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文革初期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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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2007年4月）

??1966年6月至9月召开的中共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是文革初期关系军内海、空两军种领导权之争的两次重要会议之一（另一为差不多同时举行的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及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及亲历者各有观点各异、详略不一的解读。笔者本寄望于半年前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能对此有更为全面、准确的描述，因为回忆录的作者毕竟是该会议从头到尾的亲历其境者。惟读毕感觉写得尚算详细，而内中准确性则嫌不足，且多有可商榷之处。现根据手头上较为可靠的资料，沿吴文叙述顺序加以考证，不当之处，祈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会议准确名称及时间
??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空军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斗争，这就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页570。以下引文出自同书者，仅注页数不再注书名。）
??该次会议的全称，应为“中共空军第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可简称为“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惟将“第三届”省略，不妥。一来就如不能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省略成“中共十一中全会”一样，不规范的叫法使后人弄不清届数；二来给读者的印象误以为空军党委自成立以来仅开过十一次全会，其实，加上第一、二届，远不止此数。
??吴法宪将引发“斗争”缘由归究于“文化大革命”，后文还称：“说到底，这场斗争也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引起来的。”（页570）此说过于空泛，也不准确。引发争端的直接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此前揭批罗瑞卿的斗争涉及到了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文重点谈及。
??吴：“这次会议，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开始的，一直开到九月十日才结束。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页570）根据空军官方资料，准确的会议时间，为1966年6月6日至9月8日。〔1〕

二、吴在会议前夕的西北之行
??吴：“在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部上空进行一次空投氢弹的试验。……虽然具体的任务由兰州军区空军负责，而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应该亲自到试验现场去指挥。以防出现万一。”（页570-571）
??吴法宪所指的这次核试验，是中国的第三次核试验，时间为1966年5月9日。官方对这次试验的准确说法，是“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试验的目的，是为氢弹设计提供实测数据，使参试人员加深对热核聚变规律的认识，但其本身并非是氢弹试验。此后，中国于同年12月28日进行了一次氢弹原理试验，而官方公布的首次氢弹试验，是在1967年的6月17日。〔2〕
??吴：“就在临洮，余立金又来了电话，要我和成钧立即返回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说，对《五一六通知》要立即进行讨论，我不回去，他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电话刚刚放下，余立金又第二次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叶群要他转告我，要我尽快赶回北京（博主注：时任空军副参谋长的王飞听笔者读到《吴法宪回忆录》的这一段时说，叶群到总政副主任刘志坚那里去，正好空军某副司令员也在座。这位副司令员不认识叶群，以为叶群是家属，所以继续和刘志坚谈空军准备批刘亚楼，刘志坚连连使眼色不让他说。而叶群不认识这位副司令员，和刘志坚说空军有位副司令员，想把老婆药死，没想到说的正是这位在座的副司令员。叶群回到家，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说你后院起火了，你还不赶快回来。博主认为王飞的话是对的，叶群直接给吴法宪打的电话），否则就会变成‘恩克鲁玛’了。”（页571）
??恩克鲁玛（1909-1972），原西非加纳共和国总统，与中国友好。1966年2月访问中国期间，国内发生军事政变，其政权被推翻，后流亡并定居于几内亚。加纳政变发生在三个月前，林彪“五一八讲话”中也略有提及，叶群对此恐怕印象深刻，故有此告诫。惟笔者认为，如叶群真有此话，也是因罗瑞卿事件涉及刘亚楼可能会引致空军震动而起。但此后一个多月中，三届十一次全会果然因刘的评价问题酿成乱局，林彪、叶群为何却迟迟没有进一步指示？却是有点令人纳闷的。
??与吴法宪同到西北的，是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值得一提的是，王年一曾引述吴法宪1980年10月14日交代：“在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以前，林彪曾多次同我说：贺龙要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要警惕和防备成钧夺你的权。”〔3〕惟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却再没有提及林彪曾说过这样的话。那末，吴法宪1980年的交代，是否也是在专案组压力下的向壁虚构？林彪是否压根就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三、空军党委常委会议
??吴：“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问题”，“谁知道会议刚一开始，气氛就不同寻常，完全变了。首先是刘震，接着是曹里怀、王辉球等人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五一六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到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当时就向我轰了起来，上纲上线，给了我迎头一棒。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经在北京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在我回京之前他们已计划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在空军闹一场，要把我拿掉。”（页572）
??吴文提及的6月4日的空军党委常委会议，空军的官方资料未有记录。而官方资料称：5月26日，空军党委常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常委7人，8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研究部署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4〕
??“常委一些人”为什么胆敢“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吴法宪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又称他们是“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这些，吴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笔者认为，最根本原因，还是中央工作小组在揭批罗瑞卿问题时对刘亚楼连带的严重批评，要借机会的话，借的也是后者。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在提及1965年2月间刘亚楼分别向叶群、林彪转达了罗瑞卿“四条意见”后称：“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同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5〕
??这个报告所附的萧华3月25日在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更称：“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和刘亚楼同志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当然，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直到临死才说出自己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6〕
??刘亚楼是个干事的人，优点不少，缺点也很多。作风强悍，也脾气暴燥，对人对事要求甚高甚严，批评人不留情面。空军这几个常委，在刘生前甚有受气的压抑感，现在看到中央文件说刘“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不“酝酿”，不“串联”才怪！况且，既然刘、罗关系“极不正常”，在空军中与刘走得最近的、能对刘忍气吞声的吴法宪，受刘器重的余立金，那几个常委也满有理由怀疑他们与刘关系同样“极不正常”。
??因此，刚刚下发的中央［66］268号文件，尤其是萧华发言对刘亚楼的指责，才真正是空军党委常委中“一些人”胆敢“在空军闹一场”的依据！

