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南师附中文革风云录》风波之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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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附中文革风云录》风波之由来

王虹（66届高三丁）

2011年7月，某知名网络电子杂志编辑部发来约稿函，希望征集有关文革的文章。我征求了附中几位同学的意见，最后吴小白答应尝试一下，将南师附中文革中发生的事情连成一部较为完整、详细的记述。经过吴本人的努力，以及同学们的支持，《风云录》的初稿于2012年3月完成，并在南师附中老三届网站刊出。《风云录》受到广泛地好评，修改与补充的工作也在继续之中。

可是看到吴小白发来的电子版本3（2012年9月8日），却让人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疑惑——许多内容严重失实！在发给吴小白的邮件中，我一一列举了这些内容，希望能得以纠正。这些内容在后来的版本中虽然有所修正，但版本6（2013年8月2日）仍然保留了不少这样的内容。从版本3到版本6的修改过程，还让人感到了一种于内容之外的不安：一些所谓的回忆带有明显的虚构与创作的倾向。我下意识地觉得有人在误导着作者。吴小白承认李丹柯（66届高三丁）介入了《风云录》的修改。
我不能认定自己的记忆就是完全地正确无误，当然也不能默认李丹柯添加的一些内容就是史实。所以我向吴小白建议，让李丹柯将她添加的内容写成回忆文章，在老三届网站贴出，利用公开的平台，让更多的同学来参与评判。按时下的说法，就是站出来“走两步”。当然，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的考虑：即事出要有因。否则，吴小白或许要承担不实内容的完全责任了。为此，我于2013年的8月向吴小白（包括一些同学）作了说明，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妥善地得以解决。然而，含有争议内容的《风云录》却于今年4月匆匆出版了。

我还没有看过《风云录》这本书，也没有阅读到该书的电子版本。 有关《质疑》文中使用的资料，还是通过他人的邮件获取的。我不能确定书中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内容。此外，即便有部分不实的内容，因我的坚守而没有出现在《风云录》书中，但这些内容与已经披露出来的不实内容，仍有着一定的关联。所以，将所有不实的内容作个彻底地清理，对于这个“风波”的过程会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关注的重点是版本3的内容，以及版本3到版本6的变化。《风云录》中有争议的内容仍然放在「」内，并附以编号。

1，「在大串联过程中，两个反“血统论”的学生组织的成立，对南师附中以后的运动影响很大，这两个小组织就是“红色野战军”和“从头越”战斗队。」（版本3）

“从头越”战斗队确实不大。目前能够确认的成员只有李丹柯、翁越飞二人。从头越么，也有从头再来，重新超越的意思，即被迫退出造反军后，重新再来的意思。组织的名称基本框定了成员的身份，起码是组建者的身份。
经过分析，“从头越”多半是大串联结束后的66年11月～12月间成立的组织，因而在“大串联过程中成立”的定义不够准确。至于对文革运动的影响么，需要史实的支撑。
红野最初的名称是红色挺进队，是在大串联之前的66年9月底成立的，所以也不能说是在大串联过程中成立的。作为红色野战军的成员，我也不能够说该组织会对运动有多大的影响，话不能够这么说的。所以，我提到“革命造反队”（井冈山）。在以后的版本中出现了“井冈山革命造反队”，替代了“从头越”。

2，关于李丹柯三人退出造反军的故事，在《关于“风云录”部分内容的质疑》一文中已经有了详尽的分析。这里只是指出一点内容的不同：「第二天，刘迎胜撕掉了三位女同学的退出声明」（版本3）

而版本6在这里作了模糊处理：「没过一天，声明就被撕掉了」。因为若要说清楚“退出声明”是由具体人撕掉的，必然会增添举证的难度，所以也只好淡化了初衷。
当然，《质疑》一文，已经敲定了这个“退出故事”属于子虚乌有的蹩脚创作。

