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未来的30年，充满着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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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讲讲改革开放的事，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认为，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它意味着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新的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十八大”)之前，大家也会对改革有所困惑，这个困惑就是：改革，还是不改革?每一届领导人上来，大家都在猜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大家也都有了大概的答案。这就是原来所困惑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明显不一样了，领导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态度：要改革。专门召开最高级别的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好了，老的困惑没有了，但是问号好像没有减少，而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呢?是新的改革会向哪里去的问题。
　　 过去30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改革不外乎说：我们从一个起点，走向一个终点，起点是旧体制，终点是新体制，改革就是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的过程。这样的改革会有什么结果呢?一开始我们的判断不外乎有两个：成功，或者失败。
　　 但是我们想的简单了，过去30年的改革，出现了第三个结果。它既没有到达终点获得成功，也没有遭遇失败又回到起点，而是停在中间不动了，而且有人把这种中间状态，我们曾经称之为“过渡阶段”的状态，当作一个稳定的体制保留下来。
　　 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中间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发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前面这十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一个改革旧体制，走向新体制的时期。
　　 后面这十几年呢，明显变化了，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文件中，改革还是一个经常提起的词汇，但是实际上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了，在事实上把中间过渡状态，当作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就是权力和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体制。
　　 所谓“权钱结合”，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发现社会风气变得不一样了，越来越沉闷，有点越来越死气沉沉的感觉。甚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好事都办成了坏事，比如说奥运会成功举办了，后来却给中国留下来一天紧似一天的维稳体制，金融危机了，政府拉动内需变成了全面干预经济。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僵局，历史就像一辆车，既不往前走，也不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不动了，成一段没有历史的时期。十八大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有人下车，开始鼓捣它了，收拾了半天，一拧钥匙，轰的一声，还真的发动起来。
　　 这辆已经发动的车是要往前走，还是向后退，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又重新开始了。
　　 现在再谈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和过去不一样了，如果未来要改，它一定是一场“新”的改革。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新”呢?过去30多年，我们要改革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几十年所形成的一个旧体制，经过30多年的改革，这个旧体制实际上还没有改完，新的、所谓的稳定的“过渡体制”又产生了，所以下一轮改革，要面对的其实是两个体制。没改完的旧体制，再加上新情况，就出现了新弊端——经过30多年的演练，新的权贵阶层和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西方有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一方是强调市场的弊端，要求增强政府的权力;另一方是强调市场的优势，削弱政府的权力。看上去，市场和权力是两个水火不容的人，谁和谁都能结婚，就是他俩不能结婚，实在是不能在一起过日子。
　　 中国的新弊端——权贵阶层就不是这样，它就是市场和权力结婚的结果。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为此吵的不可开交，这个说你家丈夫人不错，怎么找了这么个坏老婆;另外一方说，老婆是好老婆，丈夫是个坏蛋。殊不知人家小两口过的和和美美呢，根本不管他们吵的是什么。
　　 其实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机会和资源，都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部分产生，和权贵阶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民营企业说最近这些年机会不多，钱不好赚了，是有其内在背景的。
　　 权贵阶层刚形成的时期，它是不太自信的，有些东西它也确实做不了，就要外包出去，在市场环境下完成，结果就是两类人发了财，一类是胆子大的，另一类是有专业技术的。他们有能力也有胆量把这些事接过来，获得了机会。后来就不一样了，权贵阶层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信，原来他不敢做、也不能做的，变得敢做也能做了，不需要外包出去了，亲戚、朋友都开始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从此权力和市场就越发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些年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最好的时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权力做不了的放在市场里做，市场里没法完成的，权力又可以介入，积累起来的资产还可以转移到国外，历史上哪有这么好的时期?
　　 权贵像一堵墙一样挡在改革面前，而且根深蒂固，要想启动“新”的改革，首先要有触动、突破权贵的手段，推动社会继续向前，这堵墙只能打开、穿越，根本绕不过去。最近大家谈的最多的是反腐败，我个人的看法是，“反腐”是撬动这堵墙的唯一办法，但是“反腐”也要转向下一步，就是对权贵结成形成系统性的遏制。
　　 我这半年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把“康师傅”当作更大的腐败分子来打掉，其实对中国来说没有更大的意义。如果把权贵阶层人格化，由一个具体的人来代表，那么到这里我觉得差不多够了，如果从这时候开始转向，就能把这场变革，朝正确的方向向前推进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法治”我认为是可以考虑推进的道路，有人质疑这件事，说可能吗?他们真的愿意往这个方向走吗?医生真的可以给自己动手术吗?我觉得看问题不要看得太死。
　　 历史上由统治者来推动的改革是存在的，我还保留一丝希望，当下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我觉得可能还不是老百姓，更现实的力量其实是“权势者”，或者说，他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反腐”进行到现在，已经突破了这样一个底线：退休就是安全着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退休也没有用。其实不仅是权贵阶层，权势者的各个层面，都是没有安全感的，有追求的也在为自己找一条好的出路，他们不仅要推动社会进步，也要考虑对自己未来的安排，这条路也是没有退路的，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是有机会发生奇迹的。
　　 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判断，我们正处在“新的30年”的开端，未来30年是好是坏，现在谁也不能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好是坏，都和过去的30年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有新的眼光、新的思维。
　　 我们过去总说60年一个轮回，但是大家看看近代史，反而是30年一个阶段，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8年的时间;然后是文革前十七年，加上文革27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又是30多年过去了。
　　 未来的30年，充满着不确定性，如果把过去30年叫做改革开放的30年，未来的30年很可能是转型的30年。过去的30年基本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过程，未来30年，是各种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最后促进一场社会变革的过程。
　　 现在也有很多人正在担心，觉得现在的领导人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集权主义，但是我要说，无论形成的是什么东西，都将是非常的脆弱的。我认为，未来的30年将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最后决定这个社会走向的30年。

　　 (全文刊载于2014年9月号正和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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