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乐登˙菲尔兹：法国的毛泽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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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乐登.菲尔兹（A Belden Fields）

A. Belden Fields, Trotskyism and Mao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1989.

  本世纪用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泽东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主义。‘本文探讨的类型是法国的毛泽东主义，即文中所称的“反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antherarchcd Maoism）；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虽然在美国找不到它的等同物，但美国的读者却十分需要了解它。首先，我们都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既学习自己的经验，也学习他人的经验。国家的独特性不应该使人认为一种斗争的相关性一定是有局限的：一种斗争的某些方面的确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也有些方面是没有这种局限性的；要分清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况，这需要以知识作为前提条件。换言之，狭隘的地方观念只能削弱自己。其次，反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就被压迫力量的本质，就个人、文化、政治的错综复杂以及解放斗争的标准提出了基本的问题。你可以不接受这次政治运动的立场或行动，但你必须承认这些议题具有跨国界的重要性。第三，描述一下这种奇特的毛泽东主义经历也可以为60年代及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一点“生气”。萨特（Sartre）、勒菲弗尔（Lefebvre）、阿尔图塞（Althusser）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有某种关系。萨特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直接并持久地参与了反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团体中最大和影响力最久的活动。

  法国的左派力量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很强大，但是它仍然拥有在西方世界里也并不逊色的不平等经济结构。阶级分歧很深且随处可见。不过，法国资本主义的牺牲品并不仅仅表现在国内；因为法国就像美国一样，在军事上表现得十分积极，竭力想把第三世界的人民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轨道里。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法国曾经想以武力控制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最终以1954年奠边府的失败而告终。1956年至1962年，法国再次卷入战争，想使阿尔及利亚成为它行政管辖区的一部分。法国将它的军事实力从当初在西非拥有殖民地的时候一直保留至今。

  不过，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同早期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是不同的，不论在由谁来打仗还是在战争对国内政治体系的影响方面都有所不同。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有明确决定不允许征用本地士兵；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却是可以在本地征兵的。印度支那战争对国内政治体系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而阿尔及利亚战争却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和戴高乐领导下更为专制的第五共和国的形成。它还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学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专制政权和学生之间的冲突在1962年战争结束之后仍然继续。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了60年代更加广泛的青年激进运动的主要刺激因素。这场战争在使一系列由成年人控制的制度结构丧失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比如说教育体系，开始被看成是一个输送年轻人的渠道，或是把年轻人输送到军事官僚机构，去打那些帝国主义的战争，或是把他们输送到公营或私营的资本主义官僚机构，在压抑的垄断体系中变成一个勉强维生、无足轻重的螺丝钉。这种对自己命运的无法把握以及教育制度本身的过时对人的桎梏，在激进的青年中产生的感受远不止是对整个制度下其他受害者的同情。

  这种异化扩展到传统的左派政党，戴高乐主义者也未能例外。因为正是在一个社会主义者高.莫莱特的领导下，才真正开始了阿及利亚战争。为了控制苏伊士运河，1956年首相莫莱特还与英国和以色列一起进行了干预。于是，莫莱特的党——社会主义法国国际组织（SFIO），今天社会党的前身——就公开站出来鼓动青年不仅要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共处，还要加入这个国家最有侵略性的殖民主义军队中去。即使传统的反殖民主义的共产党也有了污点，因为它的议会代表团投票同意给予军队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以紧急权力，还投票同意了战争期间的军队预算。此外，党的领导人还放弃了激进的反战运动，因为那被认为是冒险主义的策略。

  激进的青年也因此与这两个党疏远，被引向其他的组织，如反战运动的主要力量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社会主义联合党——这是一个新党，由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天主教马克思主义民主党和激进社会主义者创立；以及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尽管与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在1963年至1965年间实际上是由一帮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所控制：不断渗透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受意大利更有独立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影响“陶里亚蒂主义者”，以及毛泽东主义者。

  首先是在对付反战示威上，其次是在对付教育问题引发的示威上，戴高乐主义的政权使用了更明目张胆的镇压措施。大规模警察的武力不仅第一次被用来对付工人和穷人，而且被用于对付走上街头表示抗议的中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子女。为了限制合法的反对派活动的范围，戴高乐主义政权迫使人民不得不走上更基本的和更精心组织的违法活动。反对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就是这种违法活动的一种，他们拒绝了那些掌权的人对“合法性”的限定。

  帝国主义战争，非合法化，压迫和激进化，所有这一切表明，法国和美国惊人地相似。但是法国有一个广泛的历史悠久的左派，而像毛泽东主义者这样的一些运动既反抗资本主义，又反抗保守派把持已经建立的左派政党对工人阶级控制。与美国不同的另一点是法国的工人阶级中有着很广泛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本上传统。这些在1936和1968年工人要求自治，要求对工厂的控制权的大罢工中有力地表现出来。

  这一传统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迎合了毛泽东主义的一个方面，即提出这样一种怀疑：不管一个组织为了大众利益多么有献身精神，它总会有一种把组织利益与大众利益混为一谈的不良倾向。这与法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来源——卢梭的见解十分相似。他曾认为，如果需要，行政的结构应该从群众中找到方向，应该向他们负责。在毛泽东的语言里，这被称为“群众路线”。‘群众应该向党学习，‘这是列宁的模式；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一模式就被改变为党向群众学习，对群众负责。这里的群众指的是中国农民阶级。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所代表的群众意志迫使行政人员、教授和官员回到农村和车间，以重新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这非常符合法国本地的激进的传统，为反对特权的毛泽东主义提供了灵感的源泉。美国既没有一个反对等级制度的激进传统，也没有一个有很大的特权的左派党。美国的毛泽东主义不是以反对这种党的背景出现的，而是在组织松散的、基本上是反传统文化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出现的。由于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这些特点及反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的反应是否定的，美国的毛泽东主义团体在结构上是等级制的，而在道德上则是“无产阶级的”而非“反传统文化的”。与法国反对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组织最相像的美国团体是“地下气象组织”，但其指导思想是一般的反帝国主义思想，而不是具体的毛泽东主义的方向。记住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转入讨论法国反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发展过程的具体方面。

  一、法国1968年前的毛泽东主义

  1．法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丧失

  法国毛泽东主义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反映了60年代代与代之间的分裂。一是成年的共产党，60年代早期是这个党的困难时期。以主席多列士（Maurice Thorez）为首的领导层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者，特别是与陶里亚蒂领导的不那么教条的、更“现实的”意大利党的立场比较起来，这就显得非常荒唐可笑。意大利模式为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法国党看成是僵化的、没有学习能力的党提供了依据。