四、常委中的三派
??吴：“好，我这一说，他们几个就都哄了起来，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常委里面，只剩下我和余立金、邝任农站在一起。张廷发在会议上不表态，他对刘震他们的行动不满，但是也不和我们靠在一起。看到常委会开成这个样子，真是让我伤心。”（页573）
??刘亚楼生前，空军党委常委会由以刘为首的十一人组成。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去世，5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原空军政委吴法宪为空军司令员，任命原空军副政委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余立金为空军政委。同年7月8日和8月26日，中共中央先后批准余立金为空军党委副书记（此前余甚至还不是常委），吴法宪为空军党委书记。此时的空军党委常委会仍由十一人组成，即：吴法宪（书记，司令员）、余立金（副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张廷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辉球（副政委）。以上常委会组成情况至1966年5月并没有变化。〔7〕
??据空军官方资料，邝任农当时不是常委，吴法宪上述记忆有小误。
??在上述常委名单中，除刘震1955年授上将军衔、张廷发授少将军衔外，其余为中将军衔。刘震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委，行政职务为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和政委，惟在常委会内不仅排名于吴法宪、余立金之后，且还排名在另两位副书记、副司令员王秉璋、成钧之后。据说刘亚楼生前并不怎么喜欢他，给他安排的空军学院院长、政委，也不是什么要职，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在三届十一次全会上极力领头批刘亚楼。另外，王秉璋除为排名第一的副司令员外，同时还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导弹事业的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未有材料说明他有否回空军出席这次常委会和及后举行的三届十一次全会。
??这样说来，假设王秉璋未有出席，常委中的三派应该是：1、吴法宪、余立金；2、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王辉球；3、张廷发。吴、余属少数派。

