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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云 《党史博览》2004年第9期
摘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号令”一直是林彪的罪状之一,但1980年两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理“两案”时,却没有将林彪“第一个号令”列入起诉书,因此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是：1969年10月18日,为了防备苏联以谈判为由,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林彪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98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表述这个历史事件时说：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九一三事件以来，林彪“第一个号令”是被作为反革命政变的预演而载入史册的，可是1980年审判“两案”时却没有将此事列入起诉书。“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是，1969年10月，为了防备苏联以谈判为由，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到底是林彪罪状，还是正常的战备工作呢？1986年党史权威部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公开说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
1981年参加“两案”审理的总政同志说，作战部顶得厉害，不承认“第一个号令”是阴谋。当时就有人公开说，你们这些人保你们自己。曾先后给罗瑞卿和杨勇当过秘书的金耀鸣那时在总参作战部，他参加了在京西宾馆办公的“九一三事件”清查小组。他说，历史不是谁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当时是怎么样。是阴谋就是阴谋，不是阴谋就不是阴谋。不能闭着眼睛为云为雨，洪洞县里没好人。“北兵南调”，“第一个号令”我们总参作战部接到后，都有记录，每分钟甚至每一秒钟都有纪录。然后打成文件，谁敢瞒住？谁能瞒住？往下传达，一个字一个字传达。当时的战备并不是哪一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国际环境迫使中国不得不大搞战备，不仅东北、西北、华北，整个中国都动起来了，当时确实有打的迹象，后来没打起来，是另一回事。当时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都撤出了北京。尤其国庆节后苏联谈判代表团来北京那几天，箭在弦上，紧张极了，上边要求北京市有关人员三天以内撤出去。紧接着，周恩来在外交部关于外交档案备战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了原则同意，并对各类外交档案的移交、存放方法等提出具体意见。总参作战部的档案都事先转移到了疏散点，连大辞海也运走了。每个人都把带不走的家具弄好，临时需要的东西打成一个小包，一有情况，提着就走。当时中央军委发的战备电报没抄给江青，江青知道后大发脾气，专门查过，以后1973年、1974 年又查了一个底朝天， 最后1980年审判“两案”时又查。这次查得更细，查了两年半。军委总机一号台的长话单子装了一屋子，一张一张地查，一分钟一分钟地查，黄永胜当时在哪？李作鹏当时在哪？谁下的命令，根据是什么。作战部一本一本的值班记录，更是审查的重点。那上边每一分钟都记得清清楚楚，几点几分，谁来的电话，谁接的电话，传达给谁。这种事，不是个别交代给谁的，也不是哪个人能单独处理得了的，完全走的组织程序。当时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孙玉恒带着由参加过前指的8个人组成的工作班子， 分别回忆，每个人都写有证明材料。大家讲的一致，没什么出入，至于上边怎么样，他们不知道。“第一个号令”牵扯了总参作战部一大批同志，他们都是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好干部，都在全心全意为党为我们军队工作，如果“第一个号令”算罪状，总参作战部的一大批同志就可能涉及。这么多年，不管怎么查，都查不出总参作战部在“第一个号令”上有什么阴谋活动。最后，审理“两案”领导小组认定这是个正常的东西，没有作战部的责任。因为“第一个号令”始终没有定罪，也就不存在平反的问题。近年来总参编写的大事记关于“第一个号令”是这样说的，遵照中央军委办事组指示，作战部向各军区下达紧急战备指示“第一个号令”。
一
林彪“紧急战备指示”发出时，正是1969年的秋天。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全国上下一派紧张的战备气氛。新中国刚成立时战备一直面向美国，因为那时美国迅速宣布不承认新中国，并将战争引向朝鲜和越南，同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东南沿海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集团对我国大陆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三北”地区一直是背靠沙发，苏联是我们的大后方。但毛泽东高瞻远瞩，他说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的重点转向北面，全军要调三分之二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筑防。在此之前，林彪针对可能从陆地和沿海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提出“北顶南放”、“岛重于岸”的重要防御思想。1960年8月苏联第一次在新疆挑起边境事件，漫长的中苏边界从此硝烟四起。中苏两国边界长达7000多公里，在草原、戈壁，边界标志极不明显，十多公里才有一个界桩。更有很多地方并没有划清边界，还属于争议地区，但一直相安无事，牛啊羊啊越境吃个草，谁也不当回事。现在不行了，不要说边民，就是不懂事的牛羊一越境，马上招来无情的子弹。1962年4月，苏联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并于5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截止到1969 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记录在案的苏联边界挑衅达4000多起。中国人的忍让是有限度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定下了自卫反击的决心。1969年1月25日， 黑龙江军区提出珍宝岛反干涉斗争的方案。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在1860年以前还是中国内河，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强霸去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乌苏里江这才成了界河。在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由于江水冲刷，才成了岛，但枯水期，珍宝岛仍与中国的江岸相连，岛西的江叉从来没有成为过航道，这充分说明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央军委同意以乌苏里江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
就在中国边防军积极准备时，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行一级战备， 这个行动立即引起中国的警惕。3月2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爆发激烈战斗，武器劣势的中国军队胜了。3月3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当天晚上，中央领导在毛泽东住地开会。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打倒新沙皇》。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的军民举行游行示威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边防军人入侵珍宝岛。之后在不到10天里，中国举行了4 亿人次以上的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战斗已经从一次边界冲突演变成政治事件。
从苏联给东欧各党的内部情况通报看，苏联对中国的行动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不知道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接着在3月15 日凌晨开始的又一场战斗中，苏联边防军要求派坦克和炮兵支援，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出访无人能作决定，直到中午苏军与最高领导人取得联系后，才派出增援部队，这说明苏联并没有准备好。尽管如此，苏联边防军还是以相当的规模入侵珍宝岛。战斗持续9个小时，中国边防军顶住了苏军的6次炮火袭击和3次进攻。当天， 毛泽东、林彪等人听取汇报，毛泽东说，敌人炮火打进7公里有什么要紧， 最好是打进70公里、700公里、7000公里。毛泽东还说，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 下面照常打。东北、华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3月22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到珍宝岛事件，老人家说，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苏联）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讨论，同我们一样。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不知道。毛泽东问林彪，文件（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你看了没有？国际边境事件不要讲得那么严重。4月3日，周恩来就苏联边防军队炮击珍宝岛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这是故意虚张声势，做给人看的。提议一、我边防站暂时不理对方边防站的招呼；二、调整我火炮位置，待敌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以重大杀伤，并发表我方抗议文件。毛泽东批示，可以。在4 月14日“九大”的会上，毛泽东说，3月2日、3月5日苏联侵略珍宝岛，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打了9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是破除迷信。
