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林：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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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新闻摄影回眸

  与自我批判（之一）
　
许  林
　
    这几年，我对自己的新闻摄影之路做了认真的回顾和剖析，并且从2003年起通过各种管道公开批判自己：
    ──2003年5月23日，我在《答谭九铭先生》（谭九铭，安徽省蚌埠市供水有限公司，邮编233000。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给我写信提出一些新闻摄影的问题）的回信中，回答他“关于拍摄方法”的提问时，批判了自己曾经的摆拍；
    ──同年9月15日，在《中华新闻报·传媒人物》“新闻摄影名流访谈”的专访文章《建立图片编辑机制是大势所趋——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许林》中，批判自己曾经的摆拍；
    ──接着在10月24日，为华东新闻摄影研讨会所作的《回首拍摄路──自我评价　 自我批判》讲演中，再次公开批判自己曾经的摆拍；
    ──以后在一些涉及新闻摄影拍摄方法的讲课中，多次批判自己曾经的摆拍；
    ──2005年10月，在第七届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上作《解读〈华盛顿邮报〉图片处理15条“军规”》的讲演中，我向全国新闻界、摄影界的前辈、老师、同行和朋友们又一次批判了自己；
    ……
　
    今天，利用我的博客网站，在网络上回顾自己的新闻摄影之路向，公开批判曾经的摆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的回顾和自我批判分为五部分：
    一、混沌初开，朦胧中拍感觉和感受
    二、邯郸学步，在“S”形路上打晃儿，感觉和感受走进左道旁门
    三、清算和批判自己是必要的
    四、追求鲜活，走上抓拍路
    五、结束语
　
    一、混沌初开  朦胧中拍感觉和感受
    1966年8月我开始拍照片，那时不知道怎样拍照片，拿起相机上街就拍。
    当时不知道“抓拍”、“摆拍”。
    朦胧中对着自己感觉有意思的镜头按快门，拍下自己的感受。
   
    以下几张照片是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8月至11月）拍摄的。

    1966年8月24日我的第一张新闻照片见《人民日报》，内容是《东安市场改名》。（苏制卓尔基小型相机，拍摄于8月23日下午）

    北京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

    亨得利钟表店也改了名。
　
    送“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下乡。
　
    得到《毛选》的两农民。
　
    北京“东风市场”（东安市场）门前的橱窗上贴满了大字报——“让毛泽东思想照亮每一个角落！”。
　
    在北京前门大栅栏附近的街头，首都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宣传“革命传单”。
　
    北工大造反派来到人民日报社（王府井）门前宣传“造反有理”。
　
    长征宣传队（1966年10月下旬）
    北京外交学院的“北京－延安长队”一行17人，先后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然后高唱着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意气风发地迈出了向延安前进的步伐。
　
    长征宣传队（2）

    毛主席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红卫兵（1966年11月26日用老式禄莱双镜头反光相机追随拍摄）。

    我拍的《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之一（1966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六版）

    新华社发了通稿，《光明日报》用在一版（196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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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的《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之二（1966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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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邯郸学步，在“S”形路上打晃儿，感觉和感受走进左道旁门
    1971年－1976年，我在摄影上经历了“抓拍”－“摆拍”－“摆中抓”－“抓中摆”，在“S”形弯道上摇摆着一路走来，不知对错。
    1971年5月我第一次单独出差是到浙江省绍兴上旺大队茶场采访。当时真的不知道怎样拍，看到浙江省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摄影师用箩筐排队、大摆特摆茶叶丰收的场面，我以为可能就是这样拍工农业（经济）新闻电影和新闻照片。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看别人摆布导演，学别人摆拍，感觉良好，感受走偏，久而不闻其臭；虽身陷泥潭，却还沾沾自喜。
   
    在那段时间里，我热衷于摆拍，不光学习别人的经验，自己还不断研究、分析和总结。
　
    下面的笔记就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


