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一连串的故事连接起来的。叶维丽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记忆》第47期，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譬如，《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好故事，但演义并非历史。
叶维丽的文章虽然涉及的只是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和宋彬彬究竟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但它触及了文革史之所以扑朔迷离、讳莫如深的大问题。
文革十年，青年学生担任主要演员的是头两年，写文革史，最难落笔的恰恰是这两年。不要说整个历史，就是这两年中发生的许多故事恐怕都是很难讲得清楚的。
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卞仲耘之死便有它的难言之处。
周作人在《故事难讲》中引用过一件轶事：
英国洛利勋爵在狱中写《世界通史》，有一天看见窗外有人斗殴，甲打一个像是官吏的乙，乙立即抽剑刺甲，甲以棍殴乙，遂同倒地上。次日有友来访，洛利告以所见。友订正之曰：乙非官吏而是西班牙使馆的仆人，是乙先打甲，并未拔剑，乃是甲抢去把乙刺死的。洛利不服，说亲见无误，友人说那时自己在场，为了夺取凶手的剑，额上还受了微伤。洛利于客去后尽焚其稿，因为目睹尚难尽信，过去的事更无从说起了。
卞仲耘之死已是40多年前的事，现在要讲清楚自然很难，更何况一些当事人选择沉默。甲乙两人打架，事隔一天，目击者洛利和在现场的友人的说法便有矛盾。殴打卞仲耘时在场的人不少，总有上百人吧，40多年后各自的回忆不可避免地有冲突之处。
有一点倒是比较清楚的，宋彬彬曾出现在殴打卞仲耘的现场，但未动手，也未动脚。这是各方证人都确认的。卞仲耘之死，宋彬彬无直接责任。因此，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从1978年至1989年多次向法院状告袁淑娥等有关人员时，宋彬彬并未被列为被告人。但王晶垚认为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多年前，王友琴首次向公众揭示卞仲耘之死时，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
文革史和文革中的故事之所以难言，除了时间“久远”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不可推卸的责任”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它涉及错综复杂的文革大背景。极而言之，有人甚至认为文革中出现种种非人性的行为，人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叶维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教授。早年同宋彬彬、邓榕和王友琴等名人一起就读于京城著名的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卞仲耘任副校长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因此，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和随之而起的“红色恐怖”发生时，她正处于旋涡的中心，对文革有过直接的观察和鲜明的记忆。应当说，作为历史学家和得益于美国“语境”的宽松，她的文章要比一些洋学者、囿于国内政治束缚的国内学者和未经历过文革的研究者，更能搔到历史的“痒处”。她的文笔和层层剥茧式的分析也让人对40年前的那场革命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她看来，对卞仲耘之死无直接责任，甚至在现场做过无力的劝说和努力的宋彬彬却成为“千夫所指”，有关她和卞仲耘之死的故事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并成为许多文革史的研究者，特别是国外的学者研究文革的重要依据，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有趣现象。
在《卞仲耘之死》(署名白芳)、《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和她那本《动荡的青春》等文章和专著中，她试图通过对文革爆发后最“激动人心”的几个月的历史进行梳理和研究，为宋彬彬，实际上更为红色大院里的儿女们在文革初期的行为进行辩解。
在叶维丽发表的这些文章里，她在剥离宋彬彬对于卞仲耘之死有直接责任这一点上是很成功的，澄清了不少疑问。
如果在红色恐怖中死去的仅仅是卞仲耘一个人，我想，叶维丽几乎已经成功了，除了她无法否认宋彬彬等人写的大字报对卞仲耘遭受迫害所产生的影响。
问题是卞仲耘之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作为历史学家和曾经的红卫兵，她并不讳言和卞仲耘之死相关的历史事实：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老红卫兵”所制造的“红色恐怖”仅在北京市便夺去了1700多个平民百姓的生命，其中不少是中学校长和教师。
卞仲耘之死的悲剧意义在于她是第一个牺牲者，又恰好是那个“贵族学校”的校长。每一个死者都有“我虽死去”的故事，这1700多个生命也各自都有直接的责任者，但这近乎屠杀的悲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一定有人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谁之责?
这无疑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大悲剧之冰山一角，但叶维丽说：“哈里斯先生不满意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我也不满意。”因此，作为历史学家，她难以否认“老红卫兵”中的头面人物在推动“红色恐怖”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年的中学红卫兵绝非只是乌合之众，没有像样的领袖人物。1966年8月24日，当几千名中学红卫兵有组织地“血洗清华园”时，那是何等的纪律严明和具有战斗力啊。没有统一的指挥，行吗?
那一段历史的难言之隐并不仅仅是“卞仲耘之死”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还因为在文革后，当许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大学生红卫兵领袖走进大牢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学生红卫兵领袖为1966年夏天的那场屠杀承担任何“不可推卸的责任”。1700多个生命被“宜粗不宜细”掉了，或者如北京师大女附中另一个红卫兵领袖在宣布卞仲耘死亡一事时说的那样：死了就死了。
这样对“粗”“细”的选择，人们理所当然地想到中学红卫兵领袖的家庭背景和某些红卫兵领袖今日依靠家庭背景得到的辉煌。
几十年后出现在网上对宋彬彬等人的道德拷问或追索是那段难言的历史的一种回响。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确有它的偶然性甚至有点委屈。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并被赐名“要武”后，那张光辉的照片让她成了红卫兵明星，日后却让她为卞仲耘之死背上了十字架。
叶维丽曾引用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话说：
What comes after can 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意思是说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的，8月18日发生的事不能用来说明卞仲耘在8月5日被打死的事，但作为中学红卫兵的标志性人物，宋彬彬的“革命历程”同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是很难分割的。
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上所负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政治符号，就像蒯大富成为红卫兵运动后期的政治符号一样。蒯大富已用17年的牢狱生涯来偿还他的债务;人们不可能要求宋彬彬等人像蒯大富那样偿还债务，但人们心怀不平是难免的。
有人对当年的行为公开道歉，有人对被“裹挟”其中的无奈加以辩解。
叶维丽说：“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已鬓发灰白，夜深人静时，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就像当时选择怎么做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大脑一样，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个人的。”
或许只能如此了，阿门!
发表于 2015-1-28 07: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