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口述：四中红卫兵是如何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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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丹，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亲孔原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为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初期，他作为北京四中校文革主任，与陈小鲁、董良翮一起，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并成为主要负责人。

孔丹，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亲孔原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为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初期，他作为北京四中校文革主任，与陈小鲁、董良翮一起，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并成为主要负责人。“西纠”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压制群众、干扰大方向而勒令解散，他本人因此入狱。出狱后，赴陕北插队4年，1978年考上吴敬琏的研究生，成为其开门弟子。毕业后，曾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后转入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工作。2006年被任命为中信集团董事长，2010年年底退休。
风起于青萍之末
文革前夕，人们的思想状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中苏论战开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危机。这场论战是非常公开的，中共方面采取连发九篇社论的形式，指摘苏联搞修正主义。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国和苏联翻脸了。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我们很敏感地认为，与苏联的矛盾有可能最后导致战争，我们对此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这种外部环境和国内的政治环境结合起来，就好比是一个加速运动，像小步快跑，越跑越快。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切事情的焦点、重心、敏感点都集中在阶级斗争上。人们的思想已经被这种理念统治了。
在我身边，已经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其实我们家里也有类似的议论，比如中苏论战，我父亲就非常重视，让我一定要认真读“九评”。另外，我父亲和康生有很深的渊源，解放前都从事过情报工作，建国后关系也很好。我们把他的夫人曹轶欧叫曹妈妈，显得很亲切。其实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一些迹象性的东西就是从康生那里来的。在文艺战线，这种迹象和意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一些文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文学作品、电影，很早就开始了，《槐树庄》《夺印》《千万不要忘记》等作品也都出来了。这就是文革前夕的政治环境。
我记得1965年，曹轶欧的外甥苏涵写文章批判《早春二月》，其实就是被授意的。我的印象中，除苏涵写文章那事以外，康生还煽动说：你们这些学生也要关心文艺，要注意有人反党啊，也可以写些文章啊。这些可以说都是有风气之先的。从我的感觉，就是中央要做些事情了。因此，文革的发动，对我而言，并没有感到非常吃惊，好像是顺理成章下来的。当然其内涵是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北京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的事儿，是文革初我经历的第一件大事。说起来，这又是高干子弟得风气之先的例子。四中高三（5）班就是我们班，是薄熙永先听到消息，知道了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来了。当时，我们还都在积极准备高考。我们有个数学老师叫周长生，有天在他家里给我们补课。参加补课的人有我、薄熙永等几位干部子弟。补课当中，薄熙永把这个消息讲了出来。他说：现在中央有这个决心，咱们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吁一下呀？咱们争取主动啊。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我也同意了。不过，女一中是怎么回事儿我不清楚。
社会上把这说成是四中高三（5）班的罪过，提出废除高考，使中央不得不接受。不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中央已有考虑，我们不过得了风气之先，做了这件事情。高干子弟干事情，总想弄出这个风气之先来。我们那封信是有背景的，不是自发的，而且我个人心里深处还有一种遗憾，觉得我们备战高考了许久，摩拳擦掌，准备一显身手一决高低，这劲一下子使不上了，很失落。那时，班上学习成绩差一点的同学高兴得要死，这下子解放了，以后上大学就不用考试了。但残酷的事实是，以后连大学的教育都停止了，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了。
接着工作组来了，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校文革）。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四中的校文革主任。在这个问题上，四中出过一个干部子弟争夺领导权的事件。有几位高干子弟和我们有些矛盾，认为我代表的这批人是策略派，比较保守，因此不应该由我来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我们晚上在大教室里，还开了一个（内部）主要由干部子弟参加的会，展开辩论。
工作组组长当时非常紧张，因为这两方面都有来头。以我为首的是多数，四中的学生党员基本都在里面，而且拥护我们的有一大批学生，在学校里很有影响力；另外一方的那几位则颇有背景地位。后来，外边把这叫做四中干部子弟内部的一次“争权夺利”，至少旁边的人是这么看的。这件事大约也就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工作组撤出学校后不久，就不了了之地消解了。
