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王春南先生访谈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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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08年1月9日；采访地点：王春南先生寓所

　　1、    我的家乡是江苏丹阳蒋墅，靠近常州武进。我1941年4月8日出生。3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得罪了当地的一个恶霸，有遭暗杀之虞，便在中共情报人员张传根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武进县大队。托人捎过两回信后便与家庭失去联系。1949年秋，我家委托张传根的亲戚找到我父亲原来所在部队的领导，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该领导为我们开具了证明，这样我们就成为“烈属”，门头上有乡政府发的牌子。过了不久，门上的牌子被莫名其妙地摘除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乡政府的一名干部信口雌黄，说我父亲参加的是国民党的部队。乡政府听信了他的话。当时我们没有深究。这个问题长期成为一笔糊涂账，一直到“文革”后期，我所在单位《新华日报》社通过外调，才得以澄清。当时外调人员在上海找到一位区委书记，他是我父亲当年的战友，证明我父亲参加的是共产党武装，后来牺牲。我的母亲1953年加入中共，长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先是农业社社长，后来做大队妇联主任。1949年冬，她改嫁了，继父蔡连庚原先是本村王斌家的长工。王斌于抗日战争时期投奔中共的部队，1949年春潜回家中，为当地军警发觉，在一个黑夜将他家包围。在蔡连庚的掩护下，王斌得以脱身。继父于我有抚养之恩。我原来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母亲改嫁后，又生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2、    我1959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此前在江苏省丹阳中学学习。1957年“反右”期间，我刚满16岁，被莫名其妙地作为有“右派思想”的学生批斗。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鸣放”的时候，我一言不发，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或小字报。到了临发动“反击”的前夕，我们班主任张辉特地又召开了一次班会，每人发五张纸片，说上面布置了，每个同学必须提五条意见。她还说，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在纸上写了“统购统销将粮食收走了，农民吃不饱”，“工人生活比农民好，我们村里盖新房子的家庭，有人在外面当工人”，“丹阳城里应该多种一些树”等五条意见。这都是大实话。结果就因为这个，县教育局干部坐镇，班主任主持，对我展开批判。后来大概因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比较清楚，继父是长工出身，母亲是中共党员，考大学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但档案袋里塞了一份材料，一直伴随我几十年。到“文革”后审查我的时候，有人还说我是“漏网右派”。其实1957年反右时，我还是个未成年的中学生。在我大学校友中，以及同事中，不乏有我这样遭遇的人，可见在中学生中抓有“右派思想”的人，在全国带有普遍性。政治运动中诱导未成年的中学生介入，然后把他们当作斗争的对象，围而歼之，之后，再把他们打入另册，这是不是叫“反人道”？

　　3、    1964年，我大学毕业。毕业前夕报考研究生。我本来想考华东师范大学世界近现代史专业。当时历史系副主任茅家琦先生找到我，动员我报考系主任韩儒林先生的研究生。还说你考本系的研究生，只要成绩好，一定会录取。这样我就报考了韩儒林先生的研究生。政治试题三道，答两道，其中一道必答题是对周扬的一篇讲话的理解。很遗憾，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篇讲话的内容，就凭自己的想象胡诌了一通，结果政治考试不及格。但是还是被录取了。在当时政治气候下，历史系这样做，是很开明的。韩、茅两位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研究生上了没几个月，1964年10月，匡亚明校长带我们到南通地区搞“四清”，一直到1965年8月才返回学校。我们刚坐下来想读点书，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了，学校里组织大家学习。这样专业课学习就被冲掉了。

　　4、    1966年初，韩儒林先生带着三位高足陈得芝、邱树森、施一揆去北京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工作。不久，他召我去京。我于3月8日到了北京。当时整个编撰班子吃、住、工作都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招待所。去了没有多久，学部的运动起来了，反学部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只好暂告结束。但是我并没有返回学校。因为高教部在此前下了一个调令，调韩先生到内蒙古大学当常务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该调令还附了一句：“韩儒林先生的研究生王春南随同前往”。6月19日，我去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被安排在政史系蒙古史研究室。韩先生到内蒙，比我晚些。过不多久，我被选为蒙古史研究室“文革”临时领导人，及政史系“文革小组”成员，主持蒙古史研究室工作约两个月。

　　5、    到了9月份，韩先生应南京大学学生要求回南大参加运动。他走了以后，我向内蒙古大学“文革小组”申请：“我是韩先生的研究生，现在他回南大了，我也要跟他回南大。”他们还不错，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于9月24日离开呼和浩特（当时我的所有关系还留在内蒙古大学，一直到1968年分配前夕，才正式转回南大）。路过北京的时候，我停留了一段时间，与南大去北京串连的学生一道，参加了国庆游行。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万红卫兵。

