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铎 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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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电子杂志《记忆》120期）

                                                 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的前前后后

——再读《牛棚杂忆》，兼与舒声先生商榷

章  铎

   2014年6月15日出版的《记忆》第114期刊登了舒声先生的一篇文章：《文革中的周培源与季羡林——他们为什么要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文章提出的问题很明确：“这两位著名的学者为什么会参加这个群众组织？他们在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周培源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有共同的特点：他们是北大知名教授，在社教运动中都是左派，文革开始时他们并没有受到冲击，陈伯达6.5讲话以后，他们“认清形势”上了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周培源坐了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的头把交椅，季羡林在东语系成为负责人。

    周培源先生本是校文革结合的干部。他1967年3月27日在校文革举办的干部亮相大会上的讲话——我的检查，还声称坚决拥护校文革：

    校文革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学校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孔繁、杨克明。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红联军等反校文革的斗争，就是一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搏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他们向校文革开火，归根结底为的是进行反革命夺权，他们进而还反中央文革，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所以广大革命派与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红联军等反动组织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这些人赤裸裸的向校文革夺权是不行的。

    周先生在1967年6月5日以后，公开同聂元梓和校文革决裂，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作为他们的纲领。

季先生在1967年6月5日前本在逍遥，后来“自己跳出来”上了山。

   这两位老教授，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的行动的背景是一样的，就是陈伯达的6.5讲话。舒声文章对此背景的介绍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的。本文依据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对他们上山的背景略作分析。

     舒声在文中写到：“季羡林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后，当上了第九纵队（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中也是少见的。由于他参加了和聂元梓对立的组织，不久就受到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的打击迫害。1967年11月30日的深夜，新北大公社派人抄了他的家，之后又遭受多次批斗、审讯，并被罚天天劳动。1968年5月，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批斗劳动，一个月后又被送回学校，在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平房修建‘牛棚’，并住了进去，每个屋子20人左右，每个人只有容身之地，睡在直接放在地下的木板上。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记忆》第114期第29页）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舒声完全无视季先生津津乐道的“自己跳出来”这一事实，只讲了新北大公社如何批斗季先生，却回避了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同样也批斗了季先生的事实。

    季先生参加哪一派，本不是北大文革中的大事。他记错一些事，更是小事。何况他已仙逝多年，我们再提这些小事有不尊之嫌。但我等也已入古稀之年，留下一些解释和分析以正视听，也省得今后的读者看不明白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和舒声先生的文章。

    季先生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声明：“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在“缘起”一节中还強调：“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他还写道：“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

    季先生说的这一些信誓旦旦的话，都是真的吗？

    手头正好有一册《牛棚杂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还有一册《季羡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4月），读者且与笔者一起慢慢读来。

文革初期季羡林先生的快活生活

   《牛棚杂忆》专有一节“快活半年”，叙述了季先生在文革初期的快活生活：“……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大约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管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巨大无比的风暴所席卷，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心里异常喜悦……”（《牛棚杂忆》第35页）

    季先生的这一段话是符合事实的。

    北大的“文革”风暴是从毛泽东批示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开始的，北大党委被称为“黑帮”，北大社教中的某次会议被称为“反革命事件”，这些吓人的大帽子并非北大师生所创，而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文章中提出来的。所以，风暴一开始，矛头所向，首先是陆平“黑帮”。首先拿出来说的事，就是北大社教。东语系首当其冲的，是总支书记贺剑城。系主任季羡林先生是被视为“左派”的，并未受到冲击。

季先生这样介绍他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表现：“所谓反对陆平，是指1964年在社教运动中，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我一时糊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后来中央出面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陆平平反……我经过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牛棚杂忆》第38页）

