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陶德坚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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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九九七年元旦晚上，我在圣约翰地区医院急诊，医生当即诊断为白血病，留我住了院。
一月二日早上，血液病专家多伦(S.DOLEN)医生为我做了骨髓穿刺，分析结果后，对我说；“你的病情严重，白血球计数已增至六万一千(正常值为 三千五百到一万)，红血球、血小板和血红蛋白等都降到最低点。你得的是白血病中最厉害的一种，目前只有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别无选择，那就是让药物把骨髓 中的癌细胞杀死；在这段时间内，你的身体将失去全部免疫力，因此这种治疗需要在单人隔离病房中进行，只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我对医生说；“我愿意作这样 的一次尝试”并签了字。

一月三日住进了单人隔离病房。

一月四日开始进行化疗，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躺在病床上，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画面清晰地展现着，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今天，一九九七年元月十五日，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

第一章（一）

1.大家庭

我的外祖父蔡国英，早年留学日本，在清朝当过几任县官，家资不薄，娶有一妻二妾，在连续生了九个女儿无一子嗣的情况下，决定为大女儿怡(即我的母亲)招赘，相中了书香门第，家道中落，正就读於中山大学的陶庆福(即我的父亲)。就在筹备婚事的紧锣密鼓中(如家门前整条街都要扎上彩棚)，我的十舅舅出生了，据说当我父亲坐着花呢大轿入赘蔡家时，还向才两个多月的小舅爷施了一礼呢。

父母的小家就安在广州市内这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中。我记得有太外婆、六太外婆、九太外婆、外公、外婆、二外婆、三外婆、六婶婆，还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姨(比我小四岁)、十舅、十三舅(比我小半岁)。爸爸婚后仍然去读书，妈妈从女子师范辍学，第二年生下了我姐姐，但只一岁多就夭折了。父母婚后第四年生下了我， 陶家太公为了要我能坚强地活下去，给我取名坚，我这一辈女孩子排德字，所以我有了一个男孩子似的名字--陶德坚。妈妈在我断奶后又复了学，两年后生下妹妹德逑，交给奶妈带。再两年后生下弟弟永辉，妈妈此时已完成学业，亲自带永辉。永辉长得白胖可爱，我时常守在弟弟旁边，求妈妈让我抱一抱弟弟。

家中的人仍然按老习惯 称我妈为大小姐，她是太外婆最疼爱的孙女，我是外婆最疼爱的外孙女，直到十多年后她去世，我一直是她最贴心的人。我的外公潜心佛学，我很少看见他。我的 二、三、四、五姨那时读女师或已毕业，这几朵姐妹花一个赛一个的美丽，她们时常带我出去和她们的同学或男朋友玩，我照例可以吃到加一块维福饼干的冰淇淋。我的两个舅舅是出名的小淘气。

2.碧荷

碧荷是我童年时期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人整日形影不离。我现在对童年时期其他事物的印象大多淡退了，惟有她仍然是那样鲜亮地活在我的记忆里。

碧荷比我大两岁，但比我高大得多，大手大脚，十分强壮；她有对大大的黑眼睛，大嘴是红红的，鼻子微微有点塌，梳两条油黑的大辫子。她是专门陪伴我的小丫头。我不知道她是什麽时候到我们家的，只记得四岁开始记事时她就一直在我身边。白天我上幼儿园，她一定要守在外面，放学后我就当小老师把认得的字和学的歌教给她。她很喜欢唱歌，不喜欢认字，她说她爸爸妈妈都不认字，认字没用。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平分着吃，只有棒棒糖是一人吮一下。

晚上我睡觉时，她要当我的小妈妈，学着她妈妈的样子轻轻 地拍着我，哼着好听的儿歌，我们之间有一个秘密，我在没人的时候称呼她小妈妈。记得有一次我问她想妈妈吗？她说：“刚来时好想，天天躲在被子里哭，但妈妈说过不准想，弟弟都不够喂，拿什麽给你吃！”后来，她说：“你同我好，大小姐对我好，我就不大想了，现在我都是小妈妈了，就再也不想啦！”碧荷，我最亲爱的童年时期的朋友，是你第一次让我了解到这世界上竟有这样悲惨的事。

3.颠沛流离

七七事变，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使我匆匆告别幸福的童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外公带着一家老小到了香港，我的爸爸在中国航空学校当书 记（不是共产党的那种书记，而是秘书性质的文职工作），这是一所专为空军训练飞行员的学校，蒋介石曾亲自任校长，原在杭州，七七事变后迁到昆明附近，母亲带着永辉弟亦随之在云南。不久爸爸派人接祖母（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但父亲对她很孝顺），我和德逑两姐妹，还有碧荷和翠环（她是母亲的陪嫁丫头），她们两人都已没有自己的家，和我们相依为命。我们从香港经海防，再转入云南来到昆明，住在滇池旁边，烟雨迷蒙的滇池象仙女般美丽，在这里过了几个月的平静幸福家庭团聚的好日子。

不记得什麽原因，妈妈又把我们还有永辉弟一起送回香港，记得这次我们乘上了从河内到香港的大海轮，我第一次坐这样的大海轮所以特别兴奋，但不久就被风浪、呕吐弄得兴味索然了。妈妈把我们送到香港后又只身返回爸爸那里，我们不久又跟外公一家回到佛山市居住。我在佛山市上了小学一年级，还不到半个学期战事又紧了，外公一家又搬去香港；五姨护送祖母、我们三姐弟、碧荷及翠环一行七人又开始长途跋涉，从广东经广西、贵州再进入云南，到达中国航空学校所在地云南驿，历时一年多。

我们终於到了云南驿，一个十分荒凉的小山村，这里有时还 能听到老虎的啸声。父亲的学生们时常打猎来改善生活，山鸡是经常有的，有时还打到大天鹅，还有一次吃到老虎肉啦。住了几个月，新学年开始了，我又再次从一年级读起，迎新会上，还要我读答谢辞，那是个空军的子弟小学，要有军人的风度，父亲教我向后转，向孙中山像行礼，再向后转，向全校师生行礼。但是我学了好久总是学不会，急得大哭起来。我可能是与小学无缘，开学不久，又因这里是飞行员训练中心，目标太大，要家属转移，我们又随妈妈搬到已不记得名字的乡村去住，这里也时常有空袭警报，母亲用很厚的床板搭出一个可以容几个人躲藏的窝，上面铺上很厚的被子，一有空袭警报我们就都躲进去，很好玩。有一次空袭警报我们照例躲了进去，不久就听见勤务兵在外面喊：“扔炸弹了！扔炸弹了！”只听轰隆隆的声响，床板都跳动了起来，妈妈安慰我们说，这还是比较远的。又过了一阵子，勤务兵又在外头喊“又飞回来了，俯冲了，他妈的，这次就象在附近。”随着轰隆隆的巨响，玻璃都震碎了，然而还好，妈妈摸摸我们没有一个人受伤。从此，妈妈不敢大意了，请人在那空旷的土丘旁挖些仅可容一人的猫儿洞，警报一响我们就一人躲进一个洞内，在这外面可以自由的活动身子，比在床底下好多了。在此期 间妈妈又生下永明弟。

这次虽然和上次一样，从广东到云南，但上次只能说是一次旅行，而这次则是真正的逃难！在云南那头的爸爸妈妈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千方百计托人情帮助我们找交通工具；一次又一次的汇钱，但那时是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在逃难，车、船票是多麽的困难，汇钱的渠道又不畅通，所以我们走走停停，有时好容易有了车，又因汇钱未到而只好放弃。

这一路我们还是得到许多朋友感人的帮助……例如在广东省三水县碰上了梁医生，他把本来为他们全家租用的木船先让给我们了，他对自己的家人说：“一个大姑娘带着老的老，小的小，该有多难呀！这次我们必须让。”在我的印象中五姨是个娴静而腼腆的姑娘，但她现在变得非常勇敢坚强，每天都要出门去求人，弄车船票。那时白天一般都还有空袭警报，她把全家的细软分包在大大小小不同颜色的包袱，贵重物品再藏在各种隐密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应负责的包袱，那时碧荷已长得相当高大，她和翠环就成了全家的主要劳动力；我的个子一直没长起来，但也分到一个小包袱；永辉弟还小，还要翠环背着，祖母则拉着德逑的手。

那时天天都是吃完早饭就等着拉警报，警报一响全家人就一个跟一个的上路，五姨把我们训练得很有秩序。在柳州是在大片树林里，在桂林是在七星岩里躲警报。记得五姨费了很大的劲，花了许多钱，我们终於坐上了云贵高原上的“黄牛车”。这条公路九曲十八弯，十分惊险，时时有翻车的惨剧发生，车上的人被颠得几乎没有不吐的。这时永辉弟正在生着病，祖母说他海龙王吃水了（什么也不吃）。嘴唇乾得一块块白皮裂开，我和弟弟中间还隔着人，只有乘汽车颠簸时伸手去摸他一下， 我学着祖母的样子默念着“菩萨保佑！”经过难挨的日日夜夜，有一晚终於听见永辉用微弱的声音说：“肚饿”。祖母说：“多谢菩萨！”我们也都喊了起来。

在这里也没有过多久，妈妈又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加上祖母、碧荷、翠环一行八人经成都到重庆，父亲调到航空协会当总务主任，蒋介石是这个协会的会长，原航空学校副校长陈庆云调来当副会长，父亲实际上一直是陈庆云的私人秘书，所以跟着他转移。

因为钱接济不上，我们在成都滞留了多半年，这段时间仍然每天都躲警报，在成都平原上有大片的竹林，我和弟妹们就在竹林里玩，倒也快活。后来母亲卖掉所有能卖掉的衣物，租了一条木船，向重庆开去，途中又搁浅，母亲又把仅剩下的几双银筷子和象牙筷子卖掉，终於到了重庆。

我们一家团聚在重庆，在江北的茶馆上租了一层楼，从早喧 嚣到晚，但房租比较便宜，否则很难住下我们这样大的家庭，尤其是不久香港沦陷，二、三、五姨和外婆也来到重庆，又过了些时候八姨随流亡学生来到重庆，进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真是难得的大团聚。这时母亲和三姨到了国民党海外部，二姨到了国民党的秘书处，五姨进了航空协会，都是父亲请陈庆云帮助介绍进去的，有了工作，生活才安定下来，外婆和我们一起住，二、三、五姨周末也回到江北来。颠沛流离了四年，这时我已过了九岁，茶馆的楼上成了我的安乐窝。

4.爸爸偷渡香港

我从小就因自己有个英俊的爸爸而自豪，记得我四姨曾和我妈妈开玩笑说：“我真想你把大哥(指我爸爸)借给我去拍一日拖”(广东人把恋爱称为拍拖，男女恋人手挽着手像一艘轮船旁边挂着一条拖船)我爸爸很少讲话，但从他的眼神和微笑中，我感受到深深的父爱。每当爸爸下班回家，我总是抢着去给他拿拖鞋，这已成为我的专职。

香港沦入日军手中不久爸爸受陈庆云之托，只身偷渡回港，把陈庆云在香港的银行保险箱中的家产取出带回重庆(陈庆云原是一富有的华侨)。这次偷渡，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我们一家人尤其是妈妈寝食难安，日夜为父亲的安全祈祷。父亲走後不几日，他的一个下属又卷款潜逃了，这事父亲也有责任，妈妈的眼圈都黑了，眼珠深陷在眼眶里。

在这担惊受怕的日子过去近一个月，一天清早我睁开眼睛，突然发现枕边放着一盒我日夜梦想得到的颜色，盒盖上两只白兔还望着我笑呢。是梦吗？我使劲睁大眼睛，确实是一盒二十四色的颜色，打开来看，一个个小颜色块彩色斑斓，使我爱不释手。妈妈说：你看是谁买给你的？我这才看到，是我日夜思念的爸爸终於平安地回来了。我为自己只顾那颜色连爸爸回来都没有注意到而羞愧，一下搂着爸爸的腿，我的爸爸平安回来了，这才是最好的礼物呢。

第一章（二）

5.妈妈的副业

一天，妈妈下班回家，运来了十几个大簸箩。她说：我们要开个腐乳作坊。我的祖母非常能干，什麽都会做，在她的指导下，妈妈把买来的豆腐切成片，平放在簸箩里，一层一层地码起来，上面再盖上布，为了保持温湿度的均匀，要经常小心地将这一层层的簸箩转换位置，这簸箩挺大，装上豆腐倒一次要费很大的力气，碧荷翠环都跃跃欲试，但妈妈怕她们不小心，弄“醒”了豆腐(豆腐正在长着一层白白的绒毛)，总是自己默默地、脸涨得通红地倒垛。过了一些天，长长的白毛倒下去了，祖母再帮着母亲把豆腐切成小方块，放进小瓦罐里，每层都撒些盐，最後再加酒、花椒和白糖，有的还加少许辣椒粉，然後将盖子封起来，放到一边等上近半个月再打开盖子，一股诱人的广东腐乳的香味就跑出来了，我们作为头一批食客，用来进早粥，吃得喷喷香。妈妈将每一罐的盖子都打开来检查一下，然後将印好有明记广东腐乳的红纸贴在瓦罐的周围和盖子上，再用网兜装成五罐一兜，就提着上班去了，原来她联系好办公楼附近的一家广东杂货店替她代售。我目送妈妈远去的身影，下百多级石梯才到达江边，两兜腐乳象是两串红红的灯笼随着妈妈飘呀飘，消失在人流之中。要知道，过江後还要再爬上百多级石梯才能挤上公共汽车……亲爱的妈妈呀！你白天上班，晚上又忙作坊，还要当这运输大队长，你为我们受了多少累，你那瘦小的身体是用钢骨撑起来的吧？！

广东腐乳很有些销路，记得妈妈又扩展业务卖笋豆排叉之类。後来因为空袭疏散，祖母、外婆和弟妹们搬到乡下金刚坡去住，妈妈又每星期天都提些香烟、糖果、草纸、肥皂之类杂货，让祖母开了一扇窗的小店，妈妈这个运输大队长连星期天也不得休息了。

6.挤平价米

我知道 妈妈这样辛苦都是为了喂饱这十口之家的肚子，我总是想能为她分担一点，想来想去，就想到要去挤平价米了。那时政府给每个市民都配有平价米，比市面粮价便宜许多，但是平价米并不是保证供应的，卖完就算，找谁去都没用。因此那时挤平价米的都是些粗大汉子，一买就是几斗，所以很快就卖光了。碧荷翠环去挤过几次，连边都沾不上。

我那时个子没有长起来，九岁了还像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我想，个子小可以从那些人腿旁钻过去，我把这个打算告诉碧荷，我们两人瞒着家人去探险。开始，这一招还真灵，不一会儿我就从下面挤进中层了。但到这里後再也无隙可钻，反而被挤得透不过气来，於是我大喊：“要挤 死人啦”！这一喊还真灵，压力减少了许多，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说：“真造孽，那家的大人让娃娃来挤平价米？！”我说：“大人都上班去罗！没得米下锅了。” 那苍老的声音又问：“买多少”，我灵机一动说：“只买五合”。好多人听了都大笑起来，“五合米也来挤，把本子、袋子、钱都递过来，让她买了吧”。我如获至宝，这是我第一次取胜，虽然五合米才半升，还不足一家人一天的的定量，但是，我想幸亏我没有贪心，如果我说买一斗，一是我怎麽把这袋子扛出去，再说现在是米少人多，那些正在挤的人一定不会同意让我轻易地买走很可能是卖给他的那一斗。我抱着这五合米挤出人群，碧荷正在紧张地找寻着我，她接过我们的战利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

以後我就和碧荷每天都去挤平价米，只要有，每天都买五合。有些常去挤平价米的叔叔伯伯都成了老熟人，看见我就叫“五合”，他们好像是认可了我，所以此後挤平价米比较容易些了。我们家人食量均小，每日五合基本解决问题。也有空手而回的时候，但毕竟是所差无几了。

7.重庆第一女子中学

我已经十岁，学业荒废得太多了。在祖母带着一家人住到金刚坡后不久，妈妈就让我跟她住到了海外部宿舍。白天她在办公桌旁摆张小凳子，教我解鸡兔同笼等应用题， 有时她也出题目让我做作文，她亲自给我修改，这两样功课在一年的时间里基本掌握了。就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我以侨生同等学力的身份考上了校址在玄坛庙的重庆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我从小学一年级学生一下子变成中学一年级学生，我是多麽高兴呀！这学校是要住校的，我第一次离开家庭，开始了独立的学生生活。

谁知道，入学後困难接踵而至，我的知识面太窄，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小学整个的课程都没有学过，在班上闹了不少笑话。记得第一学期期末作文考试，这是我平时比较有把握的科目，但这次当老师把作文题写在黑板上，仅有“除夕”两字，我的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我不知道什麽是除夕，想问老师又怕同学笑话，只好硬着头皮从字面上去解释：“夕是夕阳，除夕，大概就是太阳下山了吧。”写了一篇文不对题的文章，得了个零分。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原来，我因为个子长得小，在全校童子军会操中排在最末一个，高班的大姐姐们都喜欢我，经常用手来量我只有一掐长(四川话，大约五寸)的黑布童军裙，现在我千方百计地躲开她们，我怕伤父母的心，也不把心事告诉他们，只有晚上在被窝里偷偷的哭泣，回家时向碧荷述说着我的心事。上课也越 来越听不懂，成绩更是急骤下降，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紧张地进行第二学期期末考试时，勤务兵李叔叔告诉我碧荷得了脑膜炎，已经去世多天了，现在全家都已搬到南温泉。我最亲爱的朋友碧荷，你怎麽可以说走就走了？我们之间还有那麽多悄悄话没有讲，在考试的课堂上我嚎啕大哭，接着发起了高烧，李叔叔把我接回南温泉。等我病好後，母亲告诉我学校因我成绩太差，已勒令我退学了。妈妈一点都没有责怪我，还安慰我说：“下学期开学到这南温泉白鹤林的立人中学重新读一年级，相信你一定会学得好的。”

我们家住在这南温泉的虎啸泉旁山坡上，这是一幢很漂亮的别墅--荫庐，是陈庆云部长的私人别墅（当时陈庆云调到海 外部当部长，父亲也跟着来做专员，实际上还是他的私人秘书），他让我们家住到二楼上，只给自己留下一间房间，楼下是许伯伯一家还有管理这栋别墅的李叔叔及其眷属居住。楼後有个很大的石山花园，种了许多很香的花。这里空气很新鲜，我到立人中学读书，每天都要穿着草鞋翻过一座山，来回走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一年下来，我的身体强壮了，长得高了许多，头一次拿到了品学兼优的奖学金。

这时翠环已经嫁人，家中一切家务都由祖母操持，外婆有气喘病，时常含着豆蔻、八卦丹之类的药，我只要做完功课就帮她捶背，使她稍微舒服些。我中午在学校吃饭，由李叔叔送来，李叔叔对我可好了。

8.告别重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抗战八年，我们终于胜利了。人们燃放鞭炮，整日狂欢。但是当时都抢着还都，都想早日到南京开始新的生活，所以机票船票仍然像逃难时那样难买和高价，爸爸妈妈又开始发愁了，日夜都在筹划着。爸爸找到正在开运输机的原来航空学校的学生朱松金，想请他每次飞南京时带一个小孩，他爽快地答应了。

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托人来接我到重庆机场，衣物已由祖 母替我收拾好，我就告别家人跟接我的叔叔匆匆到了机场，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朱叔叔带我走进一架大飞机的驾驶舱内，找了一个地方叫我只许坐在那里，不许走动，更不许到后面的机舱里去。我答应了。等了好久飞机才起飞，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什麽都新鲜，尤其是飞机开动后那些红、黄、绿灯闪个不停，而朱叔叔这些飞行员倒悠闲自得，有的还在喝咖啡，我原来还以为飞行员会随着那些灯的闪动而不断的操作呢。这种新鲜感不久就被一种窘迫感所代替了，朱叔叔说只许坐在这里，哪儿都不能去，但我太需要去厕所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通向后舱的门半开着，那里也有不少人，大人小孩都有。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看见了厕所，於是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我再偷偷地溜回来，还是被朱叔叔看见了。他不高兴，但也没说什麽。傍晚时分到达南京机场，爸爸来接着，朱叔叔把我交给爸爸，也没有提我不听话的事。

第三天傍晚，我随爸爸去接德逑，因为原来相约好今天要带 德逑来的。到了机场发觉气氛不对，朱叔叔的太太带着小儿子哭成泪人似的。原来朱叔叔因我不听话，怕上级查出私带旅客会丢掉饭碗，所以当他看见我偷上厕所时就已决定不再替我的爸爸带孩子了，这次他按计划飞行就没有通知我妈妈送德逑去，他们的飞机刚起飞就闯上重庆的大山，朱松金叔叔死了，现在他的太太正等着他的骸骨。朱叔叔，多豪爽的好叔叔啊！我那天真是不该不听话，让你不高兴的。但是，我和爸爸在为朱叔叔悲痛之余，都想到了，还是由於我淘气才救了德逑一命啦！

第二章（一）

9.聚首南京

经过这次朱叔叔的事，爸爸再也不敢托人了，等到暑假弟妹们完成学业后，和祖母四人买飞机票到达南京，住进海外部宿舍－－位于南京鼓楼附近的三多里。 二、三、五、八姨也都已回到南京。五姨在重庆时已和五姨丈结婚，生有一子叫重华，现已一岁多，他们到南京后没有房子住，正巧我父亲得到海外部分给他的两室一厅的一套房子，在广州路专为公教人员盖的公教新村里，我们就和五姨两家挤着住，五姨新婚，住了一间卧室，祖母和德逑妹，永明弟住另外一间卧室，爸妈的大床就放在厅里，还有一张两层架子床，永辉弟睡下铺，我睡上铺。那时请了一个佣人叫佩姐，她也有一张床在通向厨房的过道里。后来五姨丈的母亲(我们叫太亲婆)带着一个比我大一岁多的侄儿阿刚也由香港来南京团聚，他们就挤在我祖母的房间里。不久五姨又生了一个儿子名重光。

妈妈则因外婆气喘病又加剧，只好买了两张木船票，在路上经历许多困苦，历时个多月才最后到达南京。外婆身体更差了，白天晚上都只有坐靠在那里不断的喘着气，以前我给她捶捶背就会舒服些，现在也不见什麽效果了。妈妈、二姨、三姨轮流守候在她的身边。

在我们还没有搬到公教新村时，我的外婆终因病重不治，在三多里去世了，记得那天我一人靠着墙角哭了许久，但是我想，还是这样安祥地去了好；确实，在灵堂上我看到外婆安祥地躺在那里，脸上的浮肿已消去，经过化装还十分端庄美丽呢。在我们搬到公教新村后，母亲就和二姨、三姨扶灵乘木船回到广州，外婆安葬在蔡氏山坟。

在这个暑假里，我进了三多里附近的中华女中暑期补习班，因为我在立人中学没有修完二年级下学期的课程。中华女中是个教会学校，我很喜欢教会那种乐於助人的品质，所以虽然进的是补习班， 但我已和学校的嬷嬷混得很熟，我们搬家了，但是我还是要舍近而求远，在这个学校升了初中三年级。德逑永辉也愿意跟我读这个学校，这时德逑读初一，永辉弟在附小。我们每天来回要多走一个半小时的路，中午妈妈给钱在附近餐馆吃碗肉丝面或阳春面。我们总是三个人拉着手，一起上学，一起回家。

10.做曲奇饼乾

在初中三年级的寒假里，学校组织做曲奇饼乾义卖活动，收入用以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同学。我得到妈妈的支持，就去做了半个月的小工人。这里不是个正规的工厂，在空旷的山坡上，只有用洋铁皮搭成的拱形房屋一座。白天，这就是饼乾的加工厂，我们在这里面合面，压面、用模具刻出曲奇饼乾的各种形状，然后一块挨一块地放到烘盘上，再把烘盘送到大门外的一辆烘烤车上，烘成黄黄的冒着浓浓奶油香味的曲奇饼乾，等温度降下来，就拣出来装成一袋袋，这就是制成品了。晚上，我们这十几个小女孩和一个指导老师就睡在白天当桌子的大木板上。南京的冬天比较冷，有时还飘几朵雪花，我们都没带够被子，只有两个人睡在一起，靠体温互相温暖着。这样一来，本来互不相识(没有来自同一班的)倒一下子变得亲热起来。白天，在用模具将饼乾刻出形状时，手最容易冻，老师就让我们把烤盘送去烘烤，在烤箱车上一会儿就暖和过来，我们又再替换着干其他的工作。艰苦的工作我们都支持下来了，没有一个提前回家的，我们看到那麽多的曲奇饼乾，能使濒临失学的同学回到学校来，心中有说不出的满足。

我带着十来包烘好的曲奇饼乾回到家里，妈妈买了一包分给大家吃，都说又香甜又酥脆。第二天妈妈带我去华侨招待所，她在那里当会计，妈妈的同事们也一人买了一包，我的义卖任务就完成了。当我拿着一叠钱交到学校管财务的嬷嬷处时，我是多麽激动啊！

11.反饥饿 反内战

在中华女中，我很喜欢画画，是美术老师王木东的得意门生，他曾把我的画送去参加南京市中学生画展。他还组织了一支写生队，有我和苏常等近十个中华女中的学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大鬼、小鬼及老胡，王木东先生经常带这支写生队到中山陵一带写生。妈妈给我买了全套的写生用具。妈妈任何时候都是支持我的。后来 爸爸知道了，他说：“一帮女孩子跟着一帮男孩子整天在外面跑，不行。要画可以到海外部去画，那里风景多好！”我想，到海外部去画多没劲，但我又不愿违拂父意，只好不再去画画了。但是，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的大朋友，又认识了一批新朋友，我很喜欢和他们聊天。其实，当时我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我觉得国民党贪污 腐化，发接收财，换金元卷，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民不聊生，还要打内战。但是在我接触到的国民党党员中，我又觉得有许多好人，例如我的父亲，海外部派他以专员的身分到澳洲去视察，每到一处总有不少侨胞送礼，他从不拆开，总是在走后又将这些礼物寄回给人家。他这趟美差回来，除了肚子见长(要我蹲下给他解鞋带换拖鞋)外，还有两大收获，一是永辉的集邮册上多了许多澳洲邮票；二是他给妈妈买了一个小小的钻石戒指，记得爸爸说：“十几二十年夫妻了，从来没有给你买过首饰，这是从差旅费中节省下的一点钱买的。”他亲自给妈妈带上。妈妈很高兴，脸都涨红了。但她深知父亲很容易被人欺骗，她把戒指送去鉴定，果然是假货。在海外部同事们中，上上下下都称我父亲为大哥，是因为当同事们遇上困难时，只要有求于他，他就让妈妈卖东西也得帮。但是当我在中央大学参加过几次晚会后，我还是站到了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行列中，我觉得“反饥饿、反内战”这口号很得人心。

大朋友们想开一个管夫人民歌演唱会，来募集“反饥饿、反 内战”活动的基金，他们不知从那里得知我母亲在华侨招待所当会计，让我去求妈妈将招待所大礼堂免费借给他们开演唱会。我答应他们去试一试。当晚我就求了妈妈，第二天她带回好消息说招待所的领导同意了，只是同事们都希望分得一些票子。这自然也是没问题的。我当时的个子已经长起来，比妈妈还要高出半个头，我抱起妈妈转了一个大圈，妈妈满意地亲了亲我。

管夫人民歌演唱会开得很成功，许多民歌都很动听，我尤其喜欢其中一首“古怪歌”，现在还能唱出来：

古怪多 古怪多 古怪古怪多
太阳西边出呀 月亮东边落哟
天上的梭罗地上栽呀
河里的石头又滚呀滚上了坡哟
滚上坡哟

这首“古怪歌”，改填其他的歌词，也很容易上口，当时很流行，讽刺贪污腐败、物价上涨以至独裁专政的内容都有，老百姓是在借此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

第二章（二）

12.演出“悬崖之恋”

在高一的下学期，学生会组织各班自导自演话剧。我们班的历史老师龚春霖，是中央大学的学生来此兼课，他给我找来一个剧本“悬崖之恋”，剧情大概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年轻太太，爱上了一个革命青年的故事。因为我是班上的文体委员，所以我征求全班同学的意见，大家都很兴奋，一下子连女主角都物色好了。大家一致推举我的好朋友郭白蘅演女主角，我则当上了只有一句台词的老工人。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海报都已发出，就等着看我们的精彩演出了。

一天，教导主任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这剧本选得不好，令同学整天都谈恋爱什麽的。我说这个剧名及剧本都早已报给学生会，现在已排练好了，演出的海报都已贴出去了，怎麽能说不演就不演了呢？我的拒绝使教导主任脸都气青了（同学们管她叫母老虎，都说要惹了母老虎就等着吃苦头吧）。果然没几天，有堂圣经课高锡安先生没有来上，也不知是何人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教导主任推开门，站在门口就叫：“陶德坚，站起来，为什麽上课时大声喧哗！”我觉得好委曲，大家都在笑，我的笑声也不是最大的。但我不吭声，咬紧牙关忍着快要脱出眼眶的泪水。教导主任关上门就走了，我在课堂上站了半堂课，同学们不知这次教导主任为什麽专找我的岔子，我也不解释。

“悬崖之恋”终於演出成功了，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心中一块大石头终於放下了。

有一天，班主任吴毓东先生把我叫到她的卧室，将高一下的成绩单给我。吴先生是我最喜爱的老师，她没有结婚，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女儿。吴先生告诉我，本来教导主任一定坚持给我的操行评为丁，品行为丁的学生会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吴先生说：“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替你争了，连高锡安老师（教化学和圣经课）都说你在圣经课上从来都是很守纪律的。”我终於忍不住了，抱着吴先生大哭个痛快。回到家中，我把初三结业时中华女中给我的操行甲等的特大奖状也找了出来，和这份品行丙下的成绩单放在一起，又大哭了一顿，妈妈因为演出及圣经课的事都已知道，现在回家见我又哭成泪人，也就没有多责备我。

13.回广州

一九四八年冬天，高二上学期刚读了一半， 由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的许多部门包括海外部决定迁至广州，爸爸妈妈便又得筹划把一大家子人搬回广州的事了。一天妈妈对我说：“我听你最近整天都在哼着母亲回头见的歌，是不是你舍不得老师同学想留在南京呢？”我看着母亲臌胀的肚子（她又怀了孕），瘦得连头都支持不住的脖子上冒着青筋，我怎麽能说得出口？不！我在妈妈最需要我的时候一定要留在她的身边。我接着妈妈的话说：“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广州。”妈妈见我这样就放心了。其实我知道妈妈主要怕的还不是没人帮她，她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南京。

于是我到学校和老师告别，记得见到高锡安先生时，我对他说，我舍不得离开老师和同学，高老师高兴地说：“好呀！你完全可以留下来，很快就会解放了。”我说：“我们一家大人都是国民党…”，高老师摊开双手说：“那就跟他们去广州吧！”

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匆匆飞回广州，是妈妈快要到预产期了。后来父亲又费了很多劲才又给祖母及佩姐买到飞机票，佩姐到我们家做家务的条件就是等我们从南京回广州时一定要带上她，爸爸妈妈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尽管当时这几张飞机票花光了这两年多来的积蓄。剩下一点点钱，母亲拿来做了一床里外全新的大被子，用苹果绿底色上加些许黑白条子的细布做成被套，拆洗很方便。这是全家最好的一床被子，后来成了我唯一像样的嫁妆。

到广州后我们全家又住进了蔡家，广卫路十九号三楼。这时蔡家仅剩下这一栋楼的产业了；第一层租出去开商店，第二层租给好几家房客，第三层住着蔡家一大家子人，我记得当时是三外婆当家，操持家务。六太婆、九太婆及六婶婆，还有二外婆、十舅舅、十三舅、十四姨，四姨及四姨丈带着他们收养的义女怡璋也住在这里。

住进广卫路后不久，妈妈在广州市妇产医院生下永强弟。永强刚生下来时满脸皱纹，皮包骨头，像个伯爷公（广州话即老头儿的意思）。母亲产后的身体也很弱，在医院多住了两天，我每天将三外婆做好的姜醋蛋、猪脚等广东人给产妇吃的东西送去，妈妈吃的很高兴，这时我就抱着比我小十六岁的小弟弟，无比的欢悦。

祖母由南京回来也住进了蔡家，和三外婆相处很好，尽量帮三外婆做家务。后来二姨、三姨也回来了，因为楼大，挤惯了的我们也不觉得什麽，就是每次开饭都坐满两大桌，三外婆是够累了。

寒假过去，我和德逑、永辉跟十三舅、十四姨都去观音山脚下的市二中读书，永明弟则上了附小。每天这六个人的小队伍都等齐了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路上有说有笑，很是高兴，十三舅已不是原来的淘气样子，我们只差半岁，所以比较谈得来。

市二中和中华女中截然不同，中华女中可以因圣经课上喧哗而差点我的把品行评为丁等，给予勒令退学处分；而这市二中的学生上课时有些男生还吹口哨、嚼口香糖、吸烟，女生也有嚼口香糖和织毛衣的，真是两个极端。

一天，有个负责墙报的同学要我为墙报写篇文章，我答应了。当晚我执笔疾书，一下子就写成一篇“救救我们的大地母亲吧！”文章假借一个梦境，我伏在地上听见了大地在哭泣，向我述说连年在战乱已使她体无完肤的痛苦，我跑到观音山上，大声疾呼，不要打内战了，救救我们的大地母亲吧！同学们对我的文章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仍一致惊讶我的写作速度。其实有这种想法已经不是一日了，在南京我们高喊反内战！主要是认为国民党要打内战，不得人心，现在看来到是共产党打内战步步进逼，没完没了。我又觉得，干吗非把人逼到海里去呢。

14.去香港

国民党决定迁去台湾，陈庆云部长已决定不再跟着去了，他的儿女早已在美国，他打算和太太也移居美国。我父亲作为他的私人秘书，跟了他十几年，现在也该决定向何处去了，去美国只有极有钱的人才能办到；去香港这麽一大家子的生计又何以维持；去台湾爸爸妈妈都不愿再作此打算了；留在广州，爸爸妈妈又有些害怕共产党不见容。正在这左右为难时，陈庆云送给父亲一笔为数不算太少的钱，说用这些钱也许能够在香港做点小生意。爸爸妈妈喜出望外，于是妈妈租了一艘大木船，买了一些二手便宜家具，带着祖母及我们姐弟五人在四、五月份来到香港，搬进了九龙旺角花园街某号二楼，二房东住了靠后的一厅二室，我们住了靠前的二室一骑楼，两家共用厨房厕所，月租五百港元。这里的室都是没有窗的，靠电灯照明，祖母及永明德逑住中间卧室，爸爸妈妈带永强住前面的卧室，我和永辉住在白天当厅，晚上可以席地而睡的骑楼上。这骑楼是广州香港等炎热地区的一种特有建筑形式，骑楼下是开敞的人行道，行人可避骄阳与风雨。骑楼建在二层以上，又可多争取建筑使用面积，它三面是墙，仅临街一面完全开敞，通风很好，晚上打地铺睡最为凉快，我和永辉都很高兴当了厅长。谁知乐中有苦，一晚在听到狂风暴雨的喧啸声的同时，我一下子觉得我随着席子被水漂了起来，原来是骑楼的排水管道来不及渲泄这场暴雨，所以一下子就积了好几寸水，全家人都起来将水一盆盆一桶桶地泼到大街上，我和永辉赶紧去换了全套衣服，缩进我们在过道的双层床上。

过完暑假我和德逑进了附近的德明中学，我已是高中最后一年了。永明上了附近的一所小学，我每天上下学接送他。他每天上学时都穿得乾乾净净，等到放学时只见他手上、脸上都是墨，像只花脸猫。我见他这个样子常要忍俊不住，一边走一边替他擦。问他是不是又和同学打架了，他说：“是，他们欺侮我。”我说：“ 圣经上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给他打也许这样他们就不打你了。”但永明嘟着嘴说：“那就打得更凶了，只有和他打，不给他占着便宜。”永辉在父亲多方托人情之后进了香港喇沙书院，这是香港几间最好的男中之一，进了这种名校，将来升大学，找职业都是有保证的，因为在学校全部授课均用英文，永辉只能又从中一上起。在香港，是每个月交一次学费，我和德逑、永明这种学校，每个月也要交几十元，永辉的学费更是多至数倍。

这时五姨一家早已到了香港，住在他们的祖屋衙前围村，五姨丈原是香港大学毕业的，英语好，在半年前就已当上了新新公司总经理，在他的经营下公司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二姨三姨也陆续来到香港，并找到工作，二姨教小学，三姨教幼儿园。我们这一大家子又团聚了。

15.永强

我的弟弟永强生下来就喝一种特制的鱼肝油奶粉，这种奶粉很粘，要先放少许水慢慢压匀，才能冲出不带奶粉粒的奶。在这调制的过程中会散发出强烈的鱼肝油的臭味，但永强很喜欢喝，他喝了这牛奶不到一个月就不是可怜的“伯爷公”了，后来更长得白胖可爱。所以这种奶粉虽然比一般奶粉要贵上一两倍，妈妈还是从不作其他选择。永强只要一看见我，就伸手要我抱，只要我做完功课，我就抱他喂他。

一天我突然想到永强都一岁多了，住在这楼上一直没出去玩过，我兴冲冲告诉母亲，我要抱永强到附近的公园去玩。妈妈说永强这麽重，你一个人抱不了的， 我不理，抱着就走，一口气走到公园里，在没有树没有花的花园街尽头，我们终於找到了鸟语花香。这时才感到累了，抱着永强坐在棵大树下的长椅上，这里多美啊！谁知永强却哇哇大哭，使劲搂着我，显出十分害怕的样子。我紧紧地抱住他，他还是哭个不停，一定要离开这里，等我们走开一段距离后才安静下来。我指着公园里的花草树木一样样教给他，当我指着树说：“这是大树，多好看啊！”他又哇哇大哭把头藏在我的怀里。啊！永强怕的是这树呀！永强从生下来就住在楼里，都一岁多了，才第一次看见树，所以害怕成那个样子。我只好把他抱回家，在把他抱上二楼，爬完笔直的楼梯时，我喘得心都快蹦出来了。妈妈怪我不听话非要一个人 抱他出去，我则求妈妈给他买一辆小车子。

一天，我放学回家就看见永强坐在一辆咖啡色的小车上玩，妈妈买回车后还把他放在车上推去照了一个像。我多开心呀！从此我放学做完功课后，只要天气好，就推永强去公园走走，虽然因为是便宜货，这车推起来吱吱咯咯响，但终究省力多了。

16.无证摊贩

花园街的另一头，是一个熙熙攘攘的菜市，出家门不到一百步，就可以买到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以及许多肩挑的小食，如鱼生粥、云吞面等等，非常方便。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这里，经常遇见抓无证摊贩的警车(在卡车上架个大钢架，上面钉上铁丝网)，又高又大的印度警察把抓住的小贩连人带东西往车上扔，煮粥煮面的沙锅打翻流淌满地，一会儿就抓满一车，威风凛凛地鸣着警笛开走了。这种场面，每天照例要上演两次，但无证摊贩永远有得抓，抓也抓不完。每次碰到这种情景，我总是愤愤不平，他们都是因为穷，才领不起证，现在把他们抓了，生财工具也打坏了，他们不是更无能力来领证了吗？我对那些粗暴的行为十分反感。

一天，我上学去，在衬衫口袋上插了一支西菲利牌炮弹型的 钢笔，不知谁送给爸爸的，爸爸给了我，我早想有一支漂亮的钢笔插在衬衫口袋里。我正走在市场的边上，一只手在胸前一晃，只听叭的一声，不好！我的钢笔！因为我正为胸前的钢笔而得意呢，所以反应也较快，一下子就把这只手抓住了，并夺回了我的钢笔，我还抓住那只脏兮兮的手没放，原来，抢我钢笔的是个只有十一、 二岁的男孩，我正想要训他两句，看见警察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了，我突然想到那警察会不会把这小孩抓走？不知怎的，在我挥手叫这小男孩赶快逃走跑时，竟将我心爱的钢笔又给了他了。我真后悔，我怎麽在急忙中竟又把好容易夺回的钢笔给了他呢？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但是那脏兮兮的小男孩满脸惊讶的表情却一直留在我印象之中。

17.考乡村师范

在德明中学，语文老师经常出些有趣的作文题，“人为什麽要吃饭”就是其中之一，我很喜欢这个题目。我认为吃饭是供给人生活以必需的营养，是因为人要活着，才必须天天吃饭。所以，吃饭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人为什麽要吃饭和人为什麽要活着是等义的；许多革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你要是问他为什麽要吃饭，他会回答你为了革命；资本家以赚钱为目标，他们拼命赚钱，大吃大喝，但是，当他生意失败，他甚至跳楼自杀而不再吃饭了；我活着的目标是救人，我自小看到许多人间的苦难，我希望我活着能帮助一些人免於苦难，我为此要吃饭，如为此需要我不吃饭也甘心情愿。”语文老师批道：“既然如此，准你吃饭。”

当时都在为即将毕业而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很清楚像我这样 的条件，在香港要上大学是绝不可能的，毕业后唯一可以升学的机会是投考乡村师范。这乡村师范开办还不久，是专为香港的乡村学校培养师资的，考上了还有一定的生活补贴，将来工作又有保证，还可与我的“救人梦”相结合，所以对我很有吸引力，那时父亲又托了熟人，我觉得我一定会考取的。

但是我忘了根本的一点，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政府是 效忠英国女皇的，他不会愿意看到他的公立学校成为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实验场所。所以，当我在口试回答提问“为什麽想当一名乡村教师”时，我说：“中国积弱多年，没有做好国民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愿意从基础做起，让乡村的小孩都成为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为中国的富强打好基础。”就这样，我被取消了进一步考试的资格。答应替父亲帮忙的那位叔叔对我父亲说：“没想到她会发表这样的高论，我实在是一点忙也帮不上了。”

