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工：一段安徽芜湖文革时的真实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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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安徽芜湖文革时的真实回忆

昨天，我看到一篇短文“权力——纪念文革发动49周年”，作者朱大可，才知是“五一六通知”49周年，作者借古讽今地带有魔幻般的笔调，把毛泽东和他那个时代横扫了一遍，也把我再次拖进对文革的回忆中。当今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对毛泽东崇拜？对他发动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仍然留有眷情？
我可以把我对一个地方的文革经过，做一次纵向回放，从中可以看出这么一种现象：唯有文革才能给那些极普通的小人物，有一次千载难逢地登上政治舞台的唯一的机会，成为当时当地鼎鼎大名的一个大明星，而历史从此就将这扇大门永远紧紧地关闭了。中国老百姓之中，怎么不会有人眷恋地感激毛泽东所给予他们的那种特许，虽然最后不免还是以悲情谢幕。但是理智归理智，感情归感情，世间又有多少事难说得清楚理智能代替感情？
正如我在1965年10月随着红卫兵大串联的洪流，第一次来到了上海时，晚上和同学们赶到黄埔江外滩观赏夜景，突然从海关钟楼上发出报时的“东方红”乐曲，顿时让人感到无比激动，此时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一起涌上心头，被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衬托得更加辉煌伟大。心中犹然感谢他让我们有机会周游全国各地，他老人家比父亲还亲热慈祥。一想到他说的“你们青年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在你们身上”时，全身热血沸腾，感动的泪水就想流出，那时候我们谁不想为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献身呢!
正如朱大可在文中描绘得那样：“毛泽东才是当年最大的歌星，他在天安门上的歌唱，曾经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怒气。那些在广场上的规模庞大的演唱会，成了六十年代最壮观的景象。他挥动帽子的手势，俨然一组慢动作的舞姿，从中迸发出了整个民族的信念与仇恨。时间在这里摒住了呼吸。而在毛的四周则聚集着人民的崇敬。….伟岸的身影在城楼上屹立，而人民在狂喜、欢呼和流泪，他们互相模仿，迷恋自己塑造的神，拥戴他的最高指示。领袖和人民都喊出了“万岁”的口号，彼此向对方施以热烈的语词按摩。”
只是面对后面的灾难与苦难，才戳穿了这一切只不过是政治的一场把戏。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对一个民族，这么多人口，造成这么巨大的伤害和欺骗，又能使许多人至今执迷不悔，历史上除了西方的耶稣能做到，难道毛真是东方的上帝不成？正因为毛没有耶稣那样仁慈善良的悲壮背景，只有留下被他伤害的无数个人，和无数谎言及欺诈的回忆，才让人们从理性中惊醒过来。
我所要回放文革中的这个城市是安徽省芜湖市，长江流到这里不是向东，而是直向北方流到100公里外的南京，变成一江春水向北流。正值我刚从南京搬到芜湖居住的1965年，就听到大街小巷到处传唱着一种很土的歌曲，即后来成为十年文革圣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芜湖，解放前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是一个商铺具多的古老城市。又是一个以机械工业、轻工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因此吸纳的就业面不多，每年积累大批闲散的无业人口，使得小商小贩为生的人颇多，大街小巷到处充满着小贩的叫卖声。后来全国闻名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就是这个城市的典型代表。除此，还有三种职业人数最多：一是拉板车运货的多，后组织为搬运公司； 二是泥瓦匠盖房子的多，后归属几家建筑公司所管； 三是挖土方的临时工多。是一个小市民为主体的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这里的市民出言粗鲁，地方语很重，动辄喜爱自称“老子”，滋事好斗的人较多。正是这么一些不安定的贫困人口，才会成为一触即发的不安稳的文革动乱之源，造成文革武斗时间最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这里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先前也是懂得不能“犯上作乱”，各单位死水一潭。可是自从1966年的11月份，来了一支“京沈串联队”的红卫兵组织（即北京和沈阳几所大学串联来的学生，其中有北师大的），情况才逐渐起了大转变。这批大学生中有位叫曹福润的代表造反派一方，每晚与代表保皇派一方，外号叫“吴大吹”，是当地皖南大学红卫兵组织的大辯论。他俩各自坐在带有高音喇叭的公交车内辯论，吸引众多的市民围观在市中心鸠江饭店的十字街上旁听。二人口才都是一流的水平，脱口成章，引用马列主义和毛的语录尤其精采，此时此刻掌声雷动。
