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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人：斗争正未有穷期——赵树理悲剧命运的“百慕大”（上）
1、作品中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兆示了作家一生的命运
谢泳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一文中，揭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现象：
就赵树理本人的命运观察“赵树理悲剧”，可以发现，在赵树理的成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事实上隐含了作家本人的命运，但作家在叙述当时生活场景时，对于自己笔下的这个生活现象并没有察觉。……他以“大团圆”结局形式完成了这个反抗旧婚姻制度的故事。赵树理的思考停止在这个层面上，这是启蒙者的局限。一般说来，启蒙运动追求的理想目标主要是平等、公正、自由、人权、民主、解放、发展、进步等，但这些目标中，人权应当是最重要的价值。赵树理没有自觉意识到，他在这篇小说中偶然提及的一个细节，在以后的历史中会发展成为一种远比旧式婚姻制度更为有害的侵犯人权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斗争会”。
《小二黑结婚》的第六节，赵树理命名的小标题就叫“斗争会”：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向兴旺说：“小二黑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顿。”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现任妇救会主席，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现在金旺回去跟她说要斗争小芹，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丢下活计，马上就去布置。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
无独有偶，尤为具有深长意味的是，作为小二黑、小芹对立面的兴旺、金旺兄弟，当否定了他们迫害小二黑、小芹的“斗争会”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面临的同样也是“斗争会”的命运：“午饭后，庙里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举报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
赵树理在对这些斗争会作描述时，没做任何解释和说明，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地如行云流水水到渠成。农民对“斗争会”的形式不但认同，也非常熟悉这种斗争形式，而这种形式在赵树理眼里也是天经地义。
正是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以后侵犯人权的基本形式。
对“斗争会”场面的描述，在共和国作家的作品里屡见不鲜比比皆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等。在作家笔下这一现象频率极高地反复出现验证着一个事实：从1942年延安整风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这种形式事实上已经司空见惯非常普遍。李维汉回忆了延安抢救运动，他曾主持过一个“斗争会”，他对此的评价是：“场内群情激奋，如果有人提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
法国古斯塔夫·勒邦所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对此作出这样的分析：参与社会革命事件中的群众，感情无论善恶，皆夸张率真、冲动易变、缺少理智，更多受生物本能影响，有如原始人，易被煽动鼓舞。当情感的磁场在人群中迅疾传染蔓延积累到一定的量时，人非常容易流于暴戾。此时若稍加暗示或鼓动甚而导致犯罪，群众还自以为是高尚之举。而行动中的个人于对象并无明确的恩怨仇愤，在无意识状态下作恶犯罪，形成一股极为疯狂可怕的力量。心理学家荣格称为“兽性的上层建筑”。
毛泽东可说是发动、操控这种群众运动的大手笔。“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人类的历史就被解读为一部阶级斗争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成为阶级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
谢泳说：“赵树理悲剧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当他在平静中叙述解放区日常生活里“斗争会”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时，没有任何警觉，这种把“斗争会”形式自觉合理化的潜意识行为中，表达了作家自己对这种现象的正面评价，但它在事实上却隐含了作家自己的悲剧命运。启蒙者在启蒙的时候，对自己命运中的悲剧因素没有产生警觉，自己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作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作家赵树理，命运之荒诞诡谲也就宿命般地落入这无休无止无边无际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斗争会的“百慕大”魔魇之中。
2、“旗手”遭遇 “方向”问题
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8月10日大会闭幕的那天，《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根据座谈会上发言整理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就此，确立了赵树理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的“旗手”地位。在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只有鲁迅和赵树理这两位作家，被一种意识形态所高度认同。鲁迅和赵树理都被作为中国作家学习的“方向”提出。
小说家史铁生在《好运设计》一文中，说了这样一句富有哲学意味的话：“阴影最初是这样露头的：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如此顺利，如此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
“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精神”的结缘，“蜜月”短暂地如同夏夜里的闪电。当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提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时候，赵树理已经面临着“如何正确掌握革命大方向”的困惑。
1947年，共和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在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全面的军事大反攻。为了配合这一飞速发展的形势，1947年10月10日，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就在国民党的双十节，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与“收拾金瓯一片”相配合的，自然是“分田分地真忙”。当时的口号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这是彻底铲除国民党统治根基的一场深刻社会变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极大地调动了释放了解放区一亿农民中蕴藏的积极性，在解放区出现了如火如荼的“母亲送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面。有几位亲身参加了这场土改运动的外国友人，他们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零年中国内战时期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这是一次向私有制宣战的尝试，这是一场剥夺与反剥夺的搏杀，其惨烈程度复杂程度都是不言而喻的。赵树理根据自己参加土改的亲身体验，写出了中篇小说《邪不压正》。
