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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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奇同志在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所建立的功勋、体现的品德、留下的著作，应该列入我们的党史、国史的重要篇章。我作为帮助少奇同志工作过一段的人员，有责任把我直接听到的、看到的以及间接听到的、看到的，尽可能地讲出来，给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材料。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这些重要的事情，几十年来反复地想，反复地理解，细节可能忘了不少，但重要的事现在还可以回忆起来。我想到一件事、一个问题，就列一个问题，写下来，没有什么秩序，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还只是题目。从何说起呢?想来想去，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这一段讲起。讲完这一段再讲其他的问题。讲“七千人大会”，不是说就从1962年讲起，这是一个标志，实际上，要往前追溯。
　　  
　　 刘少奇没有心思编他的“文选”
　　 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庐山会议”，我没有去，胡绳去的。在会议进行到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少奇同志也参加了批判。可是他对胡乔木讲：你给主席说说我的意见，批判，到这个会议为止，不要往下传达了。少奇同志是怕好不容易搞起来的纠“左”工作因此半途而废。
　　 胡乔木前思后想，十分为难，在征求一位领导同志的意见后，没敢给毛主席讲。这样一来，“庐山会议”批彭的文件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把“郑州会议”以后一直到“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中断了，全国各级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层层批，层层戴帽子。
　　 本来经过九个月的纠“左”，情况正在逐渐好转，但也只是到干部这一层，五级干部会。本应该是干部想通了以后，到群众中去纠，但这时还没开始。各地“左”的错误也不平衡，有的地区很严重，有的地区好一点。比如陶铸同志、王任重同志，在“大跃进”初期，他们也是一样的“左”。可是到1959年三四月“上海会议”以后，他们感觉到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回去在领导机关、在干部中间开始作自我批评。像他们所在的地区，情况就好得多，但原来“大跃进”的那个“左”，也还没有纠正。河南、安徽、甘肃、青海几省一些地方，等到“庐山会议”的东西下去以后，正好火上加油，就更“左”了。
　　 “庐山会议”后没有几个月，到1959年11月、12月，河南的问题、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但还没有反映到中央，没有反映到毛刘周朱他们的耳朵里。1959年12月，我们几个人正陪同毛主席读书，那时毛主席的心情好像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那些事情还没有反映到他那个层次。到1960年的春天，“信阳事件”暴露了，群众来信，人民来访，上告的越来越多，反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的秘书室派人下去了解。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是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人下到信阳进行调查了解，回来跟我讲：老邓，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
　　 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事情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刚一开始，简直令人不可想像，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民干部，难道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地主、富农进行阶级报复。他们对人民有仇恨哪，对分了他们地、斗争了他们的那些农民有仇恨嘛。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些人照样在农村占了统治地位，他们利用这种环境、这种条件，对我们基本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才会造成这样前所未有的严重情况。就是在这样一个认识底下， 1960年春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下去，要在那类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我记得当时甘肃的陇东有一个什么大案，贵州的一个什么地方也有一个大案，作为了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少奇同志要钱瑛大姐去调查，也说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
　　 陶铸同志，他当时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亲自到信阳考察，结果才发现，干这些事情的，统统是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是省委主要领导人向下一级一级压他们，他们本来作风也不好，就这样，上下造势，互相促进，互相支持，造成这样严重的情况。从这时开始感觉到农村情况、农村问题不简单。暴露这种问题的地区也就越来越多。根本问题是“左”。
　　 接着， 1960年6月，来了个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粗暴地对我们党搞突然袭击，要我们跟莫斯科“对表”。这次会议是彭真同志、康生去的，事先没有预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很气愤。北戴河会议讨论起草和定稿了一封给赫鲁晓夫的信，进行了回答。赫鲁晓夫不顾国际信义，立刻撕毁合同，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停止设备供应，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小平同志告诉苏联人，你们给我们这么大困难，“我们准备吞下去”。这样一来，内忧又加外患，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
　　 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周总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主张对经济战线来一个调整，提出了进行调整的“八字”方针。也就是要把一切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退下来。由于农村问题最先暴露，调整农业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也是这个时候，毛主席要周总理主持起草一个农村整风整社的文件，后来叫做“农村十二条”。这个文件的下达，是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刘少奇在对这个文件草案进行审改时，加了这样的话，“一切干部和群众都必须了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目前我们所规定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固定下来，绝不允许对它有任何侵犯，特别是从上面来的侵犯。已侵犯了的必须赔偿，否则，就要破坏生产力，破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等。这说明少奇同志在农村问题上是清醒的。
　　 说到这里，就要回过头来说一下，为什么少奇同志老是没有把心思转到编“刘选”上来呢?
