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爪大三郎：红卫兵与“全共斗”—兼谈６０年代日本的新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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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与“全共斗”——兼谈６０年代日本的新左翼

桥爪大三郎

1960年代末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齐头并进?日本的新左翼过激集团以及全共斗（?××大学全校共斗会议的简称）活动也达到高潮。二者的共同点是试图对冷战体制下的世界秩序提出无法实现的异议。

一、文化大革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

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奇妙运动。说它奇妙，是因为它不该发生却实际发生了。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论述，近代政治革命包括、也仅仅表现为资产阶级市民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类型。中国在经过艰难曲折的革命后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然而，这样的党和国家却受到造反的无产阶级大众的批判打倒。不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而言，党是无谬的，正如天主教徒认为罗马教皇是无谬的那样。实际上，罗马教皇也可能出错，但因为罗马教皇的意志是决定对错的标准，因此他即使错了也得权当没错。如果理应无谬的党也被批判、被打倒，那么人们必须相信有某种比党更具权威的标准。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实现，意味着人们相信有凌驾于党之上的权威。

如果说苏联共产党曾经像俄罗斯正教的教会那样，是创造教义、生产正统性的组织，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家产制组织（韦伯认为传统中国的科层制也是这种组织的典型），在这样的组织之上有皇帝之类的权威中心并不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逝世之后，邓小平继承了他的位置——因为中国共产党官僚机构的运作离不开那种权威中心。

我们不妨具体探讨一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里，首先必须从中苏论争谈起。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而成立的，在形式上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然而，导致中国革命成功的，并不是脱离实际的共产国际的指导，而是毛泽东确立的中国独自的革命方式。因而，苏联共产党的指导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龃龉的表面化，就是中苏论争。

中苏论争的原因可能有种种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发泄也可备一说。无论如何，中国给苏联贴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签，这等于公开承认理应无谬的共产党也会犯错。在此之前，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也无异于承认党的错误。

其次，由中苏论争衍生出以下结果：第一、出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具有指导世界人民的权威和正统性的主张，因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革命思想是绝对正确的。随着中苏论争激化和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毛泽东的权威必然越来越加强。第二、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必须扫除修正主义（苏联的影响）的危机意识。如果党也曾犯错误，那么必须凭藉毛泽东的权威加以监察。从而，通过与党组织不同的渠道来发挥这种监察功能就变成是题中应有之义。其结果是，作为毛泽东的权威和群众之间的纽带的另一种“先锋队”——红卫兵登上了历史舞台。

让我们来考察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学特征。

第一、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根据共产党的原则，党内的路线问题需要通过论争来解决；在论争开始之前，没有谁是先天正确的。除了上下级的区别，党员（个人）都是对等的——唯其如此，才有争论的可能。但对红卫兵来说，他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打倒阶级敌人为目的，故此论争之类显得无关宏旨。事实上，红卫兵亦缺乏应付论争的知识和社会经验。他们之所以能承担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完全是因为崇拜毛泽东，从而超越了党员（个人）。在他们看来，毛泽东的正确性是既定的、不容论争的。他们的斗争方法是着重显示对手的非对等性（采用一切手段来侮辱对手）。

第二、红卫兵不具备自己独有的组织，他们是在学校、单位、地区、城市等制度性框架中组织起来的。红卫兵虽然反对既存的党政组织，但又以上述方式依附于它们。红卫兵组织不能具有全国性或跨行业的形式，它们只能透过上层的调整才会实现联合。如果由毛泽东来领导这种调整当然不会出甚么纰漏，但问题是他不可能兼顾那么多的红卫兵组织。因此，最终出现了红卫兵组织之间的武斗。由于红卫兵组织无须经过论争或论证就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而这种思考逻辑所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把对手一概予以否定。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年内，应该打倒的既存组织还在运作，这时红卫兵还有斗争目标。但是，当既存的组织后来被彻底打倒，剩下的只是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互相冲突，最终的结果是混乱和无序的不断蔓延。

第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完成使命的红卫兵要被下放到农村。他们既然信奉毛泽东的权威，也就无法违抗这一指示。红卫兵自身未能建构一种与革命组织不同的、并且取既存组织而代之的制度，所以，他们在制度中的位置只能由上层的指示来决定。他们是既存组织的破坏者，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结果只有被送到农村。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破坏既存的组织→下放，这就是红卫兵三个显著的社会

