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

tuffy05

时 间： 2005年9月20日下午

　　地 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人 物：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采访人：记者殷练

　　经济观察报：近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甚至争论？

　　孙立平：实际上，这个讨论在去年郎咸平引起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就已经开始了。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国企职工失业下岗，使得对国企改革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可以看到，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有些也相当尖锐，受到抨击最多的，无疑是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而从目前来看，有些讨论已经触及到改革中的一些更深层问题，比如，“20年的改革，谁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对改革需不需要进行反思甚至批评？

　　但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担心，即这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甚至有人担心，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的潮流？应当说，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去年国企改革的讨论中，郎咸平曾经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民营企业效率的观点，而更多的人则是从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同时大批职工的失业下岗等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留恋和怀念过去旧体制的情绪。这些观点和现象引起很多人的担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将医改的不成功归咎于其市场化的取向，特别是报告对改革前医疗体制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更引起了人们的敏感。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这场讨论，也许是一个契机，因为讨论和反思已经不仅限于医疗体制改革，甚至也涉及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甚至整个改革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观察报：您怎样看待目前的改革以及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一直存在着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观点？

　　孙立平：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27年相当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为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变。因此，对于改革的这个基本取向和目标，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个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改革的处境也是严峻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与19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19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利益瓜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社会群体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政府宏观政策也往往进退失据。

　　关于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的论争，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革以及对改革态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反应。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因素，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理性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更重要的意义，是开始去除有关中国改革讨论的意识形态迷雾，而开始对中国改革进行理性和负责任的反思。

　　这不是说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是无意义的。无论是在对改革的评论上还是在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也都造成了各自的问题。在去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僵硬对立，妨碍了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

　　利益集团扭曲改革

　　经济观察报：对于近些年来一些改革的评价，既有来自学者的，也有来自民间的。但无论是来自哪里，人们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与利益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孙立平：应当承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从一个方面说，农村分了地，城里分了房，这是近些年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整个社会大体稳定的根本原因。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而住房制度改革是将此前房改中存在和出现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固定化和合法化了。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目前中国社会中愈来愈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在1980年代时，贫富差距主要还是从狭义的收入分配环节上产生的，当时人们不满的主要是个体经营者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不同行业和单位的收入差距，以及脑体倒挂等。但到1990年代，开始出现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最初时主要是通过价差、利差、汇差等形式来实现的，据有学者估算，每年的流失有几千亿的规模。而这三差的形成，就是所谓双轨制。在最近几年时间，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财富掠夺。掠夺与瓜分是不同的，瓜分针对的是公共财产，而掠夺则是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掏腰包。而这种掠夺，有相当一些是通过扭曲改革的机制实现的。比如，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和教育，就是如此。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改革带来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也不敢正视现实的遁词。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在最近几年间，必需进行的体制改革与财富掠夺往往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就是中国改革在今天所面对的严峻局面。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般都讲，改革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也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什么1980年代改革引起的反响与现在是不一样的？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或中国改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孙立平：改革是如何走到今天这地步的？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具体表现为这些力量对体制的适应。而在整个1990年代，两者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利益掠夺的手段。

　　经济观察报：扭曲改革的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在改革措施制定的环节上，还是在实施的环节上？

　　孙立平：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甚至，由于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正当的改革成果也会以畸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其私有化进程上。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塑造新的市场主体的角度看，国企改革都是完全必要的。但在事实上，国企改革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和对原有国企职工的野蛮剥夺过程。其他如人事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公务员工资改革等都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很小。

　　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由于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在最近这几年的改革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现象，我把它叫做“改革陷阱”。“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最近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很容易出现这种后果。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同时要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但弄不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短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下去的药品价格又上来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品价格高、医疗价格低变成医疗和药品的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公务员工资改革也是如此。按一些地方的做法，在制止非规范化分配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的设想。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确保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式的工资上去了，但过一段时间，非规范的奖金津贴又恢复了。这就是“改革陷阱”，我们现在的许多改革都很难逃脱这种宿命。而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利益关系和利益群体的作用。