　　 1960年毛主席带我们几个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胡乔木在读书期间主要负责编《毛选》第四卷。读完书以后，过了春节了，那时我已经回到北京，乔木向毛主席汇报第四卷编辑情况，汇报了差不多一个来星期。全部工作报告了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肯定，说：好，可以出版了。还讲：我的选集就出到第四卷，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为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在不出。又说：过去说过多次了，要出刘少奇的“文选”，可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出。现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来了，应该把出刘少奇的“文选”列上日程。胡乔木回来传达了。
　　 当时正好有一个民主革命补课的问题，一个对苏谈判的问题，一个应付布加勒斯特会议的问题，小平同志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搞“刘选”的事。好像到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才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正式决定要编辑出版刘少奇文选。指定负责人是康生、陈伯达。他们便筹划组织，选定编辑队伍。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要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了(1960年底到1961年初)。而且农村严重情况的材料已经反映上来，使毛主席意识到，农村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不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不能务虚名而招实祸。这时“农村十二条”已经下达，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是他觉得农村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进一步了解。他就此讲，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要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提出每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要亲自抓两个公社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还讲，他自己也要亲自去作调查。接着组织了三个组：陈伯达一个组，跟毛主席一起到广州;胡乔木一个组，到湖南;田家英一个组，到浙江、安徽。要求散了会就要下去。
　　 这个事情一来，陈伯达要找人，其中找到了原来康生准备组织参加编辑“刘选”工作的人，一个我，一个许立群。在当时中宣部的教育楼会议室里召集开会。陈伯达讲：毛主席要我作调查研究，我没有人不行呀。康生讲：你把这些人都抽走了，我这个“刘选”的编辑工作怎么办?“刘选”的事，也是你陈伯达的事，你不能不管啊!陈伯达说：要管，要管，可是现在我得听毛主席调动，他调我去，不能没有人帮我忙啊。我跟你保证，调查回来，不但他们参加，我也一定参加“刘选”的编辑工作。这样，邓力群和许立群跟陈伯达调查去了。
　　 我们到了广州以后，得到证明，后来的事实也都证明，光有“十二条”的确还不行，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进一步作出新的规定。
　　 我们一到广州，恰好遇上广东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检查、讨论执行“农村十二条”的情况。大家都说，有了“十二条”，情况大为好转。一致认为，只要认真贯彻“十二条”就行了，农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只有一个公社书记，不以为然。这个人长得不起眼，是个小个子。他大会也好，小会也好，都坚持说：“农村十二条”解决了从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刮“共产风”的问题。在大队内部，几个生产队之间平调嘛;在生产队内部，大家吃大锅饭嘛。他说，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农村的好转，不能是真正彻底的好转。
　　 于是，大家同他争论。他说，既然你们认为你们那个办法好，那我也没有办法，但只要让我这个公社按照我们的情况去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内部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我保证解决我这个公社的经济问题呀，政治问题呀，情况可以根本好转。大家怎么批他、驳他，他都不退却。一个人，孤立啊，很有一股子反潮流的精神。
　　 我们刚到，听了省委这样一个汇报，找他谈。陈伯达马上把这个公社书记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书记的意见好，证实我们这次调查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是一个纲。
　　 这件事传到了胡乔木那里，也传到了田家英那里，都引起了重视。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的了解更清楚了。这时毛主席又回到广州，他叫胡乔木、田家英都来广州，着手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权搞清楚。大家分工负责，各搞一段，然后由乔木统改一遍，陈伯达再统改一遍。这时广州召开“三南会议”(华东、华中、西南三地区);北京少奇同志召开“三北会议”(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因为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这个条例出来，毛主席便把“三北会议”的人调到广州，两个会议合起来开，变成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还把他的信发给大家，说：你们看，只有“十二条”还不行，批评了认为有了“十二条”就行了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具体。这样，会上讨论“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有修改，有补充，有提高。
