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训中：关于1967年1月王洪文进京及上海权力机构名称变化的史实考订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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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训中

    《记忆》编者发来王广宇先生《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一文（以下简称“王文”），嘱对其中王洪文进京及上海权力机构名称改变之事的相关史料作一核实。根据手边仅有的部分史料查对，确有一些情况与王文叙述不尽相符。兹将相关内容分叙如下：

    1．关于王洪文进京及张春桥接见时间

      王文称：“大约在1967年年初，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宋琼任组长，不久，我接到了聂元梓的一个电话，聂元梓说，上海的王洪文来北京串连，现在住在北京大学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求张春桥接见。”在征得张同意后，王安排了此次接见。王文没有交待王洪文此次进京以及张接见的具体时间。

    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中说：“王洪文参加了（1967年1月）1日凌晨的会议，可在会上一声不吭，可能没有接到张春桥的旨意。会后他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于是在1月2日叫了陈阿大、廖祖康等坐飞机到北京，由聂元梓接待，负责联系。3日晚，他们在《解放军报》二楼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该书第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篡小组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以下简称《史话》）记载内容与陈文相似，均为1月2日赴京，1月3日晚受到接见。

      另据1975年编写的《上棉十七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记载，王洪文等人在解放军报社受到张春桥接见的具体时间是1967年1月3日晚上8时30分。这与王文中提及的“当天晚上”、陈书、《史话》中的“3日夜”相印证。且上海国棉十七厂是王洪文原来的工作单位。这一时间记载应有所据。

      综上所述，王洪文等人进京及张、姚接见的时间已确实无疑。

      2．关于王洪文方面参加接见的人员

      王文称：因车小，“王洪文一个个点名，点了四、五个人随他参加接见。”“参加接见的绝不止三个人，至少是四个人。”

      据自1966年11月中旬起即参与“工总司”宣传组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李卫民的回忆，他曾与王洪文等一起参加了张、姚的接见，并明确说明：“春桥和文元同志在解放军报社接见了王洪文、陈阿大两同志和我。陪同接见的有中央文革秘书处的王广宇。”文中没有提及其他任何人。李曾于当年被北京市公安局关押过。此回忆疑为当时的交待内容，应属可信。

    关于参加接见的人数及人名，其他相关资料的记载均十分笼统，仅称作“王洪文等同志”。因此，李卫民回忆仅为孤证，尚待求证。

    王文提及，他是坐一辆解放军报社的吉普车去北京大学招待所接王洪文等人的。当时部队中普遍使用的是苏制嘎斯69式吉普。这种吉普车车厢狭小。如果按王文所称王洪文“点了四、五个人随他参加接见”属实的话，王洪文加那“四五个人”再加王广宇本人，后座将坐五六个人，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现实情况如何，尚须寻求新证。

    3．关于张春桥的谈话内容

    王文称此次接见的“主题是如何在上海造反派中搞大联合，为以后夺权做准备的会。张春桥在他们汇报时插了几句话，讲的是要他们回去搞好联合，同上海走资派斗争，以及斗争要讲策略之类的话”，“并不是研究怎么夺旧上海市委权”。

    这涉及到此次王洪文等人进京见张、姚的目的，尚须说明。

    此前，上海文革运动刚刚结束了镇压工总司的对立派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的“康平路事件”，大批“赤卫队”工人被迫进京告状，在江苏境内的昆山与前来阻拦的“工总司”等人员发生冲突，京沪铁路再次中断，给交通运输、生产秩序、人民生活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史称“昆山事件”。在此情形下，周恩来于12月31日深夜给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来电话，要求他出面予以解决。1月1日凌晨，陈丕显召集上海各造反组织头头开会商量如何贯彻周恩来指示。代表工总司参加会议的王洪文因未得到张春桥一方的精神，在会上一言不发。这才有了陈书上述会后第二天，即1月2日，王洪文与陈阿大、廖祖康等人坐飞机赴京，向张春桥作请示之事。

      据《史话》记载，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在接见中反复告诫王洪文等人不要插手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等事，而要让陈、曹（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出来表演一番”，“你们还是要抓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你们不批判，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很高兴，我看还是要加紧批判。”

    正因为得到了张、姚的明确旨意，王洪文等人回到上海后，对代表“工总司”在贯彻周恩来指示精神、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签字的人大加斥责。而等毛泽东充分肯定这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号召“夺权”后，才跟着张、姚“变调”，以“解决昆山事件”、“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功臣”自居，继而成为“一月革命”的“英雄”。

    另据王力回忆录中的记载，毛泽东早在1月2日即决定派张、姚以中央文革调查员名义赴上海作调查研究。因此，张、姚在去上海前夜接见王洪文等人，似另有对上海情况摸底的意图。