连战连败、恼羞成怒的苏联很快进行了报复。8月13日， 在苏联两架直升飞机支援下，事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的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300 多名步兵突然袭击了我正常巡逻的边防小分队。我们的战士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30多人全部牺牲。中国提出最严重的抗议，这一事件更使中苏边境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就是在这时，中国高层仍认为中苏两国打不起来。1969年3月14日， 周恩来在接见美国进步劳工党代表团时，对方提出中苏边境冲突是否会走向更大规模的可能性时，周恩来说，现在还不能说。苏联是拿这个东西去动员本国人民和看一看世界舆论，苏联要进攻中国有困难。1967年3月29日，周恩来在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时就说过， 苏联说我们要去打它，我们才不去打它呢。中国这么大，我们国内好多事都管不过来。早在1969得2月19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 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任务交给已经靠边站的陈徐聂叶四位老帅。6月1日，由陈毅牵头，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的报告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蹲点，二、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四老帅在7月和9月拿出两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告详尽分析了中、苏、美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爆发。但是，认为打不起来，不等于不进行战备，打不打的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苏联手里，人家打进来了，你总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
二
面对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面，中国的战备工作也开始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上、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的临战状态。“九大”前中央领导在毛泽东住地开会，到会的有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毛泽东谈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和“九大”问题。中苏边境长达数千公里，苏联在自己的边界和蒙古边界陈兵百万，从中蒙边界到北京只有六七百公里，不要说飞机，汽车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3月 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谈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3月21日， 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陈锡联及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上，针对苏联军队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方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这之后，毛泽东一再谈准备打仗的问题。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会议上他多次讲到战备问题，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毛泽东说，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主要是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毛泽东说，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到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进人民的包围中间。“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这一段话，就是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备战问题成了“九大”会上热门的议题，并在其后，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
备战问题，最早提出来的是毛泽东。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 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准备打仗。说小打就在边界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
早在1960年8月中苏边界第一次冲突时，中国就曾为中苏边界谈判做好过准备。中苏边界历史上就存在着一些悬案，新中国成立后也发生过一些新的问题。中国政府准备就中苏边界问题在必要时间同苏联举行全面谈判，争取解决中苏边界上的历史悬案和解放后的新案。为此，中共中央向新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黑龙江、吉林省委发出为全面谈判中苏边界问题做好准备的通知。
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 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稍后照会中进一步明确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
1964年10月，中苏边界谈判已经进行了半年，中国提出关于边界谈判的三个原则问题，一、在19世纪以前中国同沙皇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照当时的情况，不能说是不平等的条约；19世纪中叶以后，沙皇俄国强加于中国清朝的，是不平等的条约；这些条约定的边界线，我们不要求改变，我们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二、边界谈判的标准（根据）以原有的条约做基础，来看一看在哪些地方超出了条约规定，多占了一些地方，应该退出来；在这个原则上划线的话，双方也互有取舍，需要调整。三、以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作为基础，把边界线全线都勘定了，做某些必要的调整以后，应该缔结一个新条约代替旧条约，那个不平等的条约就不存在了。这三个原则问题的协议，维持现状，苏联不赞成；第三个办法就是在小组会上一段一段地把边界全线弄清楚，看一看我们双方在领土上有哪些争执，苏联也不赞成。总之，就是谈不拢，苏联不承认俄国沙皇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中苏边界问题就这样被挂起来了，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
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时说，大约100年前， 贝尔加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威、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帐我们还没有算。因为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外界公布中苏边界问题，在世界上引起重大反响。毛泽东以后在会见外宾时解释说，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这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两个月后，赫鲁晓夫与日本议员谈话时说，苏联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还说，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三个月中，中苏领导人你来我往，相互“放空炮”。“放空炮”无非是笔墨官司，再激烈也死不了人。但就在苏联“放空炮”时，苏联边界并没闲着，数以百万计的大量苏军和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正悄悄地在中苏边界集结，甚至还修建30多处导弹基地。苏联在边界上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侵犯中国的领土领空。 这么多军队，使中苏边界空前热闹起来。
1964年这一年，中国的周边环境恶化，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突然袭击，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西南面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还没完全消除，北面的中苏边境又开始冲突不断。四面受敌，新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严重时刻，尤其是中苏边界，已经不再是“放空炮”的问题了。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状态，1964年4月25日，总参作战部上送了一份报告，指出国家经济建设在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的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在沿海，易遭空袭，如何防空尚无有效措施。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附近，易遭轰炸破坏，缺乏相应措施。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毛泽东早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就说过，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所以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讨论农业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谈了他的看法，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一二三线是按地理划分的，一线指沿海地区，二线指中部地区，三线分两块，西南和西北。