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 小议全红总临时工运动的斗争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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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红总致敬：1966-67年中国独立工人运动的午夜呐喊

（小议全红总临时工运动的斗争经验教训）

红草


近半个世纪前发生在中国（那时还是官僚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既不是像今天的大资产阶级及其大官僚们、与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们所诬蔑的“一场浩劫”，也不是像崇毛派与一部分造反派遗老遗少们所极力美化的（也是当年就鼓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修防修的英明战略创举”，而是以毛和中央文革小组为首的政治官僚的改良意图打头，上层权斗纠缠，工农群众自下而上趁机力争自身权益的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

工农群众趁机力争自身权益，而且的确曾经达到相当的自觉和内部默契，全红总的斗争就是这样一个典范（全红总的全称：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1966.11.中.——1967.3.初）。文革时期的工人运动，首先是临时工运动。全红总以其纲领性文献《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为基础，从地方兴起、在北京召集力量，形成了全国性的运动，成为文革前期临时工运动的领头羊，它具有独立工人运动的伟大萌芽，曾经是文革工运第一阶段的中心焦点之一（第一阶段是从66年11月京沪等大城市首先兴起，到67年上海工运高峰挫败及紧接着的“二月逆流”为止）。从阶级立场总结全红总斗争史的主要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着手开创赤色工运具有重要意义。

要理解全红总及其所属的临时工运动，必须从官僚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矛盾和现实说起。


毛时代的现实：城乡失业与半失业问题，与官僚集团对工人阶级分而治之

今天许多崇毛派都鼓吹说：毛时代的工人享有固定就业保障（俗称铁饭碗），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铁饭碗及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保障，的确是毛时代众多国企工人所享有的，然而这却是有限的，更为深入的历史研究揭示了毛时代从未解决过城乡失业与半失业问题，而且这一数量规模是以千万计的。

美国左翼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毛的中国及其之后》中，首先通过经济分析，揭示了毛时代政治运动的深刻物质原因，这种唯物主义的分析使人豁然开朗（参见我四年前有关读笔第二章《各种社会运动的经济政治原因及条件》）。就失业与半失业问题来说，尽管“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梅斯纳语），但毛党当局的人民公社运动、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这些貌似疯狂的运动，恰恰是为了缓解这一问题。一五计划时期的“失业以及就业不充分问题直接来源于以下问题：1956 年秋天农业歉收及合作化带来的混乱导致大批农民涌入工业化的城市；政府精简人员；朝战后的复员以及裁军；减少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等”（见我的笔记，根据梅斯纳的书第十二章）。“日益严重的城巿失业和农村半失业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而酝酿中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未能提出解决办法”，“中国更正统的经济计划者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承认今后的失业率会越来越高，每年失业人数可能会达到500万人”（ 梅斯纳的书第十二章）。有趣的是，1967年开始持续高呼的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毛党的农民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疯狂，而是“实际上服务于当时最紧迫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把政治上桀骜不驯的红卫兵送出城巿，同时，也给城巿减少数百万的失业者”。“继被遣散的红卫兵下乡后，普通的中学毕业生也开始到农村插队，1967-1976年，共有约一千七百万城巿青年自愿或不自愿地到农村落户”（ 梅斯纳的书第十九章）。

诚然，任何一个统治集团为了保证统治稳定，都力求解决这些问题。但在一个统治集团享有政治经济特权、与工农群众存在对立的社会中，基于劳动力后备军的存在，在劳动者中造成分化，则更有利于转移、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群众的爆炸性的基本矛盾。简单说，作为1920年代中后期就已官僚化的苏共及其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发端于1927年井冈山、成熟于1937年延安红色割据、在1941年整风运动中巩固成型的毛党官僚集团，当它率领农民军队在1949年占领产业工人的大城市时，一开始就是一个官僚专权、等级分明的畸形工农政权。叛逃高干周鲸文在《风暴十年》披露的社会不平等与官僚腐化现象是相当普遍而触目惊心的。

而在国家几乎垄断性地支配了全部就业岗位的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工人阶级的分而治之则有了特别要命的性质。在毛时代，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人民公社派遣工）这些制度，正基于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应该注意他们并不是一直都有工作，所以他们还意味着经常性的失业工人，他们在工作期间和失业期间都不享有任何福利保障）。这些工人除了每年都新增的“数百万失业人口”以及更多的隐性失业人口、半失业人口，还包括根据政治出身界定的“黑五类分子”，为数几千万是可以肯定的（具体数量多少，得进一步研究，全红总发起人之一萧碧璜提及1968年时“三千多万临时工”，又有几处地方提及“近五千万临时工”——不知具体时期），这在整个非农产业劳动人口的比例是可观的。


临时工运动与全红总工人斗争

临时工运动是文革工人运动的急先锋，说它席卷了几千万工人并不为过。仅在上海，临时工为主体的工总司（全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两个月内就吸引了一百多万工人参与。而全红总在1966年11月8日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北京组织了近三万群众游行示威，到1967年1月中旬仅在首都地区就聚拢了“一百万外地来京工人”（这是当时周恩来攻击全红总时的说法），另有50多万北京分团成员（据方圆的说法），更别说当时全红总在全国大江南北发展起了29个地方组织（据全红总组织部长毛胜年），其中仅在云南的组织就有至少60万人的规模（当时昆明市、红河和大理地区主要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全数加入全红总）。仅从人数规模上看，文革时期的临时工运动规模超过了后来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后者卷入约一千万工人）。临时工运动确是中国工运史上令人惊叹的重要篇章。