五、全会上的交锋
??吴：“六月六日上午八点，我们在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礼堂正式召开了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九十多人，除空军党委委员五十多人以外，各军区空军的主要领导和空军领导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领导四十余人列席了会议。”（页573）
??据空军官方资料：“出席会议的党委委员32人，列席30人。”〔8〕中共空军第三次代表大会1962年9月选出空军第三届委员会委员34人，时刘亚楼已去世，余33人，疑王秉璋未有出席，故而实出席者32人，加上列席30人，参加会议人数63人。
??吴：“我讲了大约有十分钟。我刚讲完，几个常委就冲出来了。首先是刘震，然后是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讲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的指示，对《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他们几个这样一讲，立即就使得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凭借着他们在常委会占多数的优势，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赶下台。”（页574）常委几个人果真是“看到了当时中共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吗？非也！根据我们的材料，他们借的，还是中央［66］268号文件，还是刘亚楼问题。
??吴法宪的回忆里虽也谈到这几个人“对刘亚楼在世时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这时想要借机发泄一通”，但将其放在次要的位置。不对，刘亚楼问题是主因！
??有一本聂凤智（时为空军党委委员，南空司令员）的传记在谈及聂出席这次会议时称：“会议一开始就秩序大乱，吴法宪、余立金根本压不住台。有的对吴法宪、余立金义愤填膺；有的对刘亚楼痛心疾首。有的常委在说到刘亚楼一言堂、一长制、飞扬跋扈、压制民主时，竟痛哭流涕。会议一开始大家的矛头就异常集中：揭发批判刘亚楼、吴法宪、余立金、江腾蛟的‘罪行’或‘错误’。
??“这绝对是不谋而合，或叫英雄所见略同吧。可能是由于空军内部的问题实在压得太多太久了。当然，中央268号文件牵扯到了刘亚楼是个重要因素。但如果说他们事先已有什么密谋，那是百分之百的捏造。”〔9〕
??列席会议的北空党委代理书记、北空副司令员李中权后来对此回忆道，吴法宪在会议开始时称：“对已死去的刘亚楼同志和我本人都要发表意见”，与会者“对刘亚楼同志，特别是对吴法宪的作风问题、生活问题、工作问题、干部问题等等，列举了大量事实，提出了许多意见，我也在会议期间发了言。吴法宪装出一副可怜挨整的模样，只是低着头在本子上默默地作记录。”〔10〕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者，除了吴法宪列举的七个常委外，吴还说：“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他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页576）而据李中权本人和聂凤智说，其实北空的李中权也在其中。

六、“刘亚楼问题”
??关于刘亚楼在空军中的“问题”，聂凤智在全会期间于6月14日举行的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颇为典型。聂称：用中央军委立空军为标兵的三条理由衡量，显然不够。一是抓两头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实际上，“上头”就没有抓好。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期间，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如关于未来战争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大军区传达了，空军都听不到；有时传达了，又用自己的话讲，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刘亚楼自己的东西，搞得思想十分混乱。因此，空军党委并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也更谈不上“落实”。二是党委班子团结好，有个好班子。什么好班子！党委常委内只有刘亚楼的“一言堂”，根本没有其他成员的应有地位，本身就没有搞好团结。三是要求严格，雷厉风行。其实是打着严格要求、雷厉风行的旗号，通过生硬粗暴的做法，大搞惩办主义，形式主义，使得空军内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相互吹捧，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加上刘亚楼本人有些问题也影响极坏。“如果放到下面”，聂凤智最后结论说：“任何一级党委，都应属于烂掉了的单位！”〔11〕
??会议上批刘的火药味十足，“与此同时，下面部队如武汉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等，却由于在学习268号文件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纷纷打来电报开始向空军党委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12〕
??6月19日晚，空军党委在研究如何答复下面部队的意见时，大多数人认为精神是好的，是贯彻和执行中央指示，应该表示鼓励。只有刘锦平（空军党委委员，民航总局政委）说，电报中有许多严重的不健康因素。聂凤智站起来大声说：“不能同意刘锦平的看法！以前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下面不敢对空军党委提意见；谁提意见，谁有一点个人独立的见解，谁就会遭受打击。现在刚刚提了一点意见，就说人家是不健康因素，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是无法让人信服的！”聂凤智甚至提出，刘亚楼不能“盖棺论定”，而应“盖棺重定”！〔13〕
?［66］268号文件引致的批刘的偏激情绪正在蔓延。至7月初，南京空军空四军所辖的驻江苏盐城的空31师和盐城基地，突然给空军党委发来一份电报。电报列举了刘亚楼的许多错误，以及提到刘亚楼就无法避开的空军党委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错误。电报措辞极为强烈，最后向空军党委提了三条要求或建议：“撤消刘亚楼的讣告和悼词，重新评价；将刘亚楼的骨灰搬出八宝山；改组空军党委现有的领导。”〔14〕
??事情一到极端，就会产生变化，就会走向反面。这一变化，我们会在后面再谈到。

