了。

　　（主席：全世界一百多个党，你们22个党，太少了，你们统统来，欢迎，六十个党统统来，我们欢迎嘛！）

　　这个期间，朝鲜也是变了的。

　　日本党来谈，要联合行动，包括苏修。我们说反对统一战线，我早就提了，反美不能包括苏修，因为他们不是反美力量，是别动队，日本回去反了，又反修，又反教条主义。

　　（主席：反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

　　越南是赞成联合行动的。派人来谈，事实上他们内部有争论。有美帝国主义，他不能离开中国。黎笋写文章说，反帝就是反修，不反修了，越南是不稳定的。今年七月来了一次，避暑。（这是个机会，谈一谈）谈了多次，到苏谈了，公报上写了一句，造我们的谣，我们没发表。以后他们来谈，总理谈了，为什么苏联造了那么多谣言，你们不辟谣？你们怕苏联，欺侮中国。胡说，欺侮中国他不承认。他想见彭、杨，我就把这件事告他了，这事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欧洲党都发生了，我们内部也发生了，你们越南就没有？他们报纸上今天宣传封建时代中国侵略越南，这是为什么？是修正主义。美国轰炸河内你们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除了高射炮之后，准备轰平上海、北京。

　　（主席：三年解放战争，城南庄天天炸，一个人也没炸死。他们要我走，我就不走。）

　　实际上是轰炸河内，如果没办法，准备同美国谈判的。从这一系列问题谈到他们内部有修正主义，准备联苏反华。

　　（主席：我也给他讲了。七十六了，要去见马克思，你那个党不出修正主义？）

　　到杭州见了毛主席，又谈了一次。他问你们怎么发现高、饶、彭、罗的呢？我们开始发现一些现象，以后就查本质，搞小团体，地下活动，和党的路线方针不一致的，这就能发展，也不会冤枉的。谈的中间，他插了几句，说，你们怀疑我们欺侮中国，向美国妥协，觉得伤心。话说的太重了。最后提出这样一个劝告。没有美帝就会变向。

　　（主席：北京变得这样，没有什么了不得，中宣部垮了，人民日报批评了多年，他就是不听，扫帚不到，灰尘就是不走。5月30日陈伯达这个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走。）

　　总理到了阿尔巴尼亚，谈了。阶级斗争根源，他不承认，承认有阶级斗争，不承认有阶级。（主席：有些错误，不是主要的，原则的。）社会主义不向共产主义前进，势必退到资本主义，不进则退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正在那里搞革命化，军队搞革命化，工业、农业也在搞。正在前进。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巴基斯坦对我还是不能断的，我们对他们也有援助。

　　日本党恐怕要分裂。

　　印尼问题。930事件。反动派利用了，打击了中间派，杀了几十万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站起来。还没有工农的纲领，路线。在这样大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右倾机会主义，拥护纳沙贡，依靠苏加诺，直到现在，还不丢掉苏加诺。个别党的组织不听话了。我们估计，革命者是要起来的。反动派占了优势，破坏了两国关系。有二百多党员去中国是避难性的。

　　陈伯达：少奇同志刚才讲，承认了错误。我们都没经验，我们这些人都是书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是做些调查研究。我们觉得用工作组办法，不能搞文化革命，把朝气勃勃运动压下去了。

　　今天主席批了彭小蒙几个小同学的大字报，不能不高兴，毛主席的接班人，他们所作所为使人感动。

　　工作组，包括我在内，不了解文化革命，不比人家水平高，反而要领导人家。不只一个地方，大量的单位，压制革命。我们文革小组不能把下情反映到上边。还有主席在杭州给我打电话，“过早的派工作组，对我们的文化革命并不利”。我记得这句话，又看到目前情况，是一种逆流。走了相反的方向。工作组中有许多好人，但是不懂得，又不学习。毛主席讲，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这个革命的传统，工作组记不得，好（多）人也可能记不得了。我常说我是很蹩脚的书生，搞文字资料，写几篇蹩脚的文章。老了，不行了。有一点可以保持青春的，就是当群众学生，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毛主席比我们年纪大，就是不断总结经验，站得高，想得远，把我们党的理论不断的提高。文化大革命给老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先当群众学生，后当群众先生。马克思讲过，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工作组不受教育，先要教育。