临时工运动的诉求很简单：取消临时合同工制度，与国企正式工同工同酬。更具体的是全红总在1967年1月2日迫使国家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共同签署的“三家联合通告”：文革时期临时工不许解雇；立即为1966年6月1日（文革开始）以后解雇的临时工复职、参加运动、补发解雇期间工资；文革开始后受迫害的临时工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

全红总工人斗争并不等于全部的临时工运动，它只是临时工运动的一家。而且全红总随着整个临时工运动的兴起而兴起，当它1967年3月初被镇压后，临时工运动仍在继续，到1968年仍然存在有组织的临时工在为平等权益而奋斗。但在临时工运动中，全红总的斗争却很具有代表性。我认为第一个原因是它相当有远见地提出了《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这样的纲领性基础文件（而且竟然是在文革这一“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1965年底就诉诸成文的），并依此制定各项文宣，这使它不只是为自己一家、更为整个临时工运动奠定了理论和诉求基础。第二是：只有它不但达到了在首都和全国形成组织网络的规模，而且是临时工运动中极少数（如果不是唯一的话）表现出自觉独立倾向、因而作为相对独立的一支全国性力量，周旋于上层几个大头（毛江林周等势力）的权斗之间来争取利益。这一点连上海工总司都没有做到——该组织很快通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被官僚的改良意图收编，随后分化出来的一些激进组织（如体力工人耿金章领导的第二兵团）则在“二月逆流”中，被周恩来的公安队伍与林彪的解放军联合歼灭。第三，全红总的斗争集中了临时工运动——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不是毛主义的运动群众）的许多特点，又特别突出，表现得特别勇猛顽强。本文将会逐一探讨主要的一些优点，以及一些问题和不足。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全红总为代表的临时工运动是否争取到了实际物质利益？具体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才真正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吧！首先应该说明：全红总在1967年1月5日至1月11日擅自决定并向广大群众散发“三家联合通告”，首先在西南、继而在全国许多地方引起了临时工闹转正、闹复职、闹补发解雇期间工资的大规模群众风潮，虽然在一些地方取得了很可观的既成事实，但尚未取得正式的合法性，不排除很多地方又出现反复的情况。真正值得注意的结果是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三工”即指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这一规定对普通的临时工有何改变呢？换句话说，一个普通的临时工，在这一规定前后的情况来个对比如何？

以全红总发起人之一、贵阳工人萧碧璜为例（以下内容来自萧的回忆录第一章）。如其他全红总组织者一样，萧碧璜也是一个普通工人，而且正是一个临时工。由于“出身不好”（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7岁时以全校第二名高中毕业的萧碧璜却不被录取，只好去做临时工，在开山队里开山打石，“同样的劳动，甚至比正式工做得更多，最辛苦、最危险的活都是我们临时工干了，可是，我们的工资不到正式工的一半。他们还有劳保、福利、假期，我们什么都没有”，由于在会上公开揭发工厂党支书贪污公款、克扣临时工工资的行为，萧被当场解雇。解雇时没有任何补偿，炒你没商量，失业时没有任何保障。萧的第二份工作是为化工厂维修厂房，维修工程一结束，就又没工作了。第三份工作是做工业学校的代课老师，每月工资24元。一年后仅因市教育局的一纸行政通知，以“超编制”为由，他“在没有任何补偿，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解雇回家”。第四份工作是在街道服务站做泥水工，因为容忍不了管基建的小干部勾引一个年轻的女临时工，跟小干部大吵一架，结果又呆不下去了。（其中提到那个女临时工，被干部因解雇威胁要求上床睡觉，她年仅二十几岁，“男人没工作，还有一个生病在床的母亲和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全靠她每月不到二十元的工资养活，被开除，一家人就要饿饭了”。）萧碧璜在18岁时被介绍到新成立的贵阳市建筑公司，开始其第五份工作。该公司有三千多人，70%是当年市内“出身不好”的应届中学毕业生，作为学徒工；15%是社会无业青年与街道站打零工的青年，作为普工（即付工，挑灰沙、坦石、挖泥之类）；10%是从集体的修建合作社调来（招来）的技工。这三类共95%的工人都是“长期临时合同工”（在整个临时合同工群体中相对特殊，因为是“长期”，不会轻易解雇）。另有5%的犯错误而被下调来的干部，自然是正式工。

临时工运动以前的这些真实工人苦难，这些血汗生活凝结成的现实，足以戳破今天那些一味为毛时代大唱的赞歌了。也正因为这种苦难与群众自我觉醒，临时工运动借着文革之机轰轰烈烈地爆发了，并带来了切切实实的改变，继续沿着萧碧璜的工人生活经历来看吧：

“我的临时工生涯结束的那一天，也就是我被判刑十年，坐了整整七年（指1967-74年），……回到单位市建公司的那一天，党委书记陈凤鸣……对我宣布：“你现在已经是正式工了，你的工龄从你参加市建公司的那一天算起，（即1965年9月）。”

