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虹八十年代在复旦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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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若虹

作者李若虹，女，1966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84年从温州一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于1988年获学士学位。1990年获得香港太古一国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并获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硕士学位(1992年)。随后，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于2002年取得哈佛大学内亚研究系博士学位，师从范德康(Leonard vander KuOp)、孔菲力(Philip A.Kuhn)和欧立德(Mark C.Elliott)教授，专攻西藏和清朝关系史、明清中国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曾担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的研究助理，并执教于美国麻省维尔斯丽女子学院历史系和波士顿大学历史系。现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主管。以下为原文：

　　

八十年代：We Are the World

最近美国歌手为海地地震赈灾，重新聚集演唱1985年的大合唱We are the World. 听着YouTube 上登载的新旧两个版本，仅从外行的角度，2010年的歌手里虽然还有不少老资格的名手，但是怎么都不能像1985年麦克·杰克逊在内的那一版本听得让人贴 心贴肺。我的同事1950年代在洛杉矶出生，长大的，她也有同感，可见这不是我对八十年代情有独钟，而八十年代本就是一个揪动我们的心肠的年代。

似乎真的是到了开始怀旧的年龄，虽然理智上依然频频否定这种怀旧不会来得太快，可是生活在美国，听着美国歌手创意于八十年代的歌，这一激动人心的歌不得不 令人怀念已经逝去的麦克·杰克逊，借此怀念我的八十年代。麦克·杰克逊是八十年代的标志，说起八十年代我们不能不提麦克·杰克逊，而这首原创于八十年代的 歌的重唱一方面是怀念杰克逊，另一方面是在怀念八十年代。杰克逊的逝去残酷地告诉我们八十年代早已是历史，可是留给我们的确确实实是一层层永恒的记忆，就 像他的不朽的歌和一听就扎入人心和肺腑的歌声。现连上YouTub上登载的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的新旧两个版本，但愿国内的读者打开欣赏没问题。我相信，听 着这歌，你准定会赢得片刻的激动。　　

看看这样的字句，确确实实是用80年代的心写出来的【中译文是我自己临时加的】：

Send them your heart so they know that someone cares(给他们献上你衷心的祝愿，让他们懂得还是有人关心他们这批被遗忘的生灵)

And their lives will be stronger and free，(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就更有勇气来面对痛苦和禁锢)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and there seems no hope at all(当你遭受挫折和不幸时，当然会觉得前途无望)

But if you just believe there's no way we can fall(可是无论如何，你得坚信天无绝人之路)

借此，我想到了去年出版的书的初稿本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写的就是八十年代在复旦的大学生活。不过，编辑想到时下的读者所需，还是把那一部分删去了。听着这 首动人心弦的歌，心血来潮，现就把当时的书稿分几次陆续登上博客，与同辈人共享。如能博得一丝一豪的同感，最为欣慰，也能消减今天反复听着这首歌涌上心头 的那块八十年代的情结。

一，入学复旦

1984年的夏天，我从浙江温州一中毕业，结束了中学生活。应届高考，我考入了素有“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复旦大学，当时被街坊邻里和亲朋好友视为“状 元”和“天子骄子”，转眼我得准备上大学了。上全国重点大学的荣耀夹杂着离家的乡愁，但是所有的情绪很快就被进入高校的兴奋所替代。其实，那时离高考结束 还不到两个月，但是那场与人生沉浮攸关的考试已成一件非常久远的事情，甚至和眼前即将展开的大学生活没有丝毫关联。

秋季入学很快就到了。第一次离开家，父母家人送我到温州的安澜码头。八十年代已经有不少温州人北上经商，但是从温州至上海的主要交通方式依然是海轮。我身着温州一中蓝白相间的校服，登上“繁新”号客轮时，才知道，这船将把自己载入另一番世界，从此一切都得靠自己了。

轮船离开瓯江岸边时，我依着甲板站着，向薄雾中的亲朋好友挥手道别，我突地意识到，原来一直巴望上大学，巴望远走高飞，但是真的独行上路时，孤单无助的感觉马上不由自主地潜上了心头。

从温州到上海的客轮从瓯江入海后，在东海上要行驶上一天一夜才能靠上上海的公平码头。轮船一入东海，我就浑身不得劲，胃里所有的东西随着那忽悠忽悠的频率全都翻上来。在码头上看似庞大无比的海船，在海上却象一片秋叶飘来荡去。就这样，到了上海。

上了岸，脚底下踏实了，精神也就回来了。我和同行的一位高中同学加入一批沿海路抵达上海的复旦新生，在码头耐心地等着校车。等了约有半个小时，复旦的校车来了，我们怯生生地先后上了车。好在我们都不用去管那些托运的大件行李，学校会根据事先贴好的复旦大学的行李标签找到新生的行李，然后直接运送到学校的行李房。

校车行进在大上海的街道上，我的心里既兴奋，又忐忑不安，顾不上浏览窗外的市景。此时，只觉得上海对我来讲实在还太大，只希望能快点到复旦，到校之后好安顿下来。车子走不了多久，复旦砖砌的深桔色的大门就在眼前。

当校车驶入邯郸路的校门时，同车的新生们看上去又活跃起来，都显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我不知道此时他们心里都怎么想，而我，虽胆怯，可心里充溢着难言的自豪。

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告别了中学，成为了堂堂的大学生；远离父母，俨然成了大人。

一进大门，校车就停将下来，把我们这拨儿新生全都撂下车。我下车时，见一位男生在车门口当下站着，怯生生地向挨个下车的新生问到：“有哲学系的吗？” 我喜出望外，赶紧说：“我就是！” 我从下了车的人堆中挤出来，拎着随身行李，跟着这位男生不紧不慢往校园内走去。没走几步，他就接过了我的网兜，帮我提着。临行前父母塞在网兜里的绿苹果虽在船舱里捂了一天一夜，可此时依然散发着幽幽的清香。

我随着这位男生转入一幢宿舍楼，顺着楼梯上了三楼正中的一间办公室模样的屋子。见一位剪着整齐的短发的年轻的女老师坐在一张小小的课桌后面，她笑着对我做了自我介绍。她就是我们的指导员。她递给我一小叠饭票和菜票，在我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勾，我这就算是报到了。

我跟着这位男生下了楼，穿过两幢一模一样的楼，进入一幢散发着女生气息的宿舍楼。上了二楼，沿着过道一直走下去，右手的203房间就是我的寝室。一路上， 由于陌生，我们彼此都很沉默。从稀稀拉拉的交谈中，我只知道这位男生叫陈满红，来自江苏，和我同班，提前几天来校报到的。他的普通话并不十分标准，而我的普通话也是既生疏又缺乏自信。陈满红送我到了宿舍门口，就告辞了。

复旦九号楼的203室就成了四年大学我的家。

当时同班的同学陆陆续续来到学校。少数同学由父母或上海的亲戚陪同，来到校园，在大人的关照下安顿下来，而大多数同学只身步入大学。一开始，最热心的莫过于找复旦的同乡。还记得，我和一位高中同班同学去找1979年从温州一中毕业的校友陈大岳。他那时正住在复旦的教工招待所，即将启程飞往美国。陈大岳一年前刚从复旦数学系毕业，考取了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留学项目，即将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他和我们聊起了自己在复旦四年大学生活的感受，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位高年级的同乡，可是一直盘旋在我的脑际的是他送我们出门时说的一句话：“你们现在正是充满希望的启航。”

好多年来，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我时常想起陈大岳校友的话。复旦的日子确确实实是我生命旅程真正的启航。

二，高考录取

当时高校采用的入学的方式是全国统一考试。和千千万万高中毕业生一样，我是通过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凭考分入学。现在，虽然入学的机会也许会多一些，但是所有的学生还是一样，得通过高考这一大关。高考成了基础教育的唯一的指挥棒和学业的衡量标准。

八十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学生在高考之前就得报志愿，选择学校，报专业。当时恢复高考已有七年，改革正处火热之中。考上大学顿时为高中毕业生打开了一个好机会。每个高中毕业生都要争取这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时机。至于进入大学之后该如何选择专业，如何设计将来职业上的发展等等，往往不在考虑之中。

当时温州一中收到很多高校的招生简章和各个专业的简介，还召集每个班级的优秀学生和家长来参阅和咨询。各类大学的简介五花八门，我翻来复去地看，了解各所重点院校的系科和专业设置情况。本来颇为遥远的上大学的理想一下子近在咫尺。

当时我们基本上可以选三类学校。第一类是全国重点院校。北方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方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第二类是省级的重点院校，比如在浙江省就有杭州大学之类的省级院校，再者就是地方性的大学，比如就温州市来讲，就有温州师范学院和刚刚建立的温州大学等。在所有进大学的评估中，高考的成绩是绝对的。填好志愿以后是否如愿以偿完全取决于高考成绩。当时在高考前夕，我们高中的校长还召集我们一批平时学习成绩拔尖的学生，做动员工作，鼓励大家要争取考到省状元。

复旦是我的首选。虽然也非常希望能进北大，但是北京路途遥遥，第一次离家，父母很不放心。更为重要的是，温州一中的优秀毕业生有上复旦的传统。

当时我对哲学确实很感兴趣，但是父母说，这专业并不实用，改学一些具有实际技能的专业吧。于是我就在志愿标上填上了世界经济系和经济管理系。真想不到，这 是当时复旦最热门的两个文科专业。想来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是这么想。由于经济管理或是世界经济系分数线很高，象复旦这样的全国重点院校，省市的状元济济一堂。于是把一些报考这些热门专业而分数稍低的学生挤到一些较为冷门的纯人文学科。到头来，我确实如愿以偿进了复旦，但是却被编入了哲学系，而且事先没有什么和学生征询意见之类的过程。好在我要进的专业与我的初衷并不相悖。

进入大学之后，我们对考试成绩优劣的态度和高考时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几个月之后，我们同一宿舍的同学都说，要是现在再让我们进考场，不要说进复旦，恐怕连基本的分数线都过不了。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依然无愧于“天之骄子”的称号。1984年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之时，我一直坚信(相信很多同龄人对此都有类似的想法)：1984年是文革后的中学生步入大学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已经很久没有如此这般安宁平和的好时光了：文革的阴影渐渐消去，改革的势头越来越猛，势不可挡。1984年入学的大 学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第一批受过没有中断的完整的基础教育的高中毕业生，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在这之前的中学毕业生高中仅仅上两年)。 正如同年级的校友曾写到：“自由之风扑面而至，学术追求蔚然成风；学说观点，并行不悖；讲座晚会，层出不穷。无股票知识之乱耳，有求学之决心；无政府干预之侵扰，唯希望之充盈。青春昂扬，不知阮囊羞涩；甘苦共享，更怀远大前程。”

