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若曦：任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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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年的夏天，南京雨水多，草木格外茂盛。做为“小学生管理组”的管理员，我每周的大事之一便是带领孩子们整理管理组前面的草地。

　　我们这个管理组收容了三十多个小学生，由三个水利学院的女教员照料生活起居。小学生的父母全是本院的教职员工，因为夫妇全在苏北的农场走五七道路，家中又缺老人照料，就把孩子寄托在这里。人数虽不算多，但住宿文娱等需要，也占用了水利馆大楼六、七间教室，正好一排朝南，于是，大楼前面的这一大片草地的整修，便划归我们管理组了。入夏以来，几场大雨，草长得飞快。三个老师商量了，决定每逢周末由我带领孩子们割草，整治花木。

　　八月初一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和孩子们照例在水利馆前劳动。几个五、六年级的男孩子陆续溜掉，跑到对面的清凉山玩去了；剩下些低年级的学生和女孩子倒是干得挺欢的，有的用手拔，有的舞镰刀，非常带劲。看看日正当中，大家都汗流浃背了，而花木理得整齐，杂草也除尽了。正想收工时，忽然看见工宣队的马师傅三步并作两步地匆匆赶过来，一路直朝我招手。他脸上汗水淋漓，却顾不得抹一把。

　　看他这紧张模样，我的一颗心立刻提得高高的，唯恐那几个溜上山的孩子闯了什么大祸。有一回，张小兵上树掏鸟蛋，不幸跌下来受了伤，马师傅也是如此慌张地跑来通知我。

　　“马师傅。”我连忙迎过去。

　　“陈老师，我有事找你！”

　　简短地说了一句后，马师傅立刻掉头朝小学生管理组的办公室走去。

　　我只好喊孩子们去洗手准备吃饭，另外留下王超英姐妹俩善后，把晒得灰软的草耙拢了运走。吩咐完，我提着一颗心，也急急朝办公室奔来。

　　马师傅正烦躁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见我进来，他立刻把门关上。

　　“任秀兰跑了！”

　　他劈口就说，一只手使劲地搔他的后脑勺，焦灼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似的。

　　“任秀兰？跑了？”

　　怪不得马师傅紧张，连我也吃了一惊。这任秀兰是我们水利学院的前党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是炙手可热的左派人物，目前却是关在学习班里最重要的一名对象——水院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头号人物。她丈夫是南京军区某部的政委，造反派起来时，曾出谋策划，也红极一时，不料政治运动一来，竟是第一批关进了军区学习班。任秀兰的罪状之一便是串连军区和院校，据说是南京部队反革命份子伸向地方的一只黑手。像她这样的人跑掉，情况自然是很严重。

　　“跑了！”马师傅说着，就像自己被骗一般，气得把一张皱纹纵横的老脸拉得长长的。 “今天早上八点不到的事。这家伙骗人说上厕所，就溜了！”

　　只是，怎么跑得掉呢？我惊异之中又不胜纳闷。每个学习班的对象都有五、六个人包围着，白天、晚上在一起 “学习”，夜里有人同室睡，吃饭、如厕都有人跟随。所有房问的窗户都用木条打横竖直地钉死。看守得这样严密，脱身谈何容易！何况，还是从厕所溜掉，我想任秀兰真有些神通了。

　　“厕所的窗户不是钉死的吗？”我问。

　　“哎呀，那木条不知什么时候，给她弄松了两根，卸了钉子啦！这些看守的，吃饱了饭不知干什么！他妈的！”

　　马师傅终于骂了出来。

　　工宣队的人用三字经，我们都听惯了，不再觉得逆耳——尤其是出自马师傅这么一个和气的老头子。他本来是南京化纤厂的扫地工人，被派来水院和军宣队一同占领上层建筑。地位变得显赫，人倒从来不摆架子，仍是态度谦虚，一团和气的。开会时，他常哈下腰，拱拱手说：“我来向大家学习！”因此，他几乎成了唯一受欢迎的工宣队员了。可惜他没有文化，毫不识字，平常只管一些生产建设的事。我们的小学生管理组便属于他管辖。郁老师、夏老师和我常向他请示汇报，彼此处得也颇融洽。

　　“任秀兰跑不到哪里去的，”我安慰马师傅，“到处都在捉五一六反革命份子，跑了也是无地容身。”

　　“难说！”他没有把握的摇摇头。“暗藏的五一六份子太多了！不过，她身上没有带钱包，钞票、粮票全没有，除非有人接应，要不，兔子尾巴长不了！”