    这样总结不导演摆布才怪呢！？
　
    在摆拍中，人物学习的场面是最难的，所以，当时我在成组人物学习场面上的摆布导演下工夫最多。
　

    1974年5月在陕西省南泥湾摆布导演拍摄的《南泥湾五∙七干校》
    摆布中，我尽量注意细节：老农的羊角巾、人物背后的草帽、手中的笔记本、脖子上的毛巾、桌子上的水杯、水壶以及人物坐姿的高低错落等等。
    这哪里是拍新闻照片，简直就是在演戏！
　
    1974年8月在大港油田摆布导演拍摄《油田工人学〈毛选〉》。
　
    1974年9月在大连机车车辆厂为《人民日报》国庆彩色摄影画刊摆拍《三结合攻关小组》（非原片，报纸翻拍的印刷品）。
　
    1975年春天在天津西站摆拍《工人学习小组》。
　
    1975年3月在山东胜利油田摆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注：画面上“毛主席语录”的美术字都是我当时现写的，然后贴到墙上我认为合适的位置）。

    1975年10月在河北遵化摆拍《老、中 、青三结合好》
    1976年第二期《中国摄影》刊登这张照片时，在《本期部分摄影作品拍摄经过》中这样说：“我和县委报道组同志一起来到沙石峪大队，在山坡上见到老支书张贵顺和支部委员们一起研究制定农田基本建设规划。这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他们朝气蓬勃。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想应该用摄影艺术语言满腔热情地反映它、歌颂它，于是就拍下了这张照片。”
    其实，我的拍摄经过并不是这样写的，也没有什么“于是”，而是如实说明我是怎样经过调查研究，怎样摆布导演的。但是，当时的《中国摄影》编辑给我改成了这个样子。由此可见，即便在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摄影》杂志，对于明显的摆拍也是忌讳的。否则，如何解释他们把我写的组织加工的实话改掉呢？（非原片，翻拍的《中国摄影》印刷品）。
　
    在那一时期（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是什么都摆拍，对许多事件性新闻、文艺、体育新闻，还是抓拍的。
   
    因此可以说，那一时期，我的拍摄方法是两面的，打摆子走路，呈现出“S”形：
    ——配合报纸图解政策、宣传所谓“大好形势”的照片，大多是摆拍的；
    ——事件性新闻、文艺、体育新闻照片，绝大多数是抓拍的。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之一（当时我是人民日报彩色摄影画刊的主编之一，用柯达彩色反转片拍摄的）。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之二。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之三。

    《划线》（70年代中期的地方戏剧进京汇演）。

40年新闻摄影回眸
　
　 与自我批判（之三）
　
    三、清算和批判自己是必要的
    上面几张摆拍照片特别是彩色照片，是当时我比较得意的，全发表过，而且被《中国摄影》、《民族画报》等当时的权威刊物转载、介绍。那时对自己摆拍照片有一种自恋情结，陷入迷魂阵而不能自拔。
   
