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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９集中營》《789集中營》/陆德
《789集中營》/陆德
789集中營：中國高幹子女中一個特殊群體的故事
陆定一之子陆德回忆片段
(此书不错,刚读完,推荐一下...思公)
匿名信是導火線，它引發了歷史積怨的炸彈
我們家跟林彪家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又跟江青有很深的積怨。
首先，父親和林彪在政治主張上有所不同。
六十年代初期，我父親和林彪在思想上存在著比較大的矛盾。當時林彪講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提倡“頂峰論”。我父親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說，如果到了頂峰，馬列主義就不發展了，就死了。應該講“高峰”，高峰上面還有峰嘛。具體做法上，兩個人也很不一樣。林彪在軍隊內部出毛主席著作用選讀本，出毛主席語錄。我父親主張黨中央出馬列全集，要求幹部全面系統地掌握馬列主義，而不要隻言片語地背誦一些段落。我父親對林彪“急用先學，立竿見影”這幾句話很反感。他認為馬列主義和主席的思想是辯證的哲學，怎麼能拿出一句話來就當成法寶？他舉例子說，中國第一次拿乒乓球冠軍的比賽，容國團對日本的新野狄森•新野失利的時候，給自己貼上神符，結果還是被打敗了。有的學校體育比賽，大家念語錄，結果運動員跑死也跑不了第一。我那個時候也感覺到，父親和林彪之間的這些矛盾已經公開化了。當時，林彪在抓軍隊的宣傳教育，我父親負責黨的宣傳工作，林彪是黨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黨內的職務高。這樣，矛盾的公開化就使我父親處於不利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知識分子大致分兩種：一種人很油滑，見風使舵，腦袋很靈。像陳伯達，就是這樣的人。主席說煤球是黑的，他們就用馬列主義論證煤球是黑的﹔說煤球是白的，他們又用馬列主義論證怎麼反射，煤球就變成白的了。還有一種知識分子認死理，一加一就等於二，而不是三，父親就是這種認死理的人。當然，現在看來我父親的一些講法是對的。但在那個年代的對和錯，就要看毛主席的愛好了。主席到了晚年的時候，越來越喜歡搞個人崇拜。主席六十年代初宣佈退居二線，不當國家主席，後來又再次復出，這件事情表現了毛主席的心理。
母親嚴慰冰和葉群矛盾的公開化
母親嚴慰冰，一九一八年生於江蘇無錫。一九三七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一九四一年經陳雲介紹，在延安同父親結婚。
外祖父嚴樸是一九二五年的老黨員，一九二九年無錫農民起義領袖。一九四九年在北京去世，被追認為烈士。安葬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人送了花圈，董必武為我外祖父的墓填下第一鍬黃土。陳雲在悼詞中寫到：“嚴樸同志曾是無錫農民心中的神仙。抗戰時期，無錫農民還盼望著我的外祖父回家。當時江南無錫一帶的黨組織就打著嚴樸的旗號組織起抗日武裝。”
一九六０年四月份到六六年四月份，我母親先後寫了四十封匿名信罵林彪和葉群，這就是當時震驚全國的“嚴案”。由此引起了多少曲曲折折的故事，實在是難說清楚了。
據姨媽嚴昭回憶，母親第一次知道葉群，是一九四０年延安“五四”青年晚會上。一九四一年兩人同時到中央研究院學習。中央研究院是當時延安的最高學府，院長是洛浦(張聞天)，副院長是范文瀾。
當時傳說葉群和王實味的關係很密切。王曾說過葉群是“日本式的媚人”。
一九四二年林彪從蘇聯回到延安的時候，中央研究院的食堂裡貼出了一張小字報︰“騎白馬的將軍回來，姑娘們在窯洞裡安心嗎？”當時延安男女比例是18：1，女青年很少。很快，林彪和葉群結婚了。
有資料統計，當時在延安的中共高級領導人，師以上軍官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的。四三年，我母親和葉群又同住在中央醫院裡。四二年延安整風的時候，她就向黨組織反映了葉群早年參加過“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第六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的事情。並對葉群的一些做法看不慣。六十年代初，她曾跟二姨說︰“林彪不甘寂寞，葉群是個妖精，我看總有一天他們會擾亂江山的。”還說：“今後黨內弄不好要出奸黨。林彪這個人有野心。”她罵林彪長得尖嘴猴腮。
匿名信像導火線，它引爆了一連串的炸彈。
（五０二）號案
一九六六年二月上旬的一天，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彭真，把我父親請到他家裡，交給我父親一份材料。這是由公安部轉來的一些匿名信的照片，經過公安部長期調查，確認這些給林彪和葉群的匿名信是嚴慰冰寫的。
彭真對我父親說，林彪是黨的副主席，嚴慰冰給他一家寫匿名信，被認為是政治問題。父親看過材料之後對彭真說︰“嚴慰冰寫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幾個孩子、叫什麼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寫這樣的匿名信真是不可想像。有些字顯然是嚴慰冰寫的，有些字看不出來。為了確證，我可以去把嚴慰冰的字取來，請您給公安部核對。”
