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 记胡乔木的两份写作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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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胡乔木的两份写作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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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星


我手上保存有胡乔木的两份写作提纲。一份是1984年他亲手交给我的,要我帮助他写一篇论述经济体制改革文章的提纲;一份是1989年他为赴美讲学准备讲演稿的提纲,是在信中寄给我的。我认为,这两份提纲,对了解胡乔木的思想和生平事业、研究新中国历史都有参考价值。文中引用时,用的是原件。

一

1984年7月,胡乔木通知我到他家去,要我帮他起草一篇论述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当时,他已经拟好了一份很详细的写作提纲。提纲的原件见插图,内容如下:
历史背景原有基础的分析
农业改革发展层次方面集镇供销信用合作新芽教科文社会进步尚待解决的问题
内容分散?生产资料?两户?两极?工商改革地方增权与企业增权政企分离与政党分离地方制度的变化社会主义可以有竞争吗?多种成分的发展利改税企业内部改革:干部制度、职务与工资、党政工、分配制度、党政工基建制度改革对外开放的回顾前瞻
待解决的问题党、国家、机关、事业机关
按照这个提纲,他比较详细地讲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些看法讲得很深刻。看来,他是想从理论上概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并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文章要得很急。同他谈话以后,我就放下其他事情,带上《红旗》杂志编辑部的黄小虎,住到北京郊区的一个招待所,集中精力撰写这篇文章。从7月14日开始到 8月20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一万多字的初稿。文章的结构基本上按照胡乔木拟定的提纲,内容也基本上是根据他的谈话写的,甚至文字都尽量学习他的风格。文章分四部分: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二、农业改革;三、城市改革;四、做好全面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
第一部分论述比较充分。文稿说:为什么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土地上蓬勃兴起?不是出于偶然,是有历史背景的。
一般说来,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是常有的事。发生这种情况,必然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就是指这种情况。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同样反映了这些矛盾,但是,我们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原理上,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对我国改革前的政治经济情况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三十多年来,我们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变革。经过这场变革所建立起来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虽然经受了各种挫折,甚至极严重的挫折,它却靠自己的内在力量,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了,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三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原有经济体制中确实存在着许多弊端和缺陷,它们已经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弊端和缺陷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经济形式过于单一;在国家和企业方面,国家集中过多,企业和集体缺少必要的自主权;在企业和职工、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方面,存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计划管理方面,片面强调直接计划,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部门、地区条块分割,破坏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等等。
这些弊端和缺陷是怎样造成的呢?
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看,是由于我们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加上对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和教条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有一些不符合实际,是主观主义的,甚至是空想的。这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依然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迟迟不能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处理不正确,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相反地,提出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片面夸大改革所有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搞“穷过渡”,把个体经济当作私有制尾巴割掉;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把按劳分配、商品生产都当作异己的东西看待……等等。这些观点,实际上构成了一系列“左”的城乡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其次,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在计划管理等方面,照搬了苏联的一些经验。当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着手改革这种过份集中的计划制度,重视市场经济杠杆的作用时,我们又把它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结果,作茧自缚,越搞越死。同时,“大跃进”等经济失误所造成的困难,也加重了过份集中的趋势。

再其次,处理企业和职工、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长期忽视甚至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有一段时候,误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留恋革命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平均主义是粗陋的共产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年代虽然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并不是按需分配,1958年把两者混淆起来,是出于误解。
最后,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依然存在。经济领域中某些“官工”、“官商”、“官农”的体制和作风;部门、地区分割,画地为牢,以邻为壑;轻视商业和服务行业,害怕商品经济发展和竞争,等等,都是这种残余影响的反映。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经济体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和缺陷,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我国,最早提出要进行体制改革的,是毛泽东同志,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要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权力。同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也提出改革体制的问题和某些具体设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正确的原则和设想未能实现。后来在“大跃进”期间进行的某些改革,虽然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由于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总的来看是不成功的。国民经济调整期间,集中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没有条件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而当有条件着手进行改革时,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走向极端,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这个期间经济体制的变动,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大跃进”时期改革的重演,有的走得更远,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在此期间,有些年份(如1975年),有些部门(如石油工业),经济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往往是由于不同程度地冲破了“左”的政策和现有的体制的束缚的结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才有条件重新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关于农业改革,讲的内容比较多。基本观点有:打开农业改革的钥匙,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过程,非常健康。根本原因是我们总结了过去农村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这包括:允许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并存,而不是强制推行某一种形式,排斥其他的形式;因势利导,逐步放宽政策,没有搞一哄而起;干部对某一种责任制形式有疑虑,允许坚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不批判,不强求统一,让他们从实践中接受教育。现在,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我们绝大多数干部的认识已经统一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分田单干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它的出现,说明我们对合作经济的认识,摆脱了某些空想性质,变得符合中国实际了。这是前进,而不是倒退!
文稿对专业户、经济联合体和雇工经营也作了分析。
关于城市改革,首先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所作的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讲话,当时讲到了城市改革的一些想法。这包括:过去在考虑管理体制问题时,往往是从国家内部的条块关系或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考虑得多些,也就是集权和分权上考虑得多些,但是,从经济关系上保证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统一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少;应当考虑适当扩大企业的权限,以促进企业的领导和群众主动地关心企业经济活动的成果;要使企业经营得好,不但对国家有利,而且对全体职工和企业领导人也有利;经济管理主要地不能依靠纯粹行政办法,要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等等。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在认识和实践经验方面都丰富得多了,已经有可能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我国工商业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文中讲了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利润包干、利改税等形式。认为当时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从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十个方面保证企业应有的权利;对国营小型企业,则分别采取更灵活的办法,可以实行集体承包或个人承包、租赁经营,也可以依照集体企业的办法向国家交纳税金,税后自负盈亏。这些,都属于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革,这样做,并不会改变全民所有制的性质。
有些同志担心,这会不会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也不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主要是通过经济计划、规划、政策和法规,指导、管理、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通过各种经济活动,通过各种经济杠杆调节其生产、分配和交换,而不是直接去经营管理企业。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企业上,包揽过多,鞭长莫及, 反而削弱国家的经济职能,这方面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切身体会吗?