    那时，我是《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是彩色画刊的主编之一。
    我拍什么样的照片、怎样拍、报纸上用什么样的照片，对省报、地市报的摄影记者和摄影通讯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编辑观念的导向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摆拍风行，我作为第一党报的摄影记者、图片编辑和彩色画刊主编，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我从事新闻摄影采访、编辑和研究的几十年里，过去很少对自己不正确的拍摄方法进行公开的清算和批判，虽然2003年以来在不同场合不断在批判自己，但是能听到的人不是很多。今天的大旗网的博客网站给我提供了机会，能在各位老师、同行和影友们面前公开清算和批判自己，备感荣幸，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可能有人要问：有那么严重吗？有。因为近几年摆拍回潮现象比较厉害，报纸上摆拍的照片又多了起来，雷同化、概念化照片大有泛滥之势。这种回潮的出现，更使我觉得有必要公开清算和批判自己，以实际行动捍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摄影在拍摄方法上实施抓拍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新闻照片到底能不能摆拍？
    在新闻传播的功能方面，我国报刊是把宣传功能放在第一位的，这个特色目前报刊界无权更改，摄影记者更是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摆拍这个问题要看具体情况。
    一般来讲，应当遵循新闻摄影规律，坚持抓拍，养成抓拍的好作风、好习惯。　　　
    有时候根据报纸宣传功能的需要，急需某人的照片，摆拍一下也没关系。
　
    但是，这些照片不能作为新闻照片来使用，不能让读者产生是新闻照片的错觉。这种新闻人物肖像照“使用时应做文字说明”：比如写作“某人是为了被拍照而在现场工作”，不能写作“某人正在办公室工作”，以此区别于在现场抓取的新闻照片。
　
    需要注意的是，摆拍的照片在报纸上出现的数量不宜多，多了就会影响报纸的鲜活性、可读性、可信性，报纸的发行量也会因其公信力的降低而下降。
　
    中国新闻摄影工作者自律公约对摆拍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中国新闻摄影工作者自律公约》2005年10月在西安第七届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上通过。
    其中第二条说：
    “二、遵循新闻摄影采访规律，尊重新闻事实。坚持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提倡的不干涉被采访对象的抓拍原则，反对在新闻现场进行组织加工的摆拍和编造新闻事实等违背新闻摄影采访规律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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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追求鲜活　走上抓拍路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开始反思，并加强学习，梳理自己的摄影采访理念，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1983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成立以后，以蒋齐生为代表的学会领导大力提倡抓拍，以蒋铎、王文澜、贺延光、胡武功等为代表的中青年摄影记者奋力实践抓拍，给我以很大的影响和鞭策，使我在摄影采访上把追求鲜活奉为圭臬，坚决走抓拍的路，不回头。

    以下三件是我转折期的学习笔记



    下面是我抓拍的照片

    文艺的春天（北京，1979·10）
    8亿人看8个样板戏的时代结束了，文艺舞台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1979年由甘肃艺术家创作并演出的舞剧《丝路花雨》轰动海内外。

    夜市——叫卖（1984年7月，莱卡相机，400度依尔褔，F1.4，光圈1/15秒）。

    夜市——烤羊肉串的新疆汉子（F1.4，光圈1/4秒）。

    夜市——裁衣。

    夜市——风味小吃（F1.4，光圈1/15秒）。

    八十年代街上舞（之一，新带老  上海，1987年12月）
    改革开放促进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交谊舞在全国一些大城市流行起来，青年人跳，老年人更跳，他们不仅在舞厅跳，并且大模大样地在公园和街头跳。1987年12月13日早晨，在上海南苏州河河滨公园，人们随着交谊舞曲翩翩起舞，一些老年人专注地观看，寻找舞步的感觉（获“'88龙年中国摄影大赛”三等奖）。

    八十年代街上舞（之二，找感觉　上海，1987年12月）。

    八十年代街上舞（之三，迪斯科的感觉  上海，1987年12月）。

    1988抢购风潮（武汉，1988年9月）
    1988年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抢购风潮席卷全国。从柴米油盐到冰箱彩电，凡是能保值的，人们都抢购，直到抢购黄金首饰，把抢购风推到了最高潮。9月10日在武汉市青山友谊商店，人们隔着铁栅栏抢购黄金首饰（获“改革路上全国摄影大奖赛”新闻大奖和“共和国50年新闻摄影奖”）。

    少一分也不行！（1988年9月15日）
    武汉市青山区税务局税务专管员吴彧年在青山区红钢城十一街查到一个个体商贩漏交一个月的税款，当即令其补交。商贩初不肯，后讨价还价。老吴斩钉截铁地说：“少一分也不行！” （获“法在深化改革中”摄影比赛二等奖）。
　
    艰难的启蒙（1991年7月，上海一日）
    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街道伤残儿童寄托所所长潘槿，注重对弱智孩子的启蒙教育。她想方设法，教孩子们唱歌、认字、做游戏，在提高他们的智力上下工夫，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爱心。平日呆傻的孩子们对“潘阿姨”上课表现出格外的兴趣。

    梦幻妆闹京城（北京，1993·10）
    1993年10月6-7日，“‘第18届亚洲发型、化妆大赛’中国队选拔赛”在京举行。比赛规模大、水平高、选手多，项目有男士剪发、女士剪发、晚宴发型、晚宴妆和梦幻妆，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15年来，美发美容行业包括相关工业产品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新风貌。第一次出现在赛场上的梦幻妆，令人们大开眼界，赢得了人们的阵阵喝彩。