　　 少奇同志还在期间主持了几天的会议。他在会上说的有些话是很有道理的。例如他说，调查研究，无非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我们提不出，群众是可以提出的。经过调查，决定了政策，解决了问题，然后还要检查。我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文件讨论完了以后，毛主席讲：这还只是我们的意见，究竟农民、基层还有什么意见，还应该返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三个组都拿了这个草案，原来在哪个地方调查的，就回哪个地方去征求意见。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到北京郊区大兴、顺义调查。周总理也利用陪同外宾外出的机会，在湖北、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向省委、县委负责人进行调查。后来又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作深入调查。少奇同志到了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他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作了几十天的蹲点调查，并把调查情况尽快向毛泽东报告。
　　 少奇同志1961年5月中旬回到北京，接着在召开的中央的工作会议上，他就明确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反了几年，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可以考虑。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想要快一点，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饿了两年饭了，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全党、全国人民都有了切身经验，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这是少奇同志经过调查，有了切肤之痛的呼声。
　　 我们回去征求农民意见，农民一方面高兴，一方面说还有问题。还有些什么问题?在胡乔木调查的那里，农民说公共食堂不解散不行。因为条例草案上这时还维持办食堂。农民反映说，每家每户自己烧饭，可以这样吃、那样吃，要节约吗，今天多吃了一点，明天就少吃一点，劳动多吃一点，不劳动就少吃一点，有杂粮也凑合一点、粗细搭配一点。办公共食堂就是吃一样的东西，大锅饭不能满足不同需要，并且造成严重浪费。我们在广东作了一个生产队70多户的挨户调查，他们中劳动力强人口少的人家，对草案七分按劳、三分供给，还保留了三分供给制的尾巴有意见。的确，同等的劳动力，同等的贡献，家庭人口少的就少分，家庭人口多的就多分，明显不合理，明显会伤害劳动积极性，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反映上去，也得到了重视。1961年5月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汇总大家征求来的意见，去掉了草案中保留的两个尾巴，一个食堂，一个三分供给。
　　 但是还有一个大队核算和小队核算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广东我跟陈伯达讲过。他说，这个问题按照“三包一奖”可以解决了。实际上没有解决。到了1961年11月，王任重根据湖北的经验，说核算单位留在大队这一级不好，还是下放到生产队为好。立即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又作第二次条例的修改，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了。这说明，原来郑州会议就提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前没有落实，到了这个时候才全面落实。从1961年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原则没变。
　　 1961年三四月份，我回到北京，正式参加“刘选”的编辑工作。在我和许立群被抽调去搞农村调查的这一段时间里，康生组织熊复、姚溱、王力、范若愚还有他们那个理论组李鑫等几个工作人员，收集、查阅刘少奇的档案。从白区一直查到解放后，约有500万字。当时的方针是按照《毛选》的下限只选到1949年。他们从中搞出了个选目。康生说，选的不选的，都要让少奇同志认可，好做下一步的工作。
　　 这时少奇同志在湖南。康生带着选目去了长沙。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说，你们先搞着吧，现在我回不去，在这里看过去的文章，心情转不过弯来。
　　 少奇同志后来对我们说，他到湖南农村后，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共产党睡觉了嘛!一直等着你们快点醒来，你们就是不醒。现在你们下乡来了，说明你们睡醒了。你们再不醒，我们就要拿起扁担上街了。他听了这些情况，深感责任重大。
　　 少奇同志在家乡了解了很多情况，时间越久，工作越深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康生从湖南回来后，我们按选目分组工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党建组的一个工作重点。这篇文章原来有一节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苏共20大后，感觉继续提做斯大林的好学生与国际思潮不合，想了个主意，把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从小标题上去掉。考虑文中原来有斯大林论列宁，没有恩格斯论马克思，就补了恩格斯论马克思。这样，原来的内容保留了并且增加了，但标题变了。少奇同志从湖南回京后，我们就此向他作了汇报，他同意了。同时我们向他说，原来分三章，其中理论修养一章，薄弱一点。他说，你们想办法增加吧，我也想想。
