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瑞：回忆“文化大革命”的北京军区

bluesky

摘自《陈先瑞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版

    十年动乱时期的前九年，我在北京军区先后任副政委、政委。1967年1月，杨勇司令员、廖汉生政委被打倒，周总理宣布郑维山副司令员为代理司令员，李雪峰兼军区第一政委，我是军区四位副政委中牵头的。1969年5月，郑维山和我分别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70年12月至1971年1月，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被撤职，李德生（后来是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任第一和第二政委，他们忙于中央和军委的事，由我主持军区的日常工作。那时北京军区成员中，有那么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职，华北三省（区）和京、津两市的一把手也都兼任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参谋长、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30多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区领导领导班子。有八个野战军，一个卫戍区，一个警备区，三个省军区和十多个独立师。当时，北京军区兵力是各大军区中人数最多的。
    这时的北京军区，可以说兵多将广，又驻防在中央所在地首都，除和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样，要“三支两军”和“准备打仗”以外，还肩负直接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重任。由于北京军区地位举足轻重，我们经常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示。
    十年动乱，是我党历史上政治斗争最复杂、最残酷的十年。我在这个时期坚守在北京军区主要领导这个风口浪尖的岗位上，经历了我一生最紧张、最矛盾、最迷茫、最痛苦的九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从1965年底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同志到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从“五一六”通知到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从北大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到军区机关开展“四大”，我和多数老同志一样，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同时我也和大多数老同志一样，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号召，“活到才，学到老，革命到老”，积极拥护，积极投身到文化革命中去。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信仰和崇拜，我对“文化大革命”虽不理解，但绝不敢怀疑，我对先后蒙冤受受迫害的“彭罗陆杨”、“刘邓陶”，虽然感到突然和迷茫，但绝没有怀疑是党中央、毛主席犯了错误。那时，我是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中央文件怎么说，我们就跟着怎么说，军区党委怎么表态，我就怎么表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突发事件越来越频繁。“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五一三事件”、“七二○事件”、“王关戚事件”、“杨余傅事件”等等，接二连三。中央、地方、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的越来越多。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常常有家也回不去，饭也吃不上，觉也不能睡，不是紧急开会，就是疲于奔命去处理紧急事件，忙得晕头转向，思想也越来越跟不上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对如火如荼的斗争，对那么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对所谓的“两个司令部”，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我是越来越不理解，越来越迷茫。我看了不少马列、毛主席的书，学了许多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首长讲话，学起来，看起来，听起来，觉得头头是道，很有道理，但是执行起来，贯彻起来，却又感到互相矛盾，很多都行不通，现实使我深感自己的思想水平实在难以应付这么复杂的斗争。经过苦苦思索，我定下了三条决心：一是坚信党中央、毛主席，跟着上级走。凡事按照上级文件办，照抄照转，不走样地执行；二是对组织、对同志、对群众，凭党性、凭良心说话办事；三是积极努力工作，尽力少犯或不犯错误。
    1969年5月，我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从此以后，我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华北会议”、“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儒斗争”、“评《水浒》”，在这些大运动中的小运动里，我一边接受批判，不断地作检讨，一边清理自己的思想。我逐步意识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混淆了是非和敌我，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很不正常。江青一伙妄图篡党篡军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暴露，我和其他老同志一样，意识到这是对党和国家的最大威胁，要有所警惕，有所防范，有所抵制。“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北京军区各项工作基本上未容“四人帮”插手，军区党委和我本人还向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揭发过“四人帮”试图插手军队的情况。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我常常想“文化大革命”所经历的情况，深深感到自己在十年动乱中思想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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