“陈凤鸣说：‘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下达时，你正在坐牢，我们全公司三千多长期临时合同工全部转为正式工。你也应转为正式工。你坐牢的七年工龄照算，工资补发，现在公司决定，给你提二级工资，你现在是四级工，工资56.50元。’我坐牢前是二级工，工资44.50元。不久，给我补发了七年的工资，三千七百多元人民币，那年头的三千多元，可算个小富翁了。”


全红总的第一大启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中央当局颁布三工转正通知确实是一个重要成果，但是我们应认识到：如果没有工人运动自己造成的既成事实，当局也不会做这样的改良让步。它的实质是在有组织的工人通过直接行动后逼迫出来的让步。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让步是以牺牲了工人自己的组织——全红总为代表的众多临时工组织为代价的。我认为对这一实质的认识，以及对其代价后果的认识，正正是全红总斗争史给我们的第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启示。今天我们革命社会主义者主张争取工人的自由权利（从罢工自由到全部结社自由），以此作为工人争取自己物质需求的手段之需求，这些“争取”如何实现？呼吁上层立法、下发文件、头面人物讲话、乃至国内外舆论关注都是很有限的（全红总恰恰都试过这些方法，而效果其实有限），当全红总擅自——其实是以工人的独立意志来造成既成事实时，立即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现实，直到近两年后官僚集团残暴地逼退文革群众运动后，不得不对已有的现实印记赋予合法性，自己也做了退让，以此维系新的秩序稳定。与这种让步紧密相关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组织不是被收编、阉割，就是被赶尽杀绝了。其中全红总的组织者们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所有全红总负责人除两人被判五年和七年刑期，其余都在十年以上，周牧二十年，萧碧璜十年，还有两个被判十五年，仅贵州分部就有26个全红总组织者被捕、被游街、示众、批斗、交回单位管制。有付出就有牺牲，但并不是白白牺牲，而是为广大工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这对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下面简单举一个例子。

今天新民国不是在搞工会改革吗？目前工会改革完全是由上而下地颁行政策、程序配套、稳步试点、逐步推广，其目的实质上是维稳，把工人的独立利益控制在可持续剥削的劳资和谐范围。工人运动的先进分子主张结社自由，首先应该使工会能够从一线工人中选举出代表集体利益的人，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罢工等集体的直接行动，更显现出谁最有为大家争取利益的才智与勇气了，这就意味着最好的工会应该从工人群众的直接行动中产生、并由此接受检验（否则随时根据一定比例的动议撤换）——由那些积极分子组成新工会的核心。这样一来，工会改革就不是“上面来的又一个新名堂”，而与工人斗争本身的积极分子组织化问题相关。但是在2009年的吉林通钢工潮与2010年的广东南海本田罢工中，斗争积极分子们都对组织化心存戒心，害怕“枪打出头鸟”，担心一无所获，反遭来一身祸害。今天的战斗性工人、斗争积极分子与决心结合工人的青年都应该学学全红总的历史，应该认识到：要想争取实在的物质利益（包括落实结社权，最开始是自组工会的权利，或工人自己主导工会改革的权利），就要首先勇敢地造成既成事实；为此，当然要做好付出相当牺牲的准备，但这种牺牲对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工人阶级来说，不会是无结果的——即使在最没有自由的官僚极权年代，看看文革时期全红总的伟大斗争史吧！

其实，首先组织工会造成既成事实、试图迫使当局承认的工人斗争例子也是有的，比如2006-09年山东烟台澳利威工会，2000—05年深圳友利电大罢工，等，但这些例子仍属凤毛麟角。社会主义者首先思想上要清醒，即不附和美化无组织的局面，甚至不负责任地把无组织的现状吹嘘为实际上已有组织（少数左翼分子把工人斗争中天然的组织性，说成是组织其实已经存在的表现，例如毛派的锤子工人论坛）。不仅要思想清醒，更要坚持不懈地向所属阶级传达“要斗争、难免牺牲、终必有结果”的信念。包括全红总历史在内的中国工人运动史实，是这一信念的有力根据。


全红总的第二大启示：工人需求（诉求）的召唤力

对真正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已经陌生了的许多人来说，一个群众组织何以发展壮大，通常的回答是需要有威信有经验有斗争资历的干部，或者有某种响亮的牌子。但现实却往往不是这样。从对工运史的考察来看，最具有召唤力的实际上是结合了真实现实生活的某些重大紧迫需求，当它以鲜明凝练的群众基层倡议方式提出时，就会迅速激起浪涛，甚至被其他不同地区不同方言不同风俗的群众捕捉到一些关键的信号，也会迅速激发强烈共鸣，哪怕提出者一名不闻（但提出者应是工人生活与斗争的一分子）。全红总的斗争史再现了这一激动人心的伟大景象。

1966年9月底进京准备申诉其被工作队不平对待的17岁的周牧，当他在来京人员招待所同寝室几位上访临时工里传阅早已完成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时，很快就有临时工工友提出“散发到社会上去，希望广大临时合同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该文件大概内容见方圆的《从“全红总”谈“人民文革”》）。于是，“这份刻写油印的传单于66年10月6日在工人体育场公开散发”，近十万各地来京师生和工人参加了当天的批“资反路线”大会。非常快地，“从十月六日下午开始，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合同工和北京本地的临时合同工按传单上的地址找上门来，我和杨政等人在那段期间日夜忙于接待来访谈者”。仅一个月后，全红总即宣告成立，并在首都的全国总工会会议厅发起静坐，在十天之内，参与直接行动的静坐工人从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来人，迫使全总（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口头承认了全红总的合法性。