七、总政工作组与叶剑英、贺龙的介入
??吴法宪说，全会刚一召开，几个常委就要求军委派工作组来。“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页577-578）
??吴的意思，似是说总政工作组由刘志坚个人决定派出，事实恐非如此。没有军委、总政主任萧华的同意，刘志坚不可能这样做，况且，萧华本人也正是批刘的干将，当然，他也没有料到事情后来会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吴说组长叫胡愈之，不确。胡愈之另有其人，总政组织部副部长是胡友之（1914-1998），原一野的政工干部，1961年的少将。此外，说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也不妥，准确的说，是“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吴：“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一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页578）
??吴法宪说，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页578）这当然是一种推测。而事实上，叶剑英6月份的态度似更不偏不倚些，6月9日，叶剑英专门给空军常委写了一封信，内称：“空军党委领导核心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委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思想见面，相互间要经常提意见。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要当作某种资料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错误，要随时提出来，不要使问题成堆。希望你们这次会议是在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胜利的会议，是团结的会议。”〔15〕
??在叶的讲话里，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倾向性。
??吴：“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页579）
??吴说的“与此同时”，联系上下文，是1966年7月初，应误。根据吴法宪、余立金1966年9月3日给林彪的报告，应为“大概是6月19日晚饭后，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16〕
??《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则称，贺龙当时说过：“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焐［捂］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17〕
??按中央［66］268号文件精神，贺龙的说法表面似无什么大碍。但贺龙错在：一、未经与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商量，对空军高层的矛盾匆匆表态，有越权之嫌；二、其政治敏感度显然不足，未有预料到几句话就可以激化矛盾。对比起来，叶剑英的处事手法就圆滑、聪明得多。

八、林彪、中央相继表态
??吴：“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页579）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何将信的全文即时“传”过去？不清楚。据吴法宪说，林彪在得知信的内容后，对叶剑英称：“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页580）
??林彪的原话是否如此，也不清楚。但说常委几个人“罢官夺权”，倒是多种材料一致的说法。据吴法宪1980年10月14日的交代，林彪当时说：“在空军现在这个领导班子中比较起来还是吴法宪、余立金比较正，刘震、成钧等人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是不允许的。”〔18〕
??林彪同时对海军的会议情况也作了表态。林彪称：“海军现在领导不能改变，肖、苏两同志的领导不能改变”，“要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提高思想，但不能夺权”，“肖、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肖、苏的威信。”〔19〕
??为什么海、空军党委的会议同时内斗了一个月后，林彪迟迟才予明确表态？文革中有一个说法：“林彪同志当即识破了这一阴谋诡计，为了让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充分暴露，故意暂时不予回击，但却一直密切注视会议的动向。”〔20〕空军参加会议的一些高级干部，如李中权，是相信这一说法的，但事情真相是否果真如此？则恐怕永远难以弄清了。
??范硕说，叶剑英听了林彪对海、空军党委全会、扩大会议的意见后，“在当晚就报告了邓小平，小平说他完全同意。第二天7月4日在刘少奇那里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军委常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和叶剑英都参加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由邓小平亲自记录。
??“一、党绝对不能允许搞地下活动，刘少奇特别指出，犯错误，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错误，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肖劲光、苏振华、吴法宪、余立金四同志，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不够的，以后还可以再讲。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这种方式撤换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21〕
??范硕这本书，内容丰富，惟内部发行，印量极少（仅200本）。以后由他主编、公开　发行的《叶剑英传》，类似关键性的内容已经删去，删去的原因，恐怕是因为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央常委的意见，与林彪是一致的吧。

