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叛逆者到责任者——星星画会严力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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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om 专稿

被访者：严力

时间：2004年1月

记者：徐德芳(采访录音整理)

　 “今天”(北京七十年代文学刊物)

　　我1954年生于北京，不久就被送到上海的祖父母家里寄养。1966年，因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爷爷觉得无法再保护我了，于是在1967年将我送回到北京，那时候我13岁。大约是在1968年底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看一首手抄的诗，那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当时受了很大的震动，觉得这个诗写得很棒。那应该说是在当时的环境底下，我所见的最早的带有个人色彩的、和政治宣传品不太一样的诗歌。
　　1970年，我以初中毕业生的身份，被分配到北京第二机床厂。就是在这一年，我认识了芒克。之后又陆续认识了北岛、多多、根子等人。后来就参与了《今天》成员们的交往。
　  “今天派”那些诗人，和我精神上比较相通的就是芒克、北岛和多多。当年我们四个在一起从1972一直到1978年时常聚在一起喝酒和交换诗歌阅读。后来我又参与了“星星画会”。我们都不是很物质化的人，生活得比较随意——其实人谁都希望活的轻松一些，不过是被大环境搞得很痛苦。1977年8月份，我、芒克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颐和园给北岛过生日，当时我们没有什么钱，好容易凑了一些，就买酒喝。那天下雨，我们就在山坡上，用绳子把一块塑料布绑在树上，四个人就在下面喝酒。喝高了就朗诵诗，各朗诵自己的。朗诵完了还觉得不过瘾，就搞联句。还有一次芒克和我，还有一大帮人一起去白洋淀。那是1983年，当时已经有录音机了，一大群人在当地的打谷场和农民一起跳迪斯科。我、马德升，芒克，雪迪七八个人吧，也是有点喝高了，就跳了起来，当地农民觉得有意思，也就加入进来。回过头来想想，都有点在生活中挣扎的意思。
　　1980年底，所有的民间刊物都被勒令停刊了。我们撤下来组织了“今天民间研究会”，又印了几期散页的《今天》，之后我们的活动越来越困难，成员陆续出国，就不再继续下去了。
　　《今天》的那批诗人现在有不少人不再写诗了。我一直都没有停过。我这样的人在文革中没有任何学历，却偏要走创作和创新的路，就是想把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这段中国的历史记录与表达出来。其实诗歌、小说、艺术都是载体。表现的最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东西。
　　大概在1980年前后，当时的地下诗人圈子里有过一个风潮，油印自己的诗集。我当时印制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公用电话》。当时大家油印诗集也是出于一个考虑，既然地下诗人的作品，还不如印成一个小册子送送朋友。当时的诗集，封面都是手绘的。我和马德升一起合作印的，他帮我绘制了封面。当时我找到在一个小工厂负责管理宣传用品的朋友，请他帮我刻好蜡纸，然后自己买了纸张油墨，借用《今天》的油印机印刷的。我当时计划印100本的，因为油印机转动的时候常常印坏，有一些损耗，最终装订的时候就只得到80多本了。当时中国最好的诗人们就这样弄出了自己的诗集。有一次我和马德升、芒克一起在我家里熬了一整夜制做了芒克的一本诗集中的木板油印插图。
　　事实上，我最早1978年就有了自己第一本用手刻蜡纸印出来的诗集《存荐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别人制作类似的油印小诗集，不过手抄本的形式已经时常出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表达感情。向喜欢的人、向朋友们表达。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环境压抑着我和所有的人，因为只能背诵毛语录和学习各大政府报纸，几乎不能言说任何个人的情感。当时我就想做一些与此不同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当时有不少我这样的人在全国各地用这样的形式表达个人的感情与想法，因为这是一种人性的自然趋势和内心感情的需要。1978年的“存荐集”是这样出来的：当时我把一些诗稿交给在上海一个朋友，她是在单位做宣传方面工作的，有机会刻蜡纸印刷宣传单什么的，我说自己有做一本集子的想法。她居然答应下来，并在她自己任职的工厂里用业余的时间帮我做好了。拿到那30多本诗集的时候，非常激动，但是又有些害怕，因为当时这样的东西属于非法出版物，严重的话会被抓起来的，所以我也只是悄悄送给几个当时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没有送完，就是因为害怕出事情。现在想起来，这种风险当时没有多少人敢于去碰的，我的这位朋友在制作的时候如果被单位的领导发现，后果很难预测，但肯定是危险的。现在想起来还会捏出一把汗，也感谢她当时的勇气，她姓顾，1978年她应该是二十岁，现在她住在香港。