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汇报时插话说，除了攀枝花（位于西南川滇交界处）以外，我国周边各省都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但是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二线三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毛泽东说，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要搞三线基地的建设，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备战问题，说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的危险。7月2日，刚刚看完北京和济南部队大比武的毛泽东就军事工作、战略问题对周恩来、彭真、贺龙、伍修权等说，要普及尖子部队表演。所有部队都要学会游泳，要练习夜战、近战。天津、北京地区要搞三道防线。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不来也好嘛。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讲过这个问题。5月上旬，中央召开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 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自此，全国备战的空气日趋浓厚，深挖洞，广积粮，所有的城市都在大挖防空洞，很多都搞成了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的永备工事。到如今，很多城市闲置多年的地下设施被开发成地下商场和地下旅馆。
毛泽东早在1964年10月22日的一次批示中就说过，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
1965年4月，美国的侵越战争不断升级，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正在紧张修订和编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把备战工作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6月16日，周恩来准备出国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前， 曾到杭州和毛泽东一起听取余秋里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发展和备战的需要，对计划工作提出新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的有重点地积极发展新技术。有人提出这是不是违反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呢？是倒过来了。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这个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要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说这“四保”是战略布局。虽然由于文革，并没有形成正式的“三五”计划，但以后几个年度都是根据这时确定的基本方针去做的。1966年1月13日，周恩来说，争取一个和平环境对建设祖国是好事， 我们不挑起战争。但是和平了，也容易产生和平麻痹思想，一旦有战争，没有准备不行。帝国主义还存在，越南战争还正趋于扩大，因此要备战。一切经济建设、文教、卫生、政治、军事等，都要有备战思想和备战准备。但这不是把工作停下来，是把一切工作和备战结合起来，边备战，边建设。
三
1969年3月21日，就在周恩来召集作战会议这一天， 不同意苏联战争升级的主和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突然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话。在苏联，有主战派，有主和派，双方争论很激烈。柯西金是主和派，他迫切想与中国领导人面谈，不使中苏之间爆发战争。柯西金主动打电话给北京，要找中国领导人，这不寻常。但北京的总机没给他接，他又请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出面，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与周恩来直接通话的愿望。周恩来与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等有关人员商定，通过备忘录形式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2日，周恩来将备忘录书面报告毛泽东和林彪。 毛泽东批，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5月24日，中国政府就3月29日苏联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发表声明，阐述中苏边界问题的事实真相和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中苏边界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责任完全在苏联方面。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1969年9月初，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病逝， 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赶往河内吊唁，当晚返回北京。外电传周恩来是避免与参加9月9日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会面。实际上，中国一贯主张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解决国家关系中存在的问题。9月7日夜，周恩来会见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途经北京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扬·毛雷尔时说，关于中苏关系，我们的态度是同意进行合理的谈判，在解决问题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苏联本来派了一个副总理级的代表团去河内，一听说中国的总理去了，正苦于找不到与中国对话机会的柯西金不想放弃这个好机会，他取消了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外相的会见，立即乘专机飞往河内。在柯西金的飞机降落前，周恩来已经走了，他只见到中国新派的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但柯西金仍不死心，通过中国驻越使馆转报，希望回国转道北京，以便能有机会与周恩来会唔。中苏两国领导人在1965年2月5日和6日也有过一次机场会谈，也是柯西金从越南回国途经北京，那次共进行了四次谈话。柯西金还想这么干，他催问了几次，中国驻越使馆说已经报上去，复示还没来。柯西金以为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这在中国有一套复杂程序，大使馆报外交部，外交部报周恩来，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因为毛泽东早有准备和苏联谈判的指示，当即拍板同意，可以让柯西金路经北京，周恩来可以与他打打交道，但只限他在机场短暂停留，不能让他进北京城。那时，全是手工操作，程序这么复杂，想快也快不了。等复示传到河内，等了一两天的柯西金以为没戏已经失望走了。他是按照来时的南路返回莫斯科的，先经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再经阿富汗领空。直到飞临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都杜尚别，柯西金才得到中国的回音。他当然不想放弃这个机会，马上绕道苏联的伊尔库茨克，从那里直飞北京。
9月11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柯西金，双方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会谈中气氛不错，双方互称同志，并致问候。这一次虽然双方并没少了唇枪舌剑，但总的态度还算是友好的，双方肯定了中苏两国的关系应该发展。周恩来向柯西金提出：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如下的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的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柯西金提议，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共同采取的临时措施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经过讨论，双方达成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新的武装冲突的口头谅解，商定于近期各派一个副部长级的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周恩来提出面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最好双方把彼此的贺电、讲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表示我们双方采取一致的态度。两国贸易在某些项目上可以长期合作；过去有些建设项目，可能的话，应该完成。在会谈中，双方除了讨论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还谈到恢复互派大使等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若干具体事项，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最后，周恩来说，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9月13 日，周恩来将有关会谈内容报毛泽东，说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和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次首都机场会谈，直接结果是同年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举行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