在小说中，赵树理对一次“布置斗争会”的场面，作了如下描述：
晚饭后，还是这四十来个人，开了布置斗争会。元孩是政治主任，大家推他当了主席。元孩说：“区上的会大家都参加过了，那个会决定叫咱们回来挤封建，帮助没有翻透身的人继续翻身。咱们怎么样完成这个任务，要大家讨论，讨论一下谁还是封建？谁还没有翻身？谁还没有翻透？”
他说完了，小昌就发言。小昌说：“我看咱村还有几户封建，第一个就是刘忠！”有人截住他的话说：“刘忠父子们这几年都学会种地，参加了生产，我看不能算封建了！”小昌说：“他哪种地？家里留二十来亩自耕地，一年就雇半年短工，全凭外边那四十来亩出租地过活。这还不是地主？还不是剥削人的封建势力？”这意见大多数都同意，就把刘忠算做一户封建尾巴。
接着，别人又提出了四五户，都有些剥削人的事实，大家也都同意，其余马上就再提不出什么户来，会场冷静了一大会。
元孩说：“……现在咱们再算算咱村还有多少没翻身或者翻也没翻透的户！”大家都说，那多了，七嘴八舌提了一大串。数了四十七个户。……元孩曲着指头计算了一下说：“上级说这次斗争，是叫填平补齐，也就是割了封建尾巴填窟窿。现在数了一下：封建尾巴共总五六个，又差不多都是清算过几次的，可是窟窿就有四五十个，那怎么能填起来？”……又有人说，光补窟窿啦，咱们就不用再分点？元孩说：“区分委讲话不是说过了吗？不是说已经翻透身的就不要再照顾了吗？”小旦说：“什么叫个透？当干部当积极分子的管得罪人，斗出来的果实光叫填窟窿，自己一摸光不用得，那只好叫他们那四十七个窟窿户自己干吧。谁有本事他翻身，没有本事他不用翻，咱不给他当那个驴。”元孩说：“小旦，你说那不对，在区上不是说过……”元孩才要批评这自私自利的说法，偏有好多人打断了他的话，七嘴八舌说：“小旦说得对，一摸光我先不干”“我也不干”“谁得果实谁去斗。”
元孩摆着两只手好久好久才止住了大家的嚷吵。元孩说：“咱们应该先公后私。要是果实多了的话，除填了窟窿，大家自然也可以分一点。现在人多饭少，填窟窿还填不住，为什么先要把咱们说到前头。咱们已经翻得不少了，现在就应该先帮助咱们的穷弟兄。”小昌说：“还是公私兼顾吧，我看叫这伙人不分也行不通，因为这任务要在两个月内完成，非靠这伙人不行。要是怕果实少分不过来，咱们想想还能不能再找出些封建尾巴来。”这意思又有许多人赞成。
小旦说：“有的是封建尾巴，刘锡恩还不是封建尾巴？他爹在世时候不是当过几十年总社头？还不跟后来的刘锡元一样？”元孩说：“照你那么提起来可多啦。”跟小旦一样的那些人说：“多啦就提吧，还不是越多越解决问题？”元孩说：“不过那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从我记得事，他家就不行了……”有人说：“不行了现在还能抵你两户。”元孩说：“那是人家后来劳动生产置来的。”又有人说：“置来的就不给他爹还一还老账？”元孩听见他们这些话，跟在区上开会那精神完全不对头，就又提出在区上开会时候，区分委说那不动中农的话来纠正他们。小旦他们又七嘴八舌说：“那叫区上亲自做吧。”元孩说：“不要抬扛，有什么好意见正正经经提出来大家商量。”那些人又都一起说：“没意见了！”以后就谁也不开口。元孩一个一个问着也不说，只说“没意见”。会场又冷静了好大一会。
有些人就交头接耳三三两两开小会。差不多都是嘟噜着说：“象锡恩那些户要不算，那里还有户啦？”“要不动个几十户，那里还轮得上咱分果实。”……元孩听了听风，着实作了难：上级不叫动中农，如今不动中农，一方面没有东西填窟窿，一方面积级分子分不到果实不干，任务就完不成。他又在会场上走了一圈，又听得不止是识极分子，有些干部也说分不到果实不干，这更叫他着急。他背着手转来转去想不出办法。小昌说：“我看还是叫大家提户吧，提出来大家再讨论。该动就动，不该动就不动。”
……一说提户,会场又热闹起来，哗啦哗啦就提出了二十多户。……元孩越觉着不对头，他觉得尽是些中农。他说：“我一个人也扭不过大家，不过我觉着这些户都不像是封建尾巴。咱们一户一户讨论吧。要说哪一户应该斗，总该说出个条件来。”小昌说：“可以，咱们就一户一户说。”元孩叫记录的人把大家提出来的户一户一户念出来，每念一户，就叫大家说这一户应斗的条件。象小旦这些积极分子专会找条件，又是说这家放过一笔帐，又是说那家出租过二亩地，连谁家爷爷打过人，谁家奶奶骂过媳妇都算成封建条件。元孩和小宝他们几个说公理的人，虽然十分不赞成，无奈大风倒在“户越多越好”那一边，几个人也扭不过来。
赵树理不亏是状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圣手”，廖廖几笔把土改中各类“积极分子”的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这就是当年“剥夺剥削者”的秘密，或者换言之，是描绘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形象画面。
看着在斗倒地富后，勤劳致富的中农又成为斗争对象，赵树理总觉得不对劲，他知道中农的生活富裕点，全靠自己勒紧裤带用双手从地里刨挖来的，没有剥削过什么人，哪能算是封建尾巴呢？所以他坚决反对斗争劳动致富的中农。认为这样做既不符政策也不合民意。赵树理正是根据自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在《邪不压正》中塑造了“流氓无产者”小旦和“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村干部小昌的典型形象。
1950年1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赵树理的《关于〈邪不压正〉》一文，文中赵树理说：“我写那篇东西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赵树理还说：“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写得比较突出一点。”
赵树理后来在“文革”的第三份检查《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文章中，还回顾了当年写《邪不压正》时的创作意图：“……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而流氓无产阶级趁势捷足先登，抓取便宜的现象。”
赵树理笔下塑造的“小昌”形象，面对我们今天农村的现状，面对那一个个把持了农村基层政权，以权谋私“前腐后继”成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面对那一批批当土皇帝唯我独尊，让广大村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村官，典型形象的意义是超越时空的，它能“与时俱进”地引发当代思索，获得当代意义。怪不得周扬后来在《赵树理文集》的序言中,对《邪不压正》说了这样一番话：“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是赵树理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
杨品在《颠沛人生——赵树理传》一书中，记述了赵树理在写作《邪不压正》时所承受的压力：
……遗憾的是，赵树理的认识并不为上级领导赏识，认为他有右倾思想。一位边区土改工作负责人很严肃地约他谈话：“老赵同志，土改运动是一场大革命，我们不能像老太婆一样慢腾腾的，要克服右的观念。你是有影响的人物，尤其要和上级保持一致。”
赵树理却认真地辩解说：“我们应当实事求是，根据群众的思想状况做细致的工作，否则会造成无穷后患。”
“老赵，你不要固执嘛！”
“我不是固执，我是说真话。”
“中央负责土改工作的康生同志要求我们要克服右倾思想。”
“不管是哪位领导，脱离实际情况的指示就需要研究。”
……
“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我还是那老观点，替农民说说心里话。”
也许，真话未必就是真理；然而，说出真话离真理就不远了。
