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文革中的上海民兵指挥部

tuffy05

工人武装的尝试
——文革中的上海民兵指挥部

　　李 逊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成立

自1967年上海年初的“一月革命”后，因“夺权”引发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一再升级，加上部队“支左”介入，更加激化矛盾。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与部队的矛盾不断升级，从青海的“2•23”事件开枪，发展到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事件”，毛泽东狼狈离开武汉，坐着普通的轿车离开武汉。毛泽东自从1949年后不愿意坐飞机，这次却不得不乘飞机去上海。据说，这个匆忙的逃离使毛泽东“有受制于人的感觉”。
毛认为军区和武装部支持右派。毛泽东早就对军队介入文革后镇压造反派不满，提出要武装左派。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赴京代表时，借河南一个群众组织提出的口号，将毛泽东的想法公布于众。江青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被江青公开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后的不几天，7月31日，张春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上海成立文攻武卫组织。
主席：
“文攻武卫”的口号提出来之后，上海的工人要求成立武卫组织。据了解，目前上海武斗虽然不多，但是，小规模的武斗经常不断。出现武斗，一般是由市革命委员会派出少量徒手解放军去制止。他们人数少，到得慢，而且往往挨打，效果也并不都好。如果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成立工人武卫指挥部，在市区每个区搞一万人左右的队伍，十个区（不含郊县）搞十万人左右，从一百几十万产业工人中选拔并不困难。这十万人，当然不需要天天出动，每天有十分之一的人值班，就足够了，也不会妨碍生产。这支由工人造反派组成的队伍，在目前可以制止武斗，更重要的是可能从中找出一条改造民兵的办法。上海原有的民兵，偏保的不少，枪支弹药已经由警备区收起来了，组织瘫痪在那里。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装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建立起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因为几次听到主席提出民兵的改造问题，造反派夺去的枪不要急于收回的问题，联系到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这个要求，形成了以上的想法，不知是否妥当。如果大方向不错，可否在上海试验一下，请批示。
敬 礼！
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在张春桥的这封信上批示：“林、周、文革各同志阅示”。这显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提议没有异议；或者可以说，毛泽东同意张春桥的提议。
“文攻武卫”口号提出后，上海的许多造反派组织以“文攻武卫”为名互相冲砸。从1967年7月下旬到整个8月，上海的武斗达到高峰，其中最大的武斗即8月4日的砸“联司”武斗。“文攻武卫”口号使得武斗更师出有名，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武斗都以“文攻武卫”名义进行。
从张春桥给毛泽东的信可以看出，他最初是想建立“文攻武卫”组织，制止日益升温的武斗。而在1967年的上海，维持社会治安的公安机构被“砸烂”，警察们又都成立了各自的造反组织忙着打派仗，社会秩序和治安没有一个权威机构维持。张春桥曾经让“上体司”治安祖，代行治安职责，然“上体司”只是一派群众组织，让其出面制止其他组织的两派武斗，缺乏权威，且“上体司”施暴太多，甚至打死逼死多人，激起民怨。因张春桥一向对上海警备区抱有戒心，不愿像其他省市那样,让军队介入上海事端。而由民兵出面，张春桥也不愿意，正如他信中所说，上海民兵中老保不少，而且毛泽东一再说要改造民兵， 怎样改造？还待研究。张春桥可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民兵在军事业务上是受上海警备区领导的，这又涉及与警备区的关系。所以，建立“文攻武卫”组织，便是他的最佳选择。而且可以造反派为主体，符合文革政治的需要。
8月4日，上柴“联司”被“工总司”等组织调动几万人以武力摧毁。这场大武斗，可以说是上海文攻武卫组织行动的预演，得到观看了武斗全程录像的毛泽东的赞许。而据王力回忆，在8月4日武斗的当天，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现在有75％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因此当前主要任务，第一是武装左派的问题，决定发枪。毛泽东“那时已经明确地有建立第二武装的思想，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本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现在好像不大够了，要很好改造，要搞第二武装，直接把所谓革命工人、革命学生武装起来”。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普遍抵制文革的军队有着某种担忧，他要再造另一支制约军队的武装力量。这应该是各地“文攻武卫”兴起的直接原因。
张春桥将砸“联司”行动，看作工人武装行动的预演。他在一次“工总司”总部负责人对砸“联司”行动的汇报会上说：“听了‘8•4’的情况，给我一个新的启发，就是革命不能没有武器，‘8•4’是这样组织武装的一次演习”。张春桥还说这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新政权的大事”。砸“联司”行动后的第三天，8月7日，姚文元又打电话给王洪文说：“春桥和我两人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文攻武卫’统一指挥部”。
市革会立即组织人撰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8月26日送张春桥阅，张在上面批了7条意见：“把造反派武装起来，按班、排、连、营、团、师组织好”，“武装5万、10万、15万人”，等等。 8月26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小组，确定以国棉17厂、上海港务局、上海第二机电工业局、江南造船厂、先锋电机厂、上海第三钢铁厂、上海冶炼厂、中华造船厂、沪东造船厂、上海工具厂、上海矽钢片厂、先锋电机厂，共12个单位，都是“造反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占优势”、“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作为筹建“文攻武卫”组织的试点。在这个会上，还讨论通过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文件对上海文攻武卫部的领导以及性质、作用阐述说：
“文攻武卫”指挥部，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要任务的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自卫组织。它是组织左派、武装左派，也是包围广大革命群众的一支队伍；它是生产队，宣传队，也是战斗队。“文攻武卫”是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革命群众，打击一小撮坏人的强大力量。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同时，上海处在东海前沿，是水陆交通的要道，搞好“文攻武卫”，对于加强敌情观念，提高战备思想，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和美蒋特务的窜犯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初包围上柴厂的造反派组织，因为都是自发而去，行动仓促，装备不全。但之后由“工总司”调动而去的队伍，大多得到叮嘱，戴上了安全帽。那个时候的安全帽都是柳条枝或藤条枝编的。于是，蓝色工作背带裤，或者蓝色、白色的斜纹或帆布工作服，柳编藤编安全帽，成为不久后成立的上海文攻武卫成员的典型形象。
1967年10月1日国庆节，上海举行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由12个试点单位的五千一百多产业工人组成的“文攻武卫”队伍。他们头戴藤编安全帽，身穿背带裤或蓝色或白色工作服、胸佩“文攻武卫”标志，手握步枪、冲锋枪、机枪，还有高射炮等装备，以“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大旗开道，通过人民广场检阅台。这个以国庆游行方式让“文攻武卫”首次亮相上海的行动，是市革会决定的，为此还特地将这些人脱产集中操练。张春桥、王洪文等都在检阅台上。张春桥高兴地对身边的王承龙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
从“文攻武卫指挥部”到“民兵指挥部”
“文攻武卫”被定位为“革命的群众武装”。 但是，这个“革命群众的武装组织”，与文革前的民兵究竟是什么关系？还是在1967年“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之初，市革会便收到不少询问。
文革前，民兵归军队管：军委－大军区－省军区（或警备区）－县（或区）人民武装部（当时简称 “武装部”或“人武部”），民兵工作都是通过这一条线布置下来的。
各级武装部是1951年建立的，军队编制，工作人员都是现役军人，负责民兵训练。武装部曾经一度被取消，1958年恢复。文革前民兵只在工厂、学校等单位或郊县生产队，视人数多少设连或营建制，没有市、区两级的指挥机构，民兵工作由区或县的武装部负责。武装部接受警备区和上海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业务受警备区领导，党的关系在区、县，武装部的负责人都是所在区的区党委成员；文革中许多区、县的武装部长，更是被“三结合”为区或县革委会的“一把手”或“二把手”。而在一般大型工厂，文革前都设有“人民武装部”（也称武装部），中小型工厂有负责民兵工作的专职武装干部；这些机构或人员的经费和业务由警备区下属的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员由工厂任命。
1967年3月，上海“一月夺权”后建立“三结合”革委会阶段，上海警备区曾经根据中央军委有关指示，要求在“三结合”权力机构中，要有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或“优秀民兵”担任的民兵代表。 上海警备区试图以这样的方式，保留夺权企业中警备区军队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权。但是事实上，除了恢复由警备区领导的工厂专职武装干部外，工厂的民兵建制实际瘫痪，没有恢复活动。1967年的乱局中，工厂首要的是恢复生产秩序，无暇顾及民兵。
1967年8月底，第一批“文攻武卫”成立后，工厂基层的反映很大，问成立了“文攻武卫”后，还要不要民兵？工厂的“文攻武卫”是否还归厂武装部门管辖？“文攻武卫”和民兵是什么关系？9月26日市革会在内刊《接待通讯》上，刊登了回答口径，其中，在《接待须知》栏目，关于“文攻武卫”组织与民兵的关系回答，
文攻武卫组织同民兵组织是两个不相同的组织，两者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因为，民兵是由原民兵系统领导的，其工作和各项活动是按民兵系统领导所布置的要求进行；文攻武卫组织是按文攻武卫组织的系统垂直领导的，其工作和各项活动是按文攻武卫组织系统领导所布置的要求进行。
文攻武卫队员是按照文攻武卫队员条件接收的，凡符合文攻武卫队员条件的革命造反队员，不论是否民兵或是否武装民兵，均可参加文攻武卫组织。反之，即使是武装民兵，但不符合文攻武卫队员条件，也不能成为文攻武卫队员。
文攻武卫组织同各革命群众组织，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词。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积极配合。
这个回答，只说了“文攻武卫”和民兵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文攻武卫”与民兵是并行存在的。但没多久，11月17日，市革会常委会开会讨论“文攻武卫”有关问题，决定以文攻武卫“改造基层的民兵组织”，“凡已建立文攻武卫队伍的单位，文攻武卫组织就代替原民兵的一切活动和工作”。 至此，“文攻武卫”取代民兵，上海工厂的民兵活动全都停止。
从民兵到“文攻武卫”，看上去只是名称的改变。事实上，改变的不只是名称，更重要的是领导关系和指挥权。文革前的民兵工作，由警备区通过各区、县的武装部领导，地方政府或党组织对民兵的领导，只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不是军事业务上的。区、县武装部的军人领导都是所在区、县的党委成员。从市到区、县都不设专门的民兵机构，地方党委和政府无权指挥民兵的军事训练等业务工作。军队是民兵工作领导的主体。民兵之间没有横向联系，联络纽带是区武装部。尤其在军事活动的安排上（主要内容都是军事训练和沿海地区的军民联防），全由警备区制定，通过区、县武装部布置到工厂。地方政府布置的民兵工作不多，基本是与军事无关的节日游行之类礼仪活动，以及抗灾救险行动。
文革中的上海“文攻武卫”，从市到区、县，另设市、区两级指挥部。在市里，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自1967年8月成立，一直是上海党政合一的市革会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一切听命于市革会，由市革会布置任务，王洪文分管。而各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也听命于市指挥部，形成可以垂直指挥、横向联系的网络。
