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一带一路”走出历史终结论阴影（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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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一带一路”走出历史终结论阴影

2015-04-08环球时报 汪晖


　　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一带一路”战略实际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

　　“一带一路”既要平等，又要多样性

　　“一带一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计划，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绝不只来自资金、资源、市场和劳动力方面，而且也必定来自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反过来，当前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旧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发展模式相互连接的进程。

　　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就像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物的交流走廊，而且也是精神交流的纽带一样，“一带一路”将要穿越如此广袤的陆地与海洋，连接起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习俗和传统。如果没有文化间的交往和交流，这一宏伟蓝图难以成功实现。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像以往的各种发展主义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义模式——一样，因对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的破坏而招致失败和报复。

　　“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带一路”的人大多只涉及两个中心问题，一个是解决国内生产过剩，一个是金融扩张，这两个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复出现的问题。如果陷在这个逻辑里，“一带一路”将难以取得成功。中国大陆沿海经济的发展和欧亚大陆关系的变化正在撬动全球性的历史变迁，大陆与海洋的关系如果不发生逆转，也会产生巨变。“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多样性平等，即既要平等，又要尊重多样性，这正是中国传统平等观与西方近代平等观的最主要区别。

　　“路、带、廊、桥”与边疆的非边疆化、中心的非中心化

　　在历史上，每一次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产生区域关系的巨变。例如，隋朝开凿大运河，至宋代，一种以运河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诞生了。曾有一位日本历史学者说：运河的开凿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大事件，它将亚洲内陆贸易与沿海贸易连接起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黄河中心时代而起的运河中心时代。其实，运河连接的何止是商品和贸易，来自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文明、宗教和文化也渐次深入内地，中国文化的辐射力也由此达到了新阶段。

　　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发现：长城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军事防御工事，在漫长的历史里，它也成为连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走廊。正是从这里出发，他提出了一种以长城为中心的内亚洲叙述。在这个叙述中，长城既是两种文明的“互为边疆”，也是看待中国和亚洲历史的“中心地带”。运河、长城和我们现在讨论的“路、带、廊、桥”包含着一种理论的潜力，即从这些“互联互通”的概念中找到超越过于稳定的中心-边缘关系。

　　这些例子并不是说历史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中心与边缘的物质性关系了，而是说这些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因此，“路、带、廊、桥”的概念带动的是一种新的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区域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新方法和新视野，即边疆的非边疆化、中心的非中心化、起源的非起源化。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我们可以形成一种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观察视角，它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世界，改变各种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

　　的确，这不是一个现实的图景，而是一个理想的蓝图、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必要的，因为所谓互为中心、互为边缘、起源的非起源化，就是超越自我中心的等级史观，不像历史上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那样，将世界建立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其余地区为依附于这个中心的边缘或亚边缘的等级体系。“路、带、廊、桥”以“互联互通”为中心，也就让不同区域成为相互依存、承认各自独特性、同时又互为中心的体系。从这样的视野出发，那种只是将其他地区贬低为倾销场所或资源来源的做法，那种不懂得尊重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互为主体地位的态度，恰好是违背“路、带、廊、桥”概念所负载的价值和意义的。

　　现在是全球性政治危机时代

　　现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时代，今天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危机四伏，不仅边缘区域如此，中心区域也一样。探讨中国政治的新形态，也有全局性的意义，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意义。

　　现在说明新方向虽不容易，但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这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思考出路，不可能脱离这个进程谈论新道路;第二，在东亚地区谈论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讨论全球劳动分工和全球关系的发展和变动，尤其是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趋势及其后果;第三，这是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一条突破近代以来形成的霸权体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条以深厚的历史文明及其近代历程为背景的、综合当代各种先进经验的继承创新之路。

　　从理想性的角度说，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力量，它可以随时带动强大的经济力量摧毁和破坏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从教育、医疗、住房到婚姻、家庭、亲情，无不被市场经济力量所渗透、影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关系中，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常常是经济发展中的常态、甚至“动力”。如果没有一种有力的、尊重多样性平等的运动将经济生活重新纳入社会网络内部，而是任由市场关系主宰一切社会关系，“一带一路”就只能重复历史旧路径，成为支配、控制和破坏“边缘区域”的新过程。“一带一路”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不同力量角逐的进程。说到底，能否走出“历史终结论”阴影，让那些在现实中被压抑的未来性要素展现出来，依赖于我们的实践、依赖于我们从事实践的动力和方向。

▲(作者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5-04/61202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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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汪晖：“一带一路”何以成为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