　　改革的共识、动力与策略

　　经济观察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条件？人们一个通常的说法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立平：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个说法在理论上当然是对的。因为要从根本上克服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需要通过改革来建立一套新的体制。但是，我们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能离开现实的条件。我们现在在现实中能够进行哪些改革？即使是一种相对理想设计的改革在现实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进行这些深入改革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具备不具备？都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中国的改革在过去27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可以说，1980年代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从1990年代初开始，在蛋糕继续做大的同时，对蛋糕的重新瓜分过程也开始了。一些群体为改革付代价的现象开始出现。但这时候，人们把这种隐痛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必需的代价，是一种过渡中的暂时现象。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公共财富的瓜分已经开始演变为群体间的财富掠夺。国企改革特别是国企改制，至少断送了一部分群体的梦幻，而另外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这都是我们在考虑改革条件时不得不正视的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也许需要一个“与民休息”的时间。

　　经济观察报：造成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它原因？是否可以说改革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控了？

　　孙立平：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改革深入的阶段，我们没有能力在全面转型阶段上采取不同于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没有形成在转型阶段继续推进改革的基本条件。

　　依据苏东改革的情况，改革大体可以分为侵蚀与转型两大阶段。如果仔细区分一下，还可以加上重建阶段。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是个体性的自下而上对旧体制的瓦解，而转型阶段则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立法和制度建设。

　　在改革的初期，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叫作“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这个策略在破除旧体制的阶段上是适宜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比如，像国企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当去年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进行时，一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对此有人形象比喻为，河上有船，岸上有桥，而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石头过河。有人将中国改革称之为渐进式改革。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我们在19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如国企的改革和工人失业下岗。所以区别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规范与非规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改革几乎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我们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此有关的。

　　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转型期需要的推进改革的机制无法实行。无论是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讨论，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还是大规模的公正立法，都需要这个条件。我们在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形成转型阶段所需要的改革策略，从而推进其他方面的深入改革，要么在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情况下暂停其他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其他改革很可能将这个社会引入歧途。

　　关于立法的问题，我还要单说几句。我们现在除了立法滞后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也就是说，虽然一些法已经立了，但并没有真正将法律作为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用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精神”等非法律的手段。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这样的一些规定，在重要改革中引起的纠纷，法院不予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就下发了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就有：“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走样变形甚至某种程度的失控，就很难避免。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正是由于改革中无法转换转型阶段的策略，使得改革成本出现了不合理的转嫁，并由此导致改革动力和共识的丧失？

　　孙立平：在改革过程中，有一对关系是很难协调的，就是建立新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换句话来说，是如何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来建立新体制或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新体制。在苏东，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改革动力和共识的维护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必须看到，破除旧体制所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那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和克服旧体制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建立新体制所需要的条件则复杂得多，需要更多更复杂的条件。

　　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那么在实践的层面应当如何选择？

　　孙立平：目前的几种主张：一是继续深化改革；二是调整改革的模式，使多数人受益；三是纠偏。

　　究竟做什么样的选择，需要形成几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必须坚持的，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第二，由于利益机制对改革的扭曲，一些改革最终成为一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的共识与动力不能过分乐观；第三，由于经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已经崩解，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新体制建立起来了，也无法正常运转，一些必需的改革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举个例子，司法独立的问题目前还是法学界不断呼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社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我们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不能不有一种担心，如果司法真的独立了，司法腐败不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从这样几个基本判断出发，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不要轻易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同时对此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与机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无法进行，从而推进整个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设想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孙立平：我觉得首先的一条，是暂停关涉社会中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动机良好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实施的结果，是成了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而背后是利益扭曲机制在起作用。最近一些地方在尝试的公车改革和所为“廉政保证金”，就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实质上会变成了领导干部大幅度提高工资。有的地方搞“廉政保证金”也成了变相提高公务员工资或增加一项社会福利。而且，这都是要由国家财政来支出的。

　　其次，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对其中已经造成严重利益失衡的环节进行修复。比如，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严重的失衡。因此，需要在这些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改革中造成的一些问题进行修复和完善。包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我们不应将这些措施看作是一种纠偏，而应当看作是为巩固改革成果所必需的。

