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庄子：毛泽东晚年对生前身后事的忧虑与处置

tuffy05

毛泽东晚年对生前身后事的忧虑与处置
——读《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的笔记和感想

胡庄子

　　朱永嘉口述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朱绍军整理），2012年2月由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因为没有在内地出版，读到的人很少，知道这本书的人也不多。
　　朱永嘉的大名，许多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他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有名的“笔杆子”。据粉碎四人帮后下发的中央文件中说，朱永嘉曾在1976年9、10月四人帮被逮捕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在上海市委的一个会上说：“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打它一个星期不行,打它五天、三天也好，打它一个巴黎公社来，让全世界都知道！”当时许多人听了,觉得此人可恨。现在倒是觉得，一介书生,如此说话,不知天高地厚得“可爱”。
　　毛泽东晚年眼睛不好，又有很重的心事，所以吩咐注释和印刷一些大字本的古诗文，供他阅读，同时也让身边人看，以直接或间接而隐讳地传达他的思想。这批大字本，始印于1972年底，持续到1975年9、10月间。朱永嘉是当年为毛泽东印制和注释87篇古书的主要参与者和主持者。他从姚文元那里接受任务后，在上海布置一些学者进行注释，然后印刷。几十年过去了，经过时间的沉淀与沉思，朱永嘉将毛泽东当年的阅读与当时政治形势对照起来，体悟毛泽东那时读那些古文的用意，分析古文对毛泽东的启发，了解毛泽东晚年的心理活动，以及观察毛泽东当时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施政举措与阅读那些古文的关系。这是《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一书的独特与用心之处。
　　从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中，从毛泽东晚年布置的印刷和注释的80多篇古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族、对国家、对中共、对文革、对他身边人、对他身后事的深深忧虑。总之，是对身前身后事的忧虑，以及他力所能及的应对、修补措施。笔者有几个方面感受比较深。