　 “星星画会”(北京七十年代末艺术团体)

　　1970年以后陆续认识的人中，有几个人是画画的，彭刚、鲁雁生、鲁双芹等人。这批人对内在的感情比较敏感。他们1972年前后他们已经开始画现代画了。黄锐、马德升等画家刚开始讨论组织画展的时候大约在1979年的6、7月份，我并没有参加他们的讨论。8、9月份，他们开始组织星星美展，我才参与了他们的活动。
　　加入画展和我当时的女朋友有关系。她是画画的，与那帮人很熟。事实上，1979年7月15日，我才开始画画。黄锐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他到我这里，看我女朋友的画，却看到我的画挂了满墙。他说，这些东西很有创意，你一定要参加。于是我就参加了。
　　这样我就作为星星画会的创始成员和他们一起搞了画展。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八九个人。到了临展前几天，又陆续加入了十几个人。但画展的主要人员还是开始的那几个，我、马德升、王克平、黄锐、曲磊磊、薄云、阿城、李爽、杨益平等人。9月底画展开幕，一开始是在中国美术馆门外的小公园里露天展出的。两天以后，展览被取消，我们的一百多幅作品被收缴，那天是9月28日。10月1日，我们采取了一些抗议行动。不久北京市委出面帮我们解决了问题。解决包含两个方面，我们的展出合法了，而且也得到了展出的场地。11月下旬开始，我们的展出就搬进了北京市美术协会的画廊，北海的画舫斋。在这里，我们展览继续进行了半个多月，观众的反映一片良好。虽然当时没有更多的人进行这类较为个人化的绘画，但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普遍的肯定。
　　就在这次画展上，我第一次“卖”出了自己的作品。买主是一个法国人叫安娜，她在看画展的时候指着一幅画告诉我，你这张画我要买。我傻了。我没有立即答复她，就问画会的其他画家，应该卖多少钱，能不能卖，卖了会不会被指为违法。当时他们也都很羡慕，给我出什么主意的都有，有的说，卖画，感觉上的价位大概以三、四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了吧。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是40元左右，三、四个月就是在200元左右。这个说法后来就成了我们卖画定价的标准。也有的人跟我出主意说，这样吧，谁都没有卖过画，你这个是第一张，你最好跟他换个什么东西，当作礼品，也就是以物换物，我一听觉得有道理，隔了四五天就答复安娜说我要一个照相机，我需要用它来拍拍我的画。安娜答应得很爽快。正好赶上周末，她就跑了一趟香港，礼拜天回来带给我一个美能达的傻瓜机。就用这个照相机跟我换了那张画。
　　这是星星画会展览上“出售”的第一张画，应该也是当时最早出售的一张现代画。
　　1980年，我们向全国美协申请举办了第二届星星画展，也就是国内最后一次星星画展。当时全国美协的主席是江丰，他还特意来看了我们准备展出的作品。看完以后他并没有立即答复我们。一个月后，他的秘书通知我们，说你们可以在美术馆里展出。于是1980年8月，我们就名正言顺地进入了美术馆，一下子就轰动了。我记得那次展览，最多的一天有上万人排队参观。到第二次星星美展之后，我们的画就卖得很好了。当时我们认识了一些留学生和驻华使馆的人员。他们经常到画家家里看画并选中一些收藏，而且还常常带新的朋友来看画。我们卖画大都在200元到600元之间——外汇券。那个时期的作品，我可以说80%都在老外的手里。
　　刚开始进行诗歌或者美术创作的时候，那仅仅是为了表达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没有过多的考虑。星星美展以后，我意识到这些东西就是一种历史。我一直都很注意保留相关的文本，文字的和图像的，当然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创作纪录。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主流媒体对这样的事情不作记录的原因，再加上纪录工具的落后与缺乏，现在再要找当时的一些相关资料，很多已经找不到了。有一些当时展出的作品，别说是幻灯片，连照片都没有留下。
　　1981年以后，我们就不被允许继续展览了。其中的原因很多，这也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必然情况。不过，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自费留学或与外国人结婚，于是这些人中的主要成员就陆续开始利用这些渠道出国了。