柯西金在首都机场和周恩来圆满会谈后回国，苏联主要的政治人物却都没有出面迎接，这说明苏联当局并不同意柯西金的立场。随后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从文字上确认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苏联托词拒绝。还是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口头谅解。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信柯西金， 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9月26日， 柯西金在复周恩来信中说，经仔细研究周总理9月18日来信， 我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10月6日，周恩来复柯西金9月26日信，指出来信对双方在北京机场会谈达成谅解的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应采取的临时措施没有加以确认，而双方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能代替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周恩来再次重申了9月18日信中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五项临时措施， 强调中方认为，双方应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就此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复信还宣布中方参加边界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信在发出前，由政治局讨论修改，并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由于双方的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中苏边界谈判一开始就陷于僵局，谈谈停停持续了将近9年，代表团团长换了几任，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到1978年7月以后，就无限期休会了。不过，自从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边界地区再未发生较大的武装冲突。
柯西金曾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限，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实际上这是向中国作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然而一纸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再三再四地对中国实行“核手术”的威胁。而且，这是不是一种假象呢？二战时，1941年6月， 希特勒德国在闪击苏联时不是也放出和平友好的烟幕弹吗？基于这种考虑，对于柯西金的诸项建议，中国基本上没有响应，全国的战备仍在持续升温。
四
实际上那时的苏联在脚踩两只船，它认为中国抱着向西方求援助的意图，所以一方面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摧毁中国刚刚建成的核设施，打一场有限目标的速决战；另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以求缓和双方关系。鉴于苏联用核打击威胁中国的情况，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与柯西金会谈时开门见山，表明中国决不会在任何压力面前屈服。周恩来问，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要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同时，周恩来也把中国的底交给苏联，重申中国希望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问题，说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边界问题不应当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11月23日，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黄文欢时说，自3月珍宝岛事件以后，从莫斯科传出消息， 说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战略基地、原子基地。苏联政府从来没否认过这件事。我当面问过柯西金，他既没有回答，也没有澄清。中苏双方边界谈判中，我方几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回答。他们心里有鬼，想从实力地位出发，用原子弹吓人。这是吓不倒我们的。中国一方面根据苏方动态研究防范对策，一面加快了核武器研制的步伐。1969年9月23日，自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 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获得成功。11月29日，一次新的氢弹爆炸又取得成功。这两次核爆炸就是中国公开的态度，你有原子弹，我也有原子弹，虽然我的原子弹没你苏联多，但也不是吃素的。
苏联边防部队在中苏边境地区不断进行武装挑衅时，苏联当局不断从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企图对中国突然袭击。多方信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随时可能行动。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苏联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1969年8月底， 苏军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美国《华盛顿邮报》甚至透露，据可靠消息，苏联打算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的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有资料表明，在1969年以后，勃列日涅夫确实考虑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突然袭击。1969年5月9日，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在纪念对德作战胜利24周年集会上，公开把中国、美国和西德并列为苏联的主要敌人。苏联国防部副部长也公开宣称苏联的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自由撰稿人维克托·路易斯在英国发表文章，说苏联可能对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武器试验基地进行空袭。前苏联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苏联领导人在60年代如何准备冒险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他用的标题是《红色按钮一触即发》。那时，内部资料不断显示，苏联高层的主战派极力主张乘中国内乱，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具体目标是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和一些主要战略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等。有人甚至提出动用核武器，一举摧毁中国刚刚建立的核能力。苏联还派了一个名间谍到台湾活动，以谋求支持。当然苏联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总理柯西金就是主和派，珍宝岛一打，柯西金急了，担心中苏武力摊牌，会给苏联带来灾难。中国的核武器虽少，但往苏联的远东扔上几颗，也够苏联呛的。柯西金怕战求和的心态被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有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字样，毛泽东在最后审定时把柯西金的名字勾掉，以示区别对待。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大会上，刚刚在党的“九大”当选为接班人的林彪讲话，我们警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国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10月1 日发表的两报一刊国庆社论中说，当前，走投无路的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国内外困境，正在加紧互相勾结，妄图策划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甚至放出种种空气，对我国进行核讹诈。……你们搞的核讹诈，丝毫吓不倒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民，只不过吓坏了你们自己那已经相当衰弱的神经，激起你们国内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起来声讨和反对你们，把你们烧焚在革命人民的怒火之中。你们的一切倒行逆施，即使全部使出来，也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大加速自己的灭亡，决无第二条出路。国庆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坚决保卫伟大祖国的神圣边疆，彻底打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 ……苏联又在中苏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中国多次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诬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中国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消灭侵略战争。
五
就在中苏敌对状态越演越烈，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时，苏联突然像撒了气的皮球，要和谈，却又躲躲闪闪，这不能不叫人百分之百地怀疑。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建议自1969年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并说我方已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由周恩来审定的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吕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建议改到10月20日开始。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于10月20日前抵京。按说这次谈判规格不低，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团团长为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谈判的日期是中国定的。表面上看这是两国关系达到谷底的一次转机，但还是让人起疑。中国领导人估计，这次可能谈成，达成某种协议，也可能苏方以谈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之日，没准就是苏联动手之时，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会联想到这是战争迫在眉睫的信号呢？人们不能不想到布拉格的悲剧。