2015-04-10 来源：破土原创首发 作者：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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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再次成为讨论的重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利用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中国成为拉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世界工厂。但是与庞大的生产能力不相匹配的，是国内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消费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多个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生产出的这么多商品卖往什么地方，这么多过剩的资本到哪儿寻找出路，成为当前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以至于李克强一个大国总理要频频在国外领导人面前扮演商品推销员的角色。不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经济势必难以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国内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就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既是中国解决国内严重的产能过剩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构建超越美国霸权的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关键一步，甚至有研究者将其称之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大量过剩的产能输出到欧洲，不仅让欧洲四年内恢复至二战前水平，而且将美国经济从谷底带入了十多年的繁荣。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无疑是参考了欧美国家解决产能过剩的经验。但实际上，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是从二战之后才开始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后不久，就立刻面临着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的问题，为过剩的商品和资本找到出路，成为19世纪殖民主义浪潮的最主要的驱动力量。而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必然要伴随着武力的扩张，因为如果没有坚船利炮作为后盾，单纯的经济输出就得不到保障。因而经济的扩张必然伴随着霸权的扩张，经济的冲突必然伴随着政治和军事的冲突。每一个新的经济中心的出现和成长，都伴随着对既有霸权体系的突破和挑战，这中间充满了战争、暴力和血雨腥风。从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来漫长的全球冲突和战争，都由此而来。

中国政府宣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那么“一带一路”战略和资本输出与“漫长的十九世纪”中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中国的崛起到底是一个田园诗歌式的和平赞歌，还是又一番血雨腥风的旅程？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一些学者强调虽然像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一样，“中国同样需要寻求新的市场、投资空间，中国的产品也需要进入世界市场”，但是中国不是要搞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是“搞一种新形式的国际合作，抛开老殖民地主义、老帝国主义的做法”（郑永年）。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把这么庞大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到国外，必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防范在输出国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还有另外的问题是，中国模式成功和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依赖于对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的压榨，由此造成的尖锐的劳资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中国资本大规模输出国外之后，必然把这种劳资冲突输入到国外，甚至相比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前两年出现的中国矿主枪杀赞比亚矿工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因而，如何保证这些国家的政府可以帮助中国压制劳工抗争，使其限制在中国资本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当然，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必然影响到美国的世界霸权。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霸权体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肯定无法避免，那么这种冲突以什么样的形式予以解决？

近几年来，国内产生了一种鼓吹“持剑经商”的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提出面对中国日益庞大的资本和商品输出，解放军要为中国的海外利益保驾护航，并进而打碎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霸权体系，“打倒拳皇，打碎拳坛”，重新构建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和秩序。虽然这种思潮因为其太过于直白而不被国内主流接受，但是却是很多主流学者潜意识里的观念。比如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政府还不够强势（aggressive）”。因为资本走出去后，还需要更多的权益保护，“比如中国在墨西哥投资的高铁项目、中国在缅甸的多笔投资，都遭遇了问题。但目前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新的情况下，如何保护海外利益，中国政府要做得还差很多。”那么如何才能更加“aggressive”来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那就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

如果是走这样一条道路，那么中国的崛起和英美的争霸之路就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用一种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替换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而中国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中美两国军力的较量。这对于世界来说，就意味着要再次重复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灾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晖教授提出，如果只是着眼于解决国内的生产过剩和实现中国资本的金融扩张，那么这只会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一带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还可能触发巨大的风险和反弹。因而，如果这一计划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那么这一计划必然遭到报复和失败。

汪晖赋予了“一带一路”一定的社会主义色彩，他认为“一带一路”绝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能够与美日海上同盟这种冷战老路竞争的新路线，是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是“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因而是一条“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

汪晖教授对“一带一路”的期望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更像是一种期许而非现实，事情可能并不会那么乐观。诚然如汪晖所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而中国并没有从这一进程中幸免。近三十年来，我们亲眼见证了市场和资本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和瓦解，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住房，乃至婚姻、爱情、亲情，都沦为市场上以牟利为目的的商品。劳动者失去了以往的一切社会保护，只能由那只“看不见”的残酷的手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中国并不比美国做的更好。

国际关系只是国内关系的延伸，“一带一路”能否成为“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能否超越“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能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逆转市场和资本对社会的渗透与对劳工的压榨。如果没有这一历史进程，那么“一带一路”不仅不能成为克服新自由主义和近代以来的全球霸权的解放之路，反而是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进一步渗透到更广大的后发国家，进一步摧毁原有的社会关系和保护，形成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霸权。这不仅不是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反而是原有路径的延伸，延伸到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触及不到或者不能完全主导的地方。

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只有以中国国内“社会”抵抗“市场”的运动取得胜利为前提，“一带一路”才会是对以往历史路径的超越，才会探索出一条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

那么最后的问题就归结为，中国能否在“历史终结论”的范畴之外，探索出一条超越市场社会和资本逻辑的新的道路，开启新的政治实践和空间，形成新的力量和可能性呢？那么，我们只能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来回答：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本文为破土网原创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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