三，学校的结构

当时，复旦并没有多少学院级的部门，记得当时的复旦只是把管理系扩建为管理学院。主要的学术机构就是系，系里设有不同的专业，专业之下最基本的单位是班级，而班级各有大有小，因系或专业而异。比如，我们的哲学系只有一个班级，1984年一个班级只有五十三名学生，而1982年招的学生就比我们这一届多出不少。而中文系每一届有几个班，而每个班都比我们的大。班级是学生就学和校园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四年内，我们一同上课，一同起居，一同出入，参加各类活动，彼此难有可以掩瞒的秘密。虽然同一宿舍楼住的女生经常见面，甚至还有一同上一门公共必修课的机会，但是不同系科的学生少有交流的机会。

班级制和高中的结构并没有特大的差异，只是多了不少系科。每一班级有一位指导员和一位班主任。每一班级有一班长，一副班长，下面还设有学习委员，组织委员，生活委员和文体委员。最受女生寝室欢迎的是我们的生活委员，因为他负责分发助学金、奖学金和各类票证(如全国粮票之类的)。他一上门，我们的生活立即 有所改观。

八四级的学生大多数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班里只有少数的几位于1982年1983年高中毕业，但是并没有同学有过任何上山下乡或是在工厂工作的社会经验。

我们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江南北。东北至有来自黑龙江的大庆，西北到有来自新疆的库尔勒，也有来自云南的个旧和江西的吉水。我对外省市来的同学都有 一股难言的羡慕和的好奇，很想知道他们家乡的一切。光是说将普通话一事就让我既即不安又自豪，我可是从来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用过普通话。从上一年级到高中毕业，连语文课都是用温州话讲解，只是朗读课文时用标准的普通话。刚到复旦的两个月内，有时午睡醒来，脑子尚未转过弯来，会直愣愣地开口和寝室里的同学说温州方言。一听我来自温州，不少同学就以另一种眼光看我，就说：“呀，温州人是很有钱的。”要不就是“温州可是冒牌假货的产地。” 青海来的同学说，他父母家人就在一处特大的农场工作，前不久刚从温州押来大批犯人，在这家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和来自各地的同学交流中，我一下子觉得世界缩小了，意念中原本遥不可及的人事、景象忽地拉近了，全国各地各处似乎就在我的身边。从未离开过家，一下子觉得自己被带入诺大的世界，既自卑又好强；既紧张又好奇。纯净的目光充满新奇和得意，更有勃勃的雄心和难抑的激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同学怯生生地欢聚一堂，短短相谈就使我眼界顿开：千里冰封的东北平原，壮观的西北沙漠，峻秀的西南高山大川，还有我们充满着秀灵之气的江南沿海。世界在一夜之间拓开，于是不再象中 学生那样得天天按时上课，每日作业。虽然寝室不约而同在十点半熄灯，但是不再象中学生那样准时作息，不再象中学时那样受拘于耳旁父母苦口婆心的叮咛。

每周五下午指导员会召集全班同学开会，进行政治学习。会上，有时会传达校方或系里的时事新闻或中央文件，有时指导员和班主任宣讲全班同学应该注意的事项，有时也会在会上讨论班级目前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同学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如谈恋爱，周末夜不归宿或是无故逃课之类。

指导员时常还会和班干部开会，商讨班级工作，了解同学的思想情况和组织归属。当时，我担任的是组织委员一职。我们还有一位班主任，主要负责学生的学业，学习成绩和整个班级的学风等等。班主任并没有象指导员那么时时查访，密切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但是他也会时时来我们的寝室，问询大家的学习情况，了解有没有人常常逃课，有没有人考试作弊或是成绩不及格，有没有人学习不用心而需要帮忙等等。虽然分工不同，但是指导员和班主任紧密合作，保证我们在生活和学业上不会出什么乱子。

周五的例行政治学习并非只有开会，有时会和年长的研究生座谈，向他们求教，听他们谈研究方法和学业心得，有时会外出郊游，参观博物馆等等。记得，还有一次，全校以爱国主义为主题举办歌咏比赛，我们就在周五下午全力准备，加紧排练，我们不停地练唱《国歌》和张敏明的《我们有一个名字叫中国》。

四年级时，复旦南区(研究生宿舍区)即将竣工时，我们本科生以班级为单位周五到南区劳动，帮学校搬运石子，填平路面。当时的教育依然不失“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精神。

虽然行政管理严明，但是实际上，我们有的是时间。这是大学生无法剥夺的骄傲和特权。

一年级的一个周末，两位女生周六到男生寝室打牌，通宵达旦。被我们的指导员知道以后，不仅这两个同学挨批，我们同一宿舍的女生都遭殃，挨个被指导员叫去谈话。发生这种事情，显然是因为我们对室友毫不关心。夜不归宿，竟然都不闻不问，对室友的人身安全竟然一概不闻不问。她训导说，尤其是我，身为班干部，竟然 没有起到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站出来抵制这种坏习气。那可是一番真诚的指教，可是我们就是难以听进心坎，满腔的抵触情绪。

有一次，指导员还特意和我谈心，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说，不应该只做一个单颜色的人，不该只注重学业，还应该常常想着如何向党组织靠拢。也许是我的悟性太差，始终无法提起精神去向谁靠。她也就不再去提此事了。

四月是江南春游的好时光。春暖花开时，班长带了几个男生逃了两天课蹬着自行车前往苏州郊游，结果闯了大祸。他们为此检讨、自我反省好久好多次。那时女生开始兴涂脂抹粉，我们的指导员视之为大不敬，冷不丁地会问“是否要出嫁了？！” 来刺激我们。

四，课程的设置

我们在大学接受的是课堂授课制度。授课一律是讲座式的，极少有讨论班。课堂上也少有人打断老师的演讲，更不必说公开讨论了。我们象高中时那样上课，在课堂 上似乎从来没有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固定的教室，只是要常常从一个教室挪到另外一个教室，但只是上课的形式和习惯发生了变化而已。唯一能为之洒脱的是我们不 再有高考的压力。

我们哲学系的课大多排在校园内最为古老的第一教学楼，文史哲系的很多专业课都安排在这里。第一教学楼位于校内梧桐树林荫道“南京路”的尽头，基本上是木质结构，上楼梯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给人一种古旧的感觉。从宿舍楼到第一教学楼大约得走上十分钟。

就在通往教学楼的每一步中，我们迈开走向外面的世界的步子。一年级的一个清晨，在通往第一教学楼的路上，同行的一位上海同学和我说：“美国人竟然又选上了里根当总统。保守的共和党，真没劲！” 我想，自己竟然对这么重大的国际事件一无所知。我为此还自卑了半天，心想：毕竟还是上海同学见多识广，加紧用功吧！

每堂课是四十五分钟，大多由老师来做演讲，而且上课的形式是单一的，即教师清一色的演讲。我们一边听着，一边埋头做笔记，如果前一夜睡眠不足，课间打上几 个盹，甚至逃课，是无妨的。课后可以借用勤奋好学、具有高超的笔记技巧的同学的笔记本。课后也没有分组讨论班，也没有开发自己的思维能力的项目。

我们没有固定的教室和固定的课桌，晚自习的时间也非常机动。我们可以呆在宿舍看书，但是往往会有很多干扰。要想静心看书，就得到教学楼去争座位。刚开始对复旦教学楼争座位一事一无所知，一心以为诺大的教学楼，晚饭后去了还愁没地方自习?可是，后来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形势的严峻。原来，所有的座位的屉斗里全 都放了大小色彩不一的薄薄的笔记本，表明这个座位已有所属，任何人不得侵占。偶尔看到一些笔记本的“尊严”遭受践踏，远远地被扔出屉斗的。这么以来，等主人到来之后，难免和座位上的有一番争执，甚至都有过大打出手的。对几幢教学楼的座位形势有大概的了解之后，我们意识到晚饭之后必须刻不容缓，选中教学楼，才能保证今晚的自习不受干扰。而我们上课所在的第一教学楼由于离学生宿舍较远，晚自习来这里找位置，通常都会留有空座位。

我们的课程的设置是局限于系科的。每学期系里为学生安排好所有的课程和课时表，每一学期一开学，系里就贴出本学期的课程表，大家按部就班上课就是。除了英语等公共课由公共英语办公室安排，别的专业课一律由系里安排授予。

所修的所有的课程包括一年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发展史，形式逻辑，数学和物理；二年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外国哲学史，数理逻辑，基督教史，化学和生物；三年级的自然辩证法，伦理学，马克思主 义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哲学文选，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科学哲学，美学原理，社会学概 论，心理学；还有四年级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专题，黑格尔《逻辑学》，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座，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讲座，《资本论》第一卷。此外，人人都 得修公共必修，其中有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外语，还有体育课。就外语语种而言，大多数同学修英语，但是少数东北来的同学中学修的是日语和俄语，他们就参加小班的外语课，似乎被推出了主流。

这种课程的设计不仅把我们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引入专业，而且每一课程都有指定的教科书，大多是按苏联模式编写而成的教课书。对于我们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教学要求带有的苏联模式的影响就更大了，学的都是别人咀嚼过的东西。对哲学专业来讲，真是有些讽刺意味。

我们没有选课的自由，也没有跨系修课的制度。但是，从大二开始学校迎合改革的大潮，试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允许一些学生到其他系选修一两门课程。于是，偶尔有学生去选修一两门其他系的课，但实际上对学分和毕业都没有什么影响。大二开始，学校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和例外。复旦兴起办一种成为“双学位”的 项目，比如，已经修好哲学系的课程的学生，可以在学校继续修习一、两年，就能再拿上另外系科的学士学位。另外，当时的复旦新闻系鉴于编辑短缺的现象，到文科各系着手学生组成编辑班。编辑班从大三开始，在新闻系编辑专业修习两年的课程之后，拿的就是新闻系编辑专业的学士学位。

我们可以坐进其它系科听课，但是我们并没有正式入学该系，除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激起额外的兴趣之外，没有其它切实的效用。当时，我也修过法律系的经济法课，也饶有兴致地听过管理系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但是这无法抵御制度设定的种种框架和束缚。我依然得在哲学系修完所有的课程，完成毕业论文而取得哲学系的本科学士学位。