  但教条主义并不是实用主义的反面。在国内，这个党被认为是严重的实用主义，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虽然该党一直坚持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但其议会代表团却投票同意授予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以特别权力，也同意了军队的预算。这个党坚持战争应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严厉谴责了那些援助或上街游行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组织。实际上，它不支持任何非它负责的示威游行。它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实用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与正式的殖民地不同，阿尔及利亚在法律上是法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在党内得到了贯彻执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害了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

  此时，该党并不希望出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中苏的分裂。中苏的分裂发生在1962年，正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时候，青年反战运动达到了高潮。中国把非斯大林化运动者作是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所采取的右倾修正主义立场。在他们眼里，斯大林确实应该为暴政和树立个人崇拜承担罪责，但是斯大林实际政策的主要内容还是好的。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对其修正主义立场进行自我标榜的一件外衣。

  法国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它既忠诚于斯大林和他的政策，也承诺走世界最大的共产党苏联党的路线，现在，在这二者之间，法国党完全被套住了。

  应该了解，在法国共产党内，对斯大林的忠诚并不完全是从上而下强加于人的一种现象。对于很多普通成员，特别是二战期间处于地下状态的活跃分子，斯大林首先是被西方人抛弃而后独立对付希特勒的领导人，在那之后，他还是带领苏联人民以高昂的代价抵抗纳粹最后取得胜利的人。在很多所谓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加入了维希政府之后，法国共产党的抵抗和苏联在东方的抵抗有着相似的特点。很多人因此尊敬斯大林，就像他们尊敬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一样。这种支持斯大林的基础经常被忽视。60年代的年轻一代也很难明白这一点。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体验过二战战火，没有以同样绝望的心情期待过苏联在东方前线的胜利的美国人，更难以理解这点。

  最后，法国党的领导要求克里姆林宫作出更多的解释，和其他大多数党比起来，法国党用了更多的时间来修改政策，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非斯大林化，并在苏联和中国党发生了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冲突时，为苏联进行辩护。

  2．独立自主的毛泽东主义运动开始

  在中苏决裂前，很多法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有着特别的兴趣，有的还是法中友好协会会员。当然，在中苏两党关系仍然亲密的时候，这些都不会有任何问题。接受非斯大林化和与苏联党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党，都使亲中国党的法国党人土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开始建立了“马克思一列宁主义阵营”，这一阵营是亲中共人士用以抵制非斯大林化，抵制反中国的立场的一种手段。在他们看来，非斯大林化和反中国是严重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到了1964年，这些人已经可以在党内坚持他们的立场了。经过了从1964年到1967年间两次不太集中的筹备阶段之后，他们于第二年建立了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DCMLF）。这个党马上得到了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承认。

  比起法国共产党内的毛泽东主义分子来，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中的青年毛泽东主义分子能够继续留在联合会中的时间要长一些，比起联合会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陶里亚蒂主义者，他们就更久一些。对他们来说，斯大林主义不是感情的问题，对上一辈的人才是。虽然他们受到党员阿尔图塞对党领导批评的影响，虽然他们强烈反对党支持密特朗参加1965年的总统竞选，但他们并未发出批评声音。与仍然留在党内的阿尔图塞一样，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的青年毛泽东主义分子显然仍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声音，以避免党无可挽回地背离马列主义“科学”。’

  1965年后期，对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毛泽东主义分子的清洗运动开始了。1966年2月，一个叫做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的组织由这些被清洗或将被冶洗助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的毛泽东主义分子建立起来。开始它很谨慎，并没有在党的领导面前挥舞小红书或毛泽东像。但是在阿尔图塞立场正式被党的中央委员会否决之后召开的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四月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散发了全面抨击中央委员会立场的小册子，党也借机立即完成了对毛泽东主义分子的整肃。

  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成员都比较年长，主要是工人，他们认为，青年和几乎全是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需要与党保持一种从属关系，但年轻的学生们拒绝了。有人提出青年和知识分子不足以担当组织群众斗争的任务，针对这一点，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回应说，他们所不知道的工人的直接经验，可以通过走到群众中去向他们学习来获得。这是一个被毛泽东主义分子称为“调查研究”的技术问题。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结构被认为太封闭，不能够保持这种投入群众中去的开放作风。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于是纠缠不清，互相指责对方是精英主义。

  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没有在原则上否定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只是否定了它在特别斗争阶段的适用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这有助于法国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反对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提议；这就是开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年轻的红卫兵抬高为革命的捍卫者，反对党内的中年干部，反对官僚队伍中、军队中，以及大学中那些被指责亵渎了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的人。对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观念的拒绝和对调查研究的强调，最终依赖于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毛的“群众路线”理论相同的合法的原则。

  但是没过多久，这两个组织内部都因党的问题而出现分裂。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主义分子的松散的“大联盟”应配以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中有些人则开始担心正在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人支持了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因而相信通过保持距离他们自己才真正体现着小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因此在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内部，一次“清算主义”的潮流逐步展开，而正是在这种自我怀疑自我批评的过程中，爆发了1968年的学生反抗运动。

  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完全失去了平衡，其激进分子走上街头，不是去设置路障，而是要求拆除路障。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领导一场真正的革命，没有他们，对抗就是没有意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更支持学生，有些同情者还站到了路障上。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举行罢工、占领工厂，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便试图加入到运动中去，通过组织“长征”深入到工厂支持工人以扩大运动。但是，这并没有挽救他们的组织。清等主义分子认为，1968年起义之所以没有推翻政权，是因为缺乏一个有纪律的党愿意和能够在起义失控的时候指明方向，于是他们获得了广泛支持。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里曾在工厂里工作过的人被赶了出去。有些人退出现实世界的斗争，转入文本世界的研究以寻求指导，另外一些人直接加入了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还有另外一些人另辟蹊径，其中的一条道路就是“反对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

  二、反对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法国人使用不同的词语来指代一个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组织，如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我们考察的一些反对等级制度的团体。前者被称为马列主义者（不用说共产党不会接受这种称呼作为精确的称呼），而后者被称为毛泽东主义分子或更简单地称为毛分子。这不只是一种用以分别事物的语言手段，而是一种划分等级的方法。反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者设法把毛的名字从反等级制度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后来的反等级制度组织中偷走，在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1968年暴动之后被宣布非法）努力转入地下以求生存的时候，他们通过大胆而引人注目的举动这样做了。

  反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分子，其特征是组织形式灵活，拒绝任何文本正统观念的约束，采取非常对立的姿态。在这些组织中有两个尤其重要，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存在的时间短得多，但在短暂的时期内却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革命万岁”（Vive la Revolution或VLR）