　　（主席：90%以上的工作组，方向是错误的。）

　　把群众压下去了，反认为胜利了，实际上是失败了。我们要警惕这一点。官大了，年纪大了，很容易倚老卖老，这样就脱离群众了。我们现在有一批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脱离群众，

　　（主席：脱离一下还不要紧，你反对群众，镇压群众，吃上三顿饭，去镇压群众，派出工作组的老爷们，不罢官行吗？做官当老爷，说不得自己，只能听好的。）

　　把我们会领到错误道路上去。我们这些人都是蠢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为是蠢才，就不听，就不好了。从生产队起，都存在这个问题。一个书记，不叫书记就发脾气。60年春到广东调查，叫部长听的人很高兴，我说，一律叫部长好了，叫客人高兴。一个叫首长，很高兴。主人、客人都高兴。在天津，也是这样。其实，有些青年团就不喜欢叫什么部长。这是官气。主席讲，是做官当老爷，还是当老百姓的学生。领导跟群众结合，反对做官当老爷。

　　前天人民大会堂大会。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宣传部，聂荣臻同志都是逼上梁山的。这么大的运动，出现偶然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那天大会就是偶然的。

　　（主席：我们也不是批评张际春，是让他紧张。）

　　那天的会开的并不坏。不要以为事先没有谈得好好的开了万人大会，就认为不好。只要大的方向没有错误就是了，小的事慢慢弄清。大革命中，随时可能出现偶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质彬彬……”。这种偶然，可能经过我国科学事业发展，掀起一个革命的。偶然性料不到，（主席：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中的，聂元梓出大字报，你没想到会广播、出乱子。）但是也同必然性联系的。

　　主席：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高明，只有群众才高明，工农，本质，我们的意见从他们那里来。聂元梓等四同志我想见一见。上午开小会，下午开大会，开两小时。陆平没有敢做的事，工作组做了。工作组做了坏事，一不会斗，二不会批，三不能改，起了阻碍群众革命的坏作用，90%的工作组是不好的，不是再看一看的问题，已经两个月了嘛！

　　上午开小会，下午开大会，半小时一个人，两小时。

　　八月二日

　　李雪峰：北京市的文化革命问题。

　　一个多月的运动，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强调，过于信任、依靠工作组，犯了错误。6.18事件，看了材料，作了两派学生争取领导权的判断，或者说是干扰运动的判断。这就引向了学生与学生的斗争。

　　对张承先工作组，采取了说服的方针，没有觉悟到阻碍革命的普遍性，没有觉悟到自己讲话所作的错误判断。又过两周，发现北大工作组没有执行我们的指示，以后又提出了批评工作组。

　　（主席：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工作下去的，犯了今天的错误，我也是个保皇派。）

　　保护工作组的错误。以后提出革命的大演习，也没有用工作组限制联系起来。迷信工作组，不相信群众。主席讲过，工作组缓派一步；中央文革小组提过几次，我们也没想通。

　　其次，提出一个恢复党团组织。虽然强调不是恢复旧组织，讲了主席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一进去就三结合，彭真的三结合。虽讲了，许多地方没有这样办，等于恢复了旧领导。这个起了阻碍运动作用。犯错误的原因，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想过历次反右经验，没有想到今天的情况，特别是北京情况，也没想过取消工作组这个问题。

　　其次也有繁琐哲学观点，如调查研究，没有强调普遍性，只强调蹲点方式，形势不同。23条会议时主席批评过我讲的繁琐哲学。以后改了，提出一个小工作组大积极分子队伍形式。农村也没全改。到城市又犯了繁琐哲学。我们集中全力，一切为了前线，把工作会议缩短了。听了一些反映，动摇了，奔忙于各种事务。强调北京的主战场。

　　总之，还是不善于大胆的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不敢放手走群众路线。也有一个首都观念，怕出乱子。框框很多。

