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王晶尭先生追索卞案真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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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尭先生追索卞案真相记

   刘自立


   此文发表于前年。因由为，一些红卫兵和红外围对于王（晶尭）老坚韧，持续和勇敢追索卞案真相，怀抱一种“拿来为用”的策略，施行打进去，拖出来之办法，以期达到怀柔政治之目的，故而浅记这些事端细部，以待放出魔鬼（魔鬼在细节中……），辨清其陋。现在，她们中人又抛出所谓公开信，期望代替她们没有获得的“和许唐枫碰杯的照片”，“安抚”天下，续罔其史，为红卫兵张目。其中，大致细节发生在2006年以后。再前，有卡玛电影为红卫兵辩护，说是卞因心脏病并发致死，云云。自《记忆》四十七期刊登“五人谈”以来，这轮攻势，正式拉幕——以至于道歉戏码和“公开信”，了了不了。故此，这里刊出前文，对于王老一个人抵抗红卫兵和平庸的恶，做出粗浅分析和记录，以示读者，以示历史。

   此文此次再发表，原标题做了更变。）

   王晶尭先生今年耄耋九秩，而精神绝好，身体健硕。何以老先生有着如此顽强之生命力（我们称为伯伯——因他是笔者父亲燕京大学学友、战友，皆为抗战时期“民协”创始人），因为有一种精神支撑着他；这个精神支撑是什么？就是研讨历史，谴责文革，追索卞仲耘、他的夫人惨死的真相。卞老师殉难业已四十七年。66年8月，卞老师死于红卫兵的毒打重殴之中。在此案件中，凶手和组织者是谁？凶案负罪者如何估量？案件申诉和拒申过程怎样？案件何时可以真相大白？……王先生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从他四十多岁到九十多岁。这个坚守和求真的过程，也被老人叫做，“我一生都背着十字架……”——果然，在他家墙壁上，悬挂一副“最后的晚餐”图。其中1966年的案件里面，谁是受难者？谁是拯救者？谁是犹大？这也是一个问题。二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学人对他的采访中，在他们撰写的关于卞案的文字中，王晶尭和卞仲耘，无疑走入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前沿（可参见徐唯辛先生的有关画展）。于是，人们记住了王先生的声音，行止和气质。这种坚毅而从容的性格，是毛权变易后中国知识分子罕见之例；这种气节和品格的保留证明，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中，并非都是属于“平庸之恶”之人。

   让我们打开历史的路径。其间的有力证据出现在1966年的酷暑。那就是，在所谓阳光灿烂之日，卞仲耘副校长（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被红卫兵活活殴打致死。在此案件细节不明而毛营造的血腥高压气氛笼罩北京之时，王晶尭拨开恐惧和威胁，走上了记录历史的第一步。那就是，王老在凶案发生之第一时间，用照相机记录了卞仲耘死难的现场（医院）照片。从那一刻开始直到今天，即他毅然公布卞案的主要档案（包含和宋彬彬于六六年夏天的谈话记录；见后），其间历经四十七年。可见他一以贯之的韧性精神和坚毅立场。虽然，这并不意味王老是人间飞地之人，没有恐惧和犹豫。但是，最终的抉择才是定位的定论。现在，可以说，在王老做出最终选择的时候，在他将宋彬彬矢口否认的谈话记录予以公布的时候，一切都决定了，改变了，战胜了。是的，当一个人战胜自身弱点，那好比突围之旅，陷敌之师，何敌不克，何功不制？在此过程中，他讲过一句话，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这是他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打破缄默，口出箴言之证。难道这不是印鉴于史，关照于今之至理名言？

   （当然，我们的补充是，卞案的政治批判，历史追究和法律探源，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一体研究；固然，法律审判的难度最大；政治批判和历史追究，次之，是我们可以进行研讨和申诉之可能；其间，政治批判的原则和历史追究大体一合——而法律审判和上述二者，异同不一，不好苟合。因为，这里牵涉到很多无法、（几乎）无法厘清的界限和内涵。比如，如果政治批判被法律审判片面取代，很多事情、事件和案件，无法实施，只能搁置；如，对毛（未来）的法律审判和对其进行政治批判之间，既有现实的距离，也有外交的隔阂；前者，无现在时，后者，则完全是现在时……。如果毛被审判于未来，中美关系，毛和尼克松之间，难道具备任何法律纠葛之关系吗？这个话题游离主题之外，却也是卞案定位不可或缺的考虑——无法诉诸法律，就是美国人哈理斯先生无法介入到完成的、仅仅是法律起诉之难题。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政治批判，还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就如如果诉诸法律，在美国轰炸科索沃和利比亚以前；在穆巴拉克被美国人放弃以前，是不是有任何国际法庭可以针对任何罪行、罪人施行人民反抗之前的起诉呢？他们起诉斯大林，毛和金了吗？……再如，现在他们要如何解决叙利亚问题。这就是政治－法律分梳的实际课题和理论课题之悖论悖证。等等。）

