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宇平：我在八一学校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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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八一学校十五年


我是烈士的后代。未满两岁时，父亲即撒手尘环，长眠于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母亲因长期战争生涯，积劳成疾，患有多种慢性疾病， 需要长期住院治疗，无法抚养孩子。我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加上文化革命两年， 大约有十五年在八一学校度过。即便是寒假和暑假，也极少回家。
是八一学校的领导、老师和阿姨们，精心把我带大。教育我成人。
八一学校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的家。

一，美丽的校园
八一学校，座落于海淀镇苏州街南段西侧。南北长约一公里，东西宽有三四百米。东边院墙有四个大门，西边院墙有一个大门。它与东边院墙中间大门相对。连接东西大门的炉灰马路，把学校分为南大、北小两个部分。
北部的东北面是生活区，有一个大门。学校组织小学生到校外参观学习或举办假日活动，都在这里乘车。西面是动物园和植物园。
我在幼儿园时，那里养了不少动物，有鹿、猴、狐、兔等，还有火鸡和奶牛。 小朋友们最喜欢又最害怕的是斗猴。花棚养花的白胡子老康伯伯对人很和善。那里还有一大片菜地，由学校工友管理。园中经常可以捉到小刺猬 青蜓和大蝴蝶。现在菜地已经消失了，上面盖起了教学楼。
北部东南方向是幼儿园，大约占北部总面积三分之一略强。现在叫乐家花园。不过“乐家花园”的名字，是在我离开学校二十多年后才知道的。
小学四年级前，它被称为“幼儿园”。五年级后男、女生分班，女同学住进了那里，于是同学们称它为“女生宿舍”。也许是女同学们更懂得保护环境？所以才让他们住进去？方正男生都住在丙、丁两个宿舍楼里。
乐家花园很漂亮。我的幼儿园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很小，无法理解中国园林艺术。长大后时常惊叹它的精美。
乐家花园分成许多小单元：东西两条平行假山把它分成南、中、北三个部分。南北两条假山和围墙，又把它分成了曲径相连接、山洞相沟通的几个单元。进入西北院，要经过假山前一座小桥；院中房前有几棵柿子树，它是否叫“柿子园”不得而知。中北院是北、东、南三排红廊灰瓦的大房子环绕着几棵大海棠，好象叫“海棠园”。三、四岁时，我就在这里度过。
西南单元较大，有个南大门，后来把它当正门。我在幼儿园时，以东面为正门。当时好像西北是小班，西南是中班，东面是大班。
西南单元的院落，是由假山、乔木、红房和绿廊包围。院子中央矗立着一座环廊大殿。 大殿南面有十几棵高大的柿子树，大殿北面是一个由太湖石围起、东西长而弯曲的池塘，里面曾经养过鸭鹅。池塘上架有木桥亭榭，十分漂亮。放寒暑假时，我们这些不能回家的孩子都集中在这里。
中间西部的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白皮松和两棵玉兰树，很幽静。我和小伙伴们在这里找过松鼠。幼儿园的大班，在乐家花园东部。那里有两个小操场，南面的操场可以做游戏。北面的操场有个灰土搭的舞台，上面可以演节目、放电影。每到放电影时，教职员工们都来，很热闹。
乐家花园里假山很多，绿化极好。高大乔木与低矮灌木错落有置，松柏成排，冬天依然有许多绿色。这里还是个鸟类乐园。夏天的黄莺，叫得好听极了。山喜鹊和其它鸟类也很多。
据说，北京近郊现在只剩下不多的几群山喜鹊了。
我常常纳闷：那个时候的人怎么会懂得生态平衡的？
八一学校的南部比北部大。原先只有小学部，后来建立了中学部。
它的北面是共青园。共青园由柏树环绕，里面有六个桧树组成的园环。
共青园里，夏季花木繁茂，空气清新。我在96年一次回校时，还在那里见到过小花鼠。真是难得的环境保护意识。
当然，最让人惊叹的是小学部的整体设计。
小学部把北部的宿舍、食堂、澡堂等生活区，中部的礼堂，南部的教室和图书馆等教学区，全部用走廊连接起来。中部礼堂前的操场，是初小出操的地方。教室南部东边操场可以踢足球，西边操场可以打篮球。它们平时是高小五六年级出操的地方。
四排教室和中间连接的走廊，构成“圭”字。真可谓：坐北朝南，黄天厚土（双土为厚），意义非凡。从整体结构“由北向南”看，它形成“生活为基础，学习做中坚，体能要超前”的特殊内函。
小学部门前有一横幅，上面写着：“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落款是“毛泽东”。
进入小学部，右边是教导处，墙上挂着“为人民服务”标牌。左边是图书馆，门上两个斗大的“静”字。小学部每间教室都一样，讲台一侧是三块连在一起、黑中透绿的玻璃黑板，上方挂着毛主席像。
教室后墙上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毛体字，下面是班里的“学习园地”。教室南侧有两个门通向室外露天阳台。阳台前种有花木。
小学部东面的假山，隔开了教师生活区和教学区。后来，小学部东南角又建了小工厂。学校西边院墙种有两排柳树和三排杨树。它们长大以后， 每当春、夏、秋三季风起，柳枝袅袅，杨叶娑娑。大杨树下“锻炼身体、 保卫祖国”的八个大字标语牌，无论什么时候看到，都会使人感到军人后代身上的责任。