　　6、    我10月份回到南大的时候，南大的红卫兵组织已经有相当规模了。我参加了“八·二七”革命串连会（简称“八·二七”）。当时“八·二七”有几千人，“红色造反队”只有几百人。我之所以选择“八·二七”，主要是感觉“红色造反队”的言行比较激烈，而“八·二七”则比较温和一些。我的弟弟王志南是天文系的学生，他参加了“红色造反队”，起初还比较活跃。“一·二六夺权”以后，我跟他很严肃地谈过一次话，要他务必回家，脱离“红色造反队”。他听了我的话，回家当了“逍遥派”。“文革”后他发展得比较顺利。我在“八·二七”属于“战斗队长”一级的人员，没有进入勤务组。最初，我和一位姓陈的研究生组织了一个两人战斗队，名字叫“八·八战斗队”。所以要起这个名字，据他说，一个是因为8月8号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文革”的决定，即“十六条”；另一个是因为“八”字一共两笔，代表我们两个人。“八·八战斗队”活动了没有多久，我们又与中文系的几位教师一起成立了一个“红心战斗队”。这个战斗队很快也停止活动了。于是我回到历史系，参加了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搞的一个“鹰击长空战斗队”。后来又和历史系杨、张等老师一起活动了一段时间。当时研究生数量很少，政治学习等活动都很教师们在一起。本科生见到我们也喊“老师”。

　　7、    我没有参加“一·二六夺权”。“一·二六夺权”前夕，我参加了“八·二七”直属战斗队“卫东战斗队”的活动，大概两、三周的时间。这实际上是一个秘书班子，负责起草一些文件。然后“八·二七”方面派我去长江路毗卢寺负责看管一个“黑字兵”抄家物资展览。除了我以外，还有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陆学海、韩文敏，底下是一帮子中学生，大概十几个人。那些物资是前一阶段“黑字兵”们“破四旧”时收缴的，有金银财宝、字画、古玩等，数量很多。我当时都没有细看，当年一般人都视这些东西如“粪土”。“一·二六夺权”以后，我又被派到省级机关造反派组织“新总部”帮助工作了个把月。

　　8、    “八·二七”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内部关系实际上非常松散，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遇到重大事件，便召集“战斗队长会议”。会议地点有几次是在“斗鸡闸”，这里曾是民国时期的何应钦公馆。每次都有好几十人参加，气氛还比较民主。参加会议的，很有一些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之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郁的老师。大家能够聚合在一起，主要是观点比较一致。同时大家当时内心很单纯，对曾邦元比较崇敬，认为他代表了“八·二七”的旗帜。曾邦元当时影响非常大，他作报告的时候，常常有几千几万人来听，毋须动员，真是一呼百应。

　　9、    1967年春夏，“红总”与军方的矛盾不断加剧，和“八·二七”的武斗也不断升级。7月底，《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红总”方面欢欣鼓舞，一方面批许（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升级，一方面加强了对“八·二七”的攻势。作为“八·二七”大本营的南大校园内气氛非常紧张，“文革楼”（原教学大楼）前面堆了很多沙袋，每一层楼梯口都用铁条焊起来，很多校外来的“八·二七”工人战斗队员在大楼内外把守。我不愿卷入武斗，更不愿在武斗中白白送死，便于7月31日跑回家去了。我在南京火车站遇到了一男一女两位校友，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在那里徘徊，我便把他们带到了我老家。但是回到家以后，内心斗争很激烈，心想：我这样做不是脱离运动当了逃兵啦？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是不是会感到后悔啊？“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运动啊！我们在这场斗争要经得起考验啊！这样在家里呆了两个星期，8月14日我又返回南京。当时市内公共交通已经基本停止，所以我从下关一直步行到南大。“红总”在盐仓桥一带设立了哨卡，派人拿着枪把守，阵势十分吓人。我一路提心吊胆地走回南大，发现校园里空荡荡的。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八·二七”都撤退到大桥工地去了。于是我又赶到大桥工地，在港务局办公楼里住了两天。当时天很热，晚上就在地上铺张报纸睡觉。

　　10、    在港务局住了两天，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又返回南大，刚好碰到中文系研究生陆学海、韩文敏，他们说在办一张小报，叫《火星报》，希望我参加他们的工作。我问他们为什么取名《火星报》，他们回答说这是学习当年列宁革命时的做法。这样我就跟他们一起干了一段时间。《火星报》主要是批判“红总”方面的“反许”、“乱军”活动的。一次我们到南大校园里散发《火星报》，遭到对立一方的围攻，其中一个激烈分子居然对我亮出匕首。和我们一起去的一个青年工人抢上前去一把夺过匕首，将对方震慑住，我才得以脱险。两大派“革命大联合”以后，《火星报》编辑部就解散了。

　　11、    1968年初筹建省革委会的时候，我参加了两个重要活动，一个是为省里起草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一个是为《人民日报》社和《解放军报》社起草欢呼江苏省革委会和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社论。“致敬电”小组存在时间不长，大概个把星期，完成任务后就解散了。当时一起从事这个工作的还有中文系的董健、赵彭生、王海清，政治系的经盛鸿、黄耀忠等人。到北京去参加《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社论的写作的，有我和经盛鸿，还有《新华日报》的一位编辑，省级机关的一位干部。是省军管会宣传组副组长季冠五带队去的。他原来是省军区政治部文艺处处长。我们在北京时住在总参二部招待所。后来我们参加了中央首长在西苑宾馆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活动。我印象中那次接见提到了杨成武的问题。