1967年建立的“文攻武卫”，增加了许多行动内容：冲砸沪办、制止武斗、刮“红色台风”，等等 。这些行动也都与军事训练无关，只需报市革会即可。但军事训练、军民联防等行动，仍需由警备区布置。于是原来由警备区一家指挥的民兵工作，变成民兵指挥部与警备区共同领导；原来的主体，变成了一方；原来的被领导者，变成了主体的一方。就这样，对民兵的控制权，实际从军队转入上海地方政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最初“文攻武卫”调动队伍的指挥权不是很明确，张春桥对此提出规定：“你们调动队伍都是谁调的？要严格控制。解放军调一个连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文攻武卫调一兵一卒要经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有二至三人批准”。 1968年2月15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会提出关于调动队伍权限的规定：“凡调动队伍一个营（500人以上），进行群众专政，协助专政机关捕捉反革命，收缴私藏武器、弹药，打击流氓阿飞、投机倒把，收缴武斗工具、武斗车辆，以及制止大规模武斗等武卫行动时，必须经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廖政国、王少庸、王承龙、王洪文等同志共同签署批准执行”。不过如有特殊情况，可以由其中一人与市指挥部负责人研究后，调动一个营以下的队伍。还提出：“凡需文攻武卫队伍执行抓人、关人、抄家任务，和在指挥部审查时，必须经廖政国、王少庸、王承龙、王洪文共同签署批准后，方可执行”。 7月4日，市指挥部又向市革会提出关于调动队伍权限的建议：一个连需经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市革会王少庸、王洪文和王承龙，四个领导中的两个批准，调动一个营需经四人中的三人批准，调动一个团需经四人共同签署并报张春桥、姚文元；调动一个师需经张春桥、姚文元批准。 “文攻武卫”当时频繁“刮红色台风”，动辄出动上万人甚至几万人，都经过市革会授权。
“文攻武卫”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来上海访问的外国首脑作迎送的外围保卫工作。这种以群众组织作保卫的做法，文革中曾经有过先例。1967年6月26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偕夫人，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上海访问，外围的警戒就是由“工总司”负责的。外围警戒包括机场、沿途街道，需要的人数多，当时没有武警，只靠公安警察人手不够，上海市革会想到调用“工总司”。“文攻武卫”成立后，就由“文攻武卫”负责来访外宾的外围警戒。仅1967年的10月9日至16日，就先后有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刚果（布）代表团来上海访问。“文攻武卫”指挥部在12个试点单位共抽调20770人次，进行迎送、保卫。 此外，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干部的电视批判大会的会场、公判大会的会场和刑场，还有集会、庆祝大会等，也都由“文攻武卫”负责警卫和秩序维护。例如1968年10月1日的庆祝国庆游行，人民广场主席台以及整个广场的警卫，就是由十万“文攻武卫”队员担任的。
“文攻武卫”成立的最初两年年，对建立“文攻武卫”组织单位的资格要求比较严格，规定一定要是已经大联合，而且大联合比较巩固的老造反掌权的单位。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强调：“为了确保枪杆子真正掌握在工人革命造反派手里，必须保持队伍的纯洁可靠”。 首批共12个“文攻武卫”组织的试点单位国棉17厂等，都是“造反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占优势”、“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当时在许多工厂，赤卫队虽然被强行解散，但老保们对造反派的反感和抵制始终存在，他们如果成为拥有武器的“文攻武卫”队员，可能对造反派形成威胁。此外，“文攻武卫”成立之初，正是上海武斗高峰时期，许多工厂两派对立，冲突不断。市革会担心，如果在那些派性严重的工厂建立“文攻武卫”，武器发下去，加剧两派对立，有可能酿出事端。因此，凡有派性斗争的工厂，一律不建立“文攻武卫”。于是，1967年和1968年“文攻武卫”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随着文革的发展以及大批1968年中学毕业的学生被分配进工厂，对成员资格不再限定非老造反不可。但是，对营以上干部的要求始终坚持必须是“老造反”，尤其区和市一级的领导成员，更是严格。据1969年的一个统计：“从3484名连以上干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是起来造走资派反较早的同志，路线斗争觉悟较高，70％是共产党员，28％是复员转业军人”。 以后上海的“文攻武卫”改名为“上海民兵”，但工厂派出的重要负责人必须是“老造反”这一原则，仍然一直坚持，有没有造反派掌权是重建民兵的依据。这一原则一直实行到文革结束。
张春桥最初对“文攻武卫”这个名称不是很满意，认为不是很确切。他在1967年10月6日市革会的讲话中说：
文攻武卫四个字包含内容太多了，那等于文化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都包了，那恐怕包不了。因为它基本上是个武装，武装组织你可以搞文的，也可以搞武的。
于是，11月25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会打报告，建议改名：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名称包涵的面过于广泛，没有体现出工人武装的性质，建议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工人武装指挥部”。
虽然这个建议后来没有被采纳，但是，从这个名称建议可以看出，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给自己的定位是“上海工人武装”。这个“上海工人武装”的概念，和文革前的“民兵”有着不同。后者是出于藏兵于民和全民武装的理念，而前者，则有着阶级武装和地区自卫队的意味。
1967年9月，上海港务局建立第一个“文攻武卫”师，而且被编制为上海市文攻武卫第一师，直属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接着，在港务局、第二机电工业局、铁路分局、城市建设局以及建筑工程局，成立了以系统为建制的“文攻武卫”师。
但其他行业的“文攻武卫”，基本不按系统建制，而是归属到工厂所在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杨浦区是第一个建立区级“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以后各区都建立了指挥部。最初区级组织称“区分部”后来王少庸觉得国民党的“区分部”重名，遂改为“区指挥部”。
文革前夕1966年的上海民兵，全市共建有21个武装基干团、近百个武装基干营；还有高炮（机）、地炮、侦察、通信、防化、运输、医护等多种类型的民兵专业技术队伍。 文革中，到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随着秩序的巩固，上海的“文攻武卫”的发展速度加快。据统计，仅1969年，就发展了4万1千多名文攻武卫队员，是1967年和1968年发展总数的两倍；而到1970年3月已建立了7个师，72个团，151个营，623个连，共21万人。
“文攻武卫”口号1967年7月被提出后，全国其它地区也有成立“文攻武卫”组织的，但后来全部都被解散。中共“九大”以后，民兵活动恢复，统一都称为“民兵”，唯独上海还保留“文攻武卫”的名称。此时的“工总司”也仍然保持着名称，没有像全国各地那样称为“工代会”。不改名的理由一样：大家对“文攻武卫”这个名字有感情。1969年刊登在《工人造反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广大文攻武卫指战员的意见，‘文攻武卫’叫起来亲切，听起来热乎，听到这四个字，就能联想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好能继续保持这个具有文化大革命特点的名称”。
但全国都称“民兵”，上海不能独立特行。终于，1970年5月31日下午，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虹口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民兵工人基干队伍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民兵有四万六千二百多人。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主持大会，王洪文宣布：“为了适应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名称的统一，市革命委员会讨论决定将‘文攻武卫’改称为‘上海民兵’”。
但是，这次改变名称，只是改了“文攻武卫”成员的名称，也即将“文攻武卫”队员改称为“民兵”。但市、区两级机构仍然称“文攻武卫指挥部”，仍然挂着原来的牌子。直到1972年9月10日，市、区两级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才全部改名为“民兵指挥部”。就像“工总司”更名“工会”一样，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又一次成功地保留了自己在“文攻武卫”的骨干队伍。
市革会负责“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及后来的民兵指挥部）工作的，是王承龙和王洪文。王承龙后来下台，王洪文去中央，这个工作就由分管群众工作的市委书记王秀珍负责。
虽然，“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及后来的民兵指挥部，都是市革会下面的一个工作部门，由市革会领导，不属“工总司”以及后来的总工会领导。但在市革会中，具体分管民兵工作的是王秀珍，王秀珍是工人造反派。而且，在任命民兵的各级领导的标准中，明确规定营以上干部必须是造反派，干部队伍以工人造反派为骨干。所以，上海民兵实际始终在工人造反派的掌控中。说上海民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武装，是非常确切的。 “文攻武卫”和总工会一样，都是工人造反派的领地，而且是两个最重要的并行领地。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筹备时期，最初筹备组的工作人员都是原机关干部。市革会组织组从市革会各组、办，各局机关，调集了30余名干部，作为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组第一批工作人员，于1967年9月1日，到淮海中路1469号原上海市妇联的办公处报到。王承龙代表市革会宣布，由翁默清主要负责，钟定栋、郑惠仪两人协助。翁原是部队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此时刚从部队转业；钟和郑文革前都是市、局机关的普通干部。
1967年11月17日，市革会召开常委会，讨论有关“文攻武卫”的一些问题，对“文攻武卫”的性质、体制、经费以及与民兵的关系等，作了规定。其中，关于市指挥部的干部构成决定：“实行三三制，军队可吸收一部分，原市革会派的干部不宜过多，还要从基层调一些工人造反派来充实指挥部”。翁默清不久被调往市革会专案组，王洪文派了“工总司”委员张宝林和康正勤增补，与钟、郑，以及阎波 ，组成核心小组。1970年，7月15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首次成立领导小组，由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以及张宝林、陆耀华。邢殿英、钟定栋、阎波、郑惠仪七人组成。李彬山为组长，在警备区领导干部中，他与上海造反派关系始终比较好。张宝林是副组长。张宝林后来被下放工厂劳动。据说是因性格原因，脾气比较冲，不易和周围人处好关系。
1972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警备区所属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组成新的七人小组：李彬山仍为组长，警备区副司令员胡守富，以及原杨浦区人民武装部长吴立义为副组长，组员为钟定栋、阎波、郑惠仪，加上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夏琳。军队干部比初期有了增加。
到1974年至1976年间，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的成员为：组长李彬山，副组长胡守富、吴立义，都是军人；周宏宝、施尙英，两人都是工人。组员钟定栋、郑惠仪、印玉泉。 施尙英后来实际主持工作，他是江南造船厂的工人。江南造船厂在文革中几派纷争不断，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王洪文曾亲任工宣队长赴江南厂处理问题，后来又兼任江南厂的厂革委会主任和厂党委书记。施尙英是大派的负责人，办事稳重，1970年担任主持工作的厂党委常务副书记，得到王洪文信任。印玉泉文革前是南市发电厂工人，周宏宝文革前是上钢一厂工人，都是工人造反派。施尙英和周宏宝、印玉泉都是第五届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
在市指挥部存在的9年中，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始终是指挥部领导小组的组长。1975年2月后，周宏宝调任国务院教育部负责人，李彬山回警备区工作，施尙英成为市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但所有的工作必须向李彬山汇报，重大事情必须征得李彬山的同意。由于李彬山与上海市革会关系一向比较好，所以一般民兵指挥部提出的工作设想，他基本都同意，包括王洪文改造民兵的许多设想，有些军队干部很抵触，而李彬山基本都是积极贯彻的。
市指挥部办公处最初在原市妇联，9天后搬往外滩中山东一路原英国领事馆。1968年12月20日搬往普陀区长寿路582号的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就近处理与平息普陀区连续不断的两派武斗事件。1969年9月15日又迁往近外滩的黄浦路20号原苏联领事馆内。1972年9月因与野营拉练指挥部合并，曾一度迁往南京西路1418号，1976年5月又迁回黄浦路20号。