小学部与标语牌之间是大操场。操场北面是学生宿舍楼。南面是中学部教学楼。可惜中学部教学楼质量不太好。不过，教学楼上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十分醒目。
卫生所在小学宿舍楼的北面。小学宿舍楼与卫生所之间，原先隔着一个宽三十多米、长约九十米、深两米多的大坑。里面每年都种满了白菜或者是萝卜。我上中学时，修成了游泳池。
我对卫生所印象很深，其预防为主的宗旨和精心治疗医风，使我当年深受其惠。
学校的大礼堂，当时在海淀区是少有的“大型集会场所”。同学们常在这里看电影、瞧演出、听报告；举行入队、入团仪式。所受教育极大。
当年的一些电影和报告，都曾经使我们这些少年人，在心理上受过强烈震撼。毕业离校后的几十年中，我曾经多次独自返校。
每当走近卫生所时，就感到一份严谨。每当走近大礼堂时，就感到一份庄严。这也是一种美。也许它不属于感官，但绝对凝聚心灵。

二，尊敬的师长
我很小就到了八一学校幼儿园，而且一直没有回过家。
大概在小学二年级时，我们姐弟三人才到母亲治病的医院，向招待所借了一间小房子，度过了一个寒假。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更深的是幼儿园的老师和阿姨。
她们教我穿衣、叠被、洗脸、吃饭、识字、游戏…。当我也成为孩子之父时经常感叹：平地上突然冒出来一百件事来！
而我在幼儿园时，一个班上二三十个孩子，都只有三、四岁， 没有自理能力。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吃喝拉撒睡，穿玩洗病学…；无论什么事情，都只能依靠老师和阿姨。
我忘不了把我带大的王老师和剑虹老师。暑假带我们洗澡、游戏；寒假领我们逛厂甸。幼儿园就是我的家。
上小学了，一、二年级的班主任是张炳煊老师，生活老师姓徐。张老师是优秀班主任，管理学生和语文教学都很有一套办法，我们班考试总是全年级第一。
管理生活的徐老师教我们打扫个人卫生和集体卫生。晚上由夜班阿姨叫醒爱尿床的孩子上厕所。记得我那时不懂得讲卫生，一到冬天手就黑得象乌鸦爪子，都是裂口。徐老师用热水给我泡掉了一层厚泥，又抹上凡士林。看着两只干净的手，也不觉得手上的裂口疼了。
三、四年级的小学生，正是“狗讨嫌”的年龄，非常调皮。班上先后换过好几位老师。在我记忆中最深的是黎老师和吴天相老师。黎老师经常给我们讲道理，而我似懂非懂，经常旷课、逃学。想起来太对不起她了。真想向她当面道歉。请她宽恕我小时候的不懂事。也许黎老师早已宽恕了我。
吴老师对我们这些调皮学生则是“武力征服”。当时很恨他。学校老师中的“打人风”波及到许多学生，学校曾经反对过“军阀作风”。
当我离开学校、遇到了更多挫折后，我理解他那时是恨铁不成钢，只是有点过于粗暴了。秉心而论，吴老师语文教学很有水平。他和张炳煊老师都是优秀班主任，都受到过中央首长和毛主席的接见。
五、六年级时，男女生分班，班主任是邓运鸿老师。他长得很瘦，同学们背地里称他“教授”。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许多老师和同学依据我在学校的表现，都想不到我这个自小调皮不用功、父死母病无依靠的孤儿，后来会考上大学。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邓运鸿老师鼓励我不随俗、不从众，只有他鼓励我要有自信，要苦读书。也许是邓老师这种教育方法，使我养成了爱看书、爱想事的习惯。离开学校后，这个习惯，使我受益良多。
在六年的小学生活中，张秀阶主任、刘晓春校长、老官阿姨，给我的印象最深、也最美好。
张主任一直对我们这些烈士子女特别关心，经常问寒问暖问学习。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见到她就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
刘校长那一声苍劲深沉的“孩子们那……”，总是能在我心中激起阵阵热浪，今生今世无法忘掉。
老官阿姨在我们这些孩子还只有十来岁时，就教我们洗衣服、拆被子、打补丁…。
八一学校的卫生所，在我心中是“白衣天使”聚集的地方。
小时候身体不好，三天两头住卫生所。八岁时因打饭撞翻粥盆，左侧从头部到前胸的表皮全被烫掉。偶然照镜子，自己都讨厌自己。而卫生所的大夫和护士阿姨总是鼓励我：养好病再补课，争取期末好成绩。
许多老师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自然课沙老师的循循善诱，算术课崔老师的一丝不苟，音乐课郭老师的认真友善。少先大队辅导员文雁老师的庄严和蔼，美术课张老师的耐心细致，体育课童老师的严肃负责，还有马文思老师的豪气十足…。许多领导、老师、叔叔、阿姨，都对我帮助很大。
八一学校对我，既有教育之德，又有养育之恩。
忘了是谁对我说的：小学当然是母校，中学就不能全这样讲了。
这话也许有些道理。
上小学时，我很少见到母亲，见到后总是先喊老师或阿姨，母亲曾经很伤心。过完一个月假期回到学校，因改不过口来，见到老师会先喊妈妈。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上中学以后，极少再发生这类情况。
不过，在八一学校的中学时期，我自己觉得更象生活在一个由老师和同学们共同组成的大家庭里。团结、和睦、朝气蓬勃…。