工作组从各个学校撤出后，学校就出现了权力真空。校文革由于是工作组主持成立的，几乎就失去了权威性。这时，我提出来用年级支部的方式掌控局面。每个班都有团支部，在各班团支部基础上产生年级支部，由各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参加。在学校层面，由高三年级的年级支部负责。高三的团支部书记大多是党员，高三（2）是李三友，高三（4）是秦晓，高三（5）支部是我，也就是我们这几个学生党员在起主要作用。四中的各年级支部之上，再有一个联合的机构，我是负责人。我那时是校团委的学生副书记，书记由老师担任。实际上，高三的年级支部就控制着全校的文革运动。再有，就是利用以前的辅导员制度，由高中的学生负责辅导初中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指导思想就是：一个大的运动已经来临，根据“四清”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一定要有序、有组织地进行。而我们是有这个条件的，我们年纪相对成熟，又都是党员。这种结构，在当时北京的中学里可能是独一份。
我在文革中，不是像北大附中彭小蒙、清华附中卜大华那样通过造反，自己冲杀出来的；也不像我们原来“四清”运动中那几位高年级学生是挑头“闹事”的，而我是自然产生的一个学生领袖。面临群众运动，你跑不掉，就得出来做事情。所以我说，我在文革初期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这是我的宿命。
批斗校长老师
我们在文革中的表现，简单说就是经过“四六八学潮”之后，我们这些党员学生的行为很像政工干部。从我个人来说，我的思想轨迹，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在组织的关心下成长。家庭教育也是这个要求，不能违反组织原则，不能违反政策。因为这种思维惯性，在“四六八学潮”中我没跟上，落在了后面。正因为我落在后面，结果被人说是妥协、投降。又因为“被招安”，所以我就入了党。再因为我是学生党员，我就更加注重组织纪律和中央的政策。在这样一个因果循环之下，到文革初期，我们就格外强调组织领导，强调政策。脑子里一面是跟着主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面是要讲政策，强调组织和有序。我觉得革命就革命，但不能乱来。我们经常学习和研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尤其对政策性的问题比较敏感。其他那些学校的学生，人家谁管《十六条》是干什么的。文革时揪斗老师，有些学生上来就打。因为我阻止了一些过激行为，又被人说成是策略派、保守派等。
关于四、六、八中在中山音乐堂批斗李晨、杨滨（当时二人分别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四中校长）的事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陈小鲁口述史说是他提议，找我商量，那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四中的头儿嘛，几个学校要联合安排这些事情，一定会和我们大家协调的。那次我肯定是在主席台上，应该还有六中的董良翮等。文革中用批判大会和群众发言这种方式批斗一些领导，在当时是很寻常的事情。我记不清那次有没有挂牌子，我印象中没有，也没有戴高帽子。那时周坚是四中校文革副主任，他跟我年龄一样大，但因病留了一级，当时是高二的学生。他是一个行政能力很强的人，说话做事都很清楚。当时，他是根据我的要求，参与批斗大会的组织工作。如何上车，如何到达会场，如何布置维持秩序的人。
后来，有人动手打人，台上当时一下就乱了。我们急忙阻止打人，维持秩序。但是已经有很多低年级同学蜂拥而上，冲上台乱打一气。我只记得李晨花白的头发，被皮带扣打到头上，流着血，看着很惨。后来我们只好把大会停了下来，把批斗对象都带下去，就散场了。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在学校里，突然一群学生就把杨滨围起来了。我们正在开会，有人报信：出事了，杨滨被他们押到操场的跑道上去了！我赶紧把会停了，说快走。过去一看，杨滨已经被连打带踢，衣衫不整了。我说：大家不能这样，要有秩序，要按照《十六条》办事，可以批判，但不要动手。这些学生要求游街，我和赵胜利就架着杨滨，边上还有秦晓等人，在操场上转了一圈。这过程中，我身上也挨了好几下，当然还不算狠。因为这些学生也不敢真惹我们，我们翻了脸也不客气。由于我们在旁边，火力马上就弱了，扔点儿土疙瘩、泼墨水什么的，没有多少杀伤力。原来都是用皮带抽、木棍打的，那后果不得了，我想老太太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杨滨对此印象很深，她后来对儿子宋新鲁说：孔丹救了我一命啊！要不是孔丹、赵胜利他们，那我这条命就没有了。
四中还有一次突发事件，发生在四中的小院里，也是一帮学生突然就斗起了老师。我听说后，就赶紧赶过去了。当时在场的大多是初中的学生，可是这些初中的学生很凶。他们点着名地叫，xxx 上来！点一个老师的名字，就往台上拉一个，拉上来一个就剃一个阴阳头，剃完一个就往“牛棚”里送一个。下面的老师们都吓得哆嗦，眼见得上去一个就是一剪子，一推子。点了名、被推了头的老师，已经站在那里好几个了。我看见后就赶紧上台，给大家念《十六条》，不准再斗。告诉他们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很不客气地批评他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老师，有什么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批判，但不能用这种侮辱人的方式。后来有的老师说：当时我的心都揪到嗓子眼了，知道快轮到我了。你孔丹当时能这么站出来，不容易啊。那年头，有些人进了“牛棚”就出不来了。我讲了一通后，这些老师就没被关押。
在当时那种潮流下，想到去保护校长、保护老师和同学，并不是偶然的做法，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地努力要去做的事情。像我们班的老师顾德希等，对我们来说是亦师亦友，很早就被我们给保护起来，根本不让别的学生碰。我们好几次，就是直截了当地保护校长。批评可以，批斗也可以，批她过去执行错误路线什么的都行，但是不准动手，不准打人。所以四中就始终没人敢像在师大女附中那样，像在八中、六中等学校那样，在公开场合就公然噼里啪啦动手打老师。四中始终没有，没人敢，因为我们的权威在这儿摆着呢，我们压着台呢。文革后的1982年，我到张劲夫那里做秘书，中组部要审查我文革中的表现。他们到四中请当年的老师们开座谈会，老师们都明确地表态说孔丹讲政策。
我们的批判不是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暴力行为，所以有些四中低年级的学生后来对我及我们这一批人不堪忍受，他们跟我们闹，说我们站在了革命和斗争的对立面，“你们就是不能像红卫兵运动那样发展，我们受到了你们的压制。”大字报也出来了，给校文革委员会提意见什么的。
被动成立红卫兵