学特征。

二、日本新左翼的谱系和思想

１９６９年１月，东京大学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迎接新年，其正门上装饰着毛泽东的肖像。面积宽广的本乡校园（这里聚集法、经、文、理、工、农、教育、药、医等九个院系），除了附属医院等部分区域外，完全被学生占领和封锁了。张贴毛泽东肖像的，或许是占据了正门附近的工学院陈列馆的ＭＬ派（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毛泽东思想派）。１月１８日至１９日，警视厅机动队冲进校园内逮捕学生，电视台向全国实况转播了事件的经过。安田讲堂的攻守，是东大自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５日起斗争扩大到全校的高潮。

不仅仅是东大，全国主要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几乎没有例外，都在１９６９年初被“全共斗”（“××大学全校共斗会议”的简称）的学生占领了。当时我是大学二年级（教养学系）的学生，也参加了“东大全共斗”，处于运动的旋涡之中。根据我个人的体验，东大的斗争既有与外国共通的因素，也有日本独自的特征，是两者混合在一起的运动。

所谓“全共斗”究竟是甚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概观自１９６０年前后以来蔚成一大势力的新左翼。

日本的左翼，大体上可以分为日本共产党系统和劳农党—日本社会党系统。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一样，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而建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鼎盛期也不过有数千名党员而已，不久就在特别高等警察的彻底管制下濒于瓦解。尽管如此，该党在日本知识界一直保持着决定性的威信和影响力。

战后，重建的日本共产党由于得到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支援而迅速发展。后来由于清共运动，日本共产党一度被迫以非法的街头武装形式活动，但是从５０年代中期起便放弃了这种路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活动家脱离日本共产党，结成了几个小集团。他们的宗旨是：试图形成真正的先锋党，用以取代革命的叛逆者——日本共产党。

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６０年发生了“６０年安保斗争”。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主要的工会等日本革新势力，为了阻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改订，在国会内外开展了强有力的反对运动。在国会两院中占多数的自由民主党采取“强行表决”的方式与之对抗。连日来，以“全学连”（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连合，是全国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的联合体）为中心的数十万人的示威队伍高呼“反对安保”的口号，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在条约自然生效的６月１５日，运动达到高潮。

当时的“全学连”又分成主流派和反主流派。指导主流派的，是志在世界革命的“共产同”。“共产同”是一个凝聚日本共产党过去的活动家、托派份子等各派系的组织。

三、“堆积的一代”与大学的大众化

６０年代的日本，不断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１９６０年的“安保”斗争，使学生和一般民众都产生了可能被卷入战争的危机意识。但是，以１９６４年的东京奥运会为点睛之笔的高速增长期，很快就把上述的危机意识冲淡了。一般市民因为能享受到繁荣的成果而感到满足，也不认为越南战争会危及自身；结果，７０年的“安保”斗争变成了一场单以相信革命形势大好的学生为主体的运动。

学生的社会地位在这段期间也发生了变化。１９６０年前后的大学生普遍具有作为精英的自负，并赢得了相应的社会尊敬。但是，由于整个６０年代大学的升学率急剧上升，并与战后的生育高峰世代（所谓“堆积的一代”）的入学时期相重叠，结果使大学里充满了前程未卜的学生。他们一生下来就陷入竞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既对社会持有怀疑的态度，同时又受到高速增长带来的消费文化的影响。他们已经不能用战后时代的理想主义来约束自己。于是，“全共斗”召唤了这样一代“不规矩”的青年。

６０年代的大学犹如各种思想搅拌在一起的坩埚，马克思主义这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以“共产同”系统的思想家吉本隆明、革马派的领袖黑田宽一为首的日本人士的著作也赢得了读者；存在主义、新小说等法国的流行思潮也成为显学。在文学方面，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等人的小说十分风行。

当时，一般学生都不大信任日本共产党，而与新左翼也保持距离。因为他们既不清楚各派之间的区别，又对这些派别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勾心斗角的做法不以为然。

然而，为甚么日本各大学在１９６８年及次年，竟会纷纷成立“全共斗”，并且获得学生的广泛支持呢？梳理一下当时的社会脉络，可以归纳以下一些理由：首先，“全共斗”是一场由那些与特定党团、宗派等保持距离的一般学生所推行的运动。它是以大学为单位组织的，因而参加者的心理障碍较少。其次，“全共斗”提出的要求涉及学生的切身利益（例如要求取消学生的退学处分、让学生自己管理学生宿舍），完全不必考虑繁杂的路线论争。第三、“全共斗”归根结底还是带有左翼色彩的运动，这与当时的大环境（７０年“安保”斗争）互相呼应。第四、“全共斗”断然无视程序合法性，具有实力斗争的一面。第五、“全共斗”也是一场学生对自己本身存在价值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伦理运动。