九、解决空军问题的军委常委会议
??吴：“七月二十日上午八时，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开。军委常委到会的有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四位老帅，林彪照例没有出席，陈毅因工作原因也没有到会。根据军委指示，空军党委常委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总政工作组的成员没有参加这个会议。”（页581-582）
??根据多种可靠材料，吴文上述军委常委会议的时间有误。准确时间应为7月11日。同时，陈毅出席了这次会议。
??范硕称：“7月11日，继解决海军问题之后，中央军委常委开会，集中讨论空军问题。
??“会议由贺龙同志主持。
??“贺龙首先说明，最近中央常委召集军委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议，陶铸同志也参加了，专门讨论了海军和空军的问题。他先请叶剑英进行传达。
??“叶剑英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专为解决空军问题而召开的。空军建军以来，据说已经开过六十多次全会了。中央、军委是很信任你们的，从来没有象这次会议这样来抓。
??“他批评空军前一段会议，不像个老干部开会，像个小孩子开会，讲了些错话，作了些错事，弄得军委不能不出来过问。他说：‘等到你们陷下去了，再要我们这些老年人来抬你们，就抬不动了。因此，这个会是非开不可的。’
??“叶剑英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针对空军常委中有人搞小动作，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的问题，提出批评。他形象引用三国人物的典故，批评某些人‘罢官’‘夺权’斗争，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日无曹刘。’”〔22〕
??范硕说“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恐有笔误，当时常委中几个人要撤换的吴法宪、余立金，是空军的第一、二把手。“可惜今日无曹刘”中的曹刘，既指三国时的曹操、刘备，也暗讽空军中的曹里怀、刘震，此曹刘非彼曹刘也。
??范硕写道，叶剑英讲完后，空军常委十一人先后表态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军委和叶的意见，多数人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在听取空军常委各人发言过程中，叶和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陶铸时有插话。贺龙、叶剑英、徐向前在发言中，强调对刘亚楼要一分为二，刘亚楼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不能撤销刘亚楼的讣告，“抓活刘亚楼”。
??范硕还说，张廷发在发言中，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说有人搞“串连活动”，批评徐深吉等活动得最厉害。他说：“徐深吉同志说他受到刘亚楼的害最深，其实刘亚楼对你和小姨子的问题，处理得是对的。”
??《聂荣臻年谱》则记录有：“7月11日上午，出席第五十三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空军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聂荣臻在会上说：“空军建设已有十多年，应该肯定是有成绩的。我们建设一支空军是不容易的。这虽然不能归功于刘亚楼一个人，但刘亚楼是有一份的。……你们硬是要把刘亚楼搞得很臭，说标兵也是假的，硬要把空军几十万人搞得灰溜溜的，这是否有利？这是一个关系到几十万人的荣誉问题，这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我很担忧……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搞地下活动的性质最严重。”〔23〕
??到了此时，军委常委包括贺龙，意见一致，都是支持吴、余，批评空军党委常委中的几个人。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自此风向逆转。

十、追究贺龙
??吴：“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回到空军，我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我和余立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页590-591）
??据王年一转引的吴法宪1980年9月4日交代，林彪约他去汇报的时间是在8月中旬。另王文转引了吴法宪、余立金1966年9月3日给林彪报告的部分内容，该报告除附了成、黄、傅、廖四人写的材料外，还转述了广空司令员吴富善1966年8月20日对贺龙的揭发，然后说：“我们觉得空军党委这次全会所以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同志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报送毛泽东。〔24〕
??王文转述的报告中并没有红线、黑线之说。按报告用语推断，王文所转述的文本可信度较高。1966年9月初，贺龙还未被打倒，吴、余的报告是否就敢说贺龙是黑线，很值得怀疑。如果报告中没有这样的提法，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又何必抹黑自己呢！
??我们上文曾提及贺龙6月份的谈话虽然不妥，但起因是受到中央［66］268号文件的影响，况且贺龙在7月份中央表态后已转变了态度，到了8月，林彪尚要追究贺，政治器量似偏于狭窄而欠宽宏大度。但我们难以弄清的是，追究贺龙，究竟是毛的，还是林彪本人的意思？有关贺的报告，是毛要的，还是林彪主动送的？