王洪文“改造民兵”之一：“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1967年7月31日，张春桥在给毛泽东要求成立上海工人“文攻武卫”的信中说，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及民兵的改造。毛泽东的“民兵改造”思想究竟是哪些内容，尚未查到毛泽东的原话或张春桥的解释。但是从可以查到的张春桥和王洪文对民兵改造的要求，主要是两个方面。
首先是“参加社会阶级斗争”。这是王洪文反复强调的。王洪文提出：文革前，民兵脱离阶级斗争，不少民兵组织有名无实，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 意思是民兵干部只是名单贴在墙上公布一下，以后就没事干了；民兵的名单只是写入花名册，然后就放进抽屉里了。王洪文说：“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工作很多，我觉得还是抓阶级斗争，如果离开了这一条，这个队伍的生命就不会很长了”。 他在“上海民兵第二次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表达了这个思想：
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很大教训的，一下子给冲垮了。如果民兵不这样参加阶级斗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会冲垮。过去民兵组织是比较健全的，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下子冲垮了呢？过去民兵有很大弱点，不参加或很少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大家想一下，在文化大大革命中，当时（民兵）保上海市委的多，还是打上海市委的多？我的看法，我也是民兵，是连长，从全市来看，是保市委的多，有的变成镇压群众的工具，有的出动民兵搞武装游行，这是很大的教训。
文革前的民兵，只是在军事训练时才有活动，于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不像实体组织。王洪文希望通过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给民兵以常规性的工作内容，使民兵成为常规性的实体组织。
1967年12月7日的查抄国务院各部、各省市驻沪办事处的行动，就是“文攻武卫”首次“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的行动。这个行动是张春桥提议的。张春桥为什么提议组织这样的行动？据他当时说是由于北京已有行动，上海要跟上。12月初，他将市革会负责人之一王承龙以及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叫去，说：“北京专门查抄各省市驻京办事处，收获很大，上海也要这样搞。要文攻武卫指挥部制定计划，抓紧准备，每个省市驻沪办事处的地形图要画详细，有几道门，电源在那里，行动时红卫兵一起参加，让他们神气一番”。
王承龙即回康平路向王少庸汇报，随后又找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传达布置。经过侦察、绘制地图、调集车辆等一番准备，并成立了由王洪文、王承龙、张宝林、钟定栋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市革会还为这次行动印制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查询证”。12月7日，五千余名“文攻武卫”队员和一千余名大专院校红卫兵集结在人民广场，分几路行动。行动人员手持“查询证”，冲进各驻沪办，宣布该驻沪办马上停止办公，所有物质一律封存。这次行动，共查封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的驻沪办事处307处。并将所有的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之后要他们限期离开上海，回所属各省、市。
12月7日的行动，随即由市革会决定，在《工人造反报》上详细刊登，《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也同时报道。称这次行动摧毁了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在上海的“避风港”和“安乐窝”；还查抄出许多武器、电台和变天账。而事实上，后来据张宝林回忆，那只是早已被封存作废的股票、保险单据、地契，以及警卫武器和报废枪支，还有工作电台。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月4日关于查封、清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机构的请示报告批转全国，称这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革命行动，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应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并对被查封单位的财产归属和人员去向，以及以后的业务关系作了一些规定。这表明，中央支持上海的这个行动。
1967年12月7日的查封只是开始。12月27日，市指挥部对上海的十大饭店和一批市级医院进行突击检查，以查“躲藏在上海旅馆和医院的走资派”为名，抓了住在饭店或医院的外省市干部几十人，关在交通大学。12月29日，市指挥部又调动近万名文攻武卫队员，对全市近三百家大小旅社进行突击检查。这样的查封和突击检查一直持续到1968年3月，共冲击各种机构631处。其间的1968年四五月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协助市革会工交组，对全市57处宗教庙宇房屋进行查封和接管，查封面积8.1万平方米，查封后由工交组派人管理。
这样的行动，还针对上海外来人口和外地来上海躲藏的“走资派”和“坏分子”。1968年9月20日，市指挥部调动2万名队员，加上3万名财贸职工和大学生红卫兵，对全市车站、码头、大饭店、医院，以及水陆和公路等重要场所近三百处，实行突击检查，抓了1982人。这个行动一直持续到10月的国庆节。1969年2月，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市公检法军管会联合成立的“上海市清查办公室”领导下，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又与市公检法和里弄干部，在2月4日联合出动七万多人，抓了1395人，其中“嫌疑分子”149名；2月6日又出动近七万人，清查江、河船只七千五百多条，抓了68人。整个行动延续到2月25日，共出动28万人，抓了2516人，其中外地来沪的1155人。1968年6月6日，市指挥部与市公检法军管会、市劳动局革委会一起联合行动，于凌晨2时对支疆回沪人员中的“犯罪分子”采取强制集中统一行动。市指挥部调动四千多名“文攻武卫”队员，强制集中了205人，加上从山东、杭州等地抓回的支疆回沪造反组织负责人14人，共强制集中219人。除拘留的外，都强制将他们遣返所工作的边疆地区原单位。
这些行动，主要目的，一是清理上海外来人口和外地来上海躲藏的“坏分子”，二是“打击投机倒把”。计划经济时期，上海的商品供应一向远比外地丰富充足，许多人便从上海的市场买了商品去外地销售，在当时的语境及政策下，属于“投机倒把”及“扰乱上海市场供应”的行为。于是由“文攻武卫”出面，“对那些利用旅馆、饭店、招待所、浴室、船只为据点（当时浴室晚上可以住宿而且很便宜——笔者注），进行非法套购、抢购、贩运的投机倒把分子，狠狠给予了打击”，“稳定了市场，改变了某些商品供应紧张的状况”。这样的行动，每年都要进行几次。
这样一类的行动，还有1969年3月24日至27日的“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现行活动”，抓了376人；1968年7月19日抓外滩海员俱乐部门前“围观外宾”者的行动，抓99人；1971年3月27日的“打击现行犯罪分子，整顿车站、码头”行动，出动12896人，冲击对象733人，等等。
从1967年12月始，这样的大规模行动又发展成“刮红色台风”，到1973年7月，“全市先后组织了30多次。每次参加的民兵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对全市各个角落，特别是“坏人容易躲藏和避风的地方，依靠群众大检查，大清理”。 这在前面的第23章已有叙述，这里不再赘述。
文革中，上海每年逢重要节日，都要大规模地刮几次这样的“红色台风”。这些任务行动，最初都是王承龙或王洪文向“文攻武卫”布置的，每次都由市指挥部制定出行动方案，报市革会批准。当时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的张宝林回忆说：
我们没有决定权，只有执行权。我们所有的任务都是市革会交办的，具体是王承龙来布置。在文攻武卫的行动中，多数是王承龙通过钟定栋布置的。我作为一个普通工人，那时对政治没有概念。市革会决定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任务及所有的财务开支，我们那时是市革会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与工总司平级，工总司没有权力来指挥我们。
1967年至1970年间，公安机构瘫痪半瘫痪，社会秩序混乱，聚众殴斗、拦路抢劫、侮辱妇女等刑事犯罪案，时有发生。有些地区妇女不敢走夜路，女工下夜班不敢单独回家。“文攻武卫”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在一个时期取代着公安机构的职能；以后又游走于政策边缘，执行政府机构不便出面的行动，例如抓那些没有明显犯罪行为的“流氓阿飞”，例如各种查封行动，例如强制遣送行动。当时没有武警，警察人数不多。对于一些团伙性的犯罪，民兵人数多，每次出动能迅速拉出几十甚至几百人的队伍，在应付突发性事件上有着优势。例如1975年夏，南京路上的王家沙对面，一个女孩去新华电影院退票，旁边的几个男青年上前硬要搭讪，还将她的衣服扯去。女孩逃到附近的交通警察岗亭躲避，他们追到警察岗亭，交通警拦也拦不住，女孩的衣服全被撕扯光。南京路被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市民兵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从静安区指挥部调调了几十个民兵，很快平息事态。
制止武斗也是“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内容。1968年7月，为制止日益严重的全国各地武斗，毛泽东签署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7•3布告》和《7•24布告》，7月26日北京派出工宣队进驻大学制止武斗。“工总司”的“老大难”办公室，也向长期派性争斗不止的单位派出工宣队。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配合宣传中央的两个布告，出动1009车次的宣传车，以及“文攻武卫”队员10619人次，上街和下厂宣传制止武斗。接着，又先后派出上百个“文攻武卫小分队”下厂，协助市“老大难”办公室共同制止武斗。双方各有侧重：市“老大难”办公室派出的工宣队，较长时间驻扎在厂，不解决矛盾不撤出；“文攻武卫”则是发生武斗时，临时调去人员，分隔对峙的两派，劝阻双方，武斗平息后便撤人。