一、毛泽东忧虑文革的历史评价,
所以暮年毅然决然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1966—1976，毛泽东一片心思在文革——发动文革、推动文革、领导文革、捍卫文革——他满腔文革情结不能自拔，身临悬崖不勒马，头撞到南墙不回头，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毛泽东正在文革历史的兴头上，突然发生了接班人、副统帅林彪叛逃事件。
　　朱永嘉在书中第一章一开篇就写道：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的召开，在毛泽东主席心目中，文化革命已经告一段落，中央文革小组已经不存在了，全党的领导核心是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然而庐山上九届二中全会的一场风波打乱了毛泽东原来的步骤，他不得不转而首先从批陈（伯达）整风着手来处理林彪集团的事。而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来讲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中共九大党章上的接班人落得如此下场。毛泽东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事件的发生，实质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了，尽管那时毛泽东还不愿意承认。林彪的突然出走，无论如何，也不是毛泽东当初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此，无论对林彪，还是对毛泽东而言，这都是一场难以言说的历史悲剧。对毛泽东来说，面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一个明白的交待。而且，这个交待必须说得过去，才能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接受啊！林彪一死，原来交班的打算全部落空了，毛泽东身后之事还得重新盘算。……许多难题都有待毛泽东去逐一化解。对于暮年的毛泽东来说，真是心力交瘁啊！（《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5—6页，下同）
　　林彪作为文革的受益者、鼓吹者和冲锋陷阵者，突然间以自己的头颅撞向文革。文革的天空被他撞出一个大窟窿。批林批孔是毛泽东维护文革理论与实践、修补文革破碎天空的一个重大举措。林彪与孔子，八竿子也打不着,怎么把“批林”和“批孔”弄到了一起?原来，林彪叛逃后，从林的住处翻出一些他书写或引用的孔子的话，毛泽东就要求北大、清华的人去看看。这一看,就在江青的指导下编印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份材料报毛泽东批准后，以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1974年1月12日）的形式下发。“材料之一”前面有“梁效”的说明：“……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我们从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中，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供批判用。”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把林彪与孔子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后来又进行“评法”，林家、孔家，儒家、法家，其实于毛家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文革也。毛泽东挥舞的批林批孔评法之剑，意在摆脱林彪叛逃之后带来的理论困境，以批林批孔运动来抵制对文革的质疑之声，要求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像儒家一样“复辟回潮”。
　　朱永嘉说：毛泽东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这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受到不少人的抵制和不理解，包括中共党内不少的高级领导干部。这同历史上的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是想通过批孔和肯定法家的进步作用,对广大干部群众再进行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助于转变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态度，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实践……（58页）。
　　朱永嘉从毛泽东晚年布置注释的儒家、法家相关作品中进行分析，他说：毛泽东不但自己阅读，也建议政治局委员阅读《封建论》、《秦献记》、《秦政记》和《读通鉴论•秦始皇》这几篇文章。他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借题发挥而已，实质上是要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目的是防止“右倾翻案”，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时,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既是替秦始皇翻案，也是为自己申冤啊！（65页）
　　如今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的批林批孔，是影射周恩来总理。朱永嘉指出说：批林批孔，以及批“经验主义”并非批周总理。朱永嘉回忆说：“毛泽东和四人帮从来没有公开或暗示过我们，要结合批林批孔运动、尊法批儒、评《水浒〉》公开批判或影射周恩来。我也没有授意和同意过写作和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据我所知，全国的批林批孔和尊法批儒运动中,也根本没有任何人指令过要在文章中含沙射影地暗中批判周恩来。至今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来证实这件事。”（139页）“如果说一定要把批林批孔与批周公联系在一起，是为了批判或影射周恩来，从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来讲，那完全是无根无据的。”（140页）朱永嘉说：“毛泽东文革后期批评周恩来的事情都是在党内会议上,或与个别人的谈话中,从未有公开点名批判周恩来的意图。那时候国内一片烂摊子,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的鼎力相助。加上毛泽东也清楚周恩来患癌症，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友、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是中共党内普遍形成的观念,没有任何理由说毛泽东晚年要将周恩来置于死地而后快。”（137页）
　　朱永嘉认为：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平反一大批干部，“前提是保住文革的事业，捍卫他晚年尽力想做好的这件事。这是他的底线，谁也不能超越这条底线。无论什么人，如果触及到这条底线，他就会坚决与其斗争。”（16—17页）
　　这样的认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文革中被打倒又复出的邓小平，就是触及到这个底线，再一次被毛泽东打倒。1975年，毛泽东准备搞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在他拥有对事件定义权的时候，把对文革的评价以文件形式固定起来，镌刻史鼎。毛泽东希望文革初期被他打倒又被他起用的邓小平主持起草这个决议。邓婉言谢绝：“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必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这是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重要原因。
　　1972年12月31日朱永嘉接到标点和注释《项羽本纪》的任务。朱永嘉如今总结说:文化大革命失败到现在已三十余年。回过头来再读《项羽本纪》时能看到，项羽失败的教训，似乎与毛泽东的文革失败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从具体交锋的回合上讲,毛泽东都是胜利者：他批刘少奇, 刘少奇就倒；他批陈伯达, 陈伯达就垮；他批林彪, 林彪就摔死在外蒙古；他批邓小平，邓小平就两次下课。但这一切并不能挽救整个文革运动的失败。（111页）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文革中尽管节节胜利，但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为维护文革所持续发动的批林批孔等运动也失败了。毛泽东担忧后人对文革的批判与否定，最终变为现实。