初一的第一位班主任是刘锡鹏老师，绰号“刘几何”。他的中国水墨画功力很深厚，一手好丹青令人羡慕。他经常对我们伸出大拇指说：“我们要做这个”，接着又伸出小拇指说：“不要做这个”。但是他的大、 小拇指粗细差不多，同学们经常会因为看不清楚是那个手指头而哈哈大笑。
刘老师讲课，思路严密、说话风趣，大家都很爱听。可惜不久调到外校去了。据说当了某个学校的副校长。
后来的班主任是张广锡老师与何玉林老师。
张广锡老师年纪比较大，教语文。讲课即有水平又很严格。一笔好版书令人佩服。同学们私下传言：楷书仁道勤老师第一，行书张广锡老师最好。
何玉林老师比较年轻，教代数，很潇洒。有一次我说他和教体育的王金锐老师长得很象，如果不是兄弟，八百年前肯定是一家。
他潇洒一笑，算是回答。何老师的教学水平相当高，讲课从容不迫，鞭辟入里。
英语老师是徐顺意。我和几个同学不用心学，英语教研组特意组织了英语小班，由周发根老师教我们。那时老师很年轻，同学很淘气，会发生故意气老师的事。回忆起来，很是后悔。如果能重做学生，我一定好好听讲。
刘珊老师教化学，她总是那么和蔼耐心。教几何的杨老师，经常给我们出课外题，连最调皮的学生都积极参加这种智力测验。
陈福仁老师的物理课，能激发学生们当个少年发明家的幻想。课外物理活动的航模与无线电小组，是许多同学最向往的地方。
教地理的王老师，第一堂课不看书本，先在黑板上画了张中国地图，把同学们全镇了，从此听课都特别很认真。
秦学简老师教美术。在他具体指导下，我的素描造型技法提高很快。
秦荣国老师教政治，孙老师教生物…；中学时期的学习紧张、有趣。
当时各科都有课外活动小组，而且经常定期活动。学校的学习空气非常浓厚。教体育的王金锐老师告诫我们：要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必须要有好身体！这就要刻苦锻炼！同学们对体育运动都有特殊喜好。
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各个操场都是人声鼎沸。一些调皮学生为参加集体活动而自我解嘲：锻炼身体，保卫自己；锻炼肌肉，防备挨揍。
然而，一旦融入集体体育活动，你必须懂规则、守纪律、提高体能与技术水准， 才能获取荣誉。既然加入了集体，就要首先考虑集体。许多调皮学生从此变好了。
中学时期，武峰老师是我和许多同学都永远无法忘记的。他是一团正气的象征。我和他过有许多小故事，大都是在自己做了错事的时候。
他通常是威严地告诉我：要知错就改。在他身上，我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师道尊严”。每到寒假和暑假，为了使我们这些不能回家的半大孩子感到安全，他总是搬到学生宿舍楼去住。
权权赤子心，谁无体念？他是我最敬畏、最尊崇的老师。
整个中学时期，老师和同学的关系特别融洽。当时叫做“老师和学生打成一片”。换成时下语言，可能该说是“师生之间混得特好”。
在全国学雷锋、学王杰的大气候中，八一学校：校风正、师风正、学风正。当时北京三十多所干部子弟学校，提出“学八一、赶八一、超八一”的口号，不仅仅是因为八一学校的升学率高。而是因为八一学校，从老师到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素质都很高。
我在八一学校不是好学生。初三毕业以前，除了几何，其它课程都是一般般。这固然与刚上初一时，寒假中得了一场脑炎有关（每堂课听不到二十分钟就会头晕，第三节课后更是耳鸣不已，连走路都得重学掌握平衡。到初三时，这种后遗症才渐渐消失）。同时，也与少年幻想心理有关。
总以为：长大了，就什么都会了。其实，不学怎么能会？
真想向那些费尽心血教我，我却没有学好课程的任教老师道歉：当年不懂事，没有多用功。我也有难言之隐：我从未向老师说过我有脑炎后遗症。
八一学校融洽的师生关系，即使文化革命也难以破坏。虽然它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且给人印迹极深。误会实在太多了。
毕业离校时，李玉章校长希望我留在北京，因为我左臂有点残疾。同时文化革命中，我在学校小工厂里当了一年多“业余学徒”。
由于另有原因，我去了黑龙江。
我忘不了邸延武秘书为我忙前忙后办手续，送我到火车站的情景。他真是个好人。1968年7月13日下午，我登上了火车。只有朱新斌送我。看到别人送行哭泣落泪的场面，我根本没有泪水。我将独自一人走向北大荒，去那里铸就“难不避、险不惧、豪杰气，英雄谁爱行路易”的强悍性格。
我去的是边疆，我准备的是“打仗”：从中苏战场，见娃娃红心！
我永远忘不了八一学校“亲情、友情、师生情”的师生关系。
老师们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心血，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的学生，他们带着强健的体魄和肯于实践的精神走向人生新旅途。我也忘不了文化革命的伤害，尤其是外来人的伤害。
八一学校的老师，最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三，难忘的同学
八一学校的许多同学，都是自小一起长大，朝夕相处十几年。从其他学校转来的同学，也大都在一起生活了三、五年。相互之间，非常熟悉。
我因自小身矮体弱、说话口吃、性格孤僻、不讲究卫生，许多事情参与机会少，旁观时候多。同年级同班级的同学，姓名、音容、性格和学习成绩等虽大都记得。但笑话怪事偏多，好人好事偏少。
幼儿园的记忆已经比较模糊了。能记得和徐陆宁关系不错。两人一起去掐老康伯伯的玻璃翠花吃，然后一起去捅马蜂窝。结果我们被马蜂蛰得四处乱跑，我还哇哇大哭。这种好朋友关系一直保持到中学毕业。他去当兵，我去北大荒，从此失去了联系。