第二天，父親把母親一封用鋼筆沒寫完的信交給彭真。四天後，彭真告訴我父親，公安部已查對，確認匿名信是嚴慰冰的筆跡。彭真還說，中央常委已經討論，認為嚴慰冰是危險分子。中央常委決定保護陸定一，要他離開嚴慰冰，住到醫院去。嚴慰冰的案子由中央處理。彭真把那封沒寫完的信退還給我父親，接著父親就住進了醫院。幾天後，他要求到江西看看，還是在彭真家裡，彭真把一封認為是“最惡毒的匿名信”(十條)給他看。他看了以後，說：“這事出在我家裡，我應當引咎辭職，聽候處分。”彭真說：“你知道，中央對老幹部是十分照顧的，你不要引咎辭職。我們相信你，才把這件事告訴你，把信也讓你看，如果不相信你，就不這樣做了。你去外面轉一轉吧，不必有任何負擔。”
三月六日，父親離開北京，母親為他送行。這次一別，再見面時，竟是十三年後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了。
四月二十八日早晨，中南海增福堂家裡，母親正籌劃著過“五一”節，電話鈴響了。她拿起電話，對方問到：你是嚴慰冰同志嗎？“是的，請問您是誰？”“我是張子義。你不要出去，我馬上去看你。”
張是中宣部負責幹部的副部長，平時跟我母親很少接觸。母親對他說，她去看張副部長，問張是在家裡還是在部裡。張馬上說︰“不，不﹗我去看你，你不要外出，等著我﹗等著我﹗”一會兒張就到了增福堂，他說中組部要找她談話。她問：“為什麼安子文的秘書不通知我？而由您通知我呢？”張做了簡單的解釋。母親說要準備一下，她拿了個筆記本就跟著張出來了。一出家裡的大院子，看見有幾輛車停在那兒。上了車就沒有自由了，被抓起來了。家裡的警衛人員發現了，打電話給中宣部，問要不要派人過去。中宣部的領導說︰你們不要動。因為他們已經接到了通知，知道中央要抓人了。所以，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真正抓的第一個人是我母親。那時候，楊尚昆和羅瑞卿還在被軟禁。
母親被定為反革命分子而逮捕，案子的代號是（五０二）。
林彪發怒和陸定一受辱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父親回到北京，參加從五月四日開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這次會議很特別，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全是在北京的，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都沒有參加，會議發了七個文件。五月五日下午和六日上午，康生做了八個小時的發言，主要講了毛澤東自八日九月以來，特別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來關於批判彭真和陸定一、要解散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提出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五月十六日，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它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通知中說，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已經混入我們的黨內，正在被重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最有戲劇色彩的是林彪在這次會議上的表現。
五月十八日林彪發表了有名的《五•一八講話》。他首先大講政變，說：“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伺機而動，我們就是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他們是野心家，他們陽奉陰違。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他說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麼能不知道﹗羅瑞卿就是一個。彭真手段比他們更隱蔽更狡猾。”“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書記處抓了很多權，…… 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指揮官是陸定一。”林彪大講：“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五月十九日上午，彭真做檢查。他只講了五分鐘，說：“至於搞政變、顛覆中央、裡通外國等罪惡活動，我連做夢也沒想到。”林彪說：“其實是做夢也沒有忘掉。”
五月二十日，陸定一做檢查。
會前，每個與會者的席位上放著一份材料，這是一份林彪親筆寫的證明複印件︰
我證明︰
(一)葉群和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
(二)葉群與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
(三)老虎、豆豆是我與葉群的親生子女﹔
(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一切全是造謠。
林 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這樣的“證明”，如果從女人與男人的角度看，在堂堂的政治局會議上，懍然證明自己的妻子是“純潔的處女”，林彪倒不乏丈夫氣。但是，在一個執政黨高級而嚴肅的會議上，一個黨的副主席、國家的二號人物，白紙黑字的給自己的妻子出據這樣的證明，就滑稽了。
父親頗費心思地做了一個檢查，很短。他舉了黎元洪和袁世凱的例子，一個本來已經嚇得鑽到了床底下，一個說自己別無所求，但都硬被拉出來當了領袖。所以他說：“老黨員、名氣大，只要還有資產階級思想，不改造，復辟的時候，資產階級就會找到這樣的人，來個《黃袍加身》，拖出來當復辟的領袖。”內在邏輯是對表面文字完全否定。