   王老起初没有这些担忧和顾虑。他在卞仲耘被打惨死不久，他第二天就买下一个照相机，准备记录真相。这个举动非常难得；多少文革被打、被害者人群里，也许我们只是看到王晶尭一人选择这种做法。这要付出如何的勇气和智慧。于是，关于卞仲耘的一张张死难遗照，一件件遗物，尸衣，什物和家属伴之之惨景，开始从王老的备案之中走到历史前台。中国人胡杰，徐星，张敏……将这些故事，这些画面，记录在他们拍摄的电影和广播之中（《我虽死去》，《我的文革编年史》，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录。等等）。（德国学者魏格林说——“可以这样说。但是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关于文革题材的，但是只有英文版本。这就是电影《MorningSun》(《八九点钟的太阳》， http://www.morningsun.org/film/) 。我们的电影和《MorningSun》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MorningSun》主要以红卫兵的观点（注意——自立加注）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年轻人参加文革。而有关卞仲耘的电影（《我虽死去》）是集中讲红卫兵运动下牺牲者的情况。”）美国人哈里斯，德国人魏格林将王晶尭讲述和控诉的历史惨案，通过自己的言笔，传播于世界。在胡，徐二先生拍摄的电影中，王老证实，作为见证人他是卞案的精神和物质的遗产保存者；是针对红卫兵歪曲历史，杜撰“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八九点钟太阳”的直接质疑者——而我们认为，卡玛，是可疑的李芬斯达尔（见卡玛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暨笔者对此影片的批判）。可以说，这是王老和世界正直之人对于红卫兵文革后企图罔史欺世的首次回击。

   在与红卫兵抗争的日子里，缘于王老的宽厚和包容，他没有察觉，“潜入”他家里帮助他整理材料的人，居然就是红卫兵的红外围人员——以至于她们借助整理王老的材料，“窃取”了王老的史料，并对此进行取舍和杜撰。王老在观看卡玛电影的时候敏锐以察，就是红卫兵中人所谓卞老师被打，“死于心脏病”之诡辩开始出笼（中文片，无此说法；英文片，有此说法——其间蹊跷险恶如此。）……此后，王老在和卡玛等前左派接触的时候，又出现很多面目不清者登门王室，企窥王秘。这段时间是一段朦胧期。此后在师大女附中施行校庆的时间，王老终于发现了这些前红卫兵正在有组织，有蓄谋地全盘计划控制王晶尭。这个计划，逐步展开。其一，就是借机帮助王老整理材料，“窃取”王老的全部资料为其择用；以“说出一部分事实”，歪曲一部分事实，以歪曲和隐瞒全部真相，达到她们最后抛出“抢救卞仲耘”论，歪曲真相，遗误历史；第二，她们以其似是而非的文革观影响王老，诱使他最终得以与其言行保持一致，将卞案官事化民，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第三，他们接触王老，是为了继续觊觎王室，伺机一逞，达到她们抹去红卫兵罪行的最终目的。但是，自从王老发现她们的企图以后，这个打算，完全告吹。四，于是，她们历经对王之史料研究的筛选和负择，依次抛出了“五人谈”（谈话人是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和叶维丽）和宋彬彬文章“四十年要说的话”，妄图混淆视听，颠倒历史。这个过程，是外间人士和善良读者绝对不知之内情，之谋算。王老及时发现，及时转身，给销蚀和涂抹卞案者一个硬钉子，一个强回击。（参见我文《与红卫兵争论的几个回合》/载《民主中国》）

   在此前后，在几次采访王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捋清了卞案、即八五事件的真相。这个真相的唯一权威诠释人就是王晶尭先生。这是横亘在红卫兵谎言之前不可逾越的障碍。王老的存在，使得很多真相还原和道义坚持，变得有所依托。九十年代，也是因为王晶尭先生接待了王友琴，卞案真相得以首次在海外见诸报端。但是，王之“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之说法，不尽准确（包含她“女性野蛮”的说法）；不是“学生”（“女性”）而是“红卫兵”野蛮，红卫兵打老师，红卫兵掌权——而与此对照，红卫兵宋、刘（进）、叶（维丽）现在就否认“红卫兵打死人”，而编出“学生打死人”之谎言——学生，一般而言，没有这个特权；而女性，则是更为广泛的说辞，称其野蛮，不足为证；卞老师，也是女性……；这牵涉到我们称之为当年之“特权暴力”的极权主义史实。王现在并不更正这个说法。说明她用心良苦，取舍投机。她十多年前就掌握了宋－王谈话记录，但是从未公布，也从未引用——这和红卫兵掌握之，同样不公布之举无独有偶（！），殊途同归。如果她早年引用这份材料，公诸于世，宋，刘，叶等炮制的假相和谬论就无缘登台。有人称此为女附中人里，“右翼”和“老兵”的“攻守同盟”。难道不是这样吗？史料证明（大意）：