　　 在这次汇报会上，他讲了一个观点。说：解放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过一次，到现在20多年了。20多年人们还想着这篇文章，包括国外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可取之处。什么道理呢?我想，马恩列斯解决的是党建路线问题、理论问题，路线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要解决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矛盾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新东西，有创造。确实，这方面少奇同志有大贡献，这也是人们记着它的原因。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曾教育了几代的共产党人，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自觉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自觉地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们在胜利面前不骄傲、不停步，在挫折面前不气馁、继续前进，成绩面前不居功，缺点错误面前不掩饰。荣辱不惊，喜忧不惊，处变不惊。抛弃私心杂念，不计个人私利，只是想到怎么有利于人民。多少共产党员因此成为了打天下和治理国家的英才。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批共产党员在，那当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在我们汇报到《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这篇文章时，少奇同志说：这篇文章写作的时候，是为批评王明的投降主义的。王明的投降主义作为孟什维克主义来批是没有错的。但是，王明在抗战以前的“左”倾教条主义不好说是孟什维克主义的。三次“左”倾路线都不好叫这个名字。这个题目以及文章里的内容是不是改一下，当时有当时的条件，当时有当时的对象，现在看，有不准确的地方，叫反对假马克思主义比较合适。后来我们是照他说的改的。
　　 听了汇报，留下一个问题是怎么充实理论修养部分。少奇同志说，他也想想。可是马上他又到东北和内蒙古林区作调查去了。我们便按照他同意的选目，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他回北京后，他口述，邓力群记录，在理论修养部分增加了二三千字的内容。
　　 1961年八九月，同年在北戴河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提交庐山会议讨论。毛主席看了比较满意，认为在工业管理上总算有个章程了。但是也有人不满意，在会议讨论中，上海有同志就挖苦说这个条例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写的，照搬苏联。这时小平同志已离开庐山去朝鲜访问，彭真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采取折中办法，条例内容不动，搞了个中央转发《工业七十条》的指示，把不同意见也反映了进去。
　　 小平同志回来，发现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得不很好，工业七十条也执行得很差，主要由于分散主义。他认为，有必要开一个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到会，三四千人，议题就叫反对分散主义，实行集中统一。对此，有人建议，让大中型企业党委书记也参加会议。小平同志同意。这样就形成了七千人的规模。小平同志同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说群众路线是少奇同志在《论党》里加以阐述和发挥过的，是党的根本路线，但是它的实现形式，大搞群众运动只是一种形式，不是唯一形式。这是小平同志针对“大跃进”所犯的错误总结出来的很好的意见。他认为，贯彻群众路线要靠经常工作，一点一滴的工作，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的各种意见，同群众一起商量各种问题的解决，踏踏实实、深入细致是基本功，只大搞群众运动，流于形式，会出来各种毛病。真正深入群众，真正同群众一起商量了的，搞错了，群众会同我们一起纠正错误。小平同志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很重要，说集中统一，就要做到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要开这么一个大会，就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准备会议文件：第一个文件题目叫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战线斗争;第二个文件是人民公社六十条;第三个文件是工业七十条;等。在准备这些文件中间，我们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只选条例本身。我们还跟小平同志反映，有人说，七十条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搞的。小平同志笑着说：我倒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但是是几十年以前留学回来的，不是刚回来的。
　　 961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少奇同志在广东疗养。康生提议趁着少奇在广州，把“刘选”编辑组一起搬到广州去。没想到编辑组一到广州，少奇同志接到中央要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他一听就说，得回北京。把我们撂在了广州。少奇同志的这种心态、感情很可贵。他几次讲，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目前这种情况，眼面前的事，他放不下。少奇同志回京了，我们就从11月一直在广州干到第二年春节，又从头到尾对所选的文章修改了一遍。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非常希望下一步少奇同志能一篇篇地看，能一篇篇地给我们提意见，我们好按照他的要求再进行加工。
　　 春节后我们回到北京，七千人大会还在开。
　　 七千人大会少奇同志的报告经过多次修改，基本定型后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好啊，有了个稿子发给大家讨论，大家提意见嘛，少奇同志不要在大会上念稿子了，大家看了就行了。毛主席自己就不习惯念稿子，延安七大，后来的许多全国会议，大都是稿子搞了七八遍，印发大家，然后他在会上讲他自己还想讲的，发挥一下、解释一下正式稿子上没有的东西。他希望少奇同志也这样。