　　一听任秀兰身上什么票也没有，我不禁暗暗替她担心起来。

　　“清凉山搜过了？”我问。

　 “早搜了，就是没得影子！我来找你就是这件事。你瞧，清凉山这么大，树多，草又密，躲个把人也不费事。刚才院里闲了会，要让小学生帮帮忙，到山上搜去！”

　　我一听，登时怔住了。要带三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孩子到山上去转悠搜查，这责任可不轻呀！但是怎能拒绝上头派下来的任务呢？

　　我只能说：“没问题。”

　　马师傅点点头，脸上也有些歉意。

　　“本来不该来麻烦你们三个老师，家里都有喂奶的娃娃嘛！但是院里实在短人。全院二十几个学习班，跑了们任秀兰，抽也抽不得人，还要加强看守哪！事情又要保密，怕泄漏出去，五一六的同党知道了，又闹出什么事来。”

　　说到此，马师傅忍不住又连连搔他的脑袋。

　　“实在缺人缺得紧！”他说着叹口气 “能派上用场的人全派上了。大街小巷要搜查不说，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得有人把守。院里是总动员起来了，成立了项目组，军宣队亲自抓。我想，我们管理组也要做出贡献。孩子们没事，让他们搜去，树上、草里细细翻一遍，天黑以前许能找到一点什么。”

　　于是马师傅同我约好，等孩子们吃过中饭后，他再回来，会同大家一道上山去。

　　孩子们一听说要上山搜人，个个兴高采烈。男孩的头头张小兵立刻去寻来几根棍子，分派给几个大的男孩子。女孩子也不肯示弱，王超英和王超美姊妹俩跟着去食堂同炊事员磨菇了一阵，也弄到几根木条。任秀兰是水院里出名的人物，孩子们在兴奋中都透露出一份早熟的严肃神色，连一年级的小毛娃也感染了如临大敌的气氛，说话细声细调起来。

　　等马师傅一到，孩子们立刻一窝蜂地朝对过的山坡奔去，抢着往上冲。

　　“排成一条线！排成一条线！”

　　马师傅扯直了喉咙，沙哑着嗓音喊。

　　“像梳头一样，别错过一个角落！发现什么要马上报告！”

　　于是马师傅站东头，我在西殿尾，勉强拉成一道歪歪扭扭的人堤，慢慢朝清凉山拢上去。
　　水利学院是傍着清凉山建筑的，与南京火葬场占了半个山坡。除了虎踞关一带是军区常期驻扎外，其余便是无人管辖的地带，不少居民常来割草做柴火烧，也有农民来割草喂牲口或积肥的，虽是无人管辖，却并不荒凉。这天，我们浩浩荡荡地席卷而来，站岗的解放军因为事先早有情报了，并不诧异，倒是几个割草的老人，看我们个个弯腰弓背，几乎每一棵草都拨开来瞧，不免好奇地问：“找什么呀？”

　　“丢了钱哪！”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丢钱？”

　　他们瞇细了眼睛打量马师傅和我，显然不相信，但也不再搭讪，不久就收拾了家伙，悄悄下山去了。

　　王超英姊妹俩正好排在我身边，两人一面拨草，一面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偶尔听进了几句，是在讲一个叫史红的女孩子，似乎跟任秀兰有关系。

　　“史红是谁呀？”我问超英。

　　“史红的妈妈就是任秀兰。”她说。

　　我早先就曾听过，任秀兰的最小女儿是个中学生，当过造反派的头头，走南闯北，锋头很健的。

　　“你们认识史红吗？”我有些好奇。

　　“我大姊跟她是同班同学哩！”超美抢着回答，言下有些得意洋洋。

“以前她都是坐小吉普车来上学的，好神气！现在只好走路了，灰溜溜的，跟谁都不讲话。”

　　“我姊姊的老师说，大家都要看牢她，怕她要自杀呢！”超英告诉我。

　　自杀！看到小学五年级的女学生谈自杀而面不改色，我满肚子不舒服。

　　“自杀什么！”我说 “她父母就算是五一六，也跟她没关系，划清界线就是啦！”

　　“人家要她揭发她爸爸妈妈，她硬说他们不是五一六份子，死不交代，我姊姊他们都给她贴大字报呢。”

　　到底是将门虎女，我心想，骨头就是硬。

　　超英忽然停了拨草，很认真地盯着我问：“陈老师，任秀兰是五一六吧？”