第三章（一）

18.到北京去

爸爸有个朋友找他合伙作生意，此时爸爸正发愁手头有一笔钱，但自己又不知从何着手来做生意，怕坐吃山空，听到这个建议，喜出望外，不久就合办了一个肥皂厂， 一个毛巾厂。但是，在那肥皂还未造出，毛巾织了一大堆又积压卖不出去时(原来毛巾缺货，大家争着生产，又过饱和了)，那朋友卷款潜逃了。妈妈这时只好把毛巾拉回家中，摆个地摊卖毛巾以补贴家用，爸爸则去空军机械库当了一名仓库收发员，月薪仅有三百。爸爸从未干过这种粗重的工作，几个月下来，两腿的青筋都臌胀弯曲起来，甚是疼痛。没有了那一大笔钱，在香港要维持这样一个大家庭几乎是不可能的，爸爸妈妈为整个家发愁的同时，我也在为自己中学毕业後的出路而谋虑：一种可能是我去五姨丈那新新公司当售货员，多一份薪水对家里多少有点帮补；另一种可能是我回国去读大学，我的好朋友郭白蘅已决定回国去考大学了，她告诉我大学生都可以申请助学金，而不需家庭负担，她带我参加了她就读的香岛中学的由学生组织的介绍新中国情况的晚会。我想，中国人受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何必还硬跑到这说自己想通过乡村教育，为中国将来的富强打下基础都被视为什麽“高论”，连笔试资格都被剥夺的鬼地方呢？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半夜里听爸爸妈妈商量，认为还是让我回国去读大学好，爸爸还说先让我回去试一试，如果好，就让祖母把德逑、永明、永强都带回去，广州物价便宜，还可暂 住广卫路。听了爸爸妈妈的商量，我的心也安多了。考完毕业考试就开始了去北京的准备。妈妈带我到五姑婆家借了一笔钱当路费（妈妈为了还这笔钱，给一个小学做了几百套校服），还把离开南京时做的绿被子给我，说是拆洗时方便；二姨把她的TDK牌风雨衣给了我，还带我出去吃了冰淇淋；三姨说北京冷，把她的皮大衣也硬塞了给我。临行前的晚上，妈妈把她的金项链，上面挂着二姨给我的金十字架交给我说：“这项链平时一定不要动用，万一遇到什麽紧急情况，黄金总是比较容易兑现，你就赶紧回香港来。”这一晚我抱着妈妈哭了好久好久，我总觉得在家中这麽困难的时候离他们而去，心里有种欠疚感，妈妈什麽都不让我说了，她说明早就要上路，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我没有惊动永强，轻轻地吻别了他。爸爸妈妈送我到九龙车站，和德明中学的陈春槐、马以诺，王秀兰以及陈春槐的姐姐陈春绿等一起踏上了到北京的旅途。

到北京后，我们在北京大学校门外租了两间民房，住了三个月以准备考学，除我以外，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都很富裕，所以我也不客气地白吃白住了，但终究还是有些钱要花，所以在发榜后知我考取唐山工学院建筑系、陈春槐考取河北工学院水利系、马以诺考取东北医科大学、陈春绿进了文工团时，我又向陈春槐借了十元钱人民币（当时可能是十万元），我想到校後就可以申请助学金了，所以给母亲写信时从不提没钱的事，而是老说这里的东西如何便宜，想使妈妈认为我还有好多钱而不再为我操心。没想到王秀兰没考上回到香港后，在去探望我母亲时把我已把钱花光了的消息告诉了我母亲，不知母亲从何处又筹得二百港元寄给了我，我给母亲去信说钱已收到，以後一定不要再寄，因为家中有困难的同学都可以申请助学金，你们老寄钱来我怎麽申请呢。此后，母亲才再没有寄钱来，母亲此时也的确再没有力量可以顾及我了。

我回国後两三个月，我祖母带着德逑、永明、永强一起回到广州，住进了广卫路十九号三楼。花园街的房子退掉了，爸妈带永辉住到五姨家中，住了几个月，梅友卓伯伯又邀请爸爸妈妈住到他在香港的公馆里。梅伯是一个富有的华侨，在南京时我曾见过他，他在香港有制片厂，他说父亲可以帮他去台湾跑片，但父亲终究不愿再去台湾了。在梅伯那里住得很好，不用交房租，但仍入不敷出，母亲身体极度虚弱，一天，母亲休克，倒在厨房的瓷砖地上，摔断了八颗门牙。这样又煎熬了几个月，经在上水的九姨丈介绍，父亲到了上水凤溪学校当教务主任，后升为副校长，母亲有时也在这个学校的小学部兼点课，这样才把香港、广州这两头家的生计维持住。

19.唐山工学院

报考唐山工学院是我爸爸的主意，我爸爸说唐山工学院属铁道系统，是铁饭碗，名牌老校。开始发榜时，我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急得不得了，陈春槐笑眯眯地叫我再看一遍，从头看。啊！头一个名字就是陶德坚，我竟好几遍都没有看见。

唐院在北京市交道口设了个迎新站，陈春槐家的小车把我送到那里，我和他们互相道别。这次来北京多承这家人的大力相助，我欠下他们的不是几十元、几百元人民币的事，用金钱无法衡量，还钱也还不了这份情，对这家人，我只有永远怀着最深的感激。

在交道口住了一夜，第二天迎新工作队带着上百个新生上了火车，傍晚时分在锣鼓声中我们进入了唐山工学院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

唐院一千多名学生中，只有十几个女生，女生院里只有两间房，一间住着化工系的几个女生，一间住建筑土木系的女生，土木系三年级的王鉴芬是老大姐，建筑系二年级的潘诞鞠是二姐（也是广东人，我的同乡）。大一的新生有沈天行、周文贤、王懋正和我（开学后又从美国回来一个新同学陈撷英），一个班里有这麽多女生在唐院来说是破天荒的。迎新舞会一连开了两晚，因为这里男女生不成比例，而且女生中有的人如王大姐是从来不跳舞的，潘诞鞠又有固定的舞伴，所以能被邀请的就更少了。我在中央大学晚会上学过一点点交谊舞，现在跳来还不致于踩别人的脚，我真高兴，以前还未有人把我当成大人对待，自己也总是自动归入小孩一类， 居然，我发现自己长大了，来约我跳舞的首先都要向我鞠一躬。接着是学生会改选，学生会由全校学生直接提名后举手表决，我被多数选为文娱部长。

在我们这一届新生入学以前，唐院所有的功课都是用英文教授的，我们这一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招收的第一批新生，大概是要去掉崇洋媚外的坏传统，虽然教材还有用英文原本的，但讲课一律用中文了。这样一来从我们这个班开始，英语水平大大低于以前的班级，中学读了六年的英语也因不使用而逐渐淡忘了，现在想来，真是太遗憾了。

当时我们最喜欢上的是建筑初步这门课程，通过它我们学到了建筑绘画的基本功。有一次学习用彩色来渲染出唐山采用得很普遍的虎皮石外墙的小别墅，在图上画出一颗颗石头红的黄的，活像我们吃的高梁米，所以我们乾脆把这课称为画高梁米。以前我从来没吃过高梁米，粘粘的，还很好吃，每餐我都要吃一大缸（是一种大型的漱口缸，缸口直径十五厘米左右，约二十厘米高，唐院的学生喜欢用这大陶瓷缸来吃饭）。先去饭桶盛上两勺高梁米饭，然后再拿到菜捅前，炊事员给你舀上满满的一勺菜，我和沈天行两人在班上最要好，吃饭时每人抱着一大缸，边走边吃，又说又笑，直到吃得乾乾净净为止。

20.抗美援朝

平静的学生生活只过了一两个月，中国就卷入朝鲜战争了。我是文娱部长，每天都要组织活报剧在唐山市街头演出。我演一个朝鲜阿妈妮，向群众哭诉自己房屋被炸毁，孩子被炸死的悲惨故事。我演一场哭一场，也不知那里来的那麽多眼泪，同学们说我是天生的演员，怎麽说哭就能真哭出来？我想也许是朝鲜人的遭遇，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相同之处吧。

那时，我经常写些反映学校抗美援朝活动的稿件寄给唐山日 报，时常被刊用，得点稿费对我也是一大帮补，因为继妈妈后三姨还寄过两次钱来，在这里看来，时有外汇是很富有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申请助学金，节省一点，这些钱够我一年的伙食费及书籍等杂费了，现在再靠自己挣点稿费，可以改善一下生活，真是太好了。后来我又写了报道唐院家属参加抗美援朝活动的稿子，被唐山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唐山日报还聘我为该报特约通讯员。

抗美援朝活动开展至高潮，开始了参军参干运动（参加中国 人民志愿军和到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我们许多同学都报了名。这时接到德逑的信，她在广州市二中也报名参干并得到批准，不过她并不是到军事干部学校，而是被吸收到广州市公安局作户籍工作。德逑说这事她没有和父母商量，是自己决定的。她遗憾地说忠孝不能两全，在国家危难之时只有先顾国家这一头了。我回信说我也报名参军了，但是看来不大可能让我们去，没想到妹妹已走在我的前面了，我相信她一定能干得很出色。不过我对德逑说现在并不存在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让她还是要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妈妈，她永远都是支持我们的。我真没想到，我印象中老是长不大，老是拉着祖母衣襟的妹妹居然一下子长大，当了公安干警了。人都是在风浪中成长的啊。

这时学校领导决定，抽调土木系五年级的全部学生去朝鲜参加工程兵，其他学生一律不参军参干，在校好好学习和参加抗美援朝的工作，为了欢送土老五上战场，热闹了好多天就转入为抗美援朝捐钱捐物，写慰问信，送慰问品等活动。

捐钱？我的钱仅够这一年的伙食费；捐物？我打开箱子，除 了几件日常衣服外只有三姨送的皮毛大衣是不穿的，我怕同学看见这皮毛大衣笑我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一直拿灰布床单包着压在箱底，我伸手进去摸摸，暖暖的很舒服，但是这样的皮毛大衣捐出去有什麽用呢？能卖得出钱吗？现在全中国还有谁愿穿这样的资产阶级臭美大衣呢！慰问信自然要写，慰问品呢？我又伸手去摸摸那软绵绵的毛皮，暖暖地特别舒服，突然，我灵机一动，为什麽不可以把这皮子剪成一块块做成好多手套，让软软的毛皮向里，外面絮上棉花，用灰布做面子，我为自己这想法激动起来，就去找唐院负责家属抗美援朝工作的大妈，是上次我替她们写报道时认识的。那大妈很支持，当即找了几位大嫂，把皮大衣和床单剪裁了，他们又找了些棉花来，分头带去做了，不几天十来双毛皮手套就做好了，除了灰布的还有大嫂们添加的花布的，手戴进去暖暖的。我们大家高高兴兴地把这筐手套送到了抗美援朝办公室。没想到这批手套送到市捐献办公室后，经他们一宣传，据说还使捐献工作出现了高潮。后来还让我参加了全市优秀妇女代表会。在大会上一定要我发言，我心中感到惭愧，我只不过拿出了我最没有用的东西，也可以说是甩掉了一个包袱，过去我老怕别人看见这大衣要取笑我。所以我说：“这一针一线缝进多少爱心是唐院的那些大妈大嫂们，应该表扬的是她们，她们才是真正的优秀唐山市妇女。”

第三章（二）

21.傻丫头

开学后班上来了个新同学陈撷英，她是在美国读完中学后，和弟弟一起回国升学的，她的衣着时髦，头发烫着卷发，一跳一蹦的人很开朗，没几天，班上的同学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跳蚤，她有一种能飞快地织毛衣的技能，看电影时织，看书时也照织不误，一两天就能织成一件毛衣，班上许多男同学得到实惠。原来，她在美国读书要靠自己打工挣钱，织毛衣是她挣钱的一种手段，我对她了解后有了好感。

一天晚上，在路上碰到一个男同学，说是有些事情要找我谈谈。我知道这人叫罗磷，是学校几个年纪较大的学生，他们原是地下党员，现在都在学生党支部里负责学生工作。我就跟他溜弯，他问我对班上来的新同学有什麽看法，我就把上述的看法告诉了他，他说：“你对从国外来的人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我反问他说：“我也是从外面回来的呀！”他没想到我会这样问，想了一会儿 对我说：“我们对你早已调查过了，香港有我们很多的人，你写的家庭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同意你入团和当“党的宣传员”。你知道什麽是“党 的宣传员”吗？宣传员是党选的培养对象，你要好好锻炼自己，关键是提高阶级斗争意识，争取早日入党。如对陈撷英就要提高阶级警惕性。”

设置“党的宣传员”，是共产党在党员少的地方，让那些不是党员的人也能为他们经常作宣传工作和反映情况，给这些人一个名义，用以保持固定联系的一种办法，只实行过一段时间。听他这样说，我才知道我还已经是“党的 宣传员”，以前从来没有人通知过我，我更不知道这宣传员还是党的培养对象；那时我刚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对加入共产党的事还从未作过考虑，我认为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没想到党已经在了解我，培养我了，我听了很高兴也很惶恐，阶级斗争意识到底是什麽？怎麽才能有阶级警惕性，我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就这样隔两三天，罗磷又来找我去溜弯，总是问对陈撷英有什麽新发现，我什麽发现也说不出，他又启发我说：“她有没有收到什麽信？有没有人给她汇款？”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她父亲在上海的老朋友又给她寄钱来了。罗磷问那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我去想办法抄了来。我好像做贼一样，心都快蹦出来了，好在房间里没人，那信还在桌上，我就赶快抄下寄信人的姓名地址，拿去给罗磷，他大大鼓励我一番，说我的阶级警惕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就经常溜弯，还有点神秘色彩，过两三天，我好像就等着他来找我似的。我们之间谈话的内容也广泛了，谈相互的家庭，谈学校里的事，也谈些同学之间的新闻，无非是谁和谁又谈朋友了之类，我把他当成老大哥，觉得离开了家，有这老大哥的呵护真好，上课的教室挂有毛刘朱周领袖像，我还觉得罗磷和朱德一样有个塌鼻子，也很威武，所以，当有一晚罗磷说别人都在背后议论我们在谈朋友呢，我没有言语。回想起来我真是个傻丫头，当时还以为这就是恋爱了呢。因为女生少，入学不久班上的女同学差不多都已有人追求或已在谈朋友了，只有陈撷英因为来得晚，还在一群追求者中蹦蹦跳跳。过了些日子罗磷又对我说谁谁谁和谁谁谁交朋友可过瘾了，又抱又亲嘴呢。我说那有什麽好，咱们的电影上交朋友顶多手拉手，只有外国电影才又抱又亲嘴的，我可不喜欢那些。他也就再没有说什麽，我们之间只保持着两三天溜一次弯的习惯。

在热烈欢送土老五上战场时，罗磷跑来对我说领导决定让他随土老五一起去朝鲜，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两人去照相馆照个像留念，我同意了，过了两天他把照片拿了回来，我们两人之间至少隔着一尺的距离，像个老大哥领着个正在赌着气的小妹妹。他把那照片拿给别人看说是我们的订婚照。我把罗磷拉到一边问他：我们什麽时候订婚了？怎麽是订婚照？他说我们两人交朋友的关系不是已经定了吗，现在照个像就是订婚了嘛。我想他都要上前线了，让他放心地去吧，所以也就没再说什麽，可是过了两天，土老五都要出发了，罗磷又说领导临时又决定不让他去了。这时，我正在组织舞蹈队的男同学跳红军舞，是文工团来人教的，我自己也跟着学，没想到这舞的活动量太大，我的右小腿骨疼痛难忍，当时唐山市的医疗条件差，都劝我赶紧去北京医治。罗磷的哥哥罗红，在新乡地委工作，这时正巧在北京开会，罗磷替我买好去北京的火车票，要我到北京后顺便去看看他的哥哥，并说他哥哥在地委工作，没有手表很不方便，要我把我的手表给他哥哥用。我到北京后，先去前门黄金收购站把项链卖了，金链加十字架一共只卖了四十几元（可能当时是四十几万）我用这钱到协和医院骨科检查，拍了三张X光片，医生诊断为骨膜炎，要我回校后躺在床上，把脚吊高，再每天擦几次药。我又去招待所找到了罗红，将罗磷的信及手表交给他，简单谈了几句就出来了。这趟跑北京，把妈妈、二姨给我以备万一的金项链也花掉了，我想，反正我是不会回香港了，只是这事不能告诉妈妈，否则她会伤心的。回到唐山，我老老实实地吊了大约十天脚，还按时擦药水，果然好多了，我又用左脚一跳一蹦地去上课了。

一年级下学期快结束时，学校组织一年级学生到北京市防痨协会去透视肺部，我被查出患有轻度肺结核，那医生说，你要感谢我，因为你的病灶在肩锁骨后，稍不注意就会漏掉。回到学校，我搬到单独的房间去住，吃营养食堂，每天早上有牛奶鸡蛋，午晚餐菜中都有肉（在大食堂每年只有两次加餐才有肉吃），我吃得高兴极了，伙食费仍收大食堂的那样多，其馀是学校补贴的。

这年暑假，同学们都到外地去认识实习了，我们班只有我和李友三两人因患肺病没有去，正好因为抗美援朝各种活动我的功课拉下了，尤其是建筑初步许多作业都没有做，我就利用这时间每天和李友三在教室里补功课。早上罗磷在窗外敲玻璃，我穿好衣服和他一起去吃早饭，然后去教室，过了一些天，罗磷说铁道团工委调他到北京去集训，集训后要分配其他工作，我送走了他。

暑假过后不久，我们整个建筑系都搬到了北京铁道学院，据说是教授们（当时徐中教授任系主任）在北京都有事务所，每次上课再乘火车去唐山太费时间。

到北京后，我给罗磷织了一件毛背心，送到王府井铁道团工委集体宿舍，他们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他的朋友都开玩笑说罗磷的小朋友来啦。罗磷买了一管钢笔，刻上他的名字送给我，他那时有薪水发，每月送十元钱来让我交伙食费，不让我申请助学金，但是过了没多久，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免费供给学生的伙食，也就没要这钱了。

22.三反运动

北京铁道学院原是一所以培养铁道部门的管理人员为主的学校，知名度没有唐山工学院高，在唐山工学院改名为唐山铁道学院后，这京、唐两院合组成北方交通大学，算是一个学校，所以我们建筑系很方便地就搬了过去。

因为原来的校舍狭小陈旧，北京铁道学院在西直门外得到一大块地皮建设新校园，和北京动物园隔河相望，我们搬去时已盖起了一批红砖楼房，但环境还很差，名为红果园，其实一株红果树也见不到，别的树木也很稀少。我因肺病的关系，和经济管理系的郑玺合住一间宿舍。我一来就去党支部转宣传员的关系，当时北京铁道学院的党员不多，只建有一个支部，因为人少，所以很快和他们就熟了。果然他们是把宣传员作为培养对象，不久就让刘文霞和彭准今作我的入党介绍人。

仅仅上了两个月的课，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简称三反运动）开始了，高等学校也不例外，不过主要在职工中进行，部分教师和学生被抽调出来组成清查贪污案件的专案组，人称“打虎队”。在教师中虽未大搞反贪污，但稍后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波及面更大，老师们几乎是人人检查，叫做“洗澡”；学生组成“搓澡队”帮助他们的老师“洗澡”，整个学校一时沸沸扬扬，搞运动压倒上课了。

开头我因为有病，没有分配我去做这些搞运动的工作，经过向党支部要求，参加了张振武的专案组，此时这个人已被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软禁起来了；陆乃震通知我到这个专案组工作时 对我说，让我参加三反运动，是党对我的培养，希望我能通过斗争提高阶级觉悟，争取火线入党。我想，我以前认为只有参加过解放战争、地下工作等才算是参加过革命，自己后悔都没有赶上，我一定努力干，不辜负党的培养。

但是，怎麽斗争法？我真是不知从何着手，这张振武是个中年人，老於世故，在学校庶务科工作，主要是采购和管理学校的家具和烟筒炉子这类用品，有问题就该出在这面。於是我们组织了同学去查这些东西的账，查出这些年他多次经手买了许多取暖用的铁皮烟筒，还购置过好多批家具；便又发动更多的同学去清点现有的家具和烟筒。啊！数额相差很大，烟筒只有账上的几分之一，家具也少了很多。我找张振武谈话，要他交代在购置家具烟筒上的贪污行为。张振武对我说：“小妹妹，那铁皮烟筒一般用一两年就损坏了，要是这样给我算账，我就太冤枉了。那家具也是每年都有损坏，还有家属借出去的，可复杂了，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的。”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便又说：“那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在什麽地方搞了贪污了，我们是掌握了证据之后才给你立案审查的。”他说：“什麽地方贪污了，你能提醒一下吗？我什麽也想不起来呀！”我说：“你不要摸底，反正只有交代清楚了，才能得到宽大处理。”其实我也不知道张振武究竟在什麽地方贪污了，只是听领导说有几百元的证据，所以他不能从我这摸到什麽底。张振武还可怜兮兮的对我说：“小妹妹，我两天没抽烟了，抽烟可以帮助思考问题呀。”我说：“那可以，我去给你买烟，你抽了好好交代问题。”我一蹦一跳去小卖部买香烟。

大概是替张振武买烟的事被汇报上去了，市里派来参加领导学校三反运动的陶世龙找我们组的成员去谈话，批评我不该在审问过程中去替他买香烟，他说“对待审查对象要义正词严，要让他们惧怕无产阶级专政，老老实实地检查交代。”我说我就是不会，张振武叫我小妹妹，我也不好意思说他。陶世龙也笑了，鼓励我说，不要紧，你在斗争中学本领，慢慢就会了。我看他一点也没有领导的架子，批评人也是笑眯眯的很亲切。他操一口变了调的四川话，说话时抑扬顿挫，声音十分好听，虽然挨了批评，但对这个大眼睛、高鼻梁、皮肤白晰的他印象好极了。后来别人告诉我，陶世龙是从北大的学生中抽调到团市委的干部，这次是被统一调配下来搞运动的，原来他也是一个才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大学生。

张振武每天都和我磨来磨去，我们用尽办法把账已查了几遍，没有查出还有什麽漏洞，这时别的专案组都有进展，据说是开展了政策攻心的结果。只有张振武专案组还没有突破。我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政策，对张振武宣讲恐怕百多遍都有了，张振武也背得溜熟，每次对他宣讲完政策张振武就说：“我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有老婆孩子，我当然是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但是，我想来想去，我的确没有贪污的事实，拿什麽来交代呢？”我说：“那你有没有受贿？有没有得过别人的什麽东西？”其实我也是随便一说，没想到张振武一下子就变了脸色，说：“这也算？别人送的礼也算？”我说：“反正拿了不正当的钱和物就是贪污受贿。”张振武说：“我该死，我坦白，我接受过别人送的礼，我现在坦白还算我坦白的吗？”我说：“当然算，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把所有的贪污受贿的事实都交代出来，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张振武终於写了交代材料，交代了商人送礼给他及请他吃饭等情况。我们专案组终於有了成果，不再是零蛋了。

在审查过程中，在已改成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故宫太庙里面，召开了北京市所有高等学校都参加的反贪污现场大会，会上处理了一批从宽从严的典型，在这种肃煞的气氛中，各个学校的“打虎队”分别对各自的对象展开政策攻心，大喇叭不时报道：某某人又交代了问题，某某大案有了突破……但张振武自那次写了收礼吃请的材料后，一直不肯再交代问题，在这次会上，仍不动声色，只是闭目前养神。我急了，让他唱政策歌：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
两条道路由你挑。
一条活路，一条死路；
一条光明，一条黑暗。
想想吧，你要走向那一条！

这个张振武是你叫唱我就唱，但还是没有新的问题交代出来，这次现场会我们组是无功而回。好在上面也未要求我们一定得交出什麽样的战果。后来我们这个专案组还有其他许多专案组都撤销了，留下的事情，移交给北京市高等学校为集中处理这种未了案件，临时组建的，俗称“老虎学校”的机构中去解决。这个“老虎学校”设在什刹海后海北岸一座原为大酒店的建筑物内，陶世龙也去干了大约三个多月，把铁道学院的案子都结了案。张振武最后被查清也就是收受商人礼物是属於受贿性质，但所收物品折合人民币的数额，还不到定为贪污分子的底线，因此作个检查就完事了。

第三章（三）

23.入党

在三反运动开展得正紧张的时候，一天，共产党北京市委的组织员来校找我谈话，这种组织员是专门做发展党员工作的。他问我，通过三反运动，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有什麽提高？那时我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张振武不肯交代怎麽办，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还没去想过，真是一点也讲不清楚。他又问我对反动家庭的认识，我说：“我父母和姨都是国民党，但是他们现在都不愿再跟国民党跑了，我老想让他们再回来，和我们站在一边。在知道我们将在学满三年就提前毕业时，我曾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爸爸妈妈，再有一年多我就毕业了，你们带着永辉弟回来吧，到时候我就可以奉养你们了。现在许多留用人员都工作得很好。”我对组织员说：“我父亲从不贪污，别人送礼他也总是不收的。我父亲回来了一定会工作得很好的。”组织员说：“你这完全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替他们考虑，你怎麽才能和这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呢？”我说：“我过去老想让他们回来和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我想他们回来了，反动阵营不就缩小了吗？至于我自己怎麽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这个问题，以前没有考虑过，我再想想好吗？”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自己也觉得回答得很糟，但我实际的思想就是这样，只能老实承认，我想我再好好锻炼等以后思想觉悟提高了再入党吧。没想到，过了一些时候，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已批准了。我看到那组织员的批语是：有革命热情，但阶级觉悟很低，入党后要抓紧提高阶级觉悟。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我和铁道学院中同时被批准入党的一批人，在共产党的党旗下举手宣誓：永远忠于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 员。

这时我是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个人人都幸福的天堂来想像的，真心实意愿意为之献身，但有些事情并未弄清楚，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就是一个最大的思想包袱。我一直不明白为什麽我想他们拉回人民这一边来是错的，我想他们过去是因为生活才为国民党做事，现在他们已经不去台湾脱离国民党了，我们把他们拉回来不就是削弱了国民党吗？为什麽有阶级觉悟就一定是把他们划到国民党那边，才算是划清了界限呢？但是组织员已明确说我的想法是错的，也许阶级觉悟提高了就会想通这个问题了，只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已经是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写信叫他们亲爱的爸爸妈妈了，如何写信就成了一个难题，我想只好先放一放，我知道他们收不到信会很难过，但我又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对不住他们，我躲在被子哭过多次。

想不到的是，事隔多年后，我所在的党组织又要我和家里联系，并通过我父亲打听陈庆云的下落，他们是希望把陈也拉过来，这是后话了。

24.和罗磷分手

就在我挨陶世龙批评后的星期天，罗磷来找我，我们就顺着从红果园到动物园的马路溜弯，有好一阵他没有来了，我兴奋地告诉他，我已参加三反运动中的工作，市团委派来的陶世龙同志如何有水平，对我的批评帮助很大等等，还没有说完，他不耐烦听下去，说：“我今天来找你是有重要的事和你商量，你这样说个没完，把我的心情都弄坏了。”我说：“我又不知道你有重要的事，那你就快说嘛。”他告诉我他已分配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当团委书记，有自己单独的卧室了。又说：“以后 星期天你就到长辛店来，我们可以先同居，先发生关系，然后等你毕了业就结婚。”我还没等他说完就急了，我说：“什麽？同居？发生关系？你怎麽会有这麽没羞的想法！怎麽可以。”我气得往回就跑，他一把抓住了我说：“我都三十岁了，再也不能等了，就是考虑到你正在学习，不适宜现在就结婚，都是为你打算才想出这个办法。”我说：“那你也不想想我还不到二十岁，还在读书，怎麽可以不结婚就干那些事？我一直把你当大哥哥，你对我好，原想毕业后就和你结婚，没想我看错了人，原来你去长辛店就是为了分间房来干这种事，怎麽你这麽不要脸，我不跟你好了。”他抓住我不放说：“过去你说什麽我都依你，这次我主意已定，你非得听我不可，你不肯就说明你变心了，你把那领导说得那样好，你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不行，我已经等了你这麽久，今天非得跟我去长辛店不可。”他抓住我，从来没有那麽凶过，我害怕极了，这时一些路人围过来看热闹，他才撒了手。我赶快跑，一口气跑回学校，一直跑到党支部办公室，张绪潭和赵锐在那里，赵锐是铁道学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和罗磷认识，也知道我和他之间在谈朋友。我哭着把刚才罗磷那些要求都告诉了他们，赵锐说：“你们的年龄相差太大，不合适就吹了吧，哭它干什麽。”张绪潭也说：“他那样做是不对的，你不用怕，有组织在这里呢。”这天我一直躲在党支部办公室不敢出来，晚上回到宿舍， 郑玺告诉我，罗磷一直等在这里，才走不久。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党支部办公室对面的房间整理材料，又听见罗磷的声音，他找着赵锐，问我是不是又新搞了对象， 并气势汹汹地拿出那“订婚照”说：“你看，这是我们的订婚照，领导要批评教育他不能再去和别人乱搞。”赵锐说：“我们了解她现在并没有另外交什麽朋友，过去你们交朋友是自愿的，现在也可以自愿不再和你交朋友，这照片并不能作为婚姻关系的依据，你也是太急了，你年龄确实也不小了，作为朋友，我劝你还是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早点结婚吧。”这些话我在对面的房间里都听得清楚。过了一阵，罗磷终於走了，我才松了一口大气，出门看到陶世龙正在支部办公室隔壁的办公室里， 我想他一定也听到了，真不好意思。后来罗磷把一堆撕碎了的“订婚照”及我给罗红的手表送到宿舍，让郑玺转交我；我因过去收过他的钱和物，赶紧找陈撷英借了一百元，汇到长辛店还给他，这就什麽都两清了。

25.我真真的恋爱了

在罗磷找过赵锐几天后，我送一份经过全面核查的张振武交代材料给陶世龙，这时校内的反贪污群众运动已经结束，专案组的人多已转入思想改造运动去了，我因整理这份材料，还留在组内，等这材料交出去，也要转到学校的广播台去工作。陶世龙所在的办公室，已不像往日那样热闹，只有他一人在那里，他也将要离开我校到“ 老虎学校”去，继续解决这些遗留的问题。

在交这份材料的时候，无意中，我的手碰到了他的手，只觉得有一股强烈的电流袭来似的，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你的手指这麽细，还是双小孩子的手。”我看他的手指很粗，而且上下一般粗，每一根手指比我两根还粗……，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就这样手拉着手好象再也分不开了。过了好久，我问他说：“那天你是不是听见了？”他赶紧否认说：“没有，我什麽都没有听见。”我说：“那你就是撒谎了。”他问我根据什麽这样说，我说：“如果你什麽都没有听见，你一定会问我那天是什麽时间，听见关於什麽方面的事情，你现在一听就断然否认，可见你一定是听到了。”他笑着承认了。又说：“我一来就注意到你了，后来发现你好象有了朋友，就要求自己要约束自己，那天听了他们的谈话后，才知道原来是这麽回事。” 他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说：“现在我们之间再没有阻碍了，你愿意吗？”我依偎在他怀里，浑身都软绵绵的，那麽舒服，点点头表示愿意。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突然意识到现在还是上班时间，在他的办公室里，这样太不象话了，我推开了他，一溜烟地跑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搅得坐不住，站不宁，不知干什麽好。啊！我这才是真真的恋爱了，原来恋爱的滋味这麽好！

傍晚，我又去了世龙的办公室，他晚上就睡在这屋里的大会议桌上。这天晚上月亮特别好，照得室内通明，我们一直没有开灯，依偎在窗前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他告诉我曾经和北大数学系的一位女同学好过，但没多久，这位女同学的参谋认为他是地质系的，所学专业与数学不能互补，不利於她将来事业的发展，而她也同意这个看法，这自然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我的这一段他已经知道，不必再费口舌。突然，他象想起什麽重要的事情，转而严肃地对我说：“我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你了解后再决定是否要跟我好。”我也急了，催他快讲。原来他父亲去了台湾，现在是台湾大学史学系的教授，同时还是青年党的国大代表；正因为有这样的家庭关系，他虽然被调到团市委工作，入党的问题仍很难解决，他说：“别人常常以为我是党员，有时自己解释说不是，别人还不相信，在有些场合，还使我十分尴尬。”这我倒是真未想到的，不过我对他说：“我们相好，和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关系，我也有一大堆家庭关系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容易相互理解的。”他高兴得把我抱了起来，后来他突然说：“不好了，你快走吧！已经很晚了，你快回宿舍去吧！”就把我赶了出来。

这以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他要回团市委去了，我送他出校门，他突然飞快地吻了我。我说：“我的肺结核帽子还没有摘呢。”他说：“不怕，我过去也得过肺病。”我突然想起我关於中国电影外国电影的说法，但没有告诉他就和他告别了。我想什麽电影不电影的，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他吻在我嘴上的感觉久久都没消失，多麽美好的夜晚啊，我跑回宿舍，心里满溢着爱的波涛。

世龙这次回去后没多久，就搬到“老虎学校”住下，没日没夜，全力以赴解决那些遗留问题，我们很难挤出时间会面，而且那时从红果园去什刹海交通不便，容易因道路阻塞不能准时赶到约会的地点，每次他都因我迟到而生气，我反而要象老大姐一样耐心地安抚他才能使他平静下来，但是时间又很快过去了。我想，这麽大的北京却很难找到一个我们两人能自由地放松地会面的地方，要是有一个仅属於我们 两人的房间多好，他问我在想什麽，我没好意思告诉他 。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不久，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调整，是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进行的。我们这个建筑系与天津的津沽大学建筑系、北洋大学土木系合并成天津大学的土木建筑系。一九五二年八月底我们就搬到天津去了，那时世龙他们那个“老虎学校”虽已结束，但又被调去参加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忙得没有时间送我。在“老虎学校”，铁道学院审查对象的结案都是他经手，最后的结果是只有一人定为贪污分子，这人接受了营造商的贿赂，让这个商人偷工减料，造成损失，受贿数额又达到一千多元（当时是一千多万），已超过划为贪污分子底线，因他交代清楚了并愿意悔改，没判刑而是留在学校监督改造两年。那时世龙还很年轻，但在铁道学院的工作中很稳重，别人都称他老陶，而总是把我叫做小陶，其实他只比我大三岁，他确实比我成熟得多。

北京地质学院以原北大、清华、北洋和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为基础，以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模式建立的，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新学院建成了，新生就招收了一千二百人，他在那里担任团委副书记。

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设在原北京大学工学院旧址，这里最初是清朝端王的王府， 在西直门内，离北京铁道学院较近，可惜我又去了天津。地质学院是地质部的重点学校，经费是地质部发给，工作人员都实行薪金制，但世龙开头仍是由团市委供给，不过几个月后也和地质学院其他人一样从地质部拿薪金了。他得到薪金后第一件事就是寄钱来要我把借陈撷英的钱还了。不久大学生吃饭又要钱了，便又每月寄来生活费；按当时的情况，他的薪金不算低，但在有了薪金后他每月都寄钱回老家供弟妹上学，所以陈撷英的钱是分成好几次才还清的。

一天，世龙在会面后塞给我一个小包，让我回校后才许打开来看。我匆匆赶回学校，打开来原来是一条蓝布长裤。我从香港回来时有三条蓝布长裤，后来每条裤子的屁股及两膝均已磨破，我就请家属缝纫部的大嫂将一条裤子拆来补在另外两条上，屁股后补了两个半圆形大疤，活像个猴子屁股，同学们都取笑我管我叫猴子；他见我来回替换穿的都是这样的裤子，就把一台快门已坏又无钱去修的相机拿去卖得几块钱，给我买了这条新裤子。他当时在团市委工作是供给制，吃穿是不用愁，但只有很少的零用钱。这条裤子我就十分珍惜地穿上了。

第三章（四）

26.结婚

在天津大学这一年，是毕业前最后的一年了，由於我们是从四年提前为三年毕业，许多重头课都要在这一年中学完，这时我的精力都集中在学习上，寒假也在赶功课。幸好春节期间世龙因应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之邀，来天津作一个向青少年介绍地质科学的广播讲演，我们才又短暂地见了一次面。

我在读大学的三个年头中，前两年大部分时间都用於参加政治运动去了，惟有这一年，算是踏踏实实地学了些东西，当时提出学生的基本任务就是学习，在学校中不搞运动了，因此尽管到天津大学后我被选为校团委的委员，并没有花去太多的时间。

过了寒假，离课程结束只有三、四个月，毕业后的工作如何分配的事，已提到日程上来了。前些年大学生偶尔还有自找工作接受受私人企业聘用的情况，这时已改为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

世龙知道我们快要进行毕业分配后，怕我不能实事求是对待，不去请求照顾我们的恋爱关系将我分配到北京。因为一般人都是希望到大城市，尤其是到北京去工作，所以在当时上面常常总是号召大家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怕我在这种情况下一时热情冲动，又要不顾一切去起带头作用，於是提出我们应在此时申请结婚。我也知道，如果毕业分配不到北京，将来两地分居的问题就很难解决，我向他保证一定实事求是向组织提出照顾恋爱关系的申请，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每封信必写结婚的事，我只好依他了。我向党组织申请后，被告知，党员结婚，要等到对结婚对象进行审查，认为合格后才能批准，我们就等着，大约等了两个月还没有答覆，世龙不耐烦了，写了封信给天津大学党委，批评办这件事的人有官僚主义，并（並）说北京同样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也是经过审查才担任现在的工作的，为什麽和一个党员结婚的审查比对干部的审查还难办，这麽长的时间还批不下来。过了不久，是四月下旬，天津大学党委组织部管这件事的干部找我去谈话，说是已批准我和陶世龙结婚，接着拿出世龙那封信说：“党要对党员的政治生命负责的，党员结婚必须经过批准， 你们对组织有情绪是不对的，是你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陶世龙批评天津大学党委有官僚主义是错误的。你这次结婚，将这封信转给地院的党组织，让他们对陶世龙 进行教育。”虽然有些不是滋味，总算可以结婚了。我赶快打长途电话告诉了世龙，因为要结婚了，他才可以向学校申请分配一间住房，当时地质学院新建，住房很少，必需提前申请才有可能安排。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下午，我抱着从香港带来的苹果绿色的大被子，上身穿一件自己用两尺布做的苹果绿底色加白点的无袖圆领衫，下身穿着一条白色短裤，到北京来结婚了。

在北京地质学院大门对面端王府夹道的学生宿舍区， 世龙分到一间很小的平房，用两张单人床拼成一张大床，床上铺着新买的蓝绿花床单，白绿相间的新枕套，加上我从天津抱来的大被子，还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放着两个画有喜鹊闹梅图案的橙色茶杯，和一个有双喜字的糖缸，新房就这样布置好了。这茶杯和糖缸是地院团委书记刘普仑送的，他是在延安学习过的老干部，和世龙合作得很好。

新房布置好了，我们终於有自己的小天地了！世龙换上浅蓝色的新衬衫，我们带上学校办公室开出的介绍信和医院的健康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一起到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结婚，那时已是傍晚，人不多，很快就拿到两张结婚证书。结婚证书上要申请人签字，不知怎的，我签字时把世龙的也代签了，也许因为觉得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吧。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我跟世龙参加了大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有联欢会，地质学院的青年在广场上规定的区域内组织歌舞联欢，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捧了一大包喜糖，将糖果分给大家，他们抢着接糖果，并向我们表示祝贺。刘普仑也在那里向我们祝贺，我后悔当时没把那封信带在身上，可以交给他就完事了，只好约他明天再次见面。回到我们的新房后，我怕明天忘了信的事，特意将信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还埋怨世龙不该写这封信，世龙说，我就是对这种官僚主义反感，结婚只要符合婚姻法，有什麽可审来审去的，随手就把信塞到抽屉里。我本来也觉得他们作得有些过分，尤其是新婚之夜，我不愿被这事破坏了我们的好情绪，就再也没有说什麽。谁知第二天竟忘了约了刘普仑的事，我们新婚相聚的时间太短了，不知怎样一下子就到了晚上，我得赶晚班火车回天津去了，明天早上还有课呢。

新婚之后，尽管北京天津之间乘火车几个小时就可往返，但我们仍少有时间相聚，等到毕业分配完成我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他又带学生到野外实习去了；在我被宣布分到北京清华大学并前往报到时，他仍未回来，我仅匆匆回家中照看了一下，又到清华去上班并住在那里的集体宿舍。而就在这前不久，我发现自己生理上出现了一些不大正常的事，经过医生检查，这才知道我已经怀了孕，她是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回到学校没多久，组织部那个干部又找我谈话，问我那信是否已交到地院党组织，我无言以对，只有做检查，为了这个问题我做过多次检讨，他们最后决定延长我的候补期。此时我们班上的四个候补党员，除我外，其他三人都顺利转成正式党员了。我的候补期则一直延长到一九五六年才结束。

27.春华的诞生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和吴永福、何重义、曹昌彬、廖景生、李风顺、林贤光、顾岱琳共八人分配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当助教。还有宋元谨和沈天行(他们俩这时也已结婚)是作为天津大学的助教派来清华建筑系进修和当研究生，邓林翰等八人则是到清华当研究生。这样我们班近二分之一的同学，在毕业后又聚集到清华建筑系来 了。

清华大学建筑系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当时的系主任是建筑大师梁思成， 还有一批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近二十名中青年教师也是建筑学各个方面的尖子。相对来说，我们缩短了大学学习时间，花在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又多，加上一年级时师资缺乏，基本功训练不足，业务能力显然比他们差，需要加倍努力。当时我被安排在工业建筑设计教学研究组，而过去在学校中没开过这样的课程，一切得从头学起，就格外困难。而就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快出生了，预产期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旬，仅仅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必需为这即将到来的小生命筑巢了， 端王府夹道那房既小又远，不能去那里生养。於是我到清华的房屋管理科去申请住房，不久分得北院一号小楼楼下的一个房间。我向清华家具科借了两张单人床，一张四方桌和两张方凳；世龙又从地院借来一张双人床，两张书桌，两把靠背椅和一个书架。我们这个小家就布置得蛮象样了。北院是没有暖气的，我又去海掂买了炉子烟筒拐脖这些取暖用具雇车运回；在清华门口的煤店买回煤球，生起火来，屋子里也就暖烘烘的了。此外，还购置了一些起码的厨房用具……等等。总算小家伙出世也能对付了。

春节快到了，在清华的同班同学十多人，约好春节在我家聚餐。为了让这次聚会 过得热热闹闹，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开始了大扫除，然后劈柴生火，炖上鸡汤，还备了几样菜，买了些肉馅，准备包饺子，忙活了好半天，终於一切就绪。没想到 这大运动量起了催生的作用，半夜里就感到肚子痛，我意识到可能会提前生产了，但是看到很晚才从地质学院走回来的世龙睡得正酣，不忍心叫醒他。那时地质学院已在距清华约三公里的地方建设新的校园，他和学校大部分师生已搬到新址。由於他总是要求自己要和地质学院的青年（主要是大学生）打成一片，学生放假不上课时，正是他参与到他们中间活动的好时候，因此到了假日他反而更忙，但只要活动一结束，他总是赶着回家的，那怕已是午夜。

