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文革记忆——八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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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后，中国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领导了这个省的臣民们，自那以后从镇反、肃反、三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历次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进入八月后，省委、市委的书记们不知道该怎么领导了，因为过去成功的方式和方法在这次不灵了。

   八月二十四日厦门八中的学生向省委和厦门市委提出了调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到校批判，被拒绝。学生决定赴榕揪王于畊，并于八月二十四日清晨开始步行去福州。省、市派出人员劝阻学生，但学生执意步行，这时省市做出了派车送学生到福州。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厦门八中学生到达福州。省委向各大专院校发出通知，二十六日在福州召开省教育厅受黑线影响的揭发批判大会，要求各校派代表参加。

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八点大会开始，许多外地代表刚下车赶到会场大会由省委常委范式人主持，省委主要成员均参加会议。会上代表要求发言，并要求把王于畊、许彧青上台示众。

八月二十八日林学院、厦大、集美航海学校等学生一千多人承303次列车到福州，加入了之前到达的各个院校的学生队伍。

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厦大、林学院、集美航专等在榕学生在交际处礼堂听取厦门八中学生介绍事件经过，会上要求省委书记叶飞到会，到中午见叶飞未到则集合队伍到省委，由于暴晒六十多位学生晕倒，整个下午学生一直要求叶飞接见，到晚上七点多叶飞出来。同时几百名东海前线红卫兵从省委后门进入并围住主席台。叶飞在接见中说：我们省委是不是共产党的省委？省委的话要不要听？

叶飞怎么也没想到今天是他革命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一天起他不再是领导革命的力量了，而是革命的对象了。

九点多东海前线红卫兵提出所有发言者一律要先报成分，不是红五类的一律不得上台发言。会场开始混乱，十点多口水战升级为肢体战，十二点后各校学生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但已经无法退出了。到凌晨二点多后，混战基本结束。

这就是八二九的基本事实。（未完待续）



自八二九事件发生后，社会上就事件本身好得很还是糟的很分出了截然不同的二派力量。同时出现了造反派和保皇派称呼，出于对传统主流权利机构的认同，大多数人对冲击省委这样的事件是不能接受的，同时对党委书记是党的化身的思维，也使大众对造反持有不同的看法。

叶飞作为福建省最高领导也按照当时的传统做法展开了一系列的动作，希望能缓和局势，掌控运动的领导权。叶飞虽为省委书记，也没能料到这时中央的运动已经开始了对刘少奇的批判，继续停留在历次运动的思维上，认为文化革命只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对文化界的一些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9月5日　南下串连学生和省内高等院校部分学生召开揭批省、市委的万人大会，勒令叶飞等省、市委负责人到会接受批判。

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有社会意义的劳动模范等出来权威表态，是省市当局的传统做法，于是工人赤卫队、农民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应运而生。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挑动群众斗群众。社会上两派力量的较量一开始是以弱势的造反组织和以省市支持的造反组织之间的较量。但是不间断地从北京传来的中央文革的讲话逐渐地改变了人们的思考，较量双方的力量也开始了转变。

　9月8日　福州市发出署有全国劳模洪乐、杨秀玉等9人联名的《给毛主席的急电》(即“洪乐急电”)对“八二九事件”、“九五”大会提出不同看法，对学生的过激行为表示气愤。次日，街头出现支持该电报的游行队伍。

    洪乐急电爆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急电的文章被前苏联新闻单位采用，并对华广播中。于是洪乐急电的性质开始转变，出现了帮倒忙的问题，造反派穷追不舍要揪出急电的后台，矛头直指省委。

9月17日　中共福建省委再次召开南下学生座谈会，阐明省委对“八二九”事件、“九五”会议、“洪乐急电”等问题的态度，叶飞在回答问题时认为，运动中学生与群众的不同意见属正常现象，应该通过辩论取得一致认识，省委不可能站在任何一边，不可能过早定调子。魏金水、贾久民、侯振亚、梁灵光等出席。

11月1～5日　厦门市第八中学、华侨中学、厦门大学以及南下学生组成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封闭了中共福建省委大楼，并发表封闭公告。

11月4日　叶飞在省体育场召开的群众组织和红卫兵大会上作第一次初步检查。

11月17日　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县以上(不包括县)大、中专院校党委会应立即停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撤销院校党委“文革办”。各院校应按“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和文革代表大会，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各院校党委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负责日常行政工作，组织学习“毛著”和组织党的生活等

    从这时开始省市各级的党组织退出了对文化革命的领导，由各派组织推选的力量进入了文化革命领导的核心。

12月8日　厦大红卫兵独立团等学生在叶飞住处举办所谓“反修展览馆”。叶飞的在福建的威风扫地。以学生为代表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不仅在舆论上取得了主动权，而且在行动上也取得了主动权

12月31日　中共福建省委发出撤销“四清”工作队的通知。指出在工厂、企业、事业等单位开展“四清”运动单位的工作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撤出，让群众自己闹革命

福建的文化革命还必须补上军队的态度这一段。

这时一次大区会议上的皮定均讲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那一天，红卫兵要求叶飞接见，韩司令动员他要去接见，对他说：“这是群众”这个时候，叶飞请示了陶铸、谭震林，韩司令叫叶飞去接见群众，有好处，这样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八·二九”是怎么来的呢？八月廿九日，把叶飞弄得没有办法，他就到第三会议室，叫刘永生到前面去，刘永生头上没有头发，到外面晒太阳。这个时候韩司令派我去动员叶飞，我就对叶飞说：“你要出去，你不出去怎么行？”他一面打电话问能不能出去，弄得很紧张的样子。八点钟在省委里面去接见了，东海兵也组织好了。东海兵呀，主要是一中的学生，一中是王于耕培养的典型，这些人不知道。这一天郑重把学生叫去保叶飞，与“八·二九”作对，老保就这样保出来了。八·二九小将见了叶飞，叶飞很紧张，对范式人说：“我走了，一切工作由你负责”，象生死离别一样。以后出去了。就回来了。“八·二九”就是这样来的。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所以叫作“八·二九”。叶飞是道道地地的走资派，范式人是叛徒，候振亚是叛徒。这一小撮，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是按刘少奇的指示办事。叶飞把福建看成独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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