　　“嗯，”——这问题连我自己都感到怀疑——“是吧——工宣队或军宣队在大会上点的名，不会错吧？”

　　给孩子这么一个不肯定的答复，我自己都感到惭愧。

　　说起五一六这段案子，当时我就胡涂。六七年我在北京时，听见人说有个高干支持的 “五一六造反兵团”在天安门广场贴了条“炮打周总理”的标语，很快便被盖掉了。不久，江青点出几个反革命组织，里头有五一六这个兵团，以后便销声匿迹，早被人们淡忘了。想不到事隔了几年，全国掀起个一打三反的运动，这一打就是揪五一六份子。这次是自上而下地通知下来，大家才知道五一六是个极左组织，阴险毒辣，胆大包天，公然反对毛泽东的司令部，在上海炮轰过张春桥，在南京则指向军区司令许世友等等。许世友为了表示“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立即大张旗鼓，从军内到大专院校，一气追剿下来。

　　南京的人本来对五一六极陌生，运动起来后才大梦初醒，听到有这么一个恐怖组织存在过，而且竟然还是文化革命期间此地一切凶杀、武斗、抢劫、破坏的总后台。南京又据说是五一六的老巢，黑线贯穿军内外，爪牙遍布全国。解放军的长城，岂可被挖墙角，自然要彻底清剿了。

　　号令一下，南京军区、大专院校和工厂都纷纷圈起人来，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了。我们水院的五一六份子——据军宣队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宣布——是三位数字，即是说，至少一百人，也可能九百九十九个。全院的教职员工总共才一千人，大家听了不禁面面相觑，觉得除了自己，前后左右都可能是反革命份子了。

　　南京大学一向是南京大专院校的样板，这次运动亦不例外。南大第一次召开五一六份子坦白大会时，我也参加了，印象犹新。记得那天是烈日当空，两万多人席地坐在大操场上，场外戒备森严。五一六一个一个被押上高台，当众揭发控诉，没有一个不是声泪俱下的，有的还泣不成言，当场晕倒。这其中，有专司搜集毛泽东数十年来黑话的红色接班人，准备有朝一日效法项羽 “取而代之”时用做炮弹；有抄搜图书馆禁书部的红卫兵，拿走希特勒《我的奋斗史》去彻夜研读，奉为经典著作；也有同窗数年而一向睡上下铺的亲密战友，甚至患难与共三十年的老夫妻，而竟不知对方是五一六的同党！当时，操场上的人莫不受到感动，很多人唉声叹气，甚至陪着掉泪。

　　任秀兰是这种五一六份子吗？我确实不知道——也许只有天知道吧。

　　那天，我们一直搜到天黑，山上山下都寻遍了，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形迹。孩子们都说任秀兰肯定逃出清凉山了。大家弄得精疲力尽，几个小女孩已累得直往我身上靠了，马师博看这光景，只好放弃，和我领着孩子们下山来。

　　第二天早上，郁老师、夏老师刚和我碰了头，还来不及打开︽毛选︾来学习，马师傅就跑过来。原来任秀兰失踪达廿四小时，有可能已经逃出了南京市区，省里电告了她老家山西和夫家苏州的治安机关，把她的亲戚都监视起来。另外，沿着长江两岸，从南京到上海这一段，所有的码头都派水院的人把守，监视上下船的旅客。院里怀疑她的失踪是蓄谋已久，内外相应作成的，怕事故重演，校内更要加强治安措施，因此让马师傅来通知我们，要加强巡逻，特别是清凉山，每天都要去察看一趟。

　　“看到什么可疑的，立刻挂电话到院办公室来！”

　　马师傅吩咐了一遍，匆匆走了。

　　夏老师望万马师博的背影说：“了不得！不见了任秀兰，把水院都闹翻了。瞧马师傅急成那样子，大概没睡好吧，眼睛都红了。”

　　“最可怜恐怕是看管任秀兰的顾医生啦！”郁老师说，“她急得一夜都没回家呢！”

　　“怎么是顾医生？”我吃了一惊。

　　顾医生和我是紧邻，她看守任秀兰的事，我竟一点都不知道。

　　“夏天里才换的，”郁老师告诉我。“任秀兰有高血压，她们怀疑她装病。她常叫头痛头昏，有时一天一夜不吭一声，真正是雷打不动。人家拿她没办法，弄不清是真病假病。后来就反映上去。工宣队说：这好办，换个医生去，看她再装病！结果就派了顾医生去，谁知道偏在她手上出纰漏！”

