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毛泽东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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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是大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过去就争论很多，估计将来的争论还会更多。本文无意来为这些争论做最终裁定，只是作者个人阅读和思考的一些初步的结果。

一、方 法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比较主要的观点基本上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第一种，毛泽东完全破坏了中国传统；第二种，毛泽东其实不懂马克思主义，本质上还是中国传统。还有第三种，比较中庸些的，说毛泽东是糅合了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

持这两种观点的人左派、右派和保守派里都有，而且是反对毛泽东的人和支持甚至崇拜毛泽东的人都有。

左派里面比如托派就认为，毛泽东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只是个中国传统的信徒。中国托派里的王凡西在他写的《毛泽东思想论稿》里就是这样说的。教条主义者，比如王明、博古，也都是这样认为。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就说，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指挥打仗就是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王凡西也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是他原创的，《孙子兵法》里也有。

按理说，我们所说的教条主义者们是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派是势不两立的，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完全一致。因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党内斗争的失败者。托派早在毛泽东当权之前就已基本上被清理出局，教条主义者则是在长征和抗日战争中前期失去了权力。

而为毛泽东辩护的一些原教旨马列派反复辩解，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和中国传统是对立的，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在乌有之乡就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观点，不少经历过文革的老红卫兵、老工人、学者等等，都是这种观点。可以说，这是左派尤其是中国左派里面比较主流的一种观点。

右派的观点就不提了，他们既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也不同意中国传统，只同意美国和普世价值，凡是毛泽东的都反对，他们对毛泽东和传统的观点的认定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保守派的情况复杂些，但也还是有迹可循，主要是其看政治立场如何。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大体上是，毛泽东不但不是传统，而且是从古至今最大的传统破坏者。即使是有，也是继承了传统中最坏的那一部分。新儒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这样认为，老一辈新儒家比如梁漱溟、冯友兰等如此，曾经被当成海外新儒家的余英时等如此，现在国内的新儒家也还是如此。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的情况要好些，多数人还是认可毛泽东，也认为毛泽东虽然做过一些极端反传统的事情，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还是中国传统。

这些看法都不能说不对，但也不能说对。到底对不对，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综合以上这些不同的评价，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都对毛泽东有重要影响。正因为如此，每一种观点都能在他的实践和言论、著作中找到足够的证据。

但是，这种抽象地谈论毛泽东到底是反传统还是延续传统的方法本身是有问题的。

首先，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人的思想也一样。毛泽东思想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有其学习和发展过程的。作为政治家，有其是如此，他的思想和言论都会受到他所处的具体的历史背景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很微小的事情，也可能会对他在某一特定场合的观点、言论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把毛泽东的思想看做一个变化的、发展的过程，将他的思想分作若干不同的阶段来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是此消彼长的，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多，下一时期中国传统多。

其次，人的思想是分作不同层次的，真正能够做到从里到外、表里如一的人是没有的，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分裂。毛泽东是思想家，更是政治家，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策略性地表述和举措，所以我们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第一层次，他采取的政策可能是带有策略性的，未必能反映他的真实想法。也就是说，以他的名义进行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措施未必是出自他的本意；第二层次，他的言论、著作中有时候会有策略性的表述，而不一定完全是他的真实想法；第三层次，现在的人大概都知道，语言、文字未必能够完全准确地表达一个人的思想。毛泽东的语言天赋和修辞能力虽然超乎常人，但也不能自外于这一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对他的思想应有更宏观的把握，不必太执着于语言、文字的表述。

所以，谈论毛泽东与传统的关系，首先需要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来看，其次要看不同的层次。

美国毛泽东研究名宿施拉姆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毛泽东的思想基本上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急剧的变化。他以1949年为界，将毛泽东的思想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大阶段，同时又将1917年到1976年的60年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侧重点。但大体上看，主要的仍是，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致力于建立一套自己的学说体系；中年时期，一边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学说体系，一边以自己的学说来指导中国革命；晚期，他的学说不仅成了他个人的教条，而且也成了对他的追随者具有约束力的教条，最终走向了“文革错误”。

虽然施拉姆讨论的是作为整体的毛泽东的思想，而本文的论题是毛泽东与传统的关系，但这一分阶段讨论的方法对本文的论题仍有启示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施拉姆分析和叙述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逻辑上“进步”的过程；而本文着眼点在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两条主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是相辅相成的，在不同时期互有消长。因此，本文将要呈现的是这两条线在不同时期的消长变化。