　　12、    从北京回来后，轮到我毕业分配。当时上面有个文件，说研究生教育是学苏联的，是修正主义的产物，要彻底否定。因此我们这批人不作为研究生分配，而是作为本科生分配，不过在某些方面适当照顾。省革委会下面成立了专门的负责研究生分配的机构。我在志愿书上写道：要求到沪宁沿线大中城市的文化宣传单位工作。我接到了到无锡市的《新无锡报》社报到的通知。就在去无锡前夕，有一天我在南大南园路上偶然遇到历史系低年级一位姓李的女同学。她问我分到哪里？我说分到《新无锡报》社。她又问：“你想不想到《新华日报》社去？”我说：“当然想啦。”《新华日报》是省报，去这家报社，当然比去《新无锡报》社好。她说：“那我替你去说说。”于是她找到当时省军管会宣传组副组长杨欣亚。杨欣亚听她说明来意，马上打电话给《新华日报》社军管组负责人，说：“你们不是要人吗？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南大毕业生”。这样我就到《新华日报》社去工作了。我是1968年4月18日冒雨去报到的。那位姓李的女同学后来分到了外省一家工厂，经多年努力，成为一名律师

13、    我到《新华日报》社报到的时候，军管组的人对我很客气。随即他们把我安排到评论组，参与起草社论。后来我也一直受到军代表重用。这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原来是“八·二七”，当时好多单位的“支左”军代表在思想感情上比较偏向“八·二七”；第二，我的工作能力还可以，他们对我的工作比较放心。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时主管报社编辑部的军代表丁星同志，原在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宣传报导，他是饱学之士，文章高手。他对我比较欣赏。我的一位同事（“文革”前曾任某市市委秘书）在我起草的一篇文章上做了一些修改。丁星同志知道后，马上把那位编辑找去，告诉他：“王春南的文章你不要改。”

　　14、    我到了《新华日报》社没几个月，原来南大《八·二七战报》的主编王晓智也来了。他是气象系的学生，比我小一岁，毕业以后被安排到泰州姜堰解放军红旗农场劳动。至于他是如何调到《新华日报》社的，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两个人经常一起参加重要社论的起草，还经常到省里去送审稿件。送审社论稿一般是在晚上。其中有两次送审经历比较有意思，我至今印象很深。

　　15、    一次我和王晓智一起带着稿件，乘美国“顺风牌”汽车（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留下的）去汤山疗养院，找省革委会主任吴大胜、副主任蒋科审稿。两人正在泡温泉。我们向在门口值班的人说明来意后，他居然叫我们直接到后面的温泉池子里去找人。吴大胜、蒋科当时正光着身子泡在水里闲聊，见到我们，一边忙着起身用大浴巾围住下身，一边发牢骚。吴大胜说：“你们《新华日报》军管组长是怎么搞的？送审稿件也应该早一点嘛！”蒋科说：“这是提着裤子上轿。”

　　16、    还有一次，我一个人去省委送审社论稿，正碰上开省委常委会。副书记彭冲对我说：“你就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开完会就看社论稿。”于是我就坐在旁边等了两个多钟头，旁听了那次常委会会议。我原来总认为省委常委会一定是非常正规的，一定是讨论一些重大机密。哪知这次谈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前头是讨论有一个工人要从兰州调到无锡，省里批不批。此人并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不过当时只要是跨省调人，都要经过省委常委会讨论。然后他们又讨论第二天的天气预报怎么报，要不要报高温。而且整个会议上大家发言稀稀拉拉，半天你冒出一句，半天他冒出一句。这个期间大家都在抽烟，整个会议室里烟雾腾腾。熬到夜里三点多钟，才算讨论结束，转入审阅社论稿。

　　17、    我个人在“文革”期间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在1974年春夏和王晓智、余华明一起写了关于江苏清查“五一六”问题的系列大字报。从3月到7月间，我们一共联名写了七份同一主题的大字报，贴到省委大院和南大校园里，总字数近10万字。据我们所知，这些大字报在当时的社会反响非常强烈，到处有人义务传抄，江苏境内及周边的各个县市都张贴到了。很多人一边读，一边抄，一边流眼泪。

　　18、    我们写这些大字报，完全是基于一种义愤。我和王晓智、余华明都没有受到这场运动的冲击。相反由于军管会的信任，我还作为“动力”参加过一个清查小分队，清查对象是我本组的一位同事。一开始我也很积极，认为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认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一项十分光荣的政治任务，不能马虎。我参加过对这位同事的一次提审，还和小分队的人一起去找他的家属做工作，希望她劝说这位同事，老实交代问题，配合我们的调查。后来因为需要参加一些社论的起草，领导上将我调离小分队。这样我就从清查工作中解脱出来了。我们《新华日报》社先后有20多人受到审查。他们受到的伤害是毋庸置疑的。有的人受到大会小会批判，有的人被关了几个月，最长的被关了三年。还有一位女同志受了刺激一度精神失常。

　　19、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了“学习班”（各单位、部门私设的牢房），我们的思想起了变化，由最初的较为积极变为消极，又由消极变为反感。这期间，对我刺激最强烈的一件事，是到南大去参加全市清查“五·一六”的“宽严大会”。那天到会者有数万人之多。各单位的审查对象也被押去了。为防止别人认出他们，有的被蒙着脸，有的被装在麻袋里，放在小推车上。开会之前，有人指着前面正在跟别人交谈的原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徐某某对我说：“'五·一六'名单上有他。”大会上，乱交代的，乱咬人的，被作为“态度好”的典型而当场宣布“从宽处理”。不肯乱说、乱咬的，被当作“抗拒运动”的典型，当场宣布“从严处理”。有一个学生，据说“态度恶劣”，又据说他有“想当国防部长”的“反动言论”，是个“野心家”，当场宣布处以２０年有期徒刑。就在大会进行之中，有一人从一幢教学楼的窗口纵身跳下，当场殒命。见到这些场面，我不禁毛骨悚然。

