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从“小人物”到红学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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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红学”研究，大概是绕不过李希凡这个名字的。李希凡因“小人物”而闻名，而“小人物”的称谓是毛泽东赋予的。
“小人物”的成长得益于山东大学的滋养。1947年，读完中学不久的李希凡，经姐夫赵纪彬（时任山大文史系教授、校委会委员）的引荐，来到山大文史系做旁听生。这期间，他亲身感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教诲，如杨向奎先生的《通史》，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萧涤非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乐府诗歌》，冯沅君先生、陆侃如先生的《文学史》……这些学者名流的学术真传为其治学道路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不低的起点。同时，这期间他还受进步势力影响，悄悄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如《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马、恩、列、斯与毛泽东、鲁迅的著作，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1949年夏青岛解放后，李希凡考入培养干部的华东大学。1951年华大与山大合校，李希凡进入山大中文系二年级继续学习，成为解放后山东大学的第一届学生。

读书期间，李希凡偏爱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对几部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都有过深入研究。大二时就写了论文《典型人物的创造》。当时，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看到后感觉写得不错，便推荐给华岗校长，华校长又推荐给《文史哲》，成为《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学生文章。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发表之前，首先发表的是有关《水浒》的评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评〈宋江考〉》，与著名历史学家张政?先生商讨。主要分歧在于：李希凡认为，不能用考证的方法来评价小说，不能用历史人物的宋江来衡量《水浒》中的宋江。同后来的评《红楼梦》一样，“评《宋江考》”也与郭沫若、翦伯赞等大历史学家的学术观点相左。

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李希凡，并未因某些观点出自权威就回避退让，甚至也没有在意为曹操翻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就否定《三国演义》中曹操“奸雄”性格创造的成功性。他依据自己的分析判断，认为正确的就那样写了，坚持了，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吧。

在不断的研究探索中，李希凡的理论修养日见功力，观点也日趋明晰。大学毕业后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蓝翎合作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这时是1954年的5月4日。文章写成后与多家报刊商量，问可不可用，未被理睬，后来寄给母校寻找支持。当时只知学兄葛懋春在《文史哲》做执行编辑，后来才知道不仅是葛，包括华岗校长也都是极力支持的。于是，文章被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当时的学术刊物并不多，《文史哲》是毛泽东案头常备的读物之一。于是，毛泽东读到了这篇文章。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敢于向权威挑战，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热切关注。于是，就有了后来关于“小人物”的故事。

李希凡自己知道其中详细情况，已是在“文革”之后了。当时，李希凡希望结束在人大的学习后能够到某研究所工作，曾给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周扬写信。周扬回信时，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那不是战斗的岗位”，因而去了人民日报社。前不久谈到这些往事时，李希凡说：“当时详细情况我不了解，无非是毛主席对文艺界权威统治不太满意，他的思想是希望年轻人快快成长，不要挡住他们的路。”针对李希凡的文章发表最初受阻的情况，当时《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负责人袁水拍曾写过一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可贵的第一枪》，据说是毛主席授命他写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找到李希凡，说要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但认为有些地方还太粗糙，要改一改，还要加个编者按。李希凡感觉这些意见都很好。但毛泽东看后生气了，认为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于是后来就有人质问《文艺报》，事情就演变成了文艺界的大事。文联和作协的主席团开会，三位文学界泰斗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都发表了讲话。郭老是《三点建议》，茅盾是《良好的开端》，周扬是《我们必须战斗》……一篇小小文章形成全国文化界、思想界如此巨大的波澜，当然是李希凡始料未及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时他已是“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了”。尽管如此，50年代的这场风波主要还限于学术争论，政治上还远没有发展到后来“文革”那样无限上纲、不遗余力。

“文革”中，李希凡并未因是被领袖肯定过的“小人物”而逃其咎，照例也是“文艺黑线下的评论家”，在很多人眼里还是“知名评论家”，“文艺黑线的许多代表作都吹捧过”，“罪恶”不可谓不大，也照样进“牛棚”，挨批判。不过半截被保了出来。

做了32年编辑，李希凡业务之外的研究工作多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不仅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也给《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多家报刊写文艺评论，尤其对鲁迅作品、鲁迅思想有着强烈爱好，始终作为重点着力进行研究，这方面先后有两部专著问世。

（李希凡，1927年生，原名李锡范，北京市人。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4年，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他与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发表在山大《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毛泽东读到了这篇文章，十分重视，于是就有了后来关于“小人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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