二、分 期

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期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分期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中国官方党史中的分期方法，即按照毛泽东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自述，毛泽东接受并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从1920年算起。从1920年到1937年味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期。1937年到1944年间为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理论化的时期。1944年到1956年这段时期，在官方公布的毛泽东思想路线图中，常常处于暧昧的状态，我们在这里姑且认为，官方的意思是这段时期是毛泽东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阶段。1957年之后，按照官方叙述，毛泽东思想越来越向极左方向发展，最终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政治实践上引发“空前绝后的灾难”的文革。

第二种，即前一节中已经提到的施拉姆的分期方式，从1917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思想就发生一次比较重大的变化，越来越左，最终发展为文革。1917到1926年，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试图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1927年到1936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开始结合中国传统经验，重新摸索中国的革命道路。1937年到1946年，抗战期间，毛泽东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能够在远离前线战场的后方阅读原典，并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将两者结合，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中国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1946年到1956年，是毛泽东在思想上比较成熟的时期，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开始按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蓝本，参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指导并摸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间，毛泽东思想上进一步成熟，对苏联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最终导致了中苏十年论战。通过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毛泽东的思想更加左倾，同时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越来越不容置疑，他思想中某些激进的成分已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部分不利影响，比如大跃进等。1966年到1976年，作为毛泽东的人生最后十年，他思想中的左倾色彩越来越登峰造极，逐步走向带有空想意味的文革理论。

第三种，王凡西的分期方法。在《毛泽东思想论稿》中，王凡西认为，毛泽东思想有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１.新旧儒家思想，或者可以说，朱熹的孔子主义与杨昌济的孔子主义（后者代表了起自程朱，中经船山，迄于康谭的孔学），２.传统的游侠思想，特别是由水浒传集中表现出来的劫富济贫主义；３.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都在20岁上下，而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已经27岁。虽然他在论述中并未明言，但言下之意却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接受的都是儒家教育，自发接受的则是中国传统的游侠思想，所以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基础仍然是儒家思想和游侠思想，马克思主义并未后来居上，占据主导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王凡西本人是立场非常明确的托派，因此他否认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图在于否定中国革命——按照托派的一贯逻辑，只要不是托派指导的革命，都不可能是彻底的革命。所以，他举出的另一个证明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证据是，直到1937年之前，毛泽东所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实际上都是被斯大林改造和重新规训过的普及读本，而不是原著，因此毛泽东顶多只能算是斯大林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翻译正是在抗战时期，而毛泽东本人不通外文，因此最早也要到抗战期间才会读到马克思主义原典，走出斯大林主义的阴影。

但是这牵扯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斯大林主义算不算马克思主义？托派认为不算，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路也认为不算，而正统的马列派则认为应该算。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国内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说还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比如在中国，虽然中国在1920年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多数是经过斯大林主义改革的，但是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打个比方说，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不能说没有区别，但是对刚学ABC的人来说，这个区别没有意义。

可以说，第三种和前面两种是完全对立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完全否认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虽然他讨论了多种情况，但在作者的言辞背后，暗含的主要的意思是，毛泽东思想的根底仍然是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是表象。原因有二：其一，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太晚，已经无法变成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二，毛泽东所读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实际上都不是原典，因此无法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比较起来，第一种和第二种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有两个明显不同之处。第一点，官方版的毛泽东思想路线图中，1927到1936年这一段是比较暧昧的，只是片面强调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而施拉姆则明确指出这一阶段是毛泽东以中国传统补马克思主义之不足的。第二点，1945以后，按照官方版的叙述，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集体思想结晶，而施拉姆则着眼于毛泽东个人。

尽管如此，应该说施拉姆的分期仍然是比较合理的。读过《毛泽东年谱》的人，应该比较容易得出这种判断，即从1917年到1976年的60年间，差不多每隔十年，毛泽东的思想就会有一次比较重大的变化。所以，本文仍然采用这一分期方式来观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消长变化。

三、斗 争

（一）第一阶段

在1918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接触过当时中国流行过的各种理论。

与当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接触的主要是传统儒家教育。同时，引领过时代潮流的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都曾经让毛泽东激动过。在《毛泽东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1920年，他身上仍然留有深深的儒家教育的痕迹，时时处处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要求和约束自己。比如，按照儒家的理想，学问水平与道德修养是成正比的。通过不断的学习，反复研读经典著作，人们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学问，也可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在长沙的那几年，毛泽东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多次以略微带有自责意味的口气提到，自己的道德文章都没有太大进步，感到很惭愧。为了使自己的写作更加符合儒家的道德文章的要求，他甚至买了一套韩愈文集，认真钻研。此外，正如王凡西说的，儒家之外的中国传统中的非主流的思想也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包括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啸聚山林、远离世俗的场生活的绿林气质等。尤其是通过古典通俗小说，毛泽东对中国的亚传统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包括《水浒传》、《三侠五义》等，他都比较喜欢。