   八.五殴打是一种组织谋划行为；她们要煞煞卞老师威风（认可了这次殴打不是偶然，无谋行为）；

   卞老师无疑不是被所谓乌合之众打死的，而是死于红卫兵的暴行（否认了学生打老师的空泛之论）；

   卞老师被打死后，她们当场欢呼（杜绝了四十年以后的“抢救论”出台）；等等。

   虽然如此，经过人们的努力探索，卞案脉络及其背景还逐渐得到廓清。针对卞案，去年以来，红卫兵人士连续抛出她们的文章、谈话，复辟之风汹涌；用原来的批判和史料加以反驳，业已非常不够。为此，我们坚决支持和等待王老公布此一批从未在坊间公布的五、六份重磅史料，以回击这次曲史思潮和罔顾之风。并且重点指出，宋彬彬所谓：她文革期间从未见过王晶尭这个谎言，必须揭穿。可见，宋彬彬《我四十年来一直要说的话》：“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垚先生，当面表达我的歉意。但是，我的处境又使我不能不谨慎行事。……”当然是一个谎言。文革“八五事件”后不久，王，宋即有谈话且记录于斯——宋氏谈话如是说。“66.8.5後，南营房家中（时间：王老并不确认这次谈话准确时间。但是，从谈话语气和背景分析，绝对是在出事后不久。地点：南营房为北京的社科院宿舍，位置在阜城门外；卞仲耘王晶尭的住宅——自立注）

   “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自立注——此间卞老师究竟在濒死状态被弃置校园多长时间，是为一考；但是她们并未实施第一时间的救助。无疑。）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这充分说明她们没有实施任何“抢救”——自立注）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麽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

   “××和××和××都是临时团委会的。

   “××当时是少先队辅导员。

   “革委会我们当时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我们后来到高一去调查。（自立注——“鼓掌”！为什么？因为她们打死了卞仲耘——而这样的态度正是凶手当时本该表现的态度——是历史真相的真实记载——和她们后来所谓的抢救，完全相反。）

   “这个广播有个稿。（就是吴德说卞仲耘“死了，就死了”……——那个谈话。由刘进在卞死后第二天施行校园广播。说明，她们依然操控该校权力。——自立注）

   “本来想开会斗她，（自立注——“本来想开会斗”；说明什么？就是说，宋彬彬是这次八五批斗会的组织者；四十年后，她们所谓这次批斗是无组织，无蓄谋，无政府状态的，由“学生”——而不是“红卫兵”批斗、毒打卞老师的说法，不攻自破；也说明，工作组撤退以后，学校仍然掌握在宋，刘等准革委会领导之下——而毛，刘，邓的势力，全部存在；交叉存在——是这次批斗会打死卞老师的政治本质和历史真相。）

   “打一打威风，（自立注——这个“煞煞威风”/“打一打威风”的说法，在当年第一时间就有胡副校长等几人不约而同予以证实；几十年后又有她证；如，伏生，如，陶洛诵等人。不是孤证。）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自立注——这就是上述卞“死于心脏病”的最初说法。）——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运动刚一开始就揭发校领导的问题，也没有很具体的讲。当时认为胡（志涛——该校领导——自立注）的问题比卞的问题大，是掌实权的，而且卞有时从市委开会回来。还让她领导。可是工作组一进校矛头就转了，认为卞是总支书记，是头。于是就专门开了一个栏揭卞的问题。

   “六月十三日批判会后，工作组梳了一条辫子八大罪状。当时我们认为这些还不能足以说明能罢官。后来到六月二十一日会不久前（21日，工作组批斗殴打卞仲耘至重伤——自立注）。张世栋（该校工作组组长——自立注）喜出望外地对我们说现在有可以罢官的材料了。我们问他是什麽，他说是从国务院转来的揭发卞仲耘材料。当时张世栋根本不了解袁（袁某；一个校外的造反派，来该校“揭发”卞仲耘——自立注）是什麽人，听张的口气，好像袁还是党员似的。”（《王晶尭、宋彬彬谈话记录》/由王晶尭在记录原稿上（影印件）签字。/原载《记忆》82期/2012年3月。但是《记忆》编者注释有很多问题；在此未为引用之。此外尚有其他几人谈话记录。——自立注）

   加之，我们前此对于这段历史的分析，给出宋彬彬是文革“三朝元老”（聂元梓大字报时期，工作组时期，八一八时期）的提示和结论，以反驳工作组时期“秩序论”，“权力真空论”，“温和批判论”（卞老师在66年6月末即遭殴打、险生），“红卫兵未成立论”（可见邓女邓某的有关记载），还有“二次发动论”（毛发动第一次文革；后到武汉，回来后发动第二次文革——其实，这是他做窝引蛇，套使刘、邓上钩的整体、一体计划……），等等，等等。这些论调，都是宋氏们拿到王晶尭资料经过歪曲和筛选后打出的谎言牌。此等伎俩，只有王老可以用当时第一手资料予以回击和揭露。（关于这一论说，稍后我们有详文再辨。）

   就此，在我们记忆中，有王老清点卞案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凭证。他努力厘清事实，总括观念，把握方向。我们仅仅举出少许例证，以示国人，以证历史。

   比如，他在讲到八月四号，也就是卞老师被殴致死前一天，夫妇俩讨论了凶恶“礼拜五”（八月五号星期五）的前景，如何对应；五号清晨，他们排斥了回避和逃难（也无处可逃）可能，而握手诀别，卞老师可以说毅然赴死。