    黄金海岸酒店漪泉吧咖啡厅的美国黑人摇滚歌手（香港，1993年11月，尼康FM2，100度柯达反转片，50mm标准镜头，F1.4, 1/8秒）。

    尽在不言中（福州，1994年10月）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人的精神风貌。就拿福州市鼓山镇前屿村来说吧，全体村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意气风发，团结奋斗，把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山村变成了亿元村，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授予“明星村”称号。这里村民的生活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长寿老人逐年增多。谈起前屿村的变化，村里50年代的全国劳动模范、耄耋老人郑依姆，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色达县塔子坝佛塔开光仪式（1998年7月）。

    五明佛学院（1998年7月，四川甘孜色达）
    有6千僧众在这里学习修炼。山上的房子是僧众住的地方。

    五明佛学院大法王（四川甘孜色达，1998年7月）。

    跳布扎（四川甘孜色达，1998年7月）
    东嘎寺的宗教节日里，喇嘛们装扮成神佛魔鬼，诵经跳舞，借以驱邪打鬼。（布扎：藏语恶鬼，跳布扎也称跳大神儿──喇嘛教习俗）。

    转玛尼的藏族老人（四川甘孜色达，1998年7月）。

    依偎（四川甘孜色达，1998年7月）。

    赛牛（四川甘孜色达，19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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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丰收，企盼吉祥（四川甘孜色达，19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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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我那些摆拍的照片，回过头来看，一钱不值。倒是那些抓拍的照片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保留价值。
    我是从摆拍成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当时大家都那样做，我没有觉悟，也那么做了。后来觉悟了，我提倡抓拍。
　
    ——抓拍
    在不干预被摄对象的情况下，一边观察，一边拍摄，这种观察和拍摄是不动声色的、悄悄的，或者说偷偷的。总之，尽量做到不让被摄对象发现，因为这样往往可以捕捉到生活中非常生动有趣的瞬间。
    从理论上说，抓拍是“从客观中来，到客观中去”的方法，就是记者在对客观世界（新闻事件或新闻故事）的观察中，融入主观的综合、分析、判断，及时选择和捕捉最能反映客观世界（新闻事件或新闻故事）本质的瞬间形象信息（即典型瞬间）。可以说，抓拍是新闻摄影的基本规律，抓拍的照片往往比较客观、自然、鲜活、耐看。
    抓拍，不仅仅是一种采访方法和拍摄方法问题。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抓拍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尊重历史、尊重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态度，或者说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摄影采访中的反映。顾名思义，“记者”，就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报道者，他的职责是记录现实、反映现实、推动现实。新闻摄影采访要遵循新闻规律，先有新闻，后有采访，进而准确、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
　
    ——摆拍
    即经过组织、导演、摆布被摄对象，让被摄对象摆好姿势进行拍摄。
    这种方法使用得好，也可以拍出好照片来。但是，这种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用于拍摄艺术照片，例如人像、人体、花卉、静物、广告、一部分舞台摄影等等。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摆拍非常好的照片：

    间奏曲（阿根廷，佩德罗·路易斯·劳塔 摄）　
    从理论上说，摆拍是“从主观中来，到主观中去”的方法，即通过主观想象、构图，到客观世界中摆布导演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道具，以至场面，使瞬息万变的客观世界适合于自己设计的主题花园，如果稍有不适，就要削客观之足，适主观之履。这种方法叫做“按图索骥”。一般来讲，摆拍的画面是拍摄者头脑里固有的东西，或是从别人那里看到、学到的东西，往往带有主观性、模仿性。例如流行的婚纱摄影，画面几乎全一样，看了张三的照片，就知道李四的照片也是这样的，缺乏生气，缺乏新鲜感。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摆拍也是一种态度，一种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客观现实的态度，即唯心主义世界观在某些人头脑里的反映。它颠倒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用现成的套子去套不同的新闻事件、不同的新闻人物和不同的新闻场景。这样拍出的照片，公式化、概念化，千篇一律，缺乏生活气息，缺少自然的东西，甚至常常假惺惺的，特别是缺乏新闻中最宝贵的东西——鲜活的形象新闻信息。我们必须明确：“鲜活的形象新闻信息”是新闻摄影的灵魂。缺乏或者没有灵魂的新闻照片，就会减少或者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 　　*** 　　*** 　　*** 　　*** 　　***