1968年7月22日， 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拒绝苏联提出的去华沙或莫斯科参加会谈的“邀请”，于是，苏联宣布，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使团将“访问”布拉格。7月29日，苏共政治局的委员们抵达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城镇切尔纳， 同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会谈，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会谈在8月1日结束，双方分歧依然。与此同时，苏联从7月23日到8月中旬，以演习为名，在捷边境地区集结军队，8月20日晚上，苏联的一架军用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 借机械故障需要修理为由要求紧急迫降。机场收到无线电信号后，没理由拒绝盟国的“老大哥”，于是，机场打开夜间导航灯，让飞机安全降落。没想到，飞机上下来的却是70多名荷枪实弹的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他们迅速占领了机场。突然袭击成功了，很快又有数百架军用飞机相继大规模空降，载来了17个师的苏联军队，加上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6个师。夜深后， 苏军长驱直入，短时间内就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包括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的入侵军队从最初的20万增加到65万，想摆脱苏联控制的捷共中央主席杜布切克被苏军老老实实押解到莫斯科。
1968年8月22日，就在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两天后，毛泽东召开会议， 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参加，会议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再是“放空炮”了。如今，这个入侵事件过去一年，却仍令人不寒而栗。中国当然害怕苏联再来这么一手，就在“林彪紧急指示”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了解首都机场及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和处理意外事件的应急方案。周恩来听了后仍不放心，说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调度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做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吴忠在布置的同时，向总参作战部作了汇报，总参作战部专门进行了检查。10月初，副总长阎仲川让秘书符传荣整理关于希特勒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和日本偷袭珍珠港情况的资料，着重指出，德、日两国在发动进攻前都以外交谈判作掩护。阎仲川叫总参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报送中共中央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周恩来看后，认为很好，又要走三份，说要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同时，要求总参每天8点以前将最新情况向他报告。
六
九大之后，毛泽东决定彻底结束自文革开始以来的全国混乱局面，1969年8 月28日，根据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和驻疆部队全体指战员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分做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报刊认为中国是在动员全国人民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进行战争准备。9月3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通知，指出1969年8月28日中央发布命令之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上， 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望你们立即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这时不让公开宣传准备打仗，已经没有仗打不起来的意思了，只是一切为了打仗的口号不明确，会让苏联和世界误以为你中国想打苏联。1969年国庆节就要到了，照例要发布庆祝口号，周恩来主持拟定了若干条，拟由9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其中战备方面有备战备荒为人民！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在审阅时意犹未尽，又加了很长的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么长的口号已经不像口号，更像一篇政治宣言。这条口号明确表明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战备工作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准备打仗，不是我们想去侵略苏联，而是我们准备对付敌人发动的侵略战争。在1969年国庆节前后，这一段毛主席语录以显著位置在《人民日报》连续刊登，成了当时的座右铭。
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说，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从这点上说，边疆、三线、公海均更重要，均更急迫。9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总参谋长黄永胜主持召开了各大军区总部、兵种的负责同志和作战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加强“三北”地区的战备问题。“三北”本来是大后方，现在成了前线。林彪向毛泽东建议，急调驻守无锡的某军到张家口地区，加强张家口地区的防御，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还让总参绘制了一张长约七米宽约三米的“三北”地区防御态势示意图，以备随时研究。林彪秘书说，甚至多少年不再骑马的身体极差的林彪还练起了骑马。9月26日， 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能松劲”。9月27日充满火药味的全军作战会议结束，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留念。照完像，毛泽东说，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毛泽东走后，全体人员到湖南厅继续开会，林彪等人讲话。林彪说，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了指导部队战备工作的纲领。这句话并不是林彪的发明，而是毛泽东说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也讲了话。会议在午夜结束，黄永胜等又召集有关人员布置传达和贯彻。
国庆前夕，林彪视察了北京卫戍区和西郊军用机场，他指着地图说，这是我们的弱点，敌人从外蒙下来，直下兰州、西安，全国震动。林彪回到毛家湾立即召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和分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林彪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一下战备问题，你们认真分析研究一下。这个仗看来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小时就飞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一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第二，要在机场的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林彪针对飞机摆放过密，批评吴法宪缺乏敌情观念。接着林彪拿着一米多长的指挥棒，指点铺在地毯上的北京军事地图，询问北京地区的节日防护工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分别回答。这时，秘书走来说蒙古方面通报今夜有暴风雪，情况可疑。林彪听到暴风雪，眉头一皱，马上警惕起来，会不会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阎仲川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派人查询气象部门，蒙古方向今夜确实预报有暴风雪。他说明后，林彪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又提出一个新问题，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有多大？你们研究研究。临走，林彪再次说，国庆节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节日的其它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10月1日、2日、 3日，10月1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 问题就不大了。你们看怎么样？你们可以再想想，还要采取什么措施？黄永胜说，林副主席指示很重要，我们坚决照办。吴法宪说，我们空军的战备没搞好，我有责任。我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指示，回去后立即行动。当天夜里，吴法宪用电话向林办报告，根据林彪的命令，空军在北京附近的几个机场上停留待命的作战飞机除少数值班外，其余已经全部转场，其它有关措施也在落实。