毛泽东的中宣部长陆定一，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 虽然从字面上看，陆定一似乎也强调新闻必须尊重事实，完全真实。然而这个“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于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由此从列宁那儿引进了“两种真实性”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道，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与这种“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在这一理论逻辑的指导下，“真实性”遭到“片面性”责难；而“虚假”则冠冕堂皇带上“事物本质”的桂冠登上文艺的神圣殿堂。
赵树理在无意识间，触犯了革命文艺的一条禁忌。
赵树理在《邪不压正》写出后不久，看到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中谈到：“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的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赵树理兴奋异常，认为是毛泽东又一次肯定了他来源于现实的创作。
然而，作为作家的赵树理没能深切地领会政治家毛泽东此一时彼一时的“革命辩证法”。
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经对把小旦这类人的“积极性”称之为“痞子运动”的人大张挞伐。并把它提到一个“依靠什么人，打击什么人”的原则性问题。
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邪不压正》自1948年10月13日起在《人民日报》连载后，马上引起激烈的争议：
1948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党自强的《〈邪不压正〉读后感》和韩北生的《读〈邪不压正〉后的感想与建议》两篇相互对立的文章。1949年1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又用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耿西的《漫谈〈邪不压正〉》；而东的《读了〈邪不压正〉》；乔雨舟的《我也来插几句——关于〈邪不压正〉争论的我见》；王青的《关于〈邪不压正〉》一组文章展开讨论和争鸣。同时还配发了编者的《展开论争推动文艺运动》一文。
据《人民日报》编者的话：当时“论争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上，因而也就牵涉到对农村阶级关系、对农村党的领导、对几年来党的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的分歧”。那些持否定观点的同志认为，小说“将地主的‘腿’小旦，涂上满脸黑灰去顶替地主的罪恶是阶级观点的含糊”，使人感到“把党在农村各方面变革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使人感到“纸上的共产党不是现实的共产党”。
还有文章批判作者：“到底小旦是什么成分呢？作者没交待清楚。……真正坏透了的，不应该是小旦之流的人物，而是不可调和的封建统治者——地主阶级。”并且严厉地指出：“如果模糊了这一点”，就是“阶级观点上的含混”。
关于《邪不压正》一文的争论，鉴于当时的大形势，最后虽说是有惊无险，没有变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但已然为赵树理的创作亮起了“黄牌警告”，也让赵树理初次领略了革命大批判锋芒的寒光逼人。
3、“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以及难以言说的历史外延。
走进共和国文学，赵树理第一次经历的批判风波是对小说《金锁》的批判。
赵树理任主编的《说说唱唱》创刊后，孟淑池送来一部中篇小说《金锁》。赵树理自己把小说故事概括出一个轮廓：“一个流浪的难民，流落在一家恶霸地主家里当长工。恶霸地主欠下他的工资不给，又用公家的粮食骗来了另一个女难民，名义上是替他这个长工娶妻，实质上别有用心。后来因强奸不从，竟将男女一同治死。不料男的没有死去，投入了解放军，最后把案情弄明白了。”
就是这样一篇稿件，发表后却遭来一场批判。其时适逢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报纸刊物吸纳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地有系统地监督我们的工作，注意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加以改正。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向前进步”。
《文艺报》随即发表了响应的社论，并对《金锁》展开批评。邓友梅于《文艺报》第二卷第五期（1950年5月出版）撰《评〈金锁〉》一文，厉声指责：“这是农民吗？是劳动群众吗？简直是地痞，连一点骨气都没有的脓包，只是地主的狗腿，旧社会的渣滓才有这样的性格。才可能为了吃饭连地主调戏老婆都无动于衷。而作者把这当作劳动人民的正路。” 有个“非常愤怒”的读者甚至耸人听闻地指责道：小说“ 让市侩的色情在其中奔驰”，因而“要提出严重的抗议”。……
批判的矛头虽说对准的是小说的作者，但是力主小说发表的赵树理放出了这样一株“大毒草”，自然也难辞其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赵树理做出了他的第一份检查《〈金锁〉发表前后》：
《金锁》这篇小说，在《说说唱唱》上发表之后，收到读者意见如下：
人物不真实，侮辱了劳动人民；
下三烂话太多；
结尾矫揉造作；
摹仿《阿Q正传》。
为了答复读者对《说说唱唱》的爱护热诚，“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开了三次讨论，我只赶上在第二次参加了个会尾巴，有些意见不曾谈出，再加上在编辑过程中我还有值得检讨的地方，现在把它一并写出来，作为对讨论会的一个补充和对作者读者及其他编委的道歉。
编辑经过
在收到这一稿件后，“大众创研会”小说组的几个人和少数编委传阅了一下，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故事轮廓脱胎于《阿Q正传》。
解放以后的尾巴是加上去的。
假如删去了尾巴看，主题只在于暴露恶霸的罪恶，而未给被压迫者指出出路。
在趣味主义支配下，用了些不必要的人物，强调了些不必要的段落。
稿子传到了我，我主张发表，理由是作者真正了解未解放以前的农村。虽用了《阿Q正传》的架子，其内容并无抄袭之嫌，也没有一般写农村者只写概念的毛病，发表了可使人了解革命势力未到以前自然状态下的农村具体情况如何。
也有人提议改一改，我主张不大改，理由是尊重作者。
主意一定，发稿期也到了，没有和其他编委商量，就那样发出去了。
自我检讨
处理这一稿件，我有两点错误：
第一是其他编辑提出来的意见自己不同意，不和人家再商量，就按自己的意见处理了，在作风上欠民主。
第二是以迁就毛病为尊重作者，其实就是对作者不诚恳。《金锁》的作者孟淑池曾要求对他这个作品提出意见，我自己和看过这篇稿的编委也曾看出作品的毛病，但在谈话时候，忽然觉得一个作品发表出去能起一定的进步作用就算了，不必强叫人家和自己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此就和人家客气了两句就走开了，现在检讨起来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因为正确的观点只能有一个，自己对了就该说服人家，自己错了就该服从人家。从这篇作品上看，局部地从趣味出发，因而损害了对事物的选择与批判，原是艺术观点上的错误，而我则既不向作者提出，又不在文章上改正，对作者是一种“外气”，对读者也没有负到应该负的责任。
一点辩护
读者意见中，有一条是说这篇作品中的主角金锁是不真实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以为这是不对的。我所以选登这篇作品，也正因为有些写农村的人，主观上热爱劳动人民，有时候就把一切农民都理想化了，有时与事实不符，所以才选一篇比较现实的作品来作个参照。事实上破过产的农民，于扫地出门之后，其谋生之道普遍有五种：“赚”、“乞”、“偷”、“抢”、“诈”，金锁不过是开始选了个“乞”，然后转到“赚”。“有骨头”这话是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才讲得起的，凡是靠磕头叫大爷吃饭的人都讲不起，但不能就说他们都不是劳动人民。他们对付压迫者的方法差不多只有四种：“求饶”、“躲避”、“忍受”、“拼命”，有时选用，有时连用，金锁也不例外。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参加革命：有的是在革命势力未到之前自动找去，有的是在革命势力到达之后，得到了土地，再加以组织教育，才能挺起腰来。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这种人虽不占多数，可也不是个别的，只是容易被一般人（连贫农在内）忽略，因为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没有给他们列下户口。