    摆拍是忽视千变万化的生活而归于千篇一律，抓拍则是从千变万化的生活中选择和捕捉不同。
    新闻摄影要抓流动着的瞬间，要拍正在发展变化中的新闻，就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到生活中去寻找、去发现、去选择、去抓拍鲜活的形象新闻信息。
    我并不完全否认摆拍，有些配合版面报道的照片要得急，特别是一定情况下的人物照片，临时摆拍一下也可以理解。但是，要控制量，多了就会影响新闻摄影的鲜活性、生动性和公信力，就会起腻。
    总之，摆拍的照片不值钱，基本上没有保留价值。（全文完）
　
    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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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许林
文|许林

　　题记

　　现在我们知道，新闻是从正在发生着的客观事实(事件)中选择与捕捉(文字记录描述、摄影抓拍瞬间)的，不能主题先行进行创造，不能无中生有摆布导演，也不能待事实(事件)过后补救重现。新闻的发生、发现与采写拍摄，是按照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有序运作的。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是新闻传播学理论还没有传播到中国；二是自1942年3月，陆定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改造延安《解放日报》后，中共报纸的新闻审查制度诞生，“传统的由戈公振等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开拓者们逐渐摸索并发展出来的‘新闻本位’的思想(包括李大钊早期的新闻学思想)被打进了冷宫，而党报作为党的组织的意识，或者说‘政治本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①  后来胡乔木等主管新闻的领导及其机构，长期把新闻传播等同于政治宣传而严加管控，致使太多新闻失去本色；三是这种新闻管理与宣传思路一直主宰着中国新闻界，新闻媒体已经习惯于“新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四是在“新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指导下，编辑记者把主观加工、摆布导演、重现事实(事件)看作是很正常的并且是应该的工作；五是文革的倒行逆施强化了“新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新闻媒体和编辑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添油加醋，在新闻摄影中摆布导演成了风。

　　以上这些违反新闻传播规律的观念和做法，严重地伤害了受众的知情权，严重地冲击了新闻报道的公信力，严重地破坏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文革中的文字新闻和新闻摄影报道整体走偏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开始从事新闻摄影采访的我，也不能独善其身，中了摆拍的邪，走了一段弯路。

　　(注释：① 2012年第8期《炎黄春秋》孙旭培文章《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与做法》)

　　文革中的1971-1976年，我在新闻摄影上经历了“抓拍”—“摆拍”—“摆中抓”—“抓中摆”，在“S”形弯道上摇摆着一路走来，不知对错。

　　1971年5月，我第一次单独采访是到浙江省绍兴上旺大队茶场。同我一起去采访的还有浙江省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两位摄影师和县委报道组的几个人。当时不知道怎样拍经济(财经)新闻照片，例如拍摄茶农茶叶丰收的场面时，看到浙江省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摄影师熟练地把许多空的箩筐摆放叠加在一起，然后把茶农采摘回来上交的新茶叶集中起来分别撒在上层露着的空箩筐中，看上去像是装满一筐筐的茶叶，堆在一起显得很壮观，借以表示茶叶丰收，摆放停当后，开始拍摄“纪录”电影。我也跟着拍照片。通过那次摆布导演，我以为就是那样拍工农业(经济)新闻照片。后来自己单独采访，也依葫芦画瓢利用各种道具摆布导演拍照片。

　　例如1975年3月，我去山东胜利油田采访，拍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照片，就是按绍兴上旺大队茶场的拍摄方法如法炮制的。