因此，我试着用医生教我的无痛分娩控制呼吸法，果然疼痛减轻了许多，我想大概可以拖到天明吧，就自己忍着，直到我突然觉得小孩在向外冲，好象就要生出来了，这才急忙推醒他。他匆匆跑向校医院（幸好相距不远），找到值班人，借来担架，邻居闻声出来，还有两个早起作体育运动的学生也赶来帮忙，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用担架送到医院的产科病房。

由於是春节期间，产妇们都已出院回家过年，管接生的医生也回家去了，病房里空无一人，炉火也没有生，冻得我发抖。等找来医生，生着炉火，孩子也呱呱坠地了。当时推广的无痛分娩法还真灵，我并没有多大痛苦就当了妈妈。

这天原来同班的这些老同学仍如约在我家过年，他们嫌包饺子的馅不够，就把我做的菜，炖的鸡一股脑地都剁成馅，包出了怪味饺子，送来一碗让我尝鲜。听说他们还喝了酒，尽情地欢乐，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红楼梦中的元春，就是正月初一生的。世龙说正月初一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开端，是个好日子，一年之计在於春，她的名字应该有一个春字，就叫永春吧。我觉得不妥，因为她的舅舅们是永字辈的，我说：“她春节生在清华，就叫春华吧。 ”但是我的好朋友郭白蘅（她从香港回来后考入清华建筑系，他们没有提前毕业，所以还是学生）和其他不少人都不赞成用这个名字。认为太俗气了，象个丫头的名字。但我和世龙不这样看，还是用这个名字去报了户口。

妈妈是从德逑处知道我怀孕了的，她并没有恼我这麽大的事情都没有告诉她，而是比照惯例，外婆是要给外孙备置成套衣物的，她寄了些钱给广州的三外婆，让她们请人做了棉斗篷， 棉、夹、单被各两条，棉、夹、单衣裤各两套，还有两套带小帽子小鞋子的毛衣毛裤，一套浅蓝，一套粉红，织得很好看，这显然是出自妈妈的手，三外婆这些老太太是弄不出这样的东西的。我抱着这一大包及时雨，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世间惟有母爱才是这样无私，我欠母亲的太多了。我也曾为春华做过两件衣服，拿出来和这一比，才发觉我做的衣服是那样小，只能给洋娃娃穿了。这些衣服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即使我做的能穿，也没时间做这麽多呀。春华出生后，穿上了外婆送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真是个小天使。校医院产科的陈医生，还请清华大学校刊的记者为我们母女二人拍了照片。没几天，校刊上登出了大篇介绍无痛分娩法的文章，还有我们母女二人的大幅照片。

在校医院住了三天，和世龙约好他中午来接我出院，可是左等右等，等到傍晚还不见人影，我只好叫了辆三轮车，抱着孩子回家了。家里冷冰冰，炉子早已灭了。我又赶忙生火，满屋都是烟，正好这时建筑系的党支部书记李德耀来看我，我禁不住大哭了起来，她见此情景，赶紧找人替我请了一位大妈帮忙，说好每月工资二十八元，随我们一起吃饭，有了这大妈帮忙，我过了二十天闲适的生活。系里的同事们原来几乎没有人看出我怀了孕，这一下听说小陶生了个小小陶，都大为惊讶，胡永敬、杨秋华夫妇特意炖了鸡汤送给我。在我们这批青年教师中，春华是头一个出生的第二代，所以备受大家的喜爱，她长得白白胖胖，大腿胖成有好多个节，正象中国古建筑中台阶旁的抱鼓石。每当我把春华用小车推到建筑系所在的老清华学堂大楼门厅内，总是有那麽多阿姨叔叔来逗逗她，看看她的抱鼓石。还有郭白蘅的同班同学，因郭白蘅是我的好朋友，也特别多的来和春华亲热；郭白蘅还把她的白被单撕开给春华作尿布，那时的世龙和我，真是连旧衣服也不多呢。

多了一个孩子，生活上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在当时我的领导人还没孩子，不能体会，对我还是和对其他人一样要求，如晚上都要去集体备课等等。而由於经济原因，我的工资只有四十元，雇一个保姆一月二十八元再加伙食，我一个月的工资就快花光了；世龙的工资多一些，一个月也只有六十多元，而且他改成拿薪金还不到一年，原来毫无积蓄，家中应用的物品，也几乎一无所有，都要靠这点钱来置办，老家弟妹上学的费用他也要负担。所以在那大妈干了二十天要请一个月假时我就辞退了她。幸好春华很乖，只要吃饱了就从来不哭。我上课时就把她锁在家里。因为我上的课是四节连上，只好在两节课间的休息时间跑回家去给她喂奶，换尿布。记得有好几次因为课间也未能休息，忘了在家等着的小宝贝，等到突然想起再跑回北院时，只见她安睡在那里但眼旁挂着泪珠，显然是哭累了后又睡着了。我赶紧把她抱起来喂奶，一边我的泪水也点点滴滴的落在她的脸上，妈妈真对不起你呀！但妈妈也是不得已呀！喂完奶换好尿布，仍然只有狠心地又把她锁在房里，我还得跑步去教室继续上课啊。平时集体备课，我就把春华放在小车上推到建筑系的门厅里，在那里有各位叔叔阿姨去逗她玩，她看见人就笑，小天使一般，受到大家的宠爱。等她睡着了，我就把她推到门厅旁的工友室去安静地睡觉，这样直到将满六个月，我因要带学生去长春汽车厂实习，才把她送进了清华大学办的托儿所全托，就是孩子日夜都由托儿所的阿姨照看，不用回家，家长可以整天去干自己的事了。但是，春华在托儿所仅住了几个月就生起病来，耳朵流脓，幸好这时我已完成实习回来，便把她接回家中。这时我们已将家搬到地质学院，是新建成的家属宿舍，有厨房厕所，房间大些还多一间小屋。

说来也巧，正是这个时候，三外婆从青岛经北京回广州，和十四姨到我们这个新家住了几天，正好帮我照看春华。十四姨还给春华拍了三张照片。只是这家属宿舍虽然有厨房，我们却没有时间做饭，是在食堂买饭吃，她们来了也未能特意的招待，好在那时地院的食堂办得不错，就每餐多买些好菜回来。

在地质学院住了没多久，因为要集体备课，而且多在晚间，我来回清华地院之间很不方便。为了保证这集体备课，党支部书记要求我还是到清华去住，但他们当时没有找到房子，於是便将吴良镛教授暂时空着的房子借给我，并答应给我分配家属住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搬回了清华。

第四章（一）

28.又搞运动了

稍微稳定的日子没过多久，清华开展清理思想运动了，每人都要检查自己有那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并写成材料，一个人常常就写有几十条甚至几百条。清华大学的蒋南翔校长是一贯主张应当灭掉资产阶级思想的。那时在教学工作之外，作为社会工作，我当了党支部的宣传干事，经常给清华大学的校刊写点报道建筑系情况的稿件，清华过去早就有过校刊，这是近几年重新创办的，名叫“新清华”。新在那里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一向是其重要内容，这时自然更少不了对这个运动的反映。

一天，党支部书记要我写一篇批评刘致平教授不肯“下海” 的文章给校刊。因为刘致平教授曾把参加教学工作称为“下海”，而他不愿放弃他的研究去教学。我就按照这个要求写了，用带有讽刺味道的笔调批评刘教授不该把教学工作当成苦海。其实我对刘教授了解很少，有关情况都是他人提供的，我哪里知道刘教授是以研究见长，本应多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他是梁思成创建的营造学社的成员，这个学社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成果举世瞩目，其中就有刘教授的重要贡献。后来刘教授离开清华，调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史研究所。若干年后，我见到刘教授在这个研究所完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巨著问世，就想到我写的这篇文章，如果当年他真的放弃了自己的研究，能有这些成果吗，深深为自己当年的作为感到欠疚，一直想能有机会向他当面道歉，希望能得到他的谅解。

一九五五年，全国从批判胡风的上书言事，清查“胡风反革 命集团”开始，展开了全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运动）。一时，阶级斗争的弦又绷得很紧了。我们党小组的葛如亮，是从上海同济大学派来进修的教师，在多年以前和胡风有过交往，党支部要我们开会帮助他，这会几乎是天天都开，开了不计其数。说是帮助，也就是敦促他快交代，但我们当时对他和胡风之间究竟有什麽样的关系并不清楚，只是党指向那里打向那里。葛如亮最后也没有交代出什麽问题，但还是受了处分才回到同济大学去的。又过了好多年，才听说他与胡风仅是普通的交往，并无什麽不可告人的问题，仍旧在当他的党员，而什麽“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来也查明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九八五年我出差到同济大学，特意去看望他， 为过去的事向他道了歉。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什麽都不知道跟着嚷，所以也不怪你们，我们还是好朋友。”得到他的谅解，心里好受一些。但是我想，我为什麽会那样跟着嚷呢，还是值得自己深思。记得在这清理思想运动开展前不久，我参加了清华大学党委办的预备党员（就是原来的候补党员这时按修改后的党章改了名称）学习班，在那学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阶级斗争的驯服工具，党指向那里就打向那里。这种你只管指，我只管打，反正打错了也没我的事，长期成为中国社会的通病，而我这样修养的结果，更越来越成为没有头脑也不负责任的工具了，当然，这是后来的认识，那时还以为这是自己的组织观念加强，阶级觉悟提高了呢。

29.森华的诞生

春华才八个月，我又怀上了第二胎。我急得不得了，世龙倒好，反而说：“生了个女儿，再生个儿子，多好！生吧，迟早都要生的。”我说：“你倒说得轻巧，孩子的事你不管，你知道我的负担多重，曹昌彬他们又该笑话我说：别人到工地去生产实习，你在家里生产实习了。”着急是一回事，孩子要生下来就得好好迎接他。

这时原来答应分配给我的住房终於有了，我们搬进了二区六 十号这套用工棚改建的平房，每套面积只有三十几平方米，分隔成两间居室和一个厅，还有厨房厕所，标准很低，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终究是自成一体可供一家人团聚的住宅，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是满可以了。在这里我们一住就是十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世龙都被关押起来的时候，留在家中的两个孩子被逼迫迁出，才失去了这个虽然简陋，但一家人终得在此团聚的小屋。

我因为是第二次生育了，有了经验，产前比较小心谨慎，一 直平安地到了预产期，经医生检查，估计将在第二天生产时，我就提前住进了医院，傍晚溜回家吃了晚饭，再自己一人慢慢走回校医院，到了晚上十点三十分，进了产房，十一点就顺利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不会哭，医生把她倒提起来，打了一下小屁股，这才哇的一声哭出来，声音十分洪亮，还踢了我一脚，湿湿的、凉凉的感觉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我想这准是世龙盼望的儿子了。没想到与此同时，医生说：“恭喜你了，是个八斤重的大闺女。”我对生儿生女都无所谓，只是世龙该失望了，他可能还会让我再生个男孩吧，万一又生了个女儿呢？同事们开玩笑叫我乾脆生四个女儿叫春华、夏华、秋华、冬华，可不能再生了。对，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生了，两个女儿两朵花，多好！

第二天早上，世龙到医院来，当知道又生了个女儿，有些失望，说：“名字我已想好了，就叫森华吧。”“森”是取夏日草木茂盛欣欣向荣之意。他不给孩子取名夏华，显然是不想生四个女孩呢。他也没有问清楚是什麽时候生的，就急急忙忙走了。他去报孩子的户口，生日报成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比实在的生日晚了一天。

森华和春华打小就不一样，春华很少哭，要哭也是细声细气的。而森华则不同，无论是肚子饿了，尿湿了，冷了，热了，总之她感到不满意就会大声啼哭；如果目的未达到，就会一直哭到脸涨红也不肯休止。她的哭总是那样理直气壮的，因为世龙冷淡她，我就更多怜爱她，呵护她。这时我们把春华叫做小华，把森华叫做小妹，这两个乳名一直叫到现在。

小妹生在夏天，外婆寄来的那些衣服都用不上，我给她缝了个小兜肚，整个身子都光着，也不包尿布，放在只垫有一层布的藤床上，任由尿水往床下的大盆里流淌，只要将湿了的垫布换一下就行了，这样省了好多事，整个夏天，小妹都没有长痱子。

小妹的身体长得很健壮，眼睛特大，嘴特小，两道眉毛都只长了半截，从长像到性格，都像个男孩子，再加上世龙在小妹出生前已买了许多男孩的衣服备用，所以在两三岁以前，一直打扮成个假小子。小华是个好姐姐，从小就知道爱妹妹，她们在一起玩得很好。

小妹出生时，家庭经济情况已有了改善，世龙的工资增至七十八元，我的工资也有五十六元了。这时我们给照看小华的阿姨秀芝将工资加到每月三十五元，请她多看一个小孩，她也高兴的答应了。秀芝来我家已一年，就是三外婆来看我那次，小华患的是中耳炎，她在托儿所老生病，我决定不送托儿所了，还是请人照看， 世龙的同事介绍来的这个农村姑娘，虽然缺少带孩子的经验，但人很老实，有她带着以后，小华少有生病，所以我们还是找她来同时照看小妹。到小妹快一岁时，这秀芝要结婚?另找公家的工作，不能再为我们带孩子了，正好此时世龙的母亲摘了地主的帽子，可以离开所在的农村了，世龙把她和小妹妹世珉从四川的老家接来北京同住，有婆婆(四川人管祖母叫婆婆)亲自带着，我们就更放心了。

小妹三岁以前很少生病，性格比小华活泼得多，她的独立性较强，什麽事都要自己做，不愿让别人帮忙，她最初学会的几句话中就有一句是“自GER GER”（北京土话即自个儿的意思）就是说什麽事她都要自个儿来做，一岁多，就要自己穿鞋带，穿来穿去，有时坐在那里就穿上个把小时，嘴上还要嚷嚷“自 GER GER”，好玩极了。世龙开始宠爱起小妹来了，而且显然有些偏心。

30.进修

成立工业建筑设计教学研究组，纯粹是由於一九五三年初来了位苏联专家阿西莫夫，按他的意见建立的，我分配到清华时这个教研组刚刚组建，需要进人，所以到了这个教研组。

清华建筑系的创建人梁思成是以研究中国古建筑闻名的，现 在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即将展开，梁先生希望能将他多年研究的成果运用到这些建筑中去，如给新建的大楼也加上个故宫那样的大屋顶；他曾多次写文章提倡，而也有人真的照此盖起了大楼。梁先生这种想法被称为复古主义思想，受到批判，那是后话，当时梁先生的想法在社会上还很有影响，阿西莫夫来了更是大为赞赏，因为 他认为这与苏联提倡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一致的。梁先生的原意，还仅是着重在宿舍、 宾馆、礼堂、办公楼这类习称为民用建筑物的设计中；阿西莫夫则把它扩展到工业建筑也应该追求具有民族形式，还把这追求民族形式提到发扬爱国主义的高度。他 曾亲自指导清华建筑系的学生做过这样一个设计，我到清华时，阿西莫夫已经走了，但我们教研组作为教学材料蓝本的示范图，就是这批在阿西莫夫指导下作出来的设计。

对我来说，不仅工业建筑设计没有学过，民族形式的工业建 筑更不清楚。教研组别的人看来在这些方面也不比我强多少，所以只能比照阿西莫夫留下的示范图，照猫画虎地教给学生。而到了一九五五年，上面发现这种给建筑物加上个大屋之类追求民族形式的作法，要多花大笔的钱，不是还处於经济落后财政紧张的中国所能采取的，于是把这种作法称为复古主义加以批判。一天晚上，我们建筑系的十几个党员教师，被彭真找去谈话，谈话中说这种复古主义已在基本建设中造成巨大浪费，是反党的行为，你们这些党员怎麽还能视若无睹。回来后党支部就组织写批判文章，我也写了一篇；《新清华》准备用一整版来发表这些文章，排版后的校样都打出来了，不过后来这一版?未印出来，对复古主义也没有提到反党这样的高度。但工业建筑设计显然不能再用阿西莫夫留下那些蓝本来教了。怎麽办？为了找到出路，教研组派了许多人出去进修。

我和李承祚被派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地点在离清华有十多公里的百万庄，我打算到他们的总图科。总图科能了解到工程设计的全面情况，按照当时根据苏联的保密制度制定的条例，是属於密级很高的部门，象我这样有复杂海外关系的人，一般是不能进入的，是清华的校长蒋南翔写了亲笔信担保，我这才开始了在总图科的进修，也就是和他们一样工作。这时是一九五六年，苏联已在批判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也在强调经济建设，一时不那麽总讲阶级斗争。

从清华到百万庄有公共汽车可坐，但是得走十多分钟才能到 达上车的地方，中间还得换一次车，来回需要约三个小时；李承祚骑自行车去，少用一半以上的时间。世龙就把我们当时刚有的一点积蓄，几乎是全部，拿出来给我买了一辆价值一百五十六元，崭新的墨绿色飞鸽牌女式自行车，是当时国产自行车中最好的一种，这辆车在一九六八年我和世龙都被关押，小华小妹无人照应，避到青海西宁她们的永明舅那?时，还卖得七十多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那时家里没有钱，也没有比这自行车更能卖出钱来的东西了。

有了车但我还不会骑，於是买来就学，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世龙把车推到新林院这个教员宿舍区内的操场上，在后面扶着车让我练，居然，半天下来我已可自己骑着走而不用人扶了，但我还没有学会下车，只能等到车子减速后，让两只脚垂在地上，利用脚底和地面的摩擦作用来使车子停下。

买来车的第二天，我就骑车去上班了，当时这条路上，汽车 自行车都没有现在那麽多，我小心翼翼歪歪扭扭地骑出去，好远也没事，慢慢胆子就大些了，发觉骑快些还稳当点，正在得意时，从横路上拐出一辆马车，糟了！我 车子的前轮被马车的鞭稍缠着了，还没来得及反应，我的车已撞到了马车上，擦掉了前轮挡泥板上的一块漆，幸好我两脚落地没有摔倒。一辆新车第一天用就被我弄掉一块皮，多难看呀！我心疼得要命，要知道这是当时世龙和我最值钱的财产了。

回到家，我告诉了世龙，他没听清楚，还以为我脚上擦掉了 皮，便漫不经心地说：“不要紧，过两天就长好了。”我说：“没听说过，自行车擦了皮还能长好的。”这时他才赶紧跑出去看车，我生气了说：“你不心疼我倒心疼车啊！”世龙说：“皮破了几天就长好了，车坏了就再也长不好了。”他后来找了些漆来涂上，但终究留有一个明显的疤痕。其实，我当时虽然嘟着嘴，心里也同意他的看法。

在总图科进修约有半年，接触了生产实际，学到不少本领；我因提出过一项改进方案，使这项工程能节省大量土地和施工费用，还得到了三十元奖金。

进修结束回来不久，党支部书记通知我，我已被批准转成正 式党员了。并对我说，出於统战的需要，要我多给父母去信，并打听陈庆云的下落，问有无可能争取他回来。我终於又可以给爸爸妈妈写信而不必耽心划不清界限 了，我多高兴啊。虽然还不能敞开胸怀地谈，中断了三年没有通信也无法解释，但我相信爸爸妈妈都会理解我的处境的。此后我常与父母去信了，但都只限於谈大好形势等等。我从妈妈的来信得知陈仍住在美国，每年还在互寄圣诞节贺卡，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第四章（二）

31.世龙笔耕

一九五六年，对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形势”确实是比以前好了许多，不仅我和父母恢复了联系，，世龙的母亲和妹妹还顺利地把户口迁到了北京；我们的工资也又一次提高了，世龙达到每月一百一十元，我也有六十多元，世龙还开始经常有些稿费收入。

世龙从小就比较擅长也喜欢写文章，一度想当新闻记者，高 中二年级时就考上了政治大学的新闻系，但因他父亲希望他远离政治，应去学科学技术和进名牌大学，高中毕业后才另考进北京大学地质系。但他始终未能忘情於写作，到北大后一直在课馀写点文章投稿，通讯、游记、学习心得、工作经验都有；学得一些地质科学知识后，又热衷於将这些知识写成通俗的文章介绍出去。抽调出来专门作青年工作后，文章写得少了，但到了一九五四年夏天，他不当团委副书记了，转到学院的教务部门，一九五六年时任教务科长兼任这个学院的教务秘书，协助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管理全院的教学工作。这时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对地质科学及其相关的学科都能有基本的了解，并应能掌握地质科学新的发展。好在他是大学三年级快结束时才出来工作的，大部分主要功课都已学完，多次出野外实习，作青年工作后，因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很重视青少年长知识，要求团的干部应成为有文化修养，知识面很广的人，这正合世龙的心意，一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到地质学院后，更是抓紧地质学的学习，如苏联专家给教师和研究生讲授普通地质学，他也去听，而且是让其他事情让路，从头到尾听到底。

在转入教务工作以后，上下班有制度，不象过去当团的专职 干部那样没有工作时间的界限，干起来没完没了。但是他下班后与家人一起休息娱乐的时间仍很少。他那时下班回家的标准程序是：先对孩子们唱“小山羊，好乖乖，快开门来……”两只手放在头上比做山羊犄角的样子，就算是和孩子们玩过了，於是立即坐到书桌前伏案疾书，什麽声音他也听不见，什麽事你也别想他会搭把手，饭做好了，还得催好几次才吃。等稿子写完了，誊清就是我的事了。都说世龙的文章写得好，但这字实在写得不怎麽样，又乱又难认，我看惯了倒也抄得顺当， 有时还帮他画点插图。

一九五六年是世龙笔耕初获丰收的一年，除了在报刊上发表 了一些文章，还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了一本给初中学生看的《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很快就出版了，这本书通过一些故事讲述地质工作在经济建设中怎样起作用，大概还能受到小读者的喜欢，初版印刷了一万五千册，发行后很快就买不到了，但未及时重印，可能是因为书中讲述了地质学家谢家荣发现淮南八公山煤田的故事，而谢先生在此书出版后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了；过了三十多年，这本书被收入《童年文库》再次面世，并且重印过好几次。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是出版社约他写的，先前世龙也间 或写过一些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但都是短篇，常用笔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事情是在头一年，当时已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领导，发现可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奇缺，於是极力推动这些读物的创作与出版。他们主办的中国青年报写信给一些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者，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意见和为少年儿童写作的计划，世龙也收到了这封信，随即写了回信，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这一期中国青年报上，用了几乎是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八封回信，世龙的信也在其中，标题是“应当写出“十万个为什麽”来”， 因为世龙在信中谈了自己的写作打算后，提出“应当介绍的知识还有很多，譬如‘海水为什麽是蓝的？’‘沙漠中为什麽有绿洲？’‘地为什麽会震动？’……真可以也列出个‘十万个为什麽’来，这就不是一个人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了。”建议广大的科学工作者都来写。需要指出的是，这八封信的作者，除世龙外，都是发表过许多作品，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和画家，由老作家冰心打头，世龙能列名其中，自然很受鼓舞，而来约他写稿的人也多起来了，此后可以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已发表了八百多篇文章，出版了十来本书，而也为此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一九五六年，除了写普及科学的文章，世龙还在教育、青年问题等方面也发表有文章；如在教育部主办的《高等教育通讯》上发表的“教学大纲应当百家争鸣”“教学计划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表达了他不赞成应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的意见，和对按照苏联模式制定教学计划的质疑。在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这样批评是否恰当？”用地质学院的实例，提出了一个使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中国青年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这就是究竟该怎样处理关心政治与钻研业务的关系。当时世龙虽已不是团的专职干部，但仍然在教务工作之馀兼管青年 教师中团的工作；这年上面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但他发现在青年教师中谁要多花点时间学业务，却又常被视为个人主义，斯大林那种科学家也应是政治活动家的要求，在中国还很有影响，世龙是不赞成这样去要求的，在他去参加了胡耀邦召集部分高等学校团干部的一次座谈会后，《中国青年》杂志派了一位记者到地院调查研究，最后和他合写出这篇文章，用他一人的名字，以来信的形式发表，对把钻研业务看成个人主义等等问题提出质疑；本来是想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但后来没有这样作，只是请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和他的夫人作家韦君宜合写了一篇文章，“从‘脱离政治’谈起”作为回答；而且这篇文章没有亮出杨述的真名实姓，用的是“萧文蕙”这个笔名，世龙的信和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出来就算完事，答案已有了，大讨论自然也就不必进行，有点草草收兵的味道了。当时我哪知道，这向科学进军即将夭折，一场政治风暴就要刮起来了。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的稿费有好几百元，因为这本书有 几万字，又赶上一九五六年时讲知识分子政策，稿酬标准有所提高，世龙第一次得到这样多的稿费。这年中国青年报上提倡女青年穿花衣服，城里举办服装展览会，世龙陪我去看，我还买来一件海蓝色呢外套，有同事说这颜色太俗，但是世龙喜欢，他说那时他住在铁道学院的办公楼上，每天早上总是要临窗远望，希望能看见我的身影，我那时早上起来经常穿着二姨给我的那件风雨衣，从宿舍去食堂吃早点，这件风雨衣也是海蓝色，使他远远就能认出。一九五六年，是我们这个小家难得的一段宁静与温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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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龙：这样批评是不是恰当）

32.曹昌彬事件

一九五六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曹昌彬、宋元谨、廖景生、顾岱琳、李风顺等几个老同学约我到他们宿舍去聊天。他们告诉我，最近经常聚会，“青梅煮酒论英雄”，议论有关系里的问题，想约我也参加。原来，他们认为这时的建筑系党支部书记刘小石有宗派主义；刘小石本人是清华毕业的，因此对清华毕业的亲，对外校分配来的疏远；提到工作成绩就是讲他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外校来的人好象不存在似的。还问我是否有同感。

我说，他们同学多年，自然会亲近些，就好象我们同班同学 在一起不是也更亲热些吗。这几个老同学中，宋是党员，其余的都是青年团员，因此我又说：“我们都是党团员，有意见就该通过组织系统提出，而不应背后议论，犯自由主义；不过作为党支（部）书（记），也应多到群众中来听取意见，有了沟通，问题才容易解决。”我答应将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刘小石。

不久我就将曹昌彬等人的意见告诉刘小石，刘小石也觉得是个问题，答应去找他们谈谈，直接和他们交换意见。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老同学聚会竟成了沉冤二十余年的一场大灾难的发端。

在我向刘小石反映了曹昌彬等人的意见后，好多天不见动静，我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天，我们建筑系教师中的党员突然被召集到党委副书记刘冰的办公室，这刘冰在清华，是地位仅在校长蒋南翔之下，专管党务，实际在主持清华日常工作的实权人物，平时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多是在听报告时，看见过坐在主席台上的他，难得像今天这样坐得很近听他讲话，我想不出他要说些什麽，只觉得大概是发生了什麽与我们有关的严重事情。

大家都坐定后，只见刘冰概括了他所知道的曹昌彬等人提意见的情况后，声色俱厉地说，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支部居然被人攻击为宗派主义，这是一种反党的行为，是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建筑系的共产党员，要对曹昌彬反党小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听到这番话，我给吓懵了，同时懊悔：要是我不向刘小石反 映那些意见，不是就不会把事情搞得这样糟了吗？。反党小集团？不！曹昌彬他们不过是有些不满情绪，决不是在反党。我觉得当初是我反映的曹昌彬他们的意见，我有责任把问题解释清楚，散会后便去找到副教务长里分管建筑系工作的陈舜瑶，她也是党委副书记，过去我作为支部的宣传干事曾多次向她汇报过工作。我向她将那天晚上的情况又原原本本地汇报了一次，并再次表明了我的看法，即他们背后议论是不对的，但他们不是要反党。陈舜瑶在态度上比刘冰缓和一点，但还是认为这就是反党，开导我说，看问题不能离开当前整个阶级斗争的大形势，曹昌彬他们这种想法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共产党党员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问题。又说，刘冰同志有很高的水平，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关键，对曹昌彬事件已经作了结论，定为反党小集团。你不要再纠缠在老同学的温情之中，要站稳共产 党员的立场，千万不要滑到阶级敌人一边去。

被陈舜瑶这样一说，吓得我再也不敢吭一声了。

在批判曹昌彬反党小集团的会上，我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愧 对曹昌彬他们，他们是信任我这个老同学才找我去谈心的，当时我总以为，要是不告诉刘小石，不是什麽事都没有了吗？现在他们背上了这样大的罪名，我还得在会上批判他们，否则我就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记得我在会上语无伦次地发言说：“曹昌彬老笑话我在家里生产实习，这也是对党员的不满。”

在和曹昌彬等人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差不多同时，还有研究生英若聪、梁友松、熊明等也被定为“反党小集团”；这些研究生都是业务上的尖子，他们是因为比大学本科毕业生多读了两年的研究生，在毕业后仍和大学本科毕业生拿一样的工资不公平，为此曾集体到党委去请愿，没想得了个“反党”的帽子，这事也是刘冰处理的。

这两个“反党小集团”都出在建筑系，被称为“曹昌彬事件 ”和“研究生事件”，在那些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看来，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不过，奇怪的是，在批判一阵之后，并未对这些人作组织上的处理，而通常对戴上反党帽子的人，是要从党或团的组织中清除出去的。回想起来，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大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世龙还和地质学院其他五位教授去中南海怀仁堂听过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对知识界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正式公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来在匈牙利出现反抗苏联及共产党统治的事件后， 毛泽东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随后又到处讲话，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帮助党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按照这些报告和讲话的精神，不仅是我，系里许多人都想到 了把曹昌彬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是不是过头了呢？曹昌彬他们自然更是想不通，现在不是党中央也在号召大家反对宗派主义吗。但是他们反党的帽子没有人给他们取消，尽管工资照发，工作照旧，党团员照当，心情总不能舒畅，经常借酒浇愁。由於他们处於这种状况，整个建筑系教师团支部好久没有能大家轻松愉快地聚在一起。当时我正担任这个团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薛恩伦商量，看看我们从青年团的角度能作点什麽，和缓一下因这次批判带来的紧张气氛。商量的结果是组织了一次去香山春游。这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为，像春光一样明媚，知识分子的处境也即将变得前所未有的美好呢。

在这次春游中，曹昌彬他们又喝醉了。

曹昌彬这件事我也告诉了世龙，他一听就说，这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并说现在看来，党内也是存在着矛盾的，不能一有不同意见就看成是在反党。
第四章（三）

33.反右派

一九五七年初春，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党员开始学习毛泽东的《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准备进行整风。这时建筑系的党员增多，已扩建成为一个总支部，下面设有好几个支部了；我所在的党小组有六个党员，当时小组长陈乐迁等三人外出进修，要我代理组长，组织这次学习。学习要联系实际，一联系我就想到了所谓曹昌彬反党集团，觉得他们应该是属於人民内部矛盾。我在党小组会上谈了自己的体会，我说：“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很及时，匈牙利事件之所以发生，与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很大的关系。毛主席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曹昌彬他们对刘小石有意见，尽管那些意见不对，背后议论也不好，但终究仍应属於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应该定成反党小集团；反党应是敌我矛盾的性质了。而如把矛盾的性质搞错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激化成为对抗性质，那就不好了。我认为这次整风，在我们建筑系就应该对曹昌彬事件重新审查，给予解决。”在党小组会上，另外两位党员蔡君馥、林爱梅都同意我的看法，，便推我代表她们在建筑系工会举办的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也就是提意见)会上发言，我就把那天晚上曹昌彬他们和我谈话的内容及党小组会上大家的看法重述了一遍。 这个鸣放会没想到过了没几天，情况就变了，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现在变成要警惕阶级敌人借整风之机向党进攻。曹昌彬等人的事情，又被摆了 出来，大会小会批判，声势比上次更大。我感到纳闷，我一直没搞懂这阶级斗争，为什麽明明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怎麽和当前的形势联系起来，又成了敌我矛盾呢？但是我只能把这些问题闷在肚子里，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度过了这场反右斗争。眼看着曹昌彬、宋元谨、廖景生、顾岱琳、李风顺五个老 同学都定成右派，除宋元谨带着帽子送回天津大学外，其余四人均被逐出清华，送到不知什麽地方的建筑工地劳动改造去了。英若聪等三位研究生和曾登台发言的周卜颐教授，都落入了右派的行列。

对我在反右中的言行并未立即就算账，直到一九五八年，大 跃进已经开始，我正带着学生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作设计，突然得到通知，要我回校参加支部会，到会上才知道，原来这个会是对我在反右期间的问题进行处理，会上宣布，给我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还有一些人显然是经过准备的发言，对我展开批判，并要我深挖思想根源。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怎麽挖实在也挖不出有什麽不好的动机，我确实是认为共产党好，并希望它更好，才总是实心实意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我仅仅说了一句：“我真真是想党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的。”就大哭起来。此时已成为总支部书记的刘小石算是给解了围，说：“让她回去再想想吧。”接着就宣布散会。

世龙得知我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并不介意，大概是他 见的多了，只要没划成右派，受点处分不算什麽。他在长期不能入党后，对组织上入不入党已淡然处之，认为是不是在那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并不取决于在组织上是不是入了党，只要自己真正去作就行了。有些入了党的人，并不见得就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他终究比我见识广而且成熟，不象我容易轻信盲从。

34.设计第二通用机械厂

确实，党内的处分对我没有多大影响，按照当时的政策，象我这样的人，在政治上不能用了，但搞业务还行；对想入党作官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不利，但对我来说无所谓，本来就是搞业务的，现在还是搞业务，无非是不作支部宣传干事这类工作罢了。开过这个宣布处分的会后，我就又回到设计院继续带学生作设计。

我们在这里设计的是北京市第二通用机械厂（以下简称二通），一个生产重型机床的现代化工厂，设计这样大的工厂，是不简单的，当时清华建筑系已和土木工程系合并，改称土木建筑工程系，统一调配原来两个系的力量，才接下了这个任务，由原建筑系的教师殷一和和原土木系的教师罗福午总负责，投入教师十多人，高年级学生数十人，浩浩荡荡地进到这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 计院，这叫做“大兵团作战”。我因曾在这个设计院进修过，和他们比较熟，便让我在指导学生之外，与设计院联络，协调工作进度。

教师带领学生出来作设计，是想用它来代替原有的课堂教学，被称为真刀真枪做设计。当时全国都在“大跃进”，高等学校过去那套办法被认为是脱离实际，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学生被培养成无能的精神贵族，教育要革命。上面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高等学校培养出“又红又专”即政治业务能力都很强，劳动化了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办到呢？走出校门，到生产现场去，用完成生产任务来代替课堂教学，同时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工人师傅的教育，被认为是最正确有效的途径。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长期兼任教育部部长，是这条教育方针的强有力的推行者，对清华的知识分子还曾提出过“红专化合”的更高要求，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屡屡创 造经验，全国闻名，真刀真枪作设计就是其中的一项。这次我们去完成设计二通的任务，设计院自然不敢怠慢。

清华承担的设计任务，包括二通全部建筑物，工作内容分为建筑、结构两大方面，我负责指导建筑组的几个学生作煤气站的建筑设计。当时正是上面提出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提到称为“总路线”的高度的时候。

真要能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那自然是很理想的，但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慢工出细活，一分钱，一分货；想质量好却怕花钱花时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实际上是办不到的，结果是往往就注意了省钱和赶时间，质量的好坏常被摆到一边，也许是这个“好”难以计量，而省了多少钱或多少时间，以及产品的数量，都很具体，便於拿来大肆宣传，而上面大概也就是喜欢听这些。但这多快省的数量其实也是有限的，后来无限膨胀下去，许多地方出现虚报成绩说假话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时，谁要抱实事求是的态度，讲点注意质量注意安全之类的老实话，就很可能被插上“白旗”，离“右派”也就不远了。我们这个“大兵团”的活动自然也摆不脱这股当时席卷中国社会的潮流，特别是清华大学，在这种时候，总是在争取扮演得风气之先的角色。因反右中严重右倾而刚受到处分的我，虽在个人得失上不那麽在意，但总是想这回该吸取教训，不要再犯错误了，对上面的精神努力紧跟。

在煤气站的建筑设计中，我也是就想到省钱，采用了低标准 的开敞式，即厂房不盖屋顶没有外墙的方案。设计院的老总（总工程师）们，对这个方案本来是不赞成的，但这多快好省的分寸实在不好掌握，在我摆出这个方案可以作到又好又省的根据后，他们勉强地通过了。我由於过去没作过这样的设计，曾和教研组主任张昌龄教授到唐山耀华玻璃厂等处，考察他们的煤气站，其中就有开敞式的，我们了解到用这种设计，不仅建筑成本低，空气中一氧化碳的含量也少，认为可以采用。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这些煤气站设备落后，没有空气调节装置， 自然是用开敞式空气好些，而象二通这样现代化的工厂，就不应还用这种办法了。

方案通过后没多久，煤气站就破土动工了，我和学生都住到 了建筑工地上，甲方即业主的代表对煤气站采用开敞式设计强烈不满，还说：“将来请陶老师来我们煤气站当几天工人，你就知道头顶烈日，冒雨操作是什麽滋味了。”我也后悔起来，但已经开工，再想加屋顶和外墙也不行了，因为结构组在计算结构的时候，是按开敞式计算的，没有把这荷载计算进去。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结构组的学生在复核中发现，煤气站的主体框架在他们作结构荷载组合时有重要遗漏，已施工达到一层高度的框架必须推倒重来。这框架虽建了还不到半截，但也花费了许多人力物力，眼看着它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被炸掉，令人心疼。不过，在这推倒重来之际，将我们原来提出的开敞式改为封闭式，不正是个时机吗，问题 就这样解决了。

设计二通仅干了几个月，离全部完成还差得远，这新组成的 土建系，又揽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的纪念工程中的国家大剧院和科技馆的设计，这是蒋南翔校长亲自抓的重点项目，就在我和学生搬到工地去住的时候，除我以外，负责设计二通的全部教师和学生的大部，都抽调回去了，他们大多转为参加这些新的重点项目。二通就留下我一个教师带着十几个建筑组及结构组的学生，负责完成煤气站和一个金工车间的设计，而结构设计不是我的专业范围，我一再要求无论如何再派一个结构组的教师来，审定结构方面的设计，但当时二通已不再是重点，一再要求也无用，幸好留下的同学很负责，听了我的意见，认真复核，结果发现了遗漏主要荷载的问题，及时将已建成的部分框架连基础都炸掉重来，否则等到煤气站建成使用，这遗漏便会成为一个祸根潜藏在那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时我对系里把大批教师学生抽调回去，使参加二通设计这 件事虎头蛇尾；罗福午他们回去的时候，把煤气站和金工车间以外未完成的任务和遗留问题，全都推回给第一设计院自行解决，人家意见很大，而他们回去时还得到学校的表扬，是不满意的。世龙对清华这些作法也不以为然，不仅是因为把人抽走，我的负担过重，他还认为这是蒋南翔好大喜功，抓剧院不过是想树碑立传，而中国现在也不到盖这样高级的国家大剧院的时候，对二通这样的工程倒是更应该重视。他们作地质工作的人，常到农村和偏僻的山区，对民间的疾苦比较了解。我一向是特别相信校长蒋南翔的，甚至有点崇拜，不过这次我没和他争论，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撑下去，这二通的工地远在离清华有二十多公里的石景山附近，我住在工地，坐公共车要换几次车，跑一趟得好几小时，幸好这时骑自行车已经熟练，我便有空就骑车回家，虽然是劳累不堪，但总又一家人在一起了。就这样又坚持了两个个月，直到我的任务完成。

这二通的厂房不久全部建成，现在还在那里。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花了许多力量，但那些图纸随即被束之高阁，中国经济困难的时期到来了。

35.抢救小妹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从二通的工地回到学校，这时大家仍在忙着完成那些设计任务，我则到山西省太原重型机床厂去收集资料。

谁知，到了机床厂，厂部和生产车间都已关了门，原来正赶上他们停止正常工作，全厂职工连家属都在大炼钢铁，叫做会战。他们本不是炼钢的，没有现成的设备和原料，便在靠近围墙的地方建了一群“土高炉”，一切能干活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连我这外来的也不例外，。招待所组织我们这些人去砸废钢铁，幸好干了两天这会战就结束了，我马上去办好各种手续，取得资料，急急忙忙赶回北京。

回到家中，只见家门紧闭还上了锁，小华一个人在外面玩，看见我就大哭着扑到我的怀。我问他婆婆和小妹到哪儿去了？她说：“爸爸说小妹都要死了，他 们去医院了，不让我跟。”邻居告诉我世龙和婆婆带着小妹去儿童医院了，托他们帮着照看小华。我急忙把买回的一辆玩具汽车给小华，让她去和小朋友玩就匆忙乘公共汽车到了儿童医院。在急诊室找到世龙，但见小妹躺在一张小床上，嘴唇干裂着，鼻翼扇动着，困难地吸着气。“小妹！小妹！妈妈来看你了！”我呼唤着她，她毫无反应。问世龙才知道他们一早就来了，医生当时就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现正等着空出病床住院。当我知道医生并未给予治疗时，我急了，也不知我怎麽一下子会变得母老虎一样，发疯似地拉着那急诊的医生的衣领，把她拖到小妹的床前说：“你们怎麽可以这样不负责任，都不省人事了，还不急救，让她在这等死吗！” 那医生也觉得不对，赶紧叫护士给打了针，又去催住院部，不久就住进了病房。我抓住住院部的医生问：“有救吗？有救吗？”医生说：“送来太晚了。我们尽力吧。”随即给小妹打针，输液，在头上放了冰袋。我一会儿将冰袋翻一个面，因为头又把冰袋给烤热了。这样我一直守在小妹旁边，直到下半夜，我突然发觉小妹的头凉了下来，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还以为小妹不行了，没想到小妹睁开眼睛叫了一声妈妈，啊！会叫妈妈了，你又会叫妈妈了，好孩子，你知道妈妈有多着急吗？ 护士过来看见，说是退烧了，啊！小妹有救了，我紧紧搂着她，给她喝水，喝奶。该吃药了，小妹，要吃药啊！吃了药才能治好病，病好了才能和姐姐和小朋友玩呀！我就这样耐心地劝说着，小妹从小就有个性，她干什麽事都必须出于自愿，是不能强迫的。我劝她吃药，往往要说上好久，直到她点头说吃，她就乖乖地把药吃了，那时她才三岁多，挺大的药片也咽下去了。病房中其他病孩的母亲说：“你也真是，对那点大的孩子讲那麽多的道理，把药片化到水里一下子灌下去不就得了。 ”其实我看他们那样也不是个办法，往往弄得孩子大哭，而且药还洒得到处都是。我认为还是用尊重孩子的办法比较好。

