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研究文革的又一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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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友漁
  
    由郭建、宋永毅、周原編寫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詞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是繼《文化大革命文獻目錄，1966--199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atabase）和《新編紅衛兵資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之後完成的又一項奠基性工作，爲同行和後代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條件，爲中國的文革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爆發于1966年，持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現代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一段不可回避和忽視的時期，但是，由于人爲的全面持續的壓制和禁锢，這段曆史在中國大陸基本上成爲空白。在大約30年的時間內（1966--1996），文革研究是西方學術界的專利，但由于語言隔閡、資訊缺乏、人力不足等原因，西方的研究也談不上碩果累累。這一段曆史的重要、複雜和舉步維艱的研究現狀不得不使人認爲，文革研究是一項需要從長計議，甚至要寄望于下一代的事業。擺在文革研究者面前的任務，除了作好自己的研究外，就是要爲長遠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上述資料性、詞典性的出版物，便具有特殊意義。
   
    據我了解，這種奠基性工作在以下兩個方面也具有重要意義。第一，由于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世界對現代中國了解和研究的需要急劇增加，許多國外研究者在涉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前後時期的問題時感到疑問重重，猶如墜入五裏霧中，但他們又不可能重新學習和全面補課，《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詞典》這類書籍對他們可能會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第二，目前大陸想記錄和研究文革的有心人不少，其中多數人雖然有親身經曆，但由于沒有交流、學習的可能，他們的思想和眼界基本上停留在零碎、片斷、蕪雜的個人經曆和感想的水平，如果這些人有幸能接觸到上述海外出版物，他們的思考、研究、寫作就可能變得全面、系統，具有學術意義。事實上，我認爲《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詞典》這類書籍不但對海內外非專業的文革研究人士，就是對專門的研究者，也是很有價值的，任何領域的研究者都離不開相關的工具書。
   
    《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詞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文的文革大辭典,它包含了300多個詞條，涵蓋了文革10年中的重要人物、事件，重要概念、口號等等，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技等各個方面。雖然由于篇幅原因，不可能收羅無遺，但全面性仍然是本詞典的突出優點之一。更重要的是，在條目的選擇和撰寫上，作者表現出了基于深厚研究功力的眼光與匠心，擺脫了只把文革當成黨內的、上層的政治鬥爭的狹隘理解，不僅記載官方正史會記載的上層人物與重大事件，而且記載具有民間和社會意義的人物與事件，比如造反風雲人物中在“五大學生領袖”之外的朱成昭，理論家周泉纓等，還有民間思想者如遇羅克、王申酉、李九蓮等等。不僅記載了如林彪“9.13”出逃，推出樣板戲等重要的事件，而且對于民間發生的事件，大到青年一代的地下讀書運動，小到任毅的流行歌曲《知青之歌》，都有翔實記載，事實上，後者對于真切理解文革中人們的經曆與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詞典還反映出了作者基于學術立場的客觀性和獨立性，不受官方決議、文件和各種不同學術流派觀點的影響，主要是陳述事實、著重考據，還曆史的本來面目，同時非常注意准確性和具體性，小心處理有爭議的問題。比如詞典多次提到上世紀50和60年代之交由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政策造成的因饑荒的死亡人數，說是2000萬。我們知道，對這個數字的估計有差異和爭論，大致說來，上限在4000萬，下限在2000萬，而有人以堅持“沒有那麽多”來否認政策的災難性後果，其實，對于評價領袖、政黨的政策錯誤，少說一些並不是開脫的理由，本詞典取下限是明智的。詞典的撰寫並不只是綜合、總結現有的各方面材料，而是體現了作者的獨創性研究，比如“樣板戲”、“四舊”等條目，詞典詳細說明了它們的起源、在《人民日報》和“首長講話”中官方提法的形成、變化等等。又如，不少文革中的曆史人物，尤其是所謂“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成員，他們因入獄而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突然消失了，作者通過在大陸的實地采訪，對王力、關鋒、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多人在文革後的經曆作了追蹤記錄，對他們的逝世年月日也有說明。
   
    當然，和任何優秀的出版物一樣，這部詞典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若幹瑕疵。
    在“劉結挺”和“張西挺”這兩個條目之下，說他們兩人都是在1967年成爲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因爲卷入四川的派戰而下台，這個說法有不夠精確之處。
   
    劉結挺、張西挺這對夫妻和“造反幹部”在1967年翻案成功，被中央任命爲四川省的負責人，分列第3和第4位。但1967年5月7日只是公布“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其中第3條說，由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負責組織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1968年5月28日由毛澤東同意的中央“關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中，中央同意此二人擔任革委會副主任，在省革委中分列第4和第6位，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的正式成立日期是1968年6月2日。因此，說劉張二人在1967年成爲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嚴格說來是不准確的。
   