　　20、    但是从内心震动到产生怀疑，再从怀疑到动手写大字报，中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1974年初“批林批孔”，促使我对形势作出判断，感到政治空气有点松动了，军队干部在地方似乎呆不下去了，这样我才壮着胆子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当时也曾想到，在中国以往20多年的政治气候下，讲真话是很危险的。讲假话可以升官，而讲真话则会当“反革命”，坐班房，甚至杀头。对面临的各种危险，我都考虑到了。我想，为那么多受迫害的所谓“五·一六分子”讲几句公道话，即使自己作出牺牲，也是值得的。虽然我的声音很微弱，虽然我的话未必有什么用处，但讲出来总是对专制者的一种抗争。

　　21、    我写第一张大字报并未与别人商讨过有关内容，也没有想过这张大字报会产生怎样的反响，只是觉得有些情绪在内心郁积得很久了。这张大字报是批评当时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的蒋科的。1968年冬，我跟这位副主任有过一次接触。当时我与《新华日报》社一位姓韩的军代表一起去找他审查一篇社论校样。这位高大、黑胖军人披着军大衣，威风凛凛地站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的中间，对社论校样连瞧都没有瞧一眼，就开始训斥韩同志。我在一旁默默地陪着韩同志挨训。过了半个小时，蒋科训累了，挥手让我们离去，根本不提社论可否发表，就像我们不是来送审社论稿的，是来做他的出气筒的。从此我对蒋有了这样一个印象：跋扈武人。大约在1974年3月初，我听到了蒋科一个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讲话的传达，内心大为反感，认为是奇谈怪论。激愤之下，立即写了一张五六百字的大字报，贴在《新华日报》社编辑部大楼南面墙上。其内容至今记得的仅有以下两点：第一、针对蒋科所说江苏的“三结合”做得比较好，大字报写道，听了蒋科此言，不禁哑然失笑：江苏“三结合”中的群众代表现在哪里？他们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打下去了。第二、江苏的清查“五·一六”制造了无数的冤案。此处我引用了省革委会进驻南京大学调查组的一位领导的一句名言：“南大的'五·一六'可以用火车装。”（我后来受到审查，与引用这句话直接有关。详情我后面再谈。）

　　22、    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去后，立即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私下赞扬者有之，提供有关清查“五·一六”运动信息者有之。我由此受到鼓舞。这时王晓智找到我，提出我们一起再写一些大字报，彻底揭开江苏清查“五·一六”问题的盖子。之后，《新华日报》社同事余华明也加入进来。这样到3月18日，我与王晓智、余华明第一次合作，写了题为《宣传部长在宣传什么？--评周特夫同志在高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由我起草，王晓智作了补充、修改，余华明负责打印、抄写、张贴。周特夫是“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时任命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他根据省委书记吴大胜给他的“口径”，一口咬定“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大方向正确”。其理由有三：一曰“中央有文件，主席有批示”；二曰“清查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三曰“弄清了问题，分清了两类矛盾”。我们的大字报用1970年3月27日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20号文件为武器，批驳了周特夫的观点，揭露了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问题。本来中央20号文件是极“左”思潮的产物，用“左”的20号文件批吴大胜等人的“左”，完全是出于无奈。在当时情势下，不可能找到完全正确的武器。

　　当时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法制的国度里，是不可能拿起法制的武器的。我们只能用我们所理解和解释的“中央文件精神”去驳斥周特夫。我们将江苏省委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跟中央文件作了如下对照：例如，“中央文件说，'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江苏则说，'五·一六'好派有，屁派有，屁派中'袁派'有，'曾派'有，把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公开的群众组织混淆起来，把革命造反派当作'五·一六'关押起来。”再例如，“中央文件说，要区别参预'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而犯错误的人。江苏则把受社会思潮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人跟'五·一六'混为一谈。”再如，“中央文件说，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江苏好多地方清查的面大大超过七分之一。如南大60%以上的党员、40%的群众都被打成了'五·一六'。有一个县，三分之一的公社书记被打成'五·一六'。有一个县，清查'五·一六'一直搞到生产队一级，全县各公社的人武部长除一人幸免外，其余全部被打成'五·一六'。有不少单位，受牵连的人竟占60%以上。”“中央文件说，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江苏清查'五·一六'普遍的是先下结论，扣上帽子，关起来再说。迟明堂之流曾凶神恶煞地说过：'要什么证据，抓住你就是证据！''你要摸底吗？把你关起来就是底！''五·一六'就是你的底。'这究竟是这位常委、副主任、省委调查组负责人个人的意见呢，还是透露了省委的意思呢？不过据我们了解全省基本上都是这样干的。当南大小分队的成员对这一套做法开始怀疑，提出异议，向领导要证据的时候，王某某说，'你们要看什么证据 ？对你们的对象狠斗猛批，他交代了就是证据。'……根据这种毫不足信的假口供，又去关押更多的革命同志，许多人今天还是小分队成员，过几天就成了关押对象……迟明堂到南大，抓了800多名'五·一六'，最后自己也被当作'五·一六'关押起来，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如此等等。这份大字报因为是《新华日报》社三名编辑点名批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周特夫，公开批评毛泽东发动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并且又贴在省委大院内，所以带有一定的爆炸性。