  “革命万岁”是一个不过几百人的小组织，在1971年7月前就消失了。‘与大多数毛泽东主义组织一样，“革命万岁”派成员到工厂里组织工人，虽然“革命万岁”的激进分子在巴黎地区近二十个工厂进行发动工作，但它的特别目标是巴黎第十五区的雪铁龙汽车制造厂。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因为雪铁龙汽车厂素以公司的团结和很严格的纪律著称。

  “革命万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以哲学家勒菲弗尔提出的“日常生活”概念展开。’这一概念被“革命万岁”在其报纸《宇宙》中予以精心阐述。其重点的重点在于生活的性欲望方面（雷希［WilheimRetch］重点阐述过的）。《宇宙》已出16期，是第一份广泛发行的法国左派分析性问题、妇女解放、同性恋问题的出版物。这些内容后来证明是导致“革命万岁”组织垮台的原因。第12期是特别粗俗很亵的一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革命万岁”深入工厂开展活动的人抗议编辑部出版了对他们执行任务完全没有帮助的东西。白求恩、毛泽东主义书店都拒绝卖这种书，政府也予以禁止。政府也以有伤风化控告同意担任该刊物名誉编辑的萨特。

  后来的四期集中分析了法国极端左派的清教态度，认为它不愿意或不能够看出任何真正的革命解放都必须同性压迫、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作斗争。应该重新呼吁在法国至今没有可以等同于美国“反传统文化”现象的东西。法国左派主要是在社会和文化上都很传统的人。虽然“革命万岁”因采取这一立场使自己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但实际上它是在帮助确定反传统文化现象出现的阶段，到70年代中期，法国的确出现了这种现象。根据香米.海丝的观点，法国妇女解放运动（UFL）和同性恋（FHAR）运动都源于“革命万岁”的经验，而且最初是由前“革命万岁”激进人士领导。

  三、无产阶级左派运动的本质

  1968年9月，一股称作毛泽东主义自发者（Maospontex）的非清算主义分子建立了一个叫“无产阶级左派”的组织，同时，一份名为《人民事业》（CDP）的报纸开始出版。“无产阶级左派”成为最有攻击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对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组织行动队，而《人民事业》报便成为它的大众的信息队。

  前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左派”，在开始时并没有吸收很多人。但它得到了一次在数量和力量上壮大的机会，1969年2月和3月间，南泰尔“3.22运动”的一些激进分子加入到它的行列。“3.22运动”在1968年巴黎大学南泰尔校区的起义中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虽然它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倾向毛泽东主义和法兰克福派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同情者的人们的联盟，但其主要声音和公众形象主要是由丹尼尔.科思一本迪特，著名的“红色丹尼”）和他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一起建立的。有一些骑墙派，他们在清算主义和自发的毛泽东主义的争论中，决定加入无产阶级左派。

  60年代的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无产阶级左派和《人民事业》引起了法国权力机构的极大不满，于是被宣布为非法，报纸编辑被起诉并被投入了监狱。这一次，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与有伤风化并无关系，完全是政治方面的指控。

  在成立的最初两年里，无产阶级左派试图调和“反权力主义的青年暴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分歧。它派其成员深入到费林斯的雷诺汽车制造厂，因为这个厂在1968年曾发生革命。政府和这个国有工厂的管理层以及法国总工会设在当地的机构都对这个工厂的政治工作很敏感。冲突转化为暴力斗争，这个在1968年起义中被警方镇压过的工厂又一次出现警察的行动。

  中学的组织和发展也被放在优先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地下气象”组织的方式一样。无产阶级左派采取了一种不定型的二战形象，鼓励高中学生加入无产阶级左派非武装的暴力斗争中去。”不仅到贫林斯和其他工厂，也深入到移民区和工人阶级的郊区。

  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的生活在最初两年里代表了运动组织结构的顶点。这一阶段，在国家、地区，以及局部层面上都没有一个委员会的机构。委员会召集和协调阶段性的“工人大会”以做出各项决议。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们相信，他们正在致力于消除群众与领导人之间在决议制定方面的差别，工人大会被认为达到了最大的政治平等。虽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目标，但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比别人更有影响的人物，这些“领导人”的性别比例很不协调，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无产阶级左派中的人并没有与“革命万岁”中的人显示出同样的敏感性。

  政府越来越厌烦毛泽东主义分子在工厂里制造出来的麻烦。但是解雇和逮捕激进工人并不管用，因为总是还有激进工人取而代之。即使运动早期组织得比后来更严密一些，但仍然有些过于杂乱，政府要直接攻击并非易事。

  因此，1970年3月，政府决定打击无产阶级左派组织的最显眼也最够得上手的机构——报纸。《人民事业》的两名编辑勒布里（Le Bris）和勒当泰科（Le Dantec）被逮捕并被告上法庭。警方还开始控制这份报纸，攻击和逮捕卖这家报纸的报贩。单只是卖报就会被判一年监禁和永久失去公民权。

  在勒布里和勒当泰科被逮捕后，一位名叫阿兰.吉斯玛的前大学教师——教授联合会的领导人，也是1968年起义中三个最著名人物之一（另外两个是科恩.本迪特和学生会领袖雅克.桑法日）——成为《人民事业》报的编辑。由于参加1968年的起义活动被从教学岗位上解雇了，他先靠拢到“3.22”组织的周围，后于1969年上半年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1968年起义爆发后，戴高乐主义者通过了“反破坏分子法”（Lot Ant一Gasseur），按照这一法律，吉斯玛遭到逮捕。根据这一法律的条款，任何参加示威游行的人，任何参与组织示威游行的人，都要对其行为负责。那是在审讯勒当泰科的前两天，一些团体组织集会。吉斯玛发表了演说。审判那天肯定也会有一次示威活动。警察禁止了这次示威活动——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但不管怎样，示威活动还是举行了；警察强行驱散了群众；有近490人被捕；吉斯玛以煽动罪被指控，虽然他当时并不在场。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人被杀或被指控谋杀，政府逮捕吉斯玛的过程与芝加哥过去抓捕和惩罚无政府主义者的手法是相同的，当时，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在秣市大屠杀（theHaymarket Massacre）现场。

