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 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蒯大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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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蒯大富现象”

——要宝钟著《蒯大富》序

唐少杰


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蒯大富。而这个名字，对于当代青年则很陌生。然而，正如苏共和中共党史上的 “日丹诺夫现象”、“周扬现象”一样，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蒯大富和他所代表的思潮和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革故乡，不仅对于文革历史以及文革重大问题的研究门可罗雀，格外萧条， 而且对于文革历史重要人物以及文革时的政治风云人物的探究也是噤若寒蝉，视如畏途。这些状况和做法与文革的深刻教训和深远影响远远不相匹配，也无助于更好 地反思文革、更有力地防止人道灾难重现。显而易见，对于文革历史中众多重要的或著名的人物的历史角色和历史地位，或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或妖魔丑化，那 就无法理解文革的复杂性、深切性、广泛性和独特性；也就很容易把一部文革史，按照毛泽东当年批评文艺界的那种说法，归结为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 江青等少数人摆弄甚至玩弄的“帝王将相”史。

在研究清华大学文革历史之际，我总是在思考着这么几个问题：究竟是谁人造就了“蒯大富现象”？究竟是何 种力量促成了“蒯大富现象”？究竟是什么东西中断了“蒯大富现象”？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十分明确的是：“蒯大富现象”不是蒯大富一人造成的，而是文革发动 者、领导者与文革广大群众共同造就的；“蒯大富现象”也不是文革一时一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68年的政治文化与群众运动互动并进的结果。因而，“蒯大富现象”就绝不是仅仅涉及蒯大富一人的以及与之相 似的“蒯氏人物”的现象，也绝不是只关乎清华大学文革一隅的现象。

那么，什么是“蒯大富现象”呢？简言之，“蒯大富现象”是以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青 年学生蒯大富为代表，响应号召投身文革运动，由文革最高领袖鼎力支持并且由各行各业的草根大众身体力行的，在“反修防修”大目标下反歧视、反迫害、反权 威、反现行文化体制的“造反运动”。

从要宝钟先生所著的本书中，不难看出，“蒯大富现象”的内涵大致上 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首先，“蒯大富现象”是文革伊始工作组与群众斗争问题的一个焦点。具体地说，这一现象关系到文革如何发 动、如何进行和如何深入的大问题。质言之，“蒯大富现象”的萌发和出现，表明了1966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屡试不爽的政治运动及其模式在文革开始阶段的危机和转型，特别是凸显了这种政治斗争机 制及其经验在文革爆发之际的失败和破产；表明了文革不同于以往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的最深切、最显著的一点：文革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 己解放自己”的所谓大革命。“蒯大富现象”在文革最初的运动中可谓所向披靡，高歌猛进，进而，间接地亦即从群众的层面上终结了刘少奇等人所主导的、工作组 所执行的整治、迫害群众的“反右”式的路线，直接地亦即从历史的契机上凝聚了集文革“上帝”、文革马丁·路德式的民众改革家和文革世俗君王于一体的毛泽东 与难以计数的文革群众息息相关的“契合”。要宝钟先 生在本书所说的“开坛不讲蒯大富，读尽文革也枉然”，其道理主要就在这里。

其次，“蒯大富现象”是文革造反派问题的真髓，是文革初期造反派运动的一面大纛。造反派问题和造反派运 动，不仅比红卫兵问题和红卫兵运动更加深刻、广泛和重大，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尖锐和棘手的群众问题和群众运动。正 如要宝钟先 生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在实践中反对仅仅根据家庭出身，在政治上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等。主张所有合法公民都有参加文化 大革命的平等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地位。正因为如此，所谓‘蒯派’在清华一直被对立面攻击为‘痞子运动’。……平凡、平等的诉求，反对打击群众、反对特权的主 张，唤起了中国社会中下层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动摇了官僚阶层‘是人民利益代表’的‘道义’和权威，冲决了当权派的思想政治战线。原来被视为‘思想落后 ’甚至‘反动’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现在成了理直气壮的革命者；而那些所谓的‘革命前辈’，一向有权给别人定性、划左中右的领导干部，现在却再三再四地 当众交待自己执行反动路线的罪行；那些贵族红卫兵、官办红卫兵现在反而不如平民红卫兵、群众红卫兵革命。总之，建国十七年以来形成的先进与落后、是非与曲 直，一时都被造反派打了个人仰马翻！”

再则，“蒯大富现象”是文革群众运动及其历史的一个症结。文革的发动、普及和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于 “蒯大富现象”及其类似的力量来进行的。“蒯大富现象”的意义是直接凸显出了文革运动的群众性，至少是文革初期运动的“全民性”。一方面，文革运动的缘 起、文革势力的因子、文革领袖的动机、文革群众的运作、文革初始的异常、文革初期的机制直至文革自身的独特和文革特有的缺陷，都会在“蒯大富现象”中体现 或折射出来。另一方面，文革作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它所固有的群众的本性和追求、它所形成的群众的“定势”和“惯性”、它所展露的群众的分化和思 潮，它所独有的群众的“专政”、“武斗”等“暴民政治”，乃至整个文革群众运动失败的命运和夭折的归宿，也可在“蒯大富现象”那里得到反映和阐释。本书的 一个长处就是要宝钟先 生在对蒯大富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进行相对比较细致的梳理的同时，既对蒯大富及其所代表的文革群众作用做出了恰切的、合理的评价，又对蒯大富和其所主导的一 些文革群众斗争给予了具体的、肯綮的批评。