　　第三，对于迫不得已的改革必须事先准备过程中的博弈机制。在1980年代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要解决的主要是解放思想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来自利益对改革的干扰和扭曲至少还不是主要问题。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改革措施实施环节上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现在可以说扭曲的技巧已经相当娴熟。如果不在一项改革措施制定之初就将反扭曲的机制考虑进去，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走样变形甚至事与愿违，几乎就会是必然的。

　　第四，建立重启改革的机制。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困境：国企不改革效率低下，甚至悄悄流失，但一改革就变成瓜分国有资产，而且被瓜分的资产也不见得有比国有更高的效率；司法不独立，就会处在权力的支配之下，但司法一独立，可能比现在要腐败得多。原因是在于，作为社会生活和秩序基础的底线已经被破坏，基础秩序已经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改革中所要确立的新体制，还是原来的旧体制，都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才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重启改革也才具备基本条件。

　　经济观察报：这样会不会延误一些必要的改革？

　　孙立平：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这个说法我很同意。确实，中国的许多改革因为错过了合适的时机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现在提出为了改革而治理整顿，并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要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 经济观察报

tuffy05

孙立平：也谈改革共识

　　“不改不行”已成社会基本共识
　　
　　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沉闷之后，改革的呼声再起。新一轮的改革有望重启。早在六年多前，在发表于经济观察报的访谈录《中国改革到了哪一步？》中，我曾经提出一个判断，“改革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而且，在随后的若干年中，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在今天，我反倒认为，现在改革的共识又正在重新开始凝聚，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条件已经出现。
　　这之间矛盾吗？不。原来说的改革共识破灭，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改革已经开始走样变形，造成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甚至使改革成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由此，在一般民众中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对改革的质疑。而说今天改革共识正在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换句话来说，是基于“如果继续下去不行了”的这种对现实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可能的危机的担忧。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再继续下去不行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现在开始被人们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人说，改革在和危机赛跑；也有人说，改革在和革命赛跑。这些说法都表明了现在改革的迫切性。
　　改革的迫切性不仅源于原来改革的进程并没有完成，更在于“转型陷阱”所酿成的新的危机。在不久前的一个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转型陷阱”的概念。如果仔细分析，促成这种转型陷阱形成的，实际上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在改革过程中发育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停在这里，将体现权钱结合的所谓过渡性体制定型化。另一个因素则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这种改革发生怀疑。转型陷阱的形成，就是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发现，在这种转型陷阱中，利益关系进一步失衡，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弊端在进一步严重化，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危机在不断加深。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变革的要求在重新孕育，新的改革共识在开始重新凝聚。其实，就目前的改革共识而言，尤其要强调下面的两层含义：第一，现在不仅不改革是不行的，而且可以说，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第二，现在所需要的改革，零打碎敲已经远远不够，要有整体上的推进，实质性的变革。
　　
　　新一轮的改革应当是“改革再出发”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改不改的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强的共识，但在改什么以及怎么改的问题上，还有着很大分歧。其实并不尽然。
　　如前所述，正在形成关于改革的新共识，并不是原来改革共识的延续，而是在新的背景下的再次凝聚，或者说的直接一点，是基于对现状的不满，基于对不改革的不满，基于对新的变革的期待。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看到新的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看到这是针对什么状况重新凝聚而成的，那么，也就大体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革的期待是什么，人们要求重启的改革是什么。
　　改革新共识是在原有共识破裂之后的再次凝聚，这种背景明确告诉我们，现在是不改革已经不行，但按原来的老路子改也不行。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2006年时曾经提出改革“再出发”的说法。也就是说，新的改革不是简单地“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坚”，而是改革的再出发。要看到，在中国改革进行了30年后，之所以会陷入“转型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改革模式内在的逻辑使然。如果仅仅是继续过去的改革模式，20年后，我们有可能还会走回到今天。正因为如此，要真正有改革的再出发，就需要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现在很多人对过去的改革思路比较熟悉，做起来也轻车熟路，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一定要看到，在今天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情况下，不加反思地延续这条改革思路，很可能使改革失去很多人的认同，并在改革实践上造成种种问题。因此，改革的再出发，意味着新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模式。