      4．关于“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由来

      王文称：“上海市造反派夺权后，新成立的政权名称叫‘上海人民公社’，可就在当天，中央突然决定不要叫‘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其实，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有一个过程的。

    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联合了上海当时37个造反组织一起组成的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临时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于1967年2月5日。

    关于“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一是“群众说”：

    据当时代表造反组织之一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联站）参与夺权工作的朱永嘉1979年10月15日的交待：“我记得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是师大学生霍达在张春桥找火线（指当时由造反派组织成立的负责全市生产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座谈汇报工作时提出的，当时张春桥问市的机构叫什么名称好，霍达说叫人民公社好。张春桥就说这个名称好。这样就叫上海人民公社。”

    另据当时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工作的王明龙1979年12月7日交待：“1967年1月中旬，王洪文为了阴谋篡党夺权，在康平路一幢小楼里，主持召集了一次阴谋策划向原中共上海市委进行反革命夺权会议，我一起参与了策划。……㈠新的权力机构名称问题，先是有的提出叫‘上海市最高权力委员会’，有的提出叫‘上海市最高权力指挥部’，有的提出叫‘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最高总指挥部’等等。但是大家对这些名称意见也不一致。后来，‘华师大’霍达在会上讲到他们学校准备按照巴黎公社原则，要搞一个‘新师大公社’的情况。大家认为上海市亦应该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王洪文同意并决定定名为‘新上海公社’。……”

    以上两则史料说明，无论是张春桥同意、还是由王洪文最后拍板，“上海人民公社”这一名称的出现均是来自于群众，并且是对巴黎公社的仿照。

    二是“毛泽东说”：

    据王力回忆录中称：“二月紧接着上海炮打张春桥之后，毛主席的意见，上海要建立临时权力机构。不能把群众组织或机关干部造反联络站就作为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要建立权力机构，名称叫上海公社。这不是上海同中央文革决定的，是毛主席决定的。要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权力机构，也都是毛主席的指示。”（《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889页）他在另一处更明白地说明：“‘公社’不是上海发明的，首先是北京发明的。是北京陈伯达打电话给上海，通报北京准备成立公社了，要上海考虑成立公社。陈伯达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同上书第970页）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纪希晨在其《史无前例的年代》中也有类似的叙述：“（1967年）1月19日，得意忘形的张春桥在造反骨干会议上狂妄地说：上海的夺权像法国的‘巴黎公社’、苏联的‘十月革命’一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张春桥提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代替上海市委。会上有人说，这个名字不响亮。张春桥经过同陈伯达商量，得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他马上找人商量改名为 ‘上海人民公社’。”（该书上册第226页）

    其实，这两种说法尽管在出处上有所不同，但根本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开始时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名称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这一名称的源头“北京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发明的。他在1966年6月1日批准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广播时就将其称为“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一提法在被王力称为“主席夺权思想纲领性文件”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再度重申，并加了这样一段文字予以推崇：“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了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这就明白无误地点出了将以“人民公社”作为各地夺权后新的国家机构的名称。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改变了态度，要求改名称呢？据王力说，毛对陈伯达没有向他报告上海成立公社一事不满意，也对陈、江（青）打倒陶铸的具体做法不满意。因此，2月12日，他将张、姚叫到北京，与他们进行了一次“游泳池边的谈话”。按王力的描述，毛对张说：“原来我们考虑成立北京公社，但后来想这个问题牵涉面太大，涉及到整个国家体制问题，修改宪法问题，特别是涉及外国承认问题。”王力称，“主席说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张春桥回来后对我说，我们正式成立公社时，打电话来请示主席就好了。这回主席没有怪张春桥，问了几次：改过来有困难没有？张春桥说：没有困难，回去就可以改。主席问跟群众怎么交待？张春桥说只要说主席的指示就行。主席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王力反思录》第975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2月23日，上海发布了“沪革（67）第008号《通知》”，正式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次日，上海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张春桥在会上作报告，介绍毛泽东的指示。会后，照样的敲锣打鼓，照样的盛大游行，照样的挂牌仪式，完成了换名事宜。

    另有一事也需要订正，即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发贺电，不是给上海革委会成立，而是早于此事的1月11日致上海工总司、红革会等32个群众组织的，贺电内容是充分肯定这些组织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据王力回忆：“（讨论起草中央贺电的）会场上快定稿时毛主席来了（他就住在人民大会堂），总理问他还有什么意见，主席看了，提出这个贺电要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加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用四个名义发出。这是过去没有用过的，毛主席第一次采用四个署名。”（《王力反思录》第794页）

2008年11月7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