    从季先生自己的介绍可以看出，他在社教中起先是反对陆平的，是站在“左派”一边的，但后来又作了检讨。所谓“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就是社教的文件精神和社教工作队的动员工作。文革狂飙来临时，东语系的师生并没有认为季先生是“黑帮分子”，也没有人指责他是什么“社教叛徒”，大家都还是把他当作“左派”看待的，而且，他是党员教授，教的又是非常偏僻的梵文、巴利文，五年的学制，教的、学的还都限于基础知识，和封、资、修扯不上。他发表的论文，多属语言学范围，一般人也看不懂，所以也没有人把他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批判。“文革”之初被贴大字报的，除“黑帮分子”外，还有一些是和1957年反右运动有关的，有的是右派，有的被指为“漏网右派”，有的则被指为“包庇右派”。对于反右运动，季先生自己说，“这虽是一次暴风骤雨，对我却似乎是春风微拂。”（《季羡林自传》，第159页）季先生1956年就入了党，1957年转正，这足以证明他在反右时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文革”运动初期，东语系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批判季先生的大字报。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季先生写道：“有人给我贴了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也还不多”（《牛棚杂忆》第23页）。为季先生记载下来的，只有一张批判他的一篇散文《春满燕园》的大字报，这大概是1966年6月初贴出来的，为4日从南口村（季参加四清的地方）回到北大的季先生看到（《牛棚杂忆》第23页）。舒声的文章说，季先生“只是因为写过一篇‘春满燕园’的散文而被批判，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这种说法言过其实。在东语系，这张大字报只是许多大字报中的一张，文革中被贴大字报的人太多了，不能说被贴了大字报就叫受批判。“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更像运动过后组织给的结论。据《牛棚杂忆》记载，当时东语系的批斗对象只有两个，一个是系总支书记，另一个是一位老教授，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和“历史反革命”。显然，季先生并未遭到批判，只不过停课闹革命，季先生的系主任一职，便没有事情干了。他写道：“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牛棚杂忆》第37页）

    尽管如此，以季先生的阅历和见识，他在“文革”风暴骤起之后，内心依然感到了恐惧。在这种心态下，他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了“待死斋札记”这样一个标题，并且写下了反映自己心境的一些文字，比如想变成王八沉到水底下去（详见后文）。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风暴并没有落到季先生头上。至于“快活半年”的说法，有点保守，快活的时间还要长一些，还应该包括季先生在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九纵当勤务员并率领手下贴大字报、演说的时间，至少可以延续到1967年的9月。算起来，这该有一年多时间。换句话说，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季先生并没有受到冲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还参加了东语系的一些活动。

    按照《牛棚杂忆》的记述，季先生参加了接待外地来京串联学生的工作，后来还参加了军宣队（注：指1967年1月来北大搞军训的解放军）领导的，劝说外地来京人员返回原地区、原单位的工作。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当是1966年冬和1967年初。这些工作颇为艰苦，但季先生的心情很好，他写道：“但是，我的精神还是很振奋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依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牛棚杂忆》第42页）

    在军训队率领下，季先生还和东语系师生一起参加了一次麦收，背麦子。季先生写道：“我背的捆数绝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牛棚杂忆》第44页）这一次参加麦收，应该在1967年夏初。季先生的记述表明，直到这一年的麦收时节，他和东语系的系文革及新北大公社红九团之间，还没有发生什么矛盾，而且，他还受到了表扬。

季羡林先生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的时间和背景

    季先生后来受到冲击，是因为他“自己跳了出来”，参加了一派组织——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并当上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东语系分支“九纵”的“勤务员”。那时的“勤务员”，就是头头。所以，季先生是作为一派的派头头而受到对立派打击的。

    季先生为什么要参加对立派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呢？出自《牛棚杂忆》“自序”，并为舒声先生引用的说法是：

……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于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罗用长矛刺杀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懂得（注：季先生的原话是“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的那一派“革命组织”。

    季先生说的是真的吗？回顾北大“文革”的历史，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真的是这样的吗？

    经历过北大“文革”的人都知道，季先生上述文字说的是北大发生武斗之后的事情，时间在1968年3月底之后，至于“外来的中学生”，应即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温被刺死亡的时间是1968年4月19日（这是文革悲剧之一）。

    季先生真的是因为看到了发生于1968年4月之后的“老佛爷”的这一系列“倒行逆施”，才“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的那一派‘革命组织’”的吗？

    非也。

    上引舒声的文字写得很清楚，“……1967年11月30日的深夜，新北大公社派人抄了他的家，之后又遭受多次批斗、审讯，并被罚天天劳动。1968年5月，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批斗劳动，一个月后又被送回学校，在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平房修建‘牛棚’，并住了进去，……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记忆》第114期第29页）