  不过，与那些人中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吉斯玛并不是被吊死的。自由民主显示了它较为人性的一面。他被判并执行18个月的监禁，其中有5个月要单独关押。勒布里已经被判了8个月监禁，勒当泰科被判了一年。这两个人被判服刑仅仅因为他们编辑《人民事业人除了对《人民事业》的编辑处以监禁外，政府还在吉斯玛的审判期间通过行政命令禁止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无产阶级左派并没有消失，它改名为“前无产阶级左派”。《人民事业》报也没有停止出版。相反，在吉斯玛被捕后，萨特再次担当了一份出版物的名誉指导，这一次是《人民事业人出版人马斯佩洛（Francois Fran－cois Maspero）也走上街头加入到卖报的行列。这是公开地向政府挑战，逮捕和审讯这些世界知名的人士显然不能用逮捕和审讯不怎么知名的年轻激进分子的办法。马斯佩洛被逮捕，但只是以无证营业的轻罪勒令停止；至于萨特，政府就根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无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相信，有一种内在辩证正在发生作用，因而运动在某些时刻“自然地”到达了某些阶段，而这是一种他们和政府都完全控制不了的辩证逻辑。所以，虽然坚信高度自愿主义的“行动政治”观念，运动仍然有一种强大的非自愿主义的成分。例如：政府对无产阶级左派的禁令会使下一个“自然的”地下阶段到来。即使政府没有禁止无产阶级左派，在环境和运动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动力中，还会有其他因素促使这一阶段的到来。

  1970－1971年的主题变成了“扩大抵制”，重点放在地方、边远组织的行动上。这些组织有的已经存在；有些就必须从零开始。工厂的基层委员会还是原来的范畴。但1971年春天，新激进分子的罢工力量正在工厂里建立起来，以便切实可行地对付压制基层委员会工作的企图，惩罚那些虐待工人的老板和管理人员。委员会还在中学里组织起来。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的组织也建立起来，最后，一个支持无产阶级左派的广泛的组织网络建立了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红色救援者”（SecourRouge），由马斯佩洛领导，参与和积极的支持着中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萨特。还有“人民事业之友”，这一组织的人卖报以扩大《人民事业》的支持者队伍。“真理与公平委员会”有一些不同。它并不像前二者那样从事非法的行动。他们调查、确定并公有资产阶级法律不公平的实例，它们如何被扭曲使用来损害被剥削者、维护富人和有权阶级的利益。他们用来评价统治政权的方法是统治阶级不会也不可能用来评判自己的方法。

  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现在遵从肯尼思.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对“运动”的界定，而不是遵从一种形式组织。“根据内在的转变及其针对外在环境的行动，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的毛泽东主义者都是法国左派方面最有活力的人们。他们的行动几乎总是戏剧性的。他们有时甚至就是故事影片中的素材，尤其是在毛泽东主义或同传毛泽东主义的导演们手里，例如让一百克.戈达尔，他执导的《中国人》并与他的合作者让一皮埃尔.格林合导的更广为人知的《一切都好》。“此外，由于萨特、马斯佩洛和其他文艺界名人的支持，由于，吉斯玛的号召力和1968年特殊的氛围，人们便不难理解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的戏剧及其勉力。现在让我们从四个不同方面更近距离地审视被禁前后无产阶级毛泽东主义分子的具体活动。

四、行动中的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

  1．雷诺被袭

  运动中最大胆最危险的是工厂工作。无产阶级左派和后来的前无产阶级左派在全法国许多工厂里开展活动，包括里昂的布朗特和贝利耶厂、南特的巴蒂诺厂、邓科克的造船厂，以及北部的煤矿。不过，位于巴黎附近比朗古尔的雷诺汽车制造厂是一个特殊的目标。

  首先，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想恢复和扩大破坏活动，这种活动在工厂内已经进行，而且是用当时工人激进运动全面发展的一个部分。其次，他们想从秘密破坏活动转向更加公开的反对“政府恐怖主义”的运动。“这使毛泽东主义分子陷入了与法国总工会公开的直接的冲突。法国总工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努力把工人工作的重心放在面包和黄油问题上。

  在各种工厂鼓动组织了接近十二个斗争委员会（基本上采取1968行动委员会的模式）之后，毛泽东主义分子进行了他们第一次大的战役，引发了法国总工会的怒火。为了回应地铁票价的上涨，毛泽东主义分子把工人组织成大的集团。他们跳过拐角栅栏，拒绝付乘车费，八个地铁警方官员试图干预，被他们粗暴殴打、追赶，最后都跑掉了。法国总工会抨击毛泽东主义分子殴打公共事务工作人员。毛泽东主义分子拒绝承认警察拥有无产阶级一般雇员的任何特点，警察只被视为已有秩序法律标准的维护者。为了回应毛泽东主义分子的行动，大批正规警察被部署到工厂附近的地铁站，警察以暴力进行了报复。

  毛泽东主义分子在一次反对工厂食堂肉价上涨的运动中也触犯了法国总工会，这次肉价上涨有法国总工会直接参与，因为它控制着食堂的管理委员会。毛泽东主义分子散发小册子反对涨价，呼吁采取行动。有些工人打了饭不付钱，这和地铁事件中使用的是同一种策略。毛泽东主义分子与法国总工会激进分子在食堂里爆发了战斗，毛泽东主义分子宣称受到一大批移民工人的支持，指控法国总工会吸收了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人帮助自己同毛泽东主义分子开战。虽然毛泽东主义分子在地铁和食堂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感到已经揭开了法国总工会不关心工人利益的官僚机构的真面目。

  在这些最初的运动之后，毛泽东主义分子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工作过程本身。他们采用一种任务轮流的策略，对按照劳动等级分工的工资区分提出挑战。每一特定单位中的工人要教会下一个工人如何完成他的或她的任务。当每一个工人都能够从事任何工种的时候，所有工人就要求付予他们最高的薪水，因为他们具有同等的资格。

  他们也鼓励与监督人员直接对抗。工人们开始自己计时，而不接受监督人员的命令。抱怨工作质量的监督人员被迫在那个岗位上代替工人，自己动手劳动。任何被认为是对工人或示威者非常专横的行为或对移民工人实行种族主义的行为都会受到反警察工人组织的惩罚。有些监督人员被殴打，至少油漆车间的一个工头被人当头浇了一桶油漆。

  对管理人员的暴力抵制增加了，与法国总工会的冲突也不断升级。但是一个对法国总工会毫无好感的反等级的毛泽东主义组织甚至攻击无产阶级左派的做法太不分青红皂白，以至有两次在工厂里看到任何穿着白罩衣的低级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也进行攻击。

  越来越多的工厂警察被增调到比朗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工厂加快了对政治活动人士的解雇，不管参加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政治活动。一些被解惑的工人被交给驻守在工厂门口的正规警察，被指控犯了罪。另外一些刚刚被解在和开除的工人则进行反饥饿罢工。提供道义方面支持的两个重要人物是萨特和女演员西蒙.西格诺雷（SimoneSignoret）。前者被无产阶级毛泽东主义分子设法输送进工厂进行检查，但很快被警察驱逐上去；后者去看望反饥饿罢工的工人以表示支持。就在西格诺雷支持无产阶级左派这次具体行动的时候，她的丈夫获坦（YvesMontand）正与简.方达（Jane Fonda）一起拍一部对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的策略戏剧化地表示支持的影片——《一切都好》”