   又比如，他在讲到八五事发原因的时候说，八五以前，王，卞两人业已将该校暴力治校的情形向上峰报告，而被红卫兵说成反扑和反叛，以至于要在八五“煞煞她（卞仲耘等）的威风”——换言之，八四，卞老师就被殴打，八五还要见虎而行，无可逃避；

   尚比如，在医院里面，王老要求校方负责者宋，刘（进）等人出具到场人头签字——即所谓七人字条，以留背书；并证实受难者死因不明，但承当者确有其人（“抢救说”之所以根本不能成立，就在于卞老师是下午四点多钟即已死亡——她被停滞在一辆板车之上达几个小时——其间无人搭理，更不要说“抢救了”）；

   再比如，王老哀送卞老师的遗骨运往东郊火葬场的时候，他述说了那些文革狂欢者和他及家属比肩而过之情形，其悲其欢之对比触目惊心。这些或者那些极权、民粹、纳粹运动中人的狂欢之所以极端可悲，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其实，也就是王晶尭的命运；反之亦然；

   更比如，王老完成了对于红卫兵“投名状”的、一针见血的揭释：八一八红卫兵献给毛的“红袖章上有卞仲耘的鲜血”。还比如，他一直以来，就坚持这个我们前述，“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的观点，收集资料，接受采访，做出声辩（如，对该校给宋彬彬名誉校友等劣举生命谴责——见“观察”网等）。

   这里需要注意，王老申诉卞案二十余年，于八十年代，而终被告知，法院最终不予受理，了此结案。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之政治表现——王老说，事隔将近五十年，经过红卫兵的多方诱降和误导，师大女附中很多当事人见他如同敌人，唯恐避而不及。这是人们很难相信的事实。但是，情形就是如此。为此，他感叹“文革没有结束”。文革结束了吗？这是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当我几年前试图采访前北京大公报中人，并问及大公报右派人员情形时，在座的一些老人马上借故离去。怕啊！怕什么？谁在威胁？是他们自己吓自己吗？是的；但是，恐怕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恐吓吧。王老身边当然有很多支持者，“不怕者”和思想者，史学家。他们地位不等，位阶迥异，但是，他们支持王老的事业。这是一种国人的共识。文革必须批判而否定，卞案必须得到还原而澄清，凶手必须得到谴责和追究（我们坦率说，中国现状只能做到道义谴责）。南非和解法庭的做法与此不同。

   我们看到资料（电影）说，图图主教主持的和解法庭，并不放过那些恶行严重之人，图图逮捕那些犯下人命案，强奸案等严重罪行者，让其偿付代价，判刑，关押，处死——是的，和解不等于释放和无过；和解不等于清算的消失；和解更不是掩盖真相，曲解历史；绝对不是——而另外一点，只有在原告和主诉不再追究罪行（罪人）的前提下，双方才能和解。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说，王老并不是要对张三、李四、王五进行报复甚至报仇，而是要还原真相，主持公道。没有这个真相，自然没有这个公道。没有公道和真相，红卫兵和一切文革作恶者，就会将罪行推到毛的身上而逃之夭夭。这是不能容忍，不能容许的做法。东德垮台后的“链条罪”，对于东德之首领昂纳克和射杀越墙者的士兵，是一律对待的。我们希望文革罪恶在身者，不要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报以任何无罪幻觉。不可能的！

   离天三尺有神明，是中国谚语；因果报应，是东方启示；而宗教宽容，并不等于魔、道不分。

   那些不遗余力颠倒历史和曲解事实者的老红卫兵（原来的“老兵”和现在实际年龄中的“老兵”……），可以在王老的坚持下，松开你们一如当年紧握的“拳头”和棍棒了！

   你们面对一个品格气节一如诗语“雪赀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忠未肯降”，而“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的固执老者，只能落下一个黔驴技穷的结局。

   再说一遍，你们无法在编制谎言和罗织威胁的时候越过王晶尭这个事实之证者，历史之证者。

   一个人抵抗万千红卫兵者乃王晶尭也！

   这是中国人里面良知良心之不泯者！他的做为，不是仅仅为了卞仲耘，而是为了中国文革无数受难者；乃至1949年以后千万、亿万牺牲者和死难者。

   此外，红卫兵幻觉当政者可以纵容你们而几乎推倒邓关于否决文革的决议，也不现实；虽然，现在文革毛派和乌有之众叫嚣着文革“就是好”……，他们有希望吗？

   你们现今唯一的选择是经过反省，得道而返。

   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应该缴械你们沾满鲜血的刀和笔了！


   （原标题：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记王晶尭先生近半世纪追索卞案真相/

   《纵览中国》首发 )



   附录——


   叶维丽：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发

   　　2013年1月24号

   　　王叔叔，

   　　您好，请接受维丽从波士顿对您诚挚的问候。我因远在海外，以这种方式与您联系，希望您能见谅。

   　　想来您已经听说最近女附中一些老三届学生和老师们的见面会，会场里置放着女附中五百余位同学集资为卞校长做的塑像。我不是个轻易会激动的人，那一天我感到了多年来久违的精神升华。