再有就是李为民和李济民两兄弟。我们都是烈士子弟，寒假和暑假一起在幼儿园度过，象兄弟一样。李为民现任崇文区武装部长。李济民好像在山东济南什么单位工作。
小学一、二年级时，田耕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是个淘气包子。我和他经常被罚默写生字几十遍。他总比我写得快，总能先行逃离教室出去玩。班长白钟蕾负责检查。这种惩罚有一个好处：凡是生字考试，我们三个人经常都是一百分。一个好学生，两个调皮鬼。
三、四年级时，李军民给我的印象最深。我们曾一起逃学三天。起因是我们的母亲都在石家庄，想回家去看妈妈 。逃学那几天很冷，我们哆哆嗦嗦地走到火车站，没钱买票。只好又哆哆嗦嗦走到李军民在大华的家。他撬开门锁，给我做面疙瘩汤。第二天买了两个火烧，讨论是否走到石家庄去。
他母亲得知儿子逃学，从石家庄赶来找到我们，当着我的面，把他痛打一顿。我在旁边吓得目瞪口呆。第三天，军民母亲把我们送回了学校。
八一学校以前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当时我们都不到十岁，因为想妈妈竟然能走那么远的路。身无分文，还要从北京走到石家庄，真是异想天开。
自此，我能感觉到：同学的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让这些孩子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老师也真把这些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带。
初小时，男女生共用一张长桌。杨东荣和霍玲玲先后与我同座。她们都是班上的干部。上课时我不爱听讲，经常看小人书或是画小人，她们总是要管我。为了逃避管制，我得躲开她们。
偶然得到上届同学诀窍：迟到早退，不如旷课不来。一次旷课，不如一天旷课。反正都是挨一次批评。于是我开始经常旷课。有时一个星期也不去教室一次。
四年级开始男生同座，毛青力负责管我。不过，我上课时画小人，他也画小人，还比赛谁画得好。所有课本的书角，都让我们画满了小人打仗。快速翻动，象演电影一样。
当时正在建中学部教学楼，工地上有许多建筑材料。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搭建各种攻防工事。军人后代，对打仗游戏总是很有一套的。
工地附近，有很多蓉树，粉花绿叶，非常漂亮。在这个地方捉迷藏特别有趣。多少次他去找我上课，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也加入了捉迷藏行列。
当时旷课成了班上的一种风气，没有旷过课的同学很少。我和毛青利关系一直很好，他是第一个给我系上红领巾的人。中学毕业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后来吴天相老师执掌班主任大印，对我们这些调皮学生进行了“武力讨伐”，班上的纪律得以改观，同学们也差不多都失去了个性。
四、五年级之交，班上的调皮学生分别被留级或被强制转学，我这种既不能转学又不会留级的调皮学生，便成了过街老鼠。从此之后，开始了我在八一学校最不愉快的日子。
在这段时间里，我向上届同学范国海学会了做弹弓和打弹弓。经过几年苦练，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五、六年级男、女生分班，我从甲班到了丙班。从此以后，三十多名男生（有几位是后转来的）在一起吃饭、睡觉、上课、运动、 玩耍…；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五年多。到中学毕业时，同学之间的往来了解，比自家兄弟都熟悉和密切。折断时期，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同学很多。
班上的生活委员是汪伍霖。五年级时，同学们还小，小件衣服还可以自己洗，大件衣服要送到洗衣房去。每个礼拜，他都要背着全班的脏衣服去洗衣房，然后再把干净衣服背回来。通常要有两、三个同学帮忙。
为了衣服不拿错，他还要在衣服上钉好班级和姓名。这件事在七八岁时由生活老师负责，工作量很大。十岁以后我们自己动手。班上好几个同学的针线活都不错，我也是其中之一。自己钉扣子、缝衣服、打补丁…。
当时吃饭有定量。放假时要分发粮票、布票和其他票据。这些事也由汪伍霖负责。生活委员是班干部中“只出辛苦不出名”的角色。他几次提出换别人来干，自己好挤点时间多温习功课。可每年的生活委员都是他，直到中学毕业。可见同学们对他的信任程度。他是班上的老黄牛。
文化革命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每天早上起来冷水泼头洗身，然后从二楼窗台上跳到楼下去，说是“天天跳”。接着跑步，撑双杠。即使严冬仍坚持不辍。这种锻炼方法对我影响很大，随他坚持了一年。可到了夏天，我总觉得苦热难熬，他却毫不在乎。也许他有什么诀窍没有告诉我？
穆丰安是我的小组长，能左手写字，教过我吹笛子。到中学时，我的笛子已经吹得有点模样了。无论滑音、颤音，都能把握自如。后来左手受伤落残时，第一个想到的竟是：再也不能吹笛子了。离开学校二十多年后，又重新见到了他。听他同事讲：摄像技术，老穆是专家。
