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斯纳谈新文化运动

tuffy05

破土网编者按：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近期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讨论。一些学者提出，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近百年的文化“断裂”与“困局，今天中国的道德沦丧、人文精神丧失都与此相关。这种理解只是把儒家文化单纯地理解为一种道德责任和亲情伦理，而忽视了作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所代表、所要维护的社会统治结构。迈斯纳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围绕着”孔子“和”儒学“的争论，并不是一场要不要道德、亲情或伦理的争论，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受到了猛烈批判，是因为袁世凯所代表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把儒家的某些观念玩于股掌之上，作为维护腐朽社会和寄生其中的腐败官僚与军阀的支柱。鲁迅先生说：“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今天中国社会的”国学热”与儒家文化的重新复兴，恐怕也不单纯是为了治疗社会的道德弊病。


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破灭这两者不可思议的结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一个显著特征。毫无疑问，中国知识分子有着高度的民族性，因为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中的内在因素。所以，现代知识分子的首次意义重大的政治行动，发生在中国面临遭侵略成性的西方列强肢解和殖民化的时候，决非偶然。1895年，现代化的日本军事力量使中华帝国颜面扫地。也正是这一年，孙中山发动了首次意图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更意味深长的是，康有为也在这一年组织了约一千三百名年轻的士绅知识分子精英，联名抗议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投降条约，鼓吹实行变法，把变法视为拯救中国的良策。这一事件标志着知识分子反叛旧制度的开端：它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最杰出后裔中一大批成员，对传统体制的普遍感到不满，也反映他们不愿意在他们已经丧失信任的体制中为官。到1890年代中期，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具有精神优越性的中华文明国家，不值得自鸣得意的儒家学者津津乐道了。

随后几年，帝国主义按各自的殖民地势力范围，疯狂地瓜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行动也采取更为紧迫的新形式。他们的努力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达到高潮，这是一次试图从上层变革中国的著名政变，英勇但却时运不济，一场反政变使其流产，中国又回到了维新前的状态——依然受到腐朽的官僚阶层和衰败的士绅统治阶级控制。

1890年代，在对传统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行动和有影响力的著作中，都反映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责任，即中国如何在一个由帝国主义支配的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因此，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如何维持特定的中国文化或特定的中国社会制度(尽管一些有志之士努力挽救那些看来值得挽救的传统)，而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成为一个既富强又繁荣的国家与社会。正是这种关注，决定了知识分子对所有新观念、新思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的理解及其政治用途。

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知识分子是当代中国历史环境的产物，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会与民族主义的追求相伴？毕竟，一般而论，民族主义要求尊重本国的历史，民族主义者也总是要歌颂和美化本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然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却并非如此。它把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当作不适应民族生存的东西而摒弃，继而又把它们当作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源而加以鞭挞。

产生于世纪之交的第一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言人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民族国家力量的基础，不单纯是西方取得的物质成果，而且还有产生这些物质成果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竞争与进步的观念、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和征服自然的观念等。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儒家学说里没有类似的价值观念，导致了现代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落后，所以要将这些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引进并运用于中国。

从宣称传统不再适应现代国家的目标，到从道德方面抨击传统，只有一步之遥。随着中国的危机日益加深，随着要求解释危机和寻找解决办法的需要日益增长，迈出这一步并非难事，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严复阐述民族主义理论的著述便预示了这一点。虽然抨击和根绝传统并非是梁启超和严复所想要或期望的民族主义结果，但他们对现代世界力量根源的探讨，导致他们在思想上彻底与过去决裂，这是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认识到的结果。他们把维护国家生存和国家强盛作为判断所有观念和制度的民族主义标准，表达了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两层含义：其一，他们相信，在现代世界，只有在西方理论和思想的智慧中，才能找到为国家强盛所必需的价值观念，因为正是西方理论和思想保证了列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其二，从上述观点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传统的中国信念和价值观念不可能有助于国家强盛这一根本目的，所以必须将之抛弃。

因此，虽然许多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对传统儒家道德观念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恰恰是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就潜藏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1920年代，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以更激进的方式表现了这种反叛传统的潜在力量。面对日益盛行的现代西方观念，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也日益淡薄；但驱使他们如此强烈地反传统的动力，却是来自新世纪来临前20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1911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儒家伦理秩序的象征)，使传统价值观念失去最后的合法性，但政治机会主义者出于纯粹反动的目的，将儒家的某些观念玩于股掌之上，作为维护腐朽社会和寄生其中的腐败官僚与军阀的支柱。儒家学说与社会政治保守主义的继续联结，使整个传统文化遗产都受到了猛烈抨击。