  冲突到1972年2月和3月间达到了高潮。23岁的前雷诺汽车厂工人、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被埃尔.奥维尼（P．Overney）和他的许多政治上活跃的同志一起被开除，他于2月25日星期五回到了工厂门口，和其他人一起在工人进出工厂的时候向他们散发小册子。他与工厂安全部门的一个头头特拉莫尼先生发生了口角。特拉莫尼站在离奥维尼很近的地方，拔出枪，打死了他。

  次日，雷诺厂的工人发现工厂被准军事警察完全包围了。他们检查每一个工人手里的报纸。知道星期五枪杀事件并参加过示威游行反对枪杀事件的五个工人被开除。星期二，成群结队的警方再次包围了工厂，又有四个工人被开除。星期四，在枪杀事件前后被开除的十一名工人又设法回到了工厂，公开呼吁工人起来抵抗。他们遭到特拉莫尼的保安人员的攻击，并被交给了警方。五个人被控触犯了反破坏分子法。

  但是，对于自己的人被枪杀，对于激进分子及其支持者被开除，毛泽东主义分子并不满足于只是抗议。一个前无产阶级左派突击队——新人民抵抗运动奥维尼团体——把比朗古尔最重要的人事官员诺各热特（RobertNogrette）抓住并扣押在秘密的处所。毛泽东主义分子以前曾把工厂老板关押起来，直到他们同意妥协为止。在雷诺汽车厂的一个附属厂里，他们把老板踢出了工厂，让他在厂外呆了几天。但是对诺各热特的行动被认为是一种更严重的事态，引起了蓬皮杜（Pompidou）总统的注意和谴责。

  作为释放诺各热持的交换条件，突击队组织要求撤销对交给警方的工人所加的刑事指控，所有在奥维尼死后被开除的工人恢复原来的位置。他们从来没有威胁要杀死诺各热特。尽管实际上警察找不到他，也不会妥协，但大约48小时后他还是毫无损伤地被释放了。毛泽东主义分子希望工会谴责这一行动，工会这样做了。但是不清楚他们是否想到另一方面来的压力，即在奥维尼死后举行的大规模街头游行和示威中曾宣布与前无产阶级左派团结起来的大部分其他极左派团体的否定反应。“甚至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最富对抗性，与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关系很好的一个组织——大多数极左派组织一起公开批评这一箭动。共产主义革命联盟当时是拉丁美洲游击战术的重要支持者，它认为这一行动在法国的政治背景下毫无意义，特别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毛泽东主义分子还不想把诺各热特杀死。实际上，那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谢各热特被毫无损伤地释放了，因此这次事件以后，在雷诺汽车厂几乎没有可能再展开政治工作了。

  2．在移民中开展工作

  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的第二个重点是针对大量的移民工人进行工作。这些工人不成比例地聚集于最低下的工作，因此工资待遇也最低——有时与他们的实际技能或实际从事的工作根本不符。因此他们也最难以承受消费的增加，如地铁票价、食品价格和房租。毛泽东主义分子希望通过抗议价格上涨，推行岗位轮换的方法，从肉体上惩罚那些对阿拉伯人、黑人工人实行种族主义的监管人员，他们将赢得移民工人的支持，引发更大规模的激进行动。

  另一个旨在吸引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阿拉伯工人的方法，是在工厂里建立巴勒斯坦支持委员会。开始，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对印度支那的战争给予了高度的注意。他们自己的“越南根据地委员会”对南越的临时革命政府和北越政府的努力表达了毫无批评的支持。毛泽东主义分子的策略把他们引入一系列的与警方的暴力冲突之中，他们曾一度占领了越南驻巴黎大使馆，并在上面升起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子。但是，在前无产阶级左派阶段，他们的任务重点从越南问题转移到巴勒斯坦问题，以更能吸引他们想要接近的移民工人人口。实际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回归家园几乎是惟一一个前无产阶级左派给予了充分重视的非法国人的问题。

  然而，毛泽东主义分子并不限制他们接近移民工人人口以在工厂内把他们发动起来的努力。从1968年成立时起，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就开始注意移民工人的困境，这些工人被迫住在遍及法国的贫民窟（bidonivilles）里，但主要集中在巴黎地区。bidon一词意谓桶（如油桶），贫民窟的小屋就是用这种材料做的，它们被粘在一起构成屋顶和墙壁。暖气、卫生间或自来水在这种临时凑合的结构里是见不到的奢侈品。这些无疑带来了移民工人及其家庭的高发病率，尤其是肺结核。

  毛泽东主义分子在贫民窟的几个方面都很活跃。在谴责这种贫民窟存在的同时，他们坚持在摧毁贫民窟之前，应该提供可以接受的中转房给这些移民工人居住。他们还试图避免美国的模式——更新城区。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在阿让德的斗争尤其竭尽全力。阿让德是巴黎的一个郊区，共产党控制着这里的市政府。支持无产阶级左派的团体“红色救援者”试图提供一些服务设施，因为公共部门提供的不足或根本就没有提供。在一个毛泽东主义分子突击队组织的一次更公开化的行动当中，最时兴的食物店遭到袭击，美味食品被分发给贫民窟的人。虽然创立于1970年的一个反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组织也开始在贫民区开展工作，但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是第一个到达那儿的组织。这些团体一起呼吁国内外注意这些恶劣条件的存在，而这种活动无疑对法国政府决定在极短时间内拆除它们起了重要作用。到1975年，几乎所有的贫民窟都消失了。

  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既在大城市正常的移民居住区展开工作，也在专门为移民建造的居住区展开工作。在前一种居住区里，他们围绕着警察骚扰、白人种族主义暴力，以及房东们不负责任等问题组织活动。最常用的方法是抗租、抵制收回住房和强占空闲的房屋。1975年，前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帮助郊区的法国工人阶级家庭用的就是这种办法。在为单身移民工人或离开家庭、一年之中有十一个月单身住在法国的移民工人专门建设的住宅区里，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鼓励和支持移民与住宅管理者（很多人是从殖民地退役的前军事人员）的种族歧视展开斗争，争取对房屋的控制权，坚持要求适当的维修，抵制房租上涨（管理者强行向居民征收定期上涨的房租）。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的早期工作，以及它以前的阿拉伯人成员和反制度的毛泽东主义法国共产主义（马列）联盟的成员的继续工作，在引起全国居民房租大罢工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因素。经营这些住宅的最大的公司竟连续四年无法收齐房租。