二、毛泽东忧虑身后政权的平稳过渡，
所以采取了出人意料的组织措施

　　林彪事件之后，被打乱的交班步骤需要毛泽东重新思考，重新谋划，从头再来，这是一个涉及到身后政权平稳过渡的重大问题。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状况是什么呢?朱永嘉介绍说：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不仅年龄大了，而且健康情况愈来愈差，去日苦多，来日苦短。毛泽东想趁还能掌控全局的时候，把新的中央领导班子配置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那时起，周恩来便一直忙着恢复老干部的名誉，从工农中提拔新干部到中央来，重新在中央建立起一个团结、精干、有效率、可靠、能维护文革成果的中央领导班子，在组织上为中共十大的召开准备条件。这是毛泽东的一番苦心，是用让大家读他推荐的古文这样曲折的办法向周恩来以及政治局的同志表露自己心思。（24页）
　　期间,毛泽东最为重大的、出人意料的组织措施有两项：一是选择资历尚浅、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做接班人，这需要极大的魄力。二是决定让在文革中被他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复出，这需要宽阔的胸怀。这期间,毛泽东布置印刷的大字本,许多与培养接班人有联系。
　　朱永嘉说：当时文革运动的许多问题爆发了,内外交困。毛泽东曾经对邓小平寄予厚望，想让他重新出山代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以稳定中国政局。同时,让邓小平辅佐王洪文接班平稳过渡,共同继承毛泽东的文革事业。（114页）
　　年轻的王洪文，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选的接班人。毛泽东对王很器重，但这并不足以让党内军内一些元老服气。朱永嘉说：许世友明明知道毛泽东在培养王洪文作为他的接班人，还公然阻挠和反对王洪文进入中央领导层,在利害的关键问题上,他并不给毛泽东以脸面。（54页）1972年，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你要读读《刘盆子传》。毛泽东的话大有深意。王洪文读不懂《刘盆子传》，让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给他讲解。王洪文大概还没有真正弄懂，所以他成为四人帮中的一员，后来就倒台了。朱永嘉说：“从《刘盆子传》的内容看，毛泽东让王洪文读这部传记，是为了告诫他：不要官做大了就骄傲了。你不过是被人们捧起来的，要约束住下属，要摆平方方面面的关系,你才能在中央讲得上话。在功臣宿将心目中，你只不过是一个娃娃，所以更要谦虚谨慎，好好学习,拜他们为师，你才能站稳脚跟。否则的话，你的下场比刘盆子好不了多少啊！”（28页）
　　1974年王洪文在江青指使下，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的问题（所谓的告状），毛泽东立即批评王洪文，要他跟小平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在一起。这些都是毛泽东扶持王洪文的由衷之言。但是，毛泽东的心思，毛泽东的亲信也未必能看透，像江青,瞎起劲,帮倒忙。朱永嘉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认为他与周恩来毕竟年老体衰，留下的时间不多了，身后事要有一个妥当的安排。叶剑英与邓小平都是毛泽东请来为他身后事做过渡的人物，辅助接班人王洪文，以便使全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让不足四十岁的王洪文可以顺利接班。江青在这个大局上没有政治远见，不体会毛泽东的这一番良苦用心，心中容不得人，权欲熏心，再三捅马蜂窝，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20页）