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如果事先把农民都设想为解放军那样英雄好汉，碰上金锁这类人就无法理解，其实只要使他的生活有着落，又能在社会上出头露面，他并不是没有骨头的，解放军中像金锁这一类出身的人也不少，经过教育之后，还不是和其他的英雄一样吗？
这篇作品中对金锁这个人物的处理，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写出他进步的过程——也就是尾巴接得太短了一点，使金锁一类人读了不知道该怎样挺起腰来。“瞎闯王”、“么二愣”等农民读了不知道对解放后的金锁在日常生活中应取什么态度，做农村工作的人读了不知道对金锁该如何做工作。虽有这个缺陷，只能说是美中不足。并不能说是没有真实性或是作者故意侮辱劳动人民。
我之所以比较详尽地摘录了赵树理的这份检查，是因为从这份检查中，颇可以显现出赵树理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树理的检查比他的作品，更具备认识价值。
曾任山西作家协会主席的焦祖尧在评价到赵树理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赵树理身上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真人。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五九年批判他的时候，大概有半个月通不过。他当时有句话：‘按照我的观点来检查，你们通不过。按照你们的要求来检查，我自己又通不过。’有在批判会上这么说话的吗？他就是这么个人。”
从以上这份检查中，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的创作观与当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这样一份检查当然过不了关。于是，在做出第一次检查的二个月后，又有了赵树理的第二份检查：《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把两份检查对照着看，倒是一个饶有意味的事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的思想觉悟在“政治压力”下，仅用二个月就有了哪些“提高”：
《说说唱唱》第三第四两期上，发表了孟淑池一篇题名《金锁》的小说，作者对农民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我在编辑的时候，没有接受其他编委的意见，未把可能改正的地方改正，以至发表出去之后，引起文艺界同人和其他读者好多意见。我收到这些反映后，曾在《文艺报》第十七期上作了检讨和辩护（题名《金锁发表前后》），但检讨得不够详尽，辩护得不够正确，我现在感觉有重新来检讨一下的必要。
一、对“检讨“的检讨
我在原来的检讨中，虽然也曾提到原作是“局部地从趣味出发，因而损害了对事物的选择和批判”，也曾提到这是作者的错误，可是只是那么略略提到，轻轻放过，其原因是着重检讨自己，不愿多把错误向作者身上推。我在那时对原作的看法是这样的：
从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上看，……要是正正派派写，这个题材没有多大毛病（略有点公式化），可惜作者嫌它不足，故意把主角（长工）丑化了，又加上些除了色情再无其他的低级趣味部分来凑趣，竟弄得这篇东西局部地变了质。
这便是我原来对这篇小说的认识。原检讨中不足之处是没有把“对事物的选择”问题看成立场问题——以为对“金锁”本人的挖苦只是“语言”、“口吻”的无选择。现在看来，这一点是非常不正确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立场问题。作者主观上是要替劳动人民说话的，可是因为生活、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有些脱离（虽然作者原来是农民家庭出身），因而就不能把劳动人民的事当做自己一家人的事来讲。例如：小说中一开始介绍了曹家的“驴宅”（这个词也有毛病，不应把宗族和阶级混为一谈）之后，接着便说“金锁这个人虽然也姓曹，却不是‘驴’家的正支正派……” 这等于说：“这个忘八蛋与那一伙忘八蛋虽然都是忘八蛋，可是不同种”。这种口吻，贯穿全篇，使人读了不知道作者是站在哪一方面说话。
二、对辩护的检讨
我的辩护中需要检讨之处甚多，现在先举两条重要的：
1、好多人指出这篇小说“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的辩护说“不是”。大家是对的，我是错误的。把恶霸地主和农民平列起来，一例地挑着眼用俏皮话骂下去，还能说不是侮辱劳动人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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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人：斗争正未有穷期——赵树理悲剧命运的“百慕大”（上）(3)
发布时间:2012-12-07 09:23 作者:陈为人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5943次
2、说“有些写农村的人……把一切农民理想化了，所以才选一篇比较现实的作品来作个参照”也是错误的。指导我作这样辩护的思想是自己比较熟悉农村的包袱。当时收到的稿件中，《……翻身记》就有好几篇，可惜都好像新闻，看不出农村的生活，而看到《金锁》之后，觉得其中写到的事物有不少地方和我自己观念中已有的事物都相差不多，因此就说它是“比较现实的作品”，还要叫给别人作个参照。仔细一想，别人如果真的参照了这个讥讽农民的风格来写东西，不是都讥讽起农民来了吗？因为自己有了熟悉农村这个包袱，在感情上总觉着千篇一律的概念化的作品讨厌，没有认识到，只有概念或千篇一律固然不好，但是写的人主观上诚诚恳恳的歌颂劳动人民，自己如果比人家多知道一点什么，应该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给人家作个参考，为什么要以为人家的作品“讨厌”呢？
三、对辩护的保留与保留中的检讨
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做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流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的，例如遇了红白大事，村里人都还以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为羞。……我在辩护中说，他们讲不起“骨头”，只是说“讲不起”，并非说他“没有”；说“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才讲得起，指的是比金锁稍强一点，在社会上还有人愿意跟他谈话的人，而并非指什么能挤到地主边上的人。我对这一层人的分析还认为没有大错，不过要是选举农民代表，当未做过适当工作之前我可也不选他们。
这一段分析不论对与错（错了再研究），写在辩护中也只能算是狡辩，因为《金锁》这篇小说根本不是以解决那个问题为主题的。根据这种说法推论下来，就得出原辩护中末一段的结论：“……对金锁这个人物的处理，最大缺陷是没有写出他进步的过程……”其实是这样吗？假如补出他的进步过程来，该算一篇呀该算两篇？补出进步过程来就能把前边立场上的错误撤消了吗？显然是不妥的。
对作者的认识
最后，我仍认为作者具有写农村的特殊条件：生活熟悉，文字通俗流利，只要经过相当的政治学习，一定是能写出好作品来的。
建国之初对赵树理的批判，采用的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较为“温和”的形式。
画家陈丹青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一段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传起于延安时期，很前卫，很管用，它不是真的‘批评’，而是整合队伍、便于掌控的辅助手段。到了和平年代，‘批评与自我批评’、‘敌我与内部矛盾’成为我国泛政治生活中两大‘武器’。邓小平同志著名的‘三起三落’，都是靠高瞻远瞩的‘自我批评’才能再起，才能复出。…… 那么，谁来判别你的错误属于哪一种‘矛盾’呢？还是权力。……要之，在现代中国，‘批评’是‘权力’与‘正确’的代名词；‘自我批评’则是‘检讨’与‘认输’的代名词。最微妙的一层是：如果权力一方主动“自我批评”，意即“我错了，但我作了自我批评。因此我仍然正确。……小小文艺界，所有老权威均曾一再做过‘自我批评’，或升级为敌我矛盾，‘低头认罪’，或降级为内部矛盾，‘重新做人’。”