1969年8月2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又配合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7•23布告》，出动三万多人，近百辆车游行，并向102个“老大难”单位派驻“文攻武卫小分队”。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以人海战术大规模出动，首先从人数上压倒对方。小分队队员们手拿棍棒，对方若有不从，先抓起来关上一阵再说。比起必需恪守“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原则的军队，“文攻武卫”的这种半强制方式倒是更容易见效。上海科技大学两大派武斗不断，市革会和军宣队劝阻不成。“文攻武卫”以人数的绝对优势进驻学校，强制两派头头交出武器。上海闵行地区三所学校：上海电机制造学校、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劳动局第一技工学校，被称为“三只鼎”，自行制造武斗凶器，闹得闵行地区不得安宁。“文攻武卫”进驻后，也是先对头头“采取措施”，即关上几天，迫使两派交出凶器。徐景贤所以说：“有个地方搞武斗，上海警备区去讲没用，我讲几小时也没有用，结果武装工人拿着棍子去，问题解决了”。 张春桥对此曾总结说：
工人武装制止武斗比解放军好，解放军有“四个不”，讲话也受到限制。一武斗，他们（工人武装）戴上一顶柳条帽就去了。你是造反派吗？我也是；你是群众吗？我也是；你辩论，我就同你辩；你打我，我也能打。看样子，我们这个队伍比民兵好，因为是造反派，是在阶级斗争中建立的，原来的民兵是在和平环境中建立的。
“文攻武卫”和后来改名的上海民兵，原来只是不定期地刮“红色台风”，或组织一些大规模的行动。1970年，市民兵指挥部在《文攻武卫简报》上，刊登了一篇情况介绍，是关于上海焦化厂向附近街道里弄派出民兵小分队维持社会治安的。王洪文看了这份“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的简报后，立即批示说，这是“新鲜经验”，要求总结经验。1971年4月16日，闸北区指挥部从13个工厂组成13支民兵小分队，首次进驻13个里委会，作为先行试点。7月6日，《解放日报》的《增刊简报》，又刊登上海电梯厂组织民兵小分队进驻杨浦区眉州路街道里弄的经验，王洪文又马上批转，要市革会将这个“民兵改造中的新鲜经验”，在全市企事业单位推广。于是，各区的指挥部都派出区属民兵小分队，在各街道建立“民兵小分队办公室”，工作人员5至8人不等，负责人称“联络员”，均由区民兵指挥部指派；街道下面的各里委，每个里弄进驻2至3名小分队队员。为了使派出的联络员与所在街道的工作协调，市民兵指挥部特地与分管街道里弄的市革会地区组商定，民兵小分队办公室的负责人，由区指挥部派驻，但必须“结合”进街道党委，负责该街道所属范围的治安保卫工作。民兵小分队办公室的治安业务，接受街道党委和区指挥部的双重领导。
“文攻武卫”初建时的“刮红色台风”只是临时性行动，行动完后便回厂。派“民兵小分队”介入社会治安，使社会治安成为民兵的长期日常工作。小分队的人员全部脱产，但那么多非生产人员由工厂提供，人员编制和工资都仍然由工厂承担，加重了工厂负担。1972年3月马天水提出民兵不应脱产，于是民兵小分队改为业余活动。到1976年全市111个街道，都设立了民兵小分队办公室；全市1100多个里弄，都进驻了民兵小分队。 据1973年7月的统计，全市派出1170多个小分队。 市民兵指挥部为此还起草了《民兵小分队条例》。
民兵小分队进驻街道里弄，主要职能是巡逻执勤，打击犯罪，起着社区保安的作用。据统计，从1971年至1973年，“两年多来，全市民兵小分队共破获各种案件二万二千余起”。 自从民兵小分队巡逻执勤，一些喜欢聚众街头闹事起哄的小青年收敛多了。他们称小分队为“阿文攻”，一声“阿文攻来了”，那些站立街头的小混混马上作鸟兽散。侮辱强奸妇女的案发率也下降多了。1973年，上海市委以《关于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当时在中国，公民人身权利不可侵犯的观念，本来就很淡薄，文革中更是任意抓人任意揪斗成风，民兵小分队也沿袭了这样的风气。在民兵小分队之前，“文攻武卫”抓人要经市革会批准。1969年下半年，指挥部以每次抓人都由市委领导直接批示不方便为由，要求能有自己的“查询证”，即抓人时出示的证件。王洪文批准。
有了“查询证”，民兵抓人比过去不受限制多了，只要认为谁是“流氓阿飞”，先抓起来，扭送去区民兵指挥部关押再说。市指挥部和各区指挥部都有自设的“隔离室”，全市共11处，抓来的人，关在隔离室自行审讯。比起训练有素的专职警察，民兵都是普通工人，素质参差不齐，打人之事时有发生。市指挥部不赞成，但也管不住，只能发现一个处理一个。1975年，市指挥部到徐汇区调查时，甚至发现徐汇区指挥部，一个进驻在闹市区的小分队，私做铁笼子，用来关押被他们抓的人，还说是向公安局学的。市指挥部马上对徐汇区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进行撤换，不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这只是治末不治本，只要抓人权限不受制约，这样的现象很难根治。
1966—1970年，全国各省、市、区陆续宣布撤销劳教、少年管教和强制劳动。作为替代，上海民兵 “对一些违法严重民愤较大的但还不能判刑的犯罪青少年，采取办劳动教育学习班的形式，把他们放到工厂去，夹在工人和民兵中间，边参加生产劳动，边进行教育改造”。据文革中的一份材料显示，1973年，“这种集中管教的学习班有9个，一年来有1359名对象进学习班，经劳动教育后返回学习和工作岗位的有1106名”。 而据文革结束后的一份材料显示，当时上海全市各区办了40多个“边劳动、边改造、边审查”的“三边”学习班，既关人，又审讯；既立案，又办案。市指挥部还联系10个区和六个国营农场，建立了五十多个“劳动教育学习班”的点，将过去历届遗留下来的因打架、“流飞”（流氓阿飞的简称）等问题而未分配工作的一万多名青年，放在那些指定的工厂或农场“考察”，由民兵看管。
最初，刮“红色台风”等，虽然都有里委会和公安机构派出所参与，但由于公安系统处于半瘫痪状况，所以“文攻武卫”实际起着主要作用。1968年1月，上海市公、检、法系统被军管，之后公安局的职能逐渐恢复，在社会治安方面的工作内容，与“文攻武卫”的“维持社会治安”重合，加上公安系统的警察和军代表，很多都与造反派不合，产生诸多矛盾。他们认为，民兵管社会治安，是“国际饭店门口摆粥摊”，没有必要。他们尤其反对“刮红色台风”行动，认为抓人应该是公检法的事情，民兵不应随便抓人。对于“红色台风”，公安局或者“一直不表态，表示难办”，或者反对。以至于1970年7月下旬，一次市文攻武卫原定的“红色台风”，没有刮起来。对民兵小分队，也是“去派出所不给介绍信”。
1968年下半年，一次向市革会的汇报会议上，当谈到“文攻武卫”和公安局，因为各自都管社会治安而产生矛盾时，张春桥说：“可以联合起来嘛！两家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于是由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派出空四军军代表王思贤和一些公安人员，驻市攻武卫指挥部。1969年7月15日，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为主，与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会有关组办，组成“市维持革命新秩序办公室”，简称“维办”，在黄浦路20号办公，主要负责人王维国、李彬山、张宝林、钟定栋、刘志明等。之后，“文攻武卫”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一些大的行动，包括“刮红色台风”（后来称为“革命行动”）、重大节日或外宾来访安全保卫等，一般都经市革会批准，由“维办”协调两方，市公检法和市民兵指挥部共同行动。1970年3月27日，市指挥部根据王洪文、王少庸、徐景贤、王维国的批示“抓人的事，应由公检法军管会办理”，向市革会送交《关于对在押人员、未了专案的处理和今后有关社会治安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1)冲击对象。其中案情重大者交公检法惩处，一般的交工厂、单位处理；(2)专案，交公检法；(3)除交办任务外，一般不再受理群众扭送人员、调解民事纠纷、维护剧场、车站、码头秩序等任务。4月1日市革会批示同意。
1971年初，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重新确定公安、司法等机关的作用，并明确规定非专政机关也即公安、司法等机构，其他组织不准抓人关人。王洪文对此很不满意，评论说：“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文件是背着中央搞的，针对上海‘文攻武卫’的，中央也不了解，就批发了”，“说什么民兵不能搞无产阶级专政，如不能搞，要民兵干什么，否则就不叫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了”。王少庸则对市民兵指挥部说：“上海文攻武卫搞群众组织是市革会批准的，我们这样做不叫抓人，叫冲击审查，你们不要怕，要继续搞”。 自此以后，民兵抓人不称“抓”，改称为“冲击”，说民兵抓人绝大部分都只是教育一下就放了，所以不能称是抓人。以后，各级民兵的报告，都将“抓人”改称为“冲击”。
主管上海公检法的王维国，对民兵小分队不支持，认为和公安部门的工作重复。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王维国被牵连，之前他对“文攻武卫”的态度，被看作是反对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1973年市革会向中央的一份报告说：
上海城市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在同林彪死党王维国一伙进行斗争中坚持下来的，王维国一伙慑于民兵的威力和作用，竭力阻挠和破坏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他们利用当时在市公检法所把持的一部分权力，散布了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别出心裁，是搞专政的多中心，还布置派出所对进驻里弄的民兵小分队不支持，不表态，不提供材料，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污蔑，攻击上海民兵，妄图迫使民兵停止参加社会活动，退出群众专政的各个阵地。
1974年，市公检法军管会撤销，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和市法院恢复。年底上海市高级法院召开“审判工作会议”，会上，市指挥部的负责人周宏宝提出三种方式：第一种：需要逮捕判刑者，转公安机关审理并向法院起诉；第二种：民兵自己审理，不转公安机关，直接向法院起诉；第三种：由民兵提出判刑意见，党委批准，法院办手续。周宏宝说：“目前3种方式都可以试行”。王少庸表态：“周宏宝是市革会分管公安、法院、民兵方面的领导，他的话代表市委，你们要认真执行”。 以后，也实际是这样执行的。抓人权是社会治安的核心权力，民兵指挥部不肯放弃这个权力。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法颁布，其中对抓人权限有明确的表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许多人包括市和区指挥部的一些负责人，对民兵的抓人权限提出质疑。为此，王秀珍特地作解释： “最近，对民兵抓人有不同看法，你们不要自己怀疑自己，自己否定自己”，“宪法只规定逮捕、拘留要有专政机关执行，没有讲冲击，冲击不等于逮捕、拘留”。 徐景贤对此定性说：“什么叫专政机关？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是专政机关之一！”
就这样，凭着将“抓人”改称“冲击”的文字游戏，直到文革结束，上海民兵始终有着抓人权。