    按照舒声的记述，在1968年4月之后的这一个时间段里，季先生还能够“拍案而起”吗？何况，在新北大公社批判季先生之后，季先生立马就被他心目中的“革命组织”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及其九纵抛弃了，还能够参加什么“革命组织”呢？

     顺便说一句，新北大公社虽然抄了季先生的家，却并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所以，他还可以一大早骑自行车去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部报告，并且让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的摄影师到家里拍摄现场。季先生是这样写的：“天一明，我就骑上自行车到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部去。我痴心妄想，要从‘自己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到了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进行现场拍摄；另一方面——多么可怕呀！——他们决定调查我的历史，必要时把我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牛棚杂忆》，第62～63页）这足以证明，在季先生被“打倒”时，北大两派之间尚未发生武斗，校园内的交通也未受到影响，更没有所谓“断水断电”的事情。

    季先生在《牛棚杂忆》中专立一节“自己跳出来”，介绍自己“跳出来”的经过。统观这一节文字，混乱颇多，除了将发生在不同年份的事情混淆在一起外，同样回避了陈伯达6.5讲话引发北大大乱的这一历史事实，同样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1968年发生的事移栽到1967年。这一节文字太长，不能一一具引，这里只引其中的一段：

    我逐渐发现，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头领有点不对头。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线。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不全懂。……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上面的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准。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她……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在上面已经谈到。看了这一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难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牛棚杂忆》第51～52页）

    这是季先生30年后回忆的他1967年夏季“跳出来”之前的思想状况，这个回忆准确吗？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吗？

    在这一段话里，有一些是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的：聂元梓并不是新北大公社的头领，而是校文革的主仼；新北大公社是一个群众组织，并不是执掌北大大权的机构，掌权的是校文革；北大当时没有“革命委员会”，只有“文化革命委员会”，它并不是按照1967年发出的“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成立的，而是1966年夏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经选举产生的；聂元梓是被选为校文革主任的，并不是她自己“摇身一变”可以变得成的；至于“杀了几个无辜的人”，是发生在1968年的事情。

在这一段话里，比较接近季先生当时思想的，是指责聂元梓“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线”这一句。这里的“上面”指什么？是指中央文革吗？季先生没有解释。至于“革命路线”，季先生说，“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不全懂”，“不全懂”，但是懂得一些，所以又说，“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上面的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准。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牛棚杂忆》第51页）

    聂元梓对待北大群众的态度确实有问题，但在那个时候，聂元梓遭到陈伯达、江青批评的原因，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她对待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具体地说，是对待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王力的态度问题，而且，严重性远远超过了“态度”层面，因为聂元梓在1967年4月10日那一天，当面向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提出了关锋、王力“结党营私”的问题。聂元梓不仅口头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组织并开展了揭露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吴传启一伙的行动。而众所周知，吴传启同关锋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967年4月12日，孙蓬一在全校大会上讲话，公开对吴传启一伙宣战。4月，关锋的大本营学部 “红卫兵联队”分裂，傅崇兰拉出一支队伍“大批判”，反对吴传启（详见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见共识网）。1967年6月1日，北大公布了有关吴传启历史问题的第一批调查材料，其中包含揭露吴传启是国民党党员，附上他的党证号码。

    1967年6月2日，北京市20多个单位在学部开大会批判潘梓年。1968年1月12日，北京地质学院出版的“东方红报”的文章“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二十八）”这样报道这件事：

    六月二日上午，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矿院东方红、新北大公社、国家体委造反司令部等二十多个单位，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举行了揪潘梓年大会。

    北大等组织的行动打中了关锋、王力的要害，中央文革迫不急待地要把北大发起的向吴传启等人的进攻打压下去。于是，1967年6月3日，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外事口时针对聂元梓、孙蓬一4月10日的讲法，不点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斗争，不是儿戏、不是赌博、不是押宝、……”此后孙蓬一被称为“孙赌棍”，聂元梓也被扣上“搞政治赌博”的帽子。这天的讲话是不点名批评，又没有北大的人在场，达不到陈伯达想要的效果。