1915年至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传统文化，号召要彻底摧毁旧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年轻热情的亲法者(Francophile)陈独秀首次发出了在中国进行一场文化革命的号召。他于1915年结束了在日本的自我流放，返回中国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为了更明确地反映他反对传统的决心，他后来用法文“新青年”(La Jeunesse)给杂志命名。1921年，这位近代法国民主与文化的崇拜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领袖。

《新青年》对因其聚合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实在不容低估。他们的著作铸造了整整一代青年学生的信仰，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这些学生成为政治上的主力军和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在《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年轻的毛泽东，他深受该杂志的影响，1917年，他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一篇强调体育文化重要性的论文)。《新青年》灌输给毛和他的同时代人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文化观和道德观的彻底改变是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根本前提。他们要求的不是革新传统文化，因为他们多数认为，中国的过去几乎或完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保留。他们要求彻底革除过去的一切价值观念、传统和习俗，以一种建立在他们仰慕的西方民主与科学基础上的崭新文化取而代之。《新青年》杂志充满了对儒家学说的辛辣嘲讽、抨击和对传统的无情批判，这不单单反映认为传统已经过时、无用的观点，而且还表达了一种情感，即传统在道德上也是腐朽的，并且可能历来如此。

与无情否定中国的过去相应的，是对青年一代热切的信任。青年将是新文化的载体，因而代表的是一个崭新的、朝气蓬勃的中国社会的诞生。青年被认为较少受到旧传统的腐蚀，还没有被病态文化和病态社会所浸染，比其前辈更易于接受新思想和新价值观，他们被视为拯救民族必须进行的文化变革的代表。

《新青年》知识分子的另一显著特征——实际上也是现代中国分子的总体特征——是坚信观念具有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始终确信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必然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先导。毫无疑问，强调(和过分强调)观念特别是自己的观念的重要性，是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这种趋势的强度和韧度都是空前的，而强调思想意识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性作用，更是这种趋势的总体特征。

在陈独秀于1919下半年皈依马克思主义前，《新青年》还尚且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但是，一旦政治事变迫使它的许多撰稿人和读者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它最终生产出了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编辑部有两个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是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早期的党员主要是由追随他们、为这份非比寻常的杂志所发表的观点培育起来的青年学生组成。中国共产主义的领袖，即后来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都是出自这个青年革命者的早期团体，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他曾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助理。在他们新树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带有许多早期知识分子的烙印，如民族主义、反传统文化以及坚信观念可以铸造社会现实的唯意志论等。

这些不同的信念是难以调和的。赋予观念和思想意识以决定性作用，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强烈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内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主义内容和目标，或与马克思主义要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难以兼容。进而，民族主义又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否定互相冲突。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这些相互冲突的信念多次导致具有深远而重要政治影响的紧张局面。1915年至1919年间的马克思主义勃兴前的文化革命产生的这些问题和紧张局面，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重现在1960年代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文化革命涉及的中心内容都是批判和否定历史传统，都存在着协调反传统的冲动与民族主义感情的问题，都坚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够铸造社会现实，都相信青年是社会道德变革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泽东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产物，老年毛泽东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1915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运动最典型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叛。新知识分子彻底的反传统精神，表现了他们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取向以及对历史传统和制度在精神上的否定。反传统也表明了知识分子的社会独立性，他们作为一个新社会阶层出现于中国社会之中，不依附于任何社会阶级，也不是这些阶级的代言人。这样，在垂死的士绅阶级中，产生了一个肩负建立新社会制度的自主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个新社会制度中，他们所背叛的这个阶级将不复存在。

然而，这批知识分子缺乏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的手段。他们自主地位的另一面是在社会上孤立与政治上无权。他们提倡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观念和制度，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几乎无人响应。现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扭曲，使其没有能力作为一个承载自由观念和促进民主发展的阶级。

所以，知识分子发现自己与现代城巿处于隔绝状态，一如其在精神和物质上与落后的农村分离一样。社会上的孤立与政治上的无力，使他们没有根基，屡遭挫折，迫切需要在中国社会中寻根。对文化变革的疾呼呐喊，不仅是他们医治中国痼疾的理性良方，也表现出他们社会与政治上的孤独状态，没有能力进行他们渴望的变革。直到1919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重大转变后，知识分子的处境才出现变化。这种转变使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幻想破灭，给他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信仰。马克思主义为有效的政治行动提供了时机，也为结束他们的孤立状态提供了希望。

本文节选自迈斯纳《毛泽东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书。

转自 破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