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燕平：我亲历的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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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燕平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担任上海《朝霞》负责人之一，《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等职，后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人和当事人。《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施燕平以日记为基础，在耄耋之年完成的回忆录，文字平实。评论家吴俊认为，该回忆录发出了“被沉默的少数人”的声音，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深入开展，天安门广场又开始出现令人注目的迹象。在清明节的前几天，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有人献上了悼念总理的花圈了。4月2日上午，出版局通知我去参加出版系统各单位领导同志的紧急会议。石西民同志主持，政治部主任赵承丰宣读了由毛主席圈阅过的4月1日的中央文件。文件里说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些大字报、大标语。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另外在社会上流传的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最后是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接着西民同志讲话。他于3月30日接到国务院电话，内容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向各部委负责人打招呼：说这些天，个别部里有群众准备清明节纪念总理。如果本单位出现这类情况，要大家多做说服工作。应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悼念总理，不要搞别的活动。如无此种情况，那就不必去传达，免得产生疑窦。石西民还说：这两天听说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人很多，还有念悼词的。许多悼念的文字非常使人怀疑，居心叵测，十分露骨。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讲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坏人利用悼念总理搞反革命破坏活动。

    这天下午，我按出版局要求，向编辑部同志原原本本传达了中央文件和国务院的电话精神。4月3日晚上，我在下班途中专门到广场上转了一会，尽管国务院一再打过招呼，可是送花圈的人群有增无减，花圈已布满纪念碑的四周。4月4日是清明节，我因事先约定要去新华印刷厂商谈刊物印刷的事，一早就离开东方饭店住地，路过天安门时，只见还有不少人在送花圈。有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前面抬着一只大花圈，整队进入广场。下午，我从新华印刷厂回来，广场的阵势更壮观了。整个广场上布满了人群，我粗粗估摸一下，总有几十万人之多，花圈一直延伸到天安门前竖国旗的地方，有的被吊到灯柱上，左右两边，由一组黄色的气球挂在半空，人山人海，有不少外国人也站在人群中拍照观望。在纪念碑的左角上，我被人群拥到栏杆处，无法行动就扶住栏杆静观。

    这次活动的特点是在花圈周围伴有许多悼诗、悼词、对联、横幅，有的是随花圈而来的，有的是有人写了贴在附近的。在这些悼文中，有不少当然是出于对总理真诚的热爱与悼念，不无好诗，但也有不少是有政治用心的，如什么“待到缚龙擒雀日，再斟血酒祭英灵”、“总理回眸应笑慰，擒妖自有后来人”、“长空有星皆北拱，大地无水不东流”。还有一些是直接指责《文汇报》的，因《文汇报》在转载沈阳部队写的一篇纪念雷锋的文章中，把总理题词的一段删去了，同时在3月25日的报上，发表了一篇由上海仪表系统写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说：“党内走资派把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等语，明显地把矛头指向总理，为此引起众怒。有的就赤裸裸攻击几位中央的负责人，借机发泄一些情绪。有些悼念词句，写得生动而富有诗意，所以有许多人就抄录，大人、小孩、妇女、青年学生都有。抄写时，他们还创造了许多互助的形式，前人的肩膀，成了后人抄写的小桌子。

    还有一个特点是有许多花圈，制作得非常讲究。既庄严隆重，又十分美观。有的在白花中间嵌上一幅红色的祖国地图，中间还有蓝色的长江；有的横幅，在黑底金字周围画上一圈红边； 有的用一朵朵小花拼成个大花圈，而在每一朵小花上都系上一条带子，上面写着悼言或敬挽者的名字； 更有个别的花圈在中间放着两个杯子，一杯盛水，一杯盛土，以象征总理骨灰所洒之地。大小也不一，有的一卡车只能装一个花圈；有些针织厂、尼龙厂的条幅质量特别高，有用尼龙的，也有用丝织成的，不一而足。这场面实在太激动人心了，我赶回饭店取了一只早年买的蹩脚照相机，再赶到广场，一口气拍了好几个珍贵镜头，我要留下这永世难忘的瞬间。

    入夜以后，人群非但不散，相反越聚越多。广场上灯光暗淡，就有人帮着打手电，助人抄写；也有一个人大声朗读，周围的人齐声跟诵，以代替扩音器的作用。然后一遍一遍地读，读完后，周围的人要求再读，也有读完后唱国际歌，然后再读的。一直到深夜，人群还是拥挤不散。