3，关于“从头越”响应宋杰的提议，参加红色野战军的内容（版本6）。在《质疑》一文中也有说明。据我所知，如今李丹柯本人对当时“响应提议”参加红野也是矢口否认的。那就奇怪了，总不会是吴小白自己凭空臆想出来的吧！这就涉及到上述的“事出要有因”的担忧了。

4，「看到在批判“血统论” 的问题上与红色造反军不可能达成一致，由李丹柯提议，主张反“血统论”的各学生组织于12月12日晚上，在红色野战军队部开会。会上提出了反“血统论”组织联合的主张，以应对当前的局势。在会上大家情绪振奋，准备迎接今后面临的挑战。」（版本3）

必须一提的是：66年12月12日晚间的那个会议信息，还是我从李得宁（66届高三丁）的箱子底下保存的文革资料的影印件中发现的。在此真要感谢李得宁，还有他的箱子。说实话，若不是有白纸黑字的记载，恐怕真没人能够记得住那次会议。我将这个信息及时告诉了吴小白。没想到李丹柯接手的速度更快，说是由她提议召开了那次会议，会上还提出了联合的主张。

我想说的是，联合是当时的形势所迫，是大家的共识！不是在“会上”提出联合的主张，而是“会前”就有了联合的要求和共识，大家才召开了那次会议。1212会议上“只是”落实了联合大会的具体事项，诸如时间、地点、主持人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尽量让更多的同学参加红联的成立大会。所以才预留了4天的时间，确定12月16日晚间七点在高三丁教室召开红联成立大会。

在同学们发自肺腑的，迫切要求联合的“涌动”面前，任何“个人”的提议都显得苍白而多余！

吴小白根据我的意见，在版本4中剔除了李丹柯提议的内容。然而“个人”提议的偏爱却依然呈惯性，版本6中借了个马甲又卷土重来：

「由于刚成立的各个班级反“血统论”的学生组织，力量分散，不便采取统一行动。由宋杰提议，得到张三力、王虹、李丹柯、何纪宁、周正珑、赵生易等几个战斗队的核心成员一致拥护，赞同将全校主张反“血统论”的各学生战斗队联合起来，以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平时各自为战，紧急情况统一行动应对当前的局势。
12月12日晚上，主张反“血统论”的各学生组织在红色野战军队部的高三丁班教室开会。会上通过了反“血统论”组织联合的主张，以应对当前的局势。在会上大家情绪振奋，准备迎接今后面临的挑战。」（版本6）

版本3中，联合是由李丹柯提议的，属于“独角戏”。到了版本6换成了由宋杰来提议，更像是“二人转”。还得到了张三力、王虹、李丹柯、何纪宁、周正珑、赵生易等几个战斗队的核心成员一致拥护（混声小合唱）。这儿没有交代“提议及一致拥护”的具体时间与地点。根据前后文对照，应该不是1212晚间的那次会议。难道1212 之前还有另外的一场专门针对“提议及拥护”的会议？

当时宋杰还没有退出北操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应该属于“血统论”学生组织。由属于“血统论”学生组织的宋杰，于1212之前，在“反血统论”学生组织参加的一次会议（时间、地点都不确切的会议），提出“反血统论”学生组织要大联合的提议。这样的“文革记忆”不免让人匪夷所思。

且不谈“一致拥护”——这句体制内的行话是如何地令人不快，那些一致拥护的人们，是否也是确确实实地“到场”了呢？李丹柯或许是“在场”的，尽管她退居到了二线（上次是由她提议的么，算是站到了第一线）。而何纪宁、周正珑、赵生易三人肯定是“不在场”的！何纪宁当时还在步行串联的途中，直到12月16日红联成立的当天还没有回到南京呢！周正珑也是红联成立之后的一个星期左右才参加红联的。赵生易虽然参加了红联成立大会，并且在会上初显“铁嘴”本色，会后成了高一年级的红联召集人。但在此之前，绝对没有参加1212会议，以及之前的那个“一致拥护”的不确切的会议。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1212会议应该是高三年级同学的一次商讨联合事宜的会议。