　 “个人展览”

　　1981年开始，星星美展就不再被批准展览了。当时如果以星星画会的名义申请举办画展，肯定是不批的。有一个例外，大约是在1982年，马德升、黄锐与一些星星画会之外的人，不用星星画会的名义在一所学校里面不做什么宣传地举办过一次展览。但也只办成过这一次。
　　我当时想不能举办星星的展览，可能能办一个个人的展览，但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正好碰到一个来音乐学院进修的上海朋友。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以后，提醒我说，你为什么不试试在上海办展览呢。我的爷爷是上海的名中医，交游很广。所以我在上海有不少亲戚，他们认识很多人，也许通过关系可以办成展览，于是就考虑着手在上海举办自己的个人画展。
　　我先通过那个在北京进修的朋友寄了一批自己作品的照片给上海的一些老画家。他们看了以后觉得不错，表示支持我举办个人画展。有了他们的肯定，我就有信心了，开始考虑如何把画送到上海。当时的情况非常麻烦。因为画是不让邮寄的。这个时候我们找到一个来往于北京上海两地的13、14次列车的列车员。就托他帮我带画到上海。我在北京把画交给他，到了上海，再通知我的亲戚去车站接收。每一次只能帮我带几张画放在他所服务的那节车厢的休息室里，那种休息室很小。前后一共运了七八次，才把30多张准备展出的画运到了上海。
　　1984年7月，我来到上海。我的那个在北京进修的朋友先找到了颜文樑，他是中国第一批留学法国的老画家了。请他用书法帮我题了画展的请帖。后来陆俨少、应野平、李咏森、王个簃都给我的画展题了词。之后我的朋友就去人民公园的展览室联系展厅。当时告诉他们，颜文樑已经为展览题了词了。展览室的负责人一看，有颜文樑这样的老画家支持，就觉得不错。在这期间李咏森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当时是上海水彩协会的会长，特地帮我向人民公园展览室的负责人打了招呼。这一切使得展览的筹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画的个人展览。有意思的是，当时因为自己的人事关系还在北京市第二机床厂，所以我是以“北京青年工人”的名义办的展览。那个时候，以工人农民的名义出来，那都是最好听的词儿。这个展览办起来以后，参观者很多，本来计划展出15天的，后来又延期3天。当时摆放在展厅几个角落的意见本，被写满了7本。我算了一下上面的留言，大概两成的人觉得看不懂，其他人则觉得这个画展很好，敢想敢干，表示了支持。这些留言本我今天还保存着。画展期间，《新民晚报》、《青年报》等都发过一些相关的消息。
　　这个展览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两个人过来找到我，说，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些画的含义，你来给我们作个解释。我从他们的口气上判断，应该是两个便衣，就跟他们逐一解释每一幅画的含义，这是表现爱情的，那是表现和平理想的等等。其实我觉得我所有的画都没有直接的政治目标，有的话也是包含在其中的一个元素，我认为所有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有政治的元素在其中，那时自然的，躲不掉的。我想表达一些人性的东西，一些知识的探索，表现一种色彩、表现一个线条。当时信息的传递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上海方面没有反映过来我是星星画会的成员，都以为我是北京来的工人画家。虽然陆俨少这样的老画家知道我的背景，但也都没有在支持我的这一点上有过什么犹豫。
　　就在这个画展期间，我接触到了上海的一些诗人，默默、孟浪、冰释之、郁郁等人。他们当时在筹划印刷《海上》。我就这样和上海的诗人建立了联系，后来我在纽约创办《一行》的时候，他们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受到这次个人展览成功举办的鼓舞，回到北京后，就试图和马德升、杨益平不以星星的名义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一个三人联展。当时展厅联络很顺利，连请柬都印好了，但就在展出的前一天突然被取消了，看来星星画会的成员凑在一起还是没有活动的机会。
　　同时我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说如果想出国就请再补交一个申请。
　　我有一个堂舅叫魏济民，曾经出任国民党海军军校的校长，也曾经做过台湾驻联合国代表。后来就定居美国了。1981年，他应中国海军司令部和邓颍超的邀请从纽约来访问中国大陆。到北京以后他告诉我可以担保我出国。我当时就决定要出国留学。因为我爷爷1968年在上海自杀了。我的父亲文革中被隔离了四年。放出来以后又发现得了肝硬化，拖了五六年也去世了。我在这里有太多的伤痛的记忆，不想再呆下去了，所以我在1981年就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过一次申请。不过他们一直就没有给我答复。直到我办完个人展览后才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我就立即补了一个申请。护照很快就下来了。签证也办得很顺利，因为当时星星画会的一些画家受到海外一些媒体的报道。
　　1985年5月，我取道香港，到了纽约。