五四新文化运动运动中，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劳动者主宰历史进程的信念在他的观念世界里基本确立起来。为此，他甚至还在长沙开办起了工人夜校。不过，这时他对政治的理解仍然带有精英主义色彩。毕竟，对于急于参与现实政治的毛泽东来说，先举办夜校为工人提高文化，再发动工人运动，以此来改变中国历史，这是一条投入高很多而收效很慢的道路。所以，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马上将精力投入到诸如“倒张”、“驱赵”这样的政治活动中去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激荡下，他为了向北京政府请愿，而北上去了当时的首都北京。到北京后，他接触了更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型，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在1921年参加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一大会议。会后，他回到长沙，从事工人运动，甚至将泥瓦匠都组织起来组成一个工会。后来，他被留在中央工作，脱离了工人运动。国共合作确定后，他又参与国民党的中央工作。但机关工作对他的吸引力不大，国民革命发动之前，他主动申请离开中央机关工作，去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到大革命失败后，他正式转入从事武装斗争。

这是第一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里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接触到接受、怀疑的过程。张国焘在其回忆录里提到，早在中共一大、二大时，毛泽东就已提出应注重农民运动。而在当时，按照中共主要领导人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义，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发动工人运动，而不是农民运动，所以毛泽东的提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毛泽东对自己的观点显然也没有过分坚持，一大之后回到湖南，他主要从事的仍然是工人运动。这一段可以视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信不疑的阶段。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是在广州，广州当时的工业化水平远高于全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比内地要大很多，就在1925年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省港工人大罢工。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毛泽东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评论，但是他并没有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而且之后就转向了农民运动。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他已经开始怀疑通过工人运动来达成革命目标的可能性了。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一阶段还是确立起来了，只是在实现路径上，他对当时流行的方式已经产生了怀疑。

（二）第二阶段

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主要从事农民运动，而湖南等中南省份的农民运动之蓬勃发展程度也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的预料。张国焘和李宗仁的回忆录中都提到，因为北伐军官兵中湖南人众多，不少人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而农民运动对整个地主阶级都给予了比较大的冲击。甚至连当时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的父亲也被农民运动处死。因此，国民党和共产党党内都对农民运动过火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写下了传世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为湖南农民运动抗辩。他在文章中说的，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问题，其实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多数领导人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指责。而毛泽东通过分析指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回应中共中央的批评，也是第一次“离经叛道”地反击基于马克思主义教义的批评。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建议。中共转入武装斗争阶段，毛泽东思想也进入第二阶段。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无论是托派还是右派，从“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观点看，毛泽东根本上还是一个中国传统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义，毛泽东提出的农民武装割据理论显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正道，而是歪门邪道。正道当然应该是通过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发动工人，最终通过全国性的工人暴动来夺取政权，一举成功。这种对于革命道路的设想实际上是出自欧洲尤其是苏联的革命经验，在中国能否复制？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实践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因此转向发动农民参加革命。这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做出的判断：在当时的中国，离开了农民的支持，任何革命都将一无所成。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同时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层是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取得政权；第二层是武装起义必须有农民的参加。第一层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而第二层实际上是被否决了。因此，中央组织和发动的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都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或军事中心，武汉、广州、南昌等皆是如此；而毛泽东自己发动起义的地方却远在湘赣交界处的穷山恶水里，工人阶级力量很小，主要由农民参加。起义发动之后，毛泽东的选择也与其它几次不同。其它几次起义均着眼于占领大城市，而毛泽东则着眼于选择军阀势力较弱的地带，建立稳固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嗣后，中央指导发动的几次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均归失败，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残部却在井冈山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成为各路起义军余部的汇集地。中共中央、中共湖南省委与毛泽东之后长达数年的分歧和斗争，实际上均在于革命路线选择的不同。历史最后为这场斗争作出的结论是，工人运动在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无不失败，陷入低潮，而毛泽东领导下的武装割据斗争却蒸蒸日上。