5，「宋杰9月初加入北操场思想兵，但在9月份北京串联之后，看到社会上对“血统论”批判的大字报，回来后立即申明退出北操场思想兵，与班上（高三丁）同学一起成立了红色野战军」（版本3）

正如我前面所述，9月底班上（高三丁）的部分男同学成立了红色挺进队并集体去串联（一行10人）。 11月10日串联到广州后，余仲华等人偶尔在文革传单中看到有野战军的称谓，于是建议返宁后将挺进队更名为红色野战军。挺进队的同学约定12月1日返校后，第二天便打出红野这个旗号（至今还保有着旗帜的残缺部分）。在红联成立前夕，红野为壮大队伍曾设法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宋杰入伙（或曰策反）。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当时是由我出面与宋杰沟通的，结果一拍即合。宋杰的退出声明选择了红联成立当天的12月16日贴出，就是为了用重磅的组合拳，痛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版本3的这段不准确的文字，在后来的版本中应该得以修正了。

6，关于李丹柯三评沙尧亮相的大字报。在《质疑》一文中已作了说明。版本3最初还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沙尧是睚眦必报，以后多次阻碍了李丹轲工作的迁升」。我在给吴小白的邮件中指出：风云录写入这样的内容极为不妥。以后的版本再没有出现这个内容。

7，「当时红总错认为李丹轲是曾邦元的秘书，为获得八.二七的情报，要抓李丹轲。其实是红总搞错人了，翁毓菲曾当过曾邦元的秘书，由于两人都是小个子，瘦痩的。红色造反军刘迎胜就带人到浦口去抄李丹轲家，正好李丹轲到北京避难去了，没有抓到。」（版本3）

说实话，看到上面这段文字，我差点没晕过去！这个内容应该比前面“三人退出造反军”的故事还要荒唐。我告诉吴小白，文革中没有听说过“刘迎胜抄李丹柯家”的事情。于是这段内容后来被修改为：

「为获取八二七核心情报，觅取“揪许”的爆炸性材料，红总将李丹柯误认为曾邦元的秘书翁毓菲，指使红色造反军抓捕李丹轲。造反军负责人决定派人到浦口李丹轲家“请”她来交待情况。这一消息被红联高三乙班戴佐农同学获悉，紧急赶至浦口通报，李丹轲于8月6日当天坐夜班火车到北京避难。」（版本6）

姑且不去评判这个特定的具体内容，居然可以作如此大跨度的变动（从抄家，抓人，到“请喝茶”可不是一码子事儿呵！），先从内容的可信度入手来做一番剖析。这段文字出于何人之手是显而易见的，局外人无法写出如此内情。可是「当时红总错认为李丹轲是曾邦元的秘书」，这句中的红总指的是什么人没有交代，完全是一个虚的内容。所以，若要分析这件事情就只能避虚就实，否则顺着给出的杆子爬，是没有结果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丹柯显然误认为曾邦元的秘书就是翁毓菲了，见上文「翁毓菲曾当过曾邦元的秘书」。我在文革中曾亲耳听过李丹柯的“秘书之说”。当时翁毓菲的八二七办公地点就在南京大学校园内，而且她确实在秘书组工作。李丹柯想当然地就认为翁毓菲是曾邦元的秘书了。可是李丹柯没有弄清楚翁毓菲所在的八二七是南京八二七，而不是南大八二七。即便同在一个校园内，又都是八二七（仅一字之差），却是不同的两个群众组织。对于李丹柯来说，当年搞糊涂的事情，如今依然糊涂，自己糊涂之余，还误导他人。相信当初被误导的不止我一个。造反军若真有什么非分之想的话，那也一定是李丹柯的”原创“所致。但话又说回来，“当事人”之一的刘迎胜是李丹柯初中的同班同学，又曾经与李、翁（越飞）二人同为造反军的战友，据说还是李丹柯加入造反军的介绍人，并且还有一年前“三人退出故事”中的翻脸。即便「两人都是小个子，瘦痩的」，刘迎胜的智商也不至于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就滑落到将李丹柯认作翁毓菲的地步，这不明摆着是在踩乎人嘛！