　　23、    另一篇大字报《纵观江苏深挖“五、一六”之战--三评江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由王晓智起草，我作了不多的修改。这张大字报篇幅较长，约四五万字。自4月18日至5月15日陆续公布。大字报除《前言》、《后记》外，共分七部分：一、江苏“深挖”之战的背景；二、江苏“深挖”之战中对敌情的估计；三、江苏“深挖”之战的舆论准备；四、江苏“深挖”之战的打击目标；五、江苏“深挖”之战的策略手段；六、江苏“深挖”之战的“战果”；七、江苏“深挖”之战的方向路线。《前言》开头写道：“在历史上，当一次革命高潮刚刚过去时，总有人要否定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林彪就妄图复礼、复辟。跟林彪的'克己复礼'相呼应，相配合，江苏发生了一起触目惊心的政治事件：从一九七0年四月至一九七三年初，江苏省军区政委吴大胜同志亲自指挥，动员江苏省几百万人，从学校、机关，到工厂车间，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打了一场为时四年之久的深挖'五·一六'之战。四年之中，数次动员，春夏秋冬，连续作战；声势之大，规模之巨，范围之广，前所未见。”这段话为整篇大字报定下了基调：江苏清查“五·一六”是对“文革”的否定；吴大胜等人在江苏搞清查，配合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我们特意称吴大胜“政委”，而不称“书记”，是讽刺他作为军人不会指挥打仗，却会指挥抓“反革命”。大字报所以要“上纲”到否定“文革”，是因为我们当时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丝毫也没有怀疑。身处“文革”的漩涡之中，我们不可能跳出“文革”看待“文革”中的人和事。

另外，所以要“上纲”到否定“文革”，还因为我们觉得惟有这样，大字报在政治上才能站住脚，批判吴大胜才能深刻有力。大字报的第一部分《江苏“深挖”之战的背景》指出，江苏的清查运动是按照林彪反党集团的旨意搞的。吴大胜曾说：“林副统帅最近不是有指示吗，把'五·一六'一个一个统统挖出来嘛！”大字报还揭露：1973年3月左右，林彪死党李忠窜来江苏，在军事学院作了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搞'五一六'要军队干部搞，不要地方干部”。李忠还提出“挂线、阴谋、罪行”的六字方针，说是只要符合这六个字，“不管填表不填表，都是'五·一六'”。吴大胜等人对这些指示是积极贯彻执行的。江苏的清查运动，从省、市、地、县到工矿、学校、机关，都要由军队代表挂帅，并且只要逼“三个人以上检举揭发”，便定为“五·一六”。大字报的第二部分《江苏“深挖”之战中对敌情的估计》写道：“吴大胜等人在清查运动中所作的敌情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把人民当作了敌人。他们凭空想出了一个公式：北京有'五·一六'，南大一定有'五·一六'，南大有'五·一六'，别的单位也一定有'五·一六'。他们把这个公式到处套，套到哪里，就说哪里有'五·一六'。”紧接着他们就说“'五·一六'不仅有，而且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一个学校里40%以上的群众、60%以上的党员都是'五·一六'，一个工厂里40%、50%的工人都是'五·一六'；多到南大成了'五·一六'的重要基地”，南京成了“'五·一六'的大本营”。真是“紫金山下，草木皆兵！”大字报第五部分《江苏“深挖”之战的策略手段》列出了江苏清查运动中普遍采用的35种策略手段，其中比较恶劣的包括“戴上帽子打”、“热处理”、“公鸡下蛋”、“三人成虎”等等。大字报第六部分《江苏“深挖”之战的“战果”》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就我们所知，江苏被打成“五·一六”的人，远远多于后来公布的13万。

　　大字报《后记》写道：“江苏'深挖五·一六'的方向、路线错误已是肯定无疑的。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从最近揭发的材料来看，我们认为江苏的'深挖'决不是孤立的，它是林彪及其死党在江苏的反革命罪行的一部分。现在，这几个问题是要进一步弄清楚的：在'深挖'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背后是什么？吴大胜这样干的动机是什么？他和林彪反党集团有什么黑线关系？……”写这段话有个背景：此前，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许家屯曾亲口对我说：“你们的调子不高，我的调子比你们高。我的看法是揭开来看，揭开来说不定是资产阶级专政呢。”原来我们认为吴大胜在清查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多数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许家屯跟我说那翻话，显然是鼓动我们将吴大胜等人的问题上纲为“资产阶级专政”。所以，我们特地在《后记》中写了那段话。

　　24、    因为我们系列大字报的矛头是针对吴大胜的，也即针对“旧省委”领导人彭冲、许家屯的政治对手的，故当时受到彭、许的欢迎。我们刚贴出两份大字报，彭冲就托《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带口信给我们：“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还曾在报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了彭冲的口信。然而不久我就听说，报社里有人拿着这份大字报的打印件去找彭冲、许家屯告状，说大字报中的一句话“要把吴大胜当作一面镜子”是影射他们的（那时彭冲已取代吴大胜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我当时不大相信这个传言。不幸的是，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个传言并非空穴来风。“文革”结束以后我受到审查，审查的内容之一便是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那几张大字报。“专案组”多次追问的一个问题便是：你在六论清查“五·一六”的大字报中，为什么写进“要把吴大胜当作一面镜子”这句话？是何居心？逼我承认这是“影射和攻击江苏省委负责同志（指彭冲、许家屯）”。这时我这才相信，1974年确有人告了我们的状，而且许家屯听信了告状人的话。