“全共斗”是由一般学生推行的自发性运动，这一点与同时期的欧美学生运动相似；但它亦有日本独特的（也许完全是别具一格）组织性特征。以下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四、“全共斗”是对民主集中制的逆反

６０年代，许多学生都对日本共产党的组织素质——上级一声令下就可以造成昨是今非、方针反转——抱有反感和厌恶。新左翼各派虽然反对日本共产党，但在组织原理上如出一辙。例如革马派，一方面标榜反斯大林主义，另一方面却采取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相同的组织模式。“全共斗”的活动却与之背道而驰。

“全共斗”的运动，一般都是由某个偶然的机缘自然而然发生的。它与新左翼各派处于相辅相成、若即若离的关系之中。试以东京大学全共斗为例来说明这种关系。

“东大全共斗”是１９６８年夏天结成的，导火线在医学院。在医学院，学生和教授会之间就无报酬实习制度的存废问题，几年来一直存在着对立。由于教授会决定处分数名学生，包括“共产同”的活动家在内的学生们在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５日占领了安田讲堂的钟楼——它是东大的象征，也是大学的中枢所在。大学当局仓促要求警视厅的机动队来镇压学生。机动队的数千人员在６月１７日凌晨进入东大校园，这时学生们已经逃散。

当“机动队进驻”的消息传开之后，以前无动于衷的学生们也立即罢课，源源不断地聚集到钟楼前，人数约有六千，占东大学生总人数的一半。“作为学术自由的要塞的大学，岂容警察侵犯”的意识尚未泯灭。以该日为转折点，局部纠纷一举演变成全校性的大事。

东大十个院系的学生大会或代表大会，接连作出了罢课抗议的决议。日本共产党系统的提案基本上被否决，通过了新左翼系统学生提议的更为激进的“无期限罢课暨街垒封锁”的战术。各学院各学科都成立了斗争委员会或罢课执行委员会。尽管这些组织中混杂着新左翼各派的许多活动家和拥护者，但是大多数学生迄未参加过任何学生运动。作为这些组织的联合体而成立了“东大全共斗”，由物理学院的研究生山本义隆（他本来是与运动无缘的）担任委员长。“全共斗”领导东大斗争达半年多，次年一月被机动队驱出安田讲堂，以后逐渐解体。

在左翼的自发性造反组织这一点上，“全共斗”看起来与红卫兵十分相似；然而，细心比较两者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又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点。让我们来证实这个说法。

当时，多数学生对日本共产党以及新左翼各派的引导（趁具体斗争之机扩大组织）和山头主义已经感到厌烦了，“全共斗”为了避免既存党派的干涉，特意采取了与它们截然相反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条：

①不确定谁是“全共斗”的成员。学生可以随时参加或退出“全共斗”。“全共斗”向大学当局提出的撤销处分等七项要求，是唯一可以被称作纲领的东西。“全共斗”举行甚么集会或活动，参加者就是“全共斗”。

②通过有关人员的讨论和全体一致通过的方式进行决策。在对某一问题作出决定的场合，进行反覆而彻底的讨论，直到没有异议为止。不采取多数表决。原则上任何会议都公开进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③不存在任何上级对下级的指令。全体的决定要向各组织传达，但由于它不是指令，可以不服从。亦即是说，各组织、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判断是否要按决定来行动。“全共斗”归根结底只是自发的各个人的集合。

“全共斗”的组织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翻转了，这种做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也许像天安门广场学生那样自发的群众运动的场合，这种组织原则是司空见惯的，但另一种可能性则在于日本的传统。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平安时代，僧兵们手持武器举行了满寺集会，然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与负责首都警备的武士们发生了冲突。从中世纪的僧兵到近世的农民起义的遥远记忆，也许在“全共斗”中苏醒了。

五、民主主义与暴力

“全共斗”对教室进行了街垒封锁，使讲课无法进行。它们后来更把战术扩展为“全校街垒封锁”，以致研究室和办公楼也关闭，大学陷于瘫痪。

封锁与其说是手段，毋宁说是目的。在６０年“安保”斗争中大显身手的学生们，在经历了“挫折”和“变节”之后，岂不是都到企业里就职了吗？这种斗争无非是一片假象——多数学生这么想。因而，必须在自己具体的生活脉络中为变革而组织斗争，把学生们的生活场面转换成非日常的空间，为此，封锁是必要的。