對匿名信問題，他說︰﹁我同嚴慰冰生活二十五年，她寫的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同志們說我知道，是有道理的。二十五年麼，還會不知道？這對於我，是有口難辯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確實不知道她寫匿名信。在莊嚴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不能說假話。現在嚴慰冰在公安部，請審問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寫匿名信，請把我當成反革命的主謀犯和同謀犯，加重對我的刑罰。“林彪聽後連聲說︰﹁天天在想變天，天天在想變天。”他質問我父親：“你跟你老婆勾結在一起，用寫匿名信的辦法，長期誣陷葉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麼？講清楚﹗”父親答道：“嚴慰冰寫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沒跟我商量過，也沒給我看過。我本人也沒有發現過。”林彪：“你老婆的事，你會不知道？﹗”父親：“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嗎？”林彪：“我恨不得一槍斃了你﹗”
其實，我母親寫的匿名信大多是寫葉群的生活問題。其中有一封信被認為是最惡毒的，是一首詩。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發出的，寄給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讓他轉給林彪。彭真認為這是嚴慰冰有心讓林彪看見，氣他。她自己說這“是用數字遊戲來表達心中憤恨”的一封信。信中寫到：
摟了一個騷婆子，生了兩個兔崽子。
封官進爵升三級，終年四季怕照光。
五官不正雙眉倒，六神無主亂當朝。
七竅生煙抽鴉片，拔(八〕光了頭上毛。
機關算盡九頭鳥，十殿閻王把帖招。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母親突然發出這封信呢？很可能跟一個多月前發生的事情有關係。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讓葉群帶著他的一封親筆信和他們讓別人寫的幾份誣告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羅瑞卿的材料，到上海見毛澤東。說羅瑞卿反對毛主席，要奪軍權。毛澤東相信了。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做了批示。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背對背揭發羅瑞卿。十二月十日，用專機把羅瑞卿從昆明接到上海，開始隔離審查。這種做法引起很多黨內高層人士的不滿。
母親早就對林彪和葉群有看法，又有著嫉惡如仇的性格，寫封匿名信發泄自己的憤恨，就算方法欠妥，畢竟代表著一種義憤。直到今天來說，比起那些以維護黨的團結、維護領袖威信的名義，忍辱含羞而不辯是非曲直的人，她的做法要積極的多。再說匿名信講的只是生活問題，無論如何也牽扯不到別的什麼。但是她的信把林彪、葉群惹得火大了。林彪在她的專案材料上批示：“我要把嚴慰冰殺十次﹗”甚至批示：“立即槍斃﹗”是毛主席批了“刀下留人”。
很多年以後，人們問起我母親寫這封匿名信的事情，她說：“我明明知道老虎是要吃人的。我們鄉間有句土諺，《誰敢到老虎頭上去拍蒼蠅﹗》我現在不是去拍蒼蠅，而是去打老虎﹗當然，我也猶豫過。寫信上告中央吧，誰來聽我這個中層小幹部的話呢？顯然是沒有效果的。如果懷疑是我丈夫主使的，則將禍及陸定一和我的家庭﹔忍下去吧，可我又咽不下這口氣。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想出了一個不足取的辦法︰寫匿名信。而且這信是直接寄給林彪的。這既可免去“有意誣陷”的罪名，又可以使林彪、葉群得知，要想一手遮天是辦不到的。至少有人知道他倆的陰謀，給他們一個警告﹗即便查出來，我可以一人做事一人當，決不連累別人﹗”在監獄中，專案組硬逼著她承認﹁拔光了頭上毛﹂是指要打倒頂頭上司毛主席。她說：“為了此句，我不知挨了多少次毒打。當時我只是要說林彪是個禿驢，確實沒有旁的意思，卻橫遭了無數苦難。誰知道歷史偏愛和人開玩笑，我寫的數字遊戲竟一一得到了驗證。”
數年後，談起匿名信的事時，父親說，母親寫匿名信，是因為她患有神經病。他說：“嚴慰冰是個好人、好同志。她本來沒有神經病。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時，上面背著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們企圖把嚴慰冰和徐特立(當時任中宣部的副部長)的兒媳婦打成“大老虎”。整了她們倆人的材料，開中宣部全體人員大會，在大會上宣讀，要她們交待問題，一直搞了三年不給她們一次發言的機會。迫害他們的人心虛理虧，不敢讓群眾聽到她們的答辯。這樣的刺激，使嚴慰冰害了神經病。我去了一趟蘇聯回來，她經常與我吵架。後又開始寫匿名信罵林彪和葉群。信寄到林彪的家裡，有的寄給葉群，有的寄給林豆豆。林彪到哪裡，她的信就寄到哪裡。五年時間裡寫了幾十封，並且都是背著我寫的，我一點兒都不知道。嚴慰冰有神經病這件事，許多人不相信。因為除與我吵架和寫匿名信外，其他事情上她都很正常。但她確實有神經病。為此我專門請問過北京一家醫院的神經科主任，了解到確有這麼一種精神病症狀：在許多事情上很正常，在某些事情上卻不正常。嚴慰冰的這種病的原因，是由於“三反”時受迫害而來。”