     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再次出面讲话，严厉批判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等等。

    陈伯达的6.5讲话，在北大和社会上制造了很大的混乱，也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陈伯达的鼓噪下，校内外众多势力，借机向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发动攻击，罪名是 “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二月逆流派”、“分裂中央文革”、“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等等。反对派声势颇为浩大，一时间真是黑云翻滚，似乎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马上就要完蛋了。

    就在这一片乱象之中，季先生“冷眼旁观”，觉得机会来了，便不再逍遥。他具体在什么时间参加对立派，当时发表过什么样的声明，宣告过什么样的主张，现无从查考。据陈焕仁所著《红卫兵日记》，1967年6月16日，季羡林先生已经参加了大饭厅前对立派举行的要求聂元梓下台的静坐示威（陈焕仁：《红卫兵日记》，第35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这大概可以算是季先生参加对立派的起步吧。由此也可看出，季先生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是陈伯达6.5讲话以后的事情。季先生还提到了北大两派群众组织都参加了去印尼驻华使馆门口游行示威的事情，两派都有租来的大轿车，季先生很愿意上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的车，但“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我还是上了公社的车。”（《牛棚杂忆》第53页）。据查，1967年8月5日，印尼发生了1000人冲击中国使馆的事件，8月6日和7日，才有中国人去印尼驻华使馆游行示威之事。据此，到8月7日，季先生对反对派虽早已心向往之，但尚未正式参加。季先生正式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之事，还要稍晚一点。

    支持或反对聂元梓，这完全是季先生个人的自由，本无可厚非。可是他在30年后写《牛棚杂忆》时，当年上山的理由已不好说了。要回避陈伯达6.5讲话，又要给自己找一个响当当的理由，于是，季先生就把1968年发生的事情挪到了1967年。

季羡林先生与新北大公社的纠葛

    读《牛棚杂忆》，随处可以感受到季先生对新北大公社的反感，这可以理解。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967年6月以前，甚至在6月以后的一段時间里，新北大公社并没有招惹他。按他自己的说法，公社的人还做他的工作，动员他参加了新北大公社方面举办的干部学习班（《牛棚杂忆》第54页）。

    尽管陈伯达6.5讲话在北大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北大的大部分师生员工是有自己的思考的，他们对王、关及吴传启一伙的倒行逆施早有看法，他们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所以在陈伯达6.5讲话的高压下并未屈服，新北大公社虽处于极大的困难之中，却并未垮掉。而且，形势的发展出人意料：陈伯达6.5讲话后不到3个月，关锋、王力垮台，逃亡外地的吴传启等被捉拿归案，洪涛等人束手就擒……陈伯达6.5讲话后半年，戚本禹、周景芳一伙也宣告垮台。

    在新北大公社为揭露吴传启一伙（他们的后台正是王、关、戚）而斗争时，季先生在做什么呢？当新北大公社的这一斗争遭到陈伯达的打压時，季先生又做了什么呢？如果他不了解情况，可以保持沉默，可以不选边。但是，他做出了自已的选择，参加了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并且当了头领，“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忙得不亦乐乎。季先生介绍他自己的派性活动時高度概括，一点具体内容也没有。既然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发表演说，那么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主要观点是什么呢？说过的话有哪些是真话呢？众所周知，当时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派加在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身上的主要罪状，有“分裂中央文革”、“反对潘、吴就是反对关锋、王力”、“二月逆流派”，等等，性质都很严重。季先生的大字报和演说，不会放过这一些吧？为什么不如实地写出来告诉读者呢？

    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仓促中开始了揭露吴传启之流的斗争，他们知道这一斗争非常复杂，非常艰巨，所以在行动中非常谨慎，而陈伯达6.5讲话，表明这一斗争形势比原先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危险得多，实际上是给北大制造了一个大漩涡。东语系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红九团并不希望季先生卷到这个漩涡中去，他们劝说季先生不要参加到对立派中去。劝说工作是怎么做的，新北大公社方面的材料已无从查考，只有季先生自己记录的一段文字：

    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学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说：“你不能参加○派（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这还是比较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截了当地对我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也向我家打电话，劝说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很高。（《牛棚杂忆》第54页）