不管校方使学生的专业和加入的项目达到何种多样化的程度，其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根本上还是出于计划经济一刀切的苏联模式。千篇一律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难以符合诸多学生不同的兴趣和需求。这种制度把大学当成了工厂，而我们大学生几乎就是出厂的产品，来自同一模子。

总之，整个教学体制局限于专业和系科，局限于班级，局限于年级。这种陈旧的学制其实由来已久。蔡元培先生在担任北大校长时，就这种修课的年级制作了尖锐的评论。他说：“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几门课程之不及格，需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

大学的日子并不都是辉煌的、欢畅的。记忆最为深切的是大二开学不久后的一阵子失落。曾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觉得眼前的时光竟会如此让人失望和无聊，只想回家。过好一阵子，才慢慢地从这种心境中走了出来。当时，第一年的新鲜感渐渐散去，大学的日子进入常规。二年级开始，原有的好奇和期盼的光彩彻底消隐而去， 日子似乎一下子没有了奔头。后来，年长了才明白，这种第二年的症状原来是挺普遍的，大学生有，上任的新官有，据说高校校长也时常患有此症。也就在大二这一学年，我们班少了陈满红，即进复旦的第一天，接我报到的那位男生。

那年的元旦前夕，我们全班在男生宿舍楼包饺子迎新年，陈满红背着一只挎包，离开宿舍楼。眼看着热热闹闹的的集体活动他并不参加，显然另有安排。可他的安排却根本是大家始料未及的。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系里先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立档，班级的师生搜寻所有能得到的信息，寻找陈满红的踪迹，可是杳无音信。两个月后，他的两个哥哥从江苏靖江的一个村子来到上海，捎上他留在寝室里的铺盖和衣物，走了。最优秀的一位学生从班上消失了，从此，我们班就少了一个同学。

曾一度，同学们不停地猜测、琢磨到底发生了什么。渐渐地，大家也就不再提起陈满红，可班级里总是觉得少了什么。我总在想，他是班上最具哲学思维的学生，一 定是到了山陬海角或是深谷幽林处的一座庙里做和尚去了。时至今日，我还是这么想。二十多年过去了，精深的修炼中，他肯定已得正果。

回过头来向，复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方面的机会和窗口，至少我们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地域观和封闭的意识。当时，我们能在复旦的外文书店买到早已过期的美国的《时代》周刊，还有其他各类刚刚翻译出版的西方名著。记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刚刚出版时，午餐时，就在食堂前面的书摊上摆着出售。我和一班同学挤上去，拿起一本，沉甸甸的，翻了几页，虽然确实不知所云，可也毫不迟疑地买了下来。我们哲学系的同学，见到西方名著就买，但是除了添加书架的负荷之外，就是显示当时对西方哲学思潮热。除了苏联教科书式的唯物主义对人的解释之外，我们实在渴望了解西方的学者是怎么分析人类的，分析人性的。禁锢了许久 的有关人的一切，我们都急切地想了解，想探究。

虽然我们在课堂上接受知识的形式并没根本改变，填鸭式的灌输似乎是高中教育的延续，但是一群出色的年轻人的交往和撞击拥有巨大的潜力。在完成基本的课堂任 务的同时，我们接触到大量的中国人文典籍和当代外国思潮。正值中国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时代，身处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我们的眼界彻底打开了。我们不再是亦步亦趋的中学生！

五，经济生活

虽然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竞争激烈，但是一旦步入大学，和现在相比，上大学的费用并不十分昂贵，对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并不很重。八十年代的大学教育几乎是免费的：学费、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我们不用交学费和住宿费，父母该承担的是我们寒假和暑假来回的路费和平时一日三餐的伙食费和一些学业所需的教材和书籍。

七个同学共用一间集体宿舍。虽然住宿简陋而又拥挤，七个学生挤在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寝室，但是我们不需付房租或任何其他费用。大家一日三餐，一律吃学校食堂，每餐只有一样菜，过着清贫、简单的日子。偶尔有同学过生日，我们花点钱租用学校的厨房，自己卖菜，洗菜，然后大家动手，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自己努力的成果，觉得比食堂里的要好吃得多。不管当时的生活有多么简单，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等教育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我们的吃住都有保障。艰苦度过四年大学的同学大有人在，但是并不会到了无法就读的境地。

伙食中最好的是一份两毛八分糖醋小排加底菜。那底菜就是水里快速煮过的上海小青菜，本身淡而无味，但是和小排放在一块，尤其可口，况且我是从小吃蔬菜长大的。小排总是最早脱销，不少男生为了能吃到小排，不息付出逃上午第四节课的代价。那举动显然说明：那课可上可不上，而糖醋小排可不能不吃。

上海的糖醋小排，现在想来都要流口水。二零零五年夏天出差，从汉城回到上海，经过浦东机场正值午餐时间，正饿着，而且离上飞机时间还早，兴冲冲地在机场餐 厅坐下，要了糖醋小排，可是大失所望。味道和我记忆中的迥异，当时还无缘无故为之伤感了半天。事隔多年，是上海的糖醋小排变味了，还是我的味觉变怪了？后来，经朋友劝说，机场的饭菜不可过于介意，我才得到安抚。在复旦形成的糖醋小排情结，不亚于当时人人都是诗人的诗社情结和大专辩论会的辩论高手的情结，至今都难解难分。

就生活费而言，根据家庭的经济收入，不少同学还能得到学校的助学金，以贴补用。当时实行一种助学金制度。每个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收到学校的一系列表格，要求我们填写，其中包括如如何把户口从家乡迁出，入学时编入学校所在的上海户口。另外，每家每户还要填好经济收入表，系里会根据家庭经济收支情况，给学生分发数量不一的助学金，从五元至二十八元不等。

同时，系里还设有奖学金，用来奖励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期末成绩出来之后，根据考试成绩，系里分别给少数几位学生授予奖学金，一共分三等。记得当时的一等奖是一百元，二等奖六十，三等奖四十。虽然并不多，但是足够解救囊中羞涩，而且随之带来不少荣耀。

六，学风和学潮

八十年代，整个高教制度走出文革的阴影。我们是一批刚从各个省市来的十八、九岁的小青年，第一次离家，第一次过独立生活。引导未免不可，但是我们具有挣脱 束缚的本能，拥有的全是自由和时间，还有自由和时间带来的冲劲，于是时时对这种管束表示本能的反抗。我们还是有自由自在的通宵舞会，有彻夜不眠的“卧谈会”，有微醉后心血的畅流，有年龄相仿的朋友般的老师，有不再计较考试成绩的潇洒自如。同时，更有穿破校园的凌晨为世界杯足球赛喝彩，为非洲难民慷慨解囊的激情，为改革开放的大政发自内心的呐喊。以教室、图书馆和食堂“三点式” 的生活来描绘大学生的生活特色，这只是不解的误会。

经受着青春的冲击力的折磨的同时，我们不知不觉地和时光同步，不知不觉地和岁月共行，我们终于长大了，艰难地，但毕竟是长大了。

八十年代，整个国家经历十年文革之后，骤然开放，大学生们青春激荡，理想飞扬，复旦校园里弥漫着人文气息。学者、艺术家和思想家频频受邀来访，举办演讲，交流、讨论各种思潮，打开世界的一个个未知的角落。

当时最能打开我们的眼界的是各类讲座和文化名人的演讲，各种讲座的海报布满校园，尤其是通往中央食堂的路上的广告栏上。

那时，年轻人掀起一股吉他热。学校请了吉它专家陈志来和大家见面，畅谈他的学习和弹唱的经历和感受。他的主编了《吉他艺术》杂志，是当时的年轻人学弹吉他所不可缺的。

说到文化思想界，李泽厚蜚声八十年代，可谓大学生中影响巨大的文人。他著的《美的历程》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文科大学生中几乎是人手一册。1985年他来复旦，在第一教学楼的大教室演讲时，人山人海。讲座完了，大家争先恐后要他签字。我好不容易挤到他的跟前，得到他的大名。

最令人难忘的还是1984年末1985年初，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组织的西方哲学系列讲座。这次系列讲座轰动了整个复旦校园和上海市。复旦哲学系研究生对当今西方各种思潮的介绍撩动了好多学生本来就非常不安的心。萨特的存在主义名言“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周国平流畅真切的文笔和朴实隽永的笔 下的尼采发出的“上帝死了！”的宣言，曾打动多少年轻的心，一时成了大家值得依赖的唯一的理念。《人论》(恩斯特·卡西尔)和《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 等西方译著，几乎人手一册。似乎大家都有一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情壮志。

当时哲学系的研究生和我们在年龄和阅历上整整隔了一辈子。他们经风雨见世面，从文革时上山下乡的磨难中滚出来，从书本里找到自己对经历的深切的回应和反思，他们这一辈人让我们分外敬佩和仰慕。我们深深为他们这一辈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而自豪。我们唯恐自己落后，唯恐自己过于顺利的求学经历而感受不到他们丰富的阅历。

哲学系学生在校园内还创办了大家沙龙，新闻系的学生自行编辑出版蜡版油印《复旦》校报。我们毕业之前的一个月，低年纪的学生曾经在上面发表文章谴责我们熄 灯后还在宿舍楼的走廊上大声喧哗、打麻将，使他们入夜不寐。此外，当然还有最受我们欢迎的中文系学生主持的诗社。每个周末，学生活动中心都会举办交谊舞会和群魔乱舞般的迪斯科。

当时的大学都是如此。自由的学风是复旦的传统，当时的复旦尤其是一领先风。这种传统当然离不开上海开放、大胆的海派风格，而复旦园就是一个大染缸。投身其中，潜移默化，谁都难以摆脱其影响。

当时学生会主板的广播台一到开饭的时间就播放新闻和歌曲。当时最令人激动的一首歌就是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的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　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　谱成生命的乐章

二十年之后重新吟起这首轰动八十年代中期的高校校园的歌曲时，依然如此令人振奋和激动，甚至可以说比当年更为令人振奋和激动。不知今天的大学生听到、听到罗大佑这首歌时，还会象二十年前的我们一样热血沸腾吗?