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转入苏区后，毛泽东与中央的这种分歧依然存在。只是这时的分歧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中央认为红军应按照常规军事原则作战，而毛泽东则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仍未改变的前提下，红军仍应以游击战与运动战为主。中央请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想法实际上并不错，尤其是短促突击战术，对加强红军的战斗力还是大有帮助的，但他株守欧洲军事思想，尤其是以一战时期的堑壕战为指导性原则的做法，则远远背离了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最终造成严重后果，使红军被迫离开苏区，长征二万五千里，从相对富庶的南方地区转战到贫瘠的西北，苏维埃运动也以失败告终。在遵义会议上，中央的马克思主义教义与毛泽东的本土路线的最后决战，也以毛泽东的胜利而结束。

回首毛泽东从1927年到长征结束的1936年，这十年间，在毛泽东身上反应出的是什么？有人认为毛泽东在此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完全以来自中国传统的启示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这种说法是不公正。实际上，毛泽东并未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教义，而是以中国传统补马克思主义基本教义之不足。既然马克思主义基本教义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行不通，为什么不能换个方式？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所采取的方针、政策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出的，并未偏离。而且，对于中央的苏维埃政策，他也是积极组织推行的，没有丝毫怠慢。简言之，毛泽东是以中国传统的启示为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目标。不过仍应承认，在这一阶段，毛泽东身上的马克思主义处于潜伏、隐藏的状态，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而中国传统在他身上则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重视农民运动、坚持游击战、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都可以看到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给他的启示。

（三） 第三阶段

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到抗战结束，陕北处于相对安全的后方，戎马倥偬的毛泽东获得了比较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机。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矛盾论》、《实践论》等能够代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著作，标志着他在思想上的成熟。

这需要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正如王凡西指出的，直到这一时期，中共才比较系统、完整地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使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了比较完整的把握。其次，经过之前与中央的斗争，他也认识到了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欠缺。再次，经过前面两个阶段20年的实践，他已经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现实状况，知道什么样的理论才最符合中国革命的需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过去20年中所经历的革命实践已经比较丰富，应该加以理论化，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

因此，他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特色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让中国经验升华，让马克思主义落地。一方面，他在繁忙的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之余，努力学习了当时他所能找到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方面总结中国革命过去的经验，使之理论化。两者相结合后，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张。在他已经完成了这些理论上的梳理和融合之后，党内发生了关于“中国的山沟沟里能不能出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最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入党章。

这一时期，是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学习过程使他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专业概念、理论和体系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但毛泽东不仅仅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套用中国现实，而是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中国式的理解。比如毛泽东这一时期强调比较多的辩证法，概念虽然来自西方哲学传统，但他表述出来的辩证法明显地带有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味道。虽然我们很少看到毛泽东学习《易》的记录，他引用得也不多，但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的思想早已融会贯通在其它思想著述中。国内外毛泽东研究专家均认定，毛泽东深受明清以来湖南学派思想熏染，而湖南学派的先祖王夫之本身就是易学大家，对《易》有独到研究。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格外强调，显然也与中国传统有关，这也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之一。

换言之，毛泽东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是单向度的接受，而是在融会贯通地理解的基础上，加以重新理解和诠释的。他所赖以重新理解和诠释的，恰恰就是他早年所受的各种思想的影响，其中尤其不能忽视的便是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凡西所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太晚，所以不可能是一个纯粹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有其道理。毛泽东早年所受的教育是他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也是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灵感源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离开了任一方面，都不会产生毛泽东思想。正是对这两者的融会贯通，结合以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才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毛泽东思想。

（四） 第四阶段

施拉姆认为，1945年到1956年，是毛泽东思想上比较成熟的时期，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和调整。但是他仍同意传统的观点，即1949年建国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点，他的主要精力从指导国内革命战争转向了指导经济恢复和建设。

1949年无论对中国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对毛泽东个人来说，显然都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对毛泽东本人而言，这个转折也是一个重要挑战。之前他几乎没有涉猎过经济学知识，在这之后，他不得不弥补自己这方面的知识缺陷。整个1950年代，毛泽东阅读最多的可能就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他当时所能读到的主要的经济学资料主要是翻译引进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有资料称，他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读过英文版的《国富论》。这就是说，他的阅读兴趣和范围实际上不限于苏联政治经济学，而是努力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延展。但一直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为止，毛泽东所采取的经济方面的政策、方针仍然是符合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改造也基本上以苏联为蓝本，亦步亦趋。