那二个月，是芜湖人民如痴如醉地沉浸在文革“四大”中的甜美中，在最狂热的气氛里度过来的。在他们的这一生中，谁又能带给他们有这样无比欢快热烈的场面？又有谁能预料到这就是煽动人间仇恨的阴火，最后能点燃烧毁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熊熊鬼火？
芜湖人就是在这里点起一个个的火炬，跑回到各自的单位里，点燃一堆堆阶级斗争的干柴，把牛鬼蛇神们祭架到烈焔旁刑烤着、取乐着，人性在这里全变为兽性。它带给后来最恐怖的一页就是二年多的武斗事件，芜湖人释放出人性中最残忍、最丑陋的一面，把这里搞成人间地狱。
文革中的暴力事件，尤其是血腥腥的武斗事件，是文革史的重要部分，我们只知道多少当官的“走资派”，多少“黑五类”的知名人士受到迫害，但忽略比之多出几千倍的平民为此奠祭出的生命代价。他们的生命同样也是宝贵的，却从来没有人提及过他们，他们如偶然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消失在杂乱的各种事件之中。然而他们不是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死亡的，曾经历过他们死亡过程的人，许多还活在当今，但是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全部消失了记忆。是否这段历史可以值得史学家和作家们编写，我认为值得。我曾是一位远远的观察者，只能凭借着回忆，写出这个城市中，在这段不幸的时间里所遭遇到的一些零星的印象。
网上流传说中共中央曾经有一个调查组，专为文革武斗事件进行调查，经向当事人了解情况、经整理相关材料、复核有关资料后统计出：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
据我观察1967年-1969年期间，芜湖武斗事件也有几百上千人死亡。一些不大的单位死2、3个人是常事，如芜湖灯芯绒厂67年上半年就被打死二人。芜湖一中二派互相斗殴各死亡十多人，还有芜湖电校也是出了名的。死亡较多的单位如芜湖造船厂、芜湖纺织厂、长航等等稍大的企业。
芜湖武斗的起始在1967年2月，由于两派为了夺权发生分歧，分裂成为二个组织，一派名为“芜湖三结合筹备处”，简称“三筹处”；一派名为“造反派联合总司会部”，简称“联总”。和全国各地一样造反造反必须造出势不两立的二派来，从此，已不在以“四大”的文攻形式进行了，武卫的红色暴力逐渐越演越烈，最后取而代之大字报、大辩论。马路上时有群殴现象发生，直打到每个工厂、每个单位内部，从此停产不上班了。在没有动枪武斗前，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人被打死，于是一派武斗人马浩浩荡荡地抬着尸体上街游行示威，冲满杀气的复仇气氛弥漫在芜湖的大街小巷。被打死的都由各派称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光荣牺牲的烈士，那时候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1967年的5、6月份，我曾目睹过几次斗殴场面。
一次是“联总”组织的游行，当队伍行进到北门时，“三筹处”一方的十中学生组织“为政权战斗队”占据花津街口的工商联大楼，用高音喇叭喊叫挑衅，结果双方先用砖石投掷，游行队伍顿时停止，改为联总武斗人员围攻该楼之势，并很快控制了这幢三层楼，被暴打的学生都跪在窗口，双手举着投降，然而身后仍然有人拳打脚踏。时而有人忍受不了的从三楼窗口跳下，然而仍然遭到下面人员的殴打。我当时正在对面的手工业文化宫楼顶上，亲自目睹了整个事件的惨烈过程。
还有一次是在皖南大学校（即安师大）南大门口，一群“联总”组织的工人围住该校一名体育系的学生，说是凶手，该学生手拿剪刀，双手举过头，满脸是血。他穿着汗衫背心，身体十分壮实。这群人跟着他一面走着一面用拳头狠狠击打他的胸部，其打击声如沉闷的鼓声，令人毛骨悚然、撕心裂肺，被害人滿口喷血，周围没有谁敢制止。还有一位姓王的一中学生，我见过此人，长得块头很大，是一中“敢死队”的一员干将。几个月之后听人说他被另一派学生抓到，捆绑起来关在房间内，几个人轮流用铅球将他活活砸死。
建筑学校“猛虎队”的一位姓季的坏学生行为更加凶残病态，他把一个女人脱光身子吊起来殴打，并用扫帚把塞进她的阴道，最后活活折磨致死。市革会成立后把他抓起来审判枪毙了，临刑时他还毫不在乎。那几年整个社会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也让我见识到暴民的可怕性。
终于有一天“三筹处”调来上万人的“农总司”上街示威游行，头扎白毛巾，手拿长矛大刀，个个如义和团一样。而“三筹处”“工总司”的人马，则是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铁棍焊的三角刮刀，以“长航”单位为主。“联总”一方的武斗组织起名为“敢死队”、“轻骑兵”等等，以土方队、搬运公司以及无固定单位的临时工和社会闲散人员为主。武斗最为惨烈的一天，发生在1967年7月13日，后称 “7.13事件”。当地军分区、武装部支持的“三筹处”，动用枪支武力将“联总”一方彻底赶出芜湖市，许多人被枪杀在逃往城南的鲁港镇路上，或长江边的芦苇荡中。随后几天中，“三筹处”在市二院举办了一个陈尸教育展览，组织各单位群众排队参观八名身装军服的尸体。他们横放在夏天的烈日下，身上爬满苍蝇和蛆虫。说是被“联总”一方打死的解放军，如有疑异者当场揪出，跪在腐烂得臭不可闻的死尸旁爬过去。
