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

tuffy05

这里我讲一个观点，两个解释。

一个观点：中国六十年的发展过程，无外乎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

两个解释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出现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做出解释——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我们为什么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二次是一九五八年，我们为什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人民公社和自力更生路线。迄今为止，这两次转变在海内外都没有很完整地被解释过，使得大家比较容易从西方意识形态出发，将其定义为“左”和“右”。我认为，中国的理论界如果真要讨论六十年，就得对这两次重大转变进行解释。

中国六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如何在农业人口大国的基础上，艰苦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并开始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的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尚不稳定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路径是相似的，也就是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当时苏联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宗主国的作用。我们当然也知道，宗主国的投资一定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宗主国的条件，投资就会停止。也就是说，宗主国的大规模投资并不会轻易得来，而中国得到苏联投资，是因为发生了朝鲜战争。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就是苏联投资的军事重化工类型的工业化建设，是一九五○年朝鲜战争启动的，并非一九五二年开始的。所以我们一上来就发展重化工业。

重化工业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型的，而这种具有内涵性质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机制，必然排斥劳动。所以在初期阶段，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动员两千多万青年农民进城工作。这些人是来挖土方、修马路的，他们文化素质不高，不能进入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重化企业去当工人，因此在第一轮的基本建设遭遇投资中辍带来的危机之后，就只能返回农村。这就是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两千万人大返乡。这个过程是早期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其内生的机制决定的。这和九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产业资本扩张是一样的——因为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搞“三通一平”，所以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就有四千六百万农民工进城打工。后期则因沿海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工业大致属于轻纺和一般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劳动力需求不同。

这里面就有一个转型的问题。一九四九年确立“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时，共产党领导人说得很清楚，中国现在还不能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农民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一九四九年的文献里可以看到。

一九五○年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在城市发展私人工商业，在农村发展中农富农经济。在土改时还规定，地主设在城镇的所有加工业都不能动，连作坊都不能动。当时中国是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

到一九五三年，因为已经有苏联投资三年形成的国家重化工业，因此必然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类型。于是我们在短期内就告别了以轻纺、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剩余转化为积累，形成工业资产的这样一个一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而演化为直接接受苏联投资进入重化工业。于是国家必然调整发展战略，这就是一九五三年中共党内明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朝鲜战争结束前，李维汉在东北调研后告诉毛泽东，中国在东北搞的工业基地就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党内上层经过严肃讨论，都认同了这个已经客观存在的发展模式，中国才顺利地转制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毛泽东跟大型企业的资本家们讲，就是“要用我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你的私人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有关历史资料，现在也已经披露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在一九五三年宣布，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呢？我觉得，只能理解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需求。无论后来者主观意愿如何，当年的这个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手段，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以大规模集中的劳动投入，替代极度奇缺的资本的作用。

这是我的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又出现一个新的战略调整，转变为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以后的自力更生路线？

那是因为，根据一九四九年费尽周折才达成的、有利于中国维护主权相对完整的《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必须在一九五六年交回中长铁路和旅大特区的控制权，同时交回旅顺口军港。一九五七年这个交接过程完成之后，苏联提出，中国没有现代海军和空军的管理能力，得跟苏联共建共管，要求与中国分享最现代化的军事部门的指挥权。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你把中国拿去，我上井冈山！

被拒绝之后，宗主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停止投资。按照“二五”计划，一九五七年中国得到苏联投资必须维持增长40%以上。苏联突然提出不再投资，就意味着后续投入资本趋零。这样一来，中国只好以有限的国家财政的70%支撑国家工业化的后续投资。然而，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出现了高额赤字！生产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在资本趋零的情况下，很难再有合理配置。于是乎，中国的“二五”计划就停止了。

很多人说，中国在改革之前的贫困，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其实，中国在五十年代只有“一五”，在六十年代只有“四五”——改革之前，中国可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我认为，大家需要知道，“二五”停了以后，中国在经济危机酝酿爆发之际转向了什么。

一九五八年一月郑州会议，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党内高层也认同，要发动地方建设工业化的积极性。这样就有了一次新的地方政府进入工业化的学习过程。但这个学习过程的成本很高，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指标等等。

显然，用这种方式来进入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中国人试图维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投资方式，继续搞由各地政府主办的工业化，虽然只有短短两三年，但大家都是进城“游击队”和进城农民工，这不是一般的素质低下的问题，而主要是缺乏搞工业的基本经验。

最后我想说，由于中国改革前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难以被其他后发国家复制，因此中国经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是否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是否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这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


来源: 《读书》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