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中，德国古典主义哲学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实际上都不难在中国找到对应的理论，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如前文所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对毛泽东虽有影响，但并不深入，毛泽东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融汇进了自己早期接受的中国传统思想。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也不难在中国找到对应物，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对“三代”的想象实际上就是就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不少儒家思想家都认为，只有恢复井田制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宋明儒皆不例外。毛泽东深受儒家思想熏染，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比如他的平等主义思想，更多地即来自中国传统。而政治经济学传统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完全没有的，因此，对这一部分，毛泽东只能是在学习中逐步理解，而无法加以自己的改造。而且，在1949年前，毛泽东的学习经历中，几乎没有接触过什么政治经济学理论，仅有的接触也基本上都算是浮光掠影，并未系统学习，深入了解，更说不上消化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去。

回顾这十年左右的毛泽东，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处于主导地位，而中国传统的影响则比较小。

（五）第五阶段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秘密报告，斯大林遭到全盘的政治清算。之后，中共与苏共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论战，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奇观，也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了重大作用。对毛泽东而言，否定斯大林，最严重的挑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国内建设上一直完全照搬苏联经验模式，而这条道路本身带有浓厚的斯大林的个人色彩，否定斯大林，是否意味着这条道路本身的错误？另一方面，苏共已经清算了斯大林，中国即使不全盘否定，也不可能继续沿着斯大林主义的道路前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继续？在中苏两党的辩论中，也可以发现，虽然中共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但中共对斯大林也不是全盘肯定，而是有所保留、有所取舍的。在反对斯大林的极端个人崇拜这一点上，中苏两党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共也有所反思，比如中共特别强调对农村的建设和改造、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主张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适度分权、在民族问题上态度较为谨慎等。这一时期正努力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毛泽东甚至还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出了自己的批评，而这在1956年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左倾”是一以贯之的，从他早年到晚年，这都是一条虽然并不明显但却处于决定性位置的线索。这一说法是成问题的。毛泽东是思想家，但更是政治家，他在更多的时候必须考虑的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方针问题，这要求他必须在决定时尽可能审慎，而不可能过分要求按着自己的理想去做。即使是在他已经取得了党内领导权的抗战时期，多数时候他也保持着比较清醒的态度，极少出现左倾倾向。如果他的思想真是多数时候倾向于极左，不太可能在从1920年到1949年这长达30年的时间里处于“潜伏”状态而不表露出来，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按照目前官方认可的说法，毛泽东开始出现“极左”倾向基本上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初期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些急于求成。作为中国原来的学习榜样的苏联道路又受到批评，毛泽东急于找到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但过去对此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评论多数都忽视了他在建国后开始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而这也许是更重要的线索。

前文已述，政治经济学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几乎全新的知识领域。以常理度之，如果一个人正有某方面的知识需求，而恰好接触到了这种知识，则往往容易完全接受这种知识，并将之作为行动指南，努力付诸实践。毛泽东确实具有多方面的天才禀赋，但是在这方面仍与常人相同。在本文所述第二阶段之前，几乎每一种他刚刚获得知识都曾被他实践过。比如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五四运动时期的联省自治、无政府主义，他都曾经试验过，知道行不通才放弃。19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之于他，也与此种情况近似。虽然他有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一些根据地建设原则可资运用，但这些对一个大国治理者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根据地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而新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展。根据地建设经验可以让新中国生存下去，但是在发展上能给予他的理论支持未必充分。而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恰好是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所以，他在接受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后，有意无意地将之运用于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恰好是在这段时期，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多次在政治经济学问题上出现分歧，比如合作社运动、大跃进等，而他在这些重大争论中都持相对而言比较激进的态度。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来源之一，相对而言，德国古典哲学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传统实际上要比英国政治经济学传统更加富于激进精神。为什么德国古典哲学与空想社会主义传统都未能使毛泽东变得更加激进，而一向以保守自称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传统却能做到这一点？如前文所说，原因就在于对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来说，前两者都可以以中国传统思想来制衡，而唯独英国政治经济学传统缺乏制衡的一维，一旦为毛泽东所接受，就容易发挥其激进功效。而且，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及社会制度设想，也受到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不少启发，成为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仍应提出的是，毛泽东虽然受到政治经济学的鼓舞，但并未利令智昏，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等关系到新中国国际地位及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上，毛泽东仍然采用了灵活处理的态度。

（六） 第六阶段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十年，一般都被认为是极左思想已经无可救药地主导了他的时期。但如果从他在1949年后开始的思想转型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他1949年以来的思想发展的逻辑延伸。1949年以前，他习惯性地以中国传统思想来融合、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目标、以中国传统为方式，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会搁置马克思主义，最后达成二者融汇为一体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地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支配权。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成为支配性的线索，其它各种思想都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目标。通过与苏共长达十年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辩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更加深入，他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更加浓重，中国传统思想对他思想中的激进部分的制衡作用也越来越弱，最后为了达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他不惜采用极端方式，发动文革。