我陪了两天后，婆婆替我又陪她住了几天院，大体上好了，回家后又继续休养和治疗了好长一段时间。而在这以后，好几年一到冬季就得肺炎，后来吃了中医研究院的药，加上她学会游泳，身体锻炼得强壮些了，才没再得过肺炎，到冬天不用提心吊胆了。

第四章（四）

36.婆婆当会计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确也着实红火过一阵子，往常就在家中做饭看孩子的教职工家属，许多人也有了工作，虽然大多是临时性的。她们去工作了，这孩子谁来看，饭谁做，就成了问题。二区家属委员会的主任蔡大妈，领头办起了二区的家属托儿所，和一个家属食堂，离我家都近，一两分钟就能走到。

说起这家属委员会，现在叫居民委员会，别看它不起眼，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体制中处於最底层，它的成员大多是些大妈大嫂，管的不过是油盐柴米酱醋茶之类生活琐事，但在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没一个人不在它的掌握之中，它是中国共产党能维持严密统治的重要细胞；因此它的主事者，一般是由那些被认为最可靠的人来担任，在高等学校中，多为工人家属，或跟着共产党进城的干部家属（大多是农村妇女），她们文化程度不高，但很忠於自己的职责。这蔡大妈的丈夫就是一位一直在清华工作的老工人，但她并无那种歧视别人的政治优越感，相反倒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妇女宽厚的美德。这家属委员会对你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来历都是掌握的，蔡大妈当然知道婆婆被划成过地主，但她没有在乎这一点，到是看重了婆婆在这些家属中，是难得有的能写会算的人，於是聘请婆婆到食堂当会计，小华小妹也就去上这家属托儿所和在家属食堂吃饭，每人都拿些饭票，自己去买饭，爱吃什麽就买什麽，婆婆在那还可以兼顾她们两姐妹。大家都高兴，尤其是婆婆，好象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婆婆的文化程度其实也不算高，她没有上过新式的学堂，只是在家塾中读过几年书，大概有相当小学的程度。要说起来她也是出身於一个书香世家，父亲还曾留学日本，但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有时她看见我和小华小妹的亲热样，还曾勾起童年缺少母爱而掉下眼泪；她的父亲在续弦后不久又去世了，她也没有读多少书就出嫁了。在陶家，一直是世龙的祖母当家，她这当儿媳妇的主要是做家务还得处处小心，她从来没有掌握过这个大家庭的经济大权，但土改时还得承担责任，被划为地主，失去了全部财产，从原来的大院搬到风雨飘摇的破草屋去住，和农民一样下地劳动了几年，农民们认为她改造得好，给她摘了地主的帽子，也就是说她也有公民权，和其他人一样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了。这时世龙的大妹已进大学，弟弟已进中等专科学校学习，她带着世珉来到北京，世珉一来就顺利地进了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初中部。世龙曾受他父亲的嘱托，要他照顾留下的家人，现在算是都安顿好了。婆婆此时的心情也特别好，在老家，尽管外人看来她是世家大族中有身份的少奶奶，实际上只有很少的钱能由她支配。她跟我说过，那时每年她在为这个大家庭养蚕之馀，又养了少量归她所有的“私房蚕”，这当然得靠她超负荷的劳动，但她还是只要这年大家庭养蚕她也一定养，因为这些蚕的茧子卖得的钱，是她零花钱的重要要来源。

婆婆来到北京后，我们全家的伙食便由她管了起来，那时我 们每月扣掉房租水电及供给世龙弟妹上学，和间或购置点衣物后，六个人每月的生活费用还有百元左右，发工资后就交给她全权处理，她已觉得比过去满意得多了，现在自己又头一次有了工作，钱虽然少，每月不过十几元，但终究是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拿工资啦！我还记得她第一次拿回工资时，乐得合不拢嘴。

这年年底，婆婆被家属委员会评为优秀家属，领回一个大奖状，我和她还因婆媳关系好，共同受到家属委员会的表扬。

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家属们又逐渐回到家中做饭看孩子了，来食堂吃饭的人一天天少起来，市场上的东西也越来越少，食堂很不好办了，坚持了一段时间后，终於停了下来，婆婆在当了不到一年的会计后，只好又回来管家里的这个食堂了。

37.小华学代数

在婆婆当会计正当得高兴的时候，小华也升到幼儿园的大班，这个班设在老清华留下的一座四合院“古月堂”。我没出差时便接送她上学和回家，一天，在他们还未放学的时候，我悄悄地躲在他们教室的窗外，看看她们在干什麽。一看，正巧是邻居王老师在给他们上课，黑板上写着：

４－Χ＝２

王老师问：Χ等於多少？有些小朋友高高地举起了手，小华也举起了手，但只举起了半截，还有半截藏在桌子下面。真好玩，她是又想举手又怕老师看见呢。放学后我用自行车把她带回家，我问她为什麽只举半截手，是不是还不大会？她说是。我又问她：“你原来有四颗糖，现在只剩下两颗了，被你吃掉了几颗？”她说：“我吃掉了两颗。”四减二等於二她是会算的。我便告诉她老师在黑板上写的Χ就是代表你吃掉的糖的颗数，因为不知道你吃的几颗，要你算出来，就用这个Χ来代表。小华说：“我就是不明白这Χ，老师干嘛不像你这样问我吃了几颗糖？”这该怎样回答呢？给孩子是说不清的。她那里知道这是幼儿园也在紧跟大跃进，当时贫困落后条件下生活了许多个世纪的中国人，谁不希望马上就变得富裕幸福呢，现在上面告诉他们，这样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许多人民公社已经吃饭不要钱了，只要你们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什麽都会有了。在这种形势下，幼儿园又那敢落后呢。那时，诚实善良的中国人，对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是笃信不疑的。

小华学代数时，才四岁半，五岁半时从幼儿园大班升入清华附小。

38.研究防微震

一九五九年，中国许多地方已经出现生活用品供应紧张，日子不好过了。但是在北京，特别是在清华，终究是首善之区，生活还在照常运转，原来接受的那些生产任务，也还得完成，学校里仍是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

我从太原回来后，参加了清华自己的一项工程设计，这项工 程是学校生产和研究精密仪器，结合进行教学的基地，当时像这种具有高新技术的项目，都被认为属於国家机密，所以用了个代号9003来表示。我去参加也仅是为了解决这个项目中一个特殊机房的防微震问题。这个机房是为安放光栅机而建造的，这个光栅机要求周围的环境平稳安定，如果震动的频率在两赫兹以上、震动幅度超过十万分之一毫米时，它就要出废品。我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使周围的震动不影响光栅机的工作。两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杨良为、吕筱瑗分配来随我工作，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他们完成了毕业设计。后来他俩毕业走了，而我由此开端，继续投身这防微震的研究，直到文化大革命。

要解决这防微震的问题，首先得察知这样微弱的震动的存在，需要灵敏度很高，能够将震幅小到十万分之一毫米的震动测出的仪器，当时全中国一台这样的仪器也没有，好在清华终究是基础雄厚的高等学府，我在校内现有的仪器中，找到一台丹麦造的拾震仪和一台荷兰造的声频记录仪，在给它们加上一些补充装置后，居然得到能测出接近这样微小震动的效果。

我在建筑系上学时，从未接触过这些仪器；有关的的基础知识，在建筑系的课程中也不占重要位置。我的研究课题，已不属于於建筑学的范围，实际上是改了行，只好从头学起。改装仪器时，得到这方面的专家来晋炎的指导；仪器装配起来后，理论力学教授李方正，又帮助我们标定。随后又到防微震研究开始得比我们早的上海光学仪器厂去学习和收集资料。

和我一起去上海的，除了杨良为、吕筱瑗和清华另外两个学生，还有其他单位作这项研究的同行。当我们到达上海光学仪器厂时，正赶上他们停下正常生产，全厂人员都在昼夜不停地制作超声波发生器，原来这时上面有人以为超声波妙用无穷，几乎是万能的，一声令下，全国都搞起来了，这个工厂自然不能落后。我们进了厂，才知道要看的机房被定为绝密一级，带来的介绍信不足以证明我们可以进入这机房。厂方劝我们，你们来了这麽多专家，正好帮我们研究一下如何将超声波用于防微震，别的事等搞完这超声波再说。听到这样的安排，同行的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力学专家王光远教授就火了，搞什麽超声波防震！愤然离去；他的助手们和其他单位的人也跟着走了，就剩我们清华五个人。我想，客随主便，既然来了，不妨先跟着干一干。

我们利用带去的仪器，帮他们测量了在超声波的冲击下，原 有环境震动情况的变化，结果是毫无效果，这不仅是王教授，连我们和厂方参加这一测试的人员都已料到的，得到这个结果，他们很高兴，因为不管是否有效，反正超声波他们已经用过了，而且是有外来的专家参加作出的结果，他们可以向上级交差了。这一来，我们和他们的关系融洽了，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合作研究，因此可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一样进入机房，原要求的那套保密审查也就免去了。这样我们就和他们一起研究这光栅机的防微震问题，着实干了一阵子，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厂方采纳了我们的改进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也得到了希望得到的资料。

就在准备返回北京的时候，我突然发起高烧来了。幸好杨良 为同学的家就在上海，接我到他的家中住了两天，高烧有所减退，我便赶快买了火车票马上回家，急急忙忙没有买到卧铺也走了，谁知在火车上体温又猛然升高，杨良为找车长为我争取到一个卧铺，到北京后他把我送回家中，这时我仍高烧不已，世龙立即雇了辆三轮车把我送到地质学院斜对门的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不能判断这是什麽病，但烧得这样厉害，还是把我留下住院。在医院，高烧持续了三天，第四天在未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高烧自然退去了，我好象睡了一个大觉，人也精神了，什麽事都没有就出了院，而到最后医生也没查出我是得了什麽病。我想，这可能是在上海时太紧干了几个通宵。在校内工作到深夜也的确是经常有的，他特别对那种为了赶什麽献礼，或为了某要人来参观而加班加点，最为不满。当时清华园内每晚都灯火通明，叫做挑灯夜战，这是从农民那里借来的新词，干到晚十二点，便能领到一份餐卷到食堂去吃一顿免费的夜宵，一般学生都要夜战到这时吃完夜宵再去睡觉。我作为指导教师，当然得随之夜战而且我也是希望早点完成任务，那时年轻，也不觉得体力有什麽不支，所以常是差不多凌晨一点才回家，。世龙对我们这种作法一直不以为然，他说青年人是长身体的时期，不能让他们这样熬夜，前几年上面一直在抓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还提出过健康第一的口号，怎麽现在又这样搞，他总以为是蒋南翔好大喜功，但清华的事他管不了，於是每到晚上十点钟 就跑到建筑系系馆我们的工作室旁边的窗下大叫：“陶德坚，该回家睡觉了！”学生们也带取笑地连连催我回家，使我真不好意思，回去的路上我嚷嚷着叫他别管我的事，有时他叫了我也不回去，但他却象个标准闹钟，不管我回不回，到时候必叫。

没想到他这样要别人注意健康，他自己在这年夏天出了一个多月野外就带着痢疾回来了，随后又发现得了黄疸型肝炎，在地质学院的隔离病房住了三个月，出院后又继续休息了三个月，他到的是北京的远郊区，离北京不过百里左右，但景况已和北京城内大不一样，人民公社前一阵很红火的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曾去一个这样的食堂交钱吃饭，仅有玉米糊和很少一点咸菜供应。好在这肝炎没有痛苦，只要求好好营养和好好休息，他落得在家不上班，正好不参加这年秋后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经过反右倾，认为前一阵存在好大喜功问题的意见，受到了批判，虽然大炼钢铁不得不中止了，但还不能说是得不偿失，自然像挑灯夜战这类事还应肯定，清华园内忙碌如旧，这时我完全不担任教学工作了，改作仍然拿薪水的在职研究生，继续我的防微震研究，同时还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和英语，张昌龄教授成为我的导师。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系主任吴良镛教授(这时建筑系又和土木工程系分开了，吴先生接替梁先生担任建筑系的主任)告诉我，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的所长王大珩邀我前去研究光栅机的防震问题。王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光学专家，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是当时全中国唯一拥有光栅机的单位，他们这台机器，造成已有半年，但一直未能生产出一块合格的光栅，他们认为关键是受到环境震动的影响，邀请我去，是希望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张昌龄教授得知后，也愿前往，我更高兴了，说走就走。这时已入冬，世龙想到东北天气冷，特意给我买了一件粗呢的厚大衣。

在光学机械研究所，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光栅机的工作情况。 光栅是一块刻有许多细微的平行线条的平板玻璃，光栅机的作用是刻划这些线条，它需要在每毫米的宽度上刻出五百、一千甚至是两千条线，而且应当是粗细一样，绝对平行，因此在刻划时，刻刀与玻璃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稍有摆动，刻出的线就会产生偏差；如果刻的是两千线的光栅，偏差达到十万分之一毫米，这块光栅就报废了。

仔细观察了光栅机的运作后，我发现，原先以为要使防震基 础的隔震效果达到二赫兹以上、震幅不超过十万分之一毫米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频率低的情况下，刻刀与平板玻璃将同步运行而不致产生相对运动，这个分析如果是符合实际的话，一般最简单的压缩式防震基础也有可能满足要求，尤其是这个研究所的光栅机是刻五百线的，是属於精确度要求较低的一种，应当更好解决。於是我设计了一个自震频率为二赫兹的压缩式防震基础，在有弹性的泡沫垫子上面再放一块混凝土板就可以制成，建议不妨用它来试试，王、张两位前辈都表示同意。制作这种基础的材料容易得到，买来普通的床垫就可以用，新的防震基础很快就装置好了，光栅机换了新的防震基础，马上开始试刻。

试刻用了整整一天一夜，喜讯传来，第一块合格的光栅刻出来了。虽然还只有五百线，但精度更高的光栅机那时他们还没有，眼下的应用没问题了，我们的长春之行，算是圆满结束，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为这件事开了庆功会。

回到学校，校刊约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们这次长春之行的文章，定名为“打破框框，按辩证法办事”。发表时，党委副书记何东昌给改成“跳出框框，按辩证法办事”，说这框框总是要有的，不能破。他这话的意思至今我也还不明白，而我们究竟用了多少辩证法，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不管怎麽说，我这防微震研究，从外行到居然能解决点问题，总算有了些进展，来找的人也多 了，我更是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的研究里，对社会上的事很少关心，那里知道，前所未有的困难，已悄悄来到我的身边。

第四章（五）

39.艰难岁月

这日子越过越紧，其实在世龙得肝炎的时候就开始了，当他回到家里休养时，我想给他增加点营养，肉蛋这些东西就不好买了，但还可从家属老太太那里买到一些自产的鸡蛋，能够对付过去。到了一九六○年的冬天，连家属的鸡蛋也买不到了，商店里货架上的东西还是摆得满满的，但首先是食品越来越少，大众常用的日用品也渐缺乏，终於连糖果糕点都买不到了，食品店的货架上尽是瓶装的桔子水，偶尔还能用粮票买到一点桃酥；百货店的货架倒是始终不空，但许多商品要用按人定量发下来的购货卷才能买到。那时购买粮、油、肉、棉花等生活必需品，都要这种按人定量分配的票证，而粮食的定量也减了。好在我们一家人食量都不大，原来的定量吃不完，现在减了也还不至于闹饥荒。这时也不可能象过去那样挑灯夜战了，北京市提出要按热量办事，下班后不再开会或工作，我也能有较多的时间照顾一家人的生活；世龙也有更多的时间笔耕，这一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八十多篇文章，人民日报还为他辟了一个专栏。这些文章几乎全部是介绍科学知识的，用科学来说明人不能 用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显然是有感而发的文章也有好几篇。文章发得多但稿费没增加多少，因为“大跃进”中有人提出应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稿费就是其中一项，几乎取消，后来幸得保存，但金额大大降低，一篇文章往往才几块钱，不过在这困难时期也不无小补，一部分是吃掉了，还有他的大妹回到老家得了重病，亏得有这笔收入才救了她一命。

世龙在营养上向来舍得花钱，但好一阵是花钱也买不到肉蛋 油，后来是隔壁的邻居俞先生发现在西单附近的绒线胡同里面，有一家四川饭店，在那里可以买到馄饨，价钱是贵一点，但总算有些油水，世龙下班后便常去买一些回来大家分着吃；后来那里又有高价的炒菜出售，他就几乎每天花五元钱去买回一个肉菜。

婆婆也动脑筋，买来桔子水代替糖，掺进玉米面中蒸成窝窝头，还将桃酥压成粉来做包子馅，又养了十几只鸡，都是买小鸡来养大的。有了这鸡，小华小妹间或也能有鸡蛋吃了。此外，按照政策，清华和地质学院每月分别给我和世龙补助一点黄豆，有时还发点其他营养品。我们一家在这困难时期，大家的健康都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应该是万幸了。

但是仍有不幸的事发生，这就是小华继世龙之后也得了肝炎。

事情是在世龙得过肝炎回家休养的时候，他的病情虽已好转 但仍有传染性，我把他安排在里间住，对小华小妹说，爸爸得的是传染病，你们两人不能到里面去。我仍然住在里屋，但我注意出入换衣和用消毒药水洗手，并没有染上肝炎，小妹绝对不进里屋去，也没有事；就是小华忍不住，她总要进去看望一下爸爸。不久，小华的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发黄了，大便变白了，我一看这典型的黄疸型肝炎症状，赶紧送到地质学院医务室诊治，正值那里还有三个女孩也得了同样的病，地质学院就把她们四人都送到西苑中医研究院住院，因为治疗及时，医院的条件又较好，小华住了一个多月就康复出院了，以后也没有复发。

但是这年冬天小华又得了流行性感冒，再次住进清华的校医 院，就她自己，没要人陪，我一下班就去看她。一天，护士对我说，小华的食欲不好，每餐只吃一点点。等护士走后，她悄悄告诉我，她是节省着吃，怕把（医院的）粮票吃光了，人会饿死的。啊！还不到六岁的孩子，我的好孩子啊，多麽可爱的孩子啊！我紧紧搂着她说：“妈妈这里有好多粮票呢，你在长身体，现在又生着病，需要很多的营养，你一定不要舍不得粮票，喜欢吃什麽就吃什麽，吃得下多少就吃多少。”她高兴地点头答应了。我怕她再省着吃，特意多换了些医院的粮票给她。在那个年月，生活真是艰难，孩子们懂事也早了，这也许还为她后来在北大荒度过更为艰难的八年打了基础。

小妹小华连连住院，亏得当时地质学院自办了一种小孩统筹医疗的制度，实际就是一种医疗保险，每个孩子每月交一两块钱，如生病，看病乃至住院的费用都包了。

在这个时期，我早已不当党支部的宣传干事，但既然还是党 员，总得让我作些社会工作，於是派我担任建筑系的保健干事，主要工作是了解大家的健康情况向上反映，并将学校发下来的营养品分配给需要的人。在工作中我了解到，系里的青年教师是最苦的，因为他们正在长身体，处於食量最大的时期，但定量减了，食堂给的分量又时有不足，不少青年教师都患上了因营养不良而出现的浮肿病。

记得有个应在一九五九年毕业的学生张祖荫，是个高大汉子，平常一个月要吃五、六十斤粮食，现在他的定量仅及他的需要一半左右，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是因为参加那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重点工程的设计，没有按时分配出去，这时还留在学校，但已担任了建筑系的一些教学任务，并已搬到单身教员住的宿舍，正好这宿舍旁边有些空地，他便自己开荒，种了一点粮食作物，希望能解决一下吃不饱的问题，但结果是没有收到粮食，本人倒成了典型受到批判，因为上面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有损人民教师的形象。

张祖荫受批判后，随即被分配到内蒙古去了，我对他的遭遇 很同情，但也无能为力，只好在他快要离开时，让婆婆买了点肉，做了几个菜，还煮了一大锅米饭，我们一家人为他饯行。这顿饭我们全家人很快就吃完了，还剩下半锅米饭，张祖荫问是否能全部给他吃掉？我说当然，今天请你来，菜是不多的，但饭就是准备你吃个够。张祖荫听了很高兴，就吃完一碗又一碗，直到把饭锅刮得乾乾净净，菜汤也一扫而光。我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吃得太多撑坏了，因为不久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有人趁夜间躲在海淀百货公司食品部里，吃了过量的桃酥，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已不能行动，就是要水喝，而喝了水后就死了。但是张祖荫若无事然，松了松腰带，笑着说：“再有两碗我也能吃下去，不过，今天我真的吃饱了，好久没有这麽饱过了。”文化大革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见到张祖荫，他还记得这件事。

40.妈妈来看我

在这生活艰难的时期，我虽未因营养不良得上浮肿病，但长期过度劳累，终於体力也感到不支了。经常低烧，失眠，盗汗，体重减轻到只有八十斤即不到九十磅；还有血小板数量减少，到了腿上常有紫癍出现的程度。

到了一九六二年春天，血小板下降的趋势，因我吃了些桂元肉和红枣等生血的补品，已有好转。但其他症状仍然存在，低烧的原因也查不出来，校医建议我到北京郊区的小汤山疗养院住一个时期，并由他们联系了床位。这个疗养院内有温泉，在治疗慢性病上有特长，因此床位很紧，需要排队，我被安排在这年的夏天，时间是三个月。

妈妈知道我住进疗养院，又不清楚究竟是得了什麽病，放心 不下，执意要来看我，三姨和她同行。十多年没见到妈妈了，我多麽想见到她，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母亲回来的一切，我都必须向党组织汇报，我和母亲见面能说些什麽呢。想来想去，还是只好象写信那样，就讲大好形势吧。其实我还有好多话压在心头，多麽想向她倾吐啊！

因为在治疗过程中不许离开疗养院，我在小汤山长途汽车站 等待来看我的母亲，她到北京后就住在我的家中，第二天就到小汤山来了。从清华到小汤山要换三次车，一路顺利也得两个多小时；最后一程是开往农村的长途汽车，车上的座位不那麽舒适，道路质量也差，晴天尘土飞扬，而今天正是烈日当空，我充满着欠疚和渴望的心情，翘首远望，等待又等待，终於等到母亲从车上下来了。看起来，母亲老多了，还是那样瘦小，我禁不住一下把她抱在怀里，有多少话想说啊，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还是母亲先开了口，问我身体现在是不是好些了。到了病房，许多病友都来和我母亲打招呼，问长问短，渐渐我也恢复了常态，问了爸爸及两个弟弟的近况后，又向她一一介绍了世龙、孩子、婆婆和小姑的情况。经过交谈，这才知道妈妈这次来，为了省钱，和三姨合买了一个卧铺，原准备轮流睡，不料到了晚上卧铺车厢关了门，母亲在普通车厢进不去，坐了一夜，这都是为了我，使我深深不安。那知还有使我更不安的事又发生在这天晚上。

黄昏时分，我按规定把母亲送去探亲家属招待所，工作人员说要等待一下才能安排好床位，要等多久也说不清，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回到了自己的病房，正好同屋的病友去别处看电视了，我一下子扑到床上，蒙上被子痛哭起来，真遗憾，真抱愧啊，虽然见了面，仍不能倾吐衷肠！

第二天一早去招待所，才知道昨晚妈妈没有得到正规的床位，是临时的加铺，被臭虫蚊子搅得无法安睡，妈妈啊，我这做女儿的怎麽连起码的安排都没做到！妈妈对此倒是并不介意，和我在疗养院缓步漫游，一起进餐，她看到这里的医疗条件不错，我过得也很好，说我“象一只快乐的小鸟”，在母亲的眼里女儿总是长不大的。就这样又过了一天。到了晚上，我想，说什麽也不能让妈妈再去那招待所了，便和同屋的病友商量，问她可不可以到别的病房去暂住一晚，通情达理的她欣然答应，这晚妈妈就睡在我的床上，我无言地紧紧搂着她，直到她很困了，才分别在自己的床上入睡。一觉醒来，妈妈需要回到清华去了，永明弟这时在青海西宁上大学，他知道妈妈要到北京，趁暑假赶来北京，就要来到我们家中，还有三姨、八姨不住在清华，但都已在北京(八姨从青岛 来接三姨去她家度假)，母亲自然不能在小汤山久留。

说来也巧，世龙十多年未见面的弟弟世鸿，这时分配到长沙一所技工学校当教师，后来也趁暑假到北京探亲来了，真是难得的热闹，可惜我正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外出。经过争取，他们考虑到妈妈是从香港来的，作为特殊情况，准我回家三天，再一次和妈妈团聚，也见到了十年未见的永明弟，可惜三姨已随八姨去了青岛，世鸿已回长沙，我都未能见到。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我回小汤山去了，妈妈也在这天乘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回去，世龙和永明送她上车，世龙说，看见妈妈还是坐着走的。

妈妈在北京有许多事要办，永明还象小时候那样对她很依恋，和她形影不离地一起出去；在家中的时候，妈妈有空就帮婆婆作家务，看到两个外孙女非常喜欢，一个一个给她们洗澡，小妹说外婆给我洗澡比你洗舒服。原来妈妈是将肥皂抹在她的手上给她们搓洗，而我是将肥皂直接抹在他们的身上，妈妈给她们留下的感觉，保持了很久很久。

为了远道而来的这些亲人难得的聚会，世龙特地请妈妈和三姨、八姨还有永明、世鸿等到绒线胡同内那家四川饭店去，为她(他)们饯行。我的全家都去了，遗憾的就是我缺席；后来妈妈在地质学院西门外五道口商场的一家饭馆回请，我也未能参加。

一九六二年的夏天，中国濒于崩溃的经济，在当局采取了一 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措施后，正在渐渐恢复过来，只要肯花钱，有些在当时称为“高级”的食品，不要票证也能买到；象四川饭店那样的“高级饭店”，酒席也能办了。世龙认准了那里的菜肴做得好，特地请大家前去品尝，果然吃得不错。五道口也有较“高级”的饭馆，那还是一九五六年强调重视知识分子时从城内搬来的，现在又开始供应较好的饭菜，世龙可以不必进城，就在这里买些肉菜回来改善伙食，妈妈也能在这里宴请他们了。

总之，妈妈这次回来还是赶上了一个较好的年份，一九六二 年，在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的梦幻破灭，和经历了缺衣少食的三年艰难岁月后，中国人正从乌托邦的狂热转向务实的思考，上面的政策开始有所改变，政治上多少有些松动，外面来了人，也不必那样紧张了。在经济上，多少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办法，老百姓的生活多少有些改善。这年稿费的标准也提高了，世龙又出了一本书，所以敢到高级饭店去请客。妈妈这次来，给我们带了不少衣物和食品，那时香港人回国都是这大包小包的带，人们都知道国内的生活很苦。但是她在回来后，看到我们的生活还可以，而她无论是在清华还是在疗养院，接触到的人，也多是对她抱友善的态度，这些都使她感到宽慰。妈妈到我家住下后，世龙没有及时去报户口，这是不符合当时的规定的，而妈妈的到来，家属委员会的蔡大妈早就注意到了，她前来看望，提醒世龙赶快去报户口，并说报了户口就能得到特殊供应的粮食， 包括有较多的大米。当时北京定量供应的粮食，大部分是玉米面这类粗粮，大米和白面合起来不到一半，而且是以白面为主。能得到较多的大米，是少有的照顾了。 蔡大妈的到来，只能使人感到她的善意。世龙赶紧去报了户口，也真的有特殊供应的大米，这使永明返校时，能够带一包大米回去。在西宁，比北京更不容易得到大米了。

因此，这次妈妈来看我，虽然因赶上我正在住院治疗，和我这身为共产党员的女儿不会处理这党与父母的关系，总还背着入党时划不清家庭界限的包袱，不能敞开胸 怀，使她感觉到这里面仍有难言之隐，产生过不该到北京来看我的想法，但看到我一家和谐，孩子聪明可爱，仍感到是不虚此行，放心地回香港去了。

41.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一九六四年的初夏，按照上面的指示，婆婆离开北京回到四 川省安岳县的农村去了，据说是因为农民对好多过去的地主被子女接进大城市不满，要这些人还回农村去劳动。这时婆婆年事日高，当时农村劳动一天没几个钱，劳动所得远不足她的需要，我们每月汇钱去供她开支。老家的农民对她并不苛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安然无事。婆婆回农村的第二年，一九六五年的春天，世珉又“上山下乡”，到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她与我们一家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然后互道珍重就告别了；世龙则一直送她到火车站，看着她离去。

世珉离去后不久，世龙到山西参加地质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我的原来热热闹闹的家庭，一下子冷清了下来，好在还有小华小妹相伴，她们都在清华附小上学，学习成绩和品行都很好，每学期都有奖状拿回来；在课外活动中的表现也很出色，两姐妹都是跳皮筋的能手。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姐妹双双被选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组花活动，全清华附小只有十个学生可以去参加，陶家姐妹就占去两个，确有点突出了。

这时我突然发觉，过去整天忙工作，对孩子关心得太少了，不知怎的，孩子们一下子就长大了；小华已有十一岁半还多，小妹也已满十岁。

在小汤山疗养回来后，我因体力仍很衰弱，实在无法完成研究生应达到的要求，已不再当在职研究生，仍回到教学岗位，在教学之馀，继续作一点防微震的研究工作。这时我承担的教学任务较少，且已教过多次，无需花那样多的时间备课，大部分时间用在整理论文，绘制各种插图，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家中无人照看孩子了，也就不再派我去外地出差。这样我们母女三人就有了较多的时间在一起亲热。

中午我懒得做饭，时常带孩子们去附近的饭馆用餐，我们最喜欢吃的是炒扁豆，碧绿脆嫩，很下饭。晚饭我还是自己做，我的厨艺实在不高明，婆婆来北京前，我只负责煮饭和洗菜切菜，以及饭后洗碗，世龙愿意掌勺，他从小喜欢在厨房看大人做菜，而我的祖母从不允许我们进厨房，所以虽为广东人却不会做广东菜， 只是跟世龙学了些四川菜；婆婆来后，这麽多年我没有下过厨房，也就做出什麽就吃什麽了。星期天我们母女三人多半要去动物园、天文馆、自然博物馆等地，去得 最多的是动物园，玩累了就在茶馆沏一杯茉莉花茶，买碟花生、瓜子之类消磨一整天。

一九六六年春节，世龙挤上火车坐了一夜，在除夕前总算赶回了北京，全家得以团聚了十几天，不巧他又得了盲肠炎，不能出去玩，等到病好，他的假期也满 了，又赶回山西。到他完成了在四清工作队的任务，回到学校，已是北京的初春，吴晗的“海瑞罢官”已在报上批判了一段时间，他在山西就注意到了；回来后不久，批判“三家村”也开始了，这“三家村”指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说起这吴晗和世龙也算是有一面之缘，那是在两年前，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组织，为了编一套自然科学小丛书，请当时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吴晗出面，邀请了十多位科学家去讨论这套书该怎样编写和编辑委员会如何组成，地点就在绒线胡同那四川饭店里面，会后有宴席招待。世龙开会回来说，菜好吃极了，地道的四川味，是他吃过的最好一次筵席。这次被邀请去的，除世龙外全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象茅以升、严济慈这些人，世龙是以擅长写作普及科学的文章而受到邀请的。现在吴晗受到批判，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燕山夜话》，也成为批判的重点。这究竟为什麽？不能不引起他的关心，在赶着整理完为自然科学小丛书写的第二本书《地震》的稿子后，不见他在下班后写文章了，吃完饭就急急忙忙地去清华大学的工会阅览室，那里陈列出来的报刊多，他是想尽量多了解些全国的情况。

就在世龙敏感到有什麽大事要发生的时候，我正一头扎在业务堆里，忙着为北京光学仪器厂设计一个刻一千线的光栅机的防震基础，对政治上这些事，没有在意，我从来就是只想到，跟着党走，就不会有错，自己不用操心。

到这年五一节，我和世龙结婚十三年了。自前几年国家发生经济困难后，这个节日已不再组织统一的活动，真正是放假了。这天天气很好，难得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决定全家去香山游玩，小华小妹玩得很高兴，小腿真有劲，大家一起登上了香山的最高点“鬼见愁”，世龙入北大地质系后第一次登山，就是来的这里。我们坐在山石上向远处眺望，休息了好久，一群穿着军装的天真快乐的女孩子，从没有路的地方也爬上来了，但登上这顶峰的人终究不多，周围是那样宁静，北京初夏 的风吹拂在脸上，是那样使人感到温柔舒适。谁能知道，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风暴正在袭来，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就要遭受前所未有的磨难，四个人这样幸福地团聚 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第五章（一）

42.一切都“黑”了

自从帮助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刻出了合格的光栅，我在精密机械行业中，渐渐为人所知，那些有精密仪器或精密机床的单位，当在安装或使用中遇震动的干扰不能排除时，多来找我去帮他们测定和解决问题，我正好利用这机会为我的研究收集资料。

以往出去收集资料，得向学校申请出差的费用，还有保密审 查等许多手续要办，现在人家请来了，或开车来接，或出旅费，去到那里还免费招待食宿，这保密审查等手续，更是全免了，何乐而不为？因此，我只要安排得开，是有请必到，一个人行动也很方便。为了抓紧时间，我总是一到现场就开始工作，一般一两天就能交出测定结果和设计方案；我又不要报酬，请我的单位自然更是欢迎，双方都很满意。

因此，尽管批判“三家村”已升级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目的都作了明确规定，宣布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领导这场运动的通知，也在五月十六日发出(简称五一六通知)，中共北京市委也已改组，清华园内校党委按新市委的部署，在规定的场所有控制地贴出一些大字报，干部们紧张地频繁开会，我却仍忙碌和陶醉於这防微震的研究，每天奔波於清华和北京光学仪器厂之间。这个厂在北京东边的通县，得换乘长途汽车去，跑一趟来回需要六、七小时，我早出晚归，顾不上学校又发生了些什麽事情，只还记得前一阵在党内学习过“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了解到象我这样从事技术工作的党员，不应做空头政治家，而应钻研本行业中的业务，争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钻研业务，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政治。

直到六月一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次日又发表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大前一段运动没有执行毛的路线，评论员文章还点出北大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 重要据点”，随即有北大的学生到清华来“煽风点火”，清华园内沸沸扬扬，大字报已不能被校党委控制，贴到了二校门这人来人往最热闹的地方，并且有大字报质疑清华党委是不是也有黑帮、黑线的时候，我还在忙着去通县。可是，一来二去，学校终於到了课已上不下去，我也不得不中止研究，投入这场运动。这天早上，我从建筑系系馆门口推车出去，准备到北京光学仪器厂交代未了的工作，原为我们的党小组长，现已升为党支部书记的陈乐迁，从办公室追出来问我，是不是愿意在她们写的大字报上签名？这大字报是拥护蒋南翔和校党委的。我说：“当然，你们抄好后，就替我签上名吧。”在因反右中的问题受了处分以后，得到的教训是，凡事都要跟着党走，这样才不会再出错。许多人大概都是又想到了五七年，所以当时在大字报上出现的“校党委姓马(列主义)还是姓修(正主义)？”的争论，压倒多 数的意见是蒋南翔和清华党委都姓马，也就不足为奇了。党委中还有人出来贴大字报，用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旧北京市委意见不同的事例，来表明清华党委和旧北京市委不是一回事。

没想到这次和反右的发展不一样，不仅是学生中有些人可能 是没有五七年的包袱，硬是要查校党委的问题，而且这次人民日报没有号召反击群众中的右派，倒是发表评论员的文章鲜明地支持聂元梓等人，她(他)们没有被戴上反党的帽子，相反，北大党委和旧北京市委的许多人倒成了反党分子而且是黑帮，垮台了。因此，清华园内并没有因党组织的努力而平静下来，怀疑校党委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对比了清华党委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和北大党委何其相似，於是纷纷就此追查黑帮、黑线，在学生中专门作政治工作的政治辅导员首当其冲，好多人被戴上高帽子游街；各系的党委成员也多未能幸免，而有些五七年打成右派的人也被拉来陪绑，大概是要以此说明今天的行动和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无有 共同之处吧。

在这纷乱的情况下，我以为信守听党的话这条准则，就没事了；这党，具体说来，当然是清华的党组织。所以此时我是保党委的，一天晚上，我在大礼堂前发现系总支书记刘小石被人包围，逼他揭发问题的时候，我还赶紧挤进去给他解围。

清华党委的问题揭了一阵还未揭出多少，保蒋南翔的人在形式上还处於多数，忽然从高教部传来了小道消息，蒋南翔是黑帮，据说这是中央文革顾问康生捅出来的，一时清华园内人心浮动。

事情的发展证明这小道消息原来是真的，新的北京市委很快就派来工作组进驻清华，清华党委的人靠边站了，工作组夺了他们的权。

工作组一进清华，清华原来各级党组织的干部，知道这大势已去，几乎是全体，在一夜之间“起义”了，纷纷表态，打倒蒋南翔，校党委姓修不姓马。

揭发批判蒋南翔等的大字报贴满了清华园，不仅蒋南翔的名字被打上叉，党委、总支也被打上叉，而且都少不了在前面加上一个黑字。大礼堂前，过去由学校发给优秀学生和班级的奖状奖旗扔满一地，因为这都是为培养修正主义黑苗子服务的。

我曾醉心的防微震研究，自然也是黑的，因为政治落实到业务原来是黑线上的东西。那时我只觉得眼前一片黑，真个是天旋地转了。

“我真真的是想党把事能做得好一些的”，在我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的会上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想和尽力去做的，尽管对党内有些事我还不明白，我对这个党，具体说来就是清华的党组织，一直是相信的。但是我现在又作错了，我保了黑帮，维护了黑线：想到这里，禁不住又大哭了起来。

世龙在清华园内看了一圈大字报回家，见我这个样子，对我说：“哭什麽，出个大字报划清界限就是了，现在这样的大字报多得很，许多还是那些干部写的，要讲有问题他们的问题才多，你一个普通党员，有什麽事。”经他这一说，我想也对，出去找到住在附近的李承祚夫妇，商量一阵，三人合写了一份大字报，无非是拥护工作组，批判蒋南翔搞修正主义这些内容。

43.干部下楼

工作组夺权后，要求清华原来担任支部书记以上职务的干部，人人都要经过自我检查，揭发，批判，得到群众认可，才能和群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把这一过程叫做“下楼”。

进驻建筑系的工作组，在经过对全系干部进行初步了解后，确定陈乐迁是我们这个学习小组中第一个“下楼”的对象。工作组夺权后，以原来的教研组等组织为基础，把全系的人员编成若干学习小组，原来的干部不再当权了，分别编在这些小组内。我们这教研组和另外两个教研组编在一起，王朝凤担任小组长，大概是她身世简单，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和蒋南翔等领导也没什麽瓜葛，不会是黑帮黑线上的人物，被认为可靠，工作组有事都找她。

后来我才知道，以上这些作法，原来都是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这位国家主席的夫人此时已在替刘少奇干预清华的运动，不久更成为工作组的成员公开露面。

系工作组把帮助陈乐迁下楼的任务交给了我，大概是考虑到我与陈相处得很好，而我和王朝凤情况相似，此时都把工作组看成代表着党，很听他们的话。

陈乐迁，是一个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希望的那 种党的驯服工具，工作组经过了解也认为她党性强，群众关系好，也从来没有过反毛泽东、反党、反社会主义（简称三反）的言行，所以安排她在第一批下楼。下楼以后，就可以转而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力量了。此时原来校党委的宣传部长罗征启，便已因带头揭发批判蒋南翔作得好，成为工作组肯定的革命干部。因此我也乐於接受这个任务，希望陈早点下楼。

早在一九五七年，陈乐迁因丈夫黄启民被打成右派，两人离了婚。她的丈夫也是共产党员，是她大学时的同学；当时黄在一个建筑设计院工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因为对基本建设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按说陈乐迁对丈夫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心中有数，这从她离婚后一直保持单身的生活，而在黄摘了右派的帽子，提出复婚的要求后，她虽未马上答应，但已表示他可以来她家住，虽然是让他独处一室。她向我借去一张单人床，告诉我准备让黄启民回来住的事，并说这是为了孩子。她和黄有两个男孩，离婚时为了孩子的前途，两个孩子都归了陈乐迁；大儿子黄乐懂事早，特别想念父亲，一再要求妈妈让爸爸回家。在她来借床时，我问过她复婚的事，她说还得等一等，但我看得出她其实也是盼着这一天的；这时正好婆婆和世珉都已离去，我也有空床借给她，谁知没多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了，这右派管你摘帽不摘帽，都是当然的牛鬼蛇神，在这种形势下，黄启民只好又一次搬走，而复婚的事自然是遥遥无期了。

为了帮助陈乐迁下楼，我多次去到她家里，只见她面前总是放着一张白纸，她不知道该检查些什麽。她在处理失去了丈夫这类个人问题上，自觉还没有什麽困难，这麽多年都过来了；困难是在清华推行修正主义的问题上，自己究竟错在那里，实在难以认识。其实当时小组的人都清楚，既然工作组已确定她第一批下楼，检查不过是一种形式，或者叫做走过场，但过场也得走呀，总得检查点什麽才能过关。我就启发她说，你过去执行蒋南翔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除了按组织原则，不得不作的原因外，是不是也有某些私心杂念，例如是不是想过紧跟这条路线，便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进修，更快地升为教授？等等。她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但又不能什麽都检查不出来，只好把这些写上去，果然很快就下楼了。

党支部副书记童林旭的下楼就没有这样顺利，他和群众的关系不好，还有“三反”言论；他在国家出现经济困难后，说过“三面红旗只剩下个旗杆了”这样的话。批判会开过后，学习小组要我写一篇大字报贴出去，让全系都知道。大字报写出后，卢连生在抄写大字报时问我，童林旭这三个字上要不要打叉？在姓名上打叉，本是中国封建时代处决死囚时，在布告上的一种表示方法，用以表明此人即执行死刑；现在被用来表示此人已不属於人民的范围；打不打叉代表着一种政治态度，说明你是不是和被打叉的人划清了界限。象童这样的情况该不该打叉？谁也难说可否，得知在外面的大字报上，那些没能下楼而又有“三反”言论的干部的名字，都打上了叉的时候，我说：那我们也打上叉吧，还认为这回是自己党性增强了。