  3．走出城市开展工作

  上面提到的这一切行动都发生在城市。但是，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走出了城市的社会环境，找到了一个比以前的反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分子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们通过三种方法来发动城区以外的群众。首先，创建后的第一年，无产阶级毛泽东主义分子组织郊区和小城镇的商人设置路障，以抗议他们认为不利于他们的1969年立法。有些左派人士包括萨特批评毛泽东主义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商人一起同警察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左派被指责支持的不是一个进步的行动，而是右翼布热德主义的再现。

  其次，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在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Brittany）和南部的奥辛塔尼（Occitanie）支持民族主义运动。70年代后期，科西嘉的民族主义达到了非常强烈的程度，但70年代早期和中期，布列塔尼和奥辛塔尼的人民最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独立的愿望。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支持这些反对现状的斗争，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比美国的毛泽东主义分子所面临的种族分离主义的问题更容易解决。一方面，他们知道民族主义运动常常是相当反动的，他们不想让布列塔尼和奥辛塔尼的运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把任何具体的结构强加于他们。他们选择把他们视为非殖民化的斗争，认为这样他们可以在斗争中形成自己的特殊组织。实际上，这正是毛对中国之外的国家的革命运动所采用的那种灵活的态度——也就是说，每个国家走自己的道路。

  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的毛泽东主义分子在走出城市的环境方面所作的最活跃的尝试，是1971年和1972年在布列塔尼东南部的卢瓦尔一阿特兰蒂克所发起的两次夏季运动。这个地区的激进农民曾把他们的粮食运进城市，倾倒在大街上，在马路上设置障碍，占领加工厂，甚至在1969年把正在访问的农业部长拘押起来，后经警方解救才被释放。上面这些运动很多都需与警察展开肉搏。

  在此之前，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曾千方百计与郊区的人口建立接触，1970年和1971年，他们组织了一个实际计划，招募学生和其他年轻人走出城市，到农民家里生活。这样做有两个具体的政治动机。一是反击政府1968年以来针对极左派而进行的宣传活动。青年革命者要让农民看到，尽管在政府控制的电视上，他们看到也听到过有关1968年起义的事和1970年政府因此而制定了“反恐怖分子法”，但他们决不是想使法国陷入混乱的人。这是一次公关的任务。

  另一方面，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城里人，就像农民不大了解他们一样，他们也不大知道郊区生活和郊区的人。他们要通过与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从第一手资料入手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情。夏季计划的制定也是为了“调查研究”。根据这种实际经验他们得出结论：小的农场主和佃农受到通货膨胀和欧洲共同市场的巨大压力。科技效率的确证和国际欧洲资本主义市场所施加的压力，只能看成是力图让小的农场主离开土地，使土地落入那些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它的富人手中。西欧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被谴责为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毫不关心，而毛泽东主义分子则努力展示出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尊重：

  在最穷的农民中，很多人都有一片他们赖以可怜地生存下去的土地。他们与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对他们说“财产是偷来的”，从他们手中把土地抢走，是不可想像的。某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在中国，据说为了证明土地集体化的优越性，那些想单干的人也可以单干，直到他们自己看到自己错了为止。这是惟一说服他们的方法。

  后来，吸引农民亲近土地的主要的不是钱，而是土地代表的东西，灵魂的投资。在城里，在工厂，工作是毫无人性的。一个人为别人、为老板工作，在闷热中跟着流水线的速度运转。他们制造汽车或机器的部件，但看不到最后的结果。谁都不会对工作有一种控制感。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也是对劳动的热爱，通过劳动他能创造出自己能够控制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

  今天小农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并不像“小资产阶级自私的要求”那样，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提供的高价和议会代表席位来解决。他们正在通过越来越多的新型的斗争，走向一个进步的未来，与人性的发展相一致。由于小农的敌人与人民大众的敌人越来越趋一致，所以他们发现在这个工人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自己并不孤单。

  卢梭和蒲鲁东的作品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更能体现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以及对农业生活的高度评价。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没有区分用益权和所有权的不同。范鲁东采用了卢梭对二者之间的区别，希望能够允许这种与土地的特殊关系在更平等的条件下得以保留。与蒲鲁东试图通过为小范围的农民提供国家信贷以保留乡村个人主义的努力相反，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把中国农民公社的集体化模式视为一个乐观的答案。但是，他们感到只有没有土地的小农自己加入集体化，这一方案才是切实可行的。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一样都厌恶在集体化形式方面的官方强制行为，否认托洛茨基在农民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悲观主义。

  4．犯人的权利

  在上面提到的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的行动中，很多都是非法活动。因此，毫不奇怪，从1968年6月1日到1972年3月20日间共有1035名极端左派分子被内务部长马瑟林到人监狱，此外还有些被审前拘押但没有宣判，而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还超过了定额。但即使在监狱里，这些毛泽东主义分子也找到了另一个发动斗争的舞台。

  毛泽东主义分子的策略是要求政治犯的地位，这一地位使毛泽东主义分子能得到法国法律规定的某些权利。一旦他们的要求获得承认，毛泽东主义分子便要求一切犯人都应享受到更人道的待遇。政府的反应是否认在法国有政治犯，认为这一要求是哗众取宠的花招。

  犯人的要求得到了高墙外的支持，“红色救援者”和被关押的激进分子的家庭组织了声援示威游行。在某些情形下，这些示威行动使更多的人被捕和被关押。审讯被利用作为论坛，现在拘押在狱中的人的父母或以前被拘押的人士可以谈论监狱的条件。1970年9月1日，30名毛泽东主义分子犯人开始绝食行动，要求承认他们政治犯的身份，结束毛泽东主义分子一入狱就被狱方单独关押的惯例，还要求有一个所有政治犯可以聚会的公共场所，一个更自由的探监制度，全面改善拘押条件，包括结束狱警对犯人的骚扰。

  在绝食和声援的示威游行继续进行的时候，政府在某些有关前拘押的问题上作了让步。到9月22日，所有就审判拘押问题进行绝食的人（吉斯玛除外）都被转入监狱医院。9月28日，法庭给予一个因在墙上写口号已被单独关押三个月的人以政治犯的地位。但是，犯人待遇的改变似乎仅限于审前被拘押者，因为吉斯玛本人在十月判决后又被单独关押了很久。