　　 这样在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就有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口头讲话。现在回过头来看，书面报告也好，口头报告也好，都从总的方面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方针政策。但口头讲话，毕竟没有像书面报告那样是经过磨来磨去的功夫，说得比较开放，语言也自由一些，有感受很深的东西随口而出，难免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后来我参加修改他的口头讲话时，在把大家的意见向他汇报中间，他不断插话。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情绪很激动。他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总结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刘少奇对陈云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没能把发生困难的原因讨论深透，应该说还是开得成功的、有效果的。它发扬了党内已经有那么一些年相当缺少的民主，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
　　 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当时我听了不过瘾，觉得一般。但事过几十年之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在民主问题上他说，列宁讲，无产阶级的武器只有一个，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把自己的队伍组织起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武器。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这个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怎么适应新的情况，今天还没有解决。并说，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义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必然王国，人们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没有进到自由王国。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他在今天以前，只关心和努力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来考虑问题，对制度方面、生产关系的政策注意较多，而对生产力和对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知识较少，做得不够，不如谁谁。在怎样对待犯错误和受挫折的问题上，他讲了孔子的故事、左丘明的故事、司马迁的故事、屈原的故事。
　　 从毛主席的讲话中得到启发，刘少奇在随后的讲话中，也跟着指出原来起草书面报告时，只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问题来批评，忽略了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由此建议把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主席讲的那层意思修改进去。并说，这几年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也吃了不讲民主的亏，这是一条大教训。一定要形成一种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应该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这样，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对他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再次作了修改，然后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
　　 在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的推动下，各部门分别制定了本行业的条例，如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高教、商业、合作社、手工业等都有了几十条。这是因为毛主席在这过程中已经提出，单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够，还要有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路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继续说，“有了总路线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对各条战线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作出明确肯定，这是七千人大会的积极成果。它对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是有利的。
　　 但是，事情有一个充分暴露和逐渐推进的过程。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少奇同志听财政部的汇报，得知财政收支不平衡，还有50亿元的赤字。那时年财政收入才多少啊，有这么多赤字，实在是个大问题。引起了少奇同志的严重关注。七千人大会后仅仅两个星期， 2月21—23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为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所以后来又称它为“西楼会议”。这个会议可是重要。少奇同志认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还是没有透底。不要怕多说困难，它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在讨论中，陈云同志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少奇同志听后大为赞成，让陈云同志到国务院会议上也去讲讲，国务院的全体部长、主任，凡是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要听一遍。