当时有关西方现代思想和哲学流派的各类译著人手一册。《人论》不仅成了一时的畅销书，而且还进入复旦哲学系招考现代西方哲学的硕士研究生的试题。据甘阳介绍，当时他翻译的卡西尔的这本书销售量高达二十四万册。这一销售量对现在的人文社科的专业著作来说已是天方夜谭。可见，当时的学生渴望了解西方的各种思想流派，渴望探求对人本身的热情。

当时，我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去听作家戴厚英教授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上的文学评论课。那时我已经拜读过她颇有争议的小说《人啊，人！》，此书一度还成为禁书，成为1986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清污的对象。

戴厚英教授文革中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革之后，她先在虹口区的复旦分校任教，后来复旦分校和其他几所学校合并为上海大学，她就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教师，但是她依然住在复旦教工宿舍。我们偶然会在傍晚时分，在复旦所在的邯郸路上见她在散步、沉思。而对我来说，在上海大学文学院见到她本人，聆听她的讲座，却比读她的小说更为精彩。

当时，戴教授在上海大学文学院的课排在周二下午，碰巧和我们的体育课冲突。后来和体育老师再三解释、请求，我和班上的另一同学得到许可，插班和生物系的同 学一起上。于是，每周二下午，我按时坐九路公车，到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大礼堂听戴教授上课。当时的上海大学文学院位于中山北一路，离复旦很近，乘坐九路公交 车只有几站路。

戴教授上的课别具风格，和在复旦修习的必修课很不一样。在复旦上课时，只是一个劲做笔记。虽然老师为之还在课堂上表扬我，但是我觉得这么做只是为了不要浪 费宝贵的时光。其实，到头来，简直是一种浪费。听戴老师的课，只觉到字字句句，她都是用心在讲，传授给我们的是发自内心的话语。她传授的很多想法和理念是 那么真实和直接，可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为之内心不禁萌发出一种对现实的批判意识。时日久远，我已记不得了她讲课的具体内容，但是清清楚楚地记得，是 她为我启开了一扇从未启开过的窗户。

八十年代后半期的复旦校园和中国各地的高校一样，酝酿着时机，隐藏着骚动，撩拨着不安，按捺着希望。虽然各类心态有着不同的起因，但是每个人却都奔向似乎平坦却是布满荆棘的旅途，眼中蕴藏着似乎明朗但又迷惑的目标。

记得最为清楚的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听力，英语老师为学生提供了听唱英文歌曲的机会。每个学生都购得一只耳机，午饭之后，坐入3108大教室，就能听到英语会话和不少美国乡村歌曲和英国的老歌曲。虽然当时英文的听说能力都非常有限，并不能听清多少歌词，但是那种情真意挚的歌声和打动心坎的曲子勾起我对异邦无知 的遐思。

当时学会而现在依然记忆尤深的一首歌曲是六十年代唱出加州，轰动美国，撩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的世界各地多少人的心田的约翰·菲力普(John Phillips)和 斯科特·麦肯泽(Scott McKenzie)谱写的《旧金山(圣·弗兰西斯科)》。 歌词中的一段是：

全国遍地都是从未有过的震荡，

大家处在不安摇动之中；

整整一代人对所有一切有了全新的阐释，

大家处在不安摇动之中，处在不安摇动之中。

只有这首歌最能打动我，也许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的难言的骚动不安和按捺不住的热情。

当时猛然拔地而起的南方边境城市深圳的出现，也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当时北边的人尚未完全理解深圳与香港隔江而望，摩天高楼正拔地而起。据说那是一片文化的 沙漠。那也是经商风刚刚刮起的时代，我们并不甘示弱。寝室里一个同学的父亲在一家土特产公司工作，就为我们批发了十麻袋的香瓜子。我们开始在校园里兜售。后来，为了招揽生意，我们不仅在复旦，而且还到同济、上外和上海体育学院。曾有一度，我们寝室里的女生时时有额外的零花钱。

1986年的春天，我们全班还参观了上海宝山钢铁厂。后来引起种种争议和不满的宝钢工程和1986年冬天的学生运动的起源密切相关。曾有一说法认为宝钢引进的是日本一大堆过期作废的工程仪器，那是由于外行主导谈判，导致中国巨额亏损简直是对国家资产的最大的耗费。

1986年入冬，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发起的学潮传到上海之后，以同济大学学生为主力的上海学潮也开始了。很多学生上街游行，呼喊民主，抨击“官倒”，上海为 之震撼。不久，学潮波及复旦。黑灯瞎火的，很多学生聚集在中央食堂前面，打着电筒阅读小字报，抄写传单，人心骚动。半个多月之后，风波渐渐平息。1987 年1月中旬，我们正忙于期末考试，突然听到胡耀邦辞去了总书记职务的消息。

随之，在1987年初发表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写到：

几个城市少数学生上街，折腾了一阵子，渐趋平静了。……学生上街，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从问题的性质来看，应该说，又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它是 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而我们的一些同志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抵 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

原来自由辩难和大胆探求的学风渐渐隐退，校园随之安静下来。讲座也不再象以前那么五花八门，原来按捺不住的学术之风渐渐平息下来。据说，复旦哲学系的研究 生们由于传播西方哲学思潮，受到上面点名批评，说是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很多学术讲座被当作精神污染收到清除，独立的思潮受到了限制。渐渐地，我们不再大 声喧哗。

学术思想的冬日笼罩着我们的心境，大家急着寻求一种能释放能量的出口。

当时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开始出现。同学中对报考研究生以及对研究生的冷淡，许多学业优秀的学生根本没有兴趣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而是愿意先找到工作，直接进入社会。

大四时候，很多人把眼光投向海外，校园内开始刮起了出国风。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纷纷去找出口的路子，拚命读英语，考托福和GRE，出国留学来改善现状，寻求国外的机会。

原来一直觉得出国与己无关，但到了1987年的冬天，我也开始感到出国风就在耳边刮着。那年冬天，香港太古公司第一次来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选拔招学生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科硕士学位。虽然我被提名参加，但是心里完全没有底子，而且觉得自己心理和学业上都没有准备妥当，于是把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报考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的硕士班研究生上。虽然我不知道学哲学的研究生毕业后的前景有多光明，但是依然决定争取深造的机会。

上海一月的隆冬，肝炎病菌蔓延。我呆在复旦过寒假，准备应考硕士研究生和参加太古奖学金的面试。由于甲型肝炎蔓延，我们几乎足不出户，每天不停地洗手。

太古奖学金应征的结果是复旦全军覆没，连我在内的五位选手痛失良机。对我来讲，几乎是赶着鸭子上架。这是自己第一次和出国留学实实在在地占了点边儿，但是 我却没有什么心思：没有足够的英语水平，也没有出国的心理准备。当时据不少奋力出国的同学说，很多人为了出国，父母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听上去就觉得可 怕，我尚且没有出国的向往，有的是对这种宏大计划产生从头到脚的恐惧感。那时，我根本没有出国的决心，从心底里认定，这种机会并不属于我。

约翰·菲力普(Scott McKenzie)和斯科特·麦肯泽 (John Phillips) 合作这首歌,在人心不安的六十年代，以其动人的韵律、天真和纯真的西皮士式的利他主义理想而轰动美国。 至今很多成长于六十年代的美国人始终不忘这首歌给他们带来的激动，激励他们追求理想、友爱和真理。

If you'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

If you'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You're gonna meet some gentle people there

For those who come to San Francisco

Summer time will be a love-in there

In the streets of San Francisco

Gentle people with flowers in their hair

All across the nation such a strange vibration

People in motion

There's a whole generation with a new explanation

People in motion people in motion

For those who come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

If you come to San Francisco

Summer time will be a love-in there

If you come to San FranciscoSummer time will be a love-in there

七，社会调查

大学毕业之前的最后一门课程是全班学生分成两组，分别到江苏如皋县和上海郊县青浦做社会调查。我和一批同学在同系研究生的带领下，到江苏如皋县丁西对那里的乡镇企业进行一番社会调查。

当时《国家教委1987年工作要点》无一不在我们的大三和大四的课程培训中显示出来。这一文件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改进和完善高等学校毕业生见习制度。”

社会实习确实有校园里学不到的收获，我们见识了改革中的江苏乡镇企业。文革中毕业于复旦哲学系的如皋县县委书记潘宝才，特意来如皋县丁西镇我们住的旅店， 看望我们这批即将毕业的系友。当时，我们哲学系在丁西的这一社会调查点就是通过这位老系友的关系接上的。他对我们的社会调查非常关心，问我们已经去了那些 乡镇企业，联系、接待是否有麻烦。

社会调查前后只有两个星期，我们主要走访丁西乡的多家办得较为成功的乡镇企业，听他们的厂长、书记向我们介绍办厂的经历和感受，在改革开放的宽松形式下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为当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等等。

和这些乡镇企业的管理人员接触较短，说实在的，能了解到的只是一些概况，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一次实实在在走入社会的机会。我自己深切感到，校园以外的世界其实更为丰富多彩，大学四年，我们了解得实在太少了。同时，想到自己大二暑期到温州乐清县的乡镇调查访问的一些感受，觉得江苏的模式完全不同于温州以家庭工厂为主的发展模式，而丁西的乡镇企业很大程度上还是得依靠乡政府来发展。

如果我们在丁西乡做调查的时间能在长一些，那么很可能对这里的乡镇企业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毕业在即，很多同学更为毕业分配担心，也没有更多的心思去了解似乎和我们相距深远的乡镇企业的命运和前景。

从南通回上海的途中，我们还遇到了老山前线归来的一位来自如皋的双目失明的退伍军人和他身边无助的妻儿。这位士兵得知我们刚从如皋做社会调查回来，感慨万千，向我们诉说了诸多不幸，倾诉了政府对他们残疾的复员军人置之不理的不公待遇，深深引发了我们的同情心。

回到上海后，我们调查小组写出了一份详尽的乡镇企业调查报告，指出改革中乡镇企业的弊病和发展趋势。我们还带着满腔的热忱和希望，联名写信给潘宝才书记，告知南通农村的军人卫国上战场，双目失明，可是退役后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等等，请他对此时予以关照。这封信终究石沉大海。好多年以后，从媒体得知：潘宝才书记因受贿及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啷当入狱。

八，大学毕业

社会调查回来后不久，我收到了系里正式录取我为硕士研究生的通知。紧接着，毕业在即。我们时时站满上海新客站的月台，有送行的，也有重新启程的。匆匆离别之后，各奔东西。泪眼模糊间，我猛悟：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活就此结束了。刚进复旦时，觉得四年的时光将会是如何漫长，但是此时此刻，忽地觉得原来四年的光 阴恍然逝去，大家天南地北，各奔东西，一切消失得那么快，快都来不及捕捉。