基于同样理由，“自我否定”成为“全共斗”的口号——否定那个被上大学的考试浪潮所吞没、毫无反思地要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齿轮的自己。这种集体性的自我变革运动，就是“全共斗”的含意。它不是政治运动，而是所谓思想运动。因此，尽管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目标，但始终无法与大学当局达成妥协。任何大学的“全共斗”均无例外，都得面对被机动队镇压而败走的命运。

另一个问题是，“全共斗”对暴力采取了甚么态度？

新左翼各派（除前沿派外）都反对日本共产党放弃暴力革命的路线，他们奉暴力革命为宗旨。于是，他们采取了头戴钢盔、面覆毛巾、手持木棒与警察机动队相冲突的斗争方式。投石块、挥木棒当然不能完成革命，但是人们认为这种战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全共斗”采纳了新左翼的钢盔加木棒的斗争方式。“全共斗”无限期罢课加封锁的战术，是以自治会的学生大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反映学生多数意见的民主程序）为根据的。但是，“全共斗”批评学生自治会的做法是把程序绝对化，因而要求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作为“战友”集合体的“全共斗”。即使“全共斗”成了少数派，也要凭藉实力把街垒封锁坚持到底。反对无限期罢课的学生都被指责为自我否定不够彻底者，因而“全共斗”的态度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正是这种决心和信念支持了“全共斗”的“暴力”。

可以说，“全共斗”的暴力矛头指向以下三个方面：①大学当局、②敌对势力（特别是日本共产党系统的学生组织）、③自己本人（否定自己的内心世界）。“全共斗”与共产党系统的学生也接连发生好几次冲突，但仅限于组织性行使实力，并没有发生过以个人为目标的无区别性恐怖活动。总的说来，“全共斗”的暴力是观念性的、象征性的。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实践真正的阶级斗争而投身武斗的红卫兵是不同的。

为了争夺７０年“安保”斗争的主导权，当时新左翼各派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全共斗”抑制了事态的恶化。在新左翼各派看来，“全共斗”是发展自己成员的最佳场合，因而不希望与“全共斗”搞坏关系。在“全共斗”看来，示威游行和街垒是它们的拿手好戏，因而一旦有事能够派遣外来盟军（其他大学的声援队伍）的新左翼各派弥足珍贵。在这里，两者的关系是既相辅相成又互相限制。

由于“全共斗”是以大学为基础的运动，因此在被机动队扫地出门和全校复课后，便不能作为运动而存续。新左翼诸派遂抛弃“全共斗”，重新开展各自的运动。

六、赤军派、连合赤军以及炸弹集团

新左翼各派把７０年“安保”斗争作为最大的政治目标。１９６０年的“安保”斗争没有导致革命，被归咎于先锋党未进行适当的指导。各派都自称，只有本派才能在７０年发挥先锋指导的作用。

但是，１９７０年的“安保”斗争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首先，１９７０年的前哨战——“全共斗”运动溃灭了。其次，１９６０年改订的（需要国会批准的）日美安保条约在１９７０年自动延期，根本无须国会的讨论和表决。再次，此时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也与６０年代的不同，它们已经无意认真进行安保斗争。此外，６０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国民得到满足，对于学生的革命梦想已失去了兴趣。最后，机动队的警备壁垒森严，把新左翼各派给完全压制住了。

此外，中核派、解放派、革马派等等的内讧也纷至沓来，各派的头头和基层活动家都遭到反对派的袭击，他们或被杀害、或负重伤。血腥复仇愈演愈烈，新左翼开始被看作可怕的杀人集团。各派要在大学里发展新成员已经很难了。至７０年代，使人们与新左翼彻底决裂的事件接连发生。

最初是赤军派劫持约铎号飞机的事件。

一直呼吁全世界同时革命的赤军派，在山区进行武装训练时被一网打尽。于是，剩下的干部在１９７０年３月，胁迫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约铎号连同乘客一起飞往北朝鲜，试图逃亡，这就是约铎号劫持事件。由于在日本国内看不到革命的可能性，他们只有寄希望于巴勒斯坦和北朝鲜。