城市改革不仅要解决国营企业的问题,而且要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以及兴办中外合资和外商投资企业,改变单一的经济形式,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
多种经济形式并存,难免会有竞争。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往往把竞争同资本主义连在一起,认为竞争就是资本主义,也是一种误解。其实,竞争是与商品经济俱来的。在封建社会,组织行会就是为了限制竞争,那时并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竞争,无论在性质上和范围上和资本主义竞争有重大区别,但是,竞争依然是客观存在。有竞争,必有淘汰,有淘汰,才能发挥优势,从这方面看,竞争不是坏事。
我国现阶段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无论就内容和作用来说都是不同的。有人以多种经济形式为根据,说我们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过渡时期,或者是新民主主义时期,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兴办企业,现在数量也不大。各地区、各部门还要在国家统一政策的指导下,对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更放开一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国务院规定:要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开放一批沿海港口城市,就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最后一部分,是讲作为全面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
研究和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提出了大量的理论问题,在有些问题上大家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对这些问题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展开讨论,逐步取得一致的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如何结合,发展趋势怎样,还要进一步研究。我国地区辽阔,人口众多,对国民经济只能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这样,就产生了条条和块块关系问题。过去,我们实行过以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也实行过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不论实行哪种体制,由于按行政系统管理,都产生过条块分割、生产重复、流通不畅、机构重叠、领导多头等不合理现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982年,《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提出要注意发挥行业的作用,要注意发挥城市的作用,特别要着重发挥大中城市在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但是,究竟怎样发挥行业的作用,如何防止行业组织不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干预和分割,还需要研究。为了发挥城市的作用,我们正在分别情况改变部门、地方直接管企业的办法,逐步实现以城市为中心,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组织各种经济活动,打破地区间、部门间、城乡间的分割,形成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网络。这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
目前,在体制改革迫切要求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价格体系和工资制度的改革。
总之,设计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大批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艰苦努力,理论工作者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
胡乔木未对文章初稿做什么修改,看来还比较满意。于是让我以他的名义分送给经济学界的人士(主要是起草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体制改革文件的经济学家们) 提出意见。在反馈回来的意见中,有的说了一些赞扬的话,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又作了一次修改。修改稿送上去以后,作者决定不发表了。
不发表的原因,我想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没有跟上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邓小平所说的新话,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胡文虽然也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价值规律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但根本未涉及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争论了近两年的理论问题。把胡文和《决定》对照,显然是落后了。我没有介入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争论,当时对于改革的市场取向并未充分重视。在这个问题上,对胡文没有提供什么帮助。

二

1988年11月底或12月初,胡乔木再一次找我到他家去,讨论他即将赴美国讲学的内容。在座的有他的夫人谷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这一次,主要是胡讲他准备演讲的内容,听取与会者的意见。
首先,他提出,50年代中国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不是从方案中选出来的。主要是,战争结束后,经济统一管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国民党时期不同。革命的政府对人民的需要要满足,否则无所谓革命。工人失业,努力使工厂不倒闭。私商囤积居奇,政府要打击,物价高涨,人民政府一定要解决,不论解决好坏。革命是政治行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保证人民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土改、维持生产,对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活动有所保障。运输、货币,运输是战争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

