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打死也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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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居国外的李逊女士多年来研究上海市的文革史卓有成效。她最近发表的文章《“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发表于《记忆》和共识网）一文可作为文革研究成果的范例：全面掌握材料，虽不刻意褒贬，但在结论中词句严谨准确。对一些核心问题，虽仍有文献缺乏之虞，但她仔细爬梳材料，从不同侧面分析，已将发生的事实勾画得十分清楚。

我说核心问题，指的是1966年“红八月”中上海市的集中抄家事件。1966年8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主要由血统论红卫兵所开展的“破四旧”运动实际可以区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内容是街道商店改名、毁教堂庙宇、砸墓碑佛像，虽有些暴力发生，但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化领域，也符合“破四旧”的字面含义。这一阶段持续十几天，就发展到第二阶段，其内容是抄家、刑讯、驱逐和杀戮，全面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完全脱离了“破四旧”的字面含义，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转化为“武化大革命”。

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自然应该是文革研究重点问题。

北京的转变，标志事件是“西纠”的正式成立。上海的转变，就是开始于从8月29日开始的连续三天大规模抄家事件。

“一个市一级类似领导小组的机构，领导了这3天的全市性抄家，领导者都是些中学红卫兵，其中不少人不久成为‘上红总部’成员。”

“上红总部”是上海红卫兵总部的简称，成立于9月12日。它的领导人员，也极为可能就是领导全市性抄家的类似领导小组的成员和他们的父亲列表如下：

姓名
职务
父亲姓名
职务

李爱民
总指挥
  
部队中层干部

韩烽火
政委
韩哲一
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廖年
参谋长
廖政国
上海警备区司令

张小勇
作战部长
陶勇
东海舰队司令

魏晓台
联络部长
魏文伯
华东局书记

杨海光
后勤部长
杨洪才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

张小坊
办公室主任
张敬人
上海工学院党委书记


其中总指挥秉性欠张扬（可能因为不是高干子女），是挂名的，大权掌握在政委和参谋长手里。

所以，这个领导机构就是华东局和警备区领导的公子们。说他们在指挥抄家不如说是华东局和警备区在直接指挥抄家。

不仅如此，还有旁证。

抄家名单完全由派出所提供，是打印材料再油印的。每个名单上有派出所印章。此外，执行任务的红卫兵还手持警备区发下来的军用地图。

大抄家的第一个晚上，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处长坐在吉普车上随红卫兵一起出动巡逻。

所以，文章作者总结说：“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的默许下进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后实际组织者。”

我们看看上海市一些领导人是如何在回忆录中描述这段历史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说：“上海红卫兵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到街道、里弄、派出所索要所谓‘牛鬼蛇神’名单，按单抄家、搜人，有的被当场批斗，有的被限期驱赶回乡，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革命”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这里的问题是，上海红卫兵可以受北京红卫兵的影响，但是派出所难道也受北京红卫兵的影响了吗？“牛鬼蛇神”的名单谁要就给谁吗？这个名单又是根据谁的指示准备的？

还有，上海红卫兵不就是你们的那几位公子吗？他们干的那些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缺德事，你们难道当时不知道，没有责任吗？

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市红卫兵运动》中完全回避了大抄家一事，只记载：“为此，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作了‘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脱鞋子、剪裤子，不要随便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图书’等10条规定，并电话通知各区、县、局党委宣传贯彻。”倘无李逊女士的文章，我们至今仍被蒙在鼓里。

几位公子的家长，廖政国、陶勇、魏文伯，皆被誉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模范领导干部，但是从没有人追究他们在上述带头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事件中的责任。

韩哲一有回忆安亭事件的回忆录，廖年有纪念其父的文章。当然，对上述抄家事件，他们全都讳莫如深。



但是，陈丕显在回忆录中所说“上海红卫兵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如何如何，倒是确有其事。李逊文章中说“上海最初的红卫兵运动几乎就是北京的翻版。”没有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就没有上海的红卫兵运动。所以，上海的红卫兵运动也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反射折射出至今还被深深掩盖的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真相。

相当于上海指挥大抄家的领导机构的是北京的“西纠”。对于西纠的领导成员我们缺乏材料，所以不能列出像上红总部那样的表格。我们只知道其主要领导成员有陈毅之子陈晓鲁、董必武之子董良阁、孔原之子孔丹等人。这个组织于1966年8月25日正式成立，但是起重要作用的，是8月22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召开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有周荣鑫、丁国钰、李钟奇分别代表国务院、北京市委和卫戍区出席，并布置红卫兵们去抄家，重点是搜出隐藏的枪支，确保首都安全。从此，在北京开始了血腥的刑讯、屠杀，血流成河。在城区和近郊区，至少有1772名无辜市民惨死。

这一事件至今模糊不清。王友琴女士的研究揭露了一些事实。但是在王女士辛苦搜寻得到的受难者名单中，北京“红八月”的受难者的名字也不过一二十人。其余那些上千名的死难同胞的名字是什么，怎样死的，谁是凶手？这些事实真相随着岁月流逝越加难以追寻。

如果你想指望那些作恶的红卫兵良心发现，即使不道歉，在几十年后出来说明真相也好，你完全打错了算盘。他们是打死也不能说。在西纠所属的北京四中的前红卫兵刘辉宣（礼平）先生所写的回忆文章里，所说的都是大规模抄家和屠杀开始之前，即第一阶段“破四旧”的事情。胡庄子先生在《记忆》91期中发表的关于西纠的文章中揭露了一项重要事实，就是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西纠的成立远在8月25日之前，因为在8月4日，就有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批示，拨给“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5千元经费。现在西纠诸君的选择记忆全都是8月初到大规模暴行之前的事，对此后阶段发生了什么事全都讳莫如深。像孔丹、秦晓这些人的回忆录也是如此，利用这个时间差把事实搅浑，对西纠暴行和他们自己所应该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现在，上海红卫兵抄家事件的真相已经基本揭晓了。从中完全可以推测北京红卫兵行事的模式。除去李逊女士的研究成果外，尚有金大陆先生关于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破四旧”的研究，也可以作为北京红卫兵在北京作为的镜子。就是说，他们在上海的暴行（残暴程度连上海市委都看不下去）是有严格组织、有计划的，那么他们在北京的行为难道是像他们自己所言，是在“纠察”，在“维持秩序”吗？

在这里有这样一些群体间相互关系：



  北京家长→上海家长

     ↓        ↓

北京红卫兵→上海红卫兵



在陈丕显的回忆录中说的是北京红卫兵对上海红卫兵的影响。李逊女士的文章中隐约可以看出上海家长对上海红卫兵的影响，并从此可以推测北京家长对北京红卫兵的影响。问题是北京家长对上海家长有无影响？

很多证据说明，上海市委对红卫兵运动，特别是红卫兵暴力不支持甚至反感。这也是上海的暴力行动的残暴性远逊于北京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们为什么又在8月底9月初组织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抄家呢？李逊女士说：“市委从原先的不赞成抄家，到组织和引导抄家行动，显然是想将红卫兵的抄家行动尽力规范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这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是上海市委是有高度组织性的。这从后来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所以，做出这样的事，不事先请示是不可想象的。李逊女士出言谨慎，没涉及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更是深层的隐秘。鉴于北京西纠诸君的态度，我们相信这些隐秘是当年立下血誓的，就是打死也不能说，让罪恶在时光流逝和遗忘逐渐消磨。

你们当然可以不说，但你们深夜睡得着觉吗？1772名或更多未被超度的冤死魂魄还在那儿呻吟，你们难道没有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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