王洪文“改造民兵”之二：“三位一体”

“改造民兵”的又一项内容，是改造民兵的机构建制，扩大民兵的功能，增强民兵组织的独立性。内容之一是“三位一体”，即将基层单位原有的武装、消防、保卫，三个部门合为一个部门。
这是王洪文在1970年提出的。他在自己原来工作过的工厂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与厂党委成员谈话时提出，将民兵、治安保卫、消防三项工作，由一个部门管，“三位一体”。他要求在厂里先行试验。1973年9月28日，王洪文在毛泽东“大办民兵师”讲话12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
公、检、法抓治保、消防，民兵指挥部抓民兵，这怎么行呢？造成民兵不管治保，治保不抓民兵，这不好，民兵要把治保、消防负担起来，不要再另外组织了。
1971年3月29日，王洪文在上海民兵第二次“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上又说：
在单位里要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如消防，如对四类分子的监管、平时保卫安全工作等，民兵都应该负责起来起作用。
武装部、保卫科和消防科，都是工厂科层的职能部门。一般二千人以上的大、中型工厂，都会设武装部和保卫科；不足两千人的工厂设武装和保卫人员。
几个部门中，保卫科的工作最忙，不但要管工厂的保卫，防止破坏和偷盗，还要管工厂发生的刑事或非刑事案件，诸如打架、“流飞”（流氓阿飞行为）甚至“不正当男女关系”。还协助公安部门破案；有些小偷小摸的盗窃案子，保卫部门自己破。保卫科还负责分管工厂的安全保卫以及对“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等专政对象的监管。保卫科下面设“治保委员会”，在每个车间部门都设不脱产的兼职“治保委员”。工厂的消防也是保卫科负责，一般在保卫科有人专职或兼职管理。有些特殊情况的大厂例如造船厂、炼油厂、化工厂等，厂里专门设消防科，还有专职的消防队，日夜值班。此外，黄浦江沿岸的工厂，每年汛季的防汛工作也归保卫科负责。
武装部是管民兵的。工厂按人数多少设班、排、连、营等民兵建制，班长等都是业余的，日常工作由厂武装部专职人员负责。经费从国防经费开支，所以都由警备区发放，不过厂武装部挂部不是现役军人，任命权在工厂。武装部比较空闲，因为民兵训练只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日子，而不是常规工作。文革前，民兵除了业余军事训练，一般没有其它活动。在许多工厂，武装部的干部平时也协助保卫科做些工作。
所以王洪文认为，保卫、消防和民兵，三个工作可以合并。他这几个工作都做过，他文革前就是工厂保卫科的干事，还是民兵连长。他说：“三位一体，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我当过治保主任，也搞过消防，搞过民兵，当过保卫干部，我知道嘛”。 王洪文提出“三位一体”，就是不但要工厂的民兵组织取代武装部，而且要民兵将工厂的保卫和消防工作也接过去。这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民兵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民兵要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用意一样，显然也是为了让民兵有名正言顺的日常工作，从而成为工厂的正式职能部门。
“三位一体”，首先在王洪文工作过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以及另外7个工厂试点，此外，还在郊县的嘉定、金山的一些农村生产大队也进行了试点。以后推广到全市。
对科室的精兵简政是文革的共识， 1968年3月30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曾刊登毛泽东所提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要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因此。王洪文的这个提议，没有遇到大的反对。最初以王洪文自己工作过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为试点，之后推广到全市，全市98％的工厂、企事业单位都实行了“三位一体”。

关于“三位一体”办事机构的组织设置，党委、总支厂，一般设立武保组。武保组既是革委会的办事机构，又是民兵的办事机构。为了顺利开展武保工作，武保组的主要领导由民兵团、营干部担任为宜，独立支部厂原则上不设武保组，民兵、治保、消防三项工作在党支部领导下，由民兵连统一负责，分工专人抓。
合并后的部门就称为“武装保卫组”，简称“武保组”，文革中砸烂科室，工厂所有的科改称“组”，民兵负责人是武保组的当然负责人。武保组负责人的任免，必须通过区或市民兵指挥部的批准；而过去，厂武装部和消防科的负责人都是由工厂党委任命的。
就这样，上海的民兵，在工厂外的社会上，以“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式，代行公检法职权；在工厂内合并武装、保卫和消防科室，名正言顺地扩大工作职能。一个原来只是为备战而建立的、在和平时期没有日常工作的组织，就这样成为一个重要的职能科室。工作在接受所在单位党委、革委会领导的同时，也接受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业务领导。
但王洪文还是不太放心，他希望通过中央，将“三位一体”巩固下来。1971年12月13日，王洪文在去北京工作前，到市指挥部做工作安排，并提出：“三位一体的试点经验还是要很好抓一下。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找几个单位继续试点……这不光是上海的问题，要报中央才能解决”。
1973年7月，上海市革会将上海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以及“三位一体”的经验，写成报告《上海城市民兵的情况调查》和8个附件，报送中央。报告是由市委写作组修改定稿的，王洪文对报告很满意。报告中特地将“三位一体”作为搞好基层民兵工作的重要经验列上， 理由是：
有利于加强党对武装保卫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便于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有利于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提高效率；有利于平战结合，促进战备工作的落实，同时，也充分体现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11月19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以1973年162号的文件号，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国。转发通知对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高度评价，要求各地向上海学习。 据说，周恩来在年底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会议上，也要求各军区去上海学习上海的民兵工作经验。
中央转发上海的这篇报告，王洪文立即打电话给马天水，要上海抓住时机大力宣传，“扩上海民兵在全国的大影响”。 上海方面立刻于当年12月24日组织召开全市民兵工作大会；1974年1月14日，又在杂技场进行“歌唱民兵”专场演出；还组织举办展览会、拍电影纪录片、写小说、出版书籍。 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更是集中刊登了一大批关于上海民兵的文章。
1975年，马天水又提出：“下面三位一体了，上面怎么办？”建议创造条件，将部分公安工作与民兵工作逐步合署。市民兵指挥部遂打算，将属于区公安分局的治保科（治安保卫可）和经文保科（经文化保卫科）的大部分职能，以及公安局消防队的全部工作，全都并到民兵指挥部的作战组。
公安局的治保科是管社会治安的；经文保科是负责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内的保卫工作的。而且一些大厂的保卫科与公安分局的经文保科，都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工作联系。市指挥部打算先在一个区进行试点。 试点之前，施尙英先开了几个座谈会征求意见，下面意见很大，质疑民兵权限与公安局职责关系；此外，这些公安局原来的日常工作合并给民兵后，警察职责将完全架空，于是连试点都没有进行就停止了。