“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以及难以言说的历史外延。
4、迂腐的文化人尝到了政治家“上纲上线”的滋味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从1951年至1955年，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先后开展了三次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第一次就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电影《武训传》1950年摄制完成后，1951年起在上海、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开始放映。放映以后，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介文章，一开始几乎是一片叫好声。让我们略看几段对它的赞扬：
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他对本阶级的热爱使他终身劳动，忍受艰苦，坚韧地，百折不挠地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
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
武训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
武训典型地表现了聪明智慧，心眼深，记性强，能说能行，是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
武训这种斗争反映了中国农民的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意志是劳动英雄的意志。
武训甘心做人民大众的牛，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武训是中国第一位热心办教育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
武训这种忘我精神，为广大贫苦阶级服务的精神，任何人都会为之深深感动。
……
从这些对《武训传》的初始评论中，我们不难品验出创作意图中的“拍马屁”倾向。但这个“马屁”没拍好，“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很快，出现了不同意见：《文艺报》1951年第四卷第一期发表了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文章指出：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表扬歌颂的。《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又发表了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文章认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陶行知先生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表扬“武训精神”，也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吗？”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
一时间，《武训传》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在此大形势下，1951年6月20日出版的第18期《说说唱唱》上，为了使广大民众了解这一争论，赵树理用“吉成”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武训”问题介绍》。让我们先看一下这篇短文：
满清末年，山东堂邑县有个要饭的名叫武七，这人当年受过地主的欺负，误以为因为自己没有念过书，才比人家低半截，因此想弄些钱办个“义学”，让穷人的子弟们也能读书上进。主意一定，他就一边宣传一边做。
那时候，正是满清朝庭、地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各种压迫压得农民不能过日子的时候，办上义学，也不过能叫少数穷孩子念了五经四书，功成名就，回头帮着反动统治者再来压迫别的穷孩子罢了，哪里能解决穷人受欺负的问题？懂事的穷苦农民，知道那个不是路，因此成千上万的人都去参加太平军、捻军去打满清的官兵，却没有一个人来帮他办义学。
地主阶级的官员和士绅，非常懂得这些道理，因此就非常看中武七——他们见农民革命压不下去，穷苦农民的心都不稳，急切想不出办法，恰巧遇着武七宣传“义学主义”，就都自觉的，不约而同地捧他的场，想借他这个怪念头来稳定一些人心，因此文武举人就帮着他出放存款，知县官请吃饭又送银两，山东巡抚赐他官印缘簿，学台也捐银，士绅也留他住宿……不几年功夫，就帮着他办了三座用举人进士当教员来教五经四书的奴才学校，乐得他摸不着头脑，和人家算成一伙，不过还觉得比人家小几辈子，不敢和人家平起平坐。后来反动政府从西太后到蒋介石，对他都各有封号，连他的“训”字还是一个州官给起的，用意也都和当时的官绅一样。
解放以后，有些人把他当成民族英雄，用电影、图画、传记来宣传他，因此才又有些人写了好多批评文章登在报上，叫咱们大家认识这武训的本像。
这就是近来报上登着的“武训”问题。
这完全是一篇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的介绍。从字里行间能品验出，赵树理在撰写这篇文章时，还是很注意了一下自己的“阶级立场”。我想，赵树理一定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篇普通介绍文字，竟然也会“撞在了枪口上”。
文艺界关于《武训传》的这场论争，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敏感地嗅觉到，这是一个整肃文艺界的契机，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毛泽东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下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中写道：“《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毛泽东还声色俱厉地责问：“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又为“方向”拨正了“方向”。
仅仅一个月之后，在1951年7月20日出版的《说说唱唱》第19期上，赵树理只得又以“编辑室”的名义，发表了《对发表〈“武训”问题介绍〉的检讨》：
本刊上期登了一段介绍“武训”的短文，事后检查该短文作了错误的介绍，而我们也没有负到纠正的责任，谨向读者道歉。兹将其错误之点指出如下：
一、武七开始虽说要过饭，可是结识了地主阶级之后就逐渐变成了地主兼高利贷者，最后弄到有土地二百三十余亩，钱二千八百多吊，不能以“要饭”来说明他的身份。
二、地主、官、绅作了他的后台老板，帮着他变作地主和高利贷者之后他才兴学，该文说“帮着他”办了三座奴才学校太含糊，好像还是地主、官、绅们帮着一个叫化子兴学来的。
三、据调查他的三座“义学”的学生完全是地主阶级的子弟，连一个穷孩子也不曾有过，该文说他为了穷孩子也是错的。
四、该文说“……有些人把他当成民族英雄……来宣传他，因此才有些人写了好多批评文章登在报上叫咱们大家认识这个‘武训’的本像”，模糊了原则是非，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好像说宣传了的人和揭露他“本像”的人只是原被告在报上打官司，与自己无关，不曾指出宣传者是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者是拿着马列主义的武器来和这种反动思想作战的，因此，就不能叫人感觉到反动思想是应该打倒的。
这场建国后的首次学术论争，使迂腐的文化人初尝了政治家“上纲上线”的滋味。