高效敏是学生会干部，课外活动有在全校巡回检查的责任。我打鸟时经常碰到他。学校不让玩弹弓，怕打碎玻璃打着人。可他从来不管我。不仅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更重要的是他也爱打鸟，我们气味相投。见到他，我会马上把弹弓收起来，免得给朋友找麻烦。
当时麻雀是公认的害鸟。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我们曾一起在刘校长家门口搭起人梯掏鸟窝。刘校长还鼓励我们既要消灭害鸟，又要注意安全。
学校提倡艰苦奋斗。从五年级起，许多同学都是自己走路回家。有些同学星期六下午回家，要在路上走两个多小时。
学校组织春游，无论去动物园还是颐和园，同学们都要求走着去。很有主动吃苦锻炼精神。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为减少开支，同学们四年级就开始站着吃饭，号称“战犯”，不座板凳。五年级开始帮厨，非常注意节约。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刘校长拿了个装着垃圾的撮子，说是从食堂地上扫起来的，里面竟然有粮食！一千多人的学生食堂，只扫出一撮子垃圾，里面的菜叶和粮渣挑出来捏在一起，可能没有一个乒乓球大。这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已是奇迹。但在那个时候，不能浪费一粒粮食，是对革命后代的绝对要求。
刘校长非常激动地讲：军区首长给部队发出指示，我们就是嚼树叶，喝盐水，也要把我们的孩子养大！保证他们不耽误学习！
有两个师的部队给学校送来了粮食和蔬菜。这也是他们最需要的…。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自此之后，学校再业没有发生过浪费粮食的现象。同学们经常主动帮厨：扫地、刷碗、抹桌子、擦窗户。并且在学习上相当努力，不努力对不起人啊。
后来北京军区又不断给学校送来从内蒙打的黄羊、渤海捞的墨鱼，补充学生们的营养不足。那时的同学，没有多少家庭地位观念。同学父母是做什么的，我知之甚少，也不关心。
学校为使了同学们了解历史，要求学生们写家史。所有同学的家史都与革命史紧密相连，这增进了同学们的亲近关系。毕竟父母在同一个战壕里流过血，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
学校强调接革命班，走革命路，不要因为是军队干部子弟就产生“自来红”思想。这方面的教育，在文化革命以前比较成功。同学之间，平等互助是很自然的事。小学毕业时，刘校长鼓励同学们考自己的学校。虽然听说中学部比小学部严格得多，其他学校没有八一学校在管理上那么严格。但绝大多数的同学仍然考入了八一学校中学部。
中学生懂得的事情多了，同学们的个性也开始显现。
同班同学李镇美（绰号老美美）给我印象极深，对我帮助极大。我们曾经是邻床。他是烈士子弟，又是学生会主席。在学校里，他个子最高，力气最大，曾经创下北京市少年铅球纪录。他的艰苦朴素，乐于助人，是人所公认的。补鞋技术，绝对专业水平。拆洗被褥，更是高手。
初二时，我向母亲学会打草鞋。他学会以后，比我打得还好。尤其让我忘不了的是在文化革命中，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学校里只剩下我们两、三个同学，总是他去找老师借粮本买粮，然后回来做饭。
我当时身高不到他的肩膀，左臂因伤打着石膏托。学校没有学生餐，学校的学生又正在受到社会的冲击，出街吃饭不安全。我脾气不好，容不得社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八一学校的诬蔑，也容不得社会流氓。几次与别人发生冲突。都是他出面保护我。到底多少次，我已记不清了。
他完全可以回家。也就是为了我不寂寞才不走。连海淀镇上一些人都以为我们是亲兄弟。曾有几次我们在街上走散了，向别人打听他去哪儿了。回答是：你哥哥进那边商店了。这些都是真事，并不是编故事。
的确，那时我们比亲兄弟还亲密。
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人同情八一学校学生的遭遇，饭店服务员经常给我们优惠待遇。有一次李军民和几位同学返校，知道我们吃饭困难，为给我们加强营养，特地请我们去饭店吃饭。见到饭店对我们的优待也很有感慨：社会上还是好人多。他一次送给我们二十多斤花生米，帮了大忙。
我忘不了这种同学情份，忘不了那些（包括海淀镇）好人。
中学时期，曾江显和我关系最好。在学校足球队里，他和谢伍林是最好的后卫。在“一帮一，一对红”的年代里，曾江显和我成为搭挡。
他的家在山西太原，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去。我们都爱玩弹弓。每到星期天，我们留校不走的同学，都到野外区捉蛇、打鸟、抓蛤蟆。这种活动，从小学时就开始了。他不仅能把鸟肉烧得又香又嫩，还会用铁皮罐头盒清炖和煎炙猎物。和他在一起经常感到无穷的乐趣。而且能向他学会许多东西。
我曾订下：每周打五只鸟，寒暑假各五十只，全年不少于四百，力争五百的目标。他劝我不要为打鸟耽误学习，违反纪律。
为此，我平时多是苦练。一到星期天就早早起床，通常在早饭以前便能完成任务。然后我们去野外摸鱼。
有位同学曾对我开玩笑说：你死以后，必遭百鸟分尸。也许如此吧。
少年不懂事，没有环境保护意识，打鸟太多，此罪已是终身难赎。
我曾为凑够打鸟数量，一天打了三十多只柳莺。由于弹弓威力太大，多数都被打碎。曾江显见到一堆鸟尸体，很不高兴。对我说：打两只活的玩玩得了，打那么多干嘛？都是益鸟。从此我定下不打益鸟和平时不打鸟规矩。