　　1975年2月22日，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发表最新指示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当时的情势是，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宣传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中国上上下下立即组织学习，许多工矿企业成立了“工人理论学习小组”，这可是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了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报道工人理论学习小组这个新生事物，报道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高潮，我选择了采访山东胜利油田，并于同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照片专栏(见图1)。

　　这组图片是在摆布导演中抓拍(摆中抓)的。图片专栏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照片作为主打图片，安排在首张位置领衔。图片说明是：“胜利油田广大职工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这是水电指挥部电修车间车工班的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在学习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其他三张也是用“摆中抓”的摆拍方法拍摄的。图片专栏标题、副标题与图片说明文都是我拟定撰写的，虽说是套话空话大话的文字，但摄影组领导、总编室夜班三版编辑和总编辑鲁瑛没有修改标题和任何文字。

　　其实我是为彩色画刊去拍照片的，因为那年四五月份版面实在紧张，彩色画刊根本排不上，就改黑白图片专栏了。所用的那张学习照片是徕卡M3黑白胶片拍摄的。同时，我拍了许多彩色照片。

　　在水电指挥部电修车间车工班的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的车间里，就是几台车床和车出来零零散散的轴承，要是不摆布导演一番，拍出的照片可能会散。我就按照别人摆拍的方法，先让工人们找了一些板凳和类板凳，坐姿及其高低和位置做了精心布置；然后请他们拿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主席语录》，又导演布置一番，错开书本的位置、角度。看了看，好像缺了点什么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产品，于是就请他们把车间里所有的轴承集中起来，有序地摆放在学习组讨论会人员的左侧。这回画面比较好了。我又反复观看，总觉得还缺什么……忽然间，发现车间墙上的大片空白，对，缺毛主席最新语录的条幅！

　　我问他们谁会写美术字，没有。由于上世纪60年代我在美校学过美术字，当机立断请他们找纸笔和颜料、墨汁，自己动手把毛的最新指示迅速写了上去，并让他们找淡粉色的纸把语录四周装饰一下。一切摆布妥当，我用几分钟时间拍了一些彩色与黑白照片。用禄来66单反相机(Rolleiflex SL66)，柯达400度彩色反转片，室内自然光拍摄(图2)。

　　专栏结尾是一张黑白照片，用徕卡M3相机，伊尔福400度黑白胶片。因为室内光线暗，我使用背箱式140蓄电池闪光灯两支，一支主灯，另一支作为辅助灯请胜利油田宣传处的同志帮助打的。照片说明为：“勘探开发工艺研究所由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在研究钻头设计新方案，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工作着。”(图3)

　　拍摄前我询问了他们一些这项技术革新的过程，请他们说出研究制作中的难点，在难点问题上是怎样具体讨论的，他们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稍加思考，我请他们拿出难点的关键物件钻头两个，一个立着一个倒着放在桌子上，让他们各自拿着自己当时所用过的工具、笔和笔记本，围绕钻头摆布几位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让他们按照攻难关时讨论的情况，还原在难点问题上研究的情景。因为毕竟是重现摆拍，怕他们应付摆拍而把注意力放在我拍照片上会影响讨论的真实，所以强调不要注意我拍不拍照片，只管讨论，我在他们的重现讨论过程中抓拍。在几年摆拍照片的实践中，我体会摆中抓拍摄更活一些。

　　现在看来，尽管是摆中抓，仍然有十分明显的摆布痕迹，就像拍电影一样，我只不过是一个剧情导演，而不是新闻摄影记者在拍摄现场纪实照片。照片虽然见报了，照片本身是真的，报纸图片报道专栏是真的，照片中的人物和物件是真的，但是照片所反映的情景、内容、事实，却是重现与摆布导演的，是假的。

　　正如我在前面的【题记】中所言，主管新闻的领导及其机构，长期把新闻传播等同于政治宣传而严加管控，致使“新闻本位”的思想早已被打进了冷宫，“政治本位”的思想占了上风，在“新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编辑记者把主观加工、导演摆布、重现事实(事件)看作是很正常的并且是应该的工作。加之文革中江青领导创作的革命样板戏贯彻“三突出”的创作原则(1.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2.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推广普及，使得编者、摄影者和大部分读者接受认可了摆拍照片，从而在编者的导向层面与受众的反馈层面助长了摆拍。这种摆拍，当时是很时髦的，全国大多数摄影记者趋之若鹜，摄影通讯员更是唯恐追赶不及，像张祖道先生恪守抓拍的摄影记者如凤毛麟角。