  犯人生活条件及其反抗的信息主要通过两个重要的途径传达给公众，即马斯佩洛的出版社和《人民事业》报。马斯佩络出版了题为《政治犯说的话》的小册子，向公众宣传了绝食活动的情况。马斯佩洛在第二个月刊登了吉斯玛在法庭上的证词的摘录。这些材料的发行面极为广泛，如果毛泽东主义分子通过他们的小出版社“自由出版社”来宣传，就不会有这种效果。公众获知狱中毛泽东主义激进分子进行斗争的消息的另一个途径是9月24日巴黎体育馆滚石乐队的音乐会。在大群的听众面前，灯光暗了下来，一个毛泽东主义激进分子拿过麦克风，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主义分子进了监狱，他们在那儿正做些什么。接着滚石乐队唱起了“街头再上”。差不多在绝食活动发生一年后，1971—1972年的冬天，法国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监狱暴动。很难说那些暴动与毛泽东主义分子的煽动有一种密切的因果关系。事实是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仍然在监狱中宣传，其组织和报纸都支持反对法国监狱基本条件的暴动，这已变成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那时，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从未宣布“发起”过什么事情。他们只是宣称方法和诚心诚意的支持。他们为已经由大众开始的斗争提供了力量。

  五、理论还是实践。

  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列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毛泽东主义似乎明显地反对理论。其运动从计划实施方面来看毫无具体性可言（如：它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共同计划或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过渡计划是无可比之处）；它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神圣的；而且，它相信在群众支持的实际行动中比在任何理论文本中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除了实践高于文本理论——这也是毛本人在《实践论》一文中提出的——还有三种信念构成了无产阶级左派运动的轴心。

  l.反对等级制度

  对于无产阶级左派的毛泽东主义分子来说，反对等级制度有双重内容。从革命运动本身的角度出发，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确信列宁提倡的党的民主集中制等级形式是精英主义者的形式，会从结构上把自我指定的先锋队从群众中割裂出来。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一个党注定以一种高度指导的方式接近群众，它会带着先进的理论武器来，以用来建立一个指导者的资格。虽然毛试图把民主集中制的党与他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但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感到必须作出一个选择。至少，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在实践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等级制度的党的拒绝与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的任务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要在很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开展他们的运动。等级制度意味着长期不变，至少是想永远保持。这是摆在社会主义“阶段”理论面前的根本困难，因为这种理论假定受控制的、有时间限制的等级结构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的运动被认为是对群众的一种暂时的帮助。这些毛泽东主义分子认同卢梭的观点：等级制度造成固定化，固定化的结构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他们自己的集团意志与广大群众的普遍意志之间的矛盾。

  等级制度也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维持对人民群众控制的方式。在产业工厂内，等级制度是加于工人的一种纪律形式。职业的等级分类制度旨在让一些工人相信，他们比别人能干，比别人聪明，报以应该高一些，地位也应该高一些。它不仅被用来分化法国本地的工人阶级，也被用来推行种族主义。阿拉伯和非洲黑人移民工人被认为天生低下，只能聚集在划分阶梯的底部。

  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人类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分工。但是，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也有一个盲点，这就是关于劳动的性别分工问题。恩格斯对这一问题尤其敏感。其次，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的分析接近于推翻等级、劳动分工和科技等概念。例如，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费利浦.奥利维埃写道：“在车间与‘权威’斗争就是与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作斗争，尤其是与其诡计之一的‘科技’作斗争”。马克思把科学技术视为一种从劳动分工的危害中使人性获得解放成为可能的一种现象，而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至少含蓄地认为科学技术、劳动分工和等级制度是必然联系着的事物——如果不从同一的角度来看不是同一事物的话——它们是不平等和异化的基础。这一分析与某些早期乌托邦作家如傅立叶或当代反科技的作家如雅克.伊鲁尔（Jacques Ellul）和西奥多.罗扎克的分析更为接近，其接近程度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分析。

  2．斗争的构成

  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毫无顾忌地拒绝了一种清楚的阶级分析。当他们谈论群众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全体受资本主义剥削的人。当他们付诸行动的时候，他们与任何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人都站在一起。

  与阶级对阶级、一分为二的分析最早的分裂，产生于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对1968年反对设置路障的立场所作的自我批评。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立场是，在工人投入斗争之前，一切都毫无意义。从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的创造人，不得不修正他们的做法，即放弃自解放运动以来最激烈的巴黎街战，实际上，1968年工人是由学生和青年人带动起来的。

  这里的教训是，任何站起来反抗的人都必须得到支持。他们完全忘掉了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的不信任，特别在移民和现有体制下似乎没有什么前途的反叛青年中招募人员进行组织活动。后者的活动范围是街道而不是工厂。但革命活动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单一的领域。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支持农民设置路障，把农产品倾倒在城市街道上，以抗议资本主义共同市场政策对他们的压榨。商店店主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一起并肩战斗——尽管他们的支持者萨特批评说这次斗争的内容不是进步的。他们支持布列塔尼和奥辛塔尼分裂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的斗争。对于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而言，问题不是一个人所属的阶级和所从事的职业，问题是：“这个团体投入战斗了吗？”他们相信战斗是意识得以体现的地方。一个团体或一类人在斗争面前不是“进步的”这一事实，对他们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通过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学到更多的东西。

  相反，如果他们支持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即使那些人是靠工薪生活，薪水微薄，也只能是敌人。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完全不同意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批评：在殴打工厂安全人员、地铁警察或正规警察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是在打击工人。一个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组织指责他们不加分别甚至攻击下级监工，对此他们同样无动于衷。对于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来讲，任何身穿象征监工身份的白色罩衣的人，都是等级控制体系的同谋，都应该是合法的斗争对象。谁都不应该成为警察或老板。以生产过程中人们所起的作用为基础的阶级对阶级的分析，因而让位于一种围绕着是统治制度的同谋还是反对统治制度的分析。

  3．斗争的性质特征

  虽然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实际上支持一切在统治制度下感到受剥削的人的斗争，并不管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如何，但仍有两个定性的标准用以判断某些斗争何以比另一些先进。

  标准之一是非法性。尊重法律的约束代表着向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国家投降，而不用消耗国家的任何费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以及劳工联盟的荒路被认为是使统治制度的合法化。他们接受并遵守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统治，他们同谋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跳出这一馅饼的推一道路就是拒绝按照现有规则来进行游戏，不断地超越法律的范围。非法的行动打破了围绕既有标准进行竞争的伪装，公开迫使政府展现它的压迫性。因而以非法活动为中心的对抗，对那些确实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压迫本质的人是一种教训；不能让资本主义进行统治而不受到任何挑战。