9月30日深夜，林彪以防备敌人节日轰炸，造成密云水库决堤为由， 提出把密云水库存水放掉。黄永胜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反对，认为那样会淹了下游的老百姓。翌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水利部负责人开会研究，否定了林彪的意见。10月18日晚，前指在传达林彪指示时，又接到林彪秘书张云生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洪水会对北京市区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阎仲川听了值班参谋报告后，因不了解具体情况，便指示以总参名义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联系。吴德与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要求北京市派出负责干部到现地勘测研究后提出建议。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吴忠带着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到了密云水库，大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密云水库因连年干旱，只有半盆水，即使大堤被炸，对北京市区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的主要水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前指将北京市意见上报后，林彪再无新的指示。
七
1969年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惯例，这一年是应该大庆一下的。节前的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都安装了节日的灯饰。没想到，节前一场罕见的冰雹，把已经装好的灯砸碎了很多，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据知情人说，1969年的国庆是在内紧外松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安安静静，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还放了焰火。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都在欢天喜地庆祝，并没觉得与往年有什么不同。而作战部门却作了最坏的打算，军委办事组也在节前发出紧急指示，节日期间各级首长均应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前沿部队和驻大城市部队的车辆和石家庄、张家口方向的部队适当向附近农村疏散，并在6时完成。解放军驻三北地区的机关、 部队在接到命令后全部进入了一等战备状态。所有的军事情报部门和远程雷达都在不间断地紧张工作，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带一部电台和有关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确保及时收到敌情报告。空军把一架直升飞机停在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空地上，以备紧急时保证毛泽东等人能迅速转移到指挥位置。
国庆节这一天总算平安过去，但形势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紧张，中国的上上下下仍保持着战备状态。根据布拉格的教训，尤其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苏联一旦发动进攻，最大可能和最大威胁是从中蒙边界直插北京。国庆节一过，10月5日，林彪就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两架“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子爵号”飞机是当时我国最好的专机，因为中央从安全方面考虑，不准毛泽东坐飞机，所以，最好的飞机专门给林彪使用。这飞机是从英国进口的，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一共有四个发动机，据说从出厂至今，还没有发生过技术事故。随行还有一架伊尔－18型客机，是林彪随员和警卫人员乘坐的。这次行动极保密，除了报告毛泽东外，连周恩来都没有打招呼。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措施。林彪说，历史上帝俄就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强占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贪得无厌的敌对国家；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界集结重兵，虎视眈眈，因而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战备工作。林彪请与会人员重点研究，苏联如果对我发动核袭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有没有可能袭击城市？在谈到大城市特别是北京防备核袭击时，林彪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强调说，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核袭击的重要措施。周恩来接过这个话题，作了重点阐述。周恩来说，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周恩来拥护毛泽东关于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意见。康生也说，苏联现在有几个师进驻蒙古，实际上已对蒙古实行了军事占领，其目的就是为下一步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作准备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而我国的空防能力远不能完全抵御敌人的空中袭击，疏散事不宜迟。
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委员们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指战员，并公开见报，有意显示中国一切正常。接见之后，毛泽东即乘专列南下武汉，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说，我先走一步，你们转告林彪同志，他也要尽快离开北京。恩来，你也要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我到了武昌给你打电话。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紧急疏散。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安排。朱德、李富春到广东，陈云、邓小平到江西，聂荣臻到河北邯郸，叶剑英到长沙……在北京留守的只有周恩来和总参谋长黄永胜。10月17日晚，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体育表演结束后，周恩来同政治局的几名成员在休息室分批会见了朱德、董必武、陈云、李富春……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携夫人在20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原北京的住处不动。很快，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的党政机关干部及其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以后社会上流传说“林彪第一个号令”把大批老干部包括刘少奇等赶出北京，是不对的。关于这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苏采青曾有过专门文章，证实“林彪第一个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更何况战备疏散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的，由周恩来具体实施的。林彪向来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他怎么可能在这么重大的事情面前擅自作主呢？
八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前往苏州。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前指机关秘密进入京郊战备工事。就在这一天，林彪作《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0月1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林办秘书张云生说，10月18日下午5时，林彪叫我去，我进去时， 他正在室内低头踱步，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他让我坐下记录，他仍站着，口授了四条。说苏联谈判代表团10月19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随时发射武器的准备。说完，林彪问，都记下了吗？张云生说，都记下了。林彪让他再念一遍，说好就这样，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张云生说林彪这几条的核心内容是部队要紧急疏散，这和中央研究的要北京的机关和老干部疏散是一致的。张云生说，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首长指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林彪说，噢，当然要压一下，可以压几个小时。林彪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看。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林彪这个紧急指示的呢？汪东兴说是10月19日林彪以电话记录的方式，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林彪秘书张云生是这样说的。叶群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张云生说，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叶群让他继续说，张云生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叶群马上说，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又解释说，首长这是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再说第二条。张云生说，第二，这里讲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就可能引发世界大战，我建议对这条加上一些限定词……好，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不等张云生说完，叶群就叫张云生随她去见林彪，当面建议改一改。叶群把张云生的建议当成她的建议，对林彪说了，林彪说，同意，就照你的意见办。叶群对张云生说，你把这份电话稿再抄一份给我，我负责向主席那里报告，你负责传给黄永胜。张云生问，再压多久呢？叶群说，两个小时足够了。两个小时后，林彪、叶群那里再没动静，张云生想，叶群一向注意突出主席，估计叶群已经报告给毛主席了，他也叫军委一号台找到正在西山的黄永胜，说林彪同志对部队当前战备工作有四条指示，让我传给黄总长，请你记一下。黄永胜说好，我马上就办。这个电话稿，张云生以“首长让给黄永胜去电话”为题，将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张云生说，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加了一个“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标题。