1966年12月8日全红总依靠第二次工人静坐示威迫使全总正式承认全红总合法性后不久，全红总就立即开始了为临时工争取实际利益的关键斗争：收集各地的临时工遭遇情况，研究草拟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这类具体内容对一个工人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基，它比“壮大组织实力与影响力”要更重要得多。“从（1966年）十二月十日开始，我（按指：周牧）除了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外，每天晚上都要草拟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和回复一些重要的电报和信件。电报多是各地分团的请示报告，而信件则多为各地临时合同工受解雇、受剥削、受压迫的严重情况。当时各地投诉的信件每天多达二千来封，我的秘书余洪珠一天看信看得昏头胀脑。但从这些信件和各地分团的来电中可以看到，各地解雇临时合同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发生多起被解雇后的工人自杀事件。……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关将近，各地的投诉电报、信件日益增多，需要五个人拆阅分类。那时的信件每天已经不是几千封的问题了，而是几大麻袋。但内容都是相似的，而且情况越来越紧急严重。”但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一再食言爽约，三次延期研究改革方案的会谈，正由于此，12月25日全红总动员首都分团成员五至六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讲话，游行至劳动部，按计划予以占领封闭。12月27日全红总入驻全总的大楼，全面接管其工作。在这些令人惊叹的炫目成就之下，是千百万临时工的共同心声与期盼，而他们所聚焦的核心正是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这一非常具体实在的工人需求。可以说，1967年1月2日全红总、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联合签发的“联合通告”，正是在这一聚焦了千百万临时工呐喊的工人需求压力下，推动临时工运动的先进分子们自觉实现的。

就改革临时工制度这一工人需求本身来看，它实际上历来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阶级需求之一：即实现工人各部分的平等，实现同工同酬。它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工人对集体主义与平等的天然敏感，工人在本能上倾向平等，只是物质匮乏或市场经济带来的野蛮生存斗争，才导致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李伯特说全红总领导人里有许多正式工，说他们“为了别人（临时工）的利益而奋斗”；其实这并不准确，因为平等团结不只是受到不公对待的那部分工人的需求，更是全体工人的重大需求）。工人阶级要追求更好的共同生活，特别需要各部分工人的平等。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工人在集体斗争中，最易被内部利益差别所分化，文革中保守派官僚鼓动技术工人与国企正式工、反对有众多临时工的造反派就是一个显著证明。工人阶级要追求团结的斗争，更需要各部分工人的平等。今天资本主义的新民国，存在着更为普遍、更为深刻复杂的工人内部不平等，例如大批技校实习生工人与劳务派遣工的存在，以及市场经济中更为复杂广泛的临时工，有不少技校学生在工厂里“实习”，甚至根本没有工资、还要倒贴“学费”，不仅被剥削全部剩余价值，而且还被剥削全部必要价值，这种剥削实际上是明抢。今年爆发的南海本田罢工，导火索也是学生工对同工不同酬的愤怒。而文革时期全红总的斗争为今天提供的第一个重大启示就是：需要首先研究工人需求问题，这种研究应结合于工人的生活与斗争，它要从群众中汲取力量，最终能够引发工人的共鸣，聚焦战斗者的意志，成为群众斗争的旗帜。


全红总的又一大启示：青年工人是广大被压迫群众向前急进时的领头羊

“很有意思的是：与推崇文革经验、并且指望老工人的今日毛左不同，1966-68年文革首先冲锋陷阵的是广大青少年：底层出身的青少年学生以及青年工人——临时工和学徒工，他们是造反派的主要群众基础，正是他们首先直击官僚社会主义下的各种特权与不平等问题，并且使这场自上而下的官僚自我改良运动，带上了工人政治革命的伟大性质。而当时保守派的群众基础，是高干子弟，以及体制内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也包括当时的许多老工人。”

这是吴灿泽同志今年5月批驳“‘老工人最革命’的毛左神话”（第二章第4节）中一段有趣的说法（吴文的链接）。他紧接着引用了俄国工运革命家托洛茨基的一段话：

“每个革命政党都是从新兴阶级的年青一代中寻求主要的支持。政治上的腐朽表明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把青年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来。一个接一个退出舞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被迫把青年交给革命或者交给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一直是一个年青工人的政党。孟什维克所依靠的是更加值得尊敬的工人阶级上层熟练工人，他们总是为此自豪，而看不起布尔什维克。后来的事态发展严酷地向他们说明了他们的错误。在决定性的时刻，青年带领了更加成熟的阶层，甚至还有老年人”。

1936年流亡欧洲的托洛茨基这番话，在30年后的中国，被临时工运动的杰出代表全红总的斗争证实了。全红总的发起人、《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的两个作者周牧与萧碧璜，在1966年分别只有18岁和20岁，两人当时的身份分别是小学代课老师与建筑公司泥水匠，都是临时工。全红总副总指挥，总部内务部长，组织部长毛胜年，21岁，筑路合同工。全红总前期的总指挥王振海，27岁，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临时资料员（合同工）。在总部里，除了周牧和王振海，“其他的‘全红总’领导人，年龄大致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方圆语）。

