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图书馆,读到一部论文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流叙述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反叙述》(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 narrative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2002)。它的编者庄爱莲(Woei lien Chong),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教师,她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是:《后毛时代中国的康德和马克思:知识分子的路径选择之李泽厚》,她入选文集的论文是其博士论文的延伸:《批评时代的哲学:论李泽厚、刘小枫等三个思想家》(Philosophy in an Age of Crisis: Three Thinkers in Post-CR China: Li Zehou, Liu Xiaofeng,etc)。
叙述的历史:“表达结构”与“表达心态”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是国外现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最著名的研究者麦克法加尔,不但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撰稿人,还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皇皇巨著。而这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流叙述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反叙述》则避开了历史真相和政治话语的纠缠,从“文革”时期的主流叙述(及“文革”结束之后的另一种主流叙述)入手,通过对相关文本的解读,去阐释“文革”研究的若干相关命题。这让我想到了海登·怀特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所言:“历史话语可以分成两个意义层面。事实与其形式解释或阐释是话语的显在或字面意义,而用于描写这些事实的比喻语言则指向一种深层结构的意义。历史话语的这个隐在意义包含着一种故事类型。……故事把编年史中按顺序排列的无意义的事件改造成假设的发生结构,人们可以就此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事件发生的内容、地点、时间、方法和原因)。历史话语中的这种故事因素甚至存在于最严格的结构主义的、共时的、统计学的或跨区域的历史撰写中。这种历史话语如果不是无言地把事件发生的顺序与把那个顺序改造成有意义的问题结构区别开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框架。”是啊,把众说纷纭的“文革”历史,从事件的辨析和高层领导人的意图揣测,沉降到对一批特定文本的解读上,发现其中的讲述故事的方法,以及讲述人的立场和方法,这是一种非常别致的思路。如文集的序言所讲,把德国、荷兰、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众多国度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文革”,是学术研究的盛事。它的着眼点,代替常见的纯粹政治分析,而去关注历史的主流叙述,研究其叙事范型和价值评判,具有创新意义。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有:关于“新人”和“新社会”的理想,关于从1950年代到“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宣传画的变迁(Stefan R. Landsberger,中文名田思);关于“文革”时期长篇小说和农村小说的研究(Lan Yang,系笔者此前评述过的杨岚专著《“文革”时期的中国小说》的节选)。汉学家田海(Barend J.Ter Haar)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民间宗教和秘密社会,并撰有相关的专著《中国宗教史上的白莲教》和《天地会:事实和神话》。他提交论文集的文章《中国传统中的妖魔(China’s Inner Demons)》,力图分析“文革”暴力的文化传统和宗教渊源——他从中国文化中的鬼和妖的传说与传统,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天父、清妖等对立的话语和实践体系,辨析中国文化中对于鬼、妖的形象建构和驱逐杀戮,及相应的心理塑造,也就是今天经常论及的“妖魔化”“非人化”。尼克·奈特,澳大利亚学者,毛泽东研究专家,其论文《从和谐到斗争,从永久和平到文化革命:改变未来的毛泽东思想(From Harmony to Struggle, from Perpetual Peace to Cultural Revolution: Changing Futures in Mao Zedong’s Thought)》,其主要论点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强调的是和谐,永久和平,后来却演变成为斗争学说和文化大革命。新西兰坎特布里大学政治学教授安·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的论文则分析了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文革”经历,和他们无批评地接受乌托邦想象的迷误,以及“文革”从最初的世界革命目标到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逆转给他们造成的命运悲剧。
文集的序言,出自美国著名学者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71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毕业,代表性著作有:《刘少奇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群众批判的政治学》(Liu Shao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New York,1974 and 1998)、《苏联模式与其国际性潜在影响》(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中国对民族认同的探求》(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现代化下的中国》(China Under Modernization)及《南亚的核危机》(South Asia's Nuclear Crisis)等。1989年,中国大陆的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其关于刘少奇的专著。我读此书,印象颇深,一是其中引录了红卫兵审讯王光美的一大段记录,在那样极端化的情景中,在官方将刘少奇界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而遭遇灭顶之灾面前,王光美处处在为刘少奇辩护,不退让,不屈从,让我非常佩服这位女中豪杰。二是迪特默在比较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领袖人物时,区划了毛泽东的戏剧型人格与刘少奇的强迫型人格并进行了性格类型比较,方式新颖,结论独到,也催我生发出许多新的思考。
迪特默在为论文集写的“序言”中,充分地描述了“文革”及人们对“文革”的态度、人们反思“文革”的错综复杂性。一方面,他们渴望从过去吸取教训,探究“文革”为何发生,错在哪里?一方面,他们又想凭借清算以往,去追求物质的和精神的利益。而“文革”本身也是充满了混杂喧嚣的,它是反精英的,又绝对肯定领袖价值;它是反传统的,又充满封建迷信;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又并存着专制主义。超越那种“一言以蔽之”的简单概括,“文革”是同时存在着诸多不同方向的。(原作者:张志忠)我愿意补充迪特默的观点说,“文革”的复杂性,还在于历史的叙述与叙述的历史之间的纠缠,尤其是像“文革”这样曾经牵动了一个民族的情感和命运,延及历史与未来,因此被反复诉说、言人人殊的重大历史事件。新近发生的宋彬彬道歉及其激烈论争,以及对于卞仲耘先生死亡的多种描述,就可见一斑。
迪特默指出,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不止发生一次,而是要经历多次,被人们反复述说,几代人相续述说。何况现在恰逢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于叙事的建构性空前地重视?