   　　如果我记得不错，2006年夏天后我就没再和您见过面，心里有很多话想对您说。我会一点点慢慢道来，也请您找人帮您慢慢地读，也许要分几次来读。

   　　首先想问候您的身体。您已年逾九十，记得心脏也不甚好，不知您近来身体状况如何？我和于羚常挂念在心。

   　　也许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您家探访是2001年秋天的某日。那天到访的由头是为一部纪录片找卞校长的照片。老实说，我很早就想登门看望您了，但是有心理障碍，找照片给了我看望您的理由。

   　　66年8月5号那天我不在场，第二天广播里“死亡通告”中“死了就死了”那句话给了我极深的刺激。您的二女儿王思是我小学同级同学，“八五”后那些天我不断在想，不知王思怎么样了？

   　　1980年代我赴美读书。某夜，我从梦中惊醒，原来是做了个与卞校长之死有关的噩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噩梦。

   　　1993年，我写过一篇小文，叫“三个场面和一篇文章”，记述了女附中“八五事件”、66年8月10号新华社游斗“黑帮”（我父亲也在其中）和8月24日深夜老舍投湖自尽的“三个场面”，“一篇文章”则是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和四十年后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革命暴力”是有关联的。那篇小文无处发表，我曾给李慎之叔叔读过。

   　　90年代后半期，在全球冷战“结束”的背景下，我因为对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有许多困惑，遂邀请一位老三届朋友共同作了一个口述成长史。这本书近年出了中文版，书名叫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脑中深藏多年的问题逐渐变得清晰：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好女校的学生会在文革初期变得如此凶残？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该如何评价“十七年”的教育？等等。做口述史时一步步梳理我们的成长过程，是在帮助我自己回答这些问题。

   　　口述史对话同伴马笑冬的母亲是北京一所女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中挨斗挨打，被学生剃了阴阳头。在少年马笑冬的印象里，事发之后父母的表现没有异样。母亲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即患癌症去世，弥留时说胡话讲的都是那天挨斗的事。为做口述史，笑冬去向父亲了解情况，始知父母当时的情感经历。在子女面前他们强装无事，但从不落泪的父亲深夜为妻子擦拭伤痕时，“泪如泉涌”。三十多年后马笑冬了解细节真相后，泣不成声。

   　　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八五血迹。在口述中我讲述了八五事件的大致经过，但我是个做历史的，很想就八五事件作一认真的历史调查，2001年秋到您家找照片时恰恰也是我开始做调查之时。

   　　不知您是否记得，我去时带了一本同学冯敬兰写的书，她书中有一篇题为“记忆的疮疤”的文章，讲的是八五事件。我送您那本书，是想告诉您，我们都没有忘记卞校长的惨死。您当时让我写几个字。因为不是我的书，我有些为难，后来在扉页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作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

   　　我做八五事件的调查是带着双重身份的：我既是个历史工作者，也是当年女附中的学生，而后一个身份无法让我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要把自己放进去，背负着女附中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集体耻辱。怀抱愧疚忏悔之心。就是因为感到“有罪”，我多年来无法面对您，一直没有来看望您，虽然我父母与您和卞校长“进城前”同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作过，要找到您是有办法的。

   　　那天见面后，您即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70年代卞校长骨灰重新安放时（？）的合影。照片里有我的母亲。您告诉我，新华社的老同事中只有我母亲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我也是第一次才知此事。印象中我妈妈五、六十年代和卞校长的来往并不多，但她是一个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我想，我父母的为人让您对我很快产生了信任。

   　　那段时间的见面有几件事令我难忘，不知您还记得吗？

   　　应该就是在第一次见面时，您给我看了您自1966年冬天即开始做的对八五事件的访谈笔录。第一次访谈是11月间对校工王永海的，第二次是12月初对胡校长的，还有对其他人的。。。都是您的笔迹，写在一些纸片上。因年代久远，纸片已经有些发黄，字迹也不甚清楚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您在当年那么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居然已经开始收集历史证据！坐在您房间的椅子上，我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珍贵的纸片，没有注意您何时悄然离去。当我抬起眼睛，看到您在我面前不远处放了一件东西。我拿起一看，是一张照片。

   　　乍一看，我不能辨认照片上是什么。后来经您说明，我才知道那是卞校长的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一样。后来我又看过多张卞校长遇难后的照片，那第一张对我的震撼最大！

   　　您告诉我，您当时特地买了相机，拍摄下这些惨不忍睹的场面。您还说，火化卞校长那天，你们一家人须经过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北京街道。你们极为哀痛的心情和周围亢奋的“革命”氛围形成极大反差。

   　　王叔叔，您是经历过大痛大苦的人。在8月5号前后几天，您不但失去了妻子，还失去了两位多年的老友，三人都死于非命。那几天您承受了一个人所能承受打击的极限。

   　　同时，您还是父亲，最小的孩子四宝才八、九岁。您要独自撑起有三个未成年子女的破碎之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没有人敢公开对你们表示一丝同情。