面对这一连串的批判和检查，赵树理这个被赞誉为“方向”的作家，是一头雾水晕头转向。正像他后来说出的那句经典名言：“我是农民中的圣者，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赵树理于1952年1月19日，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与〈说说唱唱〉》一文，实际上这是赵树理在文艺整风运动中的一份公开检查。在这份检查中，赵树理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这二年来经我手在刊物上弄出来的具体思想错误有三次：第一次是发表了歪曲农民形象的小说《金锁》……第二次是写《武训问题介绍》中说“有些人”捧场，“有些人”批评，故意把“阶级”观点字样避开。第三次是发表了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的《种棉记》……产生这三次错误有一个相同的根源，就是不懂今日的文艺思想一定该由无产阶级领导。因为我们的文艺是要教育人民的，传播了错误的思想，就会把人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这国家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族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要是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就不能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这个道理，在今天早为参加革命的各阶级人民所拥护。而我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反抱着一种糊涂想法，不是去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是故意把阶级面貌模糊起来，甚而迁就了非无产阶级观点，以至造成不断的错误。
……经过这次整顿思想，我和几位有同样毛病的同志们，深深感到错误的严重，因此就和这几位同志约定，今后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加强对读者的责任心，务使不犯旧错，并望文艺工作者和读者诸同志随时加以监督。
在此后的“胡风事件”和“丁陈事件”中，赵树理是一再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努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履。
5、1959年冬天，赵树理命运的拐点
1959年的冬天，赵树理走到了自己命运的拐点。原本还有些虚无飘渺的刀光剑影,如今成为货真价实的真刀实枪。
陈徒手在《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一文中，描述了赵树理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次挨批斗的情形：
赵树理走入“批判怪圈”也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听了庐山会议传达后，别人不轻易表态，他却向党组书记邵荃麟说，他不敢看彭德怀给主席的信，怕引起共鸣。邵荃麟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有过“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和“浮夸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想法。后来党组责成他去看，并和他开了一次谈心会，对他进行了初步的批评。这样，赵以他自己不顾风险的率直，不由自主地踏上被批判之路，这是他事先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在挨批之前，曾找山西省委领导陶鲁笳、副总理谭震林谈过有关公社的问题，依然无所适从。整风会一开始，赵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十一月二十四日，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一场面：
“此次整风会上，许多同志对他作了严正而诚恳的批评。但到十一月十八日的会上，他仍然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并且公然说，‘关于粮食总产量问题，我们打外仗时可以说粮食问题解决了，但外仗打完了，对内就应该摸清，我们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又说，‘六中全会决议，我认为中央对成绩估计乐观了一些。这不怨中央，是大家哄了中央。’又说，办公共食堂‘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户吃的省’等荒谬的话。邵荃麟同志严厉批评了他这种无原则态度，责成他检讨。到会同志都很气愤。……” 邵荃麟是一个温和、书生气十足的领导人，在这次会上却少见地发怒。他自己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大会上说：“我不太容易激动，那天激动了，是要求老赵要有一个态度。”他说话的措词已相当严厉：“老赵今天不像个作家，会开了很多次，许多同志满腔热情帮助老赵，为了发言，看了书。许多发言都心平气和，讲道理。直到前天，老赵还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是错的。我想，我们的发言能否说服他呢？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帮助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是应该发言，不管他听进听不进去。” 翻开当时的会议记录，可以闻见浓烈的火药味，已难以见到邵荃麟所说的“心平气和”： “赵树理采取与党对立的态度，有些发言是污蔑党的，说中央受了哄骗，这难道不是说中央无能，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有什么区别……” “我们要问树理同志，你究竟悲观什么？难道广大群众沿着社会主义前进，还不应该乐观，倒应该悲观吗？树理同志，我们要向你大喝一声，你是个党员，可是你的思想已经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沿着一个方向前进。” “你还执迷不悟，进行辩解，这难道不是一种抗拒党的挽救的态度吗？难道你把毒放在肚子里，就不怕把自己毒坏吗？我觉得赵树理同志也太低估了同志们的辨别能力，太不相信同志们有帮助他消毒的力量了……” “……赵树理的态度很不好，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他对党和党中央公然采取讥讽、嘲笑和污蔑的态度，实在太恶毒了。仿佛应批判的不是他，而是党和党中央……” “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 …… 每个与会者的发言方式不尽相同，譬如，萧三每批一段赵的言论，就引申一句：“那么，请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他形容赵的思想深处像一座“堡垒”，是“很难攻下的马奇洛防线”。他质问：“看，这样一所建筑，还有什么好砖吗？”他好心建议老赵要有新鲜事物感，去工业中心和工人生活一个时期，多快好省地改变世界观，不要有抵触情绪。 上纲上线，轮番冲击，使会议的斗争气氛直线上升。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称：“党组采取展开辩论的方式，由同志们作有系统的发言，批驳其各个论点，然后由赵树理同志答辩，答辩后再由同志们发言辩驳。”实际上，赵树理已经难于从容答辩，他只是顺着大会的气氛做一些解释，甚至对耐火砖、造纸厂建造是否纳入国家生产计划、缝纫工厂对解决家务劳动所起作用等小枝节问题都谈得很细，让大家听了不胜其烦，不知老赵此时用意何在？
一个作家与生俱来肩负着“批判”的使命，由批判者成为挨批者，赵树理进入了“批斗会”的百慕大怪圈。
批判之批判！否定之否定！
“二十年间世三变，几人能不化鹑蛙。”这是共和国作家面临的共同命运。
对于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批判风暴”，赵树理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他感到茫无头绪手足无措，头脑里一片空白……我们从对当年批判会的一些回忆中，管中窥豹，可见赵树理当时困惑迷茫的心境：