　 “一行诗刊”(创立于1987年纽约的中文刊物)

　　星星美展之后，有一个在北大学中文的美国留学生找到王克平，说想认识些中国艺术家。王克平就介绍我们认识了。那个留学生后来就帮我联系了纽约的Pratt艺术学院。那个学院愿意让我破格读硕士课程。我在纽约著名的艺术家聚集地东村安顿下来以后就去见Pratt的一个系主任。他看了我的作品，然后问我：严力，你是想做艺术家，还是想以后做老师？我回答说“艺术家”。他就回答我，说你的作品很好的，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交这些很傻的学费？后来又接触了一次，他还是这个意见。我就决定不上艺术学院，开始了在美国的自由艺术家生涯。
　　在纽约的最初5个月，我过得比较自在，去看了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和当地的华人交朋友。1985年10月，我进入纽约猎人学院学习英文。一年半以后，我从那个学校出来，开始创办《一行》。出《一行》的目的很简单。当时现代诗在国内很难发表，读者也对此不很理解。但1986年到1989年又是中国地下诗歌运动发展得最好的一个时期。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有人来记录，记录下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那我就主持创办了这个刊物。据我所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的中国人到美国以后创办的第一个文学刊物。它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记录了1985到1992年之间中国的现代诗歌。现在很多腕儿级的诗人，最早作品就是发在《一行》上的。
　　出刊物的钱都是“一行诗社”的人自己掏的。“一行诗社”的成员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大概有20多个人。这些人有的是报纸的编辑、有的是商人、有的还在上学，都是爱好写作的人。为了出刊物，我提议每人每三个月拿出一天的薪水来当作诗社的活动经费，拿这个钱出刊物。
　　《一行》上刊登的诗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诗社的成员的作品，一部分则来自国内。我负责跟国内建立联系。我联系了一些住在不同城市的诗人，然后由他们帮助收集他所在的城市的作品。《一行》在国内的代理人最多的时候有七八个。比如说西安的伊沙、北京的莫非、上海的孟浪、古冈、东北的李松樟、天津的肖沉、江苏的杨小龙、杭州的梁晓明等等。
　　每期《一行》印1000份，其中相当部分寄回国内。是先寄到各城市的代理人手上，然后再由他们发下去。我了解到，一行的代理人中有好几个也曾经被有关单位约了谈话，就是谈这个刊物的问题。不过《一行》始终没有被定性为反动刊物。这也是我努力的结果。我一定要《一行》这个杂志和国内的诗人有联系，我要让这个杂志能够寄进中国。当时好几个民主基金会让我申请，申请的话就有机会得到资金，但是都没有去试，因为这类的基金会有比较浓的政治色彩。我为这个刊物搭进去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它也使我在海外的生活不那么寂寞。另外一行也得到了纽约一些美国诗人的支持，比如艾伦?金斯堡、兰诺?斯哇滋、路易丝?瓦仕等等。
　　我是1986年认识金斯堡的，当时我住在东村11街，他住12 街。办《一行》的时候，我跟他说，《一行》需要你支持。他说“行”。然后就特意帮我们在他的学校，布鲁克林大学，办了一个“一行专场朗诵会”。那天他叫了很多学生过来捧场，地点就在他们学校里，他亲自主持的。我们诗社当时有七、八个人到他们那里朗诵。
　　《一行》是1992年停办的。那个时候，现代诗在中国大陆已经有相当多的发表渠道了，我觉得它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回家”