中央發現了我母親給林彪寫那些信，就認為我父親原來的一些政治主張也有反黨野心。把這兩件事情連在一起了。當時沒有懷疑林彪，而是懷疑到我父親。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給我父親列了七大罪狀﹕把活學活用當代馬列主義頂峰的毛澤東思想，罵成是“實用主義、”“庸俗化”、“簡單化”、貼標簽﹔反對搞階級鬥爭，反對總路線﹔在廬山會議上態度消極，從來就跟彭德懷搞在一起，給自己的兒子起名“德德”，其中的一個德”字，就是彭德懷的“德”﹔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和彭真一樣，和彭真、羅瑞卿是大三家村﹔嚴慰冰匿名信﹁要害是反革命，“陸定一同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牽連的”﹔上海會議葉群發言批羅瑞卿，與會者都很憤慨，唯獨陸定一無動於衷﹔此後不久，嚴慰冰一月二十六日寫了匿名信，矛頭是對準毛主席的，陸定一必定是那首反詩的作者。所以陸定一是嚴慰冰反革命匿名信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
就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持會議的劉少奇問我父親：還有沒有什麼話要講？父親表示要講，他要對林彪等人的不實之詞提出申辯。但還沒講幾句，會場上的麥克風就全部沒聲音了。顯然，麥克風的電線被掐斷了。父親對這種在黨的會議上，竟用這種手段剝奪申辯權利的做法很氣憤。他只好避開麥克風，振臂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用這樣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冤屈和憤怒。
五月二十三日，會議通過決定：
“(一)停止彭真同志、陸定一同志、羅瑞卿同志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停止楊尚昆同志的中共中央候補書記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
(二)撤銷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北京市長的職務﹔撤銷陸定一同志的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
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同天，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審查委員會，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專案審查。會議認定，這四個人在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反黨、篡軍是共同的，他們都是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由此，他們被定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當時這幾個人都已經被軟禁，失去了行動自由。
同時，《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刊登了大量的批判“三家村”、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論證當前發生的事情，是“一場十分尖銳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大是大非的鬥爭”，“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頭等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五月十八日凌晨，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自殺身亡。臨終前寫到：“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五月二十三日，跟隨毛澤東十八年的秘書田家英，在中南海永福堂他的住處，在他曾和毛澤東一起挑選過書籍的圖書室裡，自殺身亡。他留下最後的話是：“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他的罪名是“一貫右傾”。早在五十年代後期他就說過，等他離開中南海的時候，要給毛澤東提三條意見：
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即不要像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反對斯大林﹔
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他還說過，毛澤東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高深莫測，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侍候。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他跟人議論說，毛澤東對經濟建設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來指揮就好了。他還寫了一副針對性的對聯︰隱身免留千載笑，成書還待十年閒。認為毛澤東不如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專門從事理論著述為好。廬山會議七年後，真的讓他離開中南海了。五月二十二日通知他必須在第二天離開中南海。他沒有時間再給毛澤東提意見了，毛澤東也絕對不會再聽他的意見了。這次他被認為是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