有意思的是，的确是：“在决定性的时刻，青年带领了更加成熟的阶层，甚至还有老年人”。以全红总最有声色的贵州分部，其领导集体全都不超过26岁。贵州分部下辖四个纵队与一个直属大队，四个纵队的队长和副队长多是“更加成熟的阶层”，多为中老年工人，而且多为正式工，有共产党员，有历届劳模，甚至还有国家干部（具体参见萧的回忆录第五章）。

这些“更加成熟”的积极分子，如何看待和对待年轻的工人领袖？有一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1966年12月下旬邓德礼污蔑总部的年轻领袖、企图篡权时，四位纵队干部这样当众说到：“周牧、毛胜年这两个小家伙我们见过，信得过，有头脑，有远见，我们决不允许邓德礼、叶文筑乱来。”12月26日傍晚，贵州分部领导人萧碧璜召开分部成员及所有纵队长及大队长的会议（邓的势力也参加了），当众驳斥了邓的污蔑，会谈后全体与会工人当场勒令邓交出突袭抢夺去的分部公章，一时间出现了紧张局面：“这时王颖忠（邓的附从者）带了十几个人冲到我（萧碧璜）面前，准备动手，曹绍忠大拳一挥：‘谁敢动小萧一根毫毛，老子今天叫他粉身碎骨。’十几个建筑工人已将我保护住，谢朝锡指挥的二十多个水泥厂工人已将王颖忠的人围住。邓、叶、王、罗四人想跑了，但门已被工人们守住，工人们吼道：‘不把公章交出来，今天休想离开！’四人龟缩在墙角瑟瑟发抖。”（萧的回忆录第六章）曹绍忠：第四纵队队长，54岁的石匠；谢朝锡：第三纵队队长，水泥厂干部，贵阳市甘荫塘工矿区共青团委书记。说实在的，这段情节才是最令人感动和振奋的，因为这一幕正表现了更为成熟的工人对年轻一代的珍惜与信赖，他们自觉地跟着最具首创性与开拓精神的青年工人前进，青年工人则基于民主协商锐意进取、放手大干，这才使各辈代的劳动者共同谱写了真正群众运动的伟大篇章。


全红总的显著特点/优点：自下而上的群众组织性与民主性

今天的李伯特（原名萧碧璜）一再喟叹：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人民群众真正参政、议政的行动”，即民主运动的先声，“但海外通常把‘四·五运动’称为中国现代史上响当当的民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亿万群众的造反运动称之为‘群氓运动’，这除了丧尽天良的那些‘知识分子’，恐怕连共产党都想不出这样的词语”，老李如是怨愤说道。如果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看，老李把文革看做民运先驱完全正确。但是他却对自由派资产者知识分子认识不清，对他们抱着当真为民主奋斗的期待，他（至少在写这个回忆录时）并不清醒地了解这些知识分子首先只为争取他们自己的思想文化自由，只是拥护少数“良心”精英控制下的民主运动，对于可能危害私有产权的劳动群众民主（文革真正包含了无产者的群众运动、损害了权贵精英的利益），则冷漠不解，甚或粗暴污蔑。（另外还有一个相关的原因，即文革的造反派群众使用了大量的马列术语，好歹都属于无产阶级反抗传统的文化系统，这使今日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格外咬牙切齿。有趣的是，后来亲资的文革时期群运活动分子或思想家，当他们极力使用“自由工运”“市民运动”“利益集团”或“基督徒的忍耐”等有关词句来回顾再现他们所经历的历史时，字里行间仍透露出担心被孤立的情绪。然而这不只是一个语词问题。今天的方圆、李伯特虽然力图劳资合作搞工运，但对于捍卫私有产权制度这一实质问题，他们还不够那些老板的职业看家狗们更敏锐。）

实际上，文革的确包含了真正的民主运动，而且是包含了大规模的无产群众自我组织运动与民主尝试。全红总的斗争展现了其中一个精彩的案例。全红总的领导人除了后来上层高干指派的几个“指导员”之外，几乎都是群众运动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普通工人。对全部重要问题，全红总都提交集体的会议解决，凭多数动议就临时进行无记名投票的组织选举，贵州分部的活动，显示了全红总地方组织的集体协商更是频繁。前述反击投机者的篡权，20岁的临时工萧碧璜在一天之内粉碎了篡权行动，固然因为当时他高明而非凡的个人素质，而他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把所有分部、纵队、大队的干部（连同投机者，因他们当时也是组织里的干部）都召集到场，充分地、集中地诉诸群众力量，而且在平时也很注重公开、透明、民主的组织生活，这样才有了几十个工人群众在组织领导下当场“直接行动”（真正的直接行动），决定性地粉碎了投机叛变的行为。这场政变发生在全红总斗争史的前期，然而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段落，因为它表现出在紧要关头正是自下而上的、集体民主的群众直接行动，捍卫了群众自己的组织。


全红总的另一优点：群众独立性与青年智慧的闪烁

在那个一言堂、思想受缚重重的年代，即使有文革一时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但大多数人仍小心翼翼地思想着和言说着，全红总却表现出令人惊异的独立性，这首先表现在思想上，他们并不把自己隶属于某一派——毛江周等，而是考虑如何在这几位“神仙”的斗争中为临时工争取利益。