10月18日晚20点左右，黄永胜叫阎仲川来一下。黄永胜住在京郊战备工事最高处的房子里，阎仲川喘着粗气赶到那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已经就座。军委办事组本来在京西宾馆办公，因为怕苏联突然袭击，搬到前指。黄永胜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没有照着记录念，也没有分条条。他上过三年学，在他们那一拨老红军中文化不算低，古典诗词不错，自己也时不时写几句不那么像诗的诗。由于是这么重要这么紧急的事情，他就自己记录了。但他毕竟文化有限，记录只是把大概意思记下来，不够连贯，于是他作了一些解释和补充。据阎仲川说，林彪秘书传达紧急指示应该对总参作战部，而他对黄永胜说了，而黄永胜的秘书张辉灿当时又不在。张辉灿说，就是我在，这个电话也不一定是我记录。那时事太多，一个人忙不过来。总参作战部的办公室挨着黄永胜的办公室，好多事情军委办事组第一秘书处就办了，由值班人承办。当然，张辉灿也可以接这个电话，可是他不在。秘书不在，又是林彪办公室传达的这么紧急的事情，黄永胜就自己记录了，他的记录当然不怎么样，他边对阎仲川讲还边加进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好在大致意思不错。阎仲川用保密本记完，问怎么传达。黄永胜说用电话说说就行了，在场的其他军委办事组成员谁也没说话，似乎并没把林彪指示当成多郑重的事情。21点半，阎仲川到了作战值班室，让值班参谋整理出一份电话稿。他想，这是我们开设前指以来第一个首长指示，就编成一号吧。对经手的文件编号是总参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因为上边还可能继续下达命令，没个编号不就乱了套了？将来查起来也没办法查。编号也没错，加上林彪“第一个号令”也没错，本来就是林彪发布的紧急指示嘛。但是，阎仲川长期在广州军区工作，到总参来工作时间不久，没有上层工作经验。广州天高皇帝远，在广州军区可以的事情，在北京就不一定可以。如果电话稿整理后经黄永胜审阅签发，或许黄永胜会去掉那个刺眼的标题。但黄永胜连续几天忙碌，身体不适，服安眠药早早睡了。黄永胜比较粗糙，在广州军区时，阎仲川作为老参谋，经常帮他堵漏洞，先斩后奏的事情也有过。这时，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有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要突然袭击，最大可能是这段时间，应该赶快把林彪指示传达下去。阎仲川决定立即向有关单位传达。经阎仲川整理的林彪紧急指示一共六条：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０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九
就在10月18日晚，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在会上讲，苏美都要动手，苏联要来一个谈判代表团，准备进入战备状态。大家要做好准备疏散，隐蔽指挥位置，加强值班……面对这些话，二级部长们虽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谁也没多问，肯定上边还会有新的指示，此时只是下点毛毛雨。果然不几天就进了一步。20日总参召开紧急会议，王新亭传达了林彪的一号命令，另一个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说了一阵五七干校，又说现在要保密，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用大字报贴到昆明市的大街上了，一定要注意保密。他又讲了什么人疏散，有病的、老同志怎么疏散。21日总参继续开会，王新亭传达黄永胜讲的保密问题，说现在出了纰漏，不是直属部队，有的军区不注意，国际斗争很尖锐，很复杂，如果不注意，对我党我国是有影响的。现在是有事必录，有录必传，把党的最高机密都传出去了，这是不行的。林副主席、黄总长的讲话都传出去了，危害很大。如果不注意后果不堪设想。有些规定很不合理，我的，吴副总长、李副总长、邱副总长的指示都要传达，如不传达就扣一个封锁的帽子，还要原原本本地传达，不然的话，我就不执行。这种作风不好，不合理，不应该传。林副主席本来有四条，办事组有四条，合起来六条，叫作第一号命令。这把内容都讲出去，包括勤杂人员都知道了。
李作鹏和吴法宪也批评。吴法宪说，这件事很重要，林副主席亲自抓战备，有一个指示，给下边打招呼，办事组是叫传到全体干部，包括家属，有的作为新闻传下去，结果上了街了。不给你们打招呼，你们有意见，打个招呼，你们就往下传，也不分析，也不高举，也不突出政治。这是不突出政治，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表现。军事行动都是最高机密，有些事不一定知道，不知道也不要打听，毛主席、林副主席有指示，可以按精神去做，不一定到处讲话，总长对那个单位讲话，都传出去了，还搞纪录，添油加醋。这要检查，敌人搞我们的情报，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大问题要守口如瓶，有些人不大可靠，要调出去。要坚持原则，你说要封锁吗？就是要封锁，重要的问题要亲自动手，不好往下传，机关要注意保密，要请示报告，用过的记录要销毁。还有一个对家庭的保密问题，文件随便发不行。
李作鹏说，现在苏联到处在搞情报，要从这件事上吸取经验教训，哪些应传，哪些不应传，要按规定。战争有两种可能性，谈判可能有结果，也可能没结果，战备内紧外松，对谈判不抱什么幻想，可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做。
黄永胜说，这是一件大事，不是小题大作。没有从国家利益、阶级斗争观点、党的最高利益的观点、全局观点，把会议当作资本。自己知道很多，不传达就说封锁。有的人搞纪录，不知记的什么，林的指示说成是第一号命令。昆明军区、北京军区传达都很宽，不注意保密，以后再这样做提头来见。我们国家没有纪律，内部就没有一个坏人吗？你说你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你连国家安危都不顾，你还忠什么？过去有的同志作过检讨，不吸取教训，这个风是哪来的？不传达就说是封锁，有些人对搞专案的、外调的，把机密都传出去了，政治局说了，以后再出问题，提头来见。
温玉成也说了几句。
事情很快反馈回来。在文革那个特殊的时期，许多秘密保不住，不要说军事秘密，就是中央的绝密也会以小道的形式很快流传社会。因为战备，党的“九大”突出了军队的地位，这一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大部分就其主要工作而言是军人，军人在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中担任革委会主任。再说战备不仅是军队的事，地方也跑不了。于是，有的革委会主任向地方作了传达。很快林彪的紧急指示被连夜刷成大字报贴到街上，群众慌了，有个别省闹得很厉害。10月19日地方电报传到中央，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大为惊讶。他把黄永胜等人找去询问，特别提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作“第一个号令”？黄永胜哑口无言，军委办事组的人都无言以答，他和他们怎么知道一夜之间紧急指示就变成第一个号令了呢？晚10点，黄永胜气乎乎地把阎仲川叫去，屋子里还是昨天那几个人，黄永胜大声说，你们昨晚发的那个电话稿，为什么叫“第一个号令”？谁是二号？阎仲川解释说那只是编号，是前指发出的第一份文稿，以后还发了二、三、四号。邱会作说，你们那个电话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不要编号，或者按照过去的习惯编号，用“参作字XX号”就好了。李德生也说，这个事情你们搞得可不好啊！可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谁也不好再说什么。第二天上午，黄永胜把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的电话稿拿去审查，又发现了问题。说林副主席指示是四条，怎么变成了六条？你们把我们办事组的意见同林副主席的意见都混到一起去了。阎仲川说明后，黄永胜没有说话，因为主要意思没错，也就算了。10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为了预防边境地带有可能造成的军事冲突，要求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批准后方可行动。
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紧急指示的问题，并对编号作了说明。叶群也从苏州回到北京，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说到有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哪，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叶群完全理解错了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在说这话时的情绪。汪东兴回忆，林彪的紧急指示先送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批示，请主席阅。汪东兴拿着急件给主席看，毛泽东一脸不高兴，说烧掉。还没等汪东兴反应过来，毛泽东已经用火柴把传阅件点着了，接着他还要烧信封。汪东兴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泽东这才作罢。这就是说，毛泽东只是让烧掉，却没有让停止林彪的紧急指示。不管叶群是事前还是事后向毛泽东报告，如果毛泽东反对，就是事后，他也完全可以马上制止，让林彪的紧急指示半途而废。但是他没有，这似乎说明他是对《林副主席紧急指示》这个标题不满。而阎仲川无意中加了个“林彪第一个号令”，使毛泽东的不满更达到顶峰。以后周恩来问过毛泽东，知不知道林彪有一个“第一个号令”，毛泽东说，什么“第一个号令”？我没听说过。因为叶群上报的是林彪的紧急指示，而到总参作战部下达的才是林彪的“第一个号令”，老人家当然不知道。这以后，“第一个号令”很久没人提起，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发生，“第一个号令”才被重新提起，阎仲川被隔离审查了7年半。别的问题都逐一排除了，只剩下“第一个号令”还过不了关。1973年，重病的周恩来请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总参党委作出决定，阎仲川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职休养。
十