「刘迎胜就带人到浦口去抄李丹轲家，正好李丹轲到北京避难去了，没有抓到」，这句话的内容充满矛盾。抄家与抓人，不是同一个概念，当事人不在场，也不影响抄家呀。八月红卫兵抄同学家的时候，常常是趁同学不在场的情况下，才下手的。怎么会由于当事人不在，就打道回府了呢？还正巧李丹柯去北京避难去了，又是避的哪门子难呢？

为了自圆其说，版本6做出补充：正是由于这次的抓人行动走漏风声，李丹柯于8月6日夜间仓惶出走避难。这里既有具体的人证，还有具体的时间与大致的火车班次。估计这件事不会再有他人知晓了。而且，由于戴佐农同学过早地离世，事情无法去确证。可是，拿逝去的同学当作垫背的手法，人们会没有感觉吗？

尽管我将自己的看法告知了吴小白，但这个内容还是继续出现在后来的版本中，正如“三人退出故事”依然在《风云录》亮相一般。毕竟我只是作了逻辑的分析，并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而李丹柯于67年8月6日夜间仓惶出走，或许真有其事呢！毕竟能够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某个时辰的记忆，对于李丹柯来说并不多见。

直到今年9月，在与翁毓菲的电话中才得知：造反军要捉拿“曾邦元秘书”一说，或许并非空穴来风。只是，“避难”的主角不是李丹柯，而是翁越飞本人！

翁毓菲文革期间虽说是在南京八二七行走，但仍然住在南师附中的宿舍。大约在67年6月～7月间，翁越飞听到红联同学的传话，说是造反军要抓她。当时的消息是否可靠不得而知。李丹柯也是住校生，她俩的关系又非常密切，自然也会知晓这件事情，甚至不能够排除传言者就是李丹柯本人。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翁毓菲于是搬到南京八二七的大本营玄武湖去了。所以，造反军即便有这个抓人计划，也只能泡汤了。

根据造反军于67年6月联络上“反许（世友）”的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8月2日在市区各大广场贴出反对许世友的大字报、8月7日参与冲击军区看守所，抢出孙海云的行动、8月21日杜方平再次接见造反军的负责人、直至9月4日还在张贴「肖望东揭发许世友」的大字报等一系列表现来看，6月～7月间想抓翁毓菲的计划，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可能性。翁越飞说出来的事情本身，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真实的故事浮出水面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八月的仓惶出走”失去兴趣（如果刘迎胜在67年的6月～7月间想抓翁毓菲的计划泡汤，转而于8月上旬再去抓“翁冠李戴”的李丹柯，那样的行为显然已经不属于智商的范畴）。不仅如此，人们还会联想到之前的“三人退出故事”。两个“作品”的创作手法何其相似！都是隐去真实的故事情节，并将真实的故事作为再创作的“灵感”，然后在另外的时间点，虚构出一个漏洞百出、面目全非、十分荒唐的“新故事”。

前面提到的关于“提议联合”的故事（内容4），也是以1212会议为“灵感”，编造出来的虚构故事。

从“三人退出故事”到“八月仓惶出走”，主要角色倒是非常地集中（十分符合创作的要求）：李丹柯、翁越飞、刘迎胜。另外还有特色：真实的故事总是由翁越飞说出来，虚构的故事总是由李丹柯再创作，而对立面总是不变的刘迎胜。这样的故事看多了不免会产生疲劳感。另外也会让人有所疑惑：为什么总是会有刘迎胜？

以上便是“风云录风波”呈现出来的基本内容。个人以为，《风云录》的编辑过程，应该有别于智力游戏。以上述的方式介入《风云录》，让人家去绞尽脑汁，如同破案一般，显然不是在扶正作者，而是实实在在地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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