    说实话，我的心里很矛盾，一方面对这种狂热的激情，充满好感； 但同时对那些明显流露的不满情绪不无担心，如果进一步激化将如何收拾。问题是《文汇报》出现的事件究竟是属于编排者一时的疏忽呢，还是真有所暗示。如属于有所暗示，那就不是一个报纸的负责人的问题，如果那样，问题就复杂了。

    那天深夜，我怀着既激动又不安的心情回到住处，可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即4月5日清晨，上班路过天安门时，仅一夜之隔，情况大变，所有花圈都不见了。据说是昨夜二点到四点，落了一场很大的雨，那一定是冒雨搬走的。纪念碑周围，有一些徒手的纠察，差不多十步一岗，排了两道。上午十一时左右，编辑部的事务员陈树诚从外面进来说，天安门那边打起来了。有一辆宣传车在那儿宣传，与前来送花圈者发生冲突，车上人讲了攻击总理的话，于是周围的一些人一哄而上，打了人还烧了车，人群久久不散。

    那天夜里，我在一个老同志家里吃完晚饭出来，八时半路过天安门，只见广场上仍聚着不少人，高音的广播喇叭里在反复播送北京市领导吴德的讲话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讲话的间隙，就夹播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回到饭店后，老远还能继续听到反复的讲话声和歌声。

    6日上午十时，陆耿圣到出版局开会，回来后传达说：昨天晚上，局里开了会，说这次天安门发生的是反革命事件，要求大家保证不送花圈，不去天安门，不传谣信谣。公安部提出要追查谣言，包括去年七、八、九月的政治谣言和今年利用总理逝世进行破坏的谣言，还有什么总理遗言等。当天下午五时，出版局又通知我去参加各单位头头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毛主席在打招呼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华国锋的讲话。赵承丰要求各单位向全体党员和干部传达并组织学习，深刻领会，各单位干部的思想情况和阶级斗争的动向要及时向局里汇报。

    4月7日，中央发布了任命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第二天，即4月8日，《人民日报》上又刊载了具名为“《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写的长篇报道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与主编商定，准备在5月20日出版的第三期刊物上转载前两个文件，可是在4月20日，石西民通过秘书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后说：不行，吴德讲话和《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得转载。事后听说，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诗刊》的广告目录上没有全部转载这四个文件，打电话责问了石西民，为此《诗刊》受到了批评。我连忙作了补发。

    这之后，从局到各单位，除了业务工作外，主要精力就是结合批邓，发动群众开展清查工作。并列为“五一”节前的重点任务，各单位领导要亲自动手，查到底。对拒不交代、负隅顽抗的要批斗。

    到4月23日，赵承丰同志还在出版局向各单位领导介绍了北京市委的做法，其中有几点需要掌握的：

    1.打击的重点是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以及反革命谣言、诗词的传播者、制造者。

    2.参加反革命事件犯有罪行的分子，只要彻底坦白、交代、检举揭发者，可以将功赎罪，宽大处理；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继续破坏捣乱者，从严惩办。

    3.对在天安门广场受骗上当，跟着干了一些坏事的，只要坦白交代、表示悔改，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者，既往不咎。

    4.对于一般抄录、拍照、传播过反动诗词、传单的人，只要讲清楚，交出有关东西，一律不予追究。

    5.要向群众宣传，所谓总理遗言是谣言，实质反动，其矛头是针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是为了转移批邓大方向，要做到不信、不传，听到后要及时报告。

    听完介绍，我回到编辑部后，与刘剑青交换了一下意见，先简单传达了会议的主要内容，并对编辑部的状况作了分析。我认为我们单位小，人数不多，大家都忙于工作，因此不必搞得太复杂，组织大家学习一下就行了。剑青也同意。因此，编辑部在这股政治旋风中未曾发生任何重大的批判和斗争。

    这期间，我暗底里干了一件不便告人的事：我在清明节那天也拍过好多照片，由于事后追查得紧，这些照片的底片洗出后，我不敢在北京洗印，把底片寄给曾在《朝霞》工作过的卫国珍，请她找关系代印，并放大保存，待今后有机会见面再交给我。在编辑部清查中，我未曾提起此事。我心里明白，自己当时确实是受现场情景感动所为，毫无半点其他的政治杂念。一直到我回到上海工作，卫国珍才把印好的照片和底片还我，虽然因照相机破旧，加上灯光暗淡，照片的质量不好，但终究是我亲手所拍，值得纪念，所以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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