　　我辩解说：“'要把吴大胜当作一面镜子'这句话，并不是针对特定的某个人的。'以史为鉴'是中国古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是以前朝历史，包括败亡历史，为皇帝提供一面镜子。我们现在运用这个典故，意思是我们都要从吴大胜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政治问题，不要盲人瞎马地一意孤行，搞到最后问题成堆，招致人民群众的反对，危害到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这有什么错误呢？而且当时我们不可能影射和攻击彭冲、许家屯。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他们二人在江苏人气很旺，我也是他们的支持者之一，根本没有反对他们的动机。”审查我的人根本就不听我的辩解。我只好默不作声，心想：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定案就怎么定案吧，时间是我的朋友，时间是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的。

　　25、    事后我了解到，他们揪住那几张大字报不放，根子在于樊发源。此人原为《苏北日报》负责人，后任《新华日报》总编辑。1957反右运动中他特别起劲，把报社一名职工打成“极右”，两次坐牢，共12年。他在“文革”中一度“靠边”，但后来“结合”得比较早。1970年迟明堂率调查组进驻南大深挖“五·一六”，他是调查组副组长，迟明堂的许多报告都是他起草的。我在大字报上引用的“南大'五·一六'可以用火车装”名言，就是此公的发明。他大概认为我引用了他的话，就是把矛头对准他，于是对我产生忌恨，便跑到彭冲、许家屯那里去煽风点火。樊发源自己在“文革”中有很多不光彩的表演，如：1976年在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上，他骂邓小平“狗×的”。如果换了我，“文革”后我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坐监（曾邦元就是以“反革命”罪坐牢的，他还没有对邓小平不恭呢）。但问题出在他身上，一点事情没有。这就是许家屯、樊发源们审查人的两重标准。他们自己屁股不干净，还要“清查”别人。许家屯后来决定搞我，大概也是因为他自己有点心虚。我记得当年省革委会刚刚起用他担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分管农业）、并任入江水道工程总指挥时，他就表现出一种极“左”的姿态，向省委负责人吴大胜进言，不能让旧省委那帮老家伙逍遥快活。结果刘顺元、惠浴宇、管文蔚、陈光等人被揪到水利工地巡回批斗。惠浴宇在一次批斗中休克。由此可见，我们的大字报本来是针对部队“支左”人员吴大胜等人的，并没有想触及地方干部。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结果其中的一两句话无意间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如说：“要以吴大胜为一面镜子”；“政权是一道门槛，有的人进了这道门槛，表现就不一样。吴大胜一掌权就变脸”；等等。他们自己对号入座，使得我遭受无妄之灾。

　　26、    后来审查我，还与经手调我进《人民日报》社的张又新“文革”后失势有关。他当时是《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党支部委员。其实我1975年3月调《人民日报》社工作是很偶然的。周恩来总理曾经有个批示，同意《人民日报》社国际部招20名驻外记者。（“文革”期间，直至1975年，《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仅仅在巴基斯坦、英国、日本、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等极少几个国家派有常驻记者）。我大学同班同学中，有四个人毕业后分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位姓成，在国际部；一位姓李，在理论部；一位姓赵，“文革”期间曾参加过一个专案组；还有一位姓俞，“文革”中担任报社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政治部副主任、人事处长。当时国际部负责招驻外记者的是张又新。他就首先向成询问：你的大学同学中是否有合适做驻外记者的？成推荐了我。然后老张又找到李，提出了同样的的问题。李也推荐了我。于是老张就到南京来，先到江苏省委组织部，又到〈新华日报〉社。他在南京的街头看到了大字报上有我的名字。老张本人也是《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对清查“五·一六”运动十分反感。因此看到我的大字报以后，对我表示欣赏。不久中组部就给江苏省委组织部发来商调函。“文革”后张又新被批斗（后抑郁而终），我也被“陪绑”。

　　27、    我到《人民日报》社以后，先试用半年。在此期间，那位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老同学曾和我谈过一次心。他说：“《人民日报》社内部很复杂，你最好不要调过来。你在南京工作得好好的，而且家也在南京，为什么不在南京继续发展呢？再说，你写的那些大字报在江苏很受欢迎，但到了北京未必如此。总之，我认为你还是留在南京好。”我当时主要出于面子的考虑，害怕返回南京会引起别人的种种揣测和非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事后看来，其实我调不调北京，都是要倒霉的。