　　 那天，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先讲，反映不热烈。陈云同志后讲，热烈掌声不断。原本秀才们相约，分散入座，听到好的段落，带头鼓掌。结果超出想象，部长们热烈鼓掌在前，秀才们一直紧跟在后。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怎么克服困难呢?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比如说到，线袜子容易穿破，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以后计划对城市人口每人每年供应一双尼龙袜子。又比如说到，要逐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都是很实实在在的。
　　 少奇同志继续在西楼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怎么样转发陈云等的讲话，中央要不要搞个文件。有同志说七千人大会对全国的形势作了估计，没过多久，我们对形势又作不同估计，好吗?少奇同志说，这样的事党史上有的是，一次大会作了估计，过了一段形势变了，又作新的估计，新的决定。他列举了好几个事例，直接作了回答。
　　 陈云同志在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说：现在粮食已经掉到了1957年前的水平，看来，要恢复到1957年水平，没有六年也得五年，方针是准备慢，争取快。在这个问题上，有同志表示也不同意。对整个形势的提法，少奇同志认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陈云同志讲是恢复时期。有同志又说，刚刚提出调整的“八字方针”，现在怎么又搞成一个恢复时期，岂不是倒退了?小平同志变通了一下说，对外公开讲调整时期，党内讲恢复时期。
　　 讨论到基建、计划等，是坚持高指标，还是采取低指标时，少奇同志支持陈云说，过去老是高指标，完不成时来回调整，变成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这次搞个低指标好不好?是制定低指标，超额完成了，有利于提高积极性，还是高指标完不成，有利于提高积极性?他认为，低指标超额完成，更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党内有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是最好的情况，没有不同意见，鸦雀无声、表面一致，就危险了。少奇同志在这个会议之前、会议过程中、会议之后，都起到了别人没能起的作用，让大家敞开谈自己的意见。会上还讨论了毛主席讲的公开的反对派、秘密的反对派是什么意思，各有各的解释。
　　 西楼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少奇提出的关于转发陈云、李富春、李先念三个报告的意见，同意根据少奇同志在会上讲的意见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批语，照理应该收进《刘少奇选集》，它代表了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上的基本观点。
　　 西楼会议还决定，重新成立财经领导小组，李富春任组长。
　　 最后，少奇同志说：好啊，经过讨论，我们都同意转发他们三个人的报告，也同意中央转发的批语。但是，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明天，我、总理、小平，到武汉，把文件带上送主席审阅，会议情况口头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少奇同志作为第二把手，在同毛主席的关系上很注意，处理得很好。
　　 第三天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都同意啦。”高兴得不得了。对此我曾想过，毛主席的同意，是不是勉强的，或者是应付的?我认为不是。因为西楼会议这一套，完全符合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所肯定的综合平衡、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的说法。
　　 少奇同志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对我说，把中央的批语再斟酌一下。批语里大致有这样的话：对陈云同志的意见，在讨论中，中央部门就有不同意见，这次下达以后，你们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少奇同志于是考虑，批语里是不是把在中央讨论时持不同意见同志的名字写上?他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党内民主。但是我讲，写上恐怕不好。少奇同志没有坚持。这样就没有写上，发下去了。
　　 毛主席同意了，文件下达了，我们这些在钓鱼台写东西的工作人员都很高兴，高兴得不能平静。还一起讨论，经济工作最好还是由陈云同志来挂帅;富春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他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远不如陈云。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要我向少奇同志去反映，建议由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我对少奇同志一说，少奇同志同意。大家喜出望外。
　　 开始陈云同志表示不愿接受。后来周总理告诉我，少奇同志力劝陈云当组长，并对他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陈云同志当了组长去上海以前，召开过一次财经小组会议，讲了一次话。他讲：他管计划工作，主要管两条，一个基建，一个人员增加。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关键。这是他上任组长后的第一篇讲话。随后他到上海休息去了。