此时安徽省蚌埠、淮南等地也发生类似的武斗事件，于是中央调动南京军区的6408部队，即李德生的第12军对安徽省进行军事管制。又派130师军管芜湖。解放军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支左不支派，并动员二派坐在一起谈判成立革命委员会。从67年底到69年上半年之前，仍有不肯交出枪支的二派武斗人员占据在城市中心制高点的大楼上，每天相互射击着，比玩着各自的枪法，也时常有路人被冷枪无辜地打死在大街上。市主要马路上大白天常常死一般的寂静，无一人通行，更不要说商店了，全部关门停止营业，许多部门的行政大楼成为各个武斗组织的巢穴。只有阵阵机关枪、冲锋枪和步枪的枪声，甚至夜晚也是如此。人们在担心受怕中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我曾一度近距离地观察过他们。大概在67年8月，我和十几个闲在家中无事做的同学爬火车跑到上海“第二次串联”，住在安徽省驻沪办的芜湖接待站中，地处延安中路靠瑞金西路附近的海员俱乐部二楼。免费吃住，相当于难民处境，都是“7.13事件”中被打出芜湖的“联总”一派人员，也包括武斗组织，有几百人。在那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我们游手好闲地在上海东逛西荡，有时晚上听“联总”组织大家读报学习，或观望他们摔跤消遣。这样人中数饮服公司的小裴摔跤最厉害，他就住在我家附近，长得一身健美的肌肉。还有“轻骑兵”的“朱大个子”，一个身高2米左右，体格健壮，留着八字胡子，弯曲的头发，颇象中东人的相貌。一个标准的美男子，成为我对英雄的一种偶像。
那时的我，总认为他们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又都是长得“身大力不亏”，象罗马角斗士一样的体魄。胆量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敢于冲破旧秩序，藐视生死而不顾，在那乱世中我看到这么一群人，曾经默默无闻的一帮小人物，他们举止粗鲁，却把芜湖的局势搅得天翻地乱，决定无数人的危安达二年之久。
大概68年底到69年，在6408部队的不断努力下芜湖革命委员会终于成立了。在此期间，可能为进入革委会名额问题，有的组织带领大批人冲击师部，有位小战士为保护枪支不被抢走，急忙中拉开手榴弹把自已炸死了。解放军确实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才取得芜湖市民的信任。使得军长李德生，政委宋佩章从此出了名，中央将他们大联合的方法，以及如何解决芜湖武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一个毛泽东从不认识的少将李德生，1970年4月被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成立了的芜湖革委会69年后对“众神的审判”开始了。—些有血案的人被判刑服狱，也有枪决的，更多的是审查后巡回批斗。中学生中二派有名的头头是:“联总”这边有芜湖一中“敢死队”的傅法义，“三筹处”一边的有芜湖电校“敢死队”的胡中奇、胡杏芳(女)。参加武斗的大学生一个也没有。文革早期煽风点火的皖南大学的“吴大吹”，武斗刚兴起早已闻风而逃，不愧成年人成熟了一分。
从文革后期开始落实的政策中规定，这些骨干分子，即几类人不会再重用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曾见过这些文革武斗中的活跃分子，他们有的竟然当上了企业里的厂长、科长，可见胆大和活跃的细胞本能仍在起作用，显然如战后的纳粹分子一样隐藏了自已的过去。电校的胡杏芳在潜水器厂任技术科长，当我有一次预订一台设备和她交谈时，仍然那么开朗、干练，还是一股女强人的气势。当年龟缩在家中当逍遥派的人，看到她被打倒又能爬起来时，一定会很自惭不如。
倒是有一点值得一提的，那时社会虽乱成—团，但是没有人敢偷盗抢劫。武斗分子把商店的糖包、盐包堆成防御工事，却没有一个人向家中搬的，可见平时的“斗私批修”还是起作用的，人们表露出都是听毛主席的话，忠于毛泽东的思想，否则不会提着脑袋出来闹革命的。但是他们又是受毒害最深的人，最容易受蒙蔽，最容易冲动的人。毛泽东的精神催眠术让人们忘我革命，但绝对不能忘记他老人家，更不可怀疑和背叛他，否则脑袋搬家。
还有“轻骑兵”的那个“朱大个子”， 他和一些无工作的弟兄们，被安排到淮南煤矿挖煤，因他力气很大，100公斤的水泥袋他一只手夹一袋信步走着。因为他食量太大留在矿区看浴室还是不行，后来吵闹后回芜，不知再安排什么工作。最后一次我看见他是在二街的洗澡堂里，他在本已闷热的热水池里泡着，用饱含忧郁的男低音高唱着《白毛女》里面的一首歌曲:“只盼那深山出太阳”。封闭的浴室顿时充满着他那深情的歌声，看到他威武的八字胡的脸上，暴起了一道道青筋，我在想，这么一个八头高的身段，如大卫王那般的气宇，走在马路上多少女人喜欢直瞪瞪地望着他，有的大胆地喊着“朱大个子好!”。
他曾是芜湖街上的一道风景——一只手举着“轻骑兵”的大旗，威风凛凛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改革开放后，也听人说过，他曾当过“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久的私人保镖。曾经万众瞩目的武斗人物，成为商贩底下的一点剩余价值——最后一次昙花一现。一生走不到正统的人，如梁山草寇，只能落得如此的地步啊！

201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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