　　朱永嘉说：1973年7月，毛泽东要我们标点注释《史记》的《陈丞相世家》和《绛侯周勃世家》，江青并没有好好阅读。她根本不理解毛泽东要她读这两篇传记的良苦用心。（121页）1974年初，江青则以个人名义召开驻京机关万人大会，提出“批林批孔”要联系“走后门”的实际，针对叶剑英为儿女开后门的事。……她心血来潮，打乱了毛泽东要求安定团结这个在政治上对身后事最基本的布局。于是，毛泽东只能亲自出面来煞车，批评她“形而上学猖獗”。后来她又想插手全国四届人大人事的安排，想自己组阁，反而惹来毛泽东的一顿批评。（120—121页）
　　朱永嘉说：毛泽东为了支持邓小平工作，从1975年初开始，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者不再是周恩来，或王洪文，而是改为由邓小平主持。毛泽东感觉到江青积怨甚多，所以已经让江青去做检讨，不再让她管事了。……邓小平的顺风船已撑足了。邓小平送一份报告，毛泽东批一份，目的也是让邓小平放开手脚工作。后来事态发生了逆转。……刘冰告迟群的状……。1975年9月底，华国锋在张春桥面前打了邓小平的小报告，说邓小平在不同场所讲过同情刘少奇的话,并流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为了缓和两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可以三七开，既讲成绩，也讲错误。但邓小平说，他是桃花源中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愿为文革做结论。实际上表明了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这就超越了毛泽东维护文革成果的底线，逼着毛泽东同意批判邓小平。加上后来发生天安门“四•五”事件，更激化了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即使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手下留情的，保留了他的党籍，保护他不受群众的冲击，仍然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随着邓小平的第二次下课，可以说，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时苦心经营起的这个领导集体，就彻底解体了。……这样的结局，怎能不使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的毛泽东痛心疾首呢？重新让邓小平下课之后，毛泽东虽然勉强拉出了华国锋来维持这个残局，但已感到中国的一切都将变成失控的状态。（133—134）
　　文革后,许多人说毛泽东打算让江青接班。朱永嘉对这样一个说法持否定态度。他说：“文革之后，一些人撰写文章流传海内外，说晚年毛泽东是想交班给江青或毛远新的,只是来不及了,因病撒手人间。这纯属主观推测，毫无事实依据。文革期间,林彪还在辅助时,曾经建议江青进入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再三反对。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下课,周恩来也去世了,没有任何人阻挡了。应该是江青或毛远新往上爬的最好机会,而毛泽东却选择了华国锋。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搞政治斗争的高手。……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根本没有考虑扶持江青、毛远新或张春桥上台的打算。毛泽东担忧他百年之后有人借此发动政变或打内战，也都是基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这个良好意图。”（134页）
毛泽东晚年，有些他不愿意明说的话，他喜欢借用古代的事、古文中的话，替他说话。他精心组织大字本，推荐给身边人阅读，可谓用心良苦。可是，不能不说,中共党内像毛泽东那样具有深厚文史功底的人并不多,大家的文化层次和他并不在一个层次。许多人连原文都读不明白，让他再读出言外之意、现实意义、影射之意、引申之义，那的确是难为了他们。朱永嘉从毛泽东选择阅读的古文入手,看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苦心经营，这个角度有新意。