田家英的住所離增福堂不遠，和陸定一的關係不錯。當他接到要他離開中南海的通知時，陸家已經走了。空蕩蕩的增福堂和它主人的遭遇，更增添了他的失落和淒涼。五月的中南海，這座有幾百年歷史的皇家園林，樹綠了，花開了，徐徐輕風吹來的不是濃濃的春意，而是一片蕭蕭殺機。
在這殺氣重重的春天，最先被打倒的是彭、羅、陸、楊。他們成了祭文化大革命戰旗的第一批犧牲品，還有田家英。
共產黨搞革命，一個是靠槍桿子，一個是靠筆桿子。我父親是筆桿子。我是到“文革”的時候，才知道我爸爸的權力有那麼大。中南海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所在地，裡面分三個區：甲區、乙區、丙區。甲區的人可以去乙區和丙區，乙區的人可以去丙區，丙區的人不能到甲區和乙區。一級壓一級，這也是安全措施吧。
黨政軍有三個部門在中南海裡面辦公：中央軍委、中央宣傳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宣部在乙區，國務院在丙區。在辦公地點和出入方面，國務院比中央軍委和中宣部低一級。我家前院原來住的是彭德懷，五九年上廬山開會的時候，我爸爸跟彭老總坐一列車，火車上彭老總跟我爸爸談了他對大躍進的想法，我爸爸還給他提供了一些材料。廬山會議上彭老總給毛主席寫了信，當時有人也批評我老爸右傾，是主席說了話：“秀才還是我們的秀才嘛。”這才沒整我老爸。彭德懷出問題以後，軍委搬出中南海。中南海裡面就剩下兩個部門，一個是國務院，一個是中宣部。
另外從組織結構看，中宣部政治局一級的領導人有三個﹕我爸、陳伯達、康生。陳伯達和康生都是我爸爸的部下。外交部那麼大的一個部，政治局一級的領導人只有兩個，一個是陳毅，一個是張聞天。中宣部有四個人在中央書記處，我爸爸，陳伯達、康生、胡喬木。中宣部中央委員一級的人更多。當時中宣部沒有廳局級，部以下就是處，處級幹部一般都是七至九級。和國務院比，七級在國務院都是部級幹部，九級在國務院也是司局級幹部。中宣部的部級幹部都是中央政治局一級的了。我父親﹁文革﹂以前是三級。當時黨內沒有一級，毛主席給自己定了二級。只有幾個民主人士是一級﹕宋慶齡、黃炎培、李濟深、郭沫若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七位常委是二級。中宣部的副部長都是三、四級的。陳伯達、康生、胡喬木都比國務院的部長們級別高，都是書記處的嘛。江青當時是中宣部的一個副處長，大概是九級。通過這些我才知道我父親的權力有多大，比現在中宣部的權力要大得多。
我父親是黨的筆桿子，這次主席要搞的又是文化方面的革命，當然先要把我父親打倒。羅瑞卿是槍桿子，也要拔掉。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不弄掉他，給毛主席所有的秘密報告全都要通過他，毛主席控制不起來。北京市是首都，首都不拿下來，文化大革命就發動不了。所以拿掉彭羅陸楊這四個人，毛主席並不糊塗。主席晚年糊塗了，再說晚年的。毛主席那個時候是相當有策略的。
而且，任命誰當誰的專案組長，也是相當有手段的。揭批羅瑞卿和楊尚昆的時候，指定彭真主持這兩人的專案。和我父親談匿名信的也是彭真。但就在這個時候，實際上後面就又在查他了。主席讓劉少奇查他們，彭羅陸楊一倒，劉少奇主持其專案組工作。隨後不久，劉少奇又被打倒了，而且更徹底。然後，這一大批人全都被打倒了。
毛主席為什麼不讓林彪去查他們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主席對這一套，肯定玩兒得好。
被抓的人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到了六六年三月份再次揭發批判羅瑞卿，他不服氣。三月十八日，羅瑞卿檢討後，招來了更加激烈的攻擊。他給妻子寫了張字條“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要守紀律…… 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寫完，從樓上跳下去，人沒死，把腿摔斷了。聽說的人也不知道是怎麼會回事。一會兒抓這個，一會兒抓那個，到了後來，連國家主席也給抓起來了。全黨都是人心惶惶的。
789集中營
曉涵 米雅 著
內容簡介
本書採寫了中國大陸高級幹部子女中一個特殊的群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由於各種原因被抓起來，並被關押在一個特殊的集中營—「７８９集中營」。這個集中營先後關押了六十五名中共高級幹部的子女，包括賀龍元帥的兒子和女兒，葉劍英元帥的兒子、女兒和女婿，陸定一的兒子，薄一波的三個兒子，彭真、譚震林、李井泉等人的兒女。其中被關押時間最長的達五年之久。
被採訪者披露了中國大陸高層許多第一手材料，講述了他們在「文革」中的經歷，為什麼被抓，為什麼被關押在「７８９集中營」，在集中營的生活等等。作者用錄音採訪的方式，忠實地記錄下他們在「文革」和集中營中的遭遇。在認真核實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基礎上，作者以第一人稱寫出了他們真實動人的經歷。
本書主要由三個人講述。
第一個是原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兒子陸德。
第二個是原中國輕工業部部長張吾道的兒子張長蘆。
第三個是原中共統戰高級負責人、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全國政協秘書長梅龔彬的兒子梅建明。
作者簡介
曉涵，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獲哲學學士、碩士學位。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講師，出版社編輯，高級記者，現已移居澳大利亞。