何以见得这些不是事后写回忆录时添加上的思想？这可以从行动上表现出来，全红总的确没有附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去夺权，全红总的确夺了权，但它是首先占领了劳动部这个中央行政机关，而没有照中央文革的暗示去夺地方党政的权，显然全红总是按自己的计划攻占了劳动部。而且全红总为发起的两次直接行动——工人到全总大楼里静坐，还有工人群众有组织地游行集会、攻占劳动部（那段描写虽短，但工人纠察队员控制住整个劳动部的镜头，给人一种劳工神圣的威严感）。

更牛逼的是，全红总不慌不忙、有组织有计划地擅自召开了一个“国际记者招待会”（1967年1月8日），“一百多名各国外交官、驻京记者、左派组织驻京代表、援华专家参加。“全红总”全体总部委员出席了会议”，全红总辽宁、贵州等地方代表介绍了本地区的临时合同工的悲惨遭遇，“用大量事实揭穿了中共自诩‘没有失业人口’的谎言，让全世界第一次了解了铁幕后所谓‘当家作主’的大陆工人的悲惨境遇”（见方圆《自由工运的先驱——独立工会全红总纪实》第五章）。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群众组织（而且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此后1967年夏天造反派曾占领外交部，这两起事件似乎是文革中仅有的两次群众闯进外交事务领域）。

当然最要紧的是，全红总在1966年12月26日以后虽接受了中央文革的领导，但却是阳奉阴违，在67年1月私自印发传播了劳动部、全总和全红总联合署名的联合通告，在全国各地几千万临时工中掀起了巨大波澜，“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红总虽然反而对周恩来有所好感，但明显也并不完全听从周恩来的意见（全红总准备开此会时，邵一海要其等待中央文革同意再开会，1月8日午饭时周恩来的联络员邵一海听到周牧说：中央文革仍未有否定回答，会议应如期召开、希望他能出席时，邵一海“听后脸色相当难看，情不自禁地念着：胆大妄为，胆大妄为……放下半碗没吃完的饭起身就走，也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必须承认，当时全红总的年轻领袖们都相当有头脑，可谓足智多谋，而这建立在思想行为的独立性根基上时，当他们从独立的自身去对付站在国家高度的头面人物时，他们的才智就更为发达起来了。在许多行动上，无论18岁的总部领导人周牧还是20岁的贵州分部领导人萧碧璜，都显示出了考虑周详、善用计谋的特点。萧碧璜为了避开公安追捕，多次更改行走路线。在最后逃回贵州时，甚至换乘了火车后，在邻近贵阳市的车站下车，改用步行走回市区。1967年1月23日，全红总的总指挥王振海被北京市公安局劫持后，周牧却冷静地主持大局，与上层联络协调、组织营救、理性地守卫总部、准备告全国人民书及随时准备开外国记者招待会等全面同步展开，显示出令人感佩的政治智慧。1月23日在全红总总部（当时已全面进驻原全总大楼）发生了严重的对峙——全红总大楼周围的守卫者，被不明派系的各组织红卫兵包围；全红总的增援群众对其反包围；更多的红卫兵，把反包围红卫兵的全红总群众再反包围；全红总的新增支援又把这批红卫兵再包围……层层叠叠，两边都各有一些武器，如果打起来将是群众自相残杀、大规模流血的混战！在这种时刻，全红总的年轻领袖们也显示出了必要的冷静、坚忍与智慧——当然，最终是上层不明派系的“几辆黑色小车”撤走了红卫兵，但是如果没有全红总年轻领袖们这足够的素质的话，这个事件得以和平有序解决的周旋余地将更少很多。

全红总在思想行为上虽然具有熠熠闪光的独立性，但它还不是政治上的真正的独立工会/独立工人运动，不过它已具有了独立工会/独立工人运动的萌芽趋势，全红总要走向真正的独立工人运动有待克服一些关键问题。这是另一个十分值得详细探讨的话题，我将另篇再议。


全红总的主要问题之一：从安全保卫组织问题，看全红总的整个组织问题

看全红总贵州分部/西南区领导人萧碧璜的回忆录，1967年2月上旬全红总西南区七人小组在昆明成功脱险，其经验正是：群众自主动员、群防群控，搞得相当漂亮精彩（见萧的回忆录第十四、十六章）。

全红总贵州分部在1月5日得到总部秘密指示，几天后特别组队到云南昆明，散发联合通告、做群众工作，在云南迅速壮大，得到了主要造反派组织的强力加盟和积极支持。但在2月初风云突变，一股来自原有官僚系统的“二月逆流”席卷全国，各地群众运动组织纷纷被“斩首”，在受害者之列中全红总更是首当其冲。全红总西南区七人小组在昆明开始受到严重威胁，面临被迫害的威胁，需要立即撤退。在这一撤退过程中，全红总在昆明的群众基础，发挥了决定性的保护作用。在全红总西南区领导人2月3日撤离昆明驻地的过程中（第十四章），得到了昆明武术家协会的群众有组织支持，而且这一支持显示了不仅人多势众、而且默契配合的群众智慧。2月3日晚昆明市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两个司令“大小二王”，在昆明武协对萧碧璜的一番话格外生动：“老萧同志，他们才来了几百人，我以为有几千人呢。已经被我们全部围住了。弟兄们都叫打，老张他们说，算了，反正你们都已离开。这次算饶了他们，老子的手早痒了。弟兄们说，谁要是动着你们，老子们叫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武协的老张则说公安厅已经决定抓捕全红总西南区领导人：“但白天不会动手，怕公开抓捕，会激起工人群众的对抗，怕引起群众组织冲击公安厅，只会地夜晚悄悄行动”。超出具体说话者的身份来看这些话语，正是明明白白地显示了群众就是最好的安全保卫。全红总西南区小组被群众转移到云南小汽修厂，汽修厂工人保护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并且汽修厂工人的驾驶技术与对本地市区的熟络，这些群众优势都非常重要。