三、毛泽东忧虑文革干将的命运，
所以进行语重心长的帮助扶持

　　毛泽东对支持他文革事业的几位干将比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是爱护有加的，既有赞扬，也有希望，更有批评和鞭策。从朱永嘉的回忆看,毛泽东根据江青等人的阅历、水平、缺点，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帮助。
　　江青，是文革最重要的女主角。1965年，江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革导火索，从此她活跃于文革舞台，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她与毛泽东，上床夫妻、下床同志，尽管文革时已不住一起了，毕竟是最亲密战友，政治上是一体的。毛泽东对于文革中的江青，总体上是满意的，尽管也有严厉的批评。毛泽东晚年要标点和注释《项羽本纪》。朱永嘉说：“虞姬是伏剑而亡,江青是上吊而死。这两场历史悲剧的发生,一个是在王者生前,一个是在王者身后发生的。毛泽东特别要江青阅读《项羽本纪》的用意,是提醒她要吸取项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谨慎小心。在文革期间,针对他百年后的政治风险,毛泽东早就多次给江青打招呼了,曾经严厉地警告她:‘我死了,你怎么办？’可是江青始终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这一番苦心,最后也就只能自食苦果了！”（113页）毛泽东晚年要人标点和注释《李固与黄琼书》等古文，给江青看，也是要她注意谦虚谨慎。毛泽东对江青到处插手，影响他的战略部署不满，说：“江青是江青，毛泽东是毛泽东，江青代表不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多次警告江青等人，不要搞成四人帮。毛泽东的这些话，后来成为批判四人帮的重要依据。其实毛的话，都是爱之切言之也苛，是恨铁不成钢之言。
　　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政治新星，可谓“文革新贵”，是毛泽东的文胆、文革的文胆。这两个人在文革中发表大量言论特别是政论文，是解读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重要文献。可谓：左派长枪，锋芒毕露，所向披靡，锐不可当。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人说：“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明君都不能离开秀才啊。”（241页）张春桥、姚文元就是毛泽东器重的秀才。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曾经多次提醒张春桥:“要注意团结，和一切能够团结的人搞好关系。要让人们都知道你张春桥是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而斗争的，不要搞那个小圈子。多向总理学习，学习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要学习他善于处理和各方面的关系。有了权力以后最重要的是善于运用权力。这里有艺术和讲究的。”（169页）毛泽东让张春桥任南京军区政委，希望他和许世友搞好关系，也要求许世友与张春桥搞好关系。两人在毛泽东的教导下,都有一些改进关系的愿望和言行,但总的来说，因为双方文化、性格等方面差距较大，终于是没有搞好关系。朱永嘉说：毛泽东曾要姚文元读《李袭吉传》，是要求他以李袭吉为榜样，做共产党的笔杆子，也是勉励姚文元，做人要像李袭吉那样，坚持读书业文，手不释卷，恬淡于利禄名位，奖掖后进。（243页）毛泽东在临终前还是肯定张春桥和姚文元的。1976年2月毛泽东和张春桥谈话时说：“从理论上和观察问题的水平上，你和文元都已经打了合格的分数。”（243页）。毛泽东还说：“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我的思想吃得很透,总结我的理论也很精粹。林彪反对他们，林彪有这个水平吗？陈伯达也没有这个水平呀！是他们在嫉贤妒能。”（246页）
　　毛泽东选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做接班人，阻力很大。就拿毛泽东的忠实干将许世友来说吧。许对毛泽东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毛让他搞好与张春桥的关系,他努力去做了，甚至一段时间内可以做到面和心不和，但对毛选择的接班人王洪文,却一点面子也不给。朱永嘉说：毛泽东宣布司令员对调命令时,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点到许世友时,没有人答应，只见许世友脸铁青,理也不理他。又点了一次许世友的名, 许世友猛地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 王洪文无奈地回头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也铁青着脸。于是，周总理出来圆场,拿着花名册出来点名，一个一个重新点过来，一个个响亮地回答。在这样的场面上,当时王洪文怎么想呢?我想他应该懂得毛泽东要他读《刘盆子传》的道理了。他这个副主席将来如何对这些骄兵悍将呢?（41—42页）据朱永嘉说：毛泽东要培养王洪文，当时叶剑英对王洪文还是拉一把的。王洪文也时常去叶剑英那儿钓鱼、聊天、商量事情。叶剑英还想给王洪文在香山造别墅，甚至把别墅的沙盘模型都送到了王洪文在钓鱼台的住处了。但是，王洪文更怕得罪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有一次江青找王洪文，王赶紧让秘书把别墅模型收起来，生怕江青知道这件事。（117页）朱永嘉说：记得中共十大预备会时，许世友反对王洪文担任副主席，叶剑英的讲话确实大大支持了王洪文一把。这个讲话还在中央档案馆。
由于长期在张春桥，姚文元手下工作，朱永嘉对张、姚这两位老上级、直接领导，都有自己深入的看法，口述中有许多直接的评说。总的说来，是惺惺相惜的。朱对他们的评说，何尝不是对自身命运的感叹呢!这些已不属于本题的内容,就不占用篇幅了。