连合赤军的阿萨玛山庄事件带来了更大的冲击波。

１９７２年２月，由赤军派的余党和激进的小集团京都“安保共斗”合并而成的“连合赤军”，挟持人质一起据守疗养所——阿萨玛山庄，并与包围的警察队伍展开了枪击战。后来搜索发现，在山区地下指挥部中，竟然掩埋着多名遭到同志杀害的尸体。这一事件的特异之处在于：连二十人都不到的小集团，竟要认真准备实行革命（武装起义）；而且当中有人以革命牺牲的精神不足为理由，把另一些伙伴都杀害了。即使成为少数者也要追求革命的理想，以这样的新左翼逻辑推演下去，最终不能不导致上述结局。当一直同情新左翼的人们切身体会到这一点时，不禁愕然。

此外，还有三菱重工爆炸事件。

１９７４年８月，不知何人安置的手工自制炸弹，在东京大手町的三菱重工总部大楼爆炸，造成了八人死亡和大量的负伤者。经过侦查，逮捕了人数不多的无政府主义集团——“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犯人中有一个是我的初中同学，他因“全共斗”的影响而较晚进大学。由于要拒绝资本主义社会，又要独善其身和自我净化，这两种情感促使他参加了无区别性恐怖活动。不择手段地把自己的信念付诸行动，其结果是使他成为爆炸犯。自己的信念真是那么正确的吗？从此，不少人开始怀疑左翼的价值观、世界观。

可以说，这一连串事件断送了新左翼、“全共斗”之类的“左派”的前景。

在６０年代的日本，红卫兵的文化大革命得到了肯定。人们误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革命的可能，那么一定是来自与僵化的党政官僚进行斗争的不断革命的抱负以及每个人的自律意志。但是实际上，文革不过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个人崇拜的产物。在新左翼和“全共斗”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被认为是当然的前提，因而文化大革命的实情是始料不及的。

七　红卫兵与新左翼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日本的新左翼及“全共斗”之间，虽说是相似点少、不同点多，但由于同处一个时代，还是可以找出一些共通之处。

第一、两者都以美苏冷战结构为前提，对苏联的作用表示异议。

有关中苏论争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本文一开始已经述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次尝试了三种经济发展的策略：①向苏联学习→②自力更生→③引进外资。文化大革命（即最大限度地利用存在于中国国内存在的权威的尝试），发生在第二个阶段之中。

冷战（美苏力量均衡）是一种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公式的事态。新左翼不仅否定日本共产党的权威，而且也否定苏联共产党的权威。由于美苏搞均衡，苏联（看起来）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所以，新左翼有必要强调自己的正统性——这就是反斯大林主义。可是，中国对批判斯大林持保留态度，实行斯大林主义。不过，在否定冷战中苏联的正统性这一点上，它与新左翼相同。

第二、与前一种倾向相对应，反美的因素相对弱化。

在文革初期，中国试图把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扩大到全世界，并描绘了以第三世界包围发达国家（美国）的世界革命蓝图。当毛泽东认定苏联为主要敌人而决心恢复中美外交关系后，这一图式被修正。这意味着中国优先选择民族主义，而牺牲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对于一旦日本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日本革命就几乎没有指望这样的事实，日本的新左翼似乎没有进行正面的研究。赤军派通过蜕变为国际游击组织的方式，实际上放弃了日本革命。其他各派，则把革命前途渺茫的现状归罪于异己党派的反革命的背叛行径。如果冷静地加以思考，把阶级斗争与反美民族主义相结合，不失为日本革命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与日本共产党的路线雷同，所以未被各派采纳。

第三、两者都是仅仅基于群众造反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既打倒了严格按照计划经济教科书行事的苏联派和修正主义者，也打倒了尝试市场经济实验的走资派和现实主义者。在美苏对立的夹缝中经营国家的党政官僚，只能在上述两种可能性中进行抉择。如果把党的机构完全破坏了，那么正确性的标准必然取决于超越党的毛泽东，以及拥护毛的领导的一般群众。的确，毛的指示和权威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如果没有群众的拥护，它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力量。

“全共斗”否定了党派（先锋党）的存在价值，但它相信革命的理想。因而，群众只有在没有党派领导的状况下自发奋起。这样的群众，只有在大学里才找得到。

由此看来，无论是红卫兵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日本的新左翼、“全共斗”，都可以被视为在世界革命的能量为冷战之壁所阻隔的期间，在一国内部追求纯粹的革命理想的运动。然而，两者都因脱离现实、缺乏革命的条件而自消自灭，在整天热衷于暴力活动的过程中失去了人们的信赖。

季卫东译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六年八月号·第三十六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