　　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很不容易。老干部也需要很大力量学。

　　薄一波：作两点检查。

　　一是工交口，在我主持下派了十几个工作组，大都犯了方向性错误。对工作组交待的不清。我派工作组是积极的。对工作组的作用，历史上反复过多次。根本没想过工作组进去后会阻碍文化大革命。最近才认识到，主席指出工作组根本不适应今天这种形式。在主席指出后才认识了。对群众相信不够。不是充分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挑工作组，挑了些做官当老爷的人，一出手就是钦差大臣。群众不能反，一反就跳起来。

　　不懂或很少懂得群众路线。不是先当好学生再当先生，习惯于行政命令，简单化，瞎指挥。

　　工交部门突出政治不够，更加不懂文化革命，隔行。帮助，帮了倒忙。

　　同意，把工作组官统统罢掉，这是有深远意义的。立一个榜样，什么地方出了修正主义，只能是那里的群众起来造反，打倒它。

　　第二，在具体工作上也犯了错误。6月22日，地质学院传一件事，有一个指示信。于本盛同志来电话说，你们的副主任李人林讲的话是否对？在电话记录上注了我的意见，大体上：一、李的意见是对的，应同左派一起闹革命；二、如果说党委有问题，派工作组过去代行职权；如果有人再夺权，就等于夺了党的权；三、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应当批评。

　　6月25日，在学校广播了。我很苦闷，批评了工作组。并要求学校再广播，要求撤消我的讲话，并指出我的讲话是错误的。起到了压制民主的作用，性质是严重的。

　　我希望党给我处分，罢了我领导文化革命的官，下去蹲点，向群众学习。

　　主席批评我粗、浮、少（少马列主义），我检查跟毛泽东思想少。有决心跟。

　　周恩来：十中全会到现在，不论国内外大事的决策，不论国内社教文革，都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来审查我们的工作。

　　1962年，靠毛主席思想克服了三自一包、分田到户的修正主义动摇。不管哪一次大事，都是毛泽东思想指挥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的大字报的公布，是主席亲自发动的一场大革命。

　　几年来的整个发展，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建设进入一个大高潮。

　　1963年在第一个十条时，主席讲挖掉修正主义根子。1964年，五个接班人条件，1965年23条，重点是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今年，革命的造反，小将们都懂了。文化大革命，触及人们灵魂深处，一切旧思想……都要革命，建立起新思想……。自己要投入到火热的革命中去，只有在毛泽东思想下，才能推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林彪同志提出大学毛泽东思想，意义深远。广大群众，特别是这次文化革命中，革命向前进，打烂旧的束缚，就得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看到我们的希望。我们要向群众学习，必须学。四分之一的人口搞好了，对世界就是大影响，四年来的成绩反映了这个思想，公报上要反映这点。

　　其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老一辈人一见到新鲜事物，第一次往往是错误的，这是董老讲的，我深受感动。如同一波讲的，我们这些人冲口而出的话，对新事物不了解，就是一种习惯势力。

　　我们求教于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但是任何人都要到实践中去考验，你是否真正懂得了在实践中学。旧的习惯势力，几千年，在人们中存在着，扫帚不到他不走，绝不能掉以轻心的。旧脑筋，新运动，老革命，新问题，工作组就是个新问题。首先要不怕乱，首先敢引火烧身，把自己的旧东西放到一堆去烧。和平十八年了，做官当老爷，习惯于行政命令，脱离群众。不认识任何运动的主人是群众。文化革命中，青年学生、师生是主人。青年犯点错误是可谅的，可理解的。

　　决定派工作组，近百人，一声令下，就奔赴前线，这种精神是好的。可是我们没有给交待政策，交待了就可能不同得多。绝大多数发生了包办代替，学生老师就起来抵触。这怎么办？绝大多数是好的，坏人干涉是次要的。6.20前后，差不多都有一些事件，都反对工作组，有拥护的，有反对的，学生同学生斗了，把斗改批任务放到一边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所以这是方向性的错误。