　　顾医生是好人一个，最和善不过，偏让她撞上这场意外的事，我很为她难受。

　　“这么多人看守，”我说，“不能只怪顾医生一个人呀！”

　　夏老师毫不同情地说：“谁叫是在她手上跑掉的呢？她和小周值夜班。一早起来，小周去食堂打稀饭，她在迭被子，任秀兰说上厕所，就一去不回啦！等小周打稀饭回来，要找人吃饭，才发现人跑了，自然是顾医生责任最大了。”

　　“顾医生以前恰巧是任秀兰支持过的革司红联这一派的人，就怕人家说她不能划清界线，”郁老师说了，口气还赋有同情之意。“任秀兰要卸掉两根木条的钉子，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大家估计她用的是发夹子，那几根钉子也要几个月才弄得松，几个看守的人不曾疑心就是了。”

　　我说：“这个人手脚也真够快！翻出厕所后面那块草地，还要绕过实验大楼才能摸上清凉山——她最多也只有十来分钟吧？”

　　任秀兰被关的地方便是我们水利馆西头附近的一个小山坡，叫马列山。山上只有两栋小平房，工宣队刚驻进本院时，用作队部。因为他们是打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号，号称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大家就管这个小山头叫马列山。马列山位置不算偏僻，毗邻水利馆，背靠实验大楼，一个人要避过耳目，逃上清凉山，确是不容易。

　　“嘿，她从小打游击起家，有名的长腿将军呢！”夏老师说。

　 “任秀兰真是老狐狸一只！”郁老师虽然感叹地摇着头，语调仍含着敬佩之意。“从陕北到现在，几十年的老干部，整别人，经验丰富得很呢！虽然现在自己挨整，不过轻易怎么斗得了她？南京这么多大学，女的做过党委书记的，就是她一个吧！”

　　“她是有一手，”夏老师也同意。“文革初期，她拉一派打一派，整了多少造反派！等到一声‘干部靠边站’，她第一个倒台，真是报应不爽！”

　　郁老师深深看了我一眼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夏老师曾属于被任秀兰打击过的“革联”一派，怪不得如此幸灾乐祸。天天喊消除派性，但文革造成的派性已经是根深柢固了。
　　“任秀兰红的时候，你还没有来水院吧？”

　　郁老师话题一转，问起我来。

　　我摇摇头。任秀兰名气这么大，我却只见到她有数的几回，且多半是惊鸿一瞥。刚来水院时，头一次看见她，是在劳改队里。她跟一些尚未解放的黑帮份子正掮了锄头要去劳动，打我跟前走过。

　 “那边那个年纪大的女人，”一个同事悄悄指点给我看，“头发有些白的，便是任秀兰。她从前是神枪手呢，看不出来吧？当年在太行山上横冲直闯过，十四岁参加游击队，十六岁人了党——。”

　　我听着，再瞧一眼那矮胖的背影，心里也肃然起敬。

　　最近一次见到她，还是春天的事。院里效法南大，也召开了一次五一六份子坦白大会，全院出席，所有关起来的准五一六份子部被押着参加。那天，任秀兰最后才进场，坐在最前排。我记得她进大厅时态度从容，高昂着头，嘴角微微翘上，似笑非笑的样子，眼光不疾不徐地全场扫射了一遍——她从前上台给全院做报告，想必就是这副神情吧。不过，这次任秀兰显得苍老多了，脸色苍白，白发添了不少，原来的圆脸突然拉长了，皱纹清晰可见，身子明显是瘦下来了——这跟其他被关的人有些不同，他们因为不见阳光，又缺运动，都变得又白又胖的。

　 “任秀兰以前是有一套作风，”郁老师回忆地说给我听，“她常跟我们一块儿劳动，脚下穿了打补钉的布鞋，身上是洗得泛白的蓝布制服；劳动休息的时候，手也不洗就拿了馒头啃，我印象很深的。直到有一次，王超英妈妈告诉我，她大女儿去过任秀兰家，住的是整栋的洋房，客厅里有皮的沙发，地上铺了地毯，连喝茶都是公务员端上来的。任秀兰那一套艰苦朴素的作风竟是专门用在水院的！”

　　我正想表示我的看法，夏老师已经抢着下结论：“两面派！典型的两面派！”

　　郁老师不理她，又继续说下去：“有一阵，任秀兰号召健身救国，组织了本院的女教工打球、练太极拳。我报名参加了她的太极拳组。你别看她人矮矮胖胖的，拳打得不坏呢！五分钟打完一套拳，脸不红，气不喘。还有一次赛跑，我们都半途而废，只有她一个人跑完一圈操场，脚力是有两下子！你刚刚说才十来分钟的时问，我看是够她跑掉的了。”