    由此可见，新北大公社方面为了劝季先生不要参加对立派，可谓软硬兼施，用尽办法。客观地说，平心而论，这并不是想害季先生。但劝阻不起作用，甚至起了相反的作用。

    但是，季先生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还没有多少天，关锋、王力就倒台了。季先生如果对此略作反思，不难做出正确的结论，还可以及时采取补救行动，但季先生没有这样做，结果不但遭到新北大公社的批判，也被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抛弃了。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还批斗了他，这真是悲哀。

季羡林先生论“自己组织”北大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

    季先生不顾新北大公社的劝阻，决定参加反对派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反公社派的学生高兴了，立即选我为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牛棚杂忆》第55页）季先生是满怀豪情壮志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牛棚杂忆》第55页）。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之后，又为当上了“勤务员”而备感荣耀，因为“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可是，他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之后，做了些什么呢？做了哪些“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情呢？他这样写道：“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话，谩骂的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牛棚杂忆》第55页）季先生在这里说的“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的“同”字，有点客气了，身为“勤务员”，应该是“率领”才对。他还写道：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和行事都失去了理性。”（《牛棚杂忆》第3页）

    正因为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后做的是一些派性的事，“说话和行事都失去了理性”，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毫不相关，所以，季先生的心里并不踏实，并不那么理直气壮，“拍案而起”的牛劲似乎消失了，“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气概也不见了。他写道，“在1967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钢丝。我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炎炎的长夏，惨淡的金秋，我就是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度过的。”（《牛棚杂忆》第56页）

对于季先生心中“惴惴不安”的时间段，也是不无疑问的。至少在夏天，在季先生“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的时候，是不会“惴惴不安”的。那个时候，特别是从武汉7.20事件到8月下旬的这段时间，是王、关、戚、谢富治一伙最嚣张的时候；在北大，则是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攻击新北大公社最起劲的时候。

    季先生“惴惴不安”的起始点，应该是1967年的9月初，因为大的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1967年9月1日，中央领导人有一次大的接见活动，人们发现，一向坐在台上的关锋、王力不见了。原来，他们8月底已经垮台了。随后，逃亡到外地的吴传启、林聿时等人陆续被捉拿归案，曾经不可一世的学部“红卫兵联队”倾刻瓦解，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头头牛辉林经常联系的那个学部民族研究所的洪涛，也找不到了……看来，关锋、王力、吴传启这一伙人，真的是一个“反党集团”（当时的通用说法）。随着关锋、王力的垮台，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用来攻击新北大公社的几个法宝，什么“分裂中央文革”，什么“反对潘梓年、吴传启就是反对关锋、王力”，什么“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等等，一个也不灵了。把关锋、王力拿下去，不正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吗？

    从9月初到11月底，足有3个月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心中“惴惴不安”的季先生，难道真的对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吗？要知道，季先生有几位学生，他们毕业后分配在学部工作，其中一位，还曾参加了抓捕吴传启的行动。季先生如果想要了解情况，是不缺乏渠道的。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季先生除了心中“惴惴不安”外，有没有做出一点反思呢？有没有调整一下自己的做法呢？比如辞去“勤务员”的职位。然而季先生没有这样做，至少从他自己的书里看不出来。他完全回避了这些问题，也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新北大公社红九团等待了3个月，终于发动反击，于1967年11月30日夜抄了季先生的家，随后，广播站发布了打倒季羡林的广播稿。这类行动当然是错误的。

次日一早，季先生就去了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部，他写道：天一明，我就骑上自行车到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部去。我痴心妄想，要从“自己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到了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进行现场拍摄；另一方面——多么可怕呀！——他们决定调查我的历史，必要时把我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牛棚杂忆》第62 页）

    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对于季羡林一类老先生的这种态度，季先生其实早已知道：

……在几天以前我在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为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勤务员之一的老教授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既然他们能调查那位老教授的历史，为什么不能调查我的历史呢？我当时确曾感到寒心。现在我已经被公社“打倒”了。为了摆脱我这个包袱，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的历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种两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学和派性，确实是能杀人的。（《牛棚杂忆》第 64 页）