　　伯达同志两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好好研究。直到主席回来，我们还是主张工作组不撤，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我在常委工作，我们要担起这个错误，虽然也听了市委的汇报，有些是假情况，深刻批评一下是有好处的。

　　对形势的估计上有错误。对工作组作用估计高了。60万人游行，一天就准备好了，这说明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

　　因此，我们大家都放到这个火热的文化大革命洪炉中去锻炼自己。上午小组会，下午大会，晚上到学校中去，这是很重要的学习。

　　机关文化革命也要象学校一样，选出文化革命委员会、小组，不要老是什么党委，领导下命令。把自己摆进去，把十七年来做官当老爷的恶习统统烧掉。我们提倡大学毛主席著作，到实践中去。犯错误是难免的，犯了就改。

　　陈毅：文化大革命真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几天一学，变化很大，到今天也不能说我已了解了文化革命。

　　到学校去看大字报，知道了许多事，是做官当老爷所不能了解的。外语学院有四十多张大字报，基本上把办学问题说清了；有120张大字报把历史说清了。外语学院中彭真设了一个语言学院，我根本不知道。事实教育了我们。我们那些校长们，就是不读书，不研究，不同群众商量，我们有很多和他们相类似的地方。

　　张彦事件是对我一个沉痛的教训，他在华东局时，和饶漱石很接近。到北京来，到总理办公室，以后到外办，八年，朝夕相处。跑腿、办案都不差，从来在我面前不提反对意见，（我）很相信他。这次派他到外交、外语学院去，就是他出的大乱子。在紧要关头，阶级斗争本质才暴露出来了。不能无条件的信任一个人。

　　机关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个经济委员会，可能监督领导更好些。

　　李先念：工作队犯了方向性错误。我这个口子派了一个半工作队。外贸学院党委垮了，派了工作队。现在查了一下，压制民主是普遍的。打击了左派，斗争方向错了。

　　我的思想上支持工作队的。就是怕乱。要横扫这个思想。当时派工作队，自己觉得很认真，很理解，很得力的。不知哪里来了那么多怕，特别是怕群众，尤其是学生这个群众，一触即发。我们落后了。究竟辩论到什么程度，就不压制民主了？这个界线至今搞不清楚。反工作队就是反党。错误严重就在这里。

　　八月三日

　　刘澜涛：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多月以来，也派了工作团，在实际工作上犯了方向性错误，特别是交大的问题。

　　大量派了工作组，绝大多数师生说是革命的障碍作用。

　　西交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了6.6事件。判断上错误，混淆了两类矛盾，如彭康事件，6月5日召开了秘密会议，内外线进攻。这个材料是一个干部子弟反映的，因此确信无疑，认为是反革命事件，实际不是。是把一个革命左派李世英打成了反革命。

　　把斗争矛头引向整革命师生，越是反对工作组的，越围攻的凶。打击了李世英，以至自杀。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行。发现之后，处理不及时，不果断。

　　1、对形势估计错误，特别是广大师生的觉悟，尤其是学毛泽东思想，心明眼亮，我们估计不足。许多怕就是从这里来的。

　　2、经验主义，迷信老一套，深信工作组。没有不派工作组的思想。

　　3、做官当老爷，没有亲上前线，调查研究，没有第一手材料。

　　所有经验教训，是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离开广大工农兵，就学不好毛泽东思想。

　　今天开五万人大会，取消工作组，放中央录音。然后学校开大会。

　　工作组撤而不出，开门整风，接受批评，停止活动。

　　不派工作组的批评，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是不是信任群众问题。

　　群众可以直接通天，任何组织不得阻拦。

　　主席：不破不立，不破反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立马克思主义。镇压革命津津有味，不破怎么立。工作组镇压学生革命，不破怎么立文化革命小组。

　　宋任穷：跟不上主席思想。这次工作队问题又跟不上。文化大革命中是两个字：怕，敢；我们怕乱，怕造反，怕什么呢？中央没有让我们派工作队，我们派了，就是怕乱。怕乱就是怕破，怕群众革命。大庆油田不怕乱，公开号召要乱出一个水平来，比我们高明的多。陈锡联同志说，“情况不明决心大”。不派工作队是个战略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派工作队去才造反，不是办法。