   　　您的内心深处一定是极为孤独的。经受过大灾大难的人内心都是极为孤独的。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保留下了历史的人证物证。这需要多么巨大的道德勇气，坚韧的意志力，和历史的识见与担当。这些品德是我对您最为敬佩之处。

   　　多年后，看到您在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中一件件出示卞校长的血衣、遗物时，我在心里想，您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做了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历史会记住您不朽的功绩。

   　　最初的几次见面中，还有一次对话也令我难忘。您多次提及一位袁某人，对她当年对卞校长的造谣诬陷不能释怀，还给我看过一张她拙劣伪造的照片。她是外单位的人，卞校长养病期间与她结识。文革初期，她对在不明真相的年轻学生中败坏卞校长的清誉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但没有证据证明八五那天批斗校领导与她有直接关系。因为几次见面都说的是袁某，有一天我问您，您为什么不提那天上手打人的学生们？

   　　您回答说，“她们都是孩子”。

   　　我记住了这句话。文革中我父亲的专案组长曾厉声训斥过我和我弟弟，我因此多年不能原谅此人。您的这句话触动了我。您是有博大胸怀的，也十分明了当时的时势。

   　　此后我介绍于羚与您认识，帮您整理那些宝贵的文字资料。于羚是我插队时的好友，当时已退休，本不想再做什么事。当我告她您需要帮助时，她说，我责无旁贷。为此她专门学会了电脑打字。一次我在电话里问您对于羚的工作还满意吗？您说，（于羚）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啊！一连说了好几遍。

   　　2006年清明节期间，我和于羚在事先征求了您的意见后带刘进到您家看望。刘进来时，带了一束鲜花。您欢迎刘进的到来。那天我们照了几张相，您把其中您和刘进两人单独照的一张交炎黄春秋发表。刘进是文革初期学生代表会的主要负责人。我和于羚议论，您很看重刘进在清明期间的到访，因为这其中明显有悼念卞校长的意味，您是接受了刘进的悼念的。

   　　那一次宋彬彬也十分想来，但因她“符号”色彩太重，怕刺激您，就决定先不与刘进一同来，以后再来拜访。

   　　2006年的8月5号是卞校长去世四十周年。那天有一个纪念活动，您和家人及一二十位客人出席，女附中学生只有我和于羚两人参加。您可能不记得了，我那天是迟到的。我父亲2005年突然大面积脑梗塞，开会当天上午我们子女在医院签字同意安放心脏起博器后，我匆匆赶到纪念卞校长的会场。

   　　那天的会上放了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我是第二次看这部影片了。当卞校长最喜爱的歌曲“太行山上”响起时，我又流泪了。我几乎在襁褓时即熟习这首歌的旋律，卞校长和我父母都是抗战时参加中共的“三八式”干部。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哀痛，为父母辈哭泣。

   　　影片中有我校一些学生在您家门口贴的辱骂卞校长大字报的镜头，语言粗鄙不堪入耳。我为我的同学感到深深的羞耻。看完电影后，我站起来代表女附中学生向卞校长和您道歉，于羚也讲了话。在卞校长四十周年的忌日，作为唯一到会的两个女附中学生，我们必须代表全校学生道歉。

   　　从那一天以后，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了。

   　　客观原因是我父亲的病况。我每年假期回国，来去匆匆，主要任务是帮助看护数度病危的衰弱的老父。

   　　但也有我至今说不清也不理解的原因。我们曾听到一个十分下作的谣言，不知源头在何处，我和于羚都很诧异，这可能造成我们之间的误会。也还有一些其它因素。

   　　有几次，我和于羚商量着去看看您。但想到您年事太高，身体欠佳，怕去了是打扰，终未成行。

   　　在我做关于八五事件的调查研究时，王友琴同学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八五的文章。在一处她写到（大意），她一次返回女附中校园（现实验中学），在卞校长倒下的宿舍楼前问几个年轻学生，是否知道1966年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能回答。当年血的历史能够被如此彻底地遗忘，令友琴同学感到不可原谅。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王友琴是相通的。2001年秋我去实验中学校史办找卞校长照片，工作人员居然不知道卞校长当年是被本校学生打死的；2002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85周年而印制的校史“大事记”中，在1966到1976年期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名外，其余一片空白。

   　　王叔叔，我尊重王友琴同学多年来为“文革受难者”、特别是其中的“小人物”所作的呕心沥血的工作。这个态度，我曾在几处表达过。

   　　同时，对于八五事件和广义的文革调查研究，我的基本想法是，做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如果有不同看法，应该平和地交换意见，这样有助于越来越接近事实真相，有助于对文革研究的推进。

   　　我始终认为，历史是公器。05/06年我在北京期间，听说徐晓等人在帮王叔叔出一本关于八五事件的书。当时我已经做了一些调查，文章也有了初稿。一天，我与徐晓等人见面，原原本本地将我当时掌握的材料和我的观点与她们分享。那天在场的还有我一贯尊重的文革研究者印红标。一起吃晚饭时印说了一句我十分赞同的话，做历史研究，应本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态度。