第五章（二）

44.反干扰

就在干部下楼，群众都在规定的小组内学习，工作组似乎已控制清华全局，运动正在纳入派工作组的人所希望的轨道时，一部分人，主要是学生，开始怀疑起工作组来了。蒯大富这个学生一再贴出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六月二十一日更提出，如果工作组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夺工作组的权。这下子事情就闹大了，王光美随即以工作组正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清华园，蒯大富被认定为右派学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来清华看大字报，并和当时还不认识他的蒯大富进行了辩论。薄说，你的大字报早些天贴就对了，现在党派来的工作组已夺回了权，你还要夺权，就是夺党的权，这就是反党了。蒯大富对这番话自然不服，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开了许多批判蒯大富的会，出了许多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但一般人对蒯大富的事并不了解，我们这个学习小组，开起来会来没多少话可说。我想到，不如去把蒯大富出过的那些大字报，按时间顺序重新抄出来，贴在建筑系系馆附近，便於人们读后批判，还算为工作组作了一点工作，王朝凤也同意这个办法，我就和另外几位同事干了起来。

就在我跟随清华的工作组，并以为这回该作对了的时候，世 龙却正在反对地质部派到地质学院的工作组。起因是这个工作组明显地有目的地把矛头引向在地质学院深得人心，特别是为教师和学生拥护的院长高元贵，因此在六月十六日地质部来人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限期作出检查后，六月二十日，地院出现了两千多群众包围工作组驻地请愿的场面，参加者大多是教师和学生，还有一批干部和职工，世龙也参加了。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

地质学院的工作组在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众压力下，一时不知所措，采取了拖延和向上推的办法。过了两三天，他们得到了薄一波关於这“六二○事件”的批示：反工作组就是反党！此时新的北京市委也对“反干扰”作了部署，地院工作组的胆壮了，一声令下，几百人遭到批判斗争，世龙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因为工作组怀疑这“六二○事件”是高元贵幕后操纵的，而世龙则是高与他的支持者之间的联系人；还因为世龙曾对来向他了解情况的教师说过，过去教学上所作的那些事情，都是上面，有些就是地质部布置下来的，这些教师据此写出大字报“地院黑线来自何方？”矛头指向了地质部。

世龙被迫作了三次检查，头两次他都拒绝承认有什麽错误， 只是说感到困惑，后来他写出几万字，用来回顾近几年地质学院的教学工作，认为现在既然说这是在推行修正主义，那他愿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所谓“六二○事 件”，他认为那是群众自发的行动，根本不存在什麽阴谋。他那乱糟糟的稿子这回免去我誊清的事了，是他在学校写了几天，就这样交给了工作组，他们花费了不少人力抄成大字报贴出，而群众在奉命揭发批判以后，针对他的大字报仍是冷冷清清。好不容易有一个和他同去参加四清的同事，想起看见过他带去的床褥是丝绵做的，便写成大字报揭发出来，说由此可见陶世龙的生活是多麽奢侈；这件事在世龙告诉我后，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天知道那是什麽样的奢侈！因为这床褥本是世龙上中学就用起，从老家带出来的一床被子，后来实在破得不能当被子用了，我把它叠起来改作一个床褥，而且这床褥也开始破损，我又忙得没有时间收拾，她这才会看见里面的东西是丝绵。

对这样的揭发批判，世龙没有去辩白，工作组也知道，象这 种问题就算是个问题吧，也无法把世龙打成反党。有人翻旧账，说他是五七年漏网的右派，但这终究是过去的事，无法达到工作组现在想要达到的目的。这时一份意 在致世龙于死命的大字报贴出来了，“陶世龙－－三家村黑店的伙计”，主要有：他是宋硕派到地质学院来的；他是吴晗的座上客，心领神会地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 许多文章配合三家村向党进攻；私自去大连参加了于光远召开的一个黑会。一时不明真相的人，真以为这里面有什麽了不起的问题，有些过去和他相熟的人也存有戒心，不敢和他往来了。

这回我倒是一点也没有慌，因为这大字报真是捕风捉影，太 离谱了；那几件他们认为严重得不得了的事，我全都早就知道。世龙是在宋硕手下工作过，当年他去铁道学院作反贪污的工作，就是宋硕分派的，后来他到地质学院去，大概也得到宋硕的同意，因为宋硕实际领导着北京市高等学校党的工作，这些学校青年团的主要干部，他也是管得着的，但是后来世龙早已不作团的工作，最后连团员也不是，和宋硕连工作上的关系也没有了，和什麽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根本沾不上边；所谓吴晗的座上客，指的就是那次在四川饭店商量编辑自然科学小丛书的事，他确曾在北京晚报发表过不少文章，但都是普及科学知识的，都是我抄过的，所以我很有把握，他根本不会是什麽三家村黑店的伙计。

说到去大连开黑会更可笑了，因为这是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 提到，应该研究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史，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根据这个要求，用他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任的身份，负责组织这“四史”的编写工作；一九六五年八月，他邀请主持各卷编写工作的科学家去大连，在那里住下来，拟定编写提纲。地球史的主编、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张文佑，点名要世龙去协助他，经中国科学院备公函来地质学院邀请，得到地院领导包括李武元同意才前去的。这个会是为了实现毛泽东的意愿而召开的公开的学术性会议，到会的几乎全是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方面的专家学者，现在却说成是黑会，真是从何说起。

但是世龙比我更清楚这份大字报的分量，因为他知道年轻人 好奇而且容易轻信与冲动，就象反贪污时，总想打出个大老虎，越大越有劲，这份大字报很能把他们引导去想入非非，他自然要遭罪；而他更已看出，领头贴这大字报的人，原教务处处长李武元，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是想把他打成黑帮，再通过这件事去打倒高元贵。而工作组因为世龙触犯了他们，正想整他，说不定李武元这大字报就是工作组授意的。

在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压力下，世龙没有别的办法，但他还 相信工作组总得尊重事实，讲点政策，便从家找出他发表过的作品，有从报上剪下来的，也有刊载他的文章的刊物，还有他写的书十多本，这是他多年的心血，其中也包含有我许多劳动啊，现在他装满一大口袋交给了工作组。有些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未能保存下来，但他留有记录，便把全部已发表文章的目录也交了去。他是想让工作组看看，这里面能有什麽问题！他那知道就是这些文章，使他背上影射攻击三面红旗和伟大领袖的罪名，直到四人帮垮台三年后这个结论才被推翻。

不过，工作组一时还不知怎样对这些文章开展批判，有人提出把这些文章的目录公布出去，让大家都来批，於是就这样作了。文章有好几百篇，光是目录抄成大字报，就够贴满一堵墙，吸引了许多人来看，而从文章的题目来看，也看不出有什麽问题，於是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你们这样作，究竟是给他树碑立传，还是真的准备批判？工作组赶快找人来写批判这些文章的大字报，教务处的人手不够，一批研究生和外单位的人也调来参加，连夜赶出了一批大字报，也够贴满一堵墙，但是刚刚贴出来，人们还来不及看，就突然被工作组派人撕掉，而且用水刷得不留痕迹了。这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地质学院的工作组原定这天晚上开大会斗争十三名反对工作组的干部和教师，这些人都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并准备当场抓走两人。世龙正是这十三人之一，他自知还没到抓走的程度，但也已作好了思想准备。等到这天晚上，不见开会，竟然是平静地度过，他告诉我，显然上面有重大的变化发生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突然在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尖锐地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和镇压学生是错误的。地质学院的工作组赶快刹车了。

在清华，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反蒯的斗争停了下来。七 月下旬，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连续参加北大的群众大会并讲了话，二十六日晚上的大会，工作组要我和王朝凤等人去听，回来向小组传达。江青的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她是那样动感情，说到她如何受迫害时声泪俱下；而居然有人敢在毛主席家中装窃听器，这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虽然江青在讲到她的女儿在北大上学时，申请入党没得到批准；张韶华是利用毛岸青精神不正常时和他有了孩子，她不承认张是毛家的媳妇等等事情，拿到大会上来说，觉得有点不是味， 但又想到这是她在和群众坦诚相见，一般人还作不到哩。这个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去了，他说北大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已成为运动的绊脚石，建议搬开这个障碍物。这时全场欢呼，人情激动。我是紧跟工作组的，这次又跟错了，但是我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的高兴，因为世龙不会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 了，而且从这个大会上，我听得出党内并不是都一样的，只有毛主席这边的人才代表真正的党，现在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我想今后只要跟着他们走，就再不会犯错误了。回去后，在小组里作了传达。不久，清华和地质学院工作组都撤走了。

45.在恐怖的阴影下

工作组撤走以后，清华的党组织并未恢复合法地位，处于瘫痪状态，虽然工作组在离开前建立了一个管理学校日常事务的临时机构，但没有权威，一些反对工作组和保护工作组的人，分别在那里集结力量，准备还要斗一番。我们这些在基层的教师，无所适从，也无所事事。原以为世龙那边的情况会好起来，结果不是这样，因为工作组虽然走了，派出工作组的地质部还是有权来管地质学院的事。工作组在离开前，还在他们的控制下，成立了地质学院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院文革）来掌握地质学院的大权，他们自然是要维护工作组的所作所为。随后，那些保工作组的人还用红卫兵的名义组织起来，对世龙进行了比工作组更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刚刚兴起的红卫兵，女红卫兵宋彬彬给他带上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欣然接受，还说彬彬这个名字不好，要武嘛！宋彬彬随即改名宋要武，而红卫兵们也不负所望，表现出了他们的尚武精神。当天傍晚，十多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闯进了我的家，把孩子们赶进厨房关起来，翻箱倒柜地大搜查，屋子里每个角落都细细地查了不止一遍，足足查了大半夜。

使这些红卫兵遗憾的是，他们在我家的战果甚小，也可以说毫无所获。那时我们就只有一只样式很土气?已破旧的漆皮木板箱，是我祖母的陪嫁，好一点的衣服也没有几件。他们在看了又看后问我，你们怎麽只有这样一只箱子，你们是不是把金银财宝转移到别处去了？天哪！我们还能有什麽金银财宝呢。大概他们觉得这样突如其来的搜查，我们要转移也来不及，我回答确实没有后，便没再追问，而是去翻书柜书架上的书。要说我们别的东西少，这书倒是比一般的人家多。他们边看边用笔在书的封面上打叉，鲁迅的书不敢动，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则未能幸免。因为书实在太多，他们不耐烦再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便给书柜书架贴上封条，上写：“老子反动，儿子果然混蛋！”

这次来抄家的红卫兵是地质学院拥护工作组的学生组成的，他们选择毛泽东检阅他们的这一天亮相，这天晚上他们分别行动，总共抄了三十多家，反对过工作组的教师和干部，是他们特定的抄家对象。当时还以为这些红卫兵还是较文明的，没有打人，只拿走了《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和《赫鲁晓夫言论集》等几本书。

但是，以为他们比较文明，是完全估计错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孩子们已熟睡，我虽也早已躺在床上，但一直牵挂着尚未回家的世龙，不知他又会遭些什麽罪，直等到深夜，只见他满身灰土，手里还提着一个大黑牌子，上面用粉笔写有“大杂家”三个字，疲惫不堪，神情沮丧地回来了。原来就是这批红卫兵又把他抓去，勒令他和“反动学术权威”们一起将地质学院图书馆的一大堆书搬到大操场上，和已经堆在那里的他们抄家得来的图书唱片等堆在一起。这些书许多是中外文学名著，他说天快黑了没有都看清。搬完书后，红卫兵们自己不动手，而是强迫他们去放火烧掉。世龙是个爱书如命的人，现在被迫亲手烧掉这些珍贵的图书，这是多麽狠毒的折磨！烧书后，这些红卫兵还对他们批判斗争一番，给世龙挂上了这个“大杂家”的黑牌子，并命令每天到学校都得戴着。大概是这次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太大了，当他洗掉那些灰土在床上躺下后，突然对我说：他们不会放过我的，不要连累你们，我们不如离婚了吧。我说：不！世龙的嘴嗫嚅着，我用嘴堵住了他的嘴，不让他说下去。第二天他去学校，没有带那黑牌子去，也没有人过问这事。

红卫兵刚起时，抄家打人成风，和我家被抄差不多同时，陈乐迁的父亲，过去作过收入颇丰的高级职员，存有一些金条金元宝，这次被抄掉了，老人家想不开，寻了短见。一天晚上，陈乐迁跑来找我，说她的大儿子黄乐离家出走了。我想，才十四岁的孩子，什麽都没有带，能走到那里去。便让她在家中等着，我去帮她找孩子。一直找到半夜，听人说，最近有些孩子躲在大礼堂过夜。我进了大礼堂，顺着一排排座椅找过去，终於看见黄乐卷曲着身子睡在椅子上。我推醒了他，告诉他妈妈好着急，正等着他回家呢。他象个大人似的冷静地说，妈妈并不爱我，她赶走了爸爸，现在姥爷（即外公）也死了，我没有家了。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说，妈妈是爱你的，只不过她还得遵守一定的原则，小孩子不容易理解。在我的劝说下，黄乐回家了。他走后，我想，我说这原则小孩子不理解，我又何尝理解呢。

我帮陈乐迁找到了孩子，可是没几天，我家的世龙却丢了。至今我还记得，那是八月二十五日的深夜，一辆小轿车开到清华大学二区我家旁边的路上停下，几个拿着皮带和钢丝的红卫兵跨下车来，叫世龙马上跟他们走。世龙上了车又不许他坐在座位上，而是叫他蹲下，让外面看不见他，那情景真和电影中绑架的场面差不多，不过那时我可没心情去想这些，只记得他们又叫我把世龙的行李送上去，我急急忙忙往车里塞进一些被褥之类的东西，只记得那床被子是红底黑花的被面，刚刚做好不久。一拿这些东西我心里就紧了，看这架式，世龙是要被关起来了，谁知道会关多久。偏偏就在这以后，不断传来红卫兵打死人的消息，清华一批干部被红卫兵拉出去打得遍体鳞伤；我们建筑系的教学秘书黄报青，他是当时清华唯一公开声明蒋南翔不是黑帮的干部，一批红卫兵把他和他的妻子抓到系馆的门厅里，把黄的头发剃掉一半，叫做阴阳头；还逼他们跪下承认蒋南翔是黑帮，黄报青说一次不是，就招来一皮鞭，但黄仍是连连地说不是，这就不断地被抽打，直打到昏厥才罢手。世龙一去毫无音信，连关在那里也不知道，他也有类似黄报青那样的倔强劲，会不会因为仍坚持认为高元贵是好干部而挨打呢？我带着两个孩子，白天躲在系馆里，隔一阵自己回家去看一趟，看看世龙放回来没有，就这样提心吊胆的过了几天。

突然，在一天傍晚，世龙回来了。一问才知道，那天据说是因为城里出现了有人操刀报复红卫兵的事件，所以全市的红卫兵紧急行动，把他们认为的危险人物都抓起来，大概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真以为世龙是北京市黑线上的什麽人物，采取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措施。世龙说，他虽蹲下仍能从车窗望出去，借着路灯的光，还能看见从二区出去的路旁站了不少红卫兵，听说抓他是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和清华大学红卫兵配合行动的，这清华大学红卫兵也是保工作组的，所以他们能联合起来。

世龙还说他是被关在地质学院红卫兵总部，他抓进去时，高元贵和两个党委副书记、两个学部委员、医务室主任和刘普仑都已关在里面，过一会又抓来了他的老师地质学院副院长马杏垣。他一看是这些人，心里就踏实了。因为这地院红卫兵是保地质部派来的工作组的，也得到地质部领导和地质学院的党委书记等人的支持，如果关在红卫兵总部的这些人出了事，这些红卫兵和他们的后台，都是不好对上面交代的。因此，管看守他们的红卫兵不时将皮带或钢丝在桌上敲打以示威，但没有真正打他们。后来听说是周恩来接见了北京市红卫兵的代表，要他们把关起来的人放了，地院的红卫兵由於有前面说的背景，所以放得也快。放人的时候高元贵和两位副书记还不愿出来，说现在外边很乱，还是关在里面安全呢。世龙也准备着被再关进去，没把行李拿回来，后来那红卫兵垮了，也就无从找回了。

他还告诉我，刘普仑的妻子是九十三中的教员，因为刘普仑的牵连，被那里的中学生打得不省人事，地院红卫兵总部的人，叫世龙和地院的医务室主任去把她从医院抬回来。他说刘的妻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变了样，他和那医务室主任把她抬到刘普仑家中时，只见屋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满地都是纸片，亏得还有个老保姆照料两个孩子。他们回到红卫兵总部后，没敢把这些告诉刘普仑。

地质学院当初反对工作组的人很多，特别是在学生中间，工作组撤走后，学生自发组成了许多“战斗队”，其中反对工作组的那些战斗队又联合成一个大的组织，取名叫“东方红”，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也能参加，很快成为地质学院最大的学生组织；反对工作组并同情高元贵的教师，稍后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叫做“红教联”，也是教师中的多数。这些群众组织不仅反对工作组， 而且要求追查地质部领导人的责任，有几百学生到地质部静坐绝食请愿，为了对付这些群众组织，红卫兵们不大顾得上世龙了。一个研究生组成的战斗队，把世龙和那些“反动学术权威”一起管了起来，让他们劳动但并不苛求，每天去几小时就是了，有他们管着，别的组织也不好再来找他的麻烦。

第五章（三）

46.不能再躲下去了

现在我们知道，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正是毛泽东向刘少奇摊牌，而以派工作组的问题为突破口的时候。如何评价工作组、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是不是坏人？成为当时斗争的焦点。地质学院反和保工作组的两派斗争那样激烈，我家被抄和世龙被绑架这些遭遇，可以说是池鱼之殃。清华是王光美公开参与，大家都知道是刘少奇抓的重点，更不可能平静，在清华大学学生雷蓉、王小平(王任重的女儿)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大字报後，两派斗争短兵相接，清华园内发生过多次牵动着全国的事件。我这时对外面的事少有了解，不过也在建筑系系馆的楼上，目睹了大批中学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造反歌，举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和高干子女领头组织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一起，把贴在大礼堂前针对王光美刘少奇的大字报统统撕掉，大叫：“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场面。还在抄家展览会上看到了陈乐迁父亲和其他人被抄走的财物，甚至梁思成这样的大师也未能幸免。

世龙在从红卫兵总部放出来後，又被地质学院来的学生带走过两次。不过这两次来的学生都是友善的，他们是听说那些保工作组的红卫兵又要来把世龙抓走，抢先一步将他藏起来。一次住在“东方红”的总部，一次在探矿工程系的学生宿舍，这个系大多数师生都是反对工作组，拥护高元贵的。因此这回我倒是放心了。就在世龙藏起来这些天，地质学院两派斗争激烈，一度达到接近武斗的程度，而後由於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和新任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去地质学院，公开支持反工作组的“东方红”。随後十月初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十三期上又发表社论，提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就是工作组执行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当前就得先批工作组。地质学院保工作组的组织，纷纷瓦解，“东方红”的头头成了学校的实际掌权者，那些来抄我家的红卫兵偃旗息鼓，许多人借“大串连”，跑到外地去造反了。我们把贴在书柜书架上的封条撕下，把那马粪纸作的黑牌子也烧掉了。世龙这时得到一定的自由，能到处去看大字报，对清华的运动也开始有些了解，世龙是个对政治敏感而且很投入的人，现在虽然对他没有什麽限制了，但工作组撤出时并未对整他的那些问题作过澄清，那些反对工作组的群众组织也不敢吸收他，他成了散兵游勇。

自工作组撤後，我是一早就带着孩子离开家，躲在系馆里，清华园里现在没有权威，东一拨西一拨红卫兵想干什麽就干什麽，我被这“红色恐怖”搞怕了，好象只能这样躲下去。这时外地来北京“串连”，等待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也多起来了，有一部分人被安排住在清华，有时让我去作一点接待工作，也就算参加文化大革命了。世龙对我躲避文革的态度十分不满，他说：你还是共产党员呢，怎麽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我说：我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做得对，我保蒋、保工作组都错了，方向错了，越使劲越糟。现在这样乱糟糟的，真是无所适从。世龙说：都因为你习惯了跟着上面走，自己不动脑筋，你应该学会独立思考，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地质学院的教师，已经自己组织起来，在反对工作组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你们为什麽不可以象地质学院红教联那样自己组织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经他一说，我想了许多。我想起我少年时代的理想，也是我後来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为人人都得到幸福而奋斗。然而，自从人党以後，那连续不断的党性教育，使我误认为只要听党的话，我的理想就能实现。那时人们是把一个党组织的领导人就当作党，而党的领导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听党的话就变成了听上级党委的话，入党十几年来我就是这样的。通过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我懂得了对错误的领导不仅不应服从，还应当坚决抵制；反对某个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也不等於反党。我想，在所谓的曹昌彬事件上，我开始的认识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反而听从刘冰的错误领导，为了所谓的党性，才错误地跟着去批判曹昌彬的。尤其是想到不久前听说曹昌彬一案的老同学宋元谨已自尽身亡的事，更感到自己当时不仅未能挺身出来和刘冰的错误领导作斗争，反而跟着干，内心无比愧疚。

宋元谨带着右派帽子回到天津大学後，经过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已摘掉右派帽子，他曾写信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还要我向清华党组织转致他的谢意。看来他是真正被“改造”了，但尽管他是这样夹着尾巴做人，仍改变不了他这一入另册便终身成为贱民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开始後，仅仅因为他和老同学林兆龙打了一次乒乓球便被拉出来批斗，说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挑衅；林兆龙也因身为党支部书记竟和摘帽右派划不清界限而受到批判。当天晚上，宋元谨就在单身宿舍（因为他被打成右派沈天行已和他离了婚）自己的房间里上吊了。过了一段时间，林兆龙在和学生一起作长途行军的途中也自尽身亡了！人们一直弄不清他的死因。我想，“老糊涂”(同学们给林取的外号)是一个很憨厚和重友情的人，他不怕牵累，心胸坦荡地和一个受人歧视的老同学打打球，想让他和普通人一样生活，但是连这样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起码的尊严与一点点友谊都不能有，他怎麽会想得通呢？他和我一样，都是在一九五○年夏天从香港的中学毕业後，选择了回国上大学的道路。他的家庭很富裕，学习成绩又很好，是完全有条件在香港读大学的。在中学时代我们都已唱开了“山那边，好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些歌，向往着在“讲民主，爱地方”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也不会有人受苦受难了。当时我们想像的前景和听到的允诺，都是那样美好，我们都天真地以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能把中国变成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国家，所以我们总是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努力工作和改造自己。他和我还有宋元谨，成为班上最早入党的几个人。现在眼看林兆龙这样离去了，他可能带着比宋元谨更多的失望而离开了人世。活着的我，应该怎样做？

我是不应回避这文化大革命的。何况正当世龙即将被打成反革命的千钧一发之际，是毛泽东扭转方向才把他救了出来，我们此时对毛的崇敬与信任都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他正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怎能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呢！的确，不能再这样躲下去了。

47.组织红教联

说干就干，我约林贤光（从津沽大学并入天津大学的同班同学）一起去地质学院红教联“取经”，这时是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下旬，秋意已深。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教师，她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个组织的发展情况，她说现在地质学院大部分教师都已参加了这个组织，那些学生组织对他们也很尊重，教师们对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也有发言权，不再是低人一等了。她在谈话中留给我们最深刻的一点是，教师们应该挺起腰干，自己解放自己。

在清华大学，教师们由於大多不是所谓红五类出身，年纪大的教师又多有较为复杂的经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早已成惊弓之鸟，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多是小心翼翼跟着上面走，就这样，许多人仍未能躲过去，被批判斗争和抄家的人中许多是教师。清华大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还曾到教职工食堂去对正在吃饭的人训话，骂他们是一群混蛋，教师无人敢说话；有些温和一点的学生认为教师们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但又把他们比作惰性气体，看不到他们也有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其实我和林贤光都清楚，教师们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长期以来他们实际上已无法行使自己的政治上的发言权。文化大革命开始後，上面说大家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出大字报的自由，现在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出现，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有了，教师们心里也热了，按照地质学院的经验，他们的积极性可高哩，在清华建立一个教师自己的组织也应该是有希望的。

回校後，我和林贤光又找了徐莹光一起商量，徐是民用建筑 设计教研组的年轻教师，他也同意建立一个清华的红教联，并说他已组成了一个“战斗队”，其成员包括我的同班同学何重义和教研组中几位老教师，他们经过商量，全体都愿意加入红教联。於是我们三人参照地质学院红教联的经验，起草了一个清华大学红教联的章程，凡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清华大学教师都可报名参加。

这个章程刚贴出去，就有好些人来了解情况，几天中有八、九十人报名参加。土木建筑系最多，约有四十来人，其他还有外语、物理、化学等教研组，每个教研组七、八人或三、四人不等，政治课、音乐室、机械系、精密仪器系、工程化学系也有人参加。大家都很兴奋，因为现在有条件和学生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了。经过选举，我和俞善乐、张家廉、侯虞铿、徐莹光、林贤光、徐文起作为核心组成员，我们这个群众组织就正式建立了。不过，徐文起随即退出，还有人放风，说红教联是“神仙会”，这神仙会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发生後，共产党邀集一些党外有影响的社会人士（在高等学校主要是那些不是党员的教授），让他们海阔天空地发表意见的一种座谈会，标榜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即说什麽都可以，与会者也就得了个“神仙”的美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神仙”成了“杂七杂八”的人，和牛鬼蛇神混杂在一起不好分了。所以这次参加红教联的教授们都特别激动，因为过去他们虽貌似得到尊崇，但在政治上被另眼相看，低人一等，现在这红教联不排斥他们，而且大家相处都是平等待人，他们在精神上有一种解放感。

放这种风，无非是说红教联的参加者多是政治上不清的人，那些本来想参加红教联的教师，听到这个风声，自然要裹足不前了，因为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都是要“清”这些人。这股风出自一个取名为“万山红”的战斗队，其成员主要是我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党员，实际上仍受原来的党支部书记陈乐迁所控制。红教联的总部设在系馆的二楼，“万山红”的活动场所在楼下，大概在他们的眼里，让这些“神仙”也和他们一样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太不象话。这时他们的认识，可能还未达到不久後张春桥指出的“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来夺权”的高度，但这楼上楼下的分歧，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当时，全校都在进行军训，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楼下又放出风来，说红教联有二百块的教授。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的原则，阶级是跟据其经济地位来划分的，这意思很清楚，教授的收入高，不能属於无产阶级，我们这个组织教授多，也自然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就是在说不许右派翻天，不过表现方法不同而已。

我们红教联确实有一位每月工资在二百元以上的教授宋镜瀛，当时能拿到每月二百元以上的教授人数不多，他们的收入比一般人一个月只有几十元收入高不少，但和他们过去的待遇相比，则下降了许多。在一次军训学习会上，我从四清及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结合这篇毛的文章谈了我的学习体会：现在的中国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人收入的工资就算多一点，也已不能用来剥削他人，在知识分子中，如援用过去在农村的作法，按其工资收入多少来划分阶级，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有些人工资外实际得到的好处，可以比工资更多；政治上的权力能使人得到这些好处，如果这个人不是用政治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谋求个人私利的话，那这就成了他的特权，政治地位越高，他能得到的好处越多。对这种搞特权的人来说，可以认为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决定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所以在今天，一个拿四十元工资的干部，如果也以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即也有一定的特权，而又坚持不改，那他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不会比一个拿二百元工资的教授更拥护文化大革命。”红教联的成员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都能正确对待参加红教联的教授们，这些教授也感到红教联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刻钢板，油印，装订……什麽具体工作都争着干，人都变得年轻了，他们一边工作还一边哼小曲呢。

由於“万山红”放的风，可能还有别的什麽力量的干预，教师中虽仍有不少人赞成红教联，但不再申请加入红教联这个组织。但是土建系车间及校设备工厂的工人却要求参加，建议我们从单纯的教师组织改为教职工的组织，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十一月底将红教联改为红教工，除土建系外，机械厂等单位的工人也来参加，成员一下子增加到近二百人。

48.枪打出头鸟

在红教联建立起来并发展成为红教工後，一天晚上，陈乐迁找我去谈话，我们在二校门外的小河边散步，边走边谈。她问我为什麽要组织红教联？我提醒她已改为红教工了。她说那都一样。我也不再和她争辩，因为她曾长期是支部的负责人，按照党员向领导汇报工作的习惯，向她汇报了成立红教联的经过，说到世龙批评我不该躲避文革，并给我介绍了地质学院红教联的情况，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组织很好，系里也有人支持，所以就搞起来了。她批评我说：“你是个党员，做什麽事都应该听党的安排，不应把爱人（即丈夫）放在党之上。”听了她这话，我很惊讶，我说：“清华的党组织不是都瘫痪了吗，你说的党在那里呢？”她说：“当然有党的组织在，你要很好想一想，你是否还要做一个党员，难道你从反右还没有吸取到足够的教训！”原来她还是从前那样，用代表着党的身份在向我作最後的警告，但我已不是从前的我了。我说：“我们是听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为了吸引更多的教师参加文化大革命才组织起来的，我觉得并无什麽不妥之处。”她说：“那好吧，你既然不听劝告，今後就只有你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在陈乐迁和我谈话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到建筑系系馆去，只见附近的大字报区，贴满了我的大字报，从组织红教联是为了打击党的基层干部，到发表反动言论，污蔑党员，耍弄阴谋等等都有，把我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万山红”出的一份大字报，把我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言，按其所需摘出几句话，截头去尾後再拼起来，概括成为我提出了“政治地位决论”，即主张跟据政治地位的高低来划分阶级。

这些大字报使用了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种种手法，无足为奇。值得注意的倒是，按照他们出的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和他们的内心，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後面还应加上“右派”二字，但是没有写出来，大字报也就是针对着我而不及这些教授，看来都是出於策略的考虑，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要算账也只好等到秋後。

将某人的言论摘出几句，便将它抽象为什麽“论”，是多年来罗织罪名，致人於死地的惯用手法。因为在命名为某种论後，便可以就这几个字推演出去，把本来不是你的东西都加到你的身上去。

当时我的直觉使我想到，这是在枪打出头鸟了。在我登上二楼，走进红教工总部时，许多人已等在那里，问我该怎样办，我笑了笑说：“不值一驳，大家该干什麽还干什麽吧。”但是我想最好不当红教工的第一把手，当时的群众组织都是找那些出身“红五类”的来当头，以避免人家来抓辫子；便向大家提出改选的要求，经过酝酿，召开了红教工的全体大会，会上许多人热情地挽留我， 我坚持还是换人为好，结果改选俞善乐为第一把手，我仍为核心组成员。但是俞善乐可能是又听见了什麽风声，没有告知我们就到外地去了，结果红教工的工作仍旧是我在主持。

世龙也去看过那些大字报，他认为来者是不善的，就是应该 揭露他们。我当时不想让大家把精力花在我个人的事上，同时也以为他们这些大字报不过是摘取我的片言只字拿来做文章，而我发言时都有其他人在场，他们想歪曲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用心不良。因此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实际上他这意见用在清华也是无效的。因为，对方显然不只是陈乐迁或是“万山红”这十几个人，而且也不是澄清事实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一个取名为“向党负责”的战斗队，曾在红教联初创时贴出的大字报上注上小字，说他们也想出大字报，因他们都是干部，怕群众对他们不谅解，不敢自己出来贴大字报。我认为清华的干部大多数也应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支持他们，便在他们的批语後再加批语说为了支持他们参加文革，我愿代他们贴大字报。果然不久就收到他们的电话，说大字报在一个宿舍的楼梯底下，我去取大字报时，他们大概躲在什麽地方看得见我，而我则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帮他们贴过多次大字报，每次他们在电话中都对我表示感谢，如果不是受到某些人的指使，怎麽会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湾，把大字报贴到建筑系系馆门口，说我替他们贴大字报是阴谋，意在引蛇出洞呢。

还有一份大字报指责我赞成“党员为何保皇多？”，认为党员就是心眼坏。“党员为何保皇多？”是一篇地质学院附属中学的共产党员张海涛等四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写出的大字报，结合这次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为什麽有那麽多党员跟着工作组跑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他们认为是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包括党对党员的教育，和党员本身应该反思的问题，有好多条，这“心眼坏”是其中的一条。这份大字报许多问题谈的很符合我在清华接触到党内生活的实际，但我恰恰就是对“心眼坏”这一条不以为然，因为我也是一个犯了保皇错误的党员，扪心自问，确有怕重蹈反右时的覆辙这个原因，如说我有私心，是能接受的，但还不是心眼坏。记得我正在看这大字报时，一个并不认识的人过来问我对这大字报的看法，我就把上述看法告诉了他。因为事出偶然，此後我也没给别人谈起有关这篇大字报的事。为什麽这位素不相识的人把已是过去一段时间的事，偏偏选择现在这个时间，又不惜颠倒黑白来出我的大字报呢？

还有“万山红”这些人，他(她)们是和我一起参加军训学习的，明明知道我谈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体会的全部内容，为什麽要如此挖空心思地编造我的反动言论，等到此时才拿出来呢？

一夜之间就能有那样多从不同角度针对我的大字报，除非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是不可能如此巧合的，不能不使人深思，我不由得不想到了陈乐迁最後的警告，但是我正是吸取了反右的教训，为了不背叛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才决定这样作的，大字报对我的围攻，虽然一时成为一种压力，但我认为这正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阻力，我还是按照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走去。

第五章（四）

49.精神病？政治犯？

针对我的那批大字报出来后不久，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外语教研组的红教工成员简秀文、刘韵琪向我介绍他们教研组的一位名叫方天心的党员教师，文革前曾因反对清华党委及陆定一而被送进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出院后又回到教研组担任教学工作。文革开始，据说刘冰曾经下令必需把学校中的危险人物都安置出去，于是他又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当时中苏交恶，中国报刊时有介绍苏联将一些政治上的反对派送进精神病院加以迫害的报道。她们怀疑这是否与苏联的“疯人院”有些类似，认为红教工作为教工的组织，应该过问此事。

于是，我约了朱起鸣在第二天早上同往安定医院，朱是共产党员、工程化学系的青年教师。我在病人接待室里见到了方天心，只见他呆若木鸡，脸上毫无表情；我和他握手时，有意将一枚毛泽东像章放在他的手中，并告诉他现在全校都开展文化大革命了，他仍然毫无反应，无从谈起，我只好告别。出来见到朱起鸣正和安定医院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王某、梁某还有金弘敏大夫谈得很投机，说他们正谈到金大夫的一个名叫陈里宁的病人，本是公安部关押的犯人，过去曾送来住院多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又给送来了。金大夫介绍说，陈是湘潭市委机关的一般干部，前几年因不断向中共中央写 信，批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是用封建主义的一套道德标准来毒害共产党员，他还反对大肆修建刘少奇在家乡的故居花明楼；认为王光美随刘出访印尼时的打扮有失国体……，后来就被秘密逮捕 了，在湘潭的老母从此不知儿子的下落。金还说从她和陈的接触看，陈的精神平时是很正常的，只是在作精神病的治疗，施用大量药物后，才出现暂时的精神错乱。 我想，仅仅是用信件向中央反映对某一领导人的意见，这完全是一个党员也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竟然就被秘密逮捕，家人至今不知其下落；如果定为犯罪，为何又送到精神病院？如果真是精神病人，就不能定罪，为何又由公安部作为犯人对待？总之，这里面横竖有问题。我问金大夫，医院里还有没有类似陈里宁的病人？她说院方管理很严格，每个医生只能管自己的病人，不许了解别的医生的病人的情况，所以她无法回答。

和朱起鸣回到清华，召开了红教工核心组会，我介绍情况后说，我们首先要拿到陈里宁的病历，查清他是否真是受迫害，如果是，就从此打开缺口，查清安定医院是否真是苏联式的迫害政治犯的“疯人院”，我们应当把受迫害的人都救出来。这时大家都很激动，一些不是核心组的红教工成员也闻讯跑来，纷纷表示应该把这个问题查下去。朱起鸣提出，精神病人的病历，院方是作为机密材料保存的，一般不给外人看，看来得给院方施加压力才行。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去安定医院“造反”，即靠人多势众，强迫院方，交出陈里宁的病历。但当时在场的红教工成员谁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大家说看来还得有学生一起干。这时清华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已垮台，由蒯大富领头组织的井岗山红卫兵已从少数发展成多数，并与校内其他群众组织联合，扩建为不问出身，教职工也可参加的井岗山兵团，为在清华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作准备，红教工早就与井岗山红卫兵相互支持，许多红教工成员也参加了井岗山兵团，所以我们首先就想到找井岗山兵团的学生参加，便由林贤光把我带去和学生见面。林这时在兵团总部动态组工作， 那是专门收集文化大革命各种消息的地方，他和许多学生都很熟悉，所以很快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在我们介绍情况后，他们马上就集合起四、五十人，加上红教工 有二、三十人，大家都骑上自行车，立即出发，到达安定医院后，大家齐呼口号，要求医院负责人把陈里宁的病历交出来，但院方拒不交出，大家就聚在医院里，学生们特别有精神，不断的喊口号，还将大标语贴在医院的墙上。如此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金弘敏医生出来说话了，她说，陈里宁的病历就在我手里，我交出来。金医生明知交出这病历得担负多大的政治责任，但是，她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既然已拿到了病历，大队人马就撤离了，朱起鸣表示他有兴趣干这件事，于是就委派他留守安定医院。我立即写了一份向中央文革的紧急汇报材料，报告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由安定医院王某开摩托车和我一起在即将破晓时将这份材料递交中央文革接待站。

第二天我再去安定医院时，朱起鸣向我介绍了他看陈里宁病历所作的归纳，因为这病历很厚，要看一遍的确是很费时间的。原来陈里宁被秘密逮捕到北京之前，就曾多次在湖南被捕过，被捕后老母都不知其下落。在对他进行一种是否精神病的鉴定时，要施以大量的药物，造成精神亢奋，错乱等等，最后才经公安部谢富治部长的亲笔签批（朱起鸣将批件给我看了），将陈里宁秘密逮捕到北京公安部十三局，陈在关押期间，时而表现得很清醒，时而又吃草根，甚至粪便，于是才多次送到安定医院来治疗。

又一天，朱起鸣告诉我他已见过陈里宁了，陈很清醒，他说自己吃草根粪便都是装出来的，他争取到安定医院来了解到许多文革的情况，他相信总会有一天有人会把他解救出去的。

大约过了三、四天，中央文革派联络员王光宇到安定医院来，他对我们说：关锋、王力都知道这事了，他们原来不知道精神病院这种角落还有这麽严重的问题，你们是立了大功了。我们向他汇报说：现在的关键是要拿到陈里宁的档案，下一步工作才好开展。他叫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

这样又等了好多天，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了，我和朱起鸣忍不住又去问王光宇，他说：他已经去十三局看过陈的档案了，但未能调出来，你们要看只好由你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了。

当时进驻安定医院的，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地质学院“东方红”及北京医学院“八一八”，当即我们三单位和安定医院的群众组织一起开了联席会议，会上介绍了王光宇的意见，大家都赞成到十三局办公的地方去，迫使他们交出陈里宁的档案，并为陈里宁平反。但十三局到底在什麽地方，办公区和监狱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更是首先要弄清，弄不好跑到监狱里去就糟了。北医“八一八”的学生和陈里宁已混得很熟，他们立刻去找陈里宁，不一会儿，他们就拿了陈里宁画的图来了。原来，十三局辨公区和监狱是前后院，中间有围墙隔开，围墙开了一个门。陈里宁说他每次到安定医院来坐在汽车上，眼睛都是蒙着的，所以不知道十三局在什麽地方。安定医院的人说他们只知道十三局是在秦城，但没去过。有了陈里宁提供的情况，虽然还不清楚十三局具体在什麽地方，但是，对于去十三局的事我们心中都踏实了，我们只要不进后院的门就行了。于是，会议作出决议：这次行动由我任总指挥；各单位负责组织自己的队伍，于今晚12时整到十三局外集合，出发前对本单位的战士进行教育，绝不允许进后院监狱的院门；十三局的具体地点由红教工负责打探清楚在晚十点以前通知有关单位。

我和朱起鸣等赶回红教工总部，已经是傍晚时分，不少红教工闻讯赶来，当时正在召开紧急核心会，研究去十三局的行动，大家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核心组成员了，群情激奋，七嘴八舌地纷纷发表意见，对于这次行动均无异意无需讨论，关键是怎样能快速地得到十三局的准确地址。张昌龄教授说，他时常到秦城那边山上打野鸭子， 看到山脚下有一组建筑类似陈里宁画的图，当地老百姓说是圈人的地方，大家都认为那恐怕就是十三局了。于是当即派张先生和来晋炎骑摩托车前去打探。

在核心组会上，对这次去十三局作了周密的部署：由我和侯虞铿带领红教工第一梯队40人；张家廉和林贤光作为留守，必要时张作为第二梯队负责人支援第一梯队；林贤光负责组织第一、第二梯队的井岗山兵团的学生队伍；朱起鸣留守安定医院与王光宇保持联系，并在我们出发后及时向王光宇报告我们的行踪，必要时争取中央文革具体的支持（我们去十三局的行动计划王光宇已认可）。

我抽空回家与世龙告别，我对世龙说这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万一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了。他不赞成我们去十三局，他认为这些事由学生做比较恰当。我觉得，从总体来看，我们也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但我们也不能退，这样太不仗义，而且这事从头到尾只有我们是最清楚的，我们对这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也不再说什麽了。

大约晚八、九点钟，张先生和来晋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们按照张先生的记忆，在山脚下找到了十三局，十三局外有一大开阔地作为停车场，他们怕暴露，只在远远的路口上，看清十三局有卫兵守门，院后靠山的岗亭有荷枪卫兵把守。朱起鸣问清了去十三局的具体走法，就立即赶回安定医院去通知各单位了。

林贤光陪我去井岗山兵团发动了约六十位同学参加第一梯队。晚十一时，红教工约四十人和这六十位同学一起分乘两辆轿车出发了。这次出发前赶印了大批造反守则及造反宣言，分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造反宣言为要求交出陈里宁档案及为陈里宁平反。造反守则为不许进监狱院门；不许私自动档案；不许动武器；不许向外泄露十三局的具体地址；这次行动不许向外宣传。