　　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中，要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因为无论是从凝聚新的改革共识，还是从解决“转型陷阱”造成的种种困境，抑或是从建设一个好的社会的角度来考虑，公平正义都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新一轮的改革要以公平正义为取向，建立起一套能够保障公平正义的新体制。这种新体制既能约束权力和资本，促进社会公正；也能抑制垄断，激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活力。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新一轮改革中，促进权利平等的改革要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要意识到，在过去30年的改革话语中，平等的问题一直摆不上位置，甚至有人将这种要求看作是与改革所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效率相矛盾的，是需要破除的。这也是后来改革走样变形，甚至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改革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也随之破裂。不久前，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一般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利不平等时，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权利是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权利平等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社会平等，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社会保障中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等；二是经济平等，破除垄断，平等的准入制度，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三是政治平等，包括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实现人大代表的合理构成等。
　　
　　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中心地位
　　
　　要在深层次上解决我国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要为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创造条件，政治体制改革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处于中心的位置。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处于中心位置，不仅是因为在过去这些年的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更重要的是，现在社会中许多弊端背后真正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问题。而且，现在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如果说在改革初期，阻力主要是来自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在今天，改革的阻力已经主要是来自现有的既得利益格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打破这种既得利益格局，真正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而下一轮改革的实质性问题也就在这里。如果说在改什么的问题上有分歧的话，说得明确一点，这种分歧无非就是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上。
　　现在有人将这种分歧概括为，在政治上是走西方化、模仿美欧的路，还是应该建设有中国政治特色的现代国家。其实，这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过于意识形态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但不应该将诸如市场等经济体制中的问题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问题也不能过分意识形态化。比如，前些年我们就提出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下述内容：领导干部财产公示，财政透明与监督，重大立法和决策的辩论与质询制度。试问，这与“西方化”或“中国特色”有什么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标准，是看能不能解决我们社会中的实际问题，而不应当是“西方化”还是“中国特色”。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无论是“西方化的”还是“中国特色的”，都是好的，都是应当推进的，否则，就是应当拒绝的。如果从这样的基点出发，在改什么的问题上，就不会有太大的分歧。比如，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问题；通过法治建设，一方面约束公权力，另一方面促进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形成的问题；在经济上破除垄断，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社会建设，尤其是各类社会组织发育的问题；形成人们表达自己利益的机制，促进市场中公平分配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等等，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应当说，在整个社会中，是有着基本共识的。
　　其实，就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说，无论叫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关于权力，有三个问题都已经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即，提升政府权威，监督和制约权力，明确权力边界。
　　有人对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有种种担心，往往是由于害怕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政府的权力会受到削弱，而在目前转型期的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上，都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现在许多人都在批评这些年政府的权力膨胀得太快。这当然是一个事实。有人说，现在政府的权力已经到了无坚不摧、无事不成、无孔不入甚至是无利不谋的程度。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快速膨胀的权力本身是非常脆弱的。这种脆弱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政府权威的不断下降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本身的低效和失控。
　　所谓政府权威，至少有这样几种含义。一是指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二是指权力的有效性，即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政府有没有权威；三是指对下级政府和官员的控制和约束能力，即上级政府的指令能不能被下级政府和官员有效执行。从这三重意义上来说，目前中国政府的权威很难说是很高的。现在政府不断膨胀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外强中干。我在关于社会溃败的分析中就指出过，这个不断膨胀的权力最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内部失控。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所谓硬性的指标考核，所谓一票否决，现在甚至出现的就地免职的要求，其实就是权力失控的表征。在目前的权力体系中，权力的“蜂窝化”、部门化都是削弱权力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一些垄断部门和大型国企，已经越来越具有独断专行的特征，甚至形成部门割据的现象。此外，近些年由于政府形象不佳，社会对政府权力的认同也成了问题，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丧失。结果就是权威基础不断削弱。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政府是应当有权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政府权威基础的重建。这不但不是削弱政府的能力，而是强化政府的能力。