    劉結挺、張西挺于1969年底下台，表面看很像是因爲派性問題，因爲從1967年夏季起，四川成都的派性鬥爭就是以劉張問題爲中心，一派要打，一派要保，劉張二人也是親一派、壓一派。但真實情況比這複雜，劉張垮台直接原因是省革委第一把手張國華和第二把手李大章聯名給中央寫信，告他們兩人的狀。說他們“卷入四川的派戰”充其量是一個借口，而且在表面的理由中也不是主要的。他們的上台下台，根子在中央一級的鬥爭，此事說來話長。劉張兩人在上世紀50年代因爲與西南地區一把手李井泉的矛盾而下台，並持續受到打擊。文革時，四川的造反派學生組織“紅衛兵成都部隊”冒著風險，與劉張共患難，多次一道到北京去告李井泉的狀，替劉張翻案。翻案成功，劉張衣錦榮歸，但劉張回川後不支持自己的戰友和恩人“紅成”，反而支持其對立面，更激進的造反派“川大八•二六”。“紅成”非常憤怒，指責劉張忘恩負義，掀起“打倒劉張”運動。其實，非常明顯，劉張的態度，由中央的態度決定。“紅成”打倒劉張，以1968年3月被中央表態定性爲“翻案逆流”而告終。劉張垮台，真實原因在中央，而不是“卷入四川的派戰”。梁興初入川前是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入川後對“紅成”也不支持，原因也是聽中央的。梁後來受駐川部隊54軍影響，轉而支持“紅成”，中央也沒有批評他“卷入四川的派戰”，他的下台，是受林彪事件影響，根子同樣在中央而不在于派性。
   
    如果用挑剔的眼光，可以說這部詞典在條目的設置上，有兩個遺漏。
    第一個還可以說是見仁見智。1966年6月中旬，《人民日報》發出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學生寫信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強烈要求廢除原有的升學制度，緊接著，北京四中全校師生致信中央，響應女一中發出的倡議。《人民日報》在6月18日發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通知，決定招生暫停，以改革高等學校招考辦法，廢止現行辦法，將來的辦法是推薦與選拔相結合，要突出政治，要走群衆路線。《人民日報》同時還配發社論，稱“舊招考制度是資産階級政治挂帥，分數挂帥，嚴重違反黨的階級路線，把大量優秀的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學校大門之外，爲資産階級造就他們的接班人大開方便之門。”從此之後，中國的大學停辦多年。我覺得，詞典應該把這件事收入，因爲大學停止招生，以及後來招“工農兵大學生”，實在是文革中的大事。
   
    第二個是，我比較堅持認爲，詞典應該有“二月鎮反”這條，並且有較大篇幅的說明。
    1967年二月，在全國絕大多數省份發生了當地軍區、當地駐軍大規模鎮壓造反派的事件，造反派中較激進的一派被取締，被宣布爲“反革命組織”或“反動組織”，頭頭、骨幹被抓，許多人被遊街、批鬥，或者被通緝，已經被打垮的保守派迅速恢複，反攻倒算，協助軍隊鎮壓。在許多地方，監獄人滿爲患，天上是軍用直升飛機撒傳單，地上是滿街警車呼嘯，直到4月，中央宣告“反擊二月逆流”，各軍區紛紛認錯，被中央批評、改組。“二月鎮反”是對“一月奪權”的迎頭痛擊，是對文革中最緊跟毛澤東和文革派的群衆組織的公然鎮壓，在多數省份，被抓捕的人都在萬人以上，牽涉到的群衆在百萬人以上，這麽大一件事，無論如何都不應該不提。相比于詞典用大量篇幅談“二月逆流”，這種遺漏顯得更不應該。
    經曆過文革的人應該記得，當時的“二月逆流”，就是指“二月鎮反”，至于上層的矛盾，什麽“老帥、副總理大鬧懷仁堂”之類，人們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清楚。只是在文革結束之後，在“老一代無産階級革命家抵制文革”的官方宣傳中，“二月逆流”的光榮故事才改變了這個名稱的原來含義，反複述說，廣爲流傳。本詞典這個條目的內容，就是得自于官方津津樂道的故事。這個故事是不是完全反映了曆史真實，我不知道，因此不能隨便懷疑。但爲了全面的真實，就依這個故事本身，也應該指出以下兩點。第一，比起老一代革命家支持、通過發動文革的中央決議，比起他們支持、通過“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的中央決議，在抵制文革這件事上，可能“二月逆流”最具有貨真價實的成分，因此成了百談不厭的故事。第二，老革命向文革派發難，主要因爲4件事：打倒老幹部、取消黨組織、搞亂軍隊、抓捕高幹子弟，這些事，說成是國家大事可以，說成是既得利益也行，對有些人反正是一回事，但知識分子受到的迫害，普通老百姓的遭遇等等，並不是爭執的話題。我對“二月逆流”的高風亮節是認可的，但肯定沒有達到五體投地的程度。當然，上面的話是借題發揮，全面剖析並不是這部詞典的任務。
   
    《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詞典》作爲詞典的特征和實用性也很明顯，除了比較詳盡的條目正文，它還包括一個“文革大事記”和“文獻索引”。“文獻索引”分爲“毛澤東與文革”、“中共領導人和文革”、“紅衛兵和知青再教育”、“造反派、群衆和武鬥”等14個專題，不僅檢索方便，也是迄今爲止最完整的目錄索引。辭典最後還附有幾乎所有條目和文革重要詞彙的中英文對照表，這對從事有關文革研究和中外交流的人都有非常實用的參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