迪特默把叙述的历史置于聚焦之所在,以便超越单纯的政治分析的视角。进而,他还对于历史研究的客观主义视角进行质疑。他说,“我也希望摆脱统治着以往的革命研究的客观主义视角”。他认为,尽管讨论了道德与话语,撰写过《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的马克·塞尔登和撰写过《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的周锡瑞,与大多数他们评论过的学者一样,首先关注的是客观的现实,而不是表达的现实;在结构层面,是社会-经济的和制度的背景,而不是象征性领域或话语的形态;在主体(agency)层面,是行动和事件,而不是思想和态度。然而,现在的研究范式,正在发生大的变化,向后者转移。正如毕瑞森所言,目前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已经几乎完成从社会和经济的客观性维度向话语和文化的表达性维度的转移。同理,“我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的相互关联上,以及客观性行动和表达性心态的相互关联上。把‘文革’纳入革命研究,是试图把文化/象征维度整合进我们的革命概念之中。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土改这样的社会—经济领域,也包含了‘文革’这样的文化—政治领域。我们试图以此来洞悉客观的领域和表达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样的思路,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应当有很强的启示性吧。
洛厄尔·迪特默还为文集提交了题为《改革时代对“文革”的反思》(Rethink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mid reform)的论文。该文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把“文革”结束后,中国对“文革”的反思,分为五个阶段:
华国锋时期:1976—1978年,公开坚持“两个凡是”,仍然从正面肯定“文革”。
1978—1980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历史决议”为标志,公开终止了“文革”,并且含蓄地批评“文革”。
1980—1983年,在明确否定“文革”和含蓄肯定“文革”的两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4年,提出了彻底否定“文革”,并且在追溯“文革”根源时发生自相矛盾的争论。
1989年以后,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共改变了“文革”反思的前提,但官方仍然坚持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方针。而对于民间的“文革”电影、“文革”纪念物等在大众文化层面上的兴起则不表示态度。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重新提出“和平演变”“阶级斗争”,这样的向“文革”提法的回归,也曾经造成新的思想混乱。不过,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反对极左思潮的提法,及时地遏制了这种回潮。
“国际主义”与“大民主”的召唤
这部论文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新西兰坎特布里大学政治学教授安·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的论文。布雷迪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为《洋为中用:人民共和国对外国人的管理》(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其提供本书的论文为《红与专:中国的外国友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1966—1969)》(Red and Expert: China’s “Foreign Friends” i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它考察了“文革”时期1966—1969年间,外国专家对“文革”的参与和被清洗。她强调了中国外交中的民间外交和“外国友人”“国际主义战士”与中国“文革”的特殊关系,并且由此剖析这些被中国和毛泽东所吸引的人们,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思想变迁。布雷迪进行研究的文本,则是一批历经“文革”风浪的外国友人的回忆录,如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和 Amanda Bennett等合著的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Simon & Schuster.(1993),中文译本为《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出版;多人所著《在华三十年》,新世界出版社1982年出版,以及杨宪益的回忆录《漏船载酒忆当年》等。在此基础上,布雷迪梳理出当年的一批“世界公民”,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在红色中国的曲折经历和心灵历程。下面就着重介绍布雷迪的有关论述,并给予资料补充和论证。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骉海瑞罢官?骍》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身处其中的人们,上至刘少奇、彭真,下至文化界和普通民众,都未能意识到,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同月24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一批外国专家,他们是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80寿辰祝宴的。在接见中,毛泽东和他们纵论天下大事说,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世界革命态势正在下降,因此迫切需要一个领导的党,而中共就是这样的力量。他也谈了对美苏两国的态度和对继续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的渴望。{1}这样的表达,显然是在阐释他即将发动“文革”的构想,而在场的外国友人还不知其真意所在,直到“文革”爆发的数月之后,他们还在回味这一天毛泽东的谈话。(原作者:张志忠)中共在其斗争历程中,一直得到国际友人的赞同和帮助。现在要在世界上重划阵营,也把得到外国人的支持看作关键。在中苏交恶之后,来自苏东的红色专家撤离,而1963年起,一批来自其他国家的技术专家陆续抵华,他们也被邀请参加政治学习和集会,许多时候是由李敦白向他们介绍情况的。{2}李敦白是最接近中共高层的外国人,也是中国政府与外国专家之间的协调人。在与美苏的对峙中,毛泽东急于推进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性革命,因此非常需要来自外部的支持。1966—1969年,中国报纸上充满了关于外国友人支持中国和毛泽东的文章。而中共“九大”则宣称,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在日本、西欧以至资本主义心脏的美国爆发,反越战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学生抗议等此起彼伏。不管它们离中国多么远,与“文革”多么不相像。
在斯特朗和李敦白眼中,不仅毛泽东,红卫兵也是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的,他们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而且认为,先从中国内部做起,然后再扩散到世界。两人在接触了很多红卫兵之后,感到了激情的燃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我参加了红卫兵》中写道:看着李敦白和红卫兵亲密无间的同志般交谈,想到了约翰·里德和他的《震撼世界的十天》。Milton Dvide和 Nancy Dall Milton等的著作《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的革命年代——1964—1976》盛赞“文革”的大民主,说“文革”造成了“多么充分的自由、民主,人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可以阅读任何他能够得到的读物,尤其是那些最普通的人们变成了政治哲学家。他们都为空前的大民主而激动。自由组织,自由表达,自由办报,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还有路易·艾黎、爱泼斯坦等,都在自己的叙述中极力赞扬“文革”的伟大意义。
在这些叙述中,“文革”之初,外国人是不允许观看大字报,不允许参加运动的。1966年6月,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四个美国专家给外国专家局贴出一张大字报,要求改变在生活上和政治上对外国专家的特殊规定,{3}并且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以其自由不羁的个性理解这些“老外”的苦恼和要求。毛泽东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