　　但政府权威的强化，必须以权力接受监督和制约为条件和前提。对此，有人使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政府的权力应当像孙悟空，既要有力量，也要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也就是说要受到制约。这个比喻是很恰当形象的，也切中我们现有体制的弊端。而要使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如权力运作的透明化和公开化，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立，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要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有的需要创设新的制度构架，有的其实完全可以在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进行。除此之外，还需要解决权力的边界问题。权力应当是强有力的，但其行使的范围必须是明确的、有限的。应当说，在这些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社会中也是存在基本共识的。
　　
　　在宽松的氛围中推进实质性变革
　　
　　至于改革推进的方式，可能确实是一个分歧比较大的问题。
　　就这些年的争论而言，所涉及的主要是以激进的还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的问题。有人说，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支持渐进式改革，不支持激进改革。其实，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会导致很多误解。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这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称之为渐进式改革。相反，在涉及一些重要的既得利益的改革中，则往往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名，掩饰着实际上的不改革。更进一步说，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弊端也日益表露出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
　　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个问题，即顶层设计与民众参与的关系。近来，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从一个方面来说，30多年改革的历程表明，没有改革的顶层设计是不行的。特别是在目前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情况下，改革的方案往往由于这样的因素而走样变形。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提出，改革要有顶层设计。但实际上，也有许多人对顶层设计持不同意见。经常有人论证说，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自下而上开始的。很多人举出农村改革，特别是小岗村的例子，来说明改革只有靠底层推动才有动力，特别是在今天的情况下，靠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觉悟自我革命，是靠不住的。在这样的观点的背后，其实往往是一种深深的忧虑，即在既得利益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强调顶层设计，谁能够保证“医生自诊”能成为现实？谁又能保证顶层设计不会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的设计？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从历史上看，许多改革确实是基于下层的压力，但实质性的体制变革，没有周密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的基本特征就是自上而下的。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体制转型的阶段，所涉及的往往是复杂的制度设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立法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没有顶层设计是不行的。但这种顶层设计，必须以民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和前提。在重大的改革举措上，在宽松的氛围中，进行公开的讨论和辩论，甚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进行实质性的辩论和质询，是非常必要的。而顶层设计本身，应当是公开和透明的，相当的一部分要通过公开的立法程序来进行。
　　在这当中，不妨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突破口，探索一条将民众参与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的改革方式。近来，国企改革和破除垄断的问题又在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应当说，国企改革会是未来改革的一项关键性内容。国企改革的成功不见得意味着整个改革的成功，但国企改革的失败一定会导致整个改革的失败。而上一轮国企改革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一次的国企改革必须慎之又慎。无论是国企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是由其垄断造成的对整个经济的负面影响，国企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但这一次的国企改革如何改？重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路子，只能会重新上演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因此，现在许多人对国企改革持谨慎甚至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忧私有化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使得现在的国有资产被少数权贵瓜分。对此，人们已经提出种种设想，比如，对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国企，一是将国有股份全部变卖，资金全部充实社保资金缺口；二是将国有股份全部分给百姓，这才能实实在在在让百姓共享国企成果。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设想。如果将这些设想进行充分而公开的讨论，最后形成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的顶层设计，找到一条更好的国企改革的思路是完全有可能的。更进一步说，如果在这当中形成一种既能体现民众参与又能体现顶层设计的改革模式，对于未来改革是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
　　下一轮的改革无疑是艰难的。现在需要的是勇气、魄力与谨慎、智慧相结合，该渐进的渐进，该激进的激进。尤为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真正有利于改革的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心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中国又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用诚意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所面对的问题进行负责任的讨论，正视当前的问题，不回避过去30年改革的失误与局限，坦承目前面临的困境、制约因素与难处，打通全社会同心同德之路，执政者有向前的决心，民众有理解解决问题难度的宽容，以社会和解的氛围，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建向前寻求出路的共识。这才是实现改革再出发的真正条件。(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