　　图4是我约稿并编辑的1973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宣传中国摄影展览的文章与照片，四张入选展览照片基本上是摆拍的。那时候报刊编辑对摆拍的照片需求不断，赞赏有加，专业摄影刊物刊登照片时，即使你的照片写明了是摆布导演的，编辑也把涉及摆布导演的文字删除。

　　例如1975年10月我在河北遵化摆拍《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人民日报》1975年11月28日彩色画刊见报后，1976年第二期《中国摄影》刊登，他们在《本期部分摄影作品拍摄经过》中这样编辑的文字：“我和县委报道组同志一起来到沙石峪大队，在山坡上见到老支书张贵顺和支部委员们一起研究制定农田基本建设规划。这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他们朝气蓬勃。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想应该用摄影艺术语言满腔热情地反映它、歌颂它，于是就拍下了这张照片。”可是我的说明文并不是这样写的，我老老实实写了访问沙石峪大队，了解到他们有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曾经讨论过农田基本建设的规划，就向他们提出拍摄这个题目照片的请求，要求他们在山上复原规划时的情景，并且请老支书用手指着前方说当时所说的话，我拍摄了这个镜头。这张照片是典型的“仙人指”摆拍，根本没有什么“在山坡上见到老支书张贵顺和支部委员们一起研究制定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和“于是”之类的话，他们这样一改，好像照片是抓拍的似的。恰恰相反，是我一手摆布导演的。原说明文是：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大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团结战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左三)同支部成员一起，研究制定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可是《中国摄影》发表时却成了上文的话，令人哭笑不得(图5)。

　　除了以上这些照片，我还摆拍了一些。

　　1974年5月在陕西省南泥湾摆布导演拍摄的《南泥湾五七干校》。照片说明：陕西省西安市南泥湾五七干校第八期学员(正在插队锻炼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请南泥湾公社三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曹怀秀同志讲村史、讲路线，进行社会调查。见《人民日报》1975年11月28日第六版彩色画刊(图6)。摆布中，我尽量注意细节：老农的羊角巾、人物背后的草帽、手中的笔记本、脖子上的毛巾、桌子上的水杯、水壶以及人物坐姿的高低错落等等。这哪里是拍新闻照片，简直就是在演戏！

　　1975年9月我在大连摆拍《三结合攻关小组》(图7)。照片说明：大连机车车辆工厂机械二车间工人、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三结合攻关小组，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自己设计制造成功了25米数控组合机床。这是他们正在研究静液压。(见人民日报1975年9月29日彩色画刊)。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看别人摆布导演，学别人摆拍，感觉良好，拍摄方法走偏，久而不闻其臭；虽身陷泥潭，却还沾沾自喜。在那段时间里，我热衷于摆拍，不光学习别人的经验，自己还不断研究、分析和总结。图8、9、10是我的摆拍笔记。

    当然，在那一时期，我也不是什么都摆拍，对许多事件性新闻、文艺、体育新闻，还是抓拍的。因此可以说，那一时期，我的拍摄方法是两面的：配合报纸图解政策、宣传所谓“大好形势”“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照片，许多都是摆拍的；事件性新闻、文艺、体育新闻照片，绝大多数还是抓拍的。

　　文革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摄影，并且注意学习伟人名人关于摄影和艺术的文章、讲话和理论。例如周恩来总理年对摆拍照片的批评；美国纪实摄影大师史密斯对抓拍的论述(图12)，以及手抄从图书馆借的《罗丹艺术论》(图13)等等。

　　1983年10月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成立，学会第一任会长蒋齐生提倡抓拍，抓拍渐成风气，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摆拍已经成为不光彩的拍摄方法。但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发现媒体仍然发表许多摆拍的照片，大有摆拍回潮之势，这既严重影响图片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又是对受众知情权的不尊重。