　　28、    “文革”以后我受到审查，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因为清查“五·一六”的大字报无意中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再一个是说我“参与了曾邦元等人的反党阴谋活动”。其实我在南大期间与曾邦元没有任何交往。那时候他是南大“八·二七”和江苏省“八·二七”的头，而我只是南大数百名“八·二七”战斗队长中的一个。到1974年写大字报的时候，由于王晓智的关系，我才开始与曾邦元有些接触。王晓智原来是南大《八·二七战报》的主编，他与曾邦元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因为曾邦元也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审查，被关押了两年多，所以他对我们写大字报是积极支持的。至于王晓智是否让曾邦元看过我们的大字报底稿，我就不知道了。1975年3月我调北京之前，曾邦元曾经请我吃过一次饭。他当时带了一瓶茅台酒，说是内部购买的，8元钱一瓶。大家喝得很开心。我从北京回南京休假期间，曾邦元曾经托人找过我两次。一次是拿来一份许家屯“文革”期间写的一个“认罪书”，希望通过我转给《人民日报》总编鲁瑛，再由鲁瑛转给张春桥。我出于朋友的情面不好拒绝他。不过考虑到自己到《人民日报》社不久，害怕给鲁瑛留下一个坏印象，认为我到了北京以后还跟江苏的人搅在一起，这是很忌讳的。于是我就留了个心眼，没有去找鲁瑛，而是把这份材料放在一个信封里，写上“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张春桥同志”，投到王府井大街的邮筒里。另外一次是带来一份陈和发的材料，希望通过我转上去。陈和发是中共中央委员，省贫协主席，清查“五·一六”期间受到审查，1975年批派性时又受到不公正待遇，所以向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我还是按照前面的做法，将这份材料通过邮局寄给中央办公厅了。“文革”结束后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居然查到了这两份材料，说我“参与反党阴谋活动”。我到现在都无法理解，我就是出于朋友义气替曾邦元转寄了两份材料，怎么就成了“参与反党阴谋活动”呢？而且我是通过正常渠道把材料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有这样搞“阴谋”的吗？

　　29.    审查我的第三个理由，是说我与“四人帮”有联系。这个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春，中央要了解各地的运动情况，便指示《人民日报》社派记者到各地去。这原来应该是记者部的任务，但是当时记者部人手不够，于是便从国际部临时抽调了一些人。国际部的记者唐进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江苏来的。出发之前，国际部的支部书记找到我，说：“王春南同志你是江苏来的，能不能给唐进修同志介绍一下江苏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以便他更好地开展工作？”于是我就根据自己的了解，向他们大致介绍了江苏省委干部的情况，省军管会的情况，几个主要群众组织头头的情况，江苏的“文革”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文革”期间各方的矛盾分歧有哪些，南京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哪些，等等。大概谈了一个下午。我觉得我当时的介绍是非常客观的。而且当时我谈这些情况，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的考虑，并没有向什么人邀功领赏的意思。后来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主要还是因为《人民日报》内部的斗争。有的原先受压的人希望通过我的交代，打倒那位支部书记。他当时说的非常清楚，只要我按照他的意图交代，他可以出面干预《新华日报》对我的审查，让我过关。我没有跟他进行这种交易。我对他说：“我没有你需要的材料。”平心而论，那位支部书记为人很正派，工作能力也很强，是个好干部。另外他对下属也非常关心。我在北京工作期间，夫妻分居两地，每到节假日，他都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我不能为了解脱自己，无情无义、落井下石。

30.    我是1977年12月份被正式弄回江苏接受审查的。不过从1977年上半年，《新华日报》社负责人樊发源就根据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的旨意，亲自到《人民日报》社交涉，要求把我揪回江苏审查。他提出的三条理由是：第一，此人有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言论；第二，此人是“漏网右派”；第三，此人“文革”中有问题。江青等人被抓以后，中央派了三人小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负责人是迟浩田。他的秘书是《新华日报》原军管人员，与我熟悉。他告诉我：“《新华日报》社几次来人要你，迟政委没有同意。”迟浩田走后，胡绩伟负责《人民日报》。他听信了樊发源等人的说辞，将我交给《新华日报》社。当时江苏对这件事很重视，专门派人将我武装押回南京。如此这番表现，表明想搞我的人其实很心虚。

　　31.    我被押回南京后，被关在南京长江路总统府原孙中山办公处附近7个月。在这里，除我以外，还关押了吴大胜、蒋科、杨广立等原江苏省委领导人，以及原苏州市委书记华林森，原省革委会常委曾邦元。王晓智也关在这里。一个人关一个小院子。我当时心里根本不害怕，能吃能睡。我觉得好笑，你怎么能审查我呢？我又不归你管。我坚守一条：中共中央就“文革”发了那么多文件，我的所作所为，没有违反中央文件，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专案组希望我多交代一些有关系的人的问题，以便给他们定罪。我要么说不知道，要么把责任揽过来，说这些人没有找过我，都是我因为什么事主动找他们的。结果专案组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有捞到。这样他们便认为我很顽固，威胁我：“你这样是要坐牢的。”而其他认识我的人则认为我很义气，对我很佩服。当时受专案组指派负责看守我的一共有三个人，一个是报社的工人，另外两个是刚刚招进《新华日报社》的知青。他们根本不管我的案情，经常跟我聊天、下棋，还教我打八段锦。专案组的人一开始对我很凶，后来有的人也转变态度了，居然主动给我通风报信，告诉我什么时间会有人来找我，会提一些什么问题等等。所以我平时就和看守我的人下下棋，聊聊天，晒晒太阳，打打八段锦。专案组的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应付一下。为了防止脑子退化，我就回忆一些往事。另外我在里面可以看到《新华日报》，没事的时候也抄抄上面的文章，练练字。所以关押审查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倒比以前好了。

　　32.    这样搞了7个月之后，他们得出的审查结论是“犯有一些政治错误”。我听说王晓智的结论也基本一样。一天，新华日报社政工组负责人拿着给我的审查结论来要我签字，还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写上。”于是我就在那份审查结论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份审查结论所提到的事情，都发生于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期间。我至今仍然是《人民日报》社的一名工作人员，我希望看到《人民日报》社给我做的结论。”实际上是否定了他们对我的管辖权，否定了他们给我作结论的正当性。政工组负责人看了气得要命，对我大声咆哮道：“你的态度如此恶劣，没有好结果！”我当时一点不害怕。就我所知，由一个地方党报社出面组织对一个中央党报社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而且从无先例。