　　日程排得满满地也是压学生的办法。

　　（主席：不上课给饭吃，让他们闹革命嘛，我们这里冷冷清清，没人来是个怪事，不如国民党，国民党还有学生浩浩荡荡去请愿。）

　　我们怕学生串连，怕的很那！做官当老爷，怕群众。也有些人怕战争。

　　（主席：把架子放下来，不要摆老资格，什么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什么中央局，什么部长，放下架子就好办了。）

　　工作组撤出了。

　　（主席：走不了的去扫地嘛）

　　有些学生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主心骨。

　　（主席：两个月了，就是阻碍运动。）

　　工作组撤出，又来了个小动作，非常顽固。

　　李井泉：同意主席对工作队的指示，进一步理解了主席的指示。四川校党委书记、校长有50%以上是有问题的。已命令撤出工作组。工作组思想不很通，“进的及时，撤的正确”。

　　（主席：这样一来就差不多了。）

　　两个问题：

　　一个是搞大民主问题。主席讲，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怕群众，怕民主。在几个大字上很不理解。58年主席批评过我们，不许阻拦群众，这次我们办了，但道理没有懂，如这次派工作组。对大民主不理解。派工作组就是与大民主对立的。工作组一到学校就跃跃欲试整学生。在北京叫扫清障碍，排除干扰；我们那里叫维护秩序，统治者总是要强调维护秩序的。

　　二是工作组权力问题。

　　23条上没有规定工作组权力。现在人们的习惯好似工作组就是最高权力。最高权力是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工作组赋于最大权力，是反马列主义的。工作组一走就是夺权。

　　可以考虑城市工矿企业工作组问题；农村包办代表也是多的。值得考虑。工作搞得慢，可能与包办代替有关。工作组权高一切，不对。工作组多担些责任，把左派和干部子弟解脱一下，这是一个问题。

　　魏文伯：也派出了许多工作组，还认为是适应群众的要求。

　　四不怕：一不怕引火烧身；二不怕大字报大辩论；三不怕乱；四不怕反革命。

　　八月四日下午

　　总理：主席那里开了会。我讲讲，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说，从姚文元文章到聂元梓，到主席这次回来撤销工作组200多天。看出一个路线问题，敢不敢发动群众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当权派，不管地方的、中央的。这次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敢于造反，就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敢于革命。怕什么，北京市乱了一下没有什么了不起，雪峰、吴德几个人去了，一声号召就把权夺过来了。一个学校，学生一动，即使坏人钻进去，那有什么可怕。彭真这样的事，一揭开，就解决了。怕什么，就是怕乱，怕把统治秩序搞乱了，这就不合主席历来思想。就是要维持原来的保守秩序，实际上站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有了这个根，必然引起一系列的问题。这点我们有责任，不能怨新市委、工作组。今晚到清华开大会，两万人，你们愿去听的就走。不要怕破，束手束脚。由于这个原因，新市委面临这个局势，各单位党委不被信任是自然的。当时要求派工作组，我们也派了，也报告了主席。认为派了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维持旧秩序。

　　六月初，看来是好形势，估计错了，怕乱。工作组去研究搞什么？没有去想要工作组支持群众，而是维持秩序。北大6·18事件，错误估计为反革命事件，并通报了全国，清华蒯大富事件也搞错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回来，纠正了。文化革命群众运动引到错误方向，这是根本错误的。方向、方针、路线错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我们革命几十年了，犯过那么多错误，青年才闹革命，左一点，右一点，或一点错误，就不让犯，不让革命了。

　　团中央在中学工作上，本身还有直接责任。团是党领导的，但团有直接责任。中学生闹革命，出一点事不可免。

　　还有蒋南翔，在清华十四年，犯了那么大错误，现在去肯定会带高帽子，游行。过一段后再去，这是保护，但是你，必须过关，自己交待修正主义一套。

　　雪峰：刚在主席那里开了一个会。主要的刚才总理说了。总的方向，文化大革命两个月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无产阶级大革命。是个立场问题。什么阶级观点，立场不明？明白得很，就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许多材料说明，就是对革命群众冷酷的斗争。