毛泽东说过，他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件是领导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而第二件就是发动文革。对于文革，官方的基本结论是毛泽东的极左思想为全党全国带来了一场“历史浩劫”，非官方的主流学术界对文革的讨论要么流于“忆苦思甜”的个人苦难叙事，要么就是宫廷政治斗争，再要么就是纠缠于个人是非。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他看来，他一生中的两个思想时期是以1949年为界的，1949年之前他的思想体系成熟与延安时期，并在1944年被写入党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1949年之后的思想，则在文革中到达其成熟期。所以，如果撇开历史的是非对错而论，毛泽东文革思想实际上是他1949年以来思想的正常逻辑延伸，并非歧出。

四、余论

从前文的简单叙述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支配性的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遇到困难时，毛泽东才以中国传统思想弥补之；而当马克思主义能够执行时，中国传统思想就处于隐蔽的位置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作为思想上的预备队，中国传统对毛泽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深入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或许在1920年代的高潮过后就已以失败告终了，可能是在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也可能是长征中在贵州时，甚至可能是在抗战胜利之后。而在这些关键时刻，毛泽东挽救党和革命的命运的，就是他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建国后，虽然他的思想日趋于激进，但中国传统思想对这种激进取向的制衡仍然存在。正是因为这种制衡，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制与前苏东国家存在较大差别，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国家主权性格，才使中国在苏东剧变时没有跟着社会主义阵营一起坍台。

1978年以来，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似乎是在变得日益微弱。但是，毛泽东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退，直至今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仍然在存在于中国的各个角落，毛泽东思想的遗产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记起。在通钢事件和今年的本田工人罢工中，我们都能看到毛泽东思想的痕迹。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建设取得成绩举世瞩目，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的格局，中国的特殊性也在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这种特殊性的来源即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影响，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影响还会在未来更加凸现出来。

但是，在“中国崛起”的呼声中凸现出来的中国的独特声音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思想，与此几乎同步的还有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才能避免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老路，如何使中国的崛起成为全世界国家的福音而不是噩梦，要回答这些问题，都必须回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中去寻找灵感。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的问题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必须面对的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在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使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问题已经变成了如何处理毛泽东与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甘阳在2005年提出的新时期的“通三统”论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毛泽东思想本身就包含着中国传统思想，但这不意味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就不存在冲突。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在未来的中国思想图景中，谁将居于主导地位？近些年来，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似有同流之势，但是未来不能避免的斗争就将发生在这个问题上。而本文通过前文的叙述想提供的一个设想就是，以毛为本，以儒为辅。

毛泽东思想与儒家的关系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毛无儒不立，儒无毛不行。没有儒家思想，也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而没有毛泽东思想，儒家的复兴就是书斋里的幻想。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因为有毛泽东思想，中国才能走出100多年来的颓势，重新步入“复兴”轨道，儒家也才有了复兴的可能。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地方，儒家思想仍然存在。但只要认真想一想就不难发现，在这些社会里，儒家不过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只对书斋里的学者们还有意义，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思想状况的影响早已微乎其微。而对儒家来说，这种状态实际上与消亡无异，虽生犹死。只有在中国大陆，虽然经历了激进反传统的毛泽东时代，但儒家思想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在近些年高调复出，民间书院大有兴起之势，读经一时成为时髦，政要以尊孔为荣。而中国提出的“以德治国”、“三讲”教育、“八荣八耻”更是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常规，将道德观念的养成提升到了国家的高度。而这些现象的形成，如果离开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分支，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保守主义者今天在中国的主要任务不应当是高调而僵硬地与毛泽东思想争夺主导权，甚而直接无视其存在，或全盘加以否定，而应该对毛泽东思想做出基于儒家的重新诠释，使毛泽东思想内化为儒家的一部分。

反过来，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在今天如果仍将儒家归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摈弃之，仍固守马恩列斯毛的正统线索，非但与毛泽东思想的灵活机动性格相异，也会将自己置于非主流的边缘位置。



[参考文献]

[1]（美）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2]（美）魏斐德著：《历史与意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3] 王凡西著：《毛泽东思想论稿》，见电子版。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5]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甘阳著：《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

http://jingluecn.com/jlxr/bianwei/xiaowu/2013-07-14/6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