四、毛泽东忧虑身后出现“军阀混战”，
所以有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林彪事件之后，从林彪家里发现几位军队高级将领给林彪的信件。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如果真要开仗，还得依靠这些高级将领，他们不能出问题，能团结的还要团结，打击面不能太大了。毛泽东这时候布置重印《史记》中的一批传记，如《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灌婴列传》、《黥布列传》、《陆贾列传》。这些传记中涉及的五个人，除了黥布是在刘邦临终前叛变，被刘邦亲自带兵消灭外，其余四人都是刘邦身边的功臣宿将，而且是帮助刘邦处理身后事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读这些人物的传记，大有意味。不久，他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的方略。
　　朱永嘉分析：一方面，“文革初期，军队的一批将领被打倒或靠边站。林彪事件发生后，又有一大批跟随林彪的军人涉案。这些军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化水平较低，农家子弟出身多，是人们俗称的绿林好汉。”另一方面，“文革运动初期，一些大军区司令员手握重权，兼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等职，地方和军队的事情他一人说了算。所以地方的山头、派性斗争风起云涌。邓小平复出之后的整顿工作，也是先从军队开刀的，然后再整顿地方经济和其他行业。”（39页）“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感到军队里面有严重的隐患，他决定调换八大军区司令员，既玩调虎离山，也进行敲山震虎。”（56页）当时毛泽东在与王洪文等人谈话时讲到了张勋。毛泽东说过，如指挥不动，就准备打。无非是张勋复辟，辫子兵嘛！趁我还可以，还能打一仗。王洪文问，张勋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要王洪文自己去查点资料。（40页）
　　朱永嘉在书中讲了一个传说：我听说，毛泽东与王洪文、邓小平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毛泽东向王洪文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洪文，我死后中国的前途吉凶如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但要和我讲真话。”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人民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苦笑着说：“官腔官调，社论语言，新党八股。”然后，毛泽东又转过头来问邓小平：“刚才听了儿童团的回答。我想听你的爽快话，我死了以后，中国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呢？”邓小平回答说：“洪文同志讲的，是那么一种可能。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派系林立，左派与右派对立，各自为政。中央约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各大军区拥兵自重，南北对峙，东西对立，军阀混战。全国将成一片混乱。”邓小平的讲话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惊。毛泽东脸色变得苍白，周恩来紧紧地闭着嘴。毛泽东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直言不讳，我有同感，英雄所见略同啊！你算是说准了，儿童团吃惊了吧？盛世危言，振聋发聩啊！”为此，毛泽东要王拜邓为师。那个时期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防，后来邓小平主持整顿军队，都是为了防止这种可能的出现。（251页）
　　这个传说与毛泽东1976年与华国锋、王洪文谈话中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那一段话，思路是一致的。毛泽东说：“……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这些话在《毛泽东传》中记录得很清楚，总之是对身后事不放心。
　　朱永嘉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的事，是毛泽东在1973年12且12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他提议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说是找了周总理和王洪文谈，叶剑英也是赞成的，大家都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的政治委员根本不起作用，都是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动。于是，毛泽东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还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还说要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工作。这次会议前后开了四天。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具体。重要的话，那书上都有了。在这四天的谈话之中，毛泽东讲了一些狠话，是他当面宣布对调命令时说的。……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二十年就会有消极因素。我记得许世友是1955年3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在南京一呆就是十八个年头啊。”毛泽东在那次会上还说过一些令人吃惊的话：“我还可以打几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联系到这次会上的一些细节，是令人深思的。（41页）
　　朱永嘉认为：“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毛泽东认为一些大军区司令员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行，所以要司令员换防。这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清查他们与林彪集团的关系。要他们听话，不能犟头倔脑的，以消除将来的隐患。八大军区司令的调防，实际上是毛泽东玩了一个调虎离山计。”（45页）朱永嘉说：“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来调去。”（56页）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话题，文革之后被经常说起，多是就事论事，笔下有腾挪躲闪，都没有像朱永嘉这样，直接坦率地这样说。
　　总之，读朱的这本书，让人想说的话还有许多，让人联想的问题更多。比如说，毛泽东当时还忧中苏战争的爆发，所以采取了准备打仗的一系列行动。等等。暂且打住。
　　当然，读朱的这本书，枕边案头得有另外的几本书，接引，印证，助读，比如——
　　1．《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上下册。这本书1993年5月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印一万册，其中收录了朱永嘉组织注释和编印的毛泽东当年阅读的80多篇诗文，连注释都是保留原汁原味的。我是1993年购买的，现在这本书好像书店里不常见。在我收藏的这本《诗文录》中，还夹着一篇葛剑雄的《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刊登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6日。这篇文章是葛剑雄根据他的老师、参与大字本注释工作的谭其骧日记整理出来的。
　　2．《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112年1月版，作者是曾任毛泽东图书管理员的徐中远。这部书对毛泽东晚年所读图书、刊物有很详细的记录。
　　3．文革期间的《红旗》杂志和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这些两种理论刊物，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是从文字上认识文革的重要文献。朱永嘉口述中,谈到十几篇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配合毛泽东阅读大字本而写作的。读这些文章，有助于理解毛泽东当时阅读大字本的现实意义。两套刊物，全套的，我保存的都有，是前些年里陆续收集起来的。
　　4．《毛泽东传（1949—1976）》。这部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记，对于理解毛泽东晚年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书。这部传记对毛泽东晚年的读书、对生命临近终结的无奈、对党内派系纷争的制止及无可奈何，都有或深或浅的涉猎。“人老了，孤独无告，大家都在敷衍他，等他翘辫子，亦至可悯也。”（唐德刚）今年第1、2期《党的文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连续刊登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部分内容，看来编写多年的此书有可能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年时出版，这对研究毛泽东及其文革，有重要意义。且看它有无创新与突破。
　　回过头来再说朱永嘉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作者有难得的亲身阅历，有厚实的知识铺垫，有“革命”的感情积累，有扎实的文笔老底，也有自己的成见或偏见，所以他这本书的可读性、思想性、资料性、可探讨性，都是很强的，其中有许多观点给人以启发，有些观点也让人产生继续讨论的愿望。是不是可以说，这本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研究文革、研究毛泽东读书、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本有份量的原创性的著作呢？

http://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14&t=1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