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的杨子敏在与我谈到赵树理时，回忆了当年批斗大会的情景：杨子敏说：“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当年批斗会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赵树理称得上是认准了一个理，九牛二虎也拉不回的主。可在那种场面下，你也不难感受到他内心所受的煎熬。当时的一个镜头，几十年过去了，只要一提起，我眼前就会浮现出来：每逢开批斗会，赵树理形成一个习惯动作，就是往嘴里叼上烟，手上不断划火柴，有时一盒火柴都划完了，烟还没点着。他那完全是一种下意识无意识的动作，表面极力试图表现镇静，内心早已倒海翻江……”
据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人、评论家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介绍：“那时空气非常紧张，老赵有压力。但他对事实部分很坦然。老赵说话有时让人听不清，一方面是口音问题，另一方面是他说话的特点。以前大家就说，老赵小说写得那么出色，可讲话就怎么听不懂？看他在会上吃力发言，在心里对他是同情的。开会时他拿着一支笔，随手在纸上划几个字，不像其他挨批者那么认真记录。会开得很晚，冬天又冷，散会后大家都急于赶回家，而老赵往往坐在那儿发愣，想半天，动作很迟缓。有时金镜就陪他坐一会儿，说话无非是‘注意身体’之类……”(据陈徒手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采访笔记)
康濯在《根深土厚——忆赵树理同志》一文中，也写到在这段特殊日子里对赵树理的回忆：
在五十、六十年代交替的那一谁都知道而又令人深思的日子里，老赵竟由于写了一篇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等问题的建议而遭到误解，被批判为所谓“右倾”。当时我已去河北农村生活了两年，正因写作任务（长篇《东方红》）而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老赵就差不多每天下午都上我那儿坐一坐，同我一起看看刚来的晚报，并对着报纸上那一阵关于亚非拉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高涨的消息，不止一次说道：“如果需要我去亚非拉人民中做点工作，我倒真想去去，热热闹闹干一干哩！”还说：“我还不如出去打游击，去支援世界革命。”
陈徒手记载了赵树理在批斗会上的态度：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赵树理在会议开始时首先表达歉意：“大家为了帮助我，准备时间比我长，看了不少书，很对不起大家。”在经过几个小时的猛烈炮轰后，他最后嗫嚅地说了几句：“这篇文章(指给陈伯达的信)我写了两个月，像农民一样固执了两个月。住上房子，现在马上把它拆掉，不容易。”他固执、为难的情绪又通过这几句话，委婉地表露出来，让精疲力尽的与会者添了几许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邵荃麟代表组织者再次责问：“老赵和同志们的认识相反，遥遥相对，究竟谁是谁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否则，不会开这样大会批评你。你狭隘的农民世界观会影响千百读者，所以不能不帮助你。”邵承认，老赵举出的一些例子，如强迫命令等，我们并不否定这些现象。他引用毛泽东一个内部讲话说：“六亿人民的大运动不产生一些缺点，那才是怪事。”赵树理无言以答，在会议构织的言语矛盾网中左冲右突，陷入长时间的思考。会议记录本已经很少有他发言的记录，他只能迷惘地、似懂非懂地听完一个个大会发言。在这种压力和威胁面前，心里的防线逐渐地崩溃，他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只有无奈地低头或认同。他在想：自己真的错了吗？
赵树理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认为自己”基本上正确”,不肯认错。据康濯回忆：“开批判会时，他既不记录，也不出声，一个劲地摇头……”于是，“又批判他的态度，搞了一两个月”。
最后，批判会上汇总了若干个问题，让赵树理回答：(1)中央文件当中有哪些对情况的估计与事实不符，希望具体谈谈；(2)赵树理同志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中，哪些是对的？可以具体谈谈；(3)在当前这样好的形势下，赵树理同志为什么看不见大量存在的先进事物，老把个别地区的产量问题孤立起来谈……
这等于是向赵树理下了“最后通牒”。 经历过建国初期几次政治运动的风雨，赵树理明白自己目前处境的险恶。再“顽固不化”下去，人民内部矛盾就将向敌我矛盾转化。在强大的批判火力和政治压力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11月23日，赵树理向组织递交一份“检查”，不得不对自己进行“政治宣判” 荃麟同志并转党组： 我于十八日在党组整风会议会场上的发言中，对中央决议、粮产、食堂三事说了无原则的话，经你和好多同志们提出批评，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全党服从中央是每个党员起码的常识，把中央明了的事随便加以猜测，且引为辩解的理由，是党所不能允许的。别人是那样说了我也会起来反对，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右倾立场(固执己见的农民立场)竟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实在不像多年党龄的党员。为了严肃党纪，我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 赵树理十一月二十三日
赵树理经过一段时日的“顽抗”，终于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这是共和国之初，五十年代人们的社会集体潜意识。
早在建国初期，颇有影响的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陈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中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无论如何一个创作者个人的经验总是有限的，而集中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却经常总结着巨大的政治经验，这是任何人即使伟大的天才都不可以和它相比拟的。而这些经验便体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里面。我们的创作者无论如何是应该和这些政策靠近，吸取这些经验，溶解这些经验，使它普及到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群众中去。”
周扬在一九八三年年底出版的《邓拓文集》的序言里，也说了类似的话：“他(邓拓)对那个时期某些错误的政策和做法也持有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他那两年集中写作的大量杂文，正是他内心这种矛盾心理的一种反映。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周扬还说：“邓拓同志作为党员作家，他是严于律己，遵守党的纪律的。”一旦“发现自己的认识和中央的方针、路线有偏离，首先要想到自己的不足。”总而言之，“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
心有灵犀一点通，周扬和陈涌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语言，表达的却是相同的思维。这就是渗透在周扬、邓拓、陈涌、乃至赵树理这一代文人学者意识中的潜台词。我们的党是英明伟大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获不得起码的知识。所处地位越高，则看得越远，越有全局观念，高瞻才能远瞩。而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诸如此类的思维模式，不断地把“离经叛道”的想法，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轨道。更何况主流话语有强大的舆论导向做后援。有各级组织去忠实地执行。