更令人感动的是，昆明东站站长与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全红总西南区小组成员，在2月6日当晚没有客车的情况下，调度员特别在一趟货车后挂靠一节空车厢给全红总人员（萧感激地称为“全红总专列”），站里小卖部的女工作人员“端了一筲箕油煎饼上来，说：‘首长们，站里就只卖这个，太委屈你们了。’我们已经非常感动了，我赶快说：‘站长，各位同志，太好了，已经非常舒适了，非常感谢你们。’站长和全体工作人员都说：‘首长，你们《全红总》完全是为我们工人办事的，我们尽这么一点力，完全应该，只怕委屈了你们。’”在这里，昆明东站的职工和干部虽然把全红总人员称为“首长”，似有主从关系意味，但仍不难体会其中令人感动的群众捍卫自己组织的深情。

但从这安全保卫所具有的群众性优点来看，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安全保卫缺乏对群众防控的及时沟通、必要协调。护卫七人小组的全红总地方分团及其支持、同情组织（即骨干分子与群众之间）缺乏及时沟通，直到七人小组快大难临头了，昆明分团的同情组织（武协）才把近日七人驻地附近情况通报予七人。这造成了一时惊慌、仓促、缺乏协商考虑余地。

窥一斑见全豹：全红总的许多组织问题也是如此。很多情况下都是几个人或一个人决定，先斩后奏，或不及时沟通、缺乏充分沟通（在来得及沟通的情况下）。尽管全红总已尽可能兼顾了集体民主协商，但仍然带有许多仓促和不成熟之处。我将之首先归结为长期缺乏集体斗争、阶级反抗传统失传多年的社会里必然出现的问题，但这些又的确是不可回避的教训，如果今天的工人运动奋斗者们，不打算把全红总的经验永久尘封在历史博物馆里仅供瞻仰的话，就应当理解其群众性的优势，并汲取相应的重要教训。


全红总的主要问题之二：群众组织的信息沟通不及时造成极大被动
（失败的直接主因之一）

伴随着上海工人革命运动被击退，1967年1月下旬文革转入发动以来的第一个低潮（参见我四年前的文革笔记，自认为对当时形势分析基本还够用）。置身北京的全红总总部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但身在云贵的全红总西南区组织直到2月6日从昆明逃出来时，还不太确定全国形势究竟怎样，居然想要坐火车北上进京去问个究竟——靠，都什么年代了！在几天一变化的群众运动年代，要坐火车到几千公里外的地方去“了解情况”已相当迟笨，更何况当时文革常有群众卧轨拦路，火车一停就是两三天。萧等人从贵阳北上，因为几条铁路的火车都不通，居然拐到杭州，到上海，走不动了，又返回，这不仅仅让两头都着急，而且给敌手留足了布下天罗地网的时间、做足了准备。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不能用物资匮乏来解释。得到众多城市造反派组织与工厂工人支持的全红总，难道还不能弄到几部电话、传真机或密码电报吗？萧碧璜提到一些造反派工人自制土枪、把拖拉机、压路机改装成笨重的坦克，难道电话电报厂（或相关工厂）的工人没有改装出适合群众组织内部通信工具的技术和智慧吗？

我认为，1967年1月下旬的“逆流”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转折点，但并没有萧碧璜写回忆录时所认为的那样，似乎这个逆流是文革失败的最重要一步（见其回忆录第十八章的分析）。由于萧在1967年3月初就被捕了，没有看到当年夏天文革在许多大城市再度高涨，以及后来的一些质上的深刻发展（参见湖南杨小凯“省无联”的历史和广东予红的马列小组历史）。实际上，当时全红总的年轻决策者们1967年1月24日考虑在云贵川物色一长期基地的想法非常明智，而恰好萧碧璜几乎同一时间在云南取得了强有力发展（毗邻东南亚的红河、大理地区的造反派组织甚至夺了当地武装部的权，直奔昆明请求加入全红总）。个人认为，如果当时全红总有密码电报、传真机等手段，并始终与西南区的领导人保持密切通联（特别是形势交流和沟通，哪怕每天只交流几份简报也非常必要），萧等人就不必北上（还坐火车呢！），可直接与总部沟通，通知他们先赶到云南红河地区，就可以保存主力了。全红总哪怕解散了名义上的组织，或暂时隐藏面目、秘密“打入”其它造反派组织，只要保存了骨干和主力（从当时条件来看这完全可能），以后还可继续发展起来。

（顺便一提，1月24日全红总总部会议打算2月初迁到广州有点想当然，因为并没有考虑群众基础是否已培植起来，而且政治上明显低估了这次逆流的猛烈程度，当然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造反派组织都始料未及、意想不到的。）

当我们今天总结这一重大教训时，还需要想得更深入些：需要反过来想，在今天诸多先进通信手段可以大量运用（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电子网络）的条件下，如何反监控？