　　1993年底，是我出国八年半后第一次回国。我一直想在国内做点事，做点和中国文化有关的事。我热爱自己的母语，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自己的母语有个重要的责任，应该让它更好的发展。当年《今天》的那些诗人，有的人到了海外以后，进入了一个没有母语的环境，他们就不写了，我觉得很可惜。而我，则是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一有可能，我就回来了。1993年，在北京我办了个人摄影展、出版了一本小说集，还开了我的作品讨论会。当时我还准备开个画廊，但是没有批准。虽然有些遗憾，但总算顺利。
　　1995年，云南的《大家》杂志刊登了我的一个长篇小说《带母语回家》。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很快这个作品就被说是有问题，有自由化的倾向。那以后我等于说被禁了，作品就发表不出来了。当时我有一份书稿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已经准备开机印刷了，突然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给我说，严力啊，你那本书我们出不成了。当时我听了感到非常愤怒，甚至动了和新闻出版总署打官司的念头。后来冷静下来考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如果真打官司仍然会有许多具体的问题解决不了，对我以后在国内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退了一步。
　　1999年，这个情况才有所好转，我又获准陆续发表了一些东西，青海人民出版社出了我的一本诗集，还陆续办了两次诗歌朗诵会和画展。2002年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两本书。
　　2002年底，我和几个朋友也考虑过要组建一个建筑设计公司，合作者是Pratt学院建筑设计系毕业的设计师。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进行下去。因为现在这一个领域的竞争实在太厉害了。很多公司都有大笔资金支撑着，很多公司的先期投入就是几百万。这一点我们做不到，因此也很难与别人竞争。所以我现在在上海还是一个自由创作人的状态。其实，应该说我永远是个自由创作者。我觉得，所谓的个人创作者和坐班的人的差别在于，时间划分比例有些差别。我状态好的时候也用30%的时间挣钱，70%时间来创作。但是如果销路不好，我可能用40%的时间创作，60%的时间来挣钱。
　　在各种表达载体中，我觉得诗歌必须与朗诵结合起来。在美国有很多Talking word，一般卖音乐唱片的地方，都有专门出售Talking word的柜台。它是有名的诗人、小说家朗诵自己作品的声音，甚至还有图象。这就让读者能够了解他们是怎样演绎阐释自己作品的。诗歌这种东西让自己读和让其他人来朗诵，效果是绝对不一样的。由作者自己来朗诵当然会更准确，也更加具有历史资料的元素。我和刘索拉一直有计划要做我们的Talking word，她作曲，我朗诵，甚至可以考虑制作成DVD。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着手实施。主要是刚刚回到中国，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我们都离开中国有10多年了，对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隔膜，心态上需要进行调整，要重新站稳脚跟。这是我们这样一批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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