　　说起跑，我赶紧提醒大家：“院里要我们加强巡逻，赶紧布置一下吧。”

　　夏老师不以为然地摇起头来。

　　“我看是白找。这清凉山的草和树，已经像头发似的，梳过多少道了，人肯定不在南京。昨天一发现她失踪后，他们立刻组织人搜索，有的奔清凉山，有的搜实验大楼。工宣队亲自带了人搜马列山，每棵草都拨开看了，关任秀兰的那栋平房更是里外都翻掏了一番，连厕所窗外的粪池都没有漏过，还打开来，用棍子通呢！我看，可能给她逃到上海去了。上海的五一六黑线伸得长，搞不好，别让她叛国投敌了！”

　　尽管猜测纷纷，我们还是照章办事，每天轮流着带小学生上山一趟，摇摇树，打打草。几天下来，孩子们便忘了上山的任务，棍子丢了，心也散了。一带上山，一转眼跑掉大半，最后只剩下老师带着几个低年级的小朋友下山来。

　　到了星期五下午，仍是一无所获。整个水院静悄悄的，人马大都调往外地去了。我招呼过孩子们吃了晚饭，与郁老师交接了班后，便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回宿舍。刚走到半路上，正好碰见顾医生向学校走来。才几天不见，顾医生整个瘦下来，两只眼睛塌进去，腊黄着脸，垂头丧气的。

　　“顾医生！”

　　我亲切地招呼她，同时抢走几步，上前紧紧地拉住她的一只手，表示一点无言的慰藉。

　　“陈老师！”

　　她把另一只手压上了我的手，感激地瞧着我。还没说什么话，眼眶先红了起来。

　　“我真是倒了楣！”

　　“不要急，一定找得回来，”我低声安慰着她，“不能全怪妳，这种事防不胜防呀！”

　　她来回瞧瞧马路，见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就抓着我诉起苦来。

　　“我真是倒霉，派我来才两个月，就发生这种事。我一来，她们已经不跟随她上厕所了，并不是从我才开始的。任秀兰狡猾极了，关了一年，就数这两三个月最老实。绝食、装病，什么手段都不耍，每天规规矩矩地学《毛选》，然后埋头写材料。大家都松了口气，谁知她暗下做了手脚！哎，我怎么办！”

　　说到这里，她眼角已经挂上两颗泪。

　　我正想再安慰她两句，她却朝我摇摇头，紧紧捏了下我的手，说：“我开会去了。”接着她低垂了头，朝前走了。

　　我回转身来，瞧着她瘦小的身影，心里也为她叹息、难受。在那一剎那，我真的希望任秀兰能立刻被找回来。

　　第二天，又是星期六。我正想动员孩子们大扫除，修整庭院，马师傅来了。

　　“陈老师，一切从头来起吧！一定找得回来。”

　　他想说得乐观些，可是神色之问掩藏不住心灰意懒。

　　“院里昨晚开了个紧急会议，”他告诉我，“外地都汇报回来了，还是没得下落。大家料着任秀兰多半还在南京，说不定还藏在城南、城西这一带，所以，会上交代下来，从头找起！这次用分片包干的办法，每一寸地都要翻过来看，有洞就挖，一点不能含糊！清凉山到草场门这一带是重点，军宣队亲自抓。你们包马列山，立刻就去。我布置完了其他的组，也来帮你们找吧。”

　　说完，交给我两把钥匙，马师傅走了。

　　自从任秀兰关在马列山，那个山坡便成为孩子们的禁地，平常是三申五令，不许他们越雷池一步的。这下听说可以上去，大家都兴奋得呼叫起来，又纷纷去找棍子了。我把他们分成两组，四、五个高年级的女生同我进屋去搜寻，其他的全在屋外翻草地。其实，谁也不期望会找到有关任秀兰失踪的蛛丝马迹，但对马列山的好奇已经令孩子们手舞足蹈了，连队伍都整顿不起来，才听到一声“走！”，便争先恐后地跑上了山。