晚十二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五单位分乘五辆车均到达了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我们又把造反宣言及造反守则分发给其他单位。本来，我想把队伍集合在离十三局大门外一百米处，每单位派一负责人进十三局交涉，但是学生们笑我太胆小，根本不听指挥，一下子都涌到了十三局的门口，近三百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我赶忙挤上前去让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我们的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已一涌而入。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我们。我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十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我们的人误入监狱。我们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那间是档案室。这时，候虞铿告诉我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他们正关注着我们的行动。又过了一会儿，总机房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我接电话，我赶紧对周总理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出吗？”周总理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他又对十三局的负责人交代要好好接待我们。我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安定医院三个组织的人先撤，其馀的人留下作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三点，我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第二天上午，去十三局的各单位负责人及朱起鸣到了公安部，当时，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在入门时，警卫要参加接见的人进行登记，包括姓名、出身、本人成份、工作单位、及住址。红教工的几个负责人出身都不是所谓红五类，这时，我确曾闪过一个念头，谢富治会抓住我们出身当辫子的，但是，事已至此，只有勇往直前了。不久，谢富治就出来了，他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我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谢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我只是摇了摇头，表示并不会如他所说，但并不想在此时与他争论，我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查类似陈里宁的人，谢说：“联络站就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谢在这次接见中，还一再表示，他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

一月十日凌晨，朱起鸣到我家叫醒我。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已拿来了，是十三局的李子明处长陪着他一起送来的，李等在外面的车上。我要他先把它留下，等天一亮就去找红教工的人来摘抄，争取中午前抄完，然后送井岗山总部保管，并通知参加这一行动的各单位一起来审查。

朱起鸣告诉我，李子明很支持我们的行动；十三局的负责人还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就是在这次会上被开除的），他们就想到给陈里宁平反了。而在陈里宁这件事上，李子明告诉他，当初上面怀疑陈有后台，查后台比对陈里宁本身还更着力，有关的查对材料用了两个房间才装下。

这天一大早，我就把陈里宁的档案带到红教工总部，找了近二十人来分头摘录，过了一会儿，马春浦发现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在当时，这是可以定为反革命行为的。马急忙来找我去看，只见这毛泽东三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 看来是这时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作出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但此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只能如实上报中央文革由他们处理。 为了摘录能继续正常进行，我告诉马春浦，这应是陈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你先将这些书捆起来，由我来处理，现在不必告诉大家，摘录工作照常进行，到中午就结束了。同时，我立即打电话给朱起鸣，告诉他发现了这捆书的事，朱立即向王光宇作了汇报。当天王就派人来把陈里宁的全部档案取走了。我们摘录的材料也暂时封存起来，准备等待上面审查有了结论，再拿出去。

后来朱起鸣告诉我，这捆书的事，在十三局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审问记录中都有记载，逮捕他的人原不知此事，是陈里宁自己讲出来的，他不承认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有罪，但说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检查时，服用药物后，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麽回事就把毛主席的书涂改了，要说有罪，这倒可以算上。审讯员问他这些书在那里？陈答，我把它捆成一捆，放在家里。十三局立即派人去陈的家中搜出了这捆书；他们看后也认为 这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什麽罪证，以后审问也没再谈到这件事。

中央文革把陈的档案取走后不到一个月，朱起鸣就告诉我上面已下来通知，和十三局原来的看法相同，即这是陈在精神错乱时所为，不是他的问题，这个人可以宣传。朱还说这是戚本禹看了陈的档案后讲的。这下我们和其他几个群众组织都向社会公开这件事了。由于陈里宁的档案交给中央文革后别人再也见不到了，而我们手头有一份摘录，红教工的成员曾昭奋据此编了一本《狂人日记》，有陈的日记摘抄，也有这一案件的发生与揭露 的经过。我们自己找印刷厂一次印了五千份，没有几天就卖光了，但我们也未再重印，因为全国各地翻印的版本到处都在卖了，而且还在许多城市被摘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显著的位置。大概不仅因为陈里宁受迫害的遭遇使人同情，他的日记中有许多发自肺腑的语言更增强了对人们的感染力，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中央文革下通知后没几天，就把陈里宁接走了，是谢富治亲笔签发的无罪释放证明。我们设在安定医院的联络站也随即撤消，在当时以为这件事就此圆满结束了。陈里宁出去后，我们除请他来清华作了一次报告外，和他也没有其他来往，这时他在社会上成了知名的人物，许多地方请他去作报告，都为他的经历大为感动和激动，一些人还掉下了眼泪；来清华讲演时也是如此，大礼堂坐不下，把广播扬声器拉到室外，外面草地上也坐满了人，这是红教工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天津市还上演了根据陈里宁事件编写的现代剧，剧名叫做“新时代的狂人”，新成立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天津日报为这轴戏的演出发了社论，备加赞扬。在社会上，有些群众组织自命为“狂派”。

是不是还有类似陈里宁的案件存在呢？我们无力再去查访了，但在安定医院，后来确又放出来一个王景瑞，是北京市的职工，以后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他还当上了委员。

第五章（五）

50.沈孝宇事件

陈里宁案件忙过去，红教工在群众中渐渐有了些影响的时候，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井岗山总部动态组工作的林贤光告诉我，他得到消息，地质学院出了批判沈孝宇的大字报，“东方红”中掌权的一派就要开会斗争他，公安部五局还准备在会后把他抓起来，而这些事都是经过谢富治批准的。这沈孝宇是地质学院红教联水文系的负责人，两个多月前，我们曾请他和地质学院另外三位红教联的教师到清华来座谈，他在会上介绍了作为一个普通党员教师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体会，由於他有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实际感受，联系到多年来他感到的党内的问题进行反思，谈得很实在和生动，当时来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教工约有二百人，对他的印象最为良好和深刻。现在怎麽突然要把他抓起来而且还惊动了谢富治呢？我和红教工不少成员都很关心这事，立即赶去地质学院看大字报。

这些大字报数量还不是太多，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有两点：一是准备为右派翻案，二是发表反动言论。

所谓为右派翻案，从大字报上看，仅是一种推测，只因为沈 的妻子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后，沈没有和她离婚；在沈领导的战斗队中，还有一个成员为了等待戴着右派帽子的恋人，一直保持着独身的生活；一位摘了右派帽子的教师，居然也被允许参加了他这个战斗队。我们看了后，并未觉得这是什麽大问题。

所谓反动言论，倒是特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有一份大 字报自称是“沈孝宇在清华红教联讲话记录”的全文，而这个“记录”和我们听到的有很大出入，大字报中有沈说现在的党已烂掉了，要从零开始，重新建党。我们都没有听见他讲过这样的话，那次会上他不过是从文化大革命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想到了自己不能再作驯服工具，讲到了党也应该改造，并无否定共产党之意，只可惜当时没有防备，没有录下音来。这位不敢写出自己真名实姓的“记录者”，为什麽不当时就在清华提出，而是在事隔两个多月后，才将这个所谓讲话记录抄到地质学院来张贴？我还得到一个消息，“万山红”的人已到地院来忙碌了好几天了，清华到地质学院看大字报的人也突然增多。

就在去地质学院看大字报后没几天，地院“东方红”召开批 斗沈孝宇大会，但他早就躲起来了，他们抓不到，便在头天晚上把世龙骗到地质学院去并稳住他，因为世龙和沈孝宇发表过反对“东方红”头头朱成昭的联合声明，他们认为抓不到沈孝宇不妨用陶世龙来顶替，等到广播通知大家去开批斗沈孝宇大会时，强拉世龙和沈孝宇领导的战斗队中那位已摘掉右派帽子的教师到台上，但会 上的发言都是针对沈孝宇的，世龙在台上不断地反抗，呼口号，台下的群众都看得见，弄不清是怎麽回事，於是批斗会就草草结束了。

此后，好一阵地院大字报栏再也没有贴出新的关于沈孝宇的大字报，公安部五局也没有抓沈孝宇，沈孝宇的事在地院好象烟消云散了。

又过了一些天，傍晚时分，突然有人告诉我，地院一批人把 沈孝宇和陶世龙拉到清华来游斗了，整个清华园都喧腾起来，世龙不断地挣扎。他们在清华大礼堂周围游了一圈后就回地质学院去了，世龙在半路回了家，他的手腕被抓他的人扭坏了，两只手肿得象馒头。我问他是怎麽一回事，他说这是水文系一批支持朱成昭的学生干的，那天傍晚，他和另外三位水文系的教师正在沈孝宇家中谈话，闯来一批学生把沈带走，看到世龙和另外三位教师，便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都在这里太好了，你们跟我们到宿舍去，有话要问你们，原来他们要世龙表态承认沈孝宇是反革命右派，可是世龙不仅不承认，还说沈是革命左派，这就激怒了他们，把他扭到地质学院北门，去陪着沈孝宇到清华游斗。奇怪的是，这场游斗并未在地质学院进行，此时地质学院那边也没再批沈孝宇，倒是在清华园内出现了批判沈孝宇同时批判陶德坚和红教联（他们有意避开“红教工”）的高潮，有一份大字报是所谓沈（孝宇）陶（世龙）陶（德坚）的言论对照，编造的手法，仍在突出沈是反革命右派，而我和世龙与他同气相 投，都是漏网右派。

有些红教工抱怨我们受到沈孝宇的牵累，我认为不是这样简 单，地院多数人对批沈孝宇并不感兴趣，对说沈是右派也并不那样害怕，在他被斗后仍有不少人公开或暗地支持他。但是在清华就大不相同了，也许因为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我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清华在一九五七年对右派的打击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校党委到工作组都是挥舞右派的帽子来压制不同意见，虽然毛泽东说这是何其毒也，予以否定，但并未追溯到一九五七年，因此把五七年的右派拉出来，人们还是不敢沾边，特别是在清华，真有点谈“右” 色变。看来是上次他们出了我一批大字报并未能搞垮红教工后，正好利用沈孝宇来再一次大做文章。没有沈孝宇这件事，他们也会制造别的事端，关键在於他们对红教工里的这些“贱民”居然也敢组织起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十分反感，认为这就是右派翻天，如不扼杀，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统治清华的基础。

果然，清华园内的大字报很快就从批沈转为以批判陶德坚和 红教联为中心了。对陶德坚的批判，也不局限在当初“万山红”编造出来的那几条，而是把蒯大富这一派的一些观点，如认为清华十七年来都是修正主义黑线在主导，需要彻底砸烂旧清华“大翻个”等等，都作为陶德坚的反动言论拿来大批特批，大字报无需引述根据与来源，只需说这是陶德坚说的就行了（文革后张家廉曾问当时指导这次批判的罗征启，批陶的那些反动言论都是从那里找来的，罗坦白承认，当时是把在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们认为是反动的言论，都放到陶德坚的头上）；把红教联说成是一堆坏人的组织，在大字报中也赤裸裸地表达出来了，他们说国民党、托派、肃反对象、舞女、经济不清的人还有司徒雷登的座上客等等都参 加了红教联，红教联实为黑教联，陶德坚就是国民党残渣馀孽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右势力的总代表。实际上所谓国民党是指有位教授过去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所谓托派则并无其人。红教工中确有人当过舞女，那是因家贫无奈，时间也不长；所谓司徒雷登的座上客，不过是这位音乐教师曾为司徒雷登作过演奏而已，至于经济不清究竟是什麽问题，他们也只能含糊其词；说到肃反对象，显然是指的林贤光，这事我很清楚，林的母亲信仰天主教，因此他也与一位天主教的神父相识，共产党接管后，这位神父被抓进监狱，说他是间谍，林贤光也因而在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中受到审查，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这就是说查错了对象，但不仅不给人家陪礼道歉， 现在更又把这“肃反对象”作为一顶摘不掉的帽子拿出来了，真是到那里讲理去！其实，就是按共产党当时的政策标准，他们也在红教工中找不出一个坏人，故只好用这种捕风捉影的手法，加给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了。

点名批判我和红教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每三、五天换一批，没有那样多的内容就将旧的大字报重抄出来，其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这时上面号召的对刘少奇、蒋南翔的批判。我们红教工这点人，是没有申辩与反批判的力量了。

经过他们这一闹腾，在不了解情况的人中，确实产生了影响。一天我去粮店买粮食，售货员见我的购粮本上的名字是陶德坚，就说：陶德坚是你爸爸吧。我说，陶德坚就是我。他们怎麽都不肯相信，大字报上的陶德坚是个老奸巨猾青面獠牙的人物，怎麽能和面前这个柔弱的年轻女子联系起来呢。

不过就在这一片急风暴雨的威胁下，我系职工马春浦，是位 教授的夫人，人称马老太，却在此时挺身而出，在那些批我的大字报上留下为我辩白的批语，并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以示负责；每有新的大字报出来，她就去给它写批语。我深深为她这种执着的精神感动，同时劝她算了，她说，要让他们听到，还有不同的声音，依旧天天去写她的批语。我还记得，前面讲过的那位不肯承认蒋南翔是黑帮的黄报青，这时又有人问他，陶德坚是不是右派，他的回答：不是！还在批我的一份大字报上加了批语说：陶德坚，不用怕，勇敢地战斗吧。可惜象他这样有原则的干部，没等到这场浩劫的过去，他就象林兆龙那样离开了人世。

开头我有点纳闷，一个小小的陶德坚，怎麽值得这些人如此大动干戈呢？但是渐渐就看得清楚了，他们明的在批判陶德坚，实际上是针对蒯大富及支持他的人，阻挠蒯大富在清华建立具有政权性质的革命委员会。但是当时蒯大富的支持力量在清华占有优势，他们不敢正面反对蒯大富，便使用了这种策略。这在批陶高潮中出现的一百五十多名原清华大学党的干部致蒯大富的公开信中表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中，他们承认蒯大富在清华的领导地位，只是错在重用了陶德坚和红教联，要求蒯大富改弦易辙，将“陶德坚之流”清除出井岗山兵团。其实他们明知 道红教工不过是支持蒯大富众多群众组织中的一个，陶德坚也并未被蒯大富重用，把井岗山兵团的行为说成是被这些人所左右，蒯大富这些年轻的学生也不难看出这封公开信的真正用心。井岗山兵团没有清除“陶德坚之流”，反而由兵团组织部出面，发布了保护陶德坚的文告。实际上清华存在着支持与反对蒯大富为代表的井岗山红卫兵两种力量由来以久，在一段短暂的联合后，这时正处在分裂的边缘，提出清除陶德坚之流的要求来制造争端，无非是促成这个分裂的一种手段。

在这一百五十多名干部的公开信没达到目的后，一九六七年 四月十四日，井岗山兵团内外反对蒯大富的人和这些干部结合起来，成立了井岗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从此清华公开分裂成团派（以蒯大富为代表的这一派的简称）和四一四派，并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北京市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也大多分裂成两派，纷争不已，直至发展到武斗。

四一四派拉出去后的一件大事就是继续批判并斗争了沈孝宇、陶德坚。

五月十一日清晨，我还没有起床，一个女学生进来把我堵在 床上，要我谈谈红教联初建时和一个学生组成的战斗队“揪要害”交往的经过。谈了一阵又进来好几个学生要我起床跟他们走一趟，我这才明白，早进来的这个女生 不过是为了把我稳住，来者是不善的，一定是又有什麽事要发生。我跟他们出了门，并请蔡大妈代我照看孩子和家门。因为近一段时间世龙被地质学院一个学生班级强邀去和他们住在一起，并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这时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已出了事下了台，实际上已被控制起来，接替他是所谓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王大宾，他成了刚建立的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本来王大宾对高元贵是尊重的，打算吸收他当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但由於王大宾的行动是完全听命於上面中央文革那些人，并仍然维持了朱成昭压制不同意见的许多作法，高元贵不以为然，因而迟迟不得“解放”，让他和学生住在一起，实际上是看管起来；世龙和高元贵观点相同，加上有和沈孝宇反对过朱成昭的事，怀疑他会参与“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强要他住到学生中去，实际上也就是软禁起来了。世龙这种软禁生 活大概持续了两个多月，间或回一次家，时间也很短，原来有事我还可和他商量，这以后都得靠我自己分析判断和应付了。

按下这些不说，还是回到那些学生怎样把我带走。我跟着他 们出去后，只见一辆大卡车已等在那里，他们叫我上车，车开到清华外面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好久没有动静，一直等到中午，才开到清华大学的主楼旁，让我下车并把我拉到主楼前的台阶上，沈孝宇已在那里，台阶下的广场上聚集有大约一千人，原来是四一四派在这里举行批判斗争沈孝宇的大会，我是被抓来陪斗。我想，我可不能低头，我要高高扬起我的头。我没有什麽罪，何必怕他们。坚持了一会，就见会场乱起来了，是团派一批学生冲进了会场，他们反对开这个批斗会。一些学生冲上台阶把我救了出去，送到别处休息，除了红教工的人，还有许多学生和工人来看望和安慰我。原先“万山红”等出我的大字报，学生并不关心也不了解这里面究竟有什麽矛盾。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楚，这已不仅是陶德坚个人或仅仅是教师的事情。在这以后，红教工的许多成员是有些害怕，很难开展活动了，但是学生工人不怕， 特别是我系好些学生由于对我及那些整我的人都比较了解，始终对我支持和维护；还有我系及外单位的一些工人也是始终欢迎我去参加他们的组织与活动，直到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江青康生等发表谈话，明确地点出我们（解救陈里宁的几个负责人）是“坏人”后为止。

至今我也没有明白，当时他们为什麽要拿我来开刀，而以后陶德坚长期成为清华园内的头号打击重点。我曾想过，是不是因为谢富治怕我看到过他那些亲笔批件，需要把我打击得开不了口？或者是上面有什麽人出于在群众中制造分裂以及其他杀一儆百的需要，选中了我作为靶子？但这都是外来的因素，还得清华内部也有人想置我于死地才行。在清华，我素无个人恩怨，为什麽这些人不惜用上各种卑劣的手段，那样凶狠呢？我想到了蒋南翔曾很得意地宣布，自从刘冰来了以后，真正把清华建成不漏气的发动机。这不漏气发动机的特点是人在里面不过是一个小螺丝钉，无需也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但是人终究是人，他总是希望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所以一到文化大革命，当毛泽东从上面点出压制不同意见，把反对某个单位的领导人就看成反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群众思想上的闸门就打开了，红教工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的觉悟，而这部不漏气发动机的功能，就在于能将对任何异端扼杀在摇篮之中，这应是我和红教工招来如此强烈打击的主要原因吧。

附：康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时的讲话（1968年9月14日）

康生讲话

首先向北京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志们致敬！向你们学习！向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们致敬、学习！（群众高呼：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今天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接见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在这样一个盛大的会议上，你们心里有什么感受？我应当说，我活了七十年了，这一 个会议是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大会，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众答：是！）恐怕你们在座的同志，大家都是第一次。不但我们是第一次了，就是遍查世界革命运动史， 这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如果我一生没有参加这样一个会议，那是死了也不瞑目的。这使我深深地感觉到生活在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时代，是最大的幸福！生活在毛主席领导的，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现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时代，是最大的幸福！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也是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最大的幸福！

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市的工人阶级和解放军，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响应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在一天之内动员了三万多人进入清华，这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在这里，我就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恩来同志的讲话。说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争取全面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七月二十七日到现在将近五十天啦。从清华开始，现在有一万九千多工人、农民进入学校，有一万多人民解放军进入学校。从进入学校中间，看到了学校改变了面貌。停止了武斗，收缴了武器，拆除了工事，也拆除了那个使人紧讨厌的高音喇叭。也整理了学校的秩序。最重要的是工人同志、解放军同志把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政策，带进了各个学校里面去。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思想同广大人民见面，被广大学生、教职员工所接受，使这个学校改变了过去的面貌。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推动了各个学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了各个学校的革 命的大联合。开始了群众性的清理阶级队伍，揪出了坏人。现在我们看清华要斗王光美、刘少奇、蒋南翔，还有陶德坚，（陶德坚是红教联的头头喽）蒯大富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有了很大进步。北京大学，他们批判陆平、彭佩云，还有其他的人，这样的时候，由于同志们的努力，开始了学校的按照毛主席路线进行斗、批、改的新高潮。使学校的运动进入了正确的轨道，这是同志们一个很大的成绩，我们感谢同志们！因此，我诚恳地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同志们，实践证明了我们 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讲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

怎样领导呢？我们伟大领袖告诉我们在《红旗》杂志登载了的，首先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同时，在斗、批、改中，还有一个三结合，就是工人阶级，解放军，同学校里面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 积极分子这样结合起来去进行的，我们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但是，我们工人阶级不能脱离群众。还是要象江青同志所讲的，要团结广大学生，团结那些广大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同我们一道进行斗、批、改。毛主席告诉我们，进行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今天我想讲几句。同志们在学校，机关里面去就会遇到整党问题。

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首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运用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必须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的。为了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就必须调查研究，具体分析。所以，江青同志、恩来同志讲，要全面估计学校红卫兵的运动，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是必要的。同时，不否定他们的丰功伟绩。看到他们的缺点。但是，要从坏事中间看到积极因素。譬如说，武斗，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武斗还有另外的一面：第一、锻炼了群众，学会了打仗；第二、暴露了坏人。我告诉同志们一个例子，昨天同总理接见一个外宾，这个外宾的儿子在北京的时候曾经是个联动的小头头。但是，他很勇敢，很聪明，现在回到本国，加入了军队，打仗最好，最勇敢，打仗还立了三等功。你看怎么样，还缴了敌人三支枪呢！所以，对青年人主席讲过，要允许他们犯错误。你看联动那样的打砸抢，可是他一下子把打砸抢运用到敌人那里就最好了。所以，问题要全面研究，作具体分析。还有你们清理阶级队伍，揪坏人。但同时不要忘掉了要保护革命小将，要保护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不要只抓到一个面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同本单位相结合；揪坏人要同保护小将相结合；调查要和研究结合起来。这方面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时候，不要脱离本单位。不结合本单位怎么样活学？怎么样活用？

整党问题。大家都要遇到。今天在座的有四千多人，我没有进行调查。这四千多人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一种是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积极，而且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学校里面，在上层建筑各个机构里面，把斗、批、改进行到底。另外一种是，现在很积极地进行工作，但是在过去犯过这样小的错误，那样小的错误，或者是初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起来的比较晚。大概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加入党，大概不外乎这么三种情况。你们领导学校的整党工作必须从思想上看到这个问 题的重要性。工人阶级为什么能够领导一切，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政党，自己的领导核心，就是共产党。是个什么党？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党，是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的党，要打倒那样一种党。要建设毛主席思想武装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党。所以，我们语录上这两句话常常是不能分割的“领导我们事 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也就是毛主席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要作这一个工作。首先我们宣传队要在这上面努力，我刚才讲的三种情况，一种是党的好的积极分子，但是不能骄傲要力求进步，戒骄戒躁，要时时刻刻跟紧毛主席战略部署，时时刻刻跟紧毛主席的思想和最新指示；另一方面，那一部分过去有些错误今天参加了宣传队的工作，今后要更好地锻炼。我听说针织总厂的同志来告诉我，他们派出一些同志过去还有一点毛病的，但是到了学校里面，在斗争中进步了，提高了。还有一部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很积极，积极的斗争，积极同刘、邓路线、同一切走资派作斗争的非党的同志。同志们，你们准备不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众答：要），你们要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你们要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你们现在就要从思想上作准备，工作上作准备加入党。我们打仗的时候有火线上入党。我们现在也是个火线，阶级斗争是个火线，在阶级斗争中锻炼，这样 条件加入党是最好的条件。所以，积极的同志要继续提高，过去有缺点的要努力克服，没有加入党的，积极争取入党。这样三部分。自己提高了就能很好的领导学 校。毛主席教导说：要提高觉悟。就是要提高到党的标准来。

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同志们不要忘掉了，在文化大 革命中间，走资派李井泉利用过工人，组织过产业军。北京不是有一个捍卫团吗？河南不是有个叫做十大指挥部的工人总部？上海、南京江渭清不是有过赤卫队？这种例子很多。还有山东青岛谭启龙开始的时候利用工人同学生对立。这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经验教训。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容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毛泽东思想。但是，同志们必须努力，没有从娘肚子生下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没有那样的工人阶级。所以，工人阶级必须提高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领导一切，同时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到学校、机关里面去，帮助他们搞好了，也是解放你们自己。你们现在就是在完成这个任务。我的话就完了。（热烈鼓掌）

第五章（六）

51.68.2.21

尽管井岗山兵团拒绝了清除“陶德坚之流”，但四一四派始终盯着这些人，红教工中许多人已不敢出来参加活动，仍然经常聚在一起的只有张家廉、侯虞铿、朱起鸣、 来晋炎、林贤光、曾昭奋和我这几个人了。我们人虽少，但心里很清楚，是那些人不择手段地诬陷我们，以达到把我们孤立起来再一个一个地收拾掉的目的。我们应该让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不能没有自己的声音。经过商量，决定建一个红教工广播台。我们得到同情红教工的职工和学生的支持，把生物馆的顶楼作为播音室，来晋炎负责设备的安装，其他人一起去架设线路。建成后由朱起鸣担任播音员，林贤光负责搜集消息，其他人和我写广播稿。为了防备四一四派把我抓去，我就住在生物馆，这里是团派控制的地区，生物馆顶楼要经过几道门才能进入，如有情况还可及时广播呼救。好在这时世龙又常在家中，做有好菜时便由小华小妹轮流送来，小华还每晚到生物馆来陪我，真是难为她了。当时她才十三岁，在晚上来爬上这生物馆的顶楼，她一定是害怕的，但是她告诉我开始有点怕，多爬几次也就不怕了。看得出她是在使我宽心，故意说不怕了。我的好孩子，妈妈没能照顾你们，反而要你们来照顾，我真不是个好妈妈，我欠你们的太多了。就这样紧张地度过一天又一天，一九六七年就这样过去了，世龙那里也没有新的情况，清华的两派都忙于在社会上活动，而中央文革中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已一个一个倒了。还听说，谢富治已把陈里宁又抓了起来，说他不止是反对刘少奇，而且反对毛主席；这就是说涂改毛泽东的书又成为问题了。谢还向群众表白，他对毛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听到谢富治这样的表现，我心中有了不祥的预感；当初秘密逮捕陈里宁，后来无罪释放陈里宁，都是谢富治干的，陈里宁不再抓起来，他是不能安枕，我是知道这些内情的人，他能放过我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林贤光从井岗山总部的动态组拿来头天江青、康生等人接见天津文艺界的讲话记录，这些讲话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天津市打算召开的一个文艺座谈会，和《新时代的狂人》这台戏，称之为“黑会”和“黑戏”。还说陈里宁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坏人将这一事实掩盖起来了。会上点了天津市原公安局长后结合进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的江枫、原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王亢之、原天津市文联主席方敬和作家孙振，说他们是坏人。在讲了这些以后，康生特别叮嘱：你们不要忘了清华大学的那几个坏人。这明显是指我们这几个出头清查陈里宁被秘密逮捕和送到精神病院这一事件的人了。在当时，那康生经常说这人是特务，那人是叛徒，而一经他点出，这个人的罪名就定死了，无需任何证据，也无从辩白，因为康生的话就是证据，就是结论，许多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经不起康生一句话，何况我们这些草民。

就是这个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康生、江青等发表的讲话，使我们面临灭顶之灾了！

在生物馆顶楼上，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看看还有没有挽救的办法，总不能坐以待毙。因为江青在会上没有讲到陈里宁的问题，而陈里宁放出来后还到过北大，支持过聂元梓，我们还幻想是康生、谢富治蒙蔽了她，如能让她了解到真实情况，也许我们还有救。于是由我连夜赶写出一份叙述陈里宁事件始末的详细材料，写出后仍由我立即送到聂元梓的办公室，一位女秘书接待了我，收下材料，答应很快就交给聂元梓。

材料送出后，我们就解散了红教工广播台，将器材收好，相互道别后就各自离去，我回到家中，世龙已知道这些情况，此时他也没有主意了，只能等着这无法抗拒的打击的到来。

在家中呆了没几天，一个早上，两个学生进来要我跟他们走，我认得他们是团派的，心里安稳一点，便跟他们去了。他们把我带到丙所，要我交代与沈孝宇的关系，原来是一个招待所，现在是团派保卫组的所在地，晚上则把我关在院子中的一个四面都钉有木板的岗亭里。这岗亭本是他们用来关小偷的地方，只有一米见方，中间放了一张小课桌，就没有什麽空的地方了，我就蹲在课桌上面过了一夜。这是三月初，北京的早春天气，夜里还很冷，如果坐着，两条腿悬下，一会儿就会冻僵；我蹲在上面，可以用自己的体温暖着两条腿，使身体暴露在外面的面积缩到最小。但是，这样蹲久了腿又会发麻，我便隔一阵就站立起来，活动活动身体，然后再蹲下来缩成一团。就这样来回变化姿势，不觉得就到了天明。

天亮后我离开了这丙所，并不断的转移，大概是怕四一四派来抢去吧。当时这种被上面点了名的人，各派都要抢着去抓，以表示自己最能紧跟，何况我早就是他们想打倒的人。

到了晚上，这些团派的学生将我押上了一辆大卡车，在清华园游街示众，一路上高呼打倒陶德坚的口号，我看见大字报栏上全是打倒陶德坚的大标语。游完后又把我押到大礼堂开批斗我的大会。在后台，几个参加过红教工的工人为我准备来一块大钢板，上面写有我的姓名并被打上一个大×。这钢板上还钻有两个小洞，用钢丝穿过去，用来挂在我的脖子上，这是很折磨人的刑罚了，但是他们在将钢板挂上去时，显然是有意将我连在棉大衣上的棉帽子垫在钢丝的下面，我会意地从内心向他们致谢。接着是另外一位也是参加过红教工的工人把我押上台，可能是他想在公众前表现一下和我划清界限吧，凶狠地一把将我推倒在地，要我跪着，我就势坐在地上，胸前的钢板也落地斜靠在我的身上，那人又猛然将我的头按下，我的脸正好擦到钢板的边缘上，鲜血马上流了出来，我不顾血在流淌，仍尽力昂起我的头，这时热血象蚂蚁在我脸上爬似的，慢慢爬过我的脸，一只一只落在钢板上，后来不觉得有蚂蚁在爬了，这是脸上的血已凝结，只觉得热辣辣的。此时的脑袋是空空的，别的都不想，只求能维持现在这姿势不再折腾就心满意足了， 因此这个会究竟批了我些什麽，一点也没听进去。

批判会结束，他们把我关在卡车里，在清华园内绕来绕去， 最后把我送到荷花池旁边的用单身宿舍改成的肝炎病房里藏了起来，可能是关在这里不容易被人想到吧。他们怕别人把我抓去。果然，四一四派始终未能抓到我，但是听说把世龙和红教工核心另外几位成员抓去斗过一次。在此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未能和世龙见面，连他的消息也很少了。

过了没多久，朱起鸣、侯虞铿、来晋炎也被团派抓来，关在生物馆的二楼，我也被转移到那里。团派还成立了专案组来审查我们的问题。在专案组工作的是些学生，他们在看我的档案时，发现按我中学毕业证书上的年龄计算，我后来报的年龄少了一岁，他们认为这是我隐瞒了一年的经历，结合到三姨两次来北京看我，便怀疑我可能是个派遣特务，趁文化大革命出来兴风作浪；这一年隐瞒下来的时间，正好是用去受特务训练了。如果他们这设想得到证实，那他们不仅和我划清了界限，还立了功哩。因此极力从这方面追问。我告诉他们，过去计算年龄多是按虚岁，即比现在按实际年龄计算要大一岁，我的履历是连续的，每年都有证明人，你们可以仔细查考。这些学生终究还不象“万山红”及其背后那些人可以不顾事实去捏造，查了一阵没查出什麽问题也就不再查了，我们也被撂在那里，好久没人来过问。后来才知道，这时清华两派的斗争已升级到武斗，到七月二十七日，上面派来了由毛泽东的警卫团8341部队和北京市几个工厂抽调出来的人员组成的工人和解放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军宣队)再次夺了清华大学的权，我们也被这新来到的掌权者接管了。

在工军宣队到来以前，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关在生物馆二楼，一人一间房，互相不能通声气，过起了近似牢狱的生活，每天早上被放出去倒尿盆和打回一壶冷水，一日三餐都是看守从食堂取来后，交给来晋炎分配给我们，因为他被认为问题较小，对他比较放松。主食尽是玉米面做的窝窝头，经常是只有很少一点淡而无味的白菜萝卜，偶尔有点别种剩菜混在里面，特别是夹有小片肥肉时， 吃起来就觉得其香无比，回味无穷。有时来晋炎家里给他送来点大头菜之类的咸菜，他也分些给我们，那就是顶好的伙食了。

别人见不到，来晋炎因负责分配伙食，我还能见到他，见面时也不能多说，只是说无论如何要多吃点窝窝头，把身体养好。说起这窝窝头，要把它吃下去，已是一件难事，何况要多吃，所以才这样互相勉励，因为这不是平常吃的那种虽粗糙但还乾净可口的窝窝头。这窝窝头是用保存得不好，长有许多小虫的玉米面做的，拿来后，只要把它弄碎，放在凉水中一泡，死了的虫子和它们蜕下的皮就浮上水面，聚集成厚厚的一层，而我平生最怕这虫子。对我来说，需要用水泡洗两次，才能勉强咽下去；开始还一吃就吐，后来渐渐习以为常，不在意了。

这是在四、五月间的一天，世珉带着小华小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孩子们都长高了，还有点拘束。世珉在去年已和永明结婚，现正怀孕，因她仍独自在宁夏，无人照顾，这次是去广州德逑处生育，顺道去地质学院探望了世龙。原来在我被关起来后不久，世龙也被王大宾派人把他单独拘禁在地质学院的学生宿舍里了，这是当时上面提出要反击右倾复辟，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王大宾等趁势收拾地质学院一大批对他这个革命委员会持不同意见的人，高元贵被诬陷为组织力量阴谋颠覆红色政权的罪魁祸首，世龙和刘普仑等一向支持高元贵的干部自然都不能幸免，听说有十多人被关了起来。世珉去看世龙时，这场闹剧已由王大宾等取得全胜收场，高元贵和世龙都被分派到地质学院的煤场去劳动改造，并住在那里。世龙的存款已被冻结，工资也被取消，连两个孩子算上，每月只发给三十几元生活费（我的工资也早已不发了）。当时也没说得这样详细，只知道小华小妹已自己独立生活好久了，二区六十号的住房也已被人强迫两个小孩搬出，现住在六区简陋的工棚里，永明已托人不久即把小华小妹接到西宁，世龙还打算把她们的户口也迁到永明那里。听到这里我就急了，要世珉立即把户口本拿来给我，我不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会查明真相，恢复我们的自由，如果孩子们的户口迁出北京，那就再也回不来了。

小华告诉我，小妹作主，已将两辆自行车卖了，用这些钱作旅费到舅舅那里去，还说小妹为这些事操心，头发已白了几根。我多可爱的孩子！妈妈对不住你们，害得你们流离失所，幸好还有舅舅可以投靠，到舅舅那里去吧，永明好弟弟，你在这时能把小华小妹接走，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第五章（七）

52.工军宣队进校

工军宣队进校前夕，红教工被关押的人，除我外都放回家了。工军宣队进校后，原校党委所有成员除蒋南翔外，都和我一起关进生物馆二楼的一间大屋内，由于他们全是男的，便用屏风隔出一个角落，让我住在里面。

工军宣队来了后的一个变化是，我们这些人每天早晚都要向 东方排好队，手拿“红宝书”即《毛泽东语录》放在胸前，跟着念看管人员规定的那几条语录；然后每一个人都口中念念有词地向毛主席请罪，最后是将“红宝书” 高高举过头顶，并有节奏地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再一个变化是，把蒋南翔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我则是在开蒋南翔的批斗会时拉去陪斗，压力减轻了。

第三个变化是，伙食改善了，不用再吃那有虫子的窝窝头，对我最实惠。

到九月份，更使我高兴的是，小华小妹从青海回来上课了。听说地质学院也已进驻了工军宣队，王大宾那个革命委员会已被夺权，世龙也放回家了。后来才知道他被放回没多久，就又被工军宣队更严格地关了起来，因为他那颠覆红色政权的罪名虽然不能成立了，但这工军宣队认为他发表讲太阳里有黑子这样的文章，便说他在影射攻击三面红旗并进而攻击伟大领袖，过去那些整他的人是闹派性也没水平，没有抓住要害，现在最忠于毛主席的的工人和解放军就不能放过他了。当时我还不清楚这些，总以为这回真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人来了，我们该得到正确的对待了吧。但渐渐感到，清华这号称毛直接派来，上面是江青在抓的工军宣队，也就是那麽回事，在他们管制我的期间，还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在生物馆集中了一段时间后，我搬到了土木馆，和土木建筑 系被审查的人关在一起。一位姓郭的工人（人们称他为大老郭），负责管理这些人，专为我开的批斗会不少，斗别人时常常还拉我去陪斗；那时的批斗会犹如马戏表演，被批者如是名人，看客才有兴趣，展览的名人越多，越能吸引观众，所以这些斗争会常常是台上站了一大队。我在清华这时已是大大有名了，所以许多斗争会都要求我出场，我也习以为常，反正现在是工军宣队，得讲点政策，在台上不会再有人按我的头，我只要站着就行了。至于那些批判发言的内容，我是一点印象也没了；我敢说那些上台发言的人也早已不记得他说了些什麽。

记得有一次是批斗梁思成先生，梁先生久患肺气肿这个难治的病，现在越来越重了，根本无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轮车拉来的。批斗会上，他卷曲着身子扒在平板车上，我作为陪斗就站在他的旁边，我清楚地听见他的喘息声，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到他那嘶嘶的哮喘声越来越沉重，我的肺好象也要爆炸了。但没有人管这些，发言批判他的人，照样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揭发批判，只有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的气喘声。我跟着他难受，时间好象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挨到散会，梁先生又被原车拉走了。

一天清早，土建系师生去参加秋收，我们这批关押着的人也 参加劳动，并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队伍集合时，每个人都要把红宝书举在胸口，突然，和我们一起关押着的吴良镛先生被揪了出来，原来，他忘了带红宝书。工宣 队大老郭翻着吴先生的背包说：“吃饭的餐具带得很齐全，连消毒用的酒精都带了，为什麽最重要的红宝书你不带，这是什麽问题？打倒吴良镛！”吴先生低头弯腰不断地说：“我有罪，我认罪！”队伍出发了，到地里抱麦子，我长期被关在屋子里，能有机会在这田野里活动一下身体真好。中午休息吃完自带的午餐，现场批斗会就开始了，吴先生倒霉，成了这场批斗会的主角，我和其他受审查的人站在一旁陪斗。这些被斗的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的，一大帮农村的孩子发现了我，批斗会一结束，他们就围上来，向我吐痰，甩鼻涕。我赶紧去追队伍，他们还是围着我不放，鼻涕、浓痰继续不断向我袭来，幸好我穿的棉大衣是连着帽子的，起了保护作用，但脸遮不住，满脸都粘的是这些脏物。带队的工宣队员大概也看不下去了，赶开了这帮孩子，我才得到喘息的机会，找了些麦秆初步清理一下，再用毛巾把脸擦乾净。回到土木馆后，脱下棉衣，才发现帽子及大衣上全布满了鼻涕浓痰，我一边刷洗，一边呕吐，这真是比哪一次斗争会都更难受的一次。当时我还想，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我能说他们什麽呢？现在我倒觉得，这种情况出现在当时中国的土地上，并不是偶然的，中国文化表面上讲仁义道德的，其实还有实在的一面，鲁迅先生看得最透，这就是吃人！我深为此而悲哀。这些孩子也不能说是不懂事，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对阶级敌人要无情打击才对呢，多年来在中国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谁能说没有成效呢。

这个大老郭还负责我的专案，每次谈话都要叫我竹筒倒豆子，就是说应把所有的问题一股脑儿地都交代出来。我说我的问题就是为陈里宁翻案，这件事我早已将整个过程详详细细写过多次了，再没有什麽可以倒的了。他老是说：“你不要和我们绕弯子，你的豆子还没有倒清，象十三局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清楚的，你还有更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没有交代出来。”我十分纳闷，还能有什麽更重要的呢？从他多次说我当初回国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不相信我是爱国才回来的，慢慢也明白了他的用意，是又在设想我是派遣特务了。等他又找我谈话，又要我竹筒倒豆子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怀疑我是特务吧？”他装着心中有底的样子说：“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只是想给你一个自己交代的机会，但是你老给我们绕弯子，现在又想来摸底，底是你摸不着的，不过今天你总算露了个头，只要你肯彻底坦白，我们还会给你一条从宽的出路。”我原来是老老实实地对待他们，他们不信，一次又一次地谈话没完没了，一时想到，不如就给他编个特务的故事便对他说，这回我要竹筒倒豆子了，这大老郭一下子对我态度变得非常好，又重复了一次他那些讲政策的套话。而这以后，看守我的人，从原来的一班两个，增加到一班四个，上厕所都有人跟到蹲坑旁。

这个特务故事怎样编呢？我想，一个特务肯定有联络暗号，我的暗号就叫零三吧，联络人自然是我的三姨了，反正三姨在香港，他们抓不到她。特务自然要刺探国家机密，我这辈子接触过的机密无非就是光栅机；对了，听说这光栅是导弹发射装置中起自动控制作用的元件，这就可以和国防挂上钩了。于是这个特务故事就编成了，虽然现在看来故事的漏洞很多，但大老郭得到我用这个编造的故事写成的材料时，真的当个宝，当时我心里还觉得真有趣。但事后不久就感到不该这样恶作剧，尤其是我看到工宣队中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队员，很象当年参加反贪污工作的我，我当时就和他现在一样，真心实意盼着张振武交代出好多问题，然后给他宽大处理。我想，当时张振武还是老老实实地没有耍我，没有给我找麻烦，我现在怎麽耍起他们来了，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于是找到大老郭，告诉他我是在胡编乱造，并承认这是我的错误，要求收回交给他的我写的这些东西。大老郭说：“你想翻案，办不到！你给我们闹了个真真假假，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的交代，有真的部分，你是收不回去的；也有假的部分，要蒙蔽我们也不那麽容易，这份材料可以退给你，你要重新写。”我再次郑重地对他说：“这份材料全部是瞎编的，我已讲明白了，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了。”我知道，当时他们认准了我是个特务，那就由他们去查个水落石出吧。此后无论他们怎样追问，我都是这个态度，再没有说什麽。这样僵持了半年多，一直是每班四个人，每天三班共十二个人，二十四小时轮班看守着我。