王洪文“改造民兵”之三：“二部合一”

“二部合一”，就是警备区系统的区、县武装部的某些职能，与民兵指挥部合并。
“文攻武卫”取代民兵后，各区“文攻武卫”都归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而文革前，区、县武装部的最主要日常工作，就是民兵管理和训练，还有征兵工作以及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工作。征兵工作和安置复退军人的工作，每年都是季节性的，集中在一两个月。而由于民兵工作被市和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划去，区武装部的主要的日常工作没了。虽然各区文攻武卫指挥部里都派有武装部的干部，但这不是以区、县武装部为主开展工作，而是协助工作。武装部实际成为多余。此外，在市区的各区，设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但郊县不设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仍归各县武装部管。于是上海的民兵存在着两套体制。
王洪文提出精兵简政，将这两套体系归于一统，警备区的“野营训练指挥部”与“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还是在1970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对一份关于部队军事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要求野营拉练活动也要在工人、学生中开展，全国于是开展群众运动般的野营拉练。上海成立了以警备区为主的野营训练指挥部，市内各区也成立以武装部为主的野营训练机构，市区两级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也都参加日常工作。
王洪文一直希望将野营训练指挥部和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实际就是将警备区领导下的有关机构，与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1971年12月13日，他去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布置工作时，说自己已经和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商量过，将这两个部门合并起来再说，“首先是上面要合起来，上面合了，下面就好办了，合了有利条件多！” 杨浦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首先合并，名称仍为“上海市杨浦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但不再有“野营训练”的名称，接着，其他区也纷纷合并。
但是，上海警备区及其上级领导南京军区，始终不赞成保留文攻武卫指挥部。他们提出，市区10区已经有武装部，现在又有文攻武卫指挥部，形成两套系统，这样，光是在10个区便实际存在20个对民兵的指挥机构。军队真正的意思是反对地方党政插手民兵指挥，而核心就是要求解除被文革派掌握的上海党政对民兵的指挥权。1970年8月，解放军总参在北京召开全国民兵工作座谈会。会上，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提出恢复武装部对民兵的领导，要求撤销文攻武卫指挥部。还说，这件事，南京军区难讲话，上海警备区也很为难，希望中央表个态。对民兵指挥部的干部安排，廖容标提出3条建议：（1）原来武装部来的，还回武装部；（2）原来是专职武装干部，回厂仍当专职武装干部；（3）不是专职武装干部的工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廖的话说出军队干部的心声，参加会议的上海警备区胡守富副司令员“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实际是非常赞成；主持会议的军委参谋长阎仲川对廖副司令的讲话非常欣赏，会后专门写成简报，发至各大军区和省军区。
会后，廖容标来到上海，召开10区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会议，提出全国都是武装部，只有上海是民兵，不适合形势。他提出，可以“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廖容标的“两块牌子”只是让挂民兵指挥部的牌子而已，是名义上的让步；实际就是只要武装部一套班子，恢复武装部抓民兵工作，撤销民兵指挥部。参加会议的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当然全都反对，撤销文攻武卫之事无法推行下去。
各区野营训练指挥部与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但市里这两个机构始终没有合并。直到1972年，在王洪文的一再要求下，野营训练指挥部与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合并。但由于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反对，合并报告1972年2月打给南京军区，迟迟批不下来，拖了七个月。 1972年9月10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终于合并，名称为“上海民兵指挥部”，区级文攻武卫指挥部也都相应更名为某某区民兵指挥部。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后，警备区不放弃对民兵领导的努力，仍然要求：“合并后，在市委一元化领导下，日常工作由警备区负责”。 为便于警备区对市指挥部的领导，警备区要求合并后的市民兵指挥部，按照警备区的建制，设置办事大组（内分秘书、管理小组）、政工大组（内分宣教、干部、群报小组）、指挥大组（内分作战、训练、动员小组）、后勤大组（内分装备、财务、卫生小组），共4个大组，直接与警备区相应的业务部门对口。市指挥部工人马上感觉出这是警备区对他们的夺权。他们反映说调整后“原来的地方干部一律降为副职”。所谓的“地方干部”，就是非军人的干部或工人。 而事实上，市革会给市民兵指挥部的编制是110人，警备区派去50人。合并后据统计，上海警备区派的干部在市指挥部约占一半以上。在指挥部大组一级的11个正副组长中，除办事组组长和指挥组组长外，其余均由部队干部担任。在大组下属的11个小组中，组长也均由部队干部担任，各区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相当一部分也是军队干部。警备区认为：“这样，就从组织上较好地保证了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的领导”。
合并后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由李彬山、胡守富、吴立义、夏琳、钟定栋、郑惠仪、阎波共7人组成，李彬山任组长，胡守富和吴立义任副组长。三个正副组长都是军人
在区级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过程中，警备区也对领导成员进行调整。警备区群工处副处长王国兴布置：“要把权抓过来，权要我们军队掌握”，“今后工作还是武装部抓的，现在就应该打好基础”。 静安、虹口、长宁、徐汇、闸北5个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原来都是“地方干部”，也即工人，合并后，这些“地方干部”都被调整降级为“三、四、五把手”。合并后的10个区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共56人，警备区派去的军人35人，工人21人。
但不管警备区怎样调整，对民兵指挥部而言，保持自己的这个机构的存在，不被解散，就是达到了目的。从市到各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首先合并，名称仍为“文攻武卫指挥部”，不再有“野营训练”的名称。而且从原来主要由区武装部负责的部门，变为区委、区革委会下面的一个组办。接着，其他区也纷纷合并。
在市民兵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之前，郊县的民兵属于县武装部领导，合并后，各县也成立县民兵指挥部。全市240多个公社（镇）武装部也都被民兵团部取代。
1974年9月2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组织训练工作会议，研究民兵的组织建设、军事训练和民兵战斗骨干队伍的建设问题。会议快结束时，张春桥和王洪文要求学习上海的民兵经验，于是又延期三天，至25日结束。这个会议的《总参组训会议纪要》，10月30日，国务院和军委以1974年104号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各地也建立民兵指挥部。 全国各省市都来上海参观取经学习，包括八大军区也都派人来上海考察民兵工作。民兵指挥部在各省市纷纷建立。
但是，所有的民兵指挥部，都遇到那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成立后的民兵指挥部，与武装部是什么关系？本来由武装部管民兵，现在民兵自己成立指挥部，这是否多此一举，多出来的机构？民兵指挥部与武装部究竟是平行关系，还是被领导与领导关系？还有，每年民兵训练所需的武器、弹药配备计划，过去都是军队编的，通过武装部下发，也由武装部管理；成立了民兵指挥部，这些事情由谁管理？等等。这是全国各地来上海取经学习这都必定提出的问题。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也专门到上海来调查。
王洪文于是又提出“四部合一”，即将武装部、民兵指挥部、人民防空办公室、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这四个部门合并为一个部门，称为“四部合一”。这将是继野营指挥部与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后，民兵体系与部队有关部门的又一个合并。而且是最终落实民兵武装归谁领导的体制性合并。部队反映很大，反对者众多。后来马天水提出，“四部合一”涉及面多，精简不是主要目的，要从本质上考虑问题。还是先将区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关键是武装部，把武装部并起来了，其它的好解决。马天水抓住了合并的本质：武装部并到地方，民兵的指挥权也就能剥离出军队，转移到地方。这是核心，是民兵转为地方武装的关键。
1975年 7月，王洪文回上海。9月18日，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接见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在这个会上，王洪文提出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的“二部合一”设想：
现在是否将武装部和指挥部合起来，抓一二个区，一个县试点一下，上面军事训练由警备区抓。不管怎么样，警备区也是市委一个军事部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民兵工作过去有缺点，军队管民兵，没有地方的同志参加，许多地方统不起来。搞一个区，一个县把武装部和指挥部痛起来，试点把武装部做的一些工作都并过来，试点一下。把武装部做的一些工作都并过来，复员、征兵都可并过来，对外牌子不一定叫武装部，可以叫指挥部。也可以搞两块牌子一个班子，这样有利于统一领导，有利于精兵简政，统一指挥。可以先并起来，然后再精简，地方和军队搭配起来，军队多一些也可以，地方多一些也可以，但是有一点：班子不能大。……
王洪文要求“四个月内拿出材料来，这个问题老不解决，就危险”。王洪文明白，军队中的许多人是不同意另设民兵指挥部的，所以他在会上又透露：“现在有人骂我们是第二武装”， “现在军委要把民兵至于武装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 还说：
对民兵的组织形式争论是很大的，过去争论的是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将来争论的是组织编制问题。如果否定了组织形式，也就否定了民兵的任务。去年的文件有人还在反，组织形式推翻了，任务也推翻了。
王洪文要求马上就抓紧试点，“现在就试”，先在两个区、一个县试点一下，能够两个月到三个月搞出来就更好，然后给他送报告。王洪文说：“赶快试点搞出材料，总结经验，报告主席，什么人也不好说了”。 “我报主席，主席批了，谁也不敢反”。王洪文希望借毛泽东的威望推行自己的这个设想。毛泽东的意志就是法律，只要毛泽东批示，上海的民兵指挥部就都有了坚实的合法存在依据，不必再担心与武装部的关系问题，然后从上海推向全国。
王洪文的这个信心来自毛泽东对上海民兵的关心：
反正我知道主席对上海文攻武卫是肯定的。主席多次问“你们文攻武卫还在吗？”要主席在上海多住几天，主席讲“好啊，上海有文攻武卫嘛！”主席讲不在名称在内容实质名称叫什么都可以，叫武装小组，武装部，指挥部都可以。
市民兵指挥部即于10月9日给上海市委打报告，要求在杨浦区、卢湾区和上海县试行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的“二部合一”。市委同意。10月13日上午，李彬山和施尙英到杨浦区和卢湾区，钟定栋去上海县，传达王洪文的指示，并说：
这是王副主席考虑了很久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
这确实是个方向性问题，因为涉及民兵究竟由地方管还是由军队管。如果武装部合并到地方，那么军队对民兵的指挥权和约束力将大大缩小，民兵将成为地方武装。这是个涉及军队对民间武装力量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动。王洪文深知军队不会同意，他也知道有人说他搞第二武装。所以他在进行合并试点时，没有报中央，也不让报南京军区，想悄悄先在上海试点，做成一两个试点后，让毛泽东圈阅后推广全国。
但是，从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开始，合并就非常不顺利，军队方面一片反对声。首先涉及的是体制问题。武装部是军队在地方的派出机构，要取消武装部，首先要得到军方同意。其次，取消武装部，涉及全国各地武装部的去向，上海取消，全国怎么办？再次，涉及工作职责问题，民兵工作从武装部划到民兵指挥部那头去，为了什么？精简？指挥权？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还是民兵归谁领导。第三，涉及干部编制问题，合并后的原武装部干部，仍然保持现役军人身份，还是转成地方干部？如果转成地方干部，那么就与军队没有关系了；可是这样一来，部队对民兵的领导又怎样体现？第五，王洪文还想将公安部门的社会治安也划过来，民兵集治安、征兵、复员退伍军人安置等工作于一身，这不只涉及军队的建制，还涉及公安的建制，不是王洪文一人有权解决的，更不是上海警备区或上海市委有权决定的。 警备区反对合并最有利的依据，是6月24日至7月16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提出武装部要做好民兵工作。这实际体现军委的态度：由武装部负责管理民兵。
即使作为试点的杨浦区、卢湾区和上海县，也遭到这些地方武装部人员的抵制。1975年10月13日，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和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尙英，带着试点调查组，去杨浦和卢湾两个区办学习班，10月15日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钟定栋带人去上海县。但他们都遭到抵制。武装部的人员提出：武装部编制是中央军委定的，地方无权取消；这么大的事情，上级军事单位为什么不派人来？既然没有派人，那么有没有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 “二部合一”困难重重，许多矛盾无法解决，进行不下去。最后不了了之。