我们一班同学中，大多数去做了大学老师，教公共课，也有少数进了出版社、报社和政府机关，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几位顽固不化分子将留在复旦，攻读硕士学位。此外，还有两三位上海同学，走在了前沿，已经计划出国谋前途。

哲学系开设的课不乏精深而又富有启发性的，但是显然我们学的专业并不实用。面对眼前就职的挑战和实用风的兴起，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前程担忧。大学四年结束了，“天之骄子”的光彩渐渐在商业大潮和改革开放的雄风中失去起原有的光彩。但是，这又何妨？大学教育就象清晨大自然降落的露珠，每根草都会吸吮到，都会受到滋润。不管我们往哪里走，从毕业辞别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了对刚刚过去的四年的不惜的追忆，直至今日。

不管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如何，不管自己修习的专业，在人看来，如何不切实际，不管有多少时光在疑惑和茫然中度过，但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日刚刚过去。当时来不及回头，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大学时光的记忆就象久存于地窖的老酒，越发浓郁，越发醇厚。

当时，部级单位招聘应届文科大学毕业生出现饱和状态，文史哲原有的魅力渐渐消退。据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好，于是管理和经贸专业的势头越来越大。文史哲 的危机开始出现在地平线上。从现在从事不同职业的角度来看，很少有人能找到职业和大学专业的联系，从文科系科毕业的学生尤其如此。因而，路易斯 (Harry R. Lewis)从大学仅仅使学生开拓眼界，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而对哈佛的本科教育质疑，我觉得确是勉为其难。其实，如果大学教育能使高中生从固定的基础教 育提供的知识框架中彻底走出，进入一个开放、容忍和富有颇具潜力的求知意识，和人接触的环境和契机，这就大学教育的成功。但是，显然八十年代的四年大学并 没有彻底引导我们走出那陈旧而古老的模子。

1977年，文革后正式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毕业生入学率大约只有1%，这群凤毛麟角的年轻人一毕业就是铁定的国家干部，理所当然被视作“天之骄子”。百姓 对高考制度始终带着旧时科举制度的心态，“鲤鱼跳龙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和毕业之后国家包分配的制度使绝大多数学生不必对求学的目的性 和实用性做任何个人思考。上大学是将来的职业的保证书。只要能考上大学，尤其是全国重点大学，那么将来便是一条通衢大道，一路无阻。

如今，以二零零六年为例，大学毕业生达413万，国家推出“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制度，对大学毕业生“包分配”的制度已成为对过去的好时光的一段记忆而已。

其实，包分配制度早在1988年就开始受到挑战，所谓的“双向选择”始于那一年的春天。当时，诸多用人单位直接来到校园征人，见面相互了解情况之后决定是 否需要进一步联系。复旦的学生活动中心成为首次双向选择用人单位和应届毕业生见面的场所。人头攒动，我和哲学系的一班同学在人群中钻来挤去半天，不得不失 望地发现，颇受青睐的是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和新闻专业，眼巴巴地，我们却成为一群学了四年无用的东西而受冷落的废物。四年以前刚入学时 哲学系系列讲座的风光此时已荡然无存，当时“我不入地狱，谁如地狱”的豪气早已消隐。

虽然当时我已决定继续留在复旦攻读硕士学位，但是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正需要雇佣文科大学毕业生，我曾经和他们交谈一番，了解了一些情况。检察院的用人部门 还找到哲学系具体了解我的情况，但是系里告诉他们我将上研究生院而予以回绝。此外，用人单位直接向系里征人的位置很少，其中有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财经金 融专科学校和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1988年的毕业生分配情况和和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直接步入部级单位的机会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今，想来更是另外 一番天地：大学生拥有更多的选择自己命运的自主权，同时肩负着沉重的就业复旦。昔日的“天之骄子”，今天一旦步入校门，就准备着成为求职大军中的一员。

当时，我也想到过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先去工作。但是，经再三考虑，我还是决定再多读一点书来充实自己，硕士学位对我来说依然有很大的诱惑力。

九，硕士研究生

我继续留在复旦哲学系，拜黄颂杰教授为师，功读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硕士学位。

暑假过后，回到复旦，从邯郸路的本科部搬到了南区研究生宿舍楼。一切都是这么熟悉，可似乎一切又才刚刚开始。

复旦大学的南区是新建的研究生宿舍区，位于松花江路上。楼群刚刚落成，1987年秋才投入使用。和本科时拥挤的宿舍(七个学生合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寝室) 相比，这里的条件要好多了。我们四个同学一起住，而其中一位上海同学经常回家，一间宿舍就显得非常宽敞。每人各有书桌和一小块空间。花布帘子一拉就有了自 己的一方天地，觉得自己俨然是一位研究生了。

我们每个月得到国家颁发的生活费六十一元，外加上海市的伙食津贴十八元，刚刚够吃学校食堂的伙食。我们曾一度心满意足，“还是社会主义好！每天能睡大觉，还有钱拿。” 当时我们伙食生活最大的依靠就是电炉。南区研究生宿舍区只有一个食堂，伙食非常简单。如果误了买饭的时辰，那么只得到宿舍区外的小吃店填肚子。于是我们想 出了一着，即自制电炉。非常简单的操作。到附近的商店买来电阻丝和炉盘。电阻丝往插头上一接就是作为简易的电炉、虽然简易，但是非常有力。一传十，十传百，几乎每个寝室都有电炉，甚至有的寝室人手一台。南区的电炉是当时研究生的唯一的奢侈品。

有了电炉，凭自己在父母身边“观摩”而学到一点烹饪术，我们就可以做出各类简易但是非常可口的饭菜。当时我们津津乐道的是自己无论以何种烹饪术烧出的饭菜 都比食堂里的任何菜都香。从市场上买来的青菜，加油一炒，又香又便宜，吃得比食堂里的过瘾多了。我们先是小打小闹，后来胃口越来越大，鸡鸭鱼肉全都上来 了，寝室的过道上香味越来越浓。自然而然，南区的电力使用量剧增，于是校方禁用电炉，严打严查，而且设置了控制电压的仪器。一旦使用电炉，保险丝就会断路。1990年夏天，我离开南区时，大家痛快使用电炉改善伙食的好时光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研究生的课程非常轻松，除了上一些英语、政治经济学之类的公共必修课之外，就是隔三岔五和本专业的同学去见导师，汇报近来的学习收获。

想来研究哲学的得学好德语，而本科时也曾去旁听过研究生的德语公共课，知道学的仅是皮毛，根本无法在学术研究中派上用场，于是开学不久，我就决定斗胆去上德语系的专业德语课。

这是做研究生时的一次壮举。

取得这一机会并不容易。一开学，我就先打听到德语专业的一年级学生的课时安排。开学的第一天，我早早坐进了外文系德语专业一年级学生的教室。可是想不到的是，除了新生之外，还有好几位象我这样的旁听者，慕名而来，坐了满满一教室，而外语系的班级都很小，外来者一目了然。上第一堂德语文法课的正是班主任，他一见这种阵势，就赶紧和我们解释了外文系语言专业课的特点和拒收旁听者的政策。专业语言课全是以小班形式上课，教师对学生时常进行个别强化训练，一般情况下，旁听者是不允许的。

第二堂课时，除了一位进修生，几乎没有课外的旁听者，可是我依然持之以恒，每天准时坐进课堂，任课老师见我决心已定，允许我加入他的班级。于是，我开始忙于学德语。每天八点差五分蹬着一辆老牛般的自行车奔到文科大楼背后，停好自行车，直奔第五教学楼的二楼，坐入外文系一年级的德语课堂。由于自己是旁听者， 如果迟到而影响本科同学的课程就会过意不去。因此，总是提早去。有时跑到宿舍楼下的车棚里，才发现自行车又瘪了气，于是只得就蹬着瘪了气的自行车，紧赶慢赶到教室。

当时用心学德语并没有现实和功利的想法，只是觉得有时间，又有那么好的条件，当时的文法和口语老师都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年轻教授，而且在我看来，研究现代 外国哲学的不懂德文似乎难以启齿。德语的语法结构非常复杂，格的变化往往让初学者目不暇接，需要很多训练才能熟识。虽非专业，但是一心一意专攻，于是水涨 船高，每天和他们一起上文法课，学得非常扎实，进步很快。

在我用心学德语的同时，复旦南区出国留洋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

在复旦南区，理科系中，尤其是生化和物理专业的学生中，出国几乎已成为研究生唯一的奋斗目标。他们为了准备出国，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复习考托福和 GRE(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早在1988年，我就听说生物系有的班级已经不得不在美国办同学会了。不过，那时对文科生来讲，出国尚且只是一股潜流。

出国作为一种难以企及的目标，却几乎又成了一切努力的终极追求，而离开国土之后的前景根本不在人们的考虑之内。依稀朦胧之中，道不明白为何出国，出国后的追求如何，专业在美国发展的前景如何。所有这些将来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在白热化的出国热潮中都处在一片漆黑模糊之中。那时，还传说着这样的片断：有人一登上飞机就决心誓死不归，因为为出国所经历的精神和经济上的折磨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说确实是非常可观的。仅仅是从上海到纽约的一张单程机票，对工薪家庭来说， 几乎是天文数字。一说起美国，似乎是遍地黄金，日子辉煌，据说扫垃圾的工资和我们的相比都是多上百倍，要饭的过得都比我们当教授的舒服。真的是这样吗？！但是这种心态和状况实在无可非议，就象一位困在荒郊僻野年时已久的人，多么渴望见到人烟，多么渴望见到喧嚣的世界，而忽略了进入喧嚣的人世之后的困惑。

当时在新建不久的复旦南区研究生宿舍区，最令人羡慕的一个班就是“福特班”。这是在世界经济系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班级，班上使用的教科书和老师都是直 接来自美国。我们当时还知道约翰·霍布金斯和南京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所，经常选拔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到南京大学和来自美国的学生一起学习、生活。这些都是令人渴望的机会，对美国的极大好奇使大家对所有美国的一切都想知道，但是知道得很少，得知的机会也很少。

在研究生阶段，虽然我在很用心地修德语，但我主修的外语仍是英语。那时有过两位英语口语课外籍老师，一位是来自密西根的苏珊娜，她的先生就是当时为福特班上课的一位密西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另一位是刚从耶鲁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女孩，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人，总喜欢带着自己的筷子在复旦第八宿舍附近的餐厅就餐。而她的筷子就插在牛仔衣的口袋里，露出大半截，更象是衣服的装饰物。