   　　这些年来，对女附中八五事件有一些争论，形成了两个有些不同的“版本”。在我写过的关于八五的几篇文章中，我自己最看重的是“卞仲耘之死”一文，就是前面说的我2001年秋想做的历史论文。这篇文章根据我对20余位原女附中师生的访谈调查，附有一百多条注释，于2006年秋在美国一家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07年夏，一位老三届朋友义务将其翻成中文（不包括注释）。07年九月初实验中学庆祝90年校庆的周末，我校对了译文，将它用“白芳”的笔名发表在“二闲堂”网站上，并写了下面一段话：“在母校喜庆的日子，拿出一篇祭奠卞仲耘校长的文章，有些‘煞风景’。但是，我们不但应该庆祝校庆，也不应该忘记校耻。”

   　　前两年，我对这篇文章的中译文作了修正润色，并将注释全部译出。该文已收集在台湾秀威书局2013年出版的“故事不是历史”书中。

   　　王叔叔，您是历史学者，是我的学术前辈。在八五事件的研究上，我最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把它放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尤其重视最上层始作俑者的作用；二是关注暴力在文革发动期的重要功能。卞校长恰恰惨死在纵容暴力发动文革的时间节点上。

   　8月5号的女附中校园，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血统论对联的“横空出世”、和上面直接鼓励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出现了最高领导所希望的“乱”，出现了暴力产生的条件。乱和暴力如影随形。王叔叔，您经历过多次革命运动，对这点一定有体会。当时对学生们影响最深的语录，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在当时的语境下，当天发起游斗校领导的高一某班学生的行为，是响应号召的革命行动。

   　　工作组撤离后合法性成为问题的以刘进为首的原师生代表会，以她们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前去劝阻游斗打人行为。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她们的劝阻是软弱无力的。我把她们叫做“软弱的政策派”。

   　　王叔叔，在文革发动期，“讲政策”是不符合上面精神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有几个人敢出来讲政策？8月10号新华社“造反派”自发游斗“走资派”和有“ 各种问题”的一百多人，规模比女附中大得多。在游斗的过程中，“造反派”“全般武艺”都上了，一位副社长（我想您一定认识）被打得半死。我从远处听到野蛮的喧嚣喊叫声，不敢相信那是从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大机关发出来的。当晚即有四人自杀，可见游斗现场的惨烈。当场有谁敢出面阻拦？有谁敢出来讲政策？这还是堂堂的中央机关，宣传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国家通讯社！

   　　至于宋彬彬，她当时是刘进的副手之一，并不是所谓的“红卫兵负责人”。她八五当天没有任何突出或有别于工作组期间成立的师生代表会团队的行为。对于代表会主要成员在批斗校领导过程中和卞校长倒下后，可以和应该做些什么，我在充分考虑当时形势的情况下，在一篇文章中做过讨论。

   　　宋彬彬所以在今天仍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八一八”，而不是“八五”。

   　　我始终认为，关于女附中八五事件本身，将注意力集中到宋彬彬身上，是一个“伪命题”。

   　　我对“宋彬彬/宋要武”问题的兴趣，是去看一个历史的“迷思”（myth）或“传说”是怎样产生，发展，变形，壮大，而葆有持久不衰生命力的。这让我对中外历史上其他“迷思”或传说产生兴趣。我的兴趣是关于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我希望有一天会有学者研究一下文革中的传说，“宋要武”传说大概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

   　　王叔叔，我的看法您可能不同意。但在父母的老同事、我所敬重的长辈面前，维丽只能说实话。请叔叔理解、见谅。

   　　您见过刘进，也许没见过宋彬彬。我06年春认识宋彬彬，对她进行访谈。我和宋的关系，始终是历史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有意识地保持一定距离。我对她的了解是这些年逐步深入的。一开始，就像许多国人一样，我对她是有疑的。我清楚地记得，我访谈开始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因为不相信她没叫过“宋要武”，当面质疑她。

   　　我后来反复核查的结果证实，她确实没有改名叫过“宋要武”。在一篇文章中（“从八五事件讲起”），我有些调侃地说，“宋要武”是“全国人民”给她改的名。

   　　但她背了四十多年“宋要武”的黑锅，千夫所指，至今在一些人眼中“十恶不赦”，“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一个因机缘（多数为偶然）被造就的“符号”，一个当年不满19岁的青年，应当对文革的累累血债承担什么责任？这是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我愿请教历史学者、法律专家和所有关心文革历史的人们。

   　　王叔叔，我这些年目睹宋彬彬从初始的满腹委屈和急于辩解，到逐渐地跳出“小我”，比较真切地感受到广大的、形形色色的“普通百姓”在文革中的深重苦难，一步步地向“外”走，向前走。在这方面，我同班出身社会底层的同学冯敬兰提供的文革受难“小人物”的视角，对宋彬彬帮助很大。她走到了今天，走到了一月12号在女附中师生见面会上的含泪发言。在这个过程中，她承受了巨大的、长久的、不为外人道的、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我要说，宋彬彬赢得了我的敬意。