　　我带着王超英她们，先打开任秀兰住过的房子，进去东瞧西望了一回。一共也只有四个房间，北房和东西两间除了桌椅板凳外，几乎是空荡荡的。其中两间看来是看守人员开会的场所，墙上有毛泽东的照片和激励士气的标语，如“五一六不灭亡，誓不罢休！”，“揪出军中伸向院校的黑手！”，“谁反对许司令就是反对毛主席！”云云。另一间想必是任秀兰挨整的房间，满墙是斗大的墨字，半尺长的惊叹符号，标语全是苦口婆心地劝她低头认罪，回头是岸，否则便死无葬身之地！

　　朝南的一间是任秀兰和值夜人员的卧房，两扇窗子全垂下了黑布窗帘，以致房间里阴森森的，几个女孩子站在门口，竟不敢走进来了。我立刻走去把窗帘拉开来。同其他房间一样，窗玻璃外也纵横钉了五六道木条。八月的艳阳天在窗外闪烁，隔着木条和玻璃，阳光的明亮像波浪般涌进来，幽暗的房间登时亮敞起来。女孩子们这才跨进来，张大了眼，到处探着头瞧。

　　房里只有两张木床，一张空空的，另一张被巾和枕席均在，大概是任秀兰的床了。床底下有黑布鞋和棉鞋各一双，还有一个铺盖卷，包得很松懈，可能是几经翻查的缘故。两床之间有两把椅子，堆放了几件寻常的布制服；床头边的书桌上除了一本用旧的《毛选》外，一无所有。四周的白粉墙上都是刚被撕掉的标语痕迹，也许撕得太勿忙，太潦草了，好些地方还留下残纸只字，依稀猜得出是“死路”、“何处”的字样来。

　　我们在屋内流连，拍拍这个，摸摸那个。可察看的东西太少了，孩子们都流露出失望的神情。除了我，她们每个人都趴在地板下，把床底望个透彻。

　　“老师，看不看厕所？”王超英问我。

　　“看吧。”我说。

　　找了一下，才发现厕所是在房外通道的尽头。我开了门，自己先走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厕所的窗外传来孩子们大喊大叫的声音。

　　“陈老师！快！陈老师！”

　　我一听，立刻转身走出厕所，急急跑出大门，就在门口和一个猛朝屋里钻的孩子撞个满怀。

　　“快！快！陈老师——。”

　　原来是张小兵。他立刻拉了我一只手，拖着我跑，绕过了屋角，跑到屋后来。就在厕所窗外，孩子们围成了密密一圈，瞪大了眼睛瞧什么。有的还捂住了鼻子，几个小的孩子更是吓得躲在人背后，双手掩了脸不敢看。看到我来，他们马上开了一条路，让我走近。我上前一看，两尺见方的一个坑满满地被一件物体堵住了。

　　“任秀兰！”

　　不知谁说的，我一听这名字，一阵恶心，眼前猛的一打闪，天地就渐渐黑下来，接着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了。

　　我整整病了一星期。每天就是躺在床上，不想吃喝；闭了眼睛，一件黑乎乎胀鼓鼓的物体便涌上脑海，使胃里泛酸作呕，想一吐为快，偏又吐不出来。慢慢的，我也习惯了，知道这不是生理的反应，而是盘据在我心头的一种感觉，像铰链一般，今生怕是解不开。

　　马师傅对我关怀备至，三番两次来探望我。他告诉我，院里开了如何盛大的批判大会，多少人上台批斗任秀兰；说她自甘跳粪池是形左始而极右终；是自绝于人民，死得轻于鸿毛，自然要遗臭万代。会上宣布开除了她的党籍，盖棺论定为反革命份子。

　 “她自己成心找死呀，有啥办法！”

　　连马师傅也摇头叹息，觉得不胜遗憾。

　　“你想，那个粪池很浅的，不到一米深，长宽也不过是一个人身长，不是死贴住坑角，头一次用棍子捅，也早捅出来了！唉！何必寻死呢？这一死，就像大会上讲的——怎么讲的？轻于——鸿毛！”

　　马师傅的话并没有说错。

　　那年秋天，林彪事件发生了，不久就忙于批林、反极右。一年不到，所有上台坦白过的五一六份子都纷纷推翻口供，叫嚷是屈打成招；而当年整他们的人，很多又做为林彪党徒的嫌疑被关进了学习班。本院的准五一六也陆续放出来了；最后一位，在关满三年后，也见了天日，什么罪名也没有。

　　阶级斗争的轮子滚滚向前。很快地，五一六在南京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一段恐怖中带着荒唐意味的回忆。任秀兰的死再也无人提及，她的名字也只在水院的路线斗争史上才会出现。

　　对于我，就不同了。她的死像一块铁投进了我的心海，重重的，越沉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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