最后，“蒯大富现象”是毛泽东文革异化和自我异化的一个凝结。我个人认为，从蒯大富本人在文革中的兴衰 和结局到“蒯大富现象”的裂变和终止，不只是蒯大富一人的厄运，不只是文革广大群众的不幸，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本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无论从 哪一方面来说，“蒯大富现象”都凝聚有毛泽东的文革目的和文革手段之间无法协调的“张力”（tension），都散发着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文革实践之间不可适应的“悖论”，都映现出毛泽东的文革阶段和文革过程 之间“南辕北辙”的“矛盾”，都积淀了毛泽东的文革动因和文革结果之间相互否定的冲突。

诚如要宝钟先生的结论所言：“从某种角度看，从某种意义说，不是别 人，正是这位毛泽东先 生，又亲手掘开坟墓、亲手埋葬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别人，正是这位毛泽东先生，在历史舞台上推出了文革造反派，然后又很情不自 愿地把他们推向了万丈深渊。”

不仅如此，毛泽东先生最后也把他自己置于了文革的不归之路。虽然蒯大富 在文革历史中只不过在头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显赫一时，“蒯大富现象”也只不过在这两年里逞强作势，但是，蒯大富问题和“蒯大富现象”实质上是贯穿于文革全部 历史和根植于文革主要方面之中的。即使四十余年过去，在文革故乡，无论怎样，我们都很难说，由毛泽东本人所作用的这类问题和所引导的这种现象已完全过时或 销声匿迹。

本书作者要宝钟先生在文革初期与蒯大富本人的体验和观点有不少相似之处， 这使得作者以饱蘸同情的或理解的笔触来描写本书的主人公。全书行文流畅，情节跌宕，富有文采。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作者能够站在相当高的历史点上、以相当广 阔的视阈来关注和评价蒯大富问题。这就使本书根本不同于那种过去中国大陆内地出版、发行的有关描述蒯大富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把蒯大富问题或蒯大富本人妖 魔化（最典型的就是丘引著的《蒯大富演义》，发表在《中外通俗演义》1985年第一期，后收入《乱世狂女》一书，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把蒯大富问题以及蒯大富的作用简单化直至膨胀化（其代表之一就是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的《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69页至第275页 上关于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记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前者实际上在妖魔化蒯大富的同时也往往妖魔化了文革，后者在过分夸大蒯大富的文革责任之际还从反面 “抬高”了蒯大富的作用和角色。要宝钟先 生所著的《蒯大富》一书所记述的蒯大富个人的历史及其事实不仅清晰、准确，而且鲜明。本书所阐述的观点不仅开门见山、不落俗套，而且有胆有识、掷地有声。 尽管不同的读者可能会对这些记述和阐述有所异议、有所商榷，但是，通过这些记述和阐述以及由此而来的异议和商榷，可以说，本书为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蒯大富 现象”提供了一个开创性的尝试。

毋庸置疑，本书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只是限于1966年夏至1968年夏的蒯大富的主要经历的写作，这与本书的题名不相匹配。本书的主要缺点在于：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利用 上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必要，例如，大可利用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领袖人物年谱和传记的有关内容以及一些著名人物回忆录的有关片断等等，来充实本 书的相关章节或段落。

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于本书作者，因为本书在历史文献资料上所受到的限制或“局限”实质上也是整个文革 文献资料（包括个人档案）研究的落后甚至停滞的一个反映。另外，虽然本书是作者对于书中主人公几次采访后写出的，但对于主人公在文革初期的思想演变、心理 特征、性格表现、精神取向等方面的描写或评述，仍然大有深化和细化的余地。

总之，在阅读了从不同棱面展现出蒯大富文革初期诸多风貌的本书之后，我们更加迫切地呼吁蒯大富本人重视 和抓紧他自己的文革回忆的撰述，更加热切地希望他本人的这种回忆著作及早完成和问世。无庸赘述，这样的回忆著作不只是作为文革历史人物的蒯大富给他自己， 也是给文革、给历史直至给他的后人的一份“答卷”。大约十年前，蒯大富与清华同学们聚会时，一位同学问起蒯大富那十岁左右的、聪明伶俐的女儿蒯小琼：“小 琼，你知道你爸爸是文革名人的问题吗？”小琼似懂非懂地而又稚声稚气地回答说：“我知道。我爸爸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有干好，犯错误啦！”童言道真谛！是 的，不仅仅是蒯大富本人跟着毛主席没有干好革命，确切地说是没有干好文革，而且在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跟着毛主席干好文革，就连毛主席自己也不可能 干好文革！在得知小琼的这一回答后，我的心情格外复杂和沉重，尽管这不是对小琼本人而来的。我自然想到了：我们这些作为或参加或体验或见证了文革的一代 人，能否和怎样向包括蒯小琼在内的这一代人和蒯小琼之后的下一代人去评说文革、去评说包括蒯大富在内的文革人物呢？对此，要宝钟先生所著的 《蒯大富》一书无疑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是为序 。

2010年元宵节

北京 清华园 新斋

2010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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