   　　王叔叔，下面给您汇报一下最近召开的两次会议。

   　　您也许听说过，近年来我们形成了一个“五人团队”，其实今天我们的团队已经远不止五人了，其中有您见过面的罗治，和北大法学院教授李红云等人。大家的背景经历不相同，看法观点也不尽一致，如果写文章，也都是文责自负。但有一个共同点将我们连在了一起，那就是对历史的基本责任感。

   　　去年11月下旬，因受到早些时候八中陈小鲁等人集体向老师道歉的启发，我“冒”出个想法，希望在寒假期间召开一个有若干北京老三届同代人参加的座谈会，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但要超越女附中，共同反思文革。我在给朋友们的电子邮件中说，从我个人来讲，文革事过越久，世人的文革记忆越淡漠，越扭曲，越荒唐，就越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甚至是一种很个人的“耻感”。犹太人没完没了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几十年了，没嫌过烦，教育一代又一代人。中国的文革到今天已经48年了，当年的少年，今天已步入老年，我们再不讲，文革就会被遗忘得干干净净。陈小鲁等人的道歉，引发社会效应，让文革历史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应该跟进。

   　　这个简单的想法，得到大家积极热烈的响应，纷纷出谋划策，陈小鲁也在第一时间表示支持。这就是今年一月4号第一次会议的“缘起”。这次题为“八五　记忆　反思”的会议被定位为同代人的座谈会，除了女附中和八中的一些同学，还有几位既是老三届又是文革研究者的朋友，也请了少数媒体。会议的宗旨是“直面历史，抢救记忆，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这次会议已经整理出一个发言纪要。

   　　一月四号的会议是成功的，会上媒体的青年朋友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为什么不邀请老师参加。一月8号，我们开了个总结会。会后有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原初三四班班主任金老师。在金老师家，我们提起年轻人的问题，也表达了希望召开一个类似八中向老师道歉的会议。快人快语的金老师说，要开，就赶紧干，要不就来不及了。随后，文革后出任过实验中学校长的王老师也来到金老师家，“现场办公”，与现任校领导联系，拍板将“老三届学生与老师见面会”（一个刻意不“敏感”的名称）定在一月12号召开。所以这样急，一是为了赶在春节之前，二是为了在周末，三是为了就公事繁忙的王老师的时间。金老师说，时间紧，天气冷，老师们高龄体弱，有的住的很远，能来七八个人就不错了。我也觉得满打满算只有三天准备时间，太紧张了。但当时的感觉，是老师们在推着我们走，师生一拍即合，完全想到了一块儿，大家都很兴奋，都想完成一件在每人心中已拖欠太久的大事。用刘进的话讲，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王叔叔，我在给您信的开头说，12号的会议让我感到一种多年久违的精神升华。这次会议的宗旨，在一月四号会议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宽容和解”四个字，这是罗治在金老师家提出来的，我觉得非常好。虽然会上有刘宋等学生的发言，也来了不少同学，包括负责做塑像的原六五届同学，但会议的真正主角是老师们。我们都没有想到，虽然只有短短三天的通知时间，但一下子来了二十位老师，有的年近九十，有的临时停了点滴。看着在寒风中被搀着扶着蹒跚而来老人们，我想落泪。我突然明白，老师们等这一天等的太久了！

   　　老师们都白发苍苍，学生们也都鬓角灰白，大家共聚在安放卞校长塑像的会议室，心中都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特殊感觉：48年后，我们在共同见证历史。

   　　王叔叔，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您在场！

   　　一位摄像记者事后告诉我，他注意到，在会议过程中，八五过后用左手给您写匿名慰问信的张老师一直在默默流泪，旁边一位老师的一滴眼泪长久挂在眼角边，她忘了去擦。一位男老师发言说，他得知卞校长的塑像被安放在这间会议室后，远道径直而来，推门而入，向卞校长的像敬了一个军礼，说，“卞大姐，我来看您了”。那位年轻记者说，他听到这里，“再也扛不住了”，一边拍摄，一边落泪。

   　　老师们的发言句句出自肺腑，王老师讲的尤其深刻精辟。胡校长的女儿丁冬红（胡依年）说，她母亲生前多次跟孩子们讲，那天发生的一切她都历历在目，学生的名字都能叫得上来，但是她“原谅所有的孩子们”。

   　　在现场气氛的感召下，有两个当年斗争过老师的学生当场道歉。

   　　给我印象深的，还有教数学的张老师一席非常朴素的话。他说他四十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文革，二十几岁的孙子更不知道。我们应当让后人知道文革。

   　　王叔叔，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共同努力（包括王友琴同学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能够让一些后人想去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以民间促政府，一点点地去“拱卒”，我们也算尽了一点历史责任。您历尽艰辛保留下来的历史证据，会被后人永远珍存，您可以告慰卞校长和所有的文革受难者了。

   　　祝您和家人好！祝马年新春快乐！

   　　您的晚辈

   　　维丽


   来源: 共识网

(王晶尭追索卞案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