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定的规矩，只要有道理，我都听。文化革命中我们的关系更好。当时在我们周围聚集了八一学校弹弓水平最高的一批人，而且都是好朋友。有陈维浩、朱新宾、吴幸生、谢蜀江，等等好几个。
平时我们打鸟分工包片，确定巡回路线，不与其他打鸟同学冲突。我们都有一段苦练经历，而且经常交流经验。如隐蔽接近，突然出手；在东边埋伏，从西边轰赶…；我们不仅把打鸟当游戏，也做为一种军事训练。既训练了自己的耳眼和身手，又在分片负责与相互配合上，训练了指挥与协同作战能力。我们都相信，一旦走上战场，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好的战斗员，也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员。
我在训练中比较刻苦，弹弓技艺较高。弹弓虽小巧，但威力很大。用小口径弹头做子弹，二十米外击中猎物常穿身而过。曾在颐和园与人打赌，两发子弹击碎两个三十米以外的电线磁瓶。在快速上弹、出手准确、力量凶狠三个方面，我敢说是出类拔萃。江显和我有协议：不许损害公物，不许伤害他人。中学三年，我们没打碎过一个灯泡、一块玻璃，更没打伤过一个人。
文化革命时期，我们这些弹弓好手，在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有的同学戏称我们是“弹弓队”，曾邀请过我们参加护校行动。以后更是一起上房爬树打鸟，一起捉蛇摸鱼捞虾；一起共享野味，一起读书学习…。
我的手受伤后，伙伴们对我更是关照，彼此亲如兄弟，与世无争，神仙一般。由于形势变化要求学生回家，家长们也对孩子担心，“弹弓队”伙伴们都走了。直到二十五年以后我才重新见到他们。
伙伴们当年走的时候，我没去送行。有的伙伴说永远不能原谅我。其实不是我不愿去， 而是不敢去，怕离别的伤感。我们内部的团结友爱，至今使我留恋。真想和伙伴们能有机会再度相聚。即使不能重操旧业再玩弹弓，能在一起逛逛公园也好。
曾江显现在河南省高检，陈维浩在总参，朱新宾在北京，吴幸生和谢蜀江在太原。重新聚首，再叙当年，恐怕只能寄希望于梦中了。
中学时期，屈晋生对我的学习帮助最大。我俩同组，又是邻床，我不懂的问题经常向他请教。他从来是尽己所知，倾囊相告。他喜欢无线电，现在是这方面专家。白建中是我邻桌，足球脚法精熟。也经常给我讲解问题。
还有许多同学，都在学习上帮助过我。没有这些同学热心帮助，我难以掌握课堂上的内容。因为有一年多时间我听课相当困难。
同班同学中，家在外地的接触更多。李旦生给我印象尤其深。他中学从天津转来，小时候患过软骨症。可到初三时，他已练就一身肌肉，体型非常漂亮。他富有同情心，善于团结人。在文化革命时还向我讲过不应该当“逍遥派”的道理。我对他无话不谈。现在他是部队的师长。
李建新和钟平，一到礼拜天就与我比赛看书速度。曾江显和罗爱民则在旁边看我们因复述书中内容不同而引起争论的笑话。李镇美为平息争论通常是各打五十大板…。假期轻松自如，最能体现一个人真正内心。
体育委员赖江平是运动会上的拿分能手，现在是空军。班长黄苏建经常帮助别人做好事，现在空军学院任系主任。延晋京用大声念外语来矫正口吃毛病，坚持的毅力令人佩服，现在外商会馆。
车小彤的歌声和笛子，都称得上专业水平，现在总政文工团。王岩岩球踢得好，字写得漂亮，人长得更精神。
初三毕业前夕，我们班风气正，学习好，体育更棒。班里的足球队与校队踢平，而校队是北京市中学冠军！还在全国比赛拿了第四名！
文化革命打乱了班级界限，我和外班的同学往来逐渐加多了，小时的性格孤僻突然变得非常直率。虽然还是口吃，但并不影响同学之间交流。即便是所谓什么“对立面”，我也从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障碍，除非别人不愿意理我。朋友之间，当然要真诚以对。
文化革命开始后，先是严江明对我影响比较大。我们对工作组用访贫问苦的方式方法调查老师和同学想不通。以后是夏加海对我影响比较大，因为他率先脱离“红卫兵”，另外组织“醒狮”，并向我推荐了好几本内部书籍和文件，使我眼界大开。这是我关心学校以外世界的开始。
对我影响最大和最长久的是田建树。他嗜书如命。我向他学会了多少东西自己也闹不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我去北大荒以后，都是我在思想交往上最好的朋友。同学之中，他是告诉我“人应当有自己的思想”的第一人。这种话在当时，甚至在整个文化革命中，如果让有敌意者抓住把柄发挥，都会使你遭受厄运。我的确也曾为此付出过代价。
我和田建树等几个人一起住过好几个月。他每天早晚坚持冷水浴，看书达八、九个小时之多，经常写笔记到半夜。我也变成了夜猫子，并染上“读书瘾”。去北大荒以后，仍然经常向他讨教。每次探亲回家路过北京，一定要找他聊聊。真是受益良多。
后来因为我去大庆、下辽河、上大学， 调动频繁，往来少了。但我永远忘不了和他在一起读书、一起讨论问题的那些时候。
李全夫少年老成，待人宽厚。姚戈和梁迎利等几位同学，经常返校研究怎样出好大字报。他们的认真精神令人佩服。
我曾与吴志民说起：我一个过去调皮的学生，竟和你们这些好学生弄到了一起，真是不可思议。你们将来被我拐带坏了别后悔。其中不乏自嘲。他笑笑反问道：谁能凭过去传言中的印象与人相处？“调皮”就是“坏”吗？
我无言以对。真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宽容。
的确，我这种调皮不捣蛋，淘气不学坏，散漫不犯法的学生，过去曾给老师和学生干部们添了不少麻烦。