赵树理再次开始写“遵命文学”—— 长达数千言的书面检查，从根子上追究犯错误的根源，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为。
6、乍暖还寒的“小阳春”
就在赵树理开始苦思冥想，“构思”他的检讨时，“反右倾”运动戏剧性地戛然而止，巨大的运动机器慢慢地减速，批判大会无形中被通知取消，赵树理和与会者又一次被置于不知所措、头脑空白的境地。 严文井作为当时党组负责人之一，后来透露了其中一些内情：“庐山会议后整彭、黄军事集团，林彪生怕在军队里要斗倒一大批人，就授意总政发指示，要刹住反右倾运动。后来农村形势越来越恶劣，中央也批转总政的通知，决定反右倾一律不戴帽子，一风吹……”(摘录自陈徒手对严文井1997年5月19日的采访记录)。
严文井回忆说：“中央当时可能有一个指示，对赵要低调处理。”
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在我对他的访谈中，对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能侥幸躲过一劫，作了这样的分析：“知识分子已经被打倒的差不多了，再把赵树理打倒，党团结的知识分子还有谁？”
中国作协的“反右倾”运动进入收尾，没有人肯为这些问题再去大会上批判赵树理，整个机关失去政治性反应，一两个月前火爆的批判场面冷却了，只是变成痛苦的记忆碎片留在当事人的心里。作协总支于1960年2月21日做了整风总结，对赵树理留下了几句化大为小的评价：“由于他还未彻底克服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由于在他身上保留着狭隘保守的农民观点，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途的看法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实际上后来也没有形成正式文字，内部批判的最终结果是：没给他任何处分，也没做结论。
一九六二年，作协根据上级精神，由邵荃麟牵头，做出“1959年中国作协反右倾运动甄别报告”，其中谈及赵树理的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根据三年来农村的情况和人民公社六十条及去年中央扩大会议的精神来看，赵树理同志所写的文章和信，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而且有些意见应该说是正确的。因此，当时根据以上文章和信对赵树理同志在十二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范围内进行批判，是错误的。” 邵荃麟用心良苦地在报告原稿上做了多处修改，最后一句原来用语是“不妥当”，是邵改为“错误”。可惜，赵树理没有及时看到这份甄别报告。因为1962年末，阶级斗争理论又占上风，作协已经不便拿出这个报告给当事人阅看。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赵树理有惊无险安全着陆之后，他并没有从这次的批判中汲取教训。反而认为自己“经受住了一场考验”，有点更加变本加厉“反攻倒算”起来。
赵树理在1960年3月所交的一份书面检查中，说的是这样一番话：“我向各级所反映的问题及自己建议的解决办法，姑无论其合适与否，其精神都是想把问题解决了而把公社办好的。”“我自信我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的马列主义不多，遇事难免有想错的地方，但是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紧的锣鼓活跃起来。”
在随后召开的1962年“大连会议”上，赵树理再一次得到了肯定。
1959年主持赵树理批判会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明确表态：“前几年对老赵的创作估计不足”，“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周扬说：“赵树理同志对农村确实熟悉……后来不少方面证明赵树理同志是对的，譬如对于生产指挥太多太死，他那时就有意见。这种精神值得学习。他从生活里感受到的，他能够坚持，他并不因为作协批评他并贴了大字报（有时内部用大字报不一定都适当）而消极下来。作家还是要写他所看见的，所感受到、所相信的。没有见到感觉到也不相信的，不要去写。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对党讲真话，就是党性的体现。”
这是四十年代末以来，赵树理重新受到一致推崇。想来赵树理这时的心情一定格外轻松欢快。所以会上赵树理的话特别多，发言极为踊跃。据会议记录，赵树理在会上，光正式发言就有三次，每次都是长篇大论，就是这样仍觉得意犹未尽，在茅盾、邵荃麟、李准、周立波等人发言时，他还进行了不断插话。
然而，这对赵树理的人生命运而言，仅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小阳春”， 抑或叫作一个作家创作生涯的“回光返照”。李清照有词云：“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几乎就在大连会议刚刚结束，连会议精神尚未来得及传达，风向就已经转了。
唐达成对我这样说到大连会议：
“邵荃麟在听了作家许多意见和想法后，总结时，他提出要深化现实主义，把思路放得更开阔一些，并称写新时代的英雄固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但社会生活往往两头小，中间大，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心理矛盾、心理冲突和内心变化，是很丰富，很复杂的，如果深入进去，刻画的好，同样可以成为文学典型，具有时代意义。邵荃麟为打开作家思路，摆脱条条框框束缚，在着重强调主要任务前提下，提出创造中间状态的典型人物，本来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一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不仅不是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说他的发言已经很周到谨慎的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竟很快被某些文学界大人物上纲为什么“资产阶级文学主张”，“违背了文艺方针”等等，大批判之势劈头盖脑而来，完全不容荃麟和会议参加者申辨一词，他宣布的三不主义（为了让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邵荃麟宣布“不打棍子，不带帽子，不揪辫子”），干脆和他一块儿给废了，大家都遭了秧。”
1964年第8、9合期《文艺报》，以编辑部名义刊出《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和张光年亲自捉刀的重头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上述二文，《人民日报》及各地文学刊物纷纷转载，显示出这场大批判的全国规模。事件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应声倒地，“邵荃麟同志所受到的处分实际上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去当一名普通的研究员。”
韶华在《做噩梦的年代》中说：“凡是参加这次‘黑会’者，没有一个‘漏网分子’”。康濯因为在1962年10月号《河北文艺》和同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被认为宣传“大连会议”精神与主张的文章，早在1964年就与邵荃麟一道，成为批判对象。韶华在“文革”中被批斗，第一项罪名就是参加了“大连反党黑会”。赵树理作为“中间人物”代表作家，更是首当其冲，被认为是“大连黑会”树立起来的黑标兵黑样板，迎来了其后无休无止的批斗噩运，直至被批斗致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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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8 09: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