50年代的历史按客观形势的演变。为什么不可以发展资本主义?不讲抽象的理论。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不是自由选择的问题。民族工商业本身的力量。国营企业的发展,我们接收了官僚资本。民族工商业需要政府的支持,经济上政治上脆弱,解放后地位高些。中国经济上被封锁,得不到国际资本主义支持。历史不存在选择资本主义的条件。人民对外资的印象是什么样的?50年代资本主义开始恢复。中国与西方隔绝,缺乏具体了解,经营方法有很多好的东西,但当时不可能深入了解。共产党的政治家和资产阶级政治家、经济学家都不了解。比较了解多的是受西方侵略。《共同纲领》说资本主义应该有个发展,但需要政府支持,加工订货, 统购包销,发展很快。在这种形势下,为什么15年没有做到?为什么太急、太快,没有造成很大困难?资本主义工商业很难有吸引人的发展计划,党和政府也提不出15年的计划。实际生活中粮食统购统销是形势所迫。否则解决不了城市人口的粮食问题。着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156项谈判,当时是否国家和资产阶级共同进行?提不出这个问题。中国的财政力量,没有其他资金来源发展资本主义企业。三反,连15年都没有维持。不能简单地说急躁。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有其客观条件。不去做什么辩论,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很难。现在的条件和当时的条件截然不同,80年代和50年代不同。当时唯一援助中国的是苏联。共产党提出和西方做生意,能够做多少?不进行理论上的讨论。个人的因素如何?毫无疑问发生了作用,作用范围多大?有些争论不是决定性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延长多少年可以设想,但没有足够的论据。1956年以后出现了地下工厂,也表示过让它合法化,为什么后来没有发展起来?全行业合营未按字面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没起作用,对资产阶级管理经验没有充分利用。地下工厂出现有其需要。研究一下历史情况。
两个时期有很大不同。1956年以后,党的领导进入不正常情况,主观主义影响日益严重。两种趋势:主观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两种趋势的消长。三年困难以后,调整的政策比较好,1966年工业高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工业、财政还是创纪录的。1962年以后搞“四清”,从农村开始,党内没有人反对,刘少奇说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认为错误,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运动本身是阶级斗争的方法。这段历史说明阶级斗争的时间太长了,太残酷了,在党和人民中留下深刻的影响。虽然宣布结束了,还有惯性。“文化大革命”除了其他原因,“四清”定下了基础,格局和方式。城市“四清”是有限的。 “文化大革命”中心在城市,工人可以停产闹革命,农民不能。“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在运转。持续10年首先要有财政力量,依靠什么供给国家机器。当时是很艰难的,不能简单地说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大庆只有半年生产情况严重,其他年份是上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两面性,一方面江青抓革命,一方面政府机关促生产。两次整顿,1971至1973年;1975年。这两次整顿都很困难,但起了作用。1972年以后,中国和美日建交,外贸逐步发展,买了13套大化肥设备。 “四人帮”虽然做了种种破坏,毛主席在能考虑问题时还是持肯定态度。虽然陷于幻想,还是使中国振兴起来。对国务院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是保护的,“四人帮” 未占据国务院的位置,张春桥未到过国务院。毛主席意识到“四人帮”不能治国,说明“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在非常困难中运转。毛并没有经济上的想法,他无非说批判资产阶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1958年提出“大跃进”失败了,他也意识到,还提出各部门成立政治部,对周、邓不满,还得依靠他们。“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教训是,不能不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总的目标,不能继续搞阶级斗争为纲,搞经济要按经济规律,改变过去高度集中不要市场的方法。
为什么20年“左”倾?历史背景是,长期的阶级斗争,解放以后被封锁,中国政治领袖养成一种特别的警惕性,过份了。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有一种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就滋长起来,受到广泛的承认。思想背景是: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有非常简单化的解释。在国内战争时期未显出不适合,因为没有遇到更复杂的问题。战争以后造成的障碍就不仅日益明显了,建设时期简单化的理解还发展了。
座谈以后,12月2日,胡乔木给我和郑宗汉(《红旗》杂志编辑)写了一封信并附有一份详细的写作提纲,提纲的原件见插图,内容如下:
五十年代:中国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 由战时经济转入平时经济:战争结束前夜的经济状况——革命的经济意义和新政权的经济责任——对经济的统一管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对工商业的管理:扶助政策和限制政策——土地改革的经济影响——对外经济关系——经济恢复
1952-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相互关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五反运动——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1953-56年的发展:计划经济集中管理——粮食统购统销——资本主义工商业过渡到全行业公私合营:进程和结算——农业合作化:进程和结算——发展过程中的争论
讨论:五十年代中国能否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为什么没有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中的个人因素 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国经济政策的动荡
大跃进和失败:1956年的政策争论——大跃进:失败和遗产——混乱的治理——经济政策中的“阶级斗争”幽灵:农村包围城市——国际因素
灾难和重建:“文化大革命”是否追求新的经济秩序——维护和恢复经济秩序的三次努力——十年间的经济和财政——对外贸易的复苏——噩梦迫使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
讨论:中国经济政策为什么长期“左”倾: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改革不可逆转
胡乔木在信中说:“题目列得多了一些,实际上每个小题只能讲几句话而已,关键是这几句话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我没有参加讲话稿的写作。收在《胡乔木文集》第二集中的他访美时所作的学术讲演:《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和《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基本上是按这个提纲撰写的。这是两篇有历史价值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