何玉林老师在我离校两年以后又去看他时曾对我说：你总甘居中游，不求上进。这可能是对我中学时代最准确的评价。除了弹弓，我大概没有任何强项可以受到表扬，综合指标甚低。在八一学校所有学生中，我一直是中游偏下。在这方面我从不讳言。
但在以后的中专和大学同学中，我敢说是中等偏上了。
进步的动力，来自于真诚的批评。文化革命中特别让我开心的是和王晓明在一起的时候。他很瘦，说话非常风趣，文彩斐然，精于诗词。跟他学习写诗填词很有意思。后来我也能粗通此道。
尤其使我受到的启发是：许多同学都有特长，如果能向他们学习，一定可以进步。这种领悟，使我后来受益很多。
石英是八一学校后勤部石主任的二儿子。文化革命中，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患难得知己，不谓虚言。
我忘不了朱新宾独自送我登上北去黑龙江的列车，忘不了探亲假路经北京时高效敏为我提供食宿，忘不了汪伍林总是借给我自行车代步，忘不了和田建树多少次彻夜谈书，忘不了吴里江在全家受冲击时仍为我提供最好的住宿条件，忘不了与王晓明通信倾诉心中块垒…。太多的同学让我忘不了。
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人情债我是毕生也还不了了。
当然，八一学校的同学中，也有以大压小，以强欺弱，以众凌寡的不良现象。这些都是鸡零狗碎，鸭争鹅斗，不值一提的偶然和个别情况。何况人至中年，应该弄懂了云门三绝唱：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
大丈夫在世，除了立德、立功、立言，和修身练性要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之外；也应当认识到：少年应当志存高远，青年应当胸襟宽厚，中年应当心地慈悲的人生心理成熟过程。
八一学校在道德教育上给学生们打下了一个心地向善的基础。现在就是见到旧怨未释的同学，谁都只能招手致意哈哈哈了。
过去的旧怨，已伴随岁月飘飘而去，追回又有何益？倒是过去的友情和乐趣，应该多加回忆。这能使人变得年轻。
有人曾告诉我：回忆是一种年龄趋老的表现。而我却相信：回忆是成年人才有的资格！也是追回青春的手段！更是重鼓人生风帆的动力！
人生就是如此：信什么，就有什么！
遗憾的是，我在八一学校一直比较封建。所有老三届同学，大多数都比较封建。中学时期男、女生继续分班给我的印象是：因为女同学不行，所以叫她们“另立山头”。很有点瞧不起她们。
既然从来没有人解释明白男女分班的理由，总得给自己找个说法。
当学校领导说商英红学习刻苦， 成绩优秀，号召大家向她学习时，着实使我大吃一惊。并不是因为小学时曾在一班，主要是因为我曾听说：男孩子长大了以后更聪明。她怎么能比男生还强？
中学时期，女同学们留给我的印象大都是些笑话。
由于学校学习部队的规定，不同班级的同学很少往来，男女生之间更是相逢低头而过，见面不敢说话。了解女同学的表现只有通过文体活动。
还能记得张阿英、傅亚利、余泽庆、李复明等人体育不错。
翟小英、崔世平、张援朝、张亚平等同学歌唱得很好。要是有现在的环境和条件，不留神可能会变成个什么“大腕儿”或“星星”之类的人物。
难忘的同学，同学难忘！
八一学校毕业以后，我又有过中专和大学同学。比较起来，八一学校的同学最亲切、最难忘。不论是自小一起长大的总角之交，还是中途转来的一见如故；不论是朝夕相处同在一班，还是不在一届见面不多；只要是八一学校的同学，都是那么令人难忘。

四，光荣的传统
八一学校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学校，而且能够不断发扬老传统、创造新光荣。
八一学校最早叫荣臻小学，因为她是由聂荣臻元帅创办的。
创办初期，部队还正在打仗，为了不影响父母工作，解决部队干部后顾之忧，需要把孩子们集中起来管理和教育。培养他们长大以后做接班人。
创建学校易家庄，天当课堂地为桌。树皮代纸，石头做笔，师生乡亲共甘苦，冒险夜渡娘子关，欢欣奔赴北京城…； 每个在八一学校生活过的学生都耳熟能详。
进京以后，学校仍是部队建制，为不与民争地和今后能更好发展，学校从繁华的市里，搬到当时还很荒凉的海淀镇旁。荣臻小学更名为北京军区八一小学，设幼儿园和小学部。开办中学后，更名为北京军区八一学校。
64年年底，部队子弟学校交给地方管理，更名为北京市八一学校。直至现在成为完全中学，更名为北京八一中学。每次变更，八一学校都能在光荣的传统继承中创造更多的辉煌。
我在幼儿园时，还是供给制。老师和小朋友们的衣服、鞋帽，都是统一发放的。上小学时，校长和许多老师都还穿着军装，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中，处处都能感到部队那种关心与爱护，严格与统一的气氛。
到了中学以后，学校交给地方管理，但依然保持部队传统。全校师生都按照“坚定正确的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三八作风”要求自己。
从小学生入学开始，学校年年进行建校传统教育。八一学校那种为了远大理想而艰苦奋斗；尊师爱生，团结一致；重教重德，刻苦学习；以及热爱劳动，注重集体；生活朴素，事事勤俭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曾在八一学校生活过的人。
记得上小学不久，边振瀛校长、刘晓春校长、张秀阶主任，都分别给学生们讲述了八一学校校史，并领着小学生们参观校史馆。