警备区与民兵指挥部的关系

从最初的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开始，南京军区与上海警备区就始终不赞成不支持。据钟定栋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一信中说：
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当时警备区的廖政国是不支持这支队伍的。
在“文攻武卫” 建立时，这支队伍很需要部队支持和帮助，市革会明确指出要警备区抓，但警备区态度暧昧，迟迟不抓。后来虽派了一些军队同志来，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宣传队”，当当参谋，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因此，他们是不受市革会统一领导和安排的，说走就走，调动频繁。不管工作怎样紧张、重要，警备区一个命令，经常全部撤走回去学习一、二个星期，对工作影响很大。警备区有些同志对毛主席关于改造民兵这一指示，情绪很抵触。
警备区对参与“文攻武卫”的工作很冷淡，保持距离，显示了他们对这个机构的不认同和不赞成。
1967年9月，还是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成立阶段，市革会便要求市区基层工厂的武装部停止民兵工作，取消了657个工厂武装部，涉及822名专职武装干部。 这些基层的武装干部，虽然人事编制都在工厂，但业务工作都是由警备区领导的，而且工资也是国防经费开支由警备区支付的。为了稳定这些原武装干部的思想，警备区为他们办学习班；而且到1969年2月，还在向现役军人的区县武装干部发放《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的同时，也仍然向他们发放，连没有被“三结合”进基层厂革委会的原武装干部也照样发放，但是不发放给“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人。这实际是继续承认原有的民兵体系，不承认市革会关于停止上海民兵活动的决定。这让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人很恼火。
警备区不止在干部的安排上制约民兵指挥部，而且对民兵指挥部的存在始终不赞成。张春桥要求对郊区民兵体制在一个公社作试点，当时的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拖着不办，没有下文，王洪文对此很不满。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组织人向警备区和南京军区送大字报，其中由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写的大字报，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民兵问题，指责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对民兵工作不支持。
而几乎在给警备区送大字报的同时，上海市委还针对上海警备区，布置市民兵指挥部进行了一次秘密备战。那是在1974年3月，王秀珍秘密去北京，
王、张、姚、接见我时，张春桥说：你们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注意阶级斗争动向，王少庸与许（指许世友）的关系很深，王会给许通情况的，你们要注意，不要被人家把你们抓起来，要加强保卫工作。姚文元说：你们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要加强要害部门的保卫，报社、电台、自来水、煤气、机场、大饭店等，林彪、王维国搞政变时，就抓这些要害部门。（二月份，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他说：要在批林批孔中，民兵要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保卫，要加强战备等）
王秀珍回上海后，向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传达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些话，要民兵指挥部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保卫批林批孔运动。3月20日左右，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周宏宝向市委电话报告说，警备区最近有许多辆摩托车在淮海路、常熟路一带巡逻，是新动向，情况反常，从来没有过。马天水和王秀珍看到电话记录后，将周宏宝和民兵指挥部的另一个负责人钟定栋，叫去康办学习室。王秀珍在询问民兵指挥部值夜班情况后，要求：只是指挥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值夜班不行，要有民兵值班，加强战备。民兵指挥部的另一个负责人钟定栋后来回忆，周宏宝回指挥部，即传达了王秀珍的指示。
要指挥部搞一个加强对康平路、机场、电台等重要目标的保卫方案，范围越小越好。当时，我也没有告诉作战组的同志。周要求选择一些在九、十两次路线斗争中有战斗力的单位。我是积极紧跟的，根据这些意图亲自做了方案，并布置了长宁、杨浦、徐汇、静安等区指挥部选择了十多个单位，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意图。周宏宝和我还撇开了区，直接到了一些厂去检查，搞得非常神秘，非常紧张，有的厂结果子弹都放在弹夹里，区里对此也很有意见。我们对（警备区）胡副司令、夏副主任根本不信任，他们是领导成员，但这个方案根本没有送他们看，周就直接带到了市委。王秀珍在这个方案上还做了批示：“拟同意，要抓紧落实”。
王秀珍所批的方案，就是《关于加强战备的几点意见》。在这个方案中，市民兵指挥部组织了上面所提及的4个区指挥部下的民兵团、港务局和上钢三厂两个民兵直属师，共十多个单位一万民兵的战备队伍，配备四管机枪10挺，重机枪79挺，步枪、冲锋枪等六千余枝。还组织由120民兵、配备54辆摩托车的战备机动小分队，昼夜值班待命。为了“保护市委领导”，市指挥部还赶紧将正在野营拉练的约200名民兵调回市区，同时又抽调杨浦区4805厂的一个连约200名民兵，组成两支持枪荷弹的机动队伍，分别驻扎在外滩市革会办公大楼以及康平路办公大院附近，每夜在周边马路上巡逻。 这次战备持续3个多月。王秀珍和钟定栋后来都承认：“矛头对准警备区和南京军区”，“完全是提防警备区，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
不过，警备区和南京军区虽然对另立民兵指挥系统不赞成，但对于上海的民兵训练还是指导与配合的。加上警备区具体负责民兵工作的是副政委李彬山，李彬山与上海市革会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他与民兵指挥部的关系也就比较融洽。市民兵指挥部曾经组织过几次大的军事实战训练或演习，都是和军队一起举行的。这些军事演习有：1974年的抗登陆演习，以苏联为假想敌。在南汇县海岸，选择了一处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登陆地点，以一个民兵营，一个警备区的连队组织演习。1975年秋，以部队为主，南京军区出动了装甲兵的轻型坦克和空军的轰炸机，民兵出动了上海港务局的一个连；上面飞机扔炸弹，下面坦克过江，民兵架桥和高炮掩护。这样的部队与民兵合作的军事演习，可能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还有每年都组织的高炮实弹射击，也都是在南京军区的批准下进行的。上海所有的民兵高炮共一千多门，全部拉去训练场地，经过打浦桥隧道时，道路全部封锁。以至上海一些老百姓传说要打仗了。
上海民兵的军事训练，所有武器弹药，都是部队提供下发的。每年训练，都是由中央军委总参，制定全国民兵训练计划，下达到各大军区，再由各大军区下达省军区，上海是下达到警备区，由警备区布置给民兵指挥部。
但是，民兵的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则不由警备区制定。只报送市革会批，不必报警备区。
到1976年，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共辖有9个师，602个团，1287个营，1.87万个连，约300万人。不仅有步兵，而且还有摩托、高炮、水上及防化、通讯、工程等专业兵种；拥有各种枪械20.6万件，火炮1900余门，火箭筒2600枚，各种车辆500余辆，以及耗资100多万元建造起来的“上海民兵101舰”。 形成一支举足轻重的地方武装力量。