　　作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部副主任委员，我决定拿自己开刀，开始在公开场合批判自己的摆拍：

　　——2003年5月23日，我在《答谭九铭先生》(谭九铭，安徽省蚌埠市供水有限公司，邮编233000。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给我写信提出一些新闻摄影的问题)的回信中，回答他“关于拍摄方法”的提问时，批判了自己曾经的摆拍；

　　——同年9月15日，在回答《中华新闻报•传媒人物》【新闻摄影名流访谈】的专访文章《建立图片编辑机制是大势所趋——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许林》中，批判了自己曾经的摆拍；

　　——紧接着在2003年10月24日，为参加华东新闻摄影研讨会的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所作的《回首拍摄路──自我评价•自我批判》讲演中，再次公开批判自己曾经的摆拍；

　　——2005年10月，在第七届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上作《解读〈华盛顿邮报〉图片处理15条“军规”》的讲演中，我向全国新闻界、摄影界的前辈、老师、同行和朋友们又一次批判了自己的摆拍；

　　——2006年5月20日起，我在大旗网自己的博客里发表《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在网络上公开批判自己曾经的摆拍，《中国摄影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这篇自我批评的文章和照片；

　　——2008年在新闻摄影打假过程中，从3月17日开始，我在博联社博客上再次连载《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把自己在人民日报当摄影记者时摆拍制造新闻照片的内幕进行了详细披露，公开批判曾经的摆拍，向全社会讲述那些“完美”照片背后的故事，希望借此引起新闻界摄影界的广泛注意，使大家以我为镜，拒绝和杜绝摆拍。对此，多家报刊和网络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央视《新闻周刊》还作为“本周新闻人物”报道了我。

　　2008年3月22日20时15分，央视新闻频道由白岩松主持的《新闻周刊•人物》中【本周新闻人物】专栏，以《许林：可贵的反思》为题，报道了我参与新闻摄影打假以及批判自己的过程与事实(图片来自央视《新闻周刊》送给我的视频光盘)。

　　白岩松向观众报道了我从2008年3月17日开始在博客中连载的《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并配发了一些照片。我的公开自我批判曾经引起过争论，而我始终认为，清算和批判自己是必要的。前面几张摆拍照片特别是彩色照片，是当时我比较得意的，全发表过，而且被《中国摄影》、《民族画报》等当时的权威刊物转载、介绍。那时对自己摆拍照片有一种自恋情结，昏昏然而不能自拔。那个时期，我是《人民日报》的图片编辑，是彩色画刊的主编之一。因为编辑观念的导向作用，我拍什么照片、怎样拍、报纸上用什么照片，对省报、地市报的摄影记者和摄影通讯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文革中摆拍风行，虽然主要责任并不在我，我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我作为第一党报的摄影记者、图片编辑和彩色画刊主编，总觉得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在我从事新闻摄影采访、图片编辑和新闻摄影研究的几十年里，过去很少对自己不正确的拍摄方法进行公开的清算和批判。

　　我之所以公开清算和批判自己，就是要以实际行动捍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摄影在拍摄方法上实施抓拍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同时，通过批判自己，也为《人民日报》的图片传播挽回一些因虚假的摆拍而给读者造成的不良影响。

　　结束语

　　摆拍是忽视千变万化的生活而归于千篇一律。

　　抓拍则是从千变万化的生活中选择和捕捉不同。

　　新闻摄影要抓流动着的瞬间，要拍正在发展变化中的形象新闻，就要到生活中去寻找、去发现，去选择、去抓拍鲜活的视觉新闻信息。

　　我并不完全否认摆拍，有些配合版面报道的照片要得急，特别是一定情况下的人物照片，临时摆拍一下也可以理解。但是，一要注意拍摄的照片不能给受众以“抓拍”的感觉，并且在照片说明文中写明“是为拍照而组织的”；二要控制量，多了就会影响新闻摄影的鲜活性、生动性、真实性和公信力。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杨云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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