米雅，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碩士學位。曾在天津南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巴黎東方語言學院學習。從一九九０年起任美國《時代》週刊駐北京記者。
參考文章
《７８９集中營》
前言
用了近四年的時間，我們採寫了一個特殊群體––《７８９集中營》的部分受難者。《７８９集中營》，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關押中國高級幹部子女的的集中營。這個集中營是由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長謝富治親自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成立的。集中營設在北京市北苑少年犯管所內，名曰“幹部子女學習班”。它的代號是７８９，故稱其為《７８９集中營》。
《７８９集中營》從一九六八年九月成立，到一九七二年九月結束，一共是四年的時間。這期間，前後有六十五名高級幹部子女被關押在裡面。在這六十五名幹部子女中，副總理級以上幹部子女有十九名，部長級幹部子女十七人，司局級幹部子女二十人(司局以上的幹部即中共高級幹部)。他們當中包括賀龍元帥的兒子和女兒，葉劍英元帥的兒子、女兒和女婿，原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長陸定一的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薄一波的三個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的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譚震林的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兒子等人。
他們當中被關押時間最長的達五年多(包括在其它監獄裡關押的時間)。六十五人中二十歲以下的青少年佔百分之七十以上，最小的只有十四歲。
一九七七年，集中營的部分受害者撰了寫了申述和要求平反的材料，報給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胡耀邦在收到材料的第三天就做出了批復，要求調查屬實之後徹底平反，並且提出要“教育後代永遠不許幹這種荒唐到頂、野蠻到頂的事情。”經過復查後，有關部門決定為所有《７８９集中營》的受害者徹底平反。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的《人民日報》上，登出了關於在“文革”中的經歷，為什麼被抓，為什麼被關押在《７８９集中營》？在集中營的生活等等。
被採訪者都是歷經滄桑的中年人，但當他們回憶起近三十多年前的遭遇時，仍然難以自已。採訪中他們憂鬱的嘆息、長長的沉默、緩緩流下的淚水，至今還深深地震撼著我們。很少有人願意回顧自己的痛苦經歷，被採訪的朋友們把自己的痛苦變成對自己民族的一種責任，希望大家共同汲取教訓。正如被採訪者陸德說的：“我們之所以把自己那段難過的經歷講出來，是為了讓整個民族汲取教訓，讓那樣的事情不再發生。”
這種對本民族，事實上也是對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人的責任感，是支持我們寫作的重要動力。真實地記錄下一些歷史事件，給後來的人多留下幾面鏡子，好讓他們知道歷史的路是在哪兒走岔了的，這應該是世界上所有知識分子共同的責任。我們寫這本書，也是懷著這樣的目的。真實地記錄７８９集中營，盡量留下一面清楚的“鏡子”。讓更多的人知道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用錄音採訪的方式，忠實地記錄下他們在“文革”和集中營中的遭遇。在認真核實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基礎上，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寫出了他們的故事。
這裡，我們要特別感謝接受我們採訪的朋友們，沒有他們真誠的合作，就沒有我們面前的這本書。
我們還要感謝在採訪和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向我們提供過幫助的所有朋友們，他們的理解、支持和建議對我們完成本書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這本書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我們對這些問題負有全部責任。
全書共分三集。現在與讀者見面的是第一集。在第一集寫了三個人的故事。
第一個是原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兒子陸德。
第二個是原中國輕工業部副部長張吾道的兒子張長蘆。
第三個是原中共統戰高級負責人、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全國政協秘書長梅龔彬的兒子梅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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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28 02: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