在全国学习雷锋的高潮中，学校请校友回来作报告，请中央党校老师讲时事形势，请白宝纯老爷爷忆旧社会的苦…。学校领导在60年代就鼓励学生们回家了解家史、军史、革命史。把父母官阶的攀比，变成为共同事业流血的理解。军人子弟：将来就是要为祖国流血，为人民牺牲！
学校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育上全面发展。尤其注重培养部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李玉章校长在狠抓校风方面，曾经给同学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中学部的领导，个个都是艰苦朴素的榜样。
每一届中学毕业生，都要用自己的劳动，为学校做出实际贡献。翻修大操场，建造游泳池…。许多同学都还记得当年抬土填方、肩肿手破、互不服输的热烈劳动情景。这种吃苦耐劳的锻炼，使许多同学在毕业以后的工作中不怕任何体力劳动。
八一学校师生之间的融洽、老师之间的和谐、同学之间的团结，可说是有口皆碑，让人永生不能忘掉。
记得在中学时，学校闹大流感，弄到几乎全校停课的地步。卫生所根本住不下那么多病号，大多数同学就是发烧，也只能躺在宿舍里。卫生所大夫和护士忙前忙后，打针送药。老师看望学生，学生们互相照顾，炊事班做了大量的病号饭。
看着不多的几个没生病的同学为病号打饭、送水、问寒、问暖，我曾感动得在被窝里偷偷落泪。真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经过一周多时间，同学们基本痊愈。自那以后，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感情更加融洽。
八一学校的老师，重教重德，教学组织得非常好。不少老师说：只要你专心听讲十五分钟，就能掌握本节课全部要领。可见老师对教学艺术的把握程度。
我曾和朋友们说：这个世界上有两门特别伟大的职业，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老师。一个挽救肉体，一个塑造灵魂。这两种职业，都需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八一学校的老师，非常注重师德。
八一学校的师生，信奉刻苦学习，讲求学习方法。
还是在小学五年级自然灾害最严重时期，同学们知道了部队把省下来的粮食和蔬菜送给了学校，都自觉要求晚上增加自习课。“为祖国而学，为事业而学；前辈人开辟革命道路，后辈人攻克科学堡垒”。这些话可不是空喊的口号，确实是师生们的共同行动。
到中学时，同学们每天上课与自习时间，达到九个小时。早操后有节自习（后来可自由活动），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晚上两节自习。九点半准时熄灯。老师辅导与学生学习，时间之长，当时敢称北京第一。
老师要求学生们掌握学习方法：课前必须预习、课上认真听讲、课后多做练习、不明白要提问、对学过的知识要复习、定期进行全面总结。
在读书方法上讲求：初读、重读、细读、精读。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阅览室一开放，人总是满满的，且是静悄悄的。从图书馆借阅图书，人人特别爱护。许多同学在中学毕业前就掌握了速读技能。一天看二三百页小说，并且能复述全部内容者，大有人在。中学部图书馆的张老师，在推荐书籍和指导速读技能方面，使不少同学受益。
八一学校一直保持热爱劳动，注重集体荣誉的传统。
学生们进入中学以后，很快就开始军事化训练。早上起来整理内务，被子叠成豆腐块，摆形成一条线。毛巾搭成一条线。吃饭集合整队，一路歌声走向食堂。周末大扫除，不仅包括本班教室和宿舍，还有分片负责卫生区。
每个学期都有劳动周。到校外劳动时，整队齐步去，整队齐步回，嘹亮的队列歌曲，半个多小时不重样。使许多路上行人注目感慨。在劳动中，同学们个个生龙活虎，从来没有叫苦叫累的。万泉庄大队领导曾说：到我们这里劳动过的单位有一百多个，最好的是中央党校和八一学校。
课堂纪律是评比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标准。有的老师要求坐在最后的同学扔下一根针，讲台上仍能听得见才算达到标准。自习课时，只能听到日光灯嗡嗡声和写字翻书沙沙声。集体荣誉是，一种巨大凝聚力。
八一学校在注意节约、爱护公物、生活朴素、事事勤俭，讲究卫生、以及严格自律等方面的传统，许多人毕业以后仍体会极深。
由于解放战争时期流行不成文的“二七八团”规定，即二十七岁， 八年军龄和团级以上干部才能结婚，致使八一学校学生基本都是高干子弟。但是随手关灯，不损害公物，吃饭不挑拣，衣服鞋子破了自己补，乐意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做了好事不张扬，不愿高人一等…；几乎是每个八一学校的学生都很容易做到的。
由于劳动积极，生活朴素，不少八一学校毕业生，都曾在工作中碰到过误解：他（她）家里是不是很困难？
这是社会的偏见，也是八一学校的骄傲！至少我如此看。
我曾许久弄不清“风格即其人”的意义。直到我了解了什么是“企业文化”以后，才更深刻理解了八一学校光荣传统的真正意义。
衷心祝愿八一学校：继承传统，发扬传统，创造辉煌未来。

（八一学校老校友）
一九九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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