　　什么新市委不能批评？新市委可以反，中央也可以反，我们这里就有牛鬼蛇神。有牛鬼蛇神就要反。就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就触不得。我们自己是牛鬼蛇神，反掉了好嘛。自己不是，你怕什么。怕上街、怕示威。57年经验就忘了。右派的东西我们都不怕，我们自己的东西又怕什么。什么怕乱，就是怕触动自己。群众短短几天革命，你就怕得要死。不是马克思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是路线、立场问题。修正主义统治了那么久，你就不怕，群众起来几天你就怕得要死。你怕是什么。所谓怕，怕这怕那，都是害怕触动自己，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讲到团中央。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搞了这么久，干什么？就干了一件事：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主要是这个。三胡也可以罢官。你（富春）可以去嘛。

　　晚清末年，北洋军阀、国民党，历来是镇压学生革命，现在我们也镇压革命。自己决议，发了社论，都不算数。十九号批了北大的报告。

　　（少奇说，我批的。）

　　镇压群众革命，同北洋军阀、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什么方向性，就是方向错了。明明白白是路线错误，还说什么方向性错误。自己发的命令，群众起来革命，什么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是假的是暴露。

　　不准学生上街、串连，这是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就是“中央”发起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无产阶级革命。

　　抢枪，抢广播电台，就是反革命抢了，也没什么可怕。

　　我是不相信你们真正赞成民主。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都是假的。

　　对无产阶级没感情，对资产阶级有感情，真相暴露了。从中央到地方，对无产阶级没感情，对资产阶级有感情。你们和满清、北洋军阀、国民党，彭真、陆平有什么区别。

　　什么“三胡”糊里糊涂，不是糊涂，明明白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革命。

　　不能怪工作组，不能怪干部子弟、保皇派，怪我们。暴露了我们的原则——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世界观。

　　徐向前：要彻底改造立场，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是怕群众，怕提意见，提了意见就不得了，没有高度的民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这点要好好向主席学习。不仅北京市委，我们军队也存在这个问题。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天天学社论，学不进去。

　　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时

　　十一中全会结束。

　　主席：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的问题。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明年要开了。委托政治局常委会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过了。我们能不能做到决定上写的那样，还要看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广大革命师生是支持我们的。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决定于在座的各位，各级党委去办。比如群众路线，就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群众路线，一条是反群众路线，终有一小部分人是不实行的，经过这次会议，可能比过去好些。过去没有公开的决定，现在有了，并且有了组织的保证，组织的改组，政治的，书记处调整了。

　　有的同志犯错误，要给犯了错误的同志以出路，不要一犯错误，就不让人家改正。我们这个党是不是党内有党，党内有派？我看是党内有党，党内有派的。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过几个月，就要犯更大的错误。这次会是开得好的。

　　周：通知几件事：

　　1、文件不收，简报带回去，各大区、省市留一下，明天有会。

　　2、农业机械化问题，到现场去开了会，参观，讨论了一下。要同各大区各省市谈一下。

　　林彪同志：这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领导的。会议结束时主席又作了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起不久，就被阻挡，中途停顿，倒退下来，主席出来扭转了这个局势。文化革命小组起了重大作用，得以重振旗鼓，打垮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人们思想、精神面貌得到大的改变。组织上的解决，保证今后工作更加落实。

　　散会。

《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fuqiangqiang

在1966年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述了陈独秀在1927年应瞿秋白所约而写的《国民党四字经》中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用来证明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正确性。后来这句话被定名为《四言韵语·党外党内》，所以，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是毛泽东说的。

   这也就是毛泽东在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帮派的不断解体与重新组合、帮派斗争时缓时急的情况下，所发出的无奈之声。毛泽东的进一步的结论就是：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遗憾的是：毛泽东只是看到了“党外有党、帮派林立”的表面现象，并没有找到产生和形成“党外有党、帮派林立”这种表面现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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