   季先生很想留在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部里，“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部是比较安全的，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但是，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已经把他抛弃了，“与其将来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抛了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我毅然离开那里，回到自己家中。”（《牛棚杂忆》第64页）

    确如季先生所担心的，被他视为“革命组织”和“自己组织”的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尤其是其九纵，前不久还把季先生捧为“勤务员”，这会儿不但没有挺身而出保卫自己的“勤务员”，反而翻脸不认人了，“极端尴尬的境地”并未能避免。季先生这样写道：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最让我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的是我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简直红得不能再红了。学习得并不怎样。我为了贯彻所谓“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我的助教。还有一个同他像是“枣木球一对”的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我在课堂上给他吃偏饭，多向他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我成了“阶级报复”者。就是这两个在山（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上的人，把我揪去审讯，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这一位姓马的“烈属”屡次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够永远掩盖的。到了今天，这一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经背叛了祖国，跑到欧洲的一个小国，当“白华”去了。（《牛棚杂忆》，第69—70页）

  季先生还写道： -

——我瞥见主斗的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的面孔以外，又有了对立面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的面孔。这两派虽然斗争极其激烈，甚至动用了长矛和其他自制的武器，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势。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区别，都搞那一套极“左”的东西，都以形而上学为思想基础，都争着向那一位“红色女皇”表忠心。……然而时过境迁，我认为对之忠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我了。我边坐喷气式，边有点忿忿不平了。（《牛棚杂忆》，第93—94页）

    以上引用的季先生的文字足以说明，直至季先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之时，北大并未发生武斗，校园里的交通是自由的，季先生可以“骑上自行车到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部去”，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可以派摄影师到季先生家去拍摄现场，甚至，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还可以“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的什么地方去审讯。”这充分说明，季先生在书中所说的“拍案而起”的时间和理由，说的都不是真话。



   舒声的文章引用了季先生对自己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一事的评价：我一生做的事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记忆》第114期第29页)但是，对比上文所引“在1967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钢丝。我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和“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等等言词，读者应该相信哪一段话呢？其实，最能体现季先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的，不是1967年夏天他参加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兵团的时候，而是他先被新北大公社抄家，继而又被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抛弃之后，毅然离开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总部，返回自己家里的时候。他当时那种“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的气概，倒真是值得尊敬的。



   对季羡林先生的批斗

    手头没有新北大公社批斗季先生时所用的材料，但《牛棚杂忆》 记叙了三项罪名：

    第一是一个竹篮子，里面装有烧掉一半的信件，说是想焚信灭迹；第二是一把菜刀，从我婶母枕头底下搜到的；第三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是在德国留学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的。（《牛棚杂忆》第66页）这些“罪证”都是抄家得来的，公社的做法当然是非常错误的。现在来看，所谓罪证，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保存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的事是可以被上纲上线的。

抄家得来的物品里还有一个小本子，题为《待死斋札记》，从小本子中写的内容看，是在“文革”开始后才开始写的，其中一段文字记述说，季先生从北大西门进学校，远远看见一只王八浮在水面上，王八看见有人过来，便沉入水下去了。季先生由此生发感慨，“我要是能变成它沉下水去，该多好啊。”（大意）

    同样的意思也见于《牛棚杂忆》：现在走在湖边上，想到过去自己常常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王八，此时却异常麻利，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牛棚杂忆》，第96页）

   《待死斋札记》是私人笔记，本不应入罪，但在那个年代，抄出来就成了罪证，白纸黑字，谁也无法否认。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如火如荼，革命群众把你当作左派，你却在暗地里写《待死斋札记》，还想变成王八沉到水底下去，你这是什么态度？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在那个年代、那种气氛里，季先生自己能作何解释？井冈山季羡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九纵又能作何辨护？



   《牛棚杂忆》为研究文革历史，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和看法，反映了季羡林先生的认知，值得我们深思。他能把想到的说出来、写出来，成为“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与善，丑与美，照见绝望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他。



（附注：本文有关《待死斋札记》的内容，为亲眼见过这一小本子的东语系校友见告，小本子内容不多，但“待死斋札记”这个标题和季先生想变成王八沉到水底下去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让见到者感到震惊，从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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