　　 少奇同志还出了一个主意，要我们把陈云同志这几年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文章，选编一份材料。我把这个意见对陈云同志的秘书说了。秘书给他打电报请示。陈云同志几次三番坚决反对。后来少奇同志说：对他说嘛，不是广为印发，只是印发给中央少数同志、中央财经小组的同志看，作参考。这样，我们就编了一份材料，大约有四五万字，提要一万多字。开始，题目称为《陈云同志论几年来的经济工作》。何均同志提出，已经有了《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来一个“论”什么，不好。于是把题目改成《陈云同志几年来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少奇同志写了几句话， 4月16日送给毛主席。其中有这样一些话：“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
　　 有了中央转发陈云等讲话的文件以后，接着又有一系列的文件、措施出台，搞了《现金管理条例》、《财政收支平衡办法》等。
　　 那几年，不得已多发了五六十亿元人民币。为了回笼这些货币，陈云同志出了一个主意，搞高价点心、高价糖果、高价饭馆、高价衣料、高价茶叶等。与农民的交易，还提了一个以高价对高价、以低价对低价的原则。当时，农民除了征购粮以外，余粮不愿意出卖，要卖就要抬高价格。陈云同志说，他们高价对我们，我们也高价对他们;他们用低价卖给我们征购粮，我们也用低价供应他们生产资料。这几项措施果然见效，把多发的货币全部收回来了。
　　 这个时期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措施，是两千多万人城市人口下乡。这个问题也是陈云同志多次提的。他为此曾到中南各省进行过调查。在河南，他和省委的同志算了几笔账：根据现有的材料一年全省生产多少粮食?扣除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还有多少余粮?这是一笔账。另一笔账，全省的城市人口有多少?按照当时供应标准一年要吃多少粮?这些城市人口一年所需的粮食，同农民能够供应的余粮相比，究竟余粮够不够?计算的结果，差得很远。为了满足城市人口需要的粮食，势必要把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挤出来，不挤农民的口粮、饲料粮，城市的人口就要缺粮。农村的农民饿肚子，城市的人患浮肿病，就是这样造成的。这就不能不造成城乡人民的尖锐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减少城市人口，让一部分城市人口回乡务农。这件事关系全局。
　　 好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农村“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经过调整以后，农村情况正在有所恢复，城里人下去，给他一块地种，起码能够糊口，不会饿肚子。
　　 总起来说，西楼会议以后，解决了一个综合平衡问题。原来只是工业一块，农业一块，商业一块，工业是工业的问题，农业是农业的问题，商业是商业的问题。经过西楼会议，把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商业财贸和生产的关系，开始协调起来。一句话，有了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路线，还要有总体的工作路线;有了局部的具体工作路线，还要有全局的具体工作路线。拿现在的话来说，有微观的，还要有宏观的。只有一个一个部门的，困难过不去，经济恢复不可能。有了前面这个基础，再加上综合平衡，才能渡过困难，发展经济。少奇同志对西楼会议的贡献，就在这里。这些事情，是少奇同志倡议坚持，得到周总理、陈云、小平、先念等同志全心全意的合作。
　　 陈云同志身体不好，接着到上海休息去了。周总理综合当时讨论的全部意见，向我们讲了一次关于经济工作的全面调整，据此整理出财经领导小组准备提交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
　　 当这个报告正式提交5月中央工作会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来讨论这个报告时，有同志还是不赞成城市人口下乡的措施。特别是柯庆施唱高调，表示不同意。多数大区的同志支持这个报告。有人讲，过去的经济工作方面的报告看不下去，这个报告顺畅得很，说到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个报告经毛主席批发全党遵照执行。
　　 1962年8月，周总理主持起草了粮食的购销要统筹兼顾农村和城市的文件，经过多次修改，最后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作为中央文件下达。邓小平同志对此文件非常满意。他说：我们有一个粮食问题的好文件了。
　　 1962年春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广州开知识分子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1962年五六月间，少奇同志还就调整政法工作的问题，找中央政法工作小组谢富治谈了一次话。说：这些年，我们的专政，专得不妙啊。要总结四年来的政法工作，要我去帮助。经过多次座谈会，公安部座谈会，高等法院座谈会，高等检察院座谈会，起草了一个《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
　　 “大跃进”中，政法工作一样很“左”。公安部提出了要在几年之内实现十个“无”，无火警、无车祸等。谁违反就法办。把拘捕权下放到生产大队，大队有权拘留人。政法部门很多干部还有一个观念上的糊涂，认为凡是受到刑事惩处的人，都是专政对象。
　　 少奇同志就讲：政法部门应该有两个形象：“热烘烘”的和“阴森森”的。在人民群众看来，你们的形象是热烘烘的;在敌人看来，你们的形象是阴森森的。他说，政法部门承担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任务，不只是解决敌我矛盾，更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经过你们一处理，都变成了敌我矛盾。所以这个时期的调整，实际不只是经济调整，是经济、政治、思想三条战线上一起进行的全面调整。
　　  
　　 全会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不传达，全党继续进行经济调整
　　 也就在这时候，新问题跟着来了，中间有一个波折。
　　 政法工作总结完了以后，恰好要开北戴河会议(1962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之前，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要田家英带一个调查组去农村了解整社整风情况。