  标准之二是创造性。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回顾了大学里的某些职业，特别是巴黎美术学校，它们被作为解放和创造性工作的范例。被动的职业被认为于革命思想的扩展没有帮助而被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形下——这在1968年削减工厂职业当中得到说明——时间对政府有利，也有利于被看作反革命力量的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但是像美术学校里那样主动的创造性的职业（在美术学校曾创立了独立自治委员会，生产出革命的艺术作品），被视为是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里的职业原型，这些职业场所里的生产关系必须加以改变。这里人们会想到，“真理与公平委员会”是一个由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建立的组织，但它并未超越资产阶级合法性的界限。毋宁说，这些委员会的作用是揭露资产阶级法律制度本身的虚伪和自相矛盾。有趣的是这一点是福柯指出的，他的批评根据是，委员会的形式（法官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毫无创造性，完全是资产阶级法庭的翻版。另外很有趣的是，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用很传统的列宁主义的话——在社会主义斗争中，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些形式不得不被用来反对它——为这一形式进行辩护。虽然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非列宁主义者的激发，但它并＊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在受到明显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挑战时，它仍然会运用更列宁主义的逻辑为自己辩护。

  六、无产阶级左派的结束

  1968年创建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组织的那些人和1969年从“3.22”组织中退出加入到该组织的那些人，从未想像组织会永远存在。它只是一种促进和激励，只要群众自己走上了创造性的非法斗争道路，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组织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

  1973年黎浦罢工中，贝尚松手表厂的工人占领了工厂，夺取了领导权和生产管理权，这使大部分老一代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相信，产业背景下的斗争已经不需要他们了。另一方面，那一年的智利政变也使他们相信，除中产阶级的重要部分——不只是游民无产者、农民和小城镇商店店主——被纳入社会变革的工作之中，任何革命的努力都可能被他们摧毁。1973年黎浦和智利的综合影响，使前无产阶级左派和《人民事业》的老激进分子放弃了组织上的最后假象，停止出版这份报纸。他们倡议把工作重心转到“文化工作”上，再推而广之，深入到社会问题和社会环境方面。一些较年轻的激进分子没有看到黎浦、智利和清教主义运动之间的逻辑关系。他们把老一代清教主义分子视为被激烈的斗争活动和压迫冲昏了头。他们极力保持足够的连贯性，在创办人离开了报纸之后的四年时间里，继续不定期地出版和发行《人民事业》。但1973年以后，试图把无产阶级左派继续维持下去的人们手中，该报再也没有出现早年的活力。

  七、什么保留了下来？在记忆中这次运动是什么样子？

  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是60年代的产物。它以一种奇怪而矛盾的方式，植根于1968年自发性的起义。其复杂理论的完成是在“3.22组织”中曾坚守街垒的活动分子与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前毛泽东主义分子走到一起的时候。后者曾因自己没有出现在街垒上，进行过自我批评，实际上他们曾坚持要求拆除那些街垒路障。

  从1969年到1973年，这些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前成员已经远远弥补了他们在路障之夜的消极表现。不管是否接受像黎浦和阿连德政府的倒台一类事件之间的相关性，不管是否接受结构道德的观念作为唯一反对取代主义的可靠保证，不管是否同意青年人的观点认为过火行为和压迫使老一代领导人耗尽了热情——老一代领导人倾向于把自己等同于组织，不能够充分地克服自己的控制欲，不能让别人来领导运动——不论人们如何解释这种境况，事实是老一代激进分子的影响现在已遍及许多民族的、非中心的和个人的语境。

  吉斯玛与一些同他最相熟的同道发起了一个公社。他们认真考虑了原“革命万岁”的信息，开始实验改变家庭结构、生活和工作安排。这一实验涉及到按照乌托邦社会主义尤其是傅立叶那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方向修正马克思。

  另外，左派反传统文化的《解放》日报社接近一半的职工是由原来的无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组成的，《解放》日报创办于1972年底，萨特是其无处不在的形式上的编辑（在高压阶段他也曾被要求宣布自己是《大家》和《人民事业》的编辑）。这里，正如雷米.赫丝（RemiHess）所指出的，这些人的努力也与“革命万岁”在其报纸《大家》上的努力惊人地相似。“通过一种不同的但更加努力的方式，这些人现在成为更大的反传统文化群体中的一员。“革命万岁”从1969年到1971年就尝试把反传统文化运动引进法国，但在引进的过程中毁掉了这个组织。

  还有其他以前的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在干这一行，从事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运动，或更民族化或种族化的具体运动。一些前阿拉伯成员已经转入纯粹的阿拉伯团体，如“阿拉伯移民工人运动”，他们几乎完全在移民环境中开展工作。前《人民事业》报的编辑勒当泰科正努力从其出生地布列塔尼的历史思想和民间文化中寻找一个新的政治方向，他相信其中适当地融合了对集体的关怀和对个人的尊重。

  但是那些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原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属于一个叫做“新哲学家”的团体。作为无产阶级左派活动分子，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ddreGlucksmann）和米歇尔.勒布里（Michel Le Bris，和勒当泰科、吉斯玛同是前《人民事业》报的编辑）等人，已经不再修正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了，而是作为知识分子从过去的实践中脱离出来，对其进行回顾，转入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更为系统的批评。”很多左派人士认为这种放弃是极左运动一直属于小资产阶级运动的最终证据。这当然是托洛茨基分子、等级制度的毛泽东主义分子以及法国共产党都会同意的少数几件事之一。

  但是不管对于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的整个现象人们会怎样评价，它的鲜明的法国特点无疑令人感到震惊。它拒绝在工厂内部以一种等级的政治制度和对行动及明显分裂的强调来束缚工人，这使它与工团主义理论家索列尔（GeorgesSorel）的思想十分相似。在评价农村生活和土地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它与卢梭和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有着共同的看法。它还与蒲鲁东一样，既不喜欢等级的权力主义，也对乌托邦思想家傅立叶的劳动分子持否定态度。

  因此，无产阶级左派运动代表着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与法国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及法国的实践和在一起的一个大杂烩。对其发生、发展和结束产生过影响的当代西方理论家中老一辈的人（阿尔图塞、萨特和福柯），都是法国人。除了智利政变之外，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所有作为理论参照的事件都是法国的。

  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作为一种模式可能对“自治论者”（autonomist）、“自动还原论者”（antored uctlonls），甚至愈大利的城市游击队产生过启发作用，但无产阶级左派运动本身却几乎与外部世界没有什么联系，‘’即使是登在《人民事业》刊头的表示与外界有着象征性联系的毛的小照片，有一段时间也被撤了下来，因为他太外国化。

  无产阶级左派毛泽东主义是极左派中最有特色的法国人运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吸引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的法国人民的想像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激进传统的综合，但这一综合是由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代人呈现出来的，而这代人竟是从第三世界的一个理论家和实践者那里汲取了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