这些是我仅有直接和国外接触的经历。对国外生活，对出国留学了解得非常肤浅。在出国大潮涌起之时，出国对我来讲，依然依稀渺茫，遥不可及。

十一，出国之念

一场喧闹以后，对好多人来说，世界几乎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被当作政治犯监禁，有人漂洋过海去了欧洲或到美国避难，但是老百姓依然每天上菜场讨价还价，学生依然按时上学，工人还是得面对拮据的收入而精打细算。学生运动自有起兴起和消退的规律，历史上有先例，八十年代末期也是如此。校园里，两个月的热闹、激动、喧嚣、骚乱和动荡丝毫不能传递到九月。开学时，我回到复旦。一切依旧，所有的一切竟然都能彻底平息下来，出奇地安宁。可能是那份不安早已悄悄地潜入了内心。

人们都在寻求出路，为发泄，更为将来。

正式开学、上课之前，刚刚入校的新生有了参加军训的要求。新生在炎热的天气，身着军服，走步、匍匐，苦练意志。而暑期后返校的老生和教师都得经过一场思想反思，反思学潮中的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反思学潮引发的动乱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社会的安定团结形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先是各系举行大会，谈体会谈心得，反省自己在运动中的错误，谈人民解放军为安定团结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谈领导人为安定团结所做的努力，然后是各系分小组讨论。关起门来的小组讨论放松多了，我们把反思大会变成了对时政的抱怨，从物价的飞涨到教授可怜的收入，从中美物质生活水平的差距到现在的研究生渺茫的前程。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教授说的，过去，教授的起码的物质生活是不成问题的。比如，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不会为自己一家人的温饱担忧，而时时上个馆子 则是家常便饭之事。公开的反思会上有人赞扬人民解放军护卫国家稳定安全的英雄行为，而私下的小组讨论会上我们自有说法。我开始明白双重人格是怎么来的了！

走过场之后，大家照常过着日子。我们这些也曾积极投身其中的普通学生毕竟不是广场上风起云涌之时振臂一呼，应着云集的领袖人物，依旧过着平常的学生生活，依旧每天蹬着自行车上课，每天按时拿着饭盒上学校的食堂打饭，还不时想着毕业之后的出路。只是身边有更多的同学在起劲地谈论考托福，如何苦练GRE 试题。理科系的同学中，更是一番蠢蠢欲动之状，人人都围着考托福和GRE度日，而文科学生也开始不安起来，准备申请国外大学的各类材料，宿舍里噼啪噼啪的 打字机声不断。

学潮过后不久，就在校生自费出国一事，国家教委发出了详细的明文规章。自费的学生除了过托福和GRE语言关，得到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之外，还得 向校方赔偿大量的培养费。更有甚者，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赔偿培养费的资格。只有提供海外有直系亲戚的证明的学生才得以给学校赔上培养费，然后才能办理各类 离校手续，申办护照。

到了1989年的秋天，连我这种从来都认为自己与出国无关、顽固不化的学生，也开始琢磨着如何更改眼前的处境。不过，刚开始有的也仅仅是闪烁在脑际的一、 两个依稀难辨的念头而已，并没有任何计划。周围的一切显得更是温吞吞了，没有活力，也没有任何刺激，唯一能带来的只是厌倦和摆脱现状的念头。当时我实在是厌倦了哲学高深的抽象理念和思维，厌倦了复旦南区的生活，希望能摆脱眼前的处境，换个环境来改变生活。

初秋的一天傍晚，我端着饭盆懒洋洋地去南区食堂打饭，上楼时，忽地，心里升上一股冲动：非摆脱现状不可。渐渐地，这种念头开始在心地间盘旋，纠缠，驱之久久不散。第一次，我想到了出国，似乎一下子觉得自己确确实实想要出国。虽然我依然觉得自己并没有具备出国的各类条件，但是却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需要离开这里，哪怕仅仅是一段时间。我需要体验新的环境，需要拿出一股勇气来接受新的冲击。此时此刻，在我眼前，原有的为出国而倾家荡产、前程难卜的顾虑，荡然无存。

想出国留学，首先要定的是去哪个国家。哲学似乎和德国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且在外文系修德文课时，我对德国的大学制度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知道德国的高等教育是免费的。我特意跑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向上外德语系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不少留学德国的具体步骤。

说做就做。我先到上海外语学院出国服务部翻译了大学的成绩单，并寄到德国住上海总领馆做公证。同时，向德国几所知名的大学发信索取入学申请材料。当时没有电脑，使用打字机都可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奢侈。我借来一台打字机，一个下午打出十几封信，一古脑儿寄往德国。对每个月仅有七十九元生活费的研究生来说，连那笔国际邮资都的确还是一份沉重的额外负担。

德国的大学很快就寄来回信和申请表。从未收到过来自国外的邮件，第一次收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波恩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的招生办公室的材料，心中升上难抑的兴奋。这一点小小努力带来的成果，竟使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并没有我原来想象得那么可望而不可及。

当时在复旦做研究生，课时不紧，于是就决定回家，准备找亲戚为我寻得前往德国的担保。一到家就和父母谈起这一全新的求学计划。于是先去找大舅母，她有近亲移民在新加坡和欧洲。那是一个阴天，我坐公车到了温州下寅的肿瘤医院，舅妈正在医院上班。她一边干着手头的活，一边说，倒是有一门亲戚，可是出国日久，多年没有联系，一下子实在是无从说起。

回到家，吃完晚饭，父亲又带我去见温州六中边上的同事。据说他的儿子正在德国留学。虽然说明来由时，父亲和我一样局促不安，但是我们父女俩的眼光闪烁着期望。当时对出国和国外实在不了解，现在想来，贸然找人帮忙是多么不现实！我们尽了一切努力，虽然温州素有侨乡之称，但是一下子能找到亲戚担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无奈之余，只得放弃前往德国的念头。想想，自己还是一心一意读英文，考托福和GRE，争取去美国读书的机会。虽然渺茫和遥远，但是和当时许许多多南区的理科研究生一样，出国留学并不仅仅是求学所需，而是生活的理想和努力的目标。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又将如何，将来怎么办？谁都没有想过，谁都不会去想。达到目 标以后的日子肯定光明灿烂。就象高中毕业生时，得考上北大、清华和复旦一样，我们的目标依然单一和明确：留美成为所有学生的理想。似乎这是一股风起云涌的大潮，我们难以抵挡。

十二，转机

当时去德国的计划搁浅之后，我就准备一心一意攻读英文，准备考托福。有一段阵子，我每天早早起来，捧着一本葛传椝和陆谷孙主编的《新英汉词典》，在南区宿舍楼外松花江路上，一边慢慢走着，一边背单词。因南区研究生楼建成不久，一切都初具规模，而松花江路上也是一幅荒僻的景象，车辆极少，路边还堆积着不少建材。不远处还有一个诺大的废品收购站。坐在工地的木料上，在晨风中背英文单词倒是别有一凡情趣。

从温州回复旦不久，一天，我蹬着自行车从邯郸路的复旦本部回南区研究生宿舍区，撞见一位同班同学，说是我的导师黄颂杰老师正在找我，说是香港太古公司今年又要来复旦招收学生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学位。我的心里为之一振。

1987年冬天开始在北大和复旦的文科生选拔应届大学毕业生。当时消息传来，我们为之兴奋。但是英语要求非常高，让我望而却步。经过系里的推荐，我还是上了阵。这一机会也确实诱人，但我知道自己的底数，并无指望。两年前，我曾经历过同样的面试，但是根本没怎么准备，从英文水平和心态上都是一败涂地。当时失去机会，我并不觉得遗憾。

而此时，境况迥异，我正想逃脱复旦，正想尝试一种挑战。

太古奖学金来自香港太古集团有限公司(John Swire and Son Limited Corporation)和其属下的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Pacific Air Ways)。太古-国泰奖学金(The Swire and Cathay Pacific Scholarship)已在东亚设立多年。1988年开始，太古公司决定，每年选派两位中国大陆的文科学生，北京大学一位，复旦大学一位，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 College)攻读社会学科或人文学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香港的这家公司隶属于早年以海运业起家的英国伦敦的太古集团(John Swire and Sons Ltd.)，旧称“太古洋行”。太古集团早于十九世紀初在英国利物浦成立，起家时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进出口公司。早年以国际航运贸易起家，二十年代，太古 的生意远及东亚，其中上海曾是其重要的通商贸易口岸。当时的太古公司的业务之一是远销鸦片于远东地区。公司乃香港主要上市公司之一，业务多元化，分属五个营业部门：地产、航空、饮料、海洋服务以及贸易及实业部门。太古公司的业务在大中华地区已有逾一百三十年的历史。九十年代，太古公司被列为英国的第十大公司。

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当时是姚刚先生。姚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身在商界，却依然不忘发展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事业。1987年，他决定把中国的北京大学 和复旦大学纳入太古奖学金资助范围之内，每年选派两位为中国大陆文科本科学生到牛津大学留学深造。 连我在内的五位由文科院系推荐上来的复旦候选人，面试中全都拜下阵来。结果，北大选派了两位学生到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留学。对每个候选人来讲，失望的 情绪几天之后就慢慢消去，但是对复旦来讲，作为江南第一学府，历来是北大在江南的竞争对手，这是不小的一个打击。

于是，为了保证成功率，复旦外事处决定，不再让大四本科生参加，二十推荐向太古公司在校的研究生，后来还推荐外文系的年轻教师了。不管是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学生还是年轻教师，这个项目为优秀的学生或是年轻的教师提供了到海外深造的难得的机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文科学生、学者出国的机会很少，而出国条件优惠的就更少。相比之下，太古奖学金不仅提供在牛津大学的全额学费和杂物费(包括人头税在内)，而且给每年给学生提供五千多英镑 的生活费。就当时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而言，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研究生，一惯满足于政府为我们提供的每月七十九元生活费的水准，太古奖学金确实非常可观。

我去见黄老师，确实如此。黄老师对我说，香港太古公司继续来北大和复旦的文科系科学生中招生，入选者将前往牛津攻读硕士学位。哲学系将会再次推荐我为候选人，这次的机会可得好好争取。我心里在想：如果1988年初参加面试时，为时过早，那么现在一切似乎水到渠成。这是第二次机会，我一定得付出一番努力，好好争取。