全红总的主要问题之三：不够重视保护积极分子。
以及：积极分子不善于从集体斗争角度保护自己。

由于年轻气盛，一些全红总领导人就像自古以来的许多青少年草莽英雄一样，有时行动并不计后果，特别要命的是不把自身置于集体斗争的利害中。

18岁的周牧多次表现出这样的情况。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三次：第一次，在1967年1月23日总部被包围时，周牧居然想到与其他领导人下楼“做最后说服工作”。处于防守的一方，做出这样的举动，很容易会被认为是示弱，在尖锐斗争中这有可能被乱枪打死（个人死了成烈士了，反倒好，但组织却会受重创）。第二次，67年3月3日周牧和毛胜年居然“到贵阳市公安局军管会去问：‘听说你们要抓周牧、毛胜年吗？我们就是周牧、毛胜年，来抓吧。’”而且还是边悠闲地吃着甘蔗，边“慷慨赴狱”。这种行为如果不是出于对逆流与敌手的低估的话，简直就等于逞个人英雄之能、完全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对群众组织负责任的积极战斗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简直让人恼火）。第三次，1968年12月的一天，对全红总领导人进行公审时，周牧大喊“打倒……”——话还没说完就被身后两个当兵的狠命地勒了一下脖子，差点毙命。

其中第二次那个例子，让我油然想起了1917年七月事变后（恰好也是群众运动的一次重大逆流），作为当时布尔什维克二号领袖的托洛茨基居然“慷慨赴狱”，恰好也是那副“听说你们要抓托洛茨基，我就是，来抓吧”的架势，（另一个有名的布派领袖加米涅夫与他同赴狱）。托洛茨基当时似乎颇有理由：以此向群众公示自己和本党是清白的（当时布尔什维克被满天飞的谣言说成是“德帝走狗”“俄奸”），敢对簿公堂，要在群众面前让当局出丑、表明本组织的光明正大。当时俄国刚赶走专制皇帝，民众相当自由，群众运动空前强大，临时政府在群众运动压力下也高唱民主自由凯歌。但是联系到一年多后德国革命领袖卢森堡在类似局面的“民主国家”被谋杀，再看这种行为，则是相当危险的。托洛茨基的确相当不怕死，一生光明磊落，这从后来三年内战中作为堂堂苏联红军总司令却始终坐着装甲列车巡视枪林弹雨的前线、在彼得堡最危难时亲临第一火线指挥战斗等事迹都可看出，但是我认为他的主动赴狱是一个大错误，这不仅是因为他有可能因此丧命，更因为他没有更严格地把自身完全置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总体需要中。他的理由似乎堂皇，但却短视。这一点他就不如布党的一号领袖列宁——在七月事变后的两个月逆流中，列宁却“懦弱”地躲到了芬兰，而列宁恰恰不是从个人安危来考虑的，而是从阶级斗争的总需要来对待自己。

我前面说到在群众运动关键时刻，青年人带动了更加成熟的阶层，成为领头羊。那么作为更有经验和更加成熟的活动分子，应该怎样帮助青年一代呢？我认为首先就是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应更认真地估量集体斗争需要中个人言行的尺度。一方面，青年人有权冲得最前，甚至在群众斗争中引领中年人和老年人；另一方面，更加成熟的活动者则应给予青年“最起码的机会来交流思想，犯错误，进行尝试以及改正自己的和别人的错误”（托洛茨基语），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就事论事地评估青年人的言行、成长，最重要的是从集体斗争的需要来做出评估。


回顾当年全红总，展望今日赤色工运

全红总所处的官僚社会主义时期，仅仅维持了三十多年。由于极权力量的“屏蔽”，这时期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阶级反抗传统基本切断，又与1980年代以后的官僚资本主义时代迥异。然而，作为工人运动，其内在规律与相关经验是相似相通的。官僚社会主义时期的全红总斗争史，在今天中国其实极具现实意义。从本文的粗略探究来看，就可看出全红总斗争史对今日中国新一代赤色工运的一系列重要的具体的启示。

与当年类似，今日赤色工运也处于一个即将开创、困于反抗文化断代已久的历史时刻，同样更需要独立探索精神与时代主人翁精神。与当年类似，今日赤色工运也首先有赖于年青一代的锐意进取与大胆开拓。但是甚至比当年更糟糕的是，今日赤色工运的开创前夕，社会上弥漫的却是功利主义与犬儒主义，有的是对社会理想主义的嘲讽和贬损（李伯特多次叹息民运里只讲游戏规则、不讲道德理想，其实整个社会何尝不是如此？甚至连今天许多所谓革命左翼的边缘小圈子也是如此）。可是，我们要记住，比当年更有利的是，今日赤色工运呼之欲出的新民国，不再是过去那样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官民矛盾，而是最丑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上的尖锐阶级矛盾与世界少有的工厂罢工高频率，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开放程度都要远高于当年。而青年一代——我们始终要信赖青年（包括我本人也是80后青年）——甚至比当年更要敢想敢干，更有条件迅速成长。

对于今日赤色工运来说，全红总不仅仅是历史，更是现实的激励，是具体的启示，必须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独立工运的萌芽）继续发展它，为在中国开创真正的独立工人运动而奋斗。我相信，当年轻的赤色工运在21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发出它的新呐喊时，它将能无愧地说它继承了自己的一切光荣奋斗史——从1925-27年省港大罢工，到1966-68年以全红总为代表的临时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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