王洪文的民兵思想

文革前，当王洪文还是国棉17厂的保卫科干事时，就曾经是厂民兵连的连长。所以可以说，王洪文对文革前的民兵工作是比较熟悉的。纵观王洪文的“改造民兵”思想，核心就是尽量减少军队对民兵的控制权，把民兵改造成工人的武装队伍、地方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改造”，自然遭到军队方面的抵制。
王洪文将民兵看作自己工作的最大成果。1975年9月18日上海民兵工作座谈会上，王洪文说：“现在军委要把民兵至于武装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谁要一个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还要把这个队伍拉出来！” 9月18日，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接见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在听取汇报后说：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楚，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这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做好工作，要创造些好的经验，从理论上、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
王洪文显然认为自己是民兵工作的行家。从一开始成立“文攻武卫”，他就始终想在上海做出点成绩，作为自己的特长和特色。更重要的是，军队和干部阶层对文革的抵制，让他一直存在着危机感。所以他抓民兵，也是希望自己手里有能够抗衡军队的武装力量。他一再强调，上海民兵对外要反对侵略，对内要反复辟。他还说：要抓好民兵两条路线斗争，还要对民兵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民兵要与修正主义对着干。 这是王洪文的“实践上能站得住脚”。
王洪文的“理论上站得住脚”，应该来自马列著作。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提倡读马列的书，其中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前本书中，马克思将“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总结为巴黎公社的重要经验之一；后本书则专门论述革命不能只限于夺取政权，还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两本书，在萧木等写作组成员的辅导下，王洪文都认真读过。王洪文还要萧木辅导，专门读了列宁的《军队和革命》， 这是篇专门论述军队与国家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出：“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的。常备军到处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
王洪文认真学习这些文章，显然是希望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寻找他民兵思想的政策依据和理论资源。1975年10月13日，李彬山等传达王洪文关于“二部合一”指示时，也强调，这是王洪文考虑的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前文已提及。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显然是王洪文心底的情结。
王洪文对军队始终不放心。1975年9月18日，上海召开民兵工作座谈会，会散后，王洪文问马天水，仓库里还有多少武器没有下发？马天水回答了一个数字。王洪文又问，武器在哪个仓库放着？马天水说：在警备区仓库，王洪文说，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发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他多次对上海市革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交代，要尽快武装上海民兵，抓紧制造民兵武器，“自己武装自己”。于是，上海方面从1974年以后——
在国家拨给的民兵武装计划经费外，又私自动用大量地方经费造枪、买枪。据统计，1974年擅自增加了718万元；1975年又擅自增加了515万元；今年（1976年——笔者注）他们更是变本加厉，竟高达2050万元。
他们私设生产武器的工厂和车间。1974年前，王洪文等就在一个工厂搞了一个专门车间，试验生产半自动步枪。以后王洪文亲自窜到这个工厂视察，指使马天水等人决定正式投产，每年生产5000枝。1974年以来共生产了15000枝步枪。王洪文、马天水还瞒着中央有关部门，又私自安排另一个厂每年生产全自动步枪一万枝，1974年以来共私制了3万枝。
他们私购军事生产超产的枪支。1874年底有5个工厂超产了步枪1462枝，枪弹392万发。马天水等人不向军委有关部门报告，就从地方经费中拿出183万元，私自买了下来。
这样准备武器，显然是为了打仗。王洪文学着毛泽东的话说：要准备上山打游击。他也多次对市革会的马天水、王秀珍等以及民兵指挥部负责人，讲打巷战的问题。四届人大期间，王洪文把马天水和王秀珍、金祖敏等人专门叫去，特地要他们看一部关于打巷战的美国电影。王洪文对马天水他们说，给你们看看，今后上海如打仗，就这样打，上海楼房多，在里面都可以打。 打巷战，显然不是对付外敌。
王洪文的担忧，是文革派共同的担忧。1976年4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最乱的那一天，张春桥始终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往外看。事后他对萧木说，当时他想：“假如军队把枪口都调过来那怎么办？”
王洪文曾有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的打算，并打算自己担任总指挥。1973年8月下旬，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后，9月即对王秀珍说：“上海民兵这支队伍是有战斗力的，我是信得过的，光有下面指挥部不行，上面有人抓才行。我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我任总指挥”。1974年5月底，王洪文又打电话给马天水说：“全国准备建立民兵总指挥部。如果这个组织正式成立，准备调周宏宝到全国民兵总指挥部工作，你们可做好思想准备”。 但是此事后来再不见下文。这应该是军队反对抵制的结果。

小 结

民兵，是上海文革与外地文革的又一显著差别。由于王洪文对上海民兵的掌控，这一这一差别更显得突出。
文革高举巴黎公社的大旗。巴黎公社是毛泽东的情结，他在文革中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经验之一，就是砸碎国家机器，其中包括常备军，以民兵取代常备军。1971年3月18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强调：“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和警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把枪杆子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王洪文要求民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得住脚”。他的理论，显然就是来自马克思、列宁对巴黎公社的论述。这是他在上海扩张工人武装的合法依据。但是王洪文显然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巴黎公社工人自卫武装，与中国民兵传统，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民兵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始终是军队的延伸和辅助，在政府的控制下，作为国家军队对外抵御侵略、对内镇压叛乱的补充和后备力量，是藏兵于民。离开了国家控制的民间武装，是土匪、谋反和叛乱。文革中全国民兵扩张的大背景，是毛泽东提出的“要准备打仗”，也即准备可能与苏联的战争。这个协助国家正规军的任务，是中国民兵的传统。
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国民自卫队”，在理念上与中国民兵是国家军队的辅助和延伸传统完全不同。它从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发展而来，本质上是与国家军队对立的。国民自卫队不仅是巴黎公社的产物，更是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文化产物，是西方古代城邦和公社的公民兵精神和公民兵制度的延续。西方民兵作为公民防止国家滥用权力和捍卫自治共同体的武装组织，本质上是与西方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相一致的。而在中国，国家从来是高于一切的，当别的领域和语境都是国家至上，民兵却要制约国家扩张权力，显得非常不协调，也根本不现实。加上中国民兵辅助国家的传统，上海民兵自然会被看作是有可能反叛国家的武装力量。而从王洪文一系列讲话来看，将民兵作为抵抗反文革势力的地方武装，也确实是他内心的真正想法。事实上，文革结束时，上海方面也确实有以民兵反抗中央政府的未遂行动。
即使王洪文大力发展上海民兵，他也无法对抗国家。所以他十分矛盾，既要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治资源，使他的这支武装名正言顺；但在实践中，他还是只能将民兵建设成政府的辅佐力量。他给民兵找各种任务，甚至从公安那里挖来一些日常工作。王洪文看到和平时期民兵组织的空洞化，这是由于民兵任务的空洞化所造成。因为没有战争，民兵最本质的军事行动便没有了用武之地。王洪文提倡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他要让民兵有事可干，凸现民兵存在的必要性，让本来没事可做的民兵有存在的合法资源。
但是，合并后的民兵指挥部归谁领导始终是要害问题。全国各省市的民兵都归军队管，落实到地方，就是军队的派出机构区、县武装部管。唯独上海，区、县武装部管不了民兵；市一级又多出个市民兵指挥部，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必须通过市民兵指挥部。虽然警备区也派军人参加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但那只是“参加”，而不是如文革前那样的单独指挥权。文革前的上海工厂民兵只是分散的存在，没有纵横向联系，联系各厂民兵的枢纽是区、县武装部。文革中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的建立，使得全市各工厂的民兵，有了独立于军队之外的纵横指挥网络。虽然警备区平时都派人参与工作，而且民兵指挥部与参加工作的军人关系也很融洽；但民兵指挥部一旦举事，完全可以抛开军队的领导。这个随时可以脱离军队的独立指挥系统，是文革中的上海民兵不同于文革前民兵的最本质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中的上海民兵是一支“第二武装”。这样的军队无法完全掌控的地方武装，有悖于中国民兵是军队辅助力量的一贯传统，自然引起军队的警惕。上海民兵唯一受到制约的是武器的发放，始终掌握在军队手里，这是军队最后的防线。
民兵的社会治安功能，在文革中被特别强调，到达顶点，包括天安门事件。这也是因为警察的不发达。军队对外，警察对内。但当时中国的警察建制，始终只停留在维持交通秩序和一般社会治安的水平上。在应对突发性群体事变方面，由于没有武装警察，人手和装备远远不够。原来发生突发事件可以动用军队；1972年8月，中央决定撤销解放军支左，军队逐步撤出地方。地方于是没有了可以随机调动的治安队伍，所以客观上也需要一支机动队伍。民兵是较好的替代：业余行动，所需经费由出人的工厂承担；人数众多，一旦有情况可以及时拉出队伍。但是这样的做法，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且，让那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普通工人，承担常规的社会治安，必然会产生执法过度、暴力执法等现象。

http://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14&t=1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