参加面试时，口语非常重要，而当时在同学中找到一位练习口语的可不容易。虽然大家学习英语已有多年，但是都没有口语基础，也没有任何语言环境。为了能创造 练习的机会，我就到十三号楼哲学硕士班高一年级原来是英文专业的同学那里练习。这是第一次有机会练习英语对话。虽然不规范，但是却有了开口讲英语的机会和环境。多年后在美国和这位同学见面，他说，当时怎么会是英语不好的来教好的。这真是大不以为然。

当时，我对哲学的抽象思维失去了热情和信心，觉得在继续在这一学科上走下去，似乎没有把握。于是就想学点较为具体的学科，由于对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一直饶有兴趣，就选了人类学。

我没有任何专业基础，于是开始阅读有关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刚刚从哲学系分出的社会学系教授瞿铁鹏老师还特意借给我拉迪克里夫-布朗的经典著作来阅读。 申请太古奖学金时，需要填好奖学金和牛津大学入学的申请表之外，还得递交一篇用英文写的专业论文，使评审委员会能具体了解候选人的专业基础和训练的背景。 我读了不少有关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著作，最后以凉山彝族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等级关系为篇写了第一篇英文论文。为之，我确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先是用中文 写了大纲，起了初稿，然后译成英文，再请外教修改、润色。

为了全力准备安排在一月份的太古奖学金的面试，我留在复旦南区过1989年的寒假。一月份的上海阴冷难耐，但是一心一意准备面试，根本没觉着什么就到了应试的日子。有了一个目标，并为之奔忙，时光过得非常之快。

当时复旦的外事处对这一机会非常重视，计划缜密，特意召集我们极为候选人商谈面谈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应付的措施。1988年全军覆没的阴影依在，负责的老师在面试之前还特意约我们几位参赛的学生做模拟面试，而且还专门请世界经济系的资深教授汪熙老师和美国研究中心的倪世雄教授给我们指点迷津。汪教授国际阅历广，经常前往美国讲学、交流，了解国外的教学体制和学术环境，了解国外的学术礼仪，很多建议对我们这几位初出茅庐的学生带来不少启迪。而倪世雄老师是 面试时的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会帮指点我们如何有效地操练口语。

当时五位候选人聚在美国研究中心，和汪教授和倪教授见面，挨个预习了一番。大家排练下来，倪教授对我在过去两年内英语的进步大为感慨，说是我的口语简直是天差地别，“过去两年你可下了苦功！” 可是只我自己心里明白，口语显然还是不够。研究生的第一年学习毫无目标，并没有充分利用时间，扎扎实实地学点东西。不过，倪教授的鼓励给我增加了不少信心，感到自己也是具有竞争力的人选。

面试的那天，阴冷难忍，典型的上海冬日。我们五位应试的同学在美国研究中心的图书室内静静地坐着，等待面试。大家都很紧张，但是还是静心等候着。我被排在最后，等得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我对这次的机会期望非常高，非常希望自己能抓住这次机会;但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没有把握。我总觉得一个人能否做成一件事，其实在事情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一半的因素。前面几位同学出来时，都说自己的感觉非常糟糕，根本没有戏，连一些基本的问题回答得都很糟糕。他们都很谦虚，都说：“下面就看你的了！”

轮到我了，进入面试的小会议厅后倒没有那么紧张了。这是我多年参加考试的经验和感受。每每在大试之前尤其紧张，脑子里总是一片空白，似乎自己所有的准备，所有的思维都停止了运转，但是一旦进入角色，则是坦然自若，原因只有一个：这个时候，一切都已成定局，只要尽量发挥也就问心无愧。我环顾四周，从左到右坐着大约八位考官。正中坐着香港太古公司的姚刚董事长。他的左侧是北大的国际关系学教授袁明女士，然后是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和牛津大学纳费尔德学院 (NuffieldCollege)的社会学家邓肯·盖力(DuncanGallie)博士。右侧又有复旦的倪世雄老师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另外一位参赞。 姚刚先生先介绍了面谈的程序，然后在评委提问之前，他先让我简单地做一自我介绍。由于这一方面作为充分准备，自我介绍和有关牛津的学习计划等问题对答如流，但是受阻的是盖力博士就专业提出的有关中国计划生育问题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卡在基本的词汇和听力上。我竟然把“urbanization(城市化)”听成是“organization(组织，编制)”，结果自然会答非所问。之后，面谈很快接近尾声，自己的总体感觉很不错，可以说是发挥了最大的潜能，但是想到盖力博士的专业问题，答非所问，对结果感到非常悲观。好歹所有的一切总算结束了，重担终于卸下来了。

我们所有面试委员会的成员和候选人一起在美国研究中心用午餐，一起聊天交谈。美味佳肴在我眼前只成了摆设，我只顾着应酬，和几位考试官交谈，希望能弥补面 试时的欠缺。和姚刚先生谈话时，他问起复旦是否有英语强化培训班。同时，他还招呼牛津大学来的盖力博士过来，指着我说，这位年轻的女士，我希望她在饭后能留下来，给她一个机会，来修改提交的论文中的文法错误，然后在一个小时内交给我们评审委员会。盖力博士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阴暗的心里闪现了一点最后的希望。

另一边，复旦大学负责外事处负责人见机马上就说明年我们一定得改变从各系筛选候选人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考虑从外文系选拔年轻的教师应征。

在午餐结束之后，其他几位候选人就离开了。评审委员会在另一间办公室会晤，评估各位候选人。而我独自坐在诺大的美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潜心修改论文。虽然 递交论文之前，反复查看、修改和校对，但是这会儿，静静的会议室内，高度集中注意力，竟然发现不少文法和拼写错误。一个小时之后，我把修改的文稿交给评审委员会。这一机会从此改变了我的学业和生活的方向。我不知道这是出于努力的结果，还是命运的有意安排，也许这种事情根本不必去纠缠。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发相信这一切的促成并不在于我，而是命运的一种赏赐。

我独自一人，从美国研究中心的小楼里出来。冬日下午，平时复旦园内最具活力的地方也显得凄清冷静，学生大都回家过年了。远远望去，相辉堂前的草坪上空荡荡的，枯草在冬日无力的阳光照射下没有一点生气。夏日喧闹热烈的光景早已荡然无存。梧桐树的枝桠无奈地向空中伸长，虽然倔强，却枯干无力。从枝桠缝隙中透 出的刚强怎么都无法抵御冬日校园内的寒寂。从复旦的主校园回到南区宿舍，精疲力尽。象是一位长跑运动员结束竞赛之后，唯一不同的是依然无法知道谁是冠军。 等待的日子令人焦心，但是那点希望却一直没有破灭。即使只有一点点希望，我也会珍惜、在意。一旦用心付出了劳动，人的体验就是不一样。

从来没有如此这般在无常的冬季享受眼前的时光。想不到的是这可并不是我的第一个易变无常的冬季。日后，每到学业和职业的关键时刻，这种无常总是如同幽灵，缠绕着我，困扰着我，折磨着我，我的心灵和思维为之枯竭，我对将来的计划和展望总是被无常干扰得一片混乱。后来，我常常把这一切归结为复旦1989年的冬日给我的生命灌入的无常，使我从此再也无法摆脱。可是，正是这种无常把我推向更远更广的天地，时时使我脆弱的心变得坚强，这种无常让我在最困苦的时候相信 转机，这种无常让每时每刻享受生命中极为难得的伟大和珍贵的时刻。

在我等待来自太古公司的通知的时候，太古驻北京办事处的陈南禄受姚刚之托，要我参加一次托福考试，要有托福成绩作记录。复旦外事处通知我去参加托福考试 时，说是牛津大学录取是需要托福成绩的。参加面试前后，倪世雄老师的评语鼓励我，相信自己能行，对牛津的希望陡增。如果说这之前心里怀着的是期盼和希望，现在觉得要求托福成绩无疑说明我还有成功的希望，渐渐地，自己的愿望和现实挨近了一大截。

当时考五月份的托福的报名日期已经过去，最后还是托熟人在上海外语学院的报名中心报上了名，但是上海已经没有了座位，我只得北上北京考试。研究生都有一次外出研究的经费，于是黄老师建议我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上北京，不必为旅费发愁。

我坐在北京至上海的特快十三次列车上，想着秋天回校之后自己的学生生活发生的意想不到的转变，怎么忽又匆匆坐上北上的列车?不管结果怎样，眼前的行程似乎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这轨道会将引我何方?似乎有些茫然。不知怎么搞的，我总是对自己的努力和为之努力的目标产生严重的怀疑。

我的考场设在北京语言学院校园内，路途劳累，考前没顾上吃早饭。考得很不理想，尤其是听力，感觉非常糟糕，记得最后的阅读部分都没来得及完成。我当时对自己托福考试的结果实在没有信心。考完试，也没心思在北京看看，马上就上了南下的列车。我已做了一切自己可以做的。

回到上海，等待来自牛津大学和太古公司的通知。两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

在复旦六年，这还是我第一次在校园里度过的暑假，也是最为难忘的在复旦的一个夏天。等待让人焦躁不安，可是世界杯足球赛给我被动的时光增添了意想不到的光彩。

以前自己对足球并不怎么感兴趣，可那一年，复旦取得1989年上海市研究生足球赛冠军引发了了我的兴趣。后来，在等待牛津录取通知书期间，世界杯开赛。

1990年的世界足球杯正在意大利举行。虽然中国队依然无缘，但是全国上亿的球迷仍是为之这一世界足坛的盛事疯狂。当时有的男生宿舍楼下有一间电视房，刚开始看了一两场世界杯球赛，就来了更大的兴趣。黄颂杰老师给了我们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到了夜晚大家挤进一间小小的宿舍房间，黑白的电视机图象并不十分清晰，有时运动员的小腿都显扭曲形，但是我们依然饶有兴致地观看。不管球赛的时差，场场必到。

看球赛给我带来原来未曾有过的启迪。马拉多纳是我当时最为关注的球星，他的出身、球技，在足坛上的辉煌给我带来从未有过的一种对有运动的兴奋和投入。隐隐约约之中，我觉得体育和生命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和巧合。一种竞赛就是人类生命的浓缩，生命就象一场球赛，契机的出现和把握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后来来了美国，成为美式橄榄球球迷之后，加深了对此中道理的理解。在美国也看过几次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但是没有一次能比得上1990年夏天在南区观望的球赛，那情境竟是如此贴心。