一九六九年夏天的一天，大老郭找我去，对我说：为了查清你的问题，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每天派这样多的人守着你，也是为了怕你寻短见，可见组织上对你是多麽关心，等等。虽然他矢口不说他们怀疑错了的话，但我心中明白，这是他们查清了我毕竟不是什麽特务。果然，看守的人随即减少了一半，到九月中，他们放我回家了。

53.各自东西

一九六九年九月，大老郭终于下令让我卷铺盖回家了。我的家已搬到老六区二号，这是临时建筑的工棚中的一个房间，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屋内有一水池，能住人的面积就更小了，但我们一家四口终又能团聚。小华小妹都已长得比我高，孩子们争着告诉我，是她们两个把家搬过来的，当时我和世龙都被关起来了，邻居复员军人李家的两个男孩欺侮她们，把门上的玻璃打破，往家里扔沙石和煤灰，有个校警又找学校管房的人让他搬进这二区六十号，而要两个小孩搬到六区去。搬家的时候， 没人敢去帮她们，难为两个孩子，把那麽大的床拆开，将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放到三轮车上，小华不会把住车把，是小妹把住，小华在后面推，就这样分了多次，一趟一趟全运到了六区。因为房间比原来小了许多，东西放不下了，她们就把沙发放到大床上。

他们还说，搬来那天晚上，清华两派就打得很厉害，从主楼 那边还传来了枪声；她们吓坏了，但所能作到的，也就是赶紧起来把窗关上。这六区住的都是工人，工人的孩子不欺侮她们，还和她们玩。她们这时早已是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小妹学会了一手发馒头的手艺，馒头蒸得又白又松。小华说她们还在冬天储存了大白菜，因为只能放在房外面的小煤屋里，冻起来了，她们就每天切一截，再买一角钱的肉煮来吃。那时清华除了还管我的伙食外，是什麽钱都不发给我了，小华还告诉我，他们是每月从地质学院领来每人十六元的生活费，省着点花，在那时还能维持，星期天两人就骑车出去玩。小妹喜欢吃冰棍，遇到小妹不高兴，小华就买根冰棍给小妹吃，小妹就高兴了，小华自己却舍不得吃。听到这些，我的眼泪直往肚内流。所幸的是，她们两姐妹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能这样互相关心照顾，小妹有主意，小华爱妹妹，后来又有永明接到青海，避开当时清华越来越残酷的武斗，在那个年月，能够平安无事就很不错了；世龙也是亏得那时被关在地质学院，否则那些抓不着我的人难免不去整他，就这样还有人造谣说世龙在清华参与了武斗，清华的工军宣队还派人去调查过呢。

我听他们说呀说呀很兴奋，但是我自己什麽话也说不出来，自从我向大老郭宣告，再没有什麽可以交代的了，就很少说话，说话似乎已不习惯，这次回来说话时，听着自己的声音都有一种陌生感。

这时世龙的问题说是已弄清楚了，给他“落实政策”，最后 就是因为他发表过太阳上有黑子这类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判断他在攻击伟大领袖，定为敌我矛盾，也就是说他是属于敌人一类，不过没给他戴帽子，叫做帽子仍拿在“群众”的手中，如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他戴上，这算是从宽处理了，开始发给大部分工资，也可以回家，但因常集体去参加工厂农村的劳动，在家的时候仍不多。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回家的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全家四人 到天安门广场去照相，因为小华很快就要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去了。在照相时我发现，大概是很久没有笑过，我脸上的肌肉僵化了，经过努力才使自己做出笑脸，但总有些不自然，和孩子们照，和世龙照，都表现不出欢乐的样子。但是，我的心是甜的，我的心在笑，看到小华小妹两姐妹这样亲，长得这样好，都是漂亮的大姑娘了，我真高兴。以前是我骑车带她们，现在，因我好久不骑车了，这次出去，从老六区到南门，还是小华骑车带的我。

小华这时最耽心的是，这次上山下乡不知会把她分配到哪里。她知道大多数人都会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听说也有少部分人会到内蒙、云南等地插队，她怕因为我的关系，不能和大多数同学一起到建设兵团去。我更是提心吊胆，只能祈求上苍不要因我连累了小华。终于有一天，小华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她已得到通知，分配到建设兵团了。谢天谢地，我们赶快为她准备行装，她得到一张买木箱专用的票证，世龙拿去海淀买回一个大木箱。但小华一定要把这大木箱留给小妹，自己只要了那个我从香港带来我的祖母留下的破旧的漆皮木箱。那时 日用品奇缺，象木箱这样的东西，一般买不到，只是因为小华她们这批青年要上山下乡了，才特制了这批木箱，供她们凭证购买。

第五章（八）

附：偏闯鲤鱼洲

作者：陶世龙

明知山有虎，偏闯鲤鱼洲。

这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1970年2月5日，春节的前一天。我正在北京地质学院（以下简称地院）设在江西省峡江县龙陂的五七干校赶盖茅草棚。

我们是头年11月至12月间匆忙来到龙陂的。据说苏联就要打过来了，不能让我们成为导弹的目标，是林副统帅发出的紧急号令，进驻地院以空军学院的人员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雷厉风行，他们认定该去干校的七百多人，不到三个月全都走光了。这些人大部分是全家一锅端，老的小的概不例外，许多人没离开过北京，现在说走就走，拉家带口够困难的，苦苦哀求晚一点走，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一批在年底也出来了。

我虽然也有家，但父亲孤身独处台北，已多年没有音信；1956年迁到北京与我同住的母亲，因划过地主成分，虽摘了帽子，据说是农民有意见，五年前已奉命又回到老家农村（谢天谢地，亏得回去了，老家的农民对她不错，文革中没受折磨，现在又回到北京居住了，已过了九十一岁生日）妻子德坚在清华大学是被管制起来的；大女儿几个月前刚刚十五岁就去了北大荒，是我和她妹妹去送的行，几辆大客车把她们带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一面敲锣打鼓戴红花，一面听到的是号啕大哭，有的老太太晕倒了；她妹妹是个坚强的孩子，开头还忍着，车一开就忍不住了，哭着去追车，叫姐姐。那里追得上呢。我则很冷静，没有流泪，还感到有点庆幸，因为她到的是建设兵团，至少有饭吃，又是同学们一起去，互相还能有所照应，象我和她妈妈这样的身份，能让她去就是照顾了，和我一起关在牛棚的一个老朋友告诉我，他的女儿是写了血书才被批准到这个兵团的，因为他是“摘帽右派”。这上山下乡的去处有好有坏，有更差的比着，会使你总觉得自己算是不错了。我们的老祖宗创造的人分九等的等级制，真不失为高明的治国之术，人们为了保住现在这个位置不往下掉，自然得老实听命，天下自然也就太平了，这是我后来渐渐悟出来的。

话说回来，当时我过去发表的文章已判定为有影射攻击之罪，属于敌人是无疑了，应该感谢派在连队的军宣队员老甘，一个月内将我连降三级，从敌我矛盾降到 “拉入人民内部矛盾”（老甘也是学生出身，四川人，50年代初参加的军事干部学校，我好几次感到他是有心维护。他没有和我一起去干校，後来也没再见到他。听别人说回了空军学院并被打发到他们的干校去了），但实际上我还是低人一等的贱民，对此我有自知之明，叫走就走，好在家里的书已大批卖掉，剩下没多少东西，将自己用的衣物还有些破烂装满了一箱子，自己用小车拉去学校集中，悄悄就走了。这箱子是学校临时用木板订成的，很粗糙，但容积不小，我没那麽多东西装，而装不满在运输过程中是容易破损的，所以只好装些破烂。（我自己只有一个很小的破旧木箱，是德坚祖母的陪嫁，抄家的红卫兵都看不上眼。）

这龙陂，名字好听，山上林木茂密，一条小溪在此发源流出。水很清，见到这一切马上使我想起我祖屋的山林，大概当时是以为这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吃不得苦，到了这山沟就只好低头认罪，否则休想回去。殊不知我倒是真的有了归居田园的感觉与愿望。我想，要是我能和别人一样，把德坚也办到我们干校来，将来别人都回去了，剩我们留在这里长住下去也很好，只要她在我身边，什么我都不在乎。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清华，她是新来的掌权者迟群等人的头号打击对象，要拿她当反面教员，教员怎么能走呢，很可能因为这个需要才没送她去监狱。这时她已被押送到清华在鲤鱼洲办的五七干校，其实也是一个农场。检查她的往来信件是公开的秘密，我没那么傻，写信简单几句，能表示我这个人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就行，别的都不多说。她也是一样，究竟何时能再见，想不出。

说来也奇怪，人到这境地，头脑里空荡荡地倒没有什么烦恼，这也许是生物使自己能活下去的一种本能吧。但在黑洞洞的脑子里仍剩有一丝希望的微光，这就是什么时候能和我的亲人见上一面。

意想不到的是，就在2月5日中午，突然向我们宣布，春节照常放假。说周恩来总理有电话来，他关怀这些下放的干部，春节还是要让他们休息团聚。

本来大家都没有打算放假了，放假也没地方去；那些全家来的人，因为房子太少，不能住在一起，男女分别住在男生和女生的集体宿舍，棚子要能早点盖成，尽管一户只能有一间，好歹全家人总算能在一起。因此对放不放假无所谓，通知下来并没有引起欢欣鼓舞的效果，但在北京还有个周总理还在想着我们，也总带来一丝温暖。我在当时想的很简单，一个念头上来就是要去看德坚，我到干校后就在这里买了一幅很大的江西省地图，鲤鱼洲在这大图上也没有名字，但在南昌东边的鄱阳湖边没错，清华、北大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干校都在那里，特别是清华、北大两校是8341部队在管的样板，全国的典范。到南昌一定能打听到。从我们的干校走出山口，约八公里路，就是赣江边上的一个有多年历史的码头仁和，从这里上船可以到清江，历史上有名的樟树镇，在那里坐火车就可以到南昌了。下午还有一班船，可以赶上。想到这里我就去找排长王宗兴请假，他原先是码头工人，在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又进入地院，毕业后留校在科学研究科工作，象他这样地道的工人阶级，在大学中是不多的，这时宣传队用他来管我们，他一向也以自己是工人出身而自视甚高，对知识分子不免有点看法，但他忘了自己也已被知识这个染缸染上了一层可以被视为异类的油彩，这在后来抓516分子的时候就显示出来了，他也成为被清查的对象，失去了上面对他的信任和那一点微薄的权力，不过在我找他的时候，他是有一点权的，有他一句话就行了。终究仍不失工人阶级朴实的本色，我一说，马上爽快地答应了。

得了令箭，马上动身，赶到仁和，等了一阵船才到，一路顺当，当夜到了南昌。在南昌码头边找了个小店住下，马上就去码头打听有没有去鲤鱼洲的船，这才知道，到鲤鱼洲有船但很少开，这几天没有，只能乘船到滁槎这个地方换乘汽车。滁槎就滁槎，到了再说，当即买下明天最早一班去滁槎的船票，心里踏实下来，这夜睡的安稳，第二天一早五点钟就去上了船，大约上午九点到了滁槎。一打听，这里是有路通清华农场，但没有班车，清华自己有时有车开来开去，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那会有车。 没有车那就靠两条腿，经过地质工作职业训练的我，走路是不难的。只是走来走去，按地图的比例尺估算早该到了，却仍不见人烟，（后来我发现这地图是不准确的，有些划在地图上的公路实际上不存在）方向对不对也难得碰到人问，好在这路只有一条，往前走就是了。后来我想，这里的确是圈人的好地方，犯人想逃走只有这一条路，周边也没有老百姓居住，无人给你掩护。

走了约五个小时，终于见到房子，后来才知这叫天子庙，有小店，那些还有点自由的清华人常来买点东西，德坚是连这点自由都没有的。这天没有几个人，但有幸碰到一位医生，听说我找陶德坚，便说我知道，并愿带我去，走了不到一小时就见到一排排平房，医生说这就是土建系的地方，我谢了他，表示我可以自己去了，我怕他走近了，被土建系的人认出来向上报告，他就要吃亏。

到了德坚她们的住地，稍一问就找到了她的宿舍，见到时她和别的人都是各自坐在自己的床边，现在想不起她们在做什么事，她们也放假，大概在这些事情上迟群也不得不听周恩来的。她一见我，先是惊讶，后是喜悦，随即带我到外边去说话。隔墙有耳，何况这里根本没有墙，我们不谈政治，只谈了些别后的情况，这些事后来她写进了回忆录《各自东西》这一节中，当时她没有有这样详细的告诉我，许多苦水她自己吞了，没对我说。只是说小妹已安排好了，和她的一个老同学住一起，再有半年就可从清华大学附中毕业了，毕业后总会有个安排，比跟着我们到干校会好些。我们的小女儿从小自立意识就很强，现在久已无法对她照顾，也相信她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而且比起她姐姐，还算幸运一些。这时鲤鱼洲微有阳光，我们互相靠着还有点暖洋洋的，而我们的大女儿此刻正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之中，她现在怎么样呢？我们想象不出来，只是想到那么多同学都在那里，别人能过，她也过得去的。

也问到各自干校的情况，当然还是不谈政治，她这里别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就是这血吸虫病要防。比起来地院的宣传队还算有点良心，动员时特别讲了龙陂那里没有血吸虫病，确是如此，在河流上源的丘陵区，传播血吸虫病的钉螺，一般是不繁殖的，而象鲤鱼洲这种淤积的湖滨平原，是钉螺最好的繁殖场所。这一点迟群等人不会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是紧跟伟大领袖的，“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写血吸虫病所造成的凄惨景象的诗句，他们应该读过。当然，那时我们并不去谈这些，只是互相都提醒要自己多照顾自己，在那时，我们不靠自己照顾自己，靠谁呢。

说一阵话，才发现，从早上出来，吃了船上供应的一点饭后，还没有再吃饭。德坚去食堂买回饭来给我吃，这天算赶上过年，还有一点肉。吃完饭去看了刚运来的东西，她把我们仅有的一点家当都运来了。再回到宿舍，他们这个连队的头头就找我去了。在所谓连部，头头问，一些人就起哄助威，问来问去，无非是为什么到这里来，我的答案自然也很简单，问不出什么结果。最后只好说我们这里是战备的场所，外人不能进来，必须马上离开。这时已近黄昏，德坚进来说，现在你们让他上那里去，这农场附近没有店可住。这些人那里会管这些。

我想，见到德坚就够了，我已向他们宣示，在精神上我和德坚永远是在一起的，无论你们挟有多大的权势我也不在乎；而且就算是你这里是天子脚下的禁脔，我也闯进来了，怎么样！

怎样走，我想到刚运来的自行车，反正德坚在这里无法利用，不如就此骑走，在我那边还用得上（以后只要有假日，我就骑车出去一二百公里，到县城或小镇，喝碗米酒吃点鱼肉。以至我的好吃闻名。王子贤君不嫌弃，常与我结伴同行）。于是两个人取出车打上气，在昏暗的夜色中，我离开了鲤鱼洲。我和德坚没有再说什么话。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车骑起来还很轻快，只是骑出去很远了还不见有灯光，渐渐已来到可以通航的赣江支流，在暗夜中河流的表面显露出白色，开头我还以为到了宽阔的马路，于是向它骑去，幸亏这河有很宽的护堤，坡度也较小，这辆车又没有煞车的装置，刚下护堤就倒下了，没有受伤，而且使我看清了前面原来是河流，堤上才是马路。能把堤与河流分清了，我心里就有了底，也不再赶时间，即使无店可住，慢慢沿着这大堤骑去，明天一早也能到达南昌。

骑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总算出现一家鸡毛店，那时这也是国营的，要登记，好在我带有证件，这时干部下放来江西的很多，他们对我这样的人大概已司空见惯，没有什么麻烦就住下了。第二天一早出发。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南昌，在车站我想到把车交火车托运到清江，到那里换船，没想到托运需要行车执照，这执照还在德坚那里，匆忙中没想到这一点。我拿出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作证，说明是匆促搬来没带上执照，请他通融办理，结果是准许我托运。在地方上，我感到许多人对我们这些下放者是同情的，特别是农民。整人最凶的，其实主要是一些也是知识分子却垄断了工人阶级称号的人。

在清江换船比火车还顺利，当天下午就回到干校。

回来后对连长排长指导员等等领导说了一遍我的遭遇，他们其实也是地院原来的干部，大多也是上面认为并不那么需要的人才来的干校，都没说什么；对清华的事他们这时是敬而远之，几年后是不齿于清华迟群等人的作为，而对我明显的支持，因为象批林批孔批邓向江青写效忠信这些迟群在清华导演的丑剧闹剧，清华以外的人大多已看清，而清华园内的演出仍是火热，就如这次去鲤鱼洲，看到那一屋子如临大敌，声嘶力竭的人们，心里实为他们悲哀，也许他们以为今天阶级敌人闯来了，正好是在火线上表现立功的好机会。殊不知他们其实也比我的处境好不了多少。建筑系那些蓄意整德坚的人我都认识，但这些人大多是不会到鲤鱼洲来的，他们很能适应环境，迟群也需要他们。所以这次我看到的都是新面孔，不知道他们是谁，再见到也认不出了，但我永远记得这个场面。

对于这些往事，大概许多人不愿再想起了，就是我写起来也难过，我是个不轻易流泪的人 ，甚至在屈辱中对那些闹剧还抱着轻蔑的态度，为此多挨了些打，但是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泪下不止一次。我想再写下去可能伤生，但是我还会写的，因为正如西方一句谚语所说“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ris Chang, Rape of Nanking”。忘记了历史，必将遭受历史重演的惩罚。我自己要写，我也希望能写的都写一点，让自己也让别人不忘过去。

历史的恩怨是不要追究了，但如温济泽前辈所说：对“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除了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又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真理接受着实践的检验，我们的民族性又该受到怎样的检验呢？我们都应从这个角度去反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钱锺书先生所指出，那些越是应当“记愧”的人，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我还想加上一条，有的人还在大言不惭，欺世盗名。如能看看别人的回忆，看看别人当时是什么处境，自己又是如何得意，从而引发自己身上人类的良知，也是好的。

54.来到鲤鱼洲

江西南昌市东边的鲤鱼洲，是从湖里淤积出来的一块肥沃土地，一马平川，耕作很方便，但是我们去以前，那里却是荒无人烟。原来这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地区，当地的居民害怕染上这恶疾，抛弃家园到别处去了。清华的工军宣队却选中了这块宝地来办五七干校，习惯叫作鲤鱼洲清华农场，大概是要让这些人在这种条件下，充分锻炼一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吧。

这血吸虫病是通过血吸虫的幼虫毛蚴来传播的，毛蚴寄生在 一种只有米粒大小的钉螺身上，鲤鱼洲的水田湿地里有很多钉螺，如果光着脚在那里走，毛蚴就会钻进皮肤，再通过血管进到肠子里停留下来，在肠壁上发育为成虫；成虫产生的卵排到人体外面后，再变成毛蚴寄生到钉螺身上，如此循环不已，而在这过程中，被血吸虫侵入的人，就会先是肝脾肿大，然后出现腹水，直至死亡。因此在这里种地，必需有防护措施，办法也简单，在皮肤上涂上一种护肤药物，乾结后就会形成一层保护膜使毛蚴钻不进去，涂一次可以管几小时。但是那些工军宣队的队员，自己不下地，却在人们还来不及涂好药物的时候，就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催人下地。记得有一次梁鸿文涂药的时间长了一点，马上 批判她怕死。有些人为了表现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不等涂上的药物乾结成膜就往水里跳。我反正是虱子多了不痒，什麽大帽子都戴过了，还在乎这顶怕死的帽子，所以每次下水田，我总是仔仔细细擦好药，等它乾了再下去。

在鲤鱼洲，除了农忙时间下地外，多是制造土坯、水泥瓦……等盖房用的材料，盖房也是我们这些“五七战士”自己的事。别人还能作点其他被认为更重要的事，我只有苦力的干活，运送土坯的事我干的最多。这土坯是将粘性的湿土装进模子里压成的，比常见的砖块大得多，加上含有水，所以很重，一块总有十多斤。本来压制土坯是重活，但清华有机器，做起来比较容易，出活也快，而要将机器不断制出的土坯及时搬走，运到晾乾它的场地上，全靠人挑，这活就重了；那些强壮的男劳动力，一次最多也只能挑八块。我每次也挑八块，不落在他们的后面。我发现，只要挺直腰，挑有重物的扁担，在你走动时两头就会上下颤动，当它向上抖动时，这百多斤重量就似乎离肩而去，这时迈步最轻松。我就这样一趟又一趟地轻快地小跑着。这次到鲤鱼洲，“万山红”战斗队的李承祚来了，他也来挑土坯，这个正在壮年的男子汉，挑两块土坯就压弯了腰，歪歪扭扭地被我甩下好远，心里得到一种胜利的愉快，因为他们这些人一向自命为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动不动批别人是资产阶级。

我最头疼的是给稻田除草，那些草拔起来不费力，但不容易拔乾净，往往是拔过去了，回头一看还有遗漏，便又退回去补拔。这一来一回就费了时间，所以每次都落在后面，每次都得挨批。不过我对他们说什麽都早已不在意了。

一天的活干下来，回到住地，将早已晒暖了的一大桶水提来冲个澡，晚饭不管菜多难吃（常是白水煮的莴苣叶，又黑又苦）米饭总是香的，一大碗米饭下肚，这一天也就还算痛快地过去了。

鲤鱼洲夏天的热，是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不仅因 为气温高，还因为我们这住房是匆忙建成的临时建筑，比一般的工棚还不如，屋顶仅压有一层黑色的油毡，隔不了热还吸收了大量的热，到晚上也不凉快；尤其是我住在靠近顶篷的上铺，床上的草席经过一天的烘烤，烫得使人无法躺下，我只好用还不太热的井水把它擦一擦再睡，而用不着多久，这擦湿了的草席就又已变干，只是人躺着的的地方还是湿的，显出一个人形的模印；这湿润，一半的原因是我在不断流出汗水。为了能够入睡，我放下蚊帐，脱光衣服，用湿毛巾盖在身上，再用扇子缓缓地扇风，居然有些效果。有时毛巾又变热了，就用事先准备好，放在蚊帐中的一盆凉水将它泡一下再用。

在一次夏收大忙的日子，我患了急性痢疾，半夜里爬起来上厕所，正从木工间旁的小道走过时，突然感到要休克了，我刚想到千万不要倒在碎木头烂钉子上，就不省人事了。后来感到浑身好冷，这是醒过来了，四面摸了一摸，才发现我是躺在木工间旁的草地上，出了一身冷汗，大便拉了一裤子。我摸黑走到厕所，扔掉脏内裤，再摸着走到连队的医生住地，一量体温，已升到摄氏四十度。医生给我吃了药，送我回到宿舍睡下，第二天体温降到摄氏三十八度，按他们的规定，体温只要不超过三十八度就得出工，于是我又去参加夏收，说来也怪，那身体好象也懂得这不是娇气的时候，几天下来，竟然烧退了，痢疾也好了。

鲤鱼洲的冬天比较好过，虽然也有冷到零下的时候，但只要 多穿点，多盖点就没什麽事。鲤鱼洲的冬天留给我仅有的一次深刻印象也不是冬天的寒冷，而是我系一位做模型的木工在这寒冷的冬天跳了河。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连队紧急集合起来开批斗会，批的就是这位在跳河时被人发现给抓回来的木工，我见他身上都湿透了，缩成一团还冻得直哆嗦，但是那些工宣队员就象没看见一样，照批不误。当时发配到干校的都是知识分子，工人如不是来管人或作事的，一般不用到干校，这个木工是因为他爱发牢骚，埋怨不给他长工资，说过从前给地主放羊，过年过节还给点肉吃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木工间一份报纸上的毛泽东像，两个眼睛的位置，被烫烧成两个小洞，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就怀疑是他干的，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证据，但仍然不放过他，所以他也被发配到了鲤鱼洲，三天两头要他交代，他实在受不住了去寻短见，却又被抓回来受活罪。

在鲤鱼洲，对我的批判斗争大会自然更不会少开，经常有，我也习以为常了，一般都没有留下什麽印象，只有一项他们的新发现，至今还记得，这就是认为我死不认罪是因为还有个“绿洲”，这绿洲指的是我的家。他们认为世龙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在外面经受许多折磨后，仍能从他得到安慰又恢复过来。因此他们对世龙恨得要死，每次世龙来信，他们都要先拆开来审查，但是世龙料到他们这一手，信中没有他们可以抓到的东西，就更恨他了。

巧得很，一次他们正好批了我这“绿洲”之后，那是一九七○年春节的下午，我正在宿舍，世龙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是趁这春节放假的时候看我来了。因为开头这五七干校说是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放假了，但临近除夕，是周恩来下令，应让这些在干校的人也休息，他们那里的工军宣队得到电话通知后宣布放假，这时已是春节前一天了，他来不及写信通知我，就连夜乘船换火车赶到南昌，第二天一早乘船到了离清华鲤鱼洲农场还有几十里地的滁槎，到这里没有公共的交通工具可乘了，他硬是步行了六个多小时到了我们的住地天子庙，是一位和他素不相识的清华的医生带着他找到我的宿舍。我们从宿舍出来坐在野地里相互偎依着，讲了些别后的事。这一切自然是有人看在眼里，报告上去了。所以我们相聚不到一小时就有人来叫世龙去连队的办公室，坐满了一屋子的人，如临大敌，他们说这里是战备地区，你不能进入，要世龙立即离开，世龙把批准他来探亲的证明给他们看了也不管用，我进去请求他们让世龙住到天明再走，因为这时天色已晚，而且走出去很远都没有人烟。但是这些手中有权的人，“党性”之强算是到家了，丝毫不予考虑，说怎样走是世龙自己的事，反正现在就得走。世龙也不愿求他们，决心离去，正巧我家那辆二手货自行车刚刚运到，我就和他去仓库取出打足气，眼看着世龙匆匆地骑车走了。

世龙走后，连队上召开批判我的大会，批判了些什麽，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当时我根本没注意他们在讲些什麽，只惦记着从鲤鱼洲去南昌近百里地的夜路世龙怎麽走。那车已很破旧，能不能骑那样远？会不会出什麽事，掉到路边的水沟里？

过了几天，世龙来信报平安，说那天晚上他骑车到滁槎后，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又骑车到了南昌，然后乘火车到清江再换船到了他们的干校，一路顺利，他在那里一切都很好，要我放心。

说实在的，他们看出世龙是我的“绿洲”，没有看错，世龙与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确实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在这世界上有他理解我，我就有了一切。我还感觉得出，就是在这清华，尽管他们把我批了那样久，把我涂抹成十恶不赦的凶徒，但仍然有人在无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向我点头或微笑致意；在劳动中，工人师傅总是给我以照顾，都使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我过去作的事情，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象在对待陈里宁的问题上，究竟是谁有罪呢？公道自在人心。而他们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诚实可言的手法，群众不仅从我的遭遇，也从其他许多事情上领教得多了，对他们早已失去信任。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绿洲”还多得很，大得很哩！

第五章（九）

55.我成了清华仅有的一名“516分子”

五七干校是以阶级教育为主课的，我在那里成了他们的活教材，隔一阵总要找些事情来批判，一会儿批我反毛泽东，一会而儿批我反康生，一会儿批我反谢富治，最有趣的一回是，他们又批我反陈伯达，那是因为我的交代材料中曾经写过，我曾参与议论过陈伯达，认为他反周总理，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于是出大字报批，开大会批，批了一阵后突然不批了，原来是陈伯达这时被上面打成老托派、野心家，倒台了，使他们颇有点尴尬。但是他们马上改口，说是我在耍弄阴谋，企图诱骗他们上当，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才不会上当呢，结论是我和陈伯达才是一丘之貉。

不过这还不算最有趣的，最有趣的是，在这事过去不久，他们象变魔术似地又把我变成了清华大学仅有的一名“516分子”(以下简称516)。

一九七○年秋天，鲤鱼洲的清华农场，大喇叭成天广播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事情。不断地动员参加了这个阴谋集团的人出来自首，据说交代清楚了就原来干什麽还干什麽，不会受处分，宽大得很哩。

开头我觉得这与我没有什麽关系，也没有在意，只是听见人们在说，某某昨天还在要别人交代参加过516，今天自己也被人揭发出来是516了，看这样子，清华的516还真不少，但我在过去没听说过。我所在的这个连队开大会动员，头头们在会上相继发言，点出：“我们连就有那麽几个516，现在还在稳坐钓鱼台，警告你们，时日无多了，赶快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讲了一阵后，台下没有反应。

过了几天，突然号声在夜空中响起，全农场紧急集合到团部 开大会。我们这个连距会场较远，一路小跑前去。进得会场只见灯光特别明亮，照耀如同白昼，上千人已整齐地坐在那里，气氛空前严肃，全场鸦雀无声。工军宣队的负责人在我们坐定后宣布，516分子坦白从宽的大会现在开始，参加过516组织的人，只要自动坦白就没事了。他一讲完，马上有人上台交代，大声说，我是某某某，我现在坦白交代，谁谁谁介绍我参加的516，我又介绍了谁参加，说得有鼻子有眼。接着只见许多人站起来抢着喊：我交代！我交代！一时忽喇喇站起来一大片。我从来还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奇怪，据说这516组织是阴谋集团，应该是秘密的，人不会太多，现在有这样多的人参加了，简直成了群众组织，这是怎麽一回事呢？正在纳闷，只听见我周围有许多声音在喊：“陶德坚！站起来！”“陶德坚！站起来！”真奇怪，我又没有参加过什麽516，连有这样一个阴谋组织也是这次才听说的，怎麽我现在又成了516 呢。我就是不站起来，看你们怎麽办。没多久，这周围的喊声，变成了全场有节奏的大喊，而且在陶德坚前面还加上了516，成为“516！陶德坚！站起来！” 喊得震耳欲聋。原来他们已认定我就是516了，我才是这个大会的主角。难道这516是别人说你是你就得承认吗，我才不买这个账。随他们喊叫，我就是一动也不动。喊了一阵后，喊的人有点声嘶力竭了，那声音逐渐变得微弱。显然是有人在指挥调整，于是在转为喊“打倒陶德坚”和“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有意思的是，后面这口号，正是陈伯达带头喊出后才流行的。喊了一阵口号后，这个坦白交代大会就收场了，我这里一时也没有什麽事。

又过了两天，连队头头叫我捆起铺盖到团部去，我们整个五七干校就编成一个团。到了团部，那军工宣队的负责人老奚对我说：“你又表演了，这不好嘛！今天我们把你请来团部，是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有言在先，只让你在团部待两天，不管你交代不交代，两天过后就送你回连队去。我们并不怕你表演。”他还徵求我的意见，真好笑，我能有什麽意见，让我住两天就住两天呗。

原来他们已为我准备了一间木板屋，屋顶和四壁都是木板钉成的。屋顶漏，壁透风，屋内仅摆有木板床一张，床旁靠门的一边有半米宽的过道，可供蹲下方便。这鲤鱼洲秋冬多雨，这两天正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雨水从屋顶及墙缝中缓缓流进来，地上成了一片泥浆，我只好缩在床上漏雨较少的一边，将被子连头裹住，时而卷伏，时而蹲坐，外面的看守用手电筒从门上的小洞不时向里照射，观察我的动静，隔一阵就问我要不要写材料，写材料才可以给我开灯。可是每次都使他失望地走开了。于是，除了一天三顿饭外，我就这样呆着，被子湿了就拧拧，让它乾一点，然后还是把它连头裹住；我的体温多少也有点烘烤作用，衣服只稍有些潮湿。我有时也掀开被子，站到床上，活动活动身子，只要不感冒，两天还是容易过去的。终于，两天的时间到了，他们还算守信用，又把我带到老奚那里，他对我说：“给你机会你也不交代，不过我们有约在先，还是让你回连队去，你现在可以走了。”我扛着湿被子回到连队，这天太阳不时从云中露出一会儿，还有点小风吹拂，被子晾起来到晚上也就干了六、七成，睡觉时，我先盖上一床毯子，再盖这半干的被，这一觉睡得真美，第二天就随大队劳动去了。抓我516的事就这样过去了，还以为大概是就此不了了之，的确，周围许多交代了自己是516的人，都是没事人似的，究竟他们是不是516又是怎样处理的？至今也没有人说清。过了一年多回到北京后，在一次清华大学的全校大会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也是中央负责516清查工作的重要成员迟群，宣布清华大学清查516的运动胜利结束，暗藏在清华的516已经查清，还郑重宣布，给我这清华大学仅有的一名没有参加过516组织的516分子，戴上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其根据是因为我有516的罪行。这清华大学不愧为8341部队掌握下的六厂二校中的佼佼者，总是能创造出全国向他学习的经验，查出了一个没有参加516组织的516分子。后来，我去问我的专案组那些人，究竟我有什麽516罪行？没有人答得出来，还说：“你自己的罪行，自己还不知道！还来问什麽！”天哪！我找谁讲理去！

后来我听世龙说，这抓516的事是一笔糊涂账，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场闹剧，他们地质学院也抓了好几百人，清华不知抓了多少，只是地质学院的工军宣队说过，清华是8341在抓，是样板，他们许多作法也是学清华的。确实清华比他们高明，还能抓出了一个没有参加516的516分子陶德坚，地质学院开头抓了不少，最后一个也没落实，他们本来还要扩大抓的，高元贵和世龙都是抓的对象，黑线图已又画出来了。但是，还来不及动手，林彪垮台后形势的发展，已使派驻在地质学院的工军宣队混不下去，最后只好请高元贵出山收拾残局，但是清华则仍是全国学习的样板，迟群等人利用在清华搜罗到的力量，继续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打出手，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磨难 远未结束，这是后话了。

56.重聚清华园

进入到一九七一年，血吸虫病已在全农场蔓延，就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显然是抗不住了。已经送出几批人去医院治疗，听说还已死了三个人。不久又听说，周恩来总理叫把设在鲤鱼洲的干校都撤走，随后证明这传言是真的。世龙前些时候来信还说他们那里有山有水，没有血吸虫，环境优美，供应充足，他说我们两人在那里安家也不错，叫我看到好的水桶买两个，将来挑水用。别看世龙外表显得很刚强，我了解他内心还有脆弱的一面，这几年生活对我的磨炼，我比他对未来更充满信心。这不，要回北京了！

到这年暑假，小华去北大荒已两年了，盼来了两年一次的探 亲假，她在兵团头一年养猪，第二年调到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学会了打针、针灸，甚至会接生了。世龙也有探亲假，但他料到清华干校的头头不会让他留下，因此和小华商量，在北京小妹处会合，然后和小华经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鲤鱼洲，探望了我后就分别返回东北和峡江。小妹这时已在南口机车车辆厂当工人，干得很出色。这时我们在北京没有家了，就靠小妹照应。就在他们准备探亲的时候，农场里已有好几批人先后回到北京，我们没走的人，天天都打牙祭，在全部撤离前，需要把养的猪都吃光。张家璋这位炊事班长外号抖三抖，因为他打菜时怕把肉给的多了，老将打好菜的铁勺抖来抖去，菜中难得的几块肉有时也被他抖掉了。现在他不抖了，你吃得下多少就给你多少，食堂里笑声不断。这样的生活过了没多久，世龙小华还没到，最后撤离的这批人也该走了，我也将跟他们离去，我盼望也许他们能赶到北京团聚。

回北京的途中，专案组的高亦兰不断向我宣布各种纪律，这些纪律都是为我专门定的，限制得我一点自由也没有，无非是怕我中途逃跑。其实我那里会跑呢，我的目的地就是北京，我要回家。不管他们怎样管制我，这一路上我的情绪都十分好，离家越来越近了。

半夜里回到清华园，别人领完自己的行李都分别回家了，只有我还不许动，原地坐在那里等待连队的干部来安排。我看见高亦兰等几个人嘀咕了好久，然后由高亦兰来通知我：“你家的房子学校已分给别的人住了，你就住在荷花池集体宿舍吧。”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盼望已久的家没了。第二天小妹从南口回来看我，没过几天世龙和小华也从南方赶回来了。原来他们已到了南昌，在旅店里碰见清华的人，才知道农场已撤消，我也已回北京，便决定经京广路赶回。

大家在荷花池挤着住了机天，小华探亲假的时限已到，只得回北大荒去了。世龙和我及小妹总住在这集体宿舍也不是个事，正在无计可施时，世龙在清华照澜院的商店巧遇六区的邻居，谈到房子的事，邻居告诉他，我们那房一直空着，没有人占去，今天才有人来看，说是刚分给他，看后准备粉刷一下。我们也真傻，还在相信高亦兰这样的人的话，回来了连家也没去看一下。世龙赶快去六区二号，回来说，我们的房子现在还空着，留下未还的家具仍原封不动的摆在那里，可见从来没人住过。看得出来他们是不想让我有个家，才临时将我们的房子分给别人。我急忙去找高亦兰，戳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面对事实也无话可说，只好答应在新六区另外分配一间房子给我们，世龙和小妹高兴地把家搬到了新六区七号。

这新六区七号也本是工棚，房间比老六区二号小，但整修得较好些，正好是靠着围墙的一头，门口对着煤屋，形成一个自成范围的小院子，管它怎样，反正可以躲进小屋成一统了。只是世龙没住几天就回干校去了，他们那干校决定迁到湖北沙洋，他被分配去押运大家的行李。头年地质学院已被强迫迁到湖北江陵，干校的人不愿搬，抓516又正抓得热火朝天，因此拖到现在。

此后，平时我仍住在荷花池宿舍，星期六就回家去，这时小妹也从南口回来了。我们一起做饭吃，她喜欢吃水果，每次买一斤水果，一下子就吃光了。我们的存款单被地质学院王大宾那个革命委员会收去，并通知银行冻结了，但在我手头还保有一张用我的名字存储的存单，原先以为这也已被冻结，一天，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银行，得知原存八百元，这时已有了近三百元的利息，我就把利息取了出来，我们又有钱花了。这冻结存款，是江青一句话引起的，她接见上海的造反派代表时，听说画家丰子恺去银行把他的存款取走了，便说这些人得的是不义之财，不能让他们取走；随后上面真的下了文件，银行也就只有执行，但只认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权力机构，清华当时没能成立革命委员会，工军宣队来校时，这股冻结存款的风也过去了，所以这八百元此时我还能取用。

有了钱，小妹去五道口商场排了几次队，居然买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有了这缝纫机，我就用缝纫机给一家四口做衣服，我们这个家又多些生气了。

57.批林彪又成为重点

回到清华以后，我们这个连队，派去在眷属区新林院的操场上建两层楼的教职工宿舍，给我分配的任务是用车子运送沙浆。这是重活，一般是由男劳动力来干，但也难不倒我，推着装满沙浆的车，在工地不平坦的地面上也能行走自如；我还有一个差使是上屋顶去糊缝和换掉破碎的瓦，需要随身提一小桶水泥上去，这些我都干下来了，我对自己充满信心。虽然这时我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但体力已在恢复，由于体轻，在屋顶上走不易把瓦踩碎，这些瓦是强度不高的水泥瓦，很容易踩碎的。不过在屋顶上走，开始总有点心惊胆战，慢慢也就习惯了。在这里劳动，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太靠近清华的附属小学了，每天小学生放学，一大帮小孩就跟在我的后面喊：“黑桃尖！黑桃尖！”。北京人管扑克牌中的黑色盾牌形图案叫黑桃，牌上的Ａ字称为尖，这桃尖与陶坚同音，而经迟群在全校大会上那样郑重宣布，他们都知道我是反革命，这当然是黑的，所以就成了黑桃尖，而对敌人是不能讲仁慈的，他们这样仅仅喊喊口号，就算是温和的了。他们不象农村那些孩子向我吐痰，甩鼻涕，也确实文明多了。我还注意到，有些接孩子的家长，很不赞成他们的孩子这种行为，快快的把孩子带走，我也不理这些孩子，快快的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到了晚上，人家休息，我还得去接受当时已开始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监督，也就是说要到他们中去，汇报思想，接受批判。开头专案组把我放到从铁道兵招收的学员中，他们有二十几个人，都是“根红苗壮”，也就是说出身在工农兵这些家庭对共产党又很忠实的人，把我放到这些人中间，专案组那些人认为这回应该能放心了。

我到铁道兵学员中去的第一天，由一位学员主持召开监督我的首次会，这位主持人说：“领导把监督你的责任交给我们，首先我们要你交代全部历史和犯罪的经过，我们不限制你讲的时间，讲的越详细越好。”当时专案组的负责人宋泽芳也在场，我就说：“专案组的人也在这里，他们是掌握我的全部情况的，我可以保证我讲的都是实话，如果有不实之处，专案组的人可以当场指出来，无论怎样处罚我都行。”于是，我就将我如何上学，如何回国，怎样入党，曹昌彬事件及反右中我的言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表现，怎样组织红教工，陈里宁事件等等一一道来，讲了两个晚上还没讲完，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从不打断我的讲话，第三个晚上正在继续讲陈里宁事件时，宋泽芳匆匆走来，把主持会的人叫出去，嘀咕了好一阵子，随后又进来向与会的学员们说：“陶德坚是个非常狡猾的敌人，她企图朦骗不了解内情的同学，让同学们犯错误，我们再也不能让她有反革命宣传的自由了。打倒陶德坚！”主持人随即宣布散会。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让我到这些学员中去，所谓交给工农兵学员监督，也就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这一变化充分说明了真正欺骗群众的是他们那些人，他们指不出任何我讲的那一点不合事实，怕这些还未失去真诚的青年，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对他们不利，便只能这样说了的话不算数，不让我讲下去。他们如此草草收场，我看这些学员中的明白人，也会有看法的，这也可能是再也不让我和这些铁道兵学员接触的缘故。

不让我去工农兵学员中接收监督也好，晚上可以回家了，就这样天天盖房子到了九月下旬，只见其他的人出工少了，忙着去听报告开会，还和我一起干活的人，多是他们认为有所谓问题的人。特别是突然见到二校门毛泽东塑像基座上，林彪专为清华写的“四个伟大”题词被换掉，报上也不见有关林彪的报道了，我就猜想，准是林彪也出问题了。