1969年10月18日，经报毛泽东同意，批准发表《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公报》。10月19日那一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最紧张的一天。远在苏州的林彪让秘书张云生不间断地与总参作战部电话联系，平时林彪午睡从来没超过12点，但这天却坚持等到苏联谈判代表团从飞机上下来，否则不睡觉。少睡个中午觉似乎没什么，可是要知道，因为抗日战争时的枪伤，林彪正处在难以想象的病态之中。而这时，一切的一切都仿佛不在话下了。1941年6月， 希特勒德国向苏联突然袭击时，林彪正在苏联养病，震耳欲聋的轰炸声给了他难忘的印象，以后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林彪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不是运载什么谈判代表团的，大半可能是携带空降兵或核武器的不祥之客，所以他让张云生盯住北京电话，探明这架飞机是什么时候从伊尔库茨克起飞，什么时候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什么时候飞经我国边境小城二连浩特，又是什么时候到张家口，飞近北京。张云生一步一报，直到中午过后，苏联谈判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东郊机场落地，代表团成员从飞机走下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松了一口气，肯去休息。
林彪的紧急指示传达到部队后，部队很快进入了一等战备。不久，苏联军队也相继进入戒备状态。沿中苏边境一带的苏军，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以及台湾诸岛的蒋军也都相继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几天后，林立果从北京来到苏州，在与张云生闲谈时说，我看这个仗打不起来，我们搞紧急备战，苏联也搞紧急备战，很可能是双方都摸不清对方意图，担心对方先动手。当时张云生以为这是小孩子之见，后来看，也不无道理。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我边境集结重兵，无非是施加压力，但要真发动进攻，明显兵力不足。至于美国战备，那只是一种守势，它陷在越南战争中正难以自拔，不可能再对中国发动进攻。一个月后，北方已经进入冬季，部队还在野外的战备工事里。因为进入了11月中旬，中苏边界仍面临着苏联的威胁，苏联在与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中亚军区，包括此前成立的远东军区，共有两大军区面对中国，何况远东军区是苏联16个军区中唯一拥有20个师以上兵力的大军区，这使苏联对新疆发动肢解性战争的可能性日益突出。中央军委发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指示，说中苏谈判50余天毫无进展，目前三北地区江河封冻，装甲车辆皆可通过，圣诞节又临近，是苏修发动突然袭击最有利时机，为此要求一线部队严加戒备，加强侦察，掌握敌人动向，纵深地区要继续抓紧战备工作的落实。12月11日，军委办事组继续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针对防御作战的薄弱地点，中共中央决定在内蒙古实行军管，成立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12月31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送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毛泽东当天指示照办。
战备就这样持续下来，中国不得不在东北和新疆两个战略方向上加强战备。但是，打仗老是遥遥无期，天越来越冷，“三北”地区的疏散部队还在野营。如果真打起来嘛，也没什么说的，命都可以不要，冷点算什么。可是看样子仗打不起来了，部队还冻在野外干什么？官兵们受不了，重型的武器装备也受不了。可好像上边把他们忘了。左等没有撤的命令，右等还是没有撤的命令，各大军区纷纷叫苦。林彪秘书张云生综合来电向林彪报告，林彪还很奇怪，部队可以回营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疏散呢？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让他们研究一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但叶群阻止，首长不能发这个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于是，林彪不说话，军委办事组也不说话，聪明点的自作主张班师回营，不聪明的就在野外多冻了一些日子。直到1970年4月24日，春暖花开， 军委办事组才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在野外整整冻了一冬的被疏散部队和重型装备终于全部返回了营房。据军事专家讲，此次紧急战备，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为朝鲜停战以来所仅见。
十一
毛泽东始终对军队抓得很紧，建国以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甚至可以不当党中央主席，却从来没说过不当军委主席。不当国家主席，这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当党的主席，也是有公开的见证。在推举“九大”的大会主席时，当着那么多代表的面，毛泽东说，我推荐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毫无准备，但他反应很快，马上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这当然不好，最后的结果，还是毛主席当大会主席，林彪当大会副主席。不要小瞧大会主席，一般党的大会主席就是党的主席，而毛泽东公开让林彪当大会主席，是试探，还是开玩笑，不得而知，但他从来没有拿军委主席开玩笑。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他要求军队重大问题均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的调动也要经过他批准。
1970年7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修改准备8月1 日见报的“八一”社论稿。陈伯达和张春桥就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发生争论。陈伯达主张改回过去几年一贯的提法，即将“直接指挥”前面的“毛主席和”四字去掉。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康生认为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对此，周恩来说，这件事要请示毛主席。第二天，将“八一”社论稿送毛泽东审定，同时附信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情况。7月29日，周恩来飞抵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 就“八一”社论稿当面请示。毛泽东说，这类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讨论修改过，他就不看了。并让汪东兴代其圈去原稿中“毛主席和”四个字。但以后，毛泽东对“缔造”和“指挥”发表过很多讲话。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69年“林彪第一个号令”，因为以后，随着战备的呼声越来越弱，再也没有这类号令了。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16日到达湖北武昌，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以及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毛泽东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以下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泽东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毛泽东到长沙后，与华国锋等人谈话，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泽东叫吴旭君、张玉凤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毛泽东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8月28日晚， 毛泽东对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的韦国清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8月31日，毛泽东到了南昌，当晚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最后谈到军队问题时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吴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毛泽东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9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丰台，又一次谈到进城以后， 很少抓军队工作。
看样子毛泽东要对军队大动手术了，紧接着发生的“九一三事件”牵扯了毛泽东的精力，他大病一场，这事就拖下来了。直到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时他身体仍未完全恢复，显得很虚弱。毛泽东提议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并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快，八大军区司令员来到北京，毛泽东让王洪文点名，王洪文傻乎乎先点许世友，许世友不说话，眼望天花板，脸色铁青，根本不理。王洪文再点，许世友叭得一声巨响，把茶杯摔到桌上。王洪文没办法，回头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也铁青着脸，一声不吭。周恩来接过花名册，从其他司令员点起，王洪文才算下了台。接着当场宣布对调命令，北京的李德生和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和武汉的曾思玉、南京的许世友和广州的丁盛、福州的韩先楚和兰州的皮定均，互相对调。很快他们就单枪匹马上任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件事是毛泽东晚年的得意之笔，其中的深刻含义需要历史慢慢体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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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1 12:3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