　　33.    审查结束以后，我要求回《人民日报》社。他们就对我和《人民日报》社撒谎，说要把我调回《新华日报》，在编辑部当编辑。我听信了他们的话，觉得家在南京，调回来工作也好。哪知道工作关系转回来以后，他们不让我去编辑部，而是要我到工厂里去当工人。这我当然不干。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到加工资的时候（按文件我可加两级，即月薪从53·4元加到76元），他们就说我不服从工作分配，不给我加工资。我忍无可忍，便去省委组织部去申诉。虽然我不是党员，也不是中层以上干部，但是当初调我去《人民日报》社是中组部下的调令，因此我的问题省委组织部不能不管。刚好那天接待我的那位处长对新华日报社总编辑樊发源没有好感，听了我的申诉以后，他安慰我说：“你不要急，我们一定会按照有关政策解决你的问题。”结果没过几天，我的工资就加上去了。

　　34.    《新华日报》社负责人一看卡不住我，就把我往外推，要江苏省委组织部给我重新安排工作。一开始组织部二处拟分配我去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联系得差不多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人跑到那里放了坏水，结果没有去成。最后把我落实到南京炼油厂职工技工学校当语文老师。我讲话的地方口音很重，普通话不过关，怎么能当语文老师呢？不过我教作文还可以。我在炼油厂技工学校呆了一年半，通过当时省总工会副主席丁可则同志帮忙，调到了总工会。在总工会干了一年半以后，又通过原《新华日报》总编辑、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高斯同志帮忙，调到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改为凤凰出版社）工作。幸亏有他们两位帮忙，否则我就要在炼油厂干到退休。

　　35.    我认为“文革”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文革”与长期以来阶级斗争、党内斗争传统有很大关系。“文革”中的很多做法都是有根源、有来头的。比如戴高帽子游街，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赞扬过的。再比如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逼、供、信”，与延安抢救运动如出一辙。当年康生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做报告，对逼供、诱供的手段、方法介绍得比较具体。再比如“文革”提出揪斗“走资派”，这是在“四清”时期中共中央文件《二十三条》里就已经提到了。

　　36.    我认为将“文革”归罪于造反派，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八·二七”是1966年8月27日起来的。那么此前的运动与“八二七”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一·二六夺权”，其实“红总”的文风来他们并没有掌到权。特别是到了1967年“三·五军管”以后，实质上是军队掌权。“清队”和清查“五·一六”都是军队“支左”人员搞的。另外一些被结合的干部，如迟明堂（时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革委会驻南京大学调查组组长）等人，与军方吴大胜等人同流合污，勾结在一起。群众组织代表在革委会里面不过是个摆设。这期间发生的事情怎么能够由造反派负责呢？

　　37.    清查“五·一六”期间，确实有不少造反派参加了小分队，但那不是造反派的组织行为，而是由军管小组、工人宣传队主使的。而军工宣队也是执行上头的指示。所以“文革”问题不好深究。就算造反派掌过权，充其量不过几个月。那么“文革”持续十年，还有九年多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造反派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不谈上头的责任恐怕说不过去。而且说责任在上头，也不是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要负责任。中央其他领导人就没有责任吗？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后，一位中央领导人立即表态支持，还肉麻地说林彪可以活150岁。这是什么话？你要吹捧也不能这样吹捧嘛。这位领导人的这番话是层层传达到下面的。

　　38.    现在舆论宣传和文学作品中“妖魔化”造反派，在我看来是滑稽可笑的。造反派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比如南京大学的吴向东，我个人认为他为人正直，个人品质并无瑕疵，工作能力也很强。“大联合”的时候两派对他一致认可。再说曾邦元，有不少人对他有各种非议，但我在与他的不多几次的交往中，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曾是他领导的“八·二七”的成员，我这个人又念旧。至于“文革”后他以“反革命”罪坐监18年，那也就是作为“政治犯”坐监。他一不反毛泽东，二不反中共，三不反社会主义，你说他反什么“革命”？对曾邦元定罪的依据，是“文革”后制定和通过的法律，换句话说，是将“文革”后的法令当作了“文革”中罪与非罪的尺度。这里要提一下“红总”的领袖人物文凤来。1976年上半年，他以自尽求得自身的解脱。他死得悲壮。若是他活到“文革”后，等待他的将是不低于18年的徒刑。他的日子不会比曾邦元好过。

　　39.    汤大民在“文革”期间是南京师范学院（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八三”勤务组成员。他毕业于南师中文系，“文革”前是一名助教。“文革”后他被判刑，主要罪责据说是迫害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夫妇致死。但是1978年年底我从南京返回人民日报社的时候，人民日报社一位记者（他是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八三事件”目击者）亲口告诉我，吴天石夫妇的死与汤大民无关。江苏某机关汤大民专案组的外调人员曾找过他，要他提供有关汤大民迫害吴天石夫妇的证词，他没有写。

　　以上谈了我在“文革”中的大致表现，功过是非让世人来评判吧。我自己是坦然的。

　　本文经本人审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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