就在紧张的赛事期间，我收到了牛津的录取通知书，托福的成绩似乎与牛津的录取通知并没有什么直接相关。不久，还收到了香港太古公司授予奖学金的正式文书。所有的材料齐全，而临牛津开学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通过师资科，我开始办理各种公派出国手续。从签订协议书到注销户口，从退学籍到领取出国人员置装费等等。签订的协议书里注明了我这次出国的理由和目的，资金的来源，完成学业之后回到原校的意向。这协议书一式三份，还得由导师签字担保：如果本学生违约不归，那么导师将受到经济上的处罚。当时公派出国的学生、学者都得办理这一手续。

随后，我在学校的保卫科注销了六年前迁入上海的户口。我的身份从此一直逗留在护照上。

十三，离开复旦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天，心底一下子滋生了许多原本意想不到的念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经过层层折磨和考验，1990年夏天，我终于要踏上异国求学之路了。

当时的理科生，特别是生化和物理专业的，都是张罗着自费出国留学，而文科学生和教师出国多为公派。公派出国的名目繁多，有单位公派，公派自费，国家公派单 位自费等等。我得到的出国机会属于单位公派，经费并不直接来自中国政府，而是来自香港太古公司的奖学金。所有的出国的程序经由复旦大学的外事处联系，由师资科批准。在复旦各个行政部门办理了所有手续的同时，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人员服务中心接受官方对出国人员的培训。记得那次一起参加培训的一共有二十一位即将出国的学生、教师，服务中心给大家讲解有关出国的各种注意事项，出国回来以后的各种优惠条件等等。不仅所有的费用都由复旦来承担，而且学校还给我提供 八百元的置装费。复旦六年，过惯了清贫的学生生活，一下子有这么多钱专用来置装，感到非常奢侈，觉得自己一下子俨然成了有闲阶级。出国之前过一道道关卡 时，不必经过官僚机构的无礼刁难和多层折磨。和自费相比，如此这些优厚的待遇也算公派出国人员享有的特权吧。

一切就绪，我的眼前一片明亮。转眼似乎一切都有了新的奔头，据说前往牛津求学必将前途无量。但是一旦要踏上新的路子时，内心却又觉得有些手足无措。我根本不知道眼前的路将通向何方，也不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什么。不知道每一个取得出国机会的学子是否都象我一样，有如此这般的心境。

不过，我知道我并没有退路，只得就此前行 ……

引子飞往英伦

第一部分留学牛津

第一章悠久的历史：1249年

第二章牛津城和大学：城中有大学，大学中有城市

第三章大学和学院：学院制

第四章导师制：一对一授课

第五章考试制：身披黑长袍的历练

第八章纽曼的大学：人文理念

第二部分哈佛求索

第一章哈佛的门槛：求贤若渴

第二章在哈佛修课：多元的选择

第三章博士生的关口：大考

第四章助教：通向教职的桥梁

第五章毕业典礼：大功告成

第六章博士的出路：山外有山

第七章一流的研究型高校：教授的大学

后记

2004年秋天，我的朋友王金林从复旦大学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香槟一奥巴玛分校做访问学者。金林是我先生和我原来在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班的同学。劳动节的周末，他从芝加哥来波士顿看望我们。阔别已有八年，于是我们特意请了假，去机场接他。

时过境迁，但是在我家的客厅坐下聊天，仿佛又回到当年在复旦南区一边吃水煮白面，一边着迷于世界杯足球赛之时。不知不觉地，我们就聊起了我该写书谈自己 求学经历的想法。金林说话素来充满揶谕、幽默之味，可此时他却越说越激动，似乎我的书即将脱稿。从那以后，写书的念头就一直驱之不散。于是工作之余，我就断断续续写成了此书。

这部书稿是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之余零敲碎打写成的。虽然见缝插针，细细回顾自己求学经历的同时，也读了不少和高等教 育、中外教育史相关的文章和论著。好多细节可以增添，好多方面的论述尚待深入，但是时间有限，而又实在不愿把书稿一拖再拖，于是以现在的模样出现在读者面 前，由大家来评介。

不管如何，一直断断续续地想着、写着、读着多年萦绕在脑子里的一些念头，毕竟是一种不轻的精神负担。现在终于完成这部书稿，一下子感到身心轻松，似乎是交卸了一桩拖欠了许久的债务。一则对自己有一交代，再是对不少好心师友的鼓励的一个书面答复。

需要对读者坦白的是，本书叙述的不是什么出国留学的壮举或辉煌的成就，更无意树立榜样。不可否认，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的经历使我有机会接受了最好 的高等教育，受到了严谨学风的熏陶，大开了眼界和视域。即便如此，在这里，我仅仅想叙述自己作为一位普通学子，九十年代在英美求学多年的经历。其中不想夹 杂太多的价值判断，只是平铺直叙，尽量能真切而平实地展示自己切身的感受和思考。如果能给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带来点滴的启迪和思索，能给在校的大学 生在“充满希望的启航”之时带来一点参照的亮光，为走出求学的误区引发一点启示，那就是笔者莫大的荣幸和快乐。

纽曼的大学的人文理念和哈佛体现的教授即大学的事实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启迪。但我们不能全盘搬用名校的模型，更不能迷信牛津和哈佛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

徐志摩在一篇题为《吸烟与文化》的短文中由牛津的导师制引出他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体制的感慨。他说：“……年来交通便利了，各式各种日新月异的 教育原理、教育新制翩翩地从各方向的外洋飞到中华，那还容得厨房老过四百年墙壁上爬满骚胡髭一类藤萝的老书院一起来上讲坛?”同时，他意识到：

少数有见地的人，再也看不过国内高等教育的混沌现象，想跳开了蹂烂的道儿，回头另寻新路走去。向外望去，现成有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回头 望去，五老峰下飞泉声中白鹿洞一类的书院瞅着你惆怅。这浪漫的思乡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的程度在少数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这机械性的教育够腻烦了，我们说。我们也要几间满沿着爬山虎的高雪克屋子来安息[间]我们的灵性，我们说。我们也要一个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我们的心智自由的发展去，我们说。

徐志摩的这篇短文写于1926年，虽然和现在时隔整整80年，但是似乎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现状没有多少改动。经过种种政治变迁和教育改革，中、西的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冲击依然如故，一浪高似一浪。中国教育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会，走出现在的困境，摆脱多方的纠缠尚需时曰。但是，我们具有重教 育的大众根基和传统，相信一定能摆脱困境，走上正轨。

通过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亲身感受而写下来的经历，并不是用以自我炫耀，而是想说明，我能上世界名校，年轻的读者同样能上；更何况，在名校选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根据自己的意向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只有这样，才不会去回顾那条未选之路。只有这样，教育才真正敞开了人生之路。

在此，我要感谢诸多师友一路上的帮助和鼓励。首先要感谢牛津和哈佛各位师长多年的提携和培养。虽然本书并没写复旦，但是复旦是我真正的母校，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窗。这三所高校给了我勇气，教我不能怀疑自己，并赋予我坚实的根基，从而能踏踏实实地走着自己的路。一路上，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带着三所母校的印记。

我怎能忘记阿里斯博士！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英国牛津的圣吉尔斯大街，当时他正忙着赶往仰光去见太太昂姗素姬女士。我离开牛津、前 往 波士顿前，未得见他一面，而只是把一束鲜花和致谢的卡片放在他家淡灰色的门边。在牛津，当我面临毕业的困顿之时，阿里斯博士给我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和广 阔的世界。1999年，阿里斯博士不幸病逝牛津。不久，牛津大学在沃夫森学院(WolfsonCollege)成立了以阿里斯博士的名字命名的喜玛拉雅和 藏学研究中心。

阿里斯教授离世已有九年了，素姬女士依然在仰光过着软禁的生活。我时时关注着缅甸动荡的政治局势。为书稿做润色时，缅甸的政 局 非常紧张，成千上万的僧人正上街示威，反对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我能做的只是为缅甸的善男信女们和素姬女士的安全祈祷。我祷素姬女士总有一天会得到自由，愿 阿里斯博士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安心。

再者，我要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在哈佛燕京学社和杜教授共事多年，他对人文学的关注和洞见时时给我启迪。书中诸多想法深深得益于杜教授有关高等教育和人文学发展的讨论和引导。我还要感谢很多朋友不懈的帮助和鼓励。这些发自内心的激 励使我鼓起勇气，静下心来完成这部书稿。我还要感谢大哥赵慧韬，百忙中仔仔细细地阅读本书的初稿，提出很多中肯而又宝贵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的干春松教授也曾在百忙中通读初稿，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先生的谢意，实在难以言表。在哈佛，和他初次见面，刚刚谈起我的写书计划，他就一口答应出版。每次去上海谈书稿，他不由分说即让司机来机场接我。同时，还要感谢出版社的龚海燕女士，极有效率地就书稿达成具体的合作计划。还有本书的责任编辑刘荣飞先生，耐心、细致地阅读、校对书稿，使我得以纠正原稿的错误。没有他的帮忙，这一书稿实在难以这么快得以出版。如同任何一件事或一项工程，一本书成稿由好多因素促成，其中万万离不开缘起。没有缘份，何以成书?

我当然还要感谢我的丈夫明韬，自始至终催促、协助我完成这份书稿。不仅时时提出最为尖锐的批评和修改的意见，而且我的初稿完成以后，他挑灯夜战，把书稿从头到尾通读、修改。我九岁的女儿依濛还建议本书要出个英文版。

最后，我要以两段话来和致力于高等教育大业的同仁分享：

“受教育者”这一概念是一种机构，而不是一种理想。教育表达着社会的意念，塑造着社会的框架，预示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一个社会如何定义“受教育者”这一概念既可以被视为是框架，又当作窗户。借此，我们应当能发现，对这一概念传统的理解和探求确实造就了我们。

对许多人来讲，四年大学是我们仅有的能自由自在地探求人类一些最根本的问题的一段时间。可对人生意义的寻求和探索是永无止境的，这种寻求和探索总是予以 现有的观念以不断的解析、不断的阻碍以及不断的重新定义。我们总在探寻，总是不能满足业已得到的一切。一个问题的答案的求得总是引发另一新的问题。不管是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这都是求知的真谛所在。正是这求知的真谛，构成了大学的精髓。

http://www.longdang.org/bbs/thread-41195-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