十一、尾声
??吴：“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我们在向军委写了报告并得到批准后，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宣布了停职检查的决定。”（页591）
??吴法宪说，对刘震进行停职处理，是因为这次风波是他挑的头。但为什么还要对张廷发也进行停职检查？吴认为张有严重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刘亚楼在世时，一度曾经想把张培养成为接班人，使张更加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一些老人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大概是军委领导对张廷发这个人的情况也有所耳闻。叶剑英副主席听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转告我说：‘张廷发可以停职，他太脱离群众了。停职不是撤职，教育一下，转变过来了，还可以复职嘛！’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对张廷发进行停职。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在张廷发被停职的问题上，我们只是被动地执行军委领导的决定，甚至可以说军委作这样的决定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至于军委领导为什么要决定停张廷发的职，我至今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根据军委领导的指示，除了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进行了停职检查的处理以外，对其他人我们则一概不动，只是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训，团结共事，共同搞好工作。”（页592）
??根据多种资料综合可以得知，空军党委于1966年8月20日以刘震为“彭黄反党集团成员”、“在空军搞罢官夺权”上报军委，9月12日，军委令其“停职反省”。而张廷发的罪名，则是“罗瑞卿在空军的代理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罗瑞卿分子”，并非“脱离群众”这么简单。张在七年后方恢复工作，于1973年5月重任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更迟于1975年8月恢复工作，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三届十一次全会在最后阶段调整了党委常委成员。除刘、张外，党委常委中其他参与“罢官夺权”者，包括成钧，都没有动，都未作组织处理。10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吴法宪为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余立金为第二书记；增补罗元发、邝任农、刘锦平为空军党委常委，罗元发并为副书记。调整后的常委会由十二人组成：吴法宪（第一书记，司令员）、余立金（第二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罗元发（副书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空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邝任农（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王辉球（副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25〕
??9月7日，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和总部领导萧华、杨成武、张宗逊、彭绍辉、张爱萍、刘志坚、邱会作、张池明、杨勇、廖汉生等接见了参加全会的人员。接见后，叶剑英、杨成武作了讲话。９月８日上午，吴法宪在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会议于当日结束。〔26〕

?? 注释：
??〔1〕〔8〕〔26〕空军政治部编研室：《空军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2），页248。
??〔2〕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16〕〔18〕〔24〕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
??〔4〕同〔1〕书，页247。
??〔5〕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1966年5月25日发出。
??〔6〕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附件三，萧华：《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
??〔7〕空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页11，33-34。
??〔9〕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页301。江腾蛟，1962年至1966年12月为南空副政委，与刘亚楼关系密切。1965年5月余立金调任空军政委后空军党委原拟提江为南空政委，因反对声音太多而作罢。1966年12月7日被任命为南空政委兼空四军第一政委。
??〔10〕李中权：《李中权征程轶事文集》（北京：蓝天出版社，2001），页404。
??〔11〕同〔9〕书，页303。刘亚楼生前，空军被树为全军标兵。当时有此一说：“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空军学南空，南空学空四军”。
??〔12〕〔13〕同〔9〕书，页304-305。
??〔14〕参见〔9〕书，页308-309。
??〔15〕范硕：《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叶剑英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纪实》（广州：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广东叶剑英基金会，2001），页47。
??〔17〕同〔9〕书，页306。
??〔18〕〔19〕同〔15〕书，页44。肖，肖劲光；苏，苏振华；李，李作鹏；张，张秀川。
??〔20〕《空军内两个司令部的殊死搏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023部队红总《红总战报》第8期，1967年9月18日。
??〔21〕同〔15〕书，页44-45。
??〔22〕同〔15〕书，页47-48。
??〔23〕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1021。
??〔25〕同〔7〕书，页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