文革初期，我对红卫兵的兴起是有看法的，认为过于激进了一点。王铭是我初中的同学，高中去了清华附中，他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那时，我还专门到圆明园找他谈过。他说他们要成立一个什么组织，这在我看来是过激的，至少是不妥的，我坚决反对。我说：你搞什么组织啊？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嘛，你就按中央的指示做呗，按中央的政策要求来推动。从当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来讲，我的心态和口气是比较居高临下的。我说：你们根本就不能这么做，就我们在学校里参加“四清”运动的经验，一定要在组织的领导下，要靠党的领导。当时中学生的斗争矛头基本上都是对着学校党支部的，但是只是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倾向，批判17年来教育路线的问题。这完全是可以有序进行的嘛。虽然我对他们有一定的理解，像王铭说的：我们受压制，工作组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和他们斗。我劝他们多沟通，不要采取这种方式。不过，当时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
四中像我这样的，不是一个，是那么一批人。我们作为能够掌控四中文革运动的这批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红卫兵的，认为它是一个非组织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对于当时海淀区学生比较激烈的做法也很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像以往中央推动政治运动所需要的那种组织。所以，我在内心深处是抵触红卫兵的。甚至我多少有一点点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党员所代表的四中学生的水平，和海淀区这些起来造反的学生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我们更有政策水平，更了解党的意图和党的安排，更能有计划地推动这样一个有序化的运动。上面派工作组，我们就听工作组的；上面有政策文件，我们就按政策文件办。我们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学校从文革开始，运动都是有序进行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后来的四中红卫兵在造反的意识上，也远远落后于海淀区的这些红卫兵。这和当时不同学校的学生成分构成有关系，和学生群体中的不同思想积淀有关系。如果不是其后潮流的推动，我本人是反对成立红卫兵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视这种组织为革命运动中的“勇敢分子”。我今天说这话完全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这已经是久远的历史了。从一开始，在“四清”运动中和入党之后，我已经被一些同学视为保守派，我也知道是哪些人、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我对此不以为然，始终认为我走的路是正确的。就是坚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系统、有组织地开展运动。这不仅包括“四清”中解决基层领导班子是不是变质的问题，也适用于文革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至少我认为应该如此。
现实情况是，工作组一来，学校党支部就瘫痪了。工作组就是依靠四中的这些学生、依靠团组织进行领导。后来四中成立了学校文革委员会，我又是主任，周坚是副主任。可以说，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成立什么红卫兵。红卫兵这个概念，它和我们的思想主张、和我们的年级支部这种体系都不相符。
这期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不过开始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脑子里从来都是要听中央，实际上后来才知道，中央已经分裂了。或者可以说，中央本来没有分裂，是毛主席硬生生地把它撕裂了。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我还记得邓小平说了句四川话：“坐倒起讲”，意思就是坐下来讲。结果，毛主席突然从主席台侧幕处走出来了，带着中央文革的一群人，在台上走了一圈。你说毛主席走出来，少奇、小平能够不过去恭迎吗？这毛主席太厉害了，他就是不理人家，根本不和刘、邓讲话。他们表现得完全无助，一点面子都没有，再镇定的人也受不了。这些，下面坐着的人都看到了，这是个很强烈的信号。不过，我的反应还是有点迟钝，没有意识到中央已经分裂了，还是循着维护一个领袖、一个中央、一个组织的信念来考虑问题。
四中成立红卫兵比较晚，到“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呢。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从高年级每个班抽调了5到10个同学，在金水桥附近维持秩序。这时，四中还没有正式打出红卫兵的旗子，也没有袖章。后来听到扩音器的广播，要四中的负责人上天安门，我就上去了。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红卫兵小将，局势明朗了。
从天安门回来以后，我们觉得不能落后于形势，于是在四中成立了红卫兵。刘辉宣当时批评说，我们没有成立红卫兵是落伍了。他这话虽然对我们有促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我们之所以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由于毛主席公开表态支持了红卫兵，我们就不能继续按照原来的想法做事了。红卫兵被毛主席肯定以后，既有整个大形势的要求，又有内部的压力，包括刘辉宣这些激进同学的压力，也包括干部子弟内部纷争中认为我们保守、妥协的批评，所以在四中，我用一个说法叫——“不得不”成立了红卫兵。
但是，四中红卫兵没有一个完备的组织体系，没有实际上的红卫兵总部，没有设红卫兵的运行机构，实际上还是利用年级支部、文革委员会、各个班的文革主任等这样的一些组织形式。可以说，红卫兵不是我们那个时期参加文革运动的主要方式。
当时，我们一方面必须要说自己是红卫兵，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又不能接受血统论和暴力行为。于是，我们就走向了红卫兵的变异。 (作者系知名文革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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