大约在半个月后，宋泽芳来问我知不知道最近发生了什麽大事？我说没人告诉我，只是我从一些现象猜想可能是林彪出什麽事了。他就简要地告诉我，林彪和他的儿子林立果搞571工程准备发动政变，妄图炸毁毛主席的专列，被发觉后，驾机逃跑摔死在蒙古的沙漠上。讲完后，他要我谈谈听了这件事后有什麽想法。我说我刚刚听你说，还来不及有什麽想法。他说：“你是有顾虑，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我们会批你为林彪鸣冤叫屈。我可以向你保证，既然我们是为了帮助你，只要你讲出活思想，我们就绝不会把这些拿去批判的。”我见他说得这样诚恳，我也确实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就说：“前些年才把林彪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还写进了党章，怎麽这麽快他就变得这麽坏？对他过去在井岗山和解放战争那 一段又怎样估计？他是一开始就是坏人，参加革命是钻进来的？还是后来权大了才变坏的？”宋泽芳说：“我知道你这人想法很多，这就对了，我们以后会帮助你认识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没想到，两天后全系召开大会批我借汇报活思想之机来为林彪鸣冤叫屈，说我就是林彪的社会基础。又过了一些天，全校在体育馆前面的广场上召开批判林彪的大会，揪到会场前面去批的却是我陶德坚，他们还就是根据那些东西批我为林彪鸣冤叫屈；还有人一再上来压我低头，我绝不能低头，我懂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他一压我，我就往前走，快走到坐在前排的群众队伍中了，他只好把我拉回去，再压我的头，我又往前走，会场也骚动起来了。压我的人被叫了回去，我仍然高高地扬着我的头。我也不去听他们怎样批，我为这次又保持了我做人的尊严而狂喜。

在全系的批判会后我就找过宋泽芳，我质问他为什麽这样卑鄙，他还满有理的说：“我们对待阶级敌人，什麽手段都可以使，我是讲过不会因为你讲了什麽就批你为林彪鸣冤叫屈，那正是我的策略，你明白了吧！”这宋泽芳是我刚到清华时教过的学生，那时他很好学，为人也看不出有多少坏心眼，这些年下来，怎麽变成了这样！

第五章（十）

58.短暂的宁静

清华批林彪，可以用揪出个“林彪的社会基础陶德坚”来交了差，但林彪垮台后，本与林彪相互勾结的江青一伙，实已所处于不利的形势，这使江青在清华的爪牙迟群等人也不得不收敛一点，有一年多没搞大的动作。我的生活也稍稍得点平静，尽管这时他们丝毫也没减轻对我的折磨，除了要求我时而到木工间干活，时而去画图刻钢板外，打扫厕所，更是额外的连星期天都得去干的劳役。平时他们说的好听，劳动光荣，实际上他们是把劳动当成惩罚，还把劳动分成三六九等，扫厕所在他们看来是最低等的，和我一起打扫厕所的，都是被他们当做坏人的人，有年轻的教师，也有老教授，这些人来来去去，大多干一阵又换了人，唯独我是前前后后干了好几年，直到四人帮粉碎又过了好久才结束。

其实，这劳动是不是能起惩罚作用，还在你怎样看，我并不因别人看见我在扫厕所便觉得脸上无光，而是感到在为大家作好事。在鲤鱼洲，那厕所本来脏极了，加上天气热，坑里坑外爬满了蛆虫，它们爬到墙角聚集起来，结成一大堆蛹，最后变成绿头苍蝇到处飞，使人不得安宁。让我扫这厕所后，我就试着采集各种野草去治蛆虫，后来找到一种开粉红色小花的红叶子草，加上艾草切碎后撒在坑里，蛆虫就死了。我再在地上撒些白灰，扫得乾乾净净，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回北京后，要我打扫主楼厕所，有现代的卫生设备，打扫起来没有什麽困难，更不以为意。他们想用这扫厕所让我受到精神上的压力，这个目的也没有达到。

对我来说，最好的是晚上可以回家了，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们管不着了。后来，他们认为这新六区只有少数散居户，而且都是工人；他们号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对清华的工人是不放心的，我记得从鲤鱼洲回来，每在路上碰到机工厂的武师傅，他都要不避嫌疑和我打招呼，因此他们怕我住在这里容易和其他人联系，要我搬到本是单身集体宿舍，现改为也住家属的十六宿舍。

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世龙从干校回来了，这时全国已在整顿，没有知识读物给青少年看的问题也提出来了，上海的出版部门给地质学院去了公函，说是世龙的《火山和地震》和《地球的画像》，经过工农兵的审查，认为是好书，准备重版，希望能给条件让作者修订。当时地质学院还是军宣队掌权，但高元贵复出的呼声已高，还已有一些原来的干部已被起用，世龙很快得到批准，回北京来修订他的书。世龙回来后仅一个多月，高元贵就被请回来担任了地质学院的党政第一把手，派驻地质学院的军工宣队悄悄地撤走了，高元贵争取到更换地质学院迁到江陵的决定，将干校的人召回北京。大队人马回来了，纷纷在地质学院重新得到住房，世龙所在的教务部门也给他找到一间很大的屋子，但是我那个专案组的宋泽芳等人，不许我到地质学院去住，世龙就放弃这间房，仍在清华伴我同住。

世龙回来后抓紧修订他的书，随后又被当时改成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的书刊编辑室请去编书和写书，他以写文章致祸，现在又干起来了，也就不枉我把他那些卡片带到鲤鱼洲又带回。

这次世龙回来前，过去扣下他的工资全部都已补发，原被“革命委员会”收去的存款单也发还给他了，回来去银行办了解冻的手续，光利息就得了八百多元，我们买了新的电视机，还给小妹买了手风琴，家里又热闹起来了。

只是这时清华园里的政治环境仍未改善，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江青一伙的地位得到加强，迟群在清华的副手谢静宜还当上了中央委员。我仍得向宋泽芳这样的人汇报思想，天天去打扫厕所，放暑假了别人休息，我还得去扫，不过还算扫完了就可以回家，不必再上班，回到家中，世龙总是给我准备了用冷水凉过的德州大西瓜，那西瓜真大，两个人一次半个也吃不完。

在这表面的平静下，江青及其爪牙迟、谢等人，以清华、北大这两校为大本营，酝酿更大的夺权阴谋，发动评法(家)批儒(家)，一时用“梁效”等笔名，实为两校大批判组写的，吹捧秦始皇，抨击孔夫子的这类文章，在全国起着带头作用。开始我们也不完全明白她(他)们的用意，只觉得有些古怪，世龙不管这些，趁这时旧书店为配合讨论“儒法斗争”，把许多属于“四旧”的书籍又摆出来卖时，低价买回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书，屋子太小摆不下，就只好堆一些在床下。

到了这年秋冬之际，永明全家到北京来了，由于陈里宁案件曾轰动全国，而后来批我的大字报在许多城市转抄，尽管多年不通音信，他们坚信我不是什麽反革命，这次他们带着儿子小禹，去广州德逑处接回女儿小然，不怕牵连，专程绕道北京来探望我们。

永明一家的来到，给我们带来了欢悦，小然很恬静可爱，小禹那时才一岁多，在表演完他的节目后一鞠躬，然后仰着小头哈哈大笑，大家也跟着笑起来，我们的家里出现了久已没有的笑声。我找到专案组要求陪他们出去玩一天，这回居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我们就近到了颐和园。世龙和小华前去江西看我的途中，在杭州买了一个照相机，这回发挥了作用，给我们留下了好多合影。永明这次来，还带来了德逑一家和致姐等的问候，他们都知道我已被打成反革命，但也都不相信我是反革命。

正是永明一家到来这些天，清华园内的空气又紧张起来了，干部们忙忙碌碌，不断地开会，一天，由迟群作重要讲话的全校大会召开了，人们鸦雀无声地排成队，神色严肃地进入会场，永明看到了这个情景，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回来后一问，才知我被排除在外，不许去参加，这对我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永明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许多苦，但看到我受到这种歧视，非常难受，不禁哭了起来；这哭是他认为我是冤屈的，应该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人的尊严。世龙直说迟群这种人作报告，有什麽了不起，不听还好些，还劝他们赶快离开。因为他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又要来了，而他这回大概又会被卷进去，他摸了迟群的老虎屁股，闯下大祸了。

第二天，永明买了火车票，回青海去了。这短暂的宁静也随即结束。

59.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永明一家回去后没几天，刘小石找我去单独给我传达了迟群那天的“重要讲话”，原来那天开全校大会是因为清华园内出现了批评迟群的大字报，出大字报的是些工农兵学员，迟群告诉这些人不要上坏人的当，一个根据就是有坏人跳出来在大字报上写批语，支持你们，你们可要警惕！还说，在清华，那写批语的坏人，谁人不认得你嘛！报告中没点出陶世龙三个字，但一听那情况我知道指的就是世龙，因为世龙早把这件事告诉过我。

事情的起因是清华大学参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传达 这个大会的情况时，迟群表现出对传达人很不尊重，没让人家传达多少，自己却讲了一大通，讲话的口气还很大，显示十大这些事他早知道，不值得多谈，而是着重讲了清华工作中的七个问题，尽是批评下面的。在这次中共的十大上，迟群的副手谢静宜当了中共中央委员，迟群什麽也没捞到，讲话中酸溜溜的味道，许多人听出来了。过不久，就是永明来的那几天，有一个研究班的学员们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贴出了批评迟群的大字报，标题是“第八个是领导”，他们认为，清华的工作要有问题，首先应该领导负责，可是迟群只批评下面，不谈自己，还列举了迟群作风不好的若干实例。当时正在放映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影片“第八个是铜像”，由于长久不能看到外国电影，这部片子一放，马上风靡一时，借来改成这个标题，也就很吸引人，一时招来许多观众，随即有不少清华的工农兵学员也出大字报批评迟群，外单位来看大字报的人也大大增加了。世龙那时一天几次去看大字报，当他看到那“第八个是领导”这份大字报贴出来还不到一天便被刘鸿文等人的大字报盖上，心中火起，就在刘鸿文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反对他们这种作法的批语；在当时，新贴出的大字报没贴满三天是不能盖的，刘的大字报没有什麽内容，篇幅恰巧和“第八个是领导”差不多，显然是为了盖掉这《第八个是领导》而匆匆写出的。

世龙回来告诉我这件事后，我就觉得要出事，他们一定会把我和世龙联系起来，这以后我只是埋头刻我的钢板和画图，上班时特意不经过这大字报区。但是灾难还是避不开，在迟群讲话的第二天，就有大字报点名说陶德坚的狗丈夫陶世龙也跳出来了，要大家警惕。还有个什麽“今胜昔”出的大字报把过去万山红诬陷我那些东西又抛了出来，也点了世龙的名。这些都是世龙告诉我的，他不怕这些，还是天天去看大字报，他说他不过是针对刘鸿文等不合规定的覆盖别人的大字报提出批评，完全是有理的，迟群再有权势，也不能把他怎麽样。的确，没几天，他发现，大字报在点了一阵他的名后，突然一律不点名了，还是那刘鸿文等带头，把揭发批判的矛头集中到已经起用的前党委副书记何东昌的身上去了。

就在刘小石给我传达迟群讲话后，专案组又开了对我的批判会，会上宋泽芳幸灾乐祸地说，你那绿洲也快没了。显然迟群在他们内部有布置，而专案组和我系的干部还有保卫组的人，确曾去过地质学院党组织，想找世龙的岔子，大概是碰了一鼻子灰，因为迟群在清华的倒行逆施，影响到全国的高等学校，地质学院的人早就对他不满，世龙这事，那边许多人早已知道。他们还曾通过地质学院党组织找世龙问话，要他讲对我的看法，世龙说她在去十三局这事上有错误，但这也是谢富治同意的，陈里宁也是谢无罪释放的。专案组的傅尚媛，这下象抓住了什麽把柄似的，气势汹汹地说：“你现在还在攻击谢副总理！陶德坚就是反谢副总理的。”大概是因为世龙所在单位的党总支书记谢增荣等都在场，而他们已经知道这些人是同情支持世龙的，所以和傅尚媛同去的人都没再吭声，只有一位对世龙说，我们早就听说你了，以后我 们还要和你打交道的。于是就都走了。世龙回来告诉我，我还以为他们还会去找麻烦，但后来再也没去过。

想整世龙没办到，便更不能放过我，由于我在这场纷争中非常谨慎，他们实在抓不到什麽把柄，专案组那些人，只好把我好久以前说过的话：“参加红教联的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人，红教联不是反动组织”翻出来，将我作为正在搞右倾复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来对待；这时何东昌也已被作为搞右倾复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了出来，我就又成了何东昌的社会基础。大概是他们怕世龙和我在一起更不好对付我，便把我放到清华正在北大作建筑设计的一个所谓连队去接受监督，清华里头则忙于江青导演的批林批孔运动了。

正巧小妹这时也在北大，是工厂推荐她来参加这里办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老师想留下她当下一期学习班的辅导员，她高高兴兴地来看我，把行李放到我这里，被连队的负责人赵炳时发现了，他们向南口机车车辆厂施加压力，终于迫使工厂把小妹叫了回去。小妹从此明白了，她再怎样努力也是受歧视的，她辞去了厂团委委员的职务，除了做好工人的本职工作，还努力复习中学的课程，在四人帮垮台，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制度后，她考上了大学，毕业留校当了教师，后来又到加拿大留学取得了计算机科学博士的学位，这是后话了。

在北大住了一阵后，一天中午，突然要我随这个连队回清华，在体育馆前的广场上开全校大会，原来是他们这台批林批孔的戏要收场了，在大会上宣告了他们的伟大胜利，揪出了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当众宣布给我加上这顶新帽子。那天我头上本戴有一顶草帽，在随大队返回北大的时候，我拿起帽子当扇子扇，有时又将草帽一甩一甩地拎着走，于是有人在后面大喊大叫，要我把帽子戴上，说我不戴上草帽就是拒绝接受刚给我增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说，现在没有太阳，戴什麽帽子。他们气急败坏，说我这是在攻击伟大领袖，又把我批了一通后，将我发配到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去了。后来世龙告诉我，那天开大会时他也在会场后面听。因为几天前北大已开了一个这样的会，当场抓走了历史系的教师袁良义，说他为陈伯达翻案，他担心我也可能被抓走，听到没有宣布抓我就放心地走了。

他们把世龙恨得牙痒痒的，但没能把他怎麽样，就在这时，他的《火山和地震》重新出版了，一次就印了二十五万册，而且很快就卖完了。但是，他们报复世龙的目的也没完全落空，这团河农场离清华很远，又无直达的公共汽车，在这农场一呆就是一年多，平时还不准我回家，这时我和世龙虽都在北京，却难得见一面。而且等到让我回清华园时，地质学院已定下来迁到武汉市，世龙又作为先遣队到武汉去了。

第五章（十一）

60.熬到了江青迟群垮台

这团河农场，本是一个劳改农场，不知怎的归了清华，这里的农工诚朴，见我干活很卖力，就待我好；农场有自产的蔬菜和肉类，食堂的伙食也好，我真的过上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只是不能与家人见面，信件也要受到检查，外面的事情少有得知。但也知道一九七五年春，辽宁海城发生了大地震，世龙曾去考察，并和两位同行合编了一本《地震问答》，他是这本书稿送印刷厂付印后去武汉的。后来才知道，就因为我的关系，使他在这本书上未能署名，连累到另外那两位作者也未能列出姓名，不得不改用“地震问答编写组”来代替。

还知道我的家已从十六宿舍搬到四公寓，这公寓的条件和十六宿舍没有差异，我们的房间大小也和原来差不多。大概是十六宿舍在大礼堂后面，世龙从这里出南门，大字报区是必经之地，他们不想让世龙方便地在这大字报区出入。新住处周围都有土木建筑系的人，可能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什麽人在我家进出他们都能掌握，但是人们也未必象他们希望的那样。

不管怎麽样，到一九七五年秋天，我总算从这劳改的地方回到家里了。这时白天让我刻钢板画插图，晚上没什麽事，也让我回家了。只是世龙不在，小妹周末才回来。我就与这缝纫机作伴，度过了许多寂寞的夜晚。后来，我对制家具发生了兴趣，正好有世龙从干校带回的木工工具，我做了一张长沙发，打开来就是一张双人床，世龙、小华、小妹同时回来也住得下了。这沙发蒙上用红丝绒做的套子，还真气派。我还做了个五层的高书架，这样，那些塞在床下的书也可以摆出一部分来了。

一九七六年春节，世龙从武汉回北京探亲来了，他们学院现在改名武汉地质学院，他也属于湖北省管的干部了。这时湖北省派去的工宣队，实际掌握着地质学院的权力，他虽恢复了部分职务，但干起来很难，这时他又得上了肝炎，虽较轻微，仍需休养，就落得在北京多住了些时候。

就在世龙回来前，中国发生了周恩来去世的大事，那时我们都很悲痛，世龙在武汉参与组织了本单位悼念活动，在认为周恩来是乱世中难得的好人这一点上，当时地质学院的工宣队和他是一致的。迟群谢静宜等人和他们这时在清华已搜罗到的力量，则是趁周恩来去世之机，把为江青夺取中央权力的阴谋逐渐公开化，在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的时候，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报道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长文，说是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世龙在武汉也注意到了这种动向，他回来说，这真是鬼话，那时人们最关心的是周恩来去世后这国家该怎麽办？！他又问我，听说已经被起用的刘冰又挨批了，是怎麽回事？这批刘冰的事我也不大清楚，因为他们不让我参加有关的活动，只是有一次全系的人有组织的看大字报时，我也去了，看到过何东昌也在出大字报批刘冰，并说幸亏有上次对他的批判，否则这次一定会陷进去了；听说刘冰是因为写信向毛主席告迟群的状才挨批的。世龙说这事他也听说过，但不清楚信里究竟讲了些什麽，听说毛对信有批示，说反对迟群谢静宜就是反对他，这有点难以置信，究竟是怎样批的？甚至有没有这个批示？都值得怀疑。总之，这里面情况复杂，要小心谨慎。

事情发展很快，不久，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又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是用记者述评的形式出现的。天知道这是什麽“辩论”，人们只能按一个腔调说话；述评直指邓小平和那些重新上台的老干部，说他们在搞右倾翻案，这时报上各种形式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已经发表得很多了，但都是暗示，没点出邓小平这三个字来；还是清华当先锋，清华园内首先贴出了点名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轰动一时，外面许多人来看大字报，有不少是有组织地来看的。大字报区挤得水泄不通，这些批邓的大字报，不断重抄贴出，就象“万山红”等用大字报攻我的作法一样，但规模那大得不可比拟了，这是世龙看大字报后回来告诉我的。他那时又是一天几次去看大字报，他知道清华敢这样干是大有来头。（多年后我们才知道，此时上面正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批邓打照呼”会议，清华的大字报在此时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

不久，世龙带着前所未有的不安心情去武汉了，因为他已看到毛对刘冰的信的批语全文，同时根据清华园内敢于如此猖狂率先批邓的表现，他相信这是真的，看来清华的大事，包括对我的处理，毛都会是知道的，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什麽人能扭转它呢？但是，他怕使我绝望，没有把他这些看法在当时就告诉我，只是说迟群等人是有来头的，要我事事小心。那时我还幻想是江青和迟、谢等人蒙蔽了毛，仍把希望寄托在毛的身上。

我这时，真是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每天就来回在四公寓和主楼之间，并避开那大字报区。但从小妹那里也知道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后来发展到群众大规模反对江青等一帮人并受到镇压，邓小平也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我都听说了。我从江青的爪牙迟、谢等人的所作所为，早已看出她（他）们是些野心家，是些不择手段什麽事都作得出来的奸臣；对那些敢于反对这帮家伙的人们，我充满了崇敬之心，但自己处在这种状况，实在不能作什麽了，不过我仍相信，正义最后终战胜邪恶，光明终将驱散黑暗，我必需耐心地坚持下去，等到那光明重现的那一天。

在这段时间，专案组那些人又重施故伎，一再找我去，要我谈活思想，我说，上次我上了你们的当了，这回我有想法也不说：他们要我批邓，我说，不知道该批什麽，一个字也没给他们写。他们恼羞成怒就又批我是邓小平还有刘冰的社会基础。你们要这样批就这样批吧，反正我的帽子戴得够多了，再多几顶也无妨。他们还问我，四月五日前后这几天，你在那里，要我详详细细交代。我说，我出清华园就得你们批准，你们说我能到那里去，他们看看实在整不出什麽东西，也就把我放在一边，这时他们也忙得很，清华园内人人都在被清查，要交代出四月五日前后在什麽地方干什麽事，我下班回家了他们还在开会或写材料。不过他们对我仍是不放松的，半夜三更，经常有人敲门进来查户口，当时上面正在追捕天安门事件的“逃犯”，看来我又成了“窝藏逃犯”的怀疑对象，其实我这家放了两张床和几件家具后就没多少空隙，要藏人也没有地方，但他们还是要细细的搜查，钻到床下去看，每次都是仅仅看到一堆书失望而去，但下次再来仍要重复一遍，要说起来，这些人对江青迟群等也够忠心了。不过他们也有疏漏，四月五日前后，小妹的同事在天安门广场拍有一些胶卷，这也是清查的对象，开头她们以为，我足不出清华园也没人敢和我来往，清查的人不会查到我这里来，便请我代为收藏，来搜查的人并未发现，藏了几天后，她们取走藏到别处去了。

随后，唐山大地震发生，我住进了临时搭成的抗震棚，刻钢板画图这些事照旧，这时清华大学正大搞所谓开门办学，将人一队队派往全国各地，校园内冷落了许多，宋泽芳已荣升到清华大学政治部，专案组也少有来找我的麻烦了。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当时我真的痛哭了一场，因为我还等着他来解决我的问题，这下子无望了。

在世龙去武汉后，我们虽仍有通信，但都限于互道平安，写些无关紧要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往来信件都会有人检查，不能让他们抓到什麽辫子。当时我只知道世龙已又不管教务工作，而是被派到地质学院在武汉建立新校舍的工地，后来才清楚，在他回到武汉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括到了湖北，高元贵再次下台离去。随后，世龙由于在学习讨论会上，和他的几个老同事为邓小平说过不平的话，当时在场的工宣队员也有同感，但是在邓小平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地质学院的工宣队也大转弯子紧跟上面，要追查这类问题了，谢增荣劝世龙不如到建校工地去暂避一时，就这样，他在工地度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毛去世时他的心情复杂，他倒是想到，有一天我的问题也许能解决，但那得很久以后了。

九月初的一天，世龙突然回来了。原来是这时他们编的《地震问答》成为空前畅销的图书，印了一百多万册才满足各地的需要，日本一家出版社还向中国大使馆提出要求，准许他们把《地震问答》译成日文出版。因此地质书刊编辑室及其上级对这本书都特别重视，电告地质学院的新领导，要世龙立即来北京去唐山考察，并着手修订此书，使它编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几经周折，那里的领导人才无奈地放世龙回来，一经批准，他马上就走，来不及通知我，到家后也没多停留，很快去了唐山。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凌晨，当时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一伙，被华国锋、叶剑英抓起来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全国，但我在清华园内丝毫没有感觉，似乎什麽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还是周末小妹从南口回来，我才知道，北京人为了庆祝打倒这万恶的四人帮，大吃螃蟹和饮酒，一时这些东西都脱销了。但是在清华园内表面上仍不见动静。随后世龙也从唐山赶回来了。他们是看到在唐山“开门办学”的清华大学学生突然贴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大标语，同时听说这些学生已撤回清华去了，感到上面又出了大事，正在议论，刚从北京来到唐山的司机带来了四人帮垮台的特大喜讯，他们几个人都坐不住了，考察地震的工作也作得差不多了，便立即赶回北京。世龙是在一个晚上回来的，这回他特别兴奋，讲起这些事声音很大，我要他小声些，还怕周围的人听见，他说怕什麽，四人帮完了，迟、谢这些人也肯定跑不了。（当时他还不知道迟、谢在四人帮被捕的第二天就抓起来了）但是他的声音也低下来，因为我们都清楚，这迟群在清华能如此横行，还由于清华本身有那麽一批人愿意给她卖命，江青迟群倒了，那些为迟群大打出手，给江青写效忠信的人还在，而这类人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哲学，使他们很能适应政坛上的改朝换代，老百姓称他们这号人为“代代红”‘这回他们会真的被赶下台吗？这颠倒了的黑白能颠倒过来吗？世龙心里也挂有一个大问号。一时我们都沉默无语。

不过稍后一小段时间内，从我这里的情况也开始有了些变化。不去扫厕所了，也不再要求定期汇报思想，进出清华园也不需专案组批准，工作改为就是给一本图书馆建筑的图集画图，负责这本图集的吕增标也不对我另眼看待。专案组那些人，过去老在批我时说：“你是我们敬爱的康老亲自定的案，是铁板订钉，一辈子也翻不了的。”还常喊叫：“你反对我们敬爱的谢副总理，你罪该万死！”傅尚媛到地质学院去时也不忘表演一次。现在他们再也不提了，我知道在四人帮垮台后，这两个已死的恶棍的问题也已抖了出来，由于他们过去从上到下整过许多人，被他们整死的人数以千计，民愤特大，专案那些人这再也不敢搬出这些东西来整我了。他们对我的事大概是一时拿捏不准，可能是为了做出点缓和姿态吧，专案组负责人赵炳时，在一次和监督我画图的吕增标找我谈话时，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在那次斗沈孝宇的大会上，表现得象共产党人绑赴刑场一样”。

但是没过几天，赵炳时又换了一副面孔，重新搬出陈里宁的事来说：“你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不要想你会有翻案的一天。”清华清查和批判江青爪牙迟、谢等人的活动，仍把我排除在外，因此我至今也不清楚，在迟群谢静宜长达八年多的统治中，清华大学的人和事，究竟那些是与非；也不知道这清华究竟有没有四人帮的馀党？还有那些人算是跟着四人帮做了错事。只知道清华又进来了工作组，清华党委第三次被夺了权，许多干部又在作检查，交代和四人帮爪牙迟、谢的关系等等，叫做说清楚，不管他们究竟说清楚没有，反正江青迟群这些人都锒铛入狱了，我还能在这清华画点图；更重要的是一家人不仅活下来了，还没有人伤残，就算万幸了。

第五章（十二）

61.别了，清华！

清华园的工作组进来了又出去，几个寒暑过去，人事更换频繁，我的问题如故。宋泽芳也回到系里，虽然不再管我的专案了，仍是个不大不小的政工干部。这期间世龙和我的老朋友林寿屏，也作为工作队的成员重进清华，他是清华大学最早的团委书记和世龙差不多同时调到团市委，我在铁道学院就和他相识，我永远记得他，在我还带着多顶反革命帽子的时候，他不避嫌疑，来到四公寓我的家中，世龙他容易见到，他是专门来看我的。我的事情他早有所知，基于多年对我的了解，他从不相信我是什麽反革命，但他在和我交谈后，除了增加更多的感慨，又能作什麽！好长一段时间，上面的基调是迟群等虽是坏人，清华批邓的大方向仍是对的，此时邓小平要是在清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何况我小小的陶德坚。

后来上面的形势又有了些变化，和世龙同为北大学生，并在青年团工作中有过一段交往的胡启立，在复出后也来清华当过短期的政治部主任，当时他住家在北大，每天早上骑车从清华的西南门进来，而世龙此时常从这个门走出去乘公共汽车，两人第一次见面，胡启立下车热情叙话，世龙曾告诉他，我和红教工一案尚未落实政策，只希望他们能作些调查，实事求是地按政策处理。胡听得很认真，还掏出小本记下，但是以后并未见动静，尽管以后胡碰到世龙时仍友好地打个招呼，但胡或政治部都没有找我或其他几个红教工中未落实政策的人作过了解。对此也难怪胡启立，我深知这蒋南翔在清华造就的不漏气发动机，象胡启立这样的个别的外来户是玩不转的。当时清华还从外单位陆续来过几位老干部，红教工也曾有人去反映过情况，虽受到客气的接待，但事情毫无进展。而后来胡启立和这几位外来干部先后一个一个都走了。管我的还是迟群时代就管我的人。

直到邓小平复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世龙那影射攻击三面红旗进而攻击伟大领袖一案已被推倒。我的一案，专案组仍然按兵不动，为此我多次找过他们仍无进展。在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一天朱起鸣跑来告诉我陈里宁已经释放并已恢复党籍回到湖南，他们给我定罪的主要依据是为陈里宁翻案，现在证明陈里宁一案就是该翻，那我的罪从何来。我去找到赵炳时，他支支吾吾说朱起鸣讲的事他还不清楚。又拖了一段时间，显然他们知道陈里宁确实没事了但仍不能放过我，不知他们是从那里得到指点和支持，赵炳时找我去改口说，定你为反革命不单是为陈里宁翻案，你的错误有一贯性，从为曹昌彬翻案就开始了；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是出于你的反动本性，你还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要妄图翻案的好。

又过了些日子，传来了右派也要改正的消息，赵炳时呀赵炳时，现在看你还有什麽说的。这回找他，他是无言以对了。这时上面要求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一一复查， 但是他们就是拖着不办，我的事久久无人过问。这时世龙忍不住了，他想起在一九七九年夏天参加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胡耀邦接见他们时，曾说过有什麽政策还未落实的话可以去找他。世龙便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刚刚重新出版的《地球的画像》，送到他的住所。世龙的信写得很简单，只要求清华不要再拖，没有别的要求。

很快就要到一九七九年年底了，过去少有和我打交道的党总支副书记王鲁生通知我，学校决定将过去扣下我的工资全部发还，并给我一张清单要我抓紧核对，他们要在年底前办完。不久又通知我说校领导找我去谈话，我到了校党委办公的地方工字厅，一见原来找我谈话的人就是当初我在铁道学院入党时的党支部书记张绪潭，他是作为工作组成员来到清华的，工作组撤离时留了一些人在清华，林寿屏也曾被要求留下，他对清华了解得太多了，不愿留；张绪潭留下了，听说负责党的组织工作，所以现在由他来和我谈话。我见到他很高兴，我想，他了解我，我很愿意和他象朋友那样谈谈心。我还是太天真了，这时的张绪潭见到我，是那样严肃和拘谨，他先向我宣布了他们对我的问题的结论，这回不提为陈里宁翻案的事了，只说我领头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犯了敌我矛盾的错误，但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所以对我按人民内部矛盾宽大处理。然后问我，对这样的结论有什麽意见。我说：“我们是为了要求给陈里宁平反才去十三局的，现在陈里宁已平反，说明我们去十三局的目的是正当的；我们去十三局，没有人进监狱，也没有人进十三局的办公室，所以周总理都肯定了我们这次行动是守纪律的，他是支持 我们的，还要十三局的干部好好地接待我们，可见我们这次行动并未构成对专政机关的冲击。”张绪潭说：“你还有许多反动言论，说明你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仇视的，所以你们去冲击专政机关和学生们去是不一样的。”我说：“那些所谓反动言论，都是诬蔑不实之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既然要做结论，就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我要求在做结论之前开一个对证会，请把所谓我的反动言论的人证物证拿出来，我们当面对质，如果事实证明我确有那些反动言论，无论怎样处理都可以；如果证明那是诬陷不实之词，那麽我要求，过去在多大范围批我，就在多大范围内给我澄清，还我以清白。”张绪潭听了后，从神态上看，对我很不满意，但也没说什麽，此后他没再找过我，做结论的事也无人提起。

又过了一些时候，世龙的一个当记者的朋友，常来清华采访，他深为我的事不平，他闻知世龙的一个老领导，已调进清华担任党委的副书记，便在见到这位副书记时提起这件事，得到的回答是，这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个过程，因为解决快了群众思想接受不了。要他转告世龙。啊！群众，群众，多少邪恶借着这个名义在横行。张三、 李四，这清华园里的事，有多少让你自由表达过自己的意见？讲点真话就是右派、反革命…不在群众之列，这“群众”就只剩下一张空壳，可以随便为有权势者所用。如果真要说有什麽意见，群众最大的意见恐怕就是被运动来运动去。思想上不能接受的人，我相信是有的，当初那一百五十多名干部联名要求蒯大富清除“陶德坚之流”就是一种表现，但经过文化大革命，会有人醒悟过来，当然也还会有人坚持要把我打成敌人，用来证明他的一贯正确。有些人是为了踩着别人向上爬，整人是他们这号人的追求和乐趣，因此每到搞什麽运动的时候，他们就象吸了鸦片一样，精神马上就来了；但也有不少人品质不坏，但是已被改造得真的成了机器的一部分，独立的思考已不存在，还自以为上升到了精神的最高境界。清华这台不漏气的发动机，正是因有了这些人而相当巩固。因此这时我深知，将我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已是他们退得不能再退的底线，现在看来，蒋南翔造就的这台不漏气的发动机，还在起作用，如果还想过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是该离开这清华大学了。

进入到一九八二年，在武汉的华中工学院(以下简称华工)院长朱九思，邀请周卜颐教授去他那里创建建筑学系，周先生想到了我，约我同去华工。这时我还是那样没有结论，工资不能增加，职务不能得到提升，住房不能改善的老讲师，不过在图书馆的图集画完后，吕增标提议创办了在当时说来是仅有的介绍国外情况的《世界建筑》杂志，他要我继续在他手下工作，担任编辑还作兼作出版发行工作，那时刚刚对外开放，人们渴求得到新的知识与信息，因此虽因物质条件太差，杂志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不好，但在中国建筑界仍不胫而走。应该感谢吕增标，他要我在编辑之余给杂志写些文章，并经常督促，这样我努力写成了介绍美国的摩天楼、玻璃幕墙和多伦多建筑等几篇文章，先后在《世界建筑》发表。永辉弟这时已在多伦多当高级工程师多年，寄来新的建筑书刊，和他拍摄的许多照片，使我的文章得到充实，版面也生色不少，有人还以为我已去过多伦多了呢。文章发表时，署的是我的真名，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值得一提的事，但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不是因为我的牵连使世龙在《地震问答》上不能署名吗，现在连陶德坚的姓名也在全国知名的刊物上出现了。那本图书馆的图集，我画的图最多，出版后吕增标多给了我一些稿费，但那时未能给我在书上列名，他是一个讲公道的人，同意《世界建筑》发表我的文章，大概也含有还我以公道的成分。

由于周先生的推荐，华中工学院在经过来清华调查后，朱九思院长毅然决定欢迎我到华工。这华中工学院，和地质学院在武汉的新校园只有一墙之隔，这时地质学院的新校舍已大部建成，工宣队也早撤走了，学校恢复正常，世龙已回到地质学院负责学报的工作，而由于我在北京，此时已决定将他转到地质学院在北京新建的研究生部。眼看我们这多年牛郎织女的生活就要结束，我如去了华工，就又产生了新的两地分居的问题，我能这样作吗？当然还有一个办法，让世龙留在武汉的地质学院，但是他在写作科学普及读物上已取得相当的成就，实际上已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科普的事业中，他在北京才能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我不能这样要求他。没想到我刚讲到朱九思欢迎我去，世龙就极力赞成。原来他对这朱九思早有了解，因为朱曾以湖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的身份，强制执行地质学院迁到武汉的任务，在地质学院名声很坏。但世龙同时了解到，朱九思尊重人才，敢于用那些在别的单位视为牛鬼蛇神而有真才实学的人，现已不在省委兼职，全力投入华工，雄心勃勃，想与清华这样的名牌一争高低。他说，你这去，正是时候。而就凭朱九思不管清华不给我作结论就敢要我去这一点，我也动心了。

一九八二年四、五月间，我趁去深圳出差的机会，在路过武汉的时候，到华工去了一趟，朱九思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与清华张绪潭木头人似的冷眼相看，仿佛是来自两个世界，我拿定主意到华工去，这时小华早已由地质学院将她从东北要去，她的男朋友傅金宝，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到了地质学院，现在她(他)们已在武汉安了家，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我到华工还可和她一家互相照顾。

我答应去华工后，朱九思派了专人，把调动的手续办得很快，这年六月，正是号称火炉的武汉最热的时候，我和华工派来接我的王之芬从北京到了武汉；这王之芬是清华建筑系六十年代初的毕业生，一路上对我十分的照顾，她说这是朱院长交给她的任务。到武汉后先住地质学院小华的家中，随后华工分给我一套较大的房子，小华就退了地质学院的住房，搬到华工来和我同住。这时我的第一个外孙女傅芮刚刚出世不久，小生命伴随着我新的生活到来，使我格外欢乐。只是和世龙又两地分居，他虽不时来武汉，我也有机会就去北京，回想起来总是一种遗憾，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把事业放在人生的第一位。

到华工后，周先生被任为建筑学系主任，我被任为系主任助理，投入了忙碌的建系工作。

华工党委曾派出组织部长到清华调我在文革时期的档案，以便解决我被迟群控制的清华党委开除的问题。这位部长回到华工后说，清华请她坐冷板凳。于是我就这样一直是以个人的政治问题没有结论的身份在工作；不过也有一件事有了结论，那就是我为曹昌彬翻案得到的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给取消了。

后来，华工的建筑系党总支书记霍慧娴，为了办好这新系，让我陪她到清华考察。我陪她在清华建筑系参观了实验室、图书室、资料室、设计院，会见了系主任及教授们；还去了学校的图片社、出版社。此外，还到了建设部的设计局和科技局。霍慧娴深为我人际关系的良好而惊讶，她说，老陶（这时我已年过五十都管我叫老陶了）到哪里都不用开介绍信就把事办了，与群众没有隔阂。是的，我到华工参加新建筑系的建设，还参考办《世界建筑》的经验创办了《新建筑》杂志，清华园内知道的人，无不为我高兴，每当我回到清华的家去商店买菜时，一路上总有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向我打招呼，有时还要停下来多说几句话，在清华，本来认得我的人不多，这都是批了我近十年的效果。的确，“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一直记得，就是在我戴着多顶反革命帽子的时候，在清华仍有人投我以同情的眼光，当然更不能忘记许许多多以各种方式支持我的清华人。我还记得一次奉命推着车去收拾一公寓附近垃圾坑的脏物时，一个衰颓的老人走过来倒垃圾，看见我在干这活，充满关怀之情叹息地说：“怎麽让你一个女同志来干这个。”我仔细一瞧，原来就是当年的蒋南翔校长，他这时就住在这附近普通的公寓里。尽管我曾拉上台陪他挨斗，在那种场合，他显然顾不上其他，所以并不认得我，但他大概看出了我是一个清华的女教师，发出了叹息。我怎麽也不明白，自己处于困境还关怀着别人的蒋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当年竟把从曹昌彬到袁永熙那麽多人打成右派？我也看到一些人并无个人恩怨，运动一来却竟能那样凶狠地互相伤害？那一百五十多名干部大部至今我们也不相识，他们当时对我及红教工的人了解有多少，为什麽就可以在要求将“陶德坚之流”打成坏人的信上签名，甚至是明知其非还要这样干？我还相信他们中许多人并非个人品质不好，很可能是和我一样在为某种信念和原则而斗争。我开始感到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走出禁锢了十多年的清华园，在华工开始了新的生活以后，接触到外面的社会，感到他们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并不是我过去在清华园内接触到的那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我和建筑界的同行的交往中，都能够平等相待，有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通过《新建筑》我还和许多素不相识的建筑界的有识之士建立了友谊。后来在一九八六年到加拿大参加了祝贺我笃信基督的父亲八十大寿的聚会，见到他和我的母亲都很健康，三个弟弟都已在这里成家立业，侄儿侄女一大堆。这时小妹和她的丈夫杜卫昌都已来加拿大深造，大家欢聚一堂，我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看到那个国家里尽管人与人间仍少不了矛盾，但总能用民主和理性的方式解决，为什麽我们总要无休止的斗争？我心中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开阔，我不再记恨那些伤害过我的人，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历史现象，我在清华是受到许多伤害，但我也伤害过别人，往事值得我们深思，而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我只应作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于是我更全力以赴为这个新的建筑系铺路，为《新建筑》铺路，经过大家的努力，华工建筑学系初具规模，《新建筑》杂志在建筑界也有了广大的读者和优秀的作者群，成为有一定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的期刊。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七年，不觉得华工建筑学系已建立五年了，我们在此时第一次主办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由于种种原因，我感到我该告退了，我需要留下一些时间给我的父母，女儿尤其是我的老伴，我对他们欠的太多了，我要给他(她)们补偿。

一九八八年，在华工建筑学系副系主任和《新建筑》主编的岗位上，我退休了，第二年就来到加拿大，后来世龙在退休后也来和我团聚，开始了新的幸福的家庭生活， 就住在小妹卫昌家里，小妹在这里又给我添了个外孙女杜乐和外孙杜欢，我和世龙含饴弄孙，确实欢乐。我和父母兄弟虽不住在同一城市，但经常能通电话，不时互相探望，去年我和世龙及小妹全家，还去多伦多为父亲的九十大寿祝寿。我盼望着到二零零三年我与世龙金婚之际，我们去补作一次蜜月旅行，将我们的小舟驶向甜蜜的港湾，让我们充分享受人生，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的人生啊！在我走上这最后一段路程时，我要最充分的把握住你。

后语

今天，在我即将到达第三次化疗危险期的前夕，我赶完了这本书，万一不幸，留下的这本书，还可以和世龙及我的亲人作伴。

这本小书，是在病床上凭记忆写成。她仅仅勾勒出我人生的轮廓，好比是一幅素描式的人生画卷，疏漏及错误都是在所难免的。我在书中用了不少人的真名实姓，只是想请他们作这一历史的见证。我们之间并无个人恩怨，陈乐迁，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记得当我知道你得了乳腺癌，我是多麽焦急呀。我对各位朋友有过什麽顶撞，造成过什麽伤害，均望各位给予谅解。如果上帝假我以时日，我将续写“新天新地”作为此书的姐妹篇。

1997年3月28日陶德坚于加拿大圣约翰地区医院去世。

作者简介：陶德坚：中国广东省番禺县人，1932年出生。
1950年从香港回到北京考入唐山工学院建筑学系（即现天津大学建筑系），1953年毕业後去清华大学建筑学系任教并参与创办了《世界建筑》杂志，1982年转至华中工学院（现名为华中理工大学）参与创办建筑学系，其後又创办了新建筑杂志。1988年在建筑学系副系主任和新建筑杂志主编岗位上退休，次年移居加拿大。1997年在加拿大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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