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毛泽东服装特别保障体制

tuffy05

卸甲一书生 于 2013/11/10 8:00:1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毛泽东刚进北京城时，并没有专职裁缝。当时有一位在法国吃过洋面包的王子清师傅，很早就名噪京华，“客户多为达官显贵，他常被派去给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送衣服。”首任北京市长叶剑英在当年国共谈判时，已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子清，于是“派人进城找王子清，给中央首长做衣服”（《丁奎英神剪》）。1949年3月至10月，王子清和丁奎英师徒为毛泽东缝制了黄呢子中山装1套、平纹灰布中山装1套、开国大典礼服4套，还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每人各缝制1套平纹灰布中山装。从服装制作模式来看，已透露出准备专人制装的意图。制作完开国大典礼服后，王子清和丁奎英师徒便进了中南海，成为中央领导人的专职裁缝。
　　中国领导人服装特别保障体制的基本形成于1956年秋。当时中央办公厅从上海招收12名服装技师，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这12名服装技师各有所长，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他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森则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至于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采购。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实际上就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这里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而中办则根据领导人的偏爱，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国家领导人的服装是由什么人来制作的呢？》）。该服装加工部只为国家、省部级领导人和外交人员专门服务的职能一直延续到1984年。之前，来“红都”制装需要持省部级以上的介绍信。而在那个时期，“红都”品牌是政治身份以至地位的象征（《张沉：红都服装从专为领导人服务到大众品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1956年3月至4月，沪上多家西服名店迁到首都，而不是仅仅只有田阿桐、王庭森等十几个人来京，各名店陆续在中南海、外交部、使馆区附近开设西服加工门店，主要服务对象是各国使馆和出国人员。1958年，波纬、雷蒙、造寸等7家迁京服装店合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东交民巷门店改称“反帝服装店”，但为方便别国使馆人员前来制装，第二年又更名为“红都”，并沿用至今（《为中国历任领导人制衣的“红色裁缝”》）。
　　在中南海内为领导人缝制衣服有很多规矩。田阿桐师傅回忆，他们这帮人是在半军事化封闭状态中工作：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手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遇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工作上的事”，以免暴露首长们的隐私。还有说话不要太快，走路不要太重；领导问你再说，领导不问你不能说；只谈工作以内的事，不该说的绝对不说，等等（参见《国家领导人的服装是由什么人来制作的呢》）。他们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
　　缝制服装通常有测量、裁剪、缝制和熨烫4个步骤。因服务对象特殊，有关部门对这4个步骤提出了许多额外的特殊要求。为毛泽东加工服装，测量是第一道难关。一般人都直接用尺子量。毛泽东本人也确实在请王子清师傅做衣服时用尺子量过长短。但到了1956年就不行了。又让做衣服，又不准量尺寸。“1956年8月的一天，正在忙活的田阿桐突然接到一项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特殊任务’。中央办公厅相关人员再三叮嘱田阿桐要做好保密工作。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就喜欢穿中山装，田阿桐此次为他做的服装自然也非中山装莫属了。俗话说‘量体裁衣’，做衣服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田阿桐这次为毛泽东做衣服却是个例外。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了，只能靠‘目测’来解决问题。这对当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当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晚上12点光景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袁成亮《上世纪中央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田阿桐》，《人民政协报》2009年05月15日）。今天谈起这事来，许多人都满口称赞田阿桐师傅的”绝活“。但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让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不寒而憟的阶级斗争气氛。保卫部门害怕”反革命分子“会以各种伪装的身份接近、谋害毛泽东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毛泽东一进北京城，就让京师著名裁缝王子清为他做衣服，并当面量尺寸。王子清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又常为后来成为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等达官显贵做衣服。按理说身份更复杂，更具备”反革命“嫌疑。为什么那时为毛测量没有事儿？7年之后，经中央办公厅千挑万选，又经过严格政审的田阿桐却不被允许接近毛的身体测量？更可怪的是，仅仅一年之后，上海的周庆祥师傅还是用尺子为毛泽东量了尺寸，却没有谁怀疑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派来的裁缝会不会用这条木尺谋害领袖？接下来是下剪。王子清师傅缝制毛服装时是徒弟、神剪丁奎英剪裁面料的；田阿桐则是目测之后，又参考了两件毛泽东的旧衣服才下剪的。
　　在缝制环节，毛泽东的衣服也有特殊要求，”所有工序中的缝纫，除了直向缝合用缝纫机外，其余都得用手工缝制，靠手工采取各种缝纫方法，达到掩盖缺陷的效果“（高黎明口述，谭璐采访《不知佳衣谁裁出》，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4月2日C2版）.
　　用特殊工艺熨烫，是让衣服更适合人体穿着的最后一关。”按照主席的要求和形体，采取熨烫特殊工艺操作，即衣服大小不变，但形体胖的部位用熨烫胖，小的部位用熨烫小，这样大小合体，衣服既能保持大小身体魁梧，同时又显得潇洒，并将衣服领子放低，不碰到头部，穿着觉得舒服，领尖前面加挺，这样就不会翻过来“（《毛泽东在上海》，第341-342页）。
　　尽管”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搬出中南海以后，仍承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服装缝制任务。但毛泽东制装却并非仅仅依靠由加工部演变而成的友联时装厂（后改”反帝“、”红都“等名）。根据目前所见资料，北京的解放军总后服装工厂，上海的服装六厂以及武汉不知名的裁缝等，都为毛泽东做过衣服。
　　1957年夏，毛泽东亲口告诉时任上海服装六厂车间主任的周庆祥，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是在武汉缝制的。当时正在上海开会的毛泽东又要求周庆祥再做两套衣服。周庆祥所做的中浅灰色的派力司衣服，毛表示满意，随后又多次派人专程到上海做衣服，每次都是由周庆祥师傅缝制（参见《毛泽东在上海》，第341-342页）。
　　1949年以后，毛泽东渐入老年。老人恋旧，穿过的衣物舍不得扔掉，缝缝补补又要穿。有一手”绝活“的缝补、织补师傅们也被纳入到毛泽东的服装保障体制中来。如总后服装厂的刘奎元师傅，除了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为他制作了8套军装外，还以自己的高超技艺为毛的破衣服打上几乎看不出来的补丁。上海的周庆祥师傅也为毛泽东补过衣服。吴兴扬则另有”织补“绝技，”用与破损衣物相同的丝线，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纹来回编织“（《”织补大王-吴兴扬》，央视2007年07月25日22：10分《人物》栏目播出），使破了洞的衣物完好如初。另外，由毛家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出面，把缩了水的棉毛衣裤请北京针织厂的师傅们接长、拼大，把两件普通的棉毛裤改为一件，三件棉毛衫改为两件，或者上海的师傅用当时中国惟一一台烫毛衣的机器，把拉了大口子的毛衣恢复原型。缝补和织补此时成为毛泽东服装保障的必要补充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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