　　 田家英首先来到韶山。韶山是毛主席的故乡，老百姓讲话没有什么顾忌，毫不掩饰。调查中，田家英问他们，“六十条”这套办法行不行?少数农民讲行了，多数农民讲退得还不够。田家英他们又到湖北、安徽去调查，都是同样的意见，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呢?这些地方的农民都讲：“分田到户”。
　　 田家英带着这些意见回到北京，毛主席还在外地没有回来，他先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同意田家英的意见，认为采取这样的办法解决人民的当前严重困难，也是可以的。少奇同志当时的心情，他曾经流露过：从来没有想到，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我们的错误，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灾难。田家英处理人民来信，看到有人信中说，他们的眼泪都流干了。所以刘少奇和田家英他们两人当时的心情是完全相通的，他们都恨不得能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来为人民排忧解难。少奇同志还叫田家英去征求其他同志意见。陈云同志从上海回来了，他在上海郊区农村也作了调查，他的意见同田家英的意见不谋而合。陈云同志还说：现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把田分给农民，有利于动员农民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
　　 陈云同志要向毛主席提出建议。有人就劝他，不要和主席讲这些，特别不要讲“分田到户”。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有意见，向自己的主席讲，有什么不好!陈云同志向毛主席讲了。毛主席听了，当时脸色不好看。不过，没有责备。后来知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初期曾找陈云同志个别谈话，进行严厉批评。
　　 1962年7月，到了北戴河。少奇同志叫我们起草一个通知，把农民、干部对农村工作的意见集中起来，发到各级党委征求意见，要他们作出赞成或反对的回答。田家英同志要在这个通知文件里写上“分田到户”的问题。我说：这样做不行吧?铁托宣布解散集体农庄，我们说他修正主义。我们如果分田到户，人家会说我们什么?田家英这个人思想很纯，他说：我们秘密搞，不宣布，几年后重新恢复集体经营。我说：几亿农民的事情，你能秘密得了吗?
　　 北戴河会议头一天，毛主席讲话，批评了田家英的主张，但说田在组织上没有错误，作为秘书向他反映是可以的。会上没点陈云同志的名。对邓子恢，批评得非常尖锐，说邓的意见，实际上是搞单干，所谓经营管理的创造，是骗人的。原来邓子恢同志曾总结安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的经验，多处作报告，也向毛主席讲过。毛主席对此批评说：邓子恢那次同我讲话，一讲就是三个钟头，训了三个钟头。我要说点话都说不上。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不但观点不能同意，而且组织程序也不对，组织上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会上讲形势、阶级、矛盾，说有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越到上面越厉害。
　　 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形势估计，对农村估计，以为有30%的生产队散掉了，实际上真正散掉的也不过10%，比实际情况多估计了20%。
　　 会议从北戴河一直开到北京， 9月下旬开八届十中全会。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都批了“单干风”。党的基本路线再次确认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了共同的呼声。
　　 少奇了不起。在当时大家谁都不再提调整工作的情况下，他提出：现在大家都讲阶级斗争了，调整工作还要不要做，调整的方针还执行不执行?而且在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就说了这样的意见：“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经验，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传达的范围、方法、方式要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提出这样问题、提出这种意见，可不简单。
　　 毛主席真高明，他说：阶级斗争的讨论到全会为止，不往下传达。接受庐山会议的教训，在中央全会讨论就行了。庐山会议，如果当时只在全会上讨论，不往下传达，就不致于走这段弯路。全党还是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工作。毛泽东明确说：“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与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会议最后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且提出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经济工作。
　　 少奇同志的讲话，代表了我们的意见。在场的人很高兴，又替少奇同志担心。毛主席这样一讲话，使到会人员，放心了，等于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西楼会议决定的一系列政策，贯彻执行的效果很好。1962、1963年，经济逐渐全面恢复; 1964年，经济发展开始超额; 1965、1966年，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康世恩同志讲：经过这五年调整以后的年份，是建国以后最好的时期。宋平同志也讲：经过调整得到发展，为后来“文革”能够渡过困难打下了可靠基础。这个时期，工业增长，农业发展，大庆石油，两弹一氢，这些重大突破，都展示了西楼会议议定的方针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作者:邓力群口述、朱元石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