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 “继续革命”：对毛和文革的再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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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博树
来源：共识网
来源日期：2014年01月20日
本站发布：2014年01月21日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毛泽东都是现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歌颂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领袖"，"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批评者正相反，他们把毛视为最大的独裁者，给1949到1976年间的中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当政者自己的态度则显得暧昧而尴尬：一方面，他们承认毛晚年"犯了错误"，不该搞那场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把毛的画像继续高挂于天安门城楼上，因为毛已经成为这个政权和这个制度的象征，成为这段历史的象征。否定了毛就是否定了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今天的领导人扛不起的一项恶名。

　　其实，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毛泽东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魔，毛和常人一样，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但毛注定了要成为人们长久议论的话题，的确是因为毛曾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介入了历史、影响了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赋予了这段历史过多的个人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对毛个人的解读就是对前30年"共和国"历史的解读，就是对现当代中国历史中蕴含的种种复杂而诡异的内在编码的破译。

　　那么，什么东西构成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如此深刻而又不幸的毛式个人印记呢?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毛本人在世时力倡、并强力推行的继续革命的主张。毛的确是个独裁者，但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敛权之徒。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并以此为世界人民做出榜样。"继续革命"就是实现毛式"人间天堂"的基本纲领和具体途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的基本主张理解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逻辑的话，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主张就曾是20世纪5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支配中国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特殊逻辑。我们必须把二者做适当的区分，才能更好地厘清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

　　首先，根据共产革命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将创造条件，把"革命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迈向"社会主义"，这是党的纲领中的既定目标。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对这个目标并无分歧，区别只在于有的人主张过渡快一点，有的人则主张慢一点，稳当一点。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的根本所在?简单地说，"社会主义"是要否定私有制，向私有制开刀问斩。这被认为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据。正是依据这一点，共产党迟早要把"保护民族工商业"变成"改造民族工商业"，把土改运动中的"耕者有其田"变成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合作化"。附带说一句，有些朋友认为，共产党40年代给农民土地，只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支持，一旦掌握政权，就把土地收了回去，纯属典型的欺骗。其实，这是不懂历史才得出的简单结论。在共产党人看来，把亿万农民从小私有者引上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同当年搞土改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在共产革命的逻辑语境内，这是一个属于ABC级的基本常识。

　　在政治层面，则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在苏联，这个政权的具体建构被称作"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在中国则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起初叫"政务院")。当然，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人民代表"机构和政府机构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领导地位是用不着再做什么证明的。党政军一体化而"党"是这个一体化的核心，这就是这个有着"共和"之名的"人民"政权结构的实际情形。

　　可以说，在体现共产革命逻辑一般要求的政治、经济建构方面，中国人开始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不过是学苏联，模仿老大哥而已，只是在过渡形式、政权建构的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但毛泽东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要寻找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是什么原因促使毛"独辟蹊径"，甚至不惜最终与"老大哥"分道扬镳?延安时代就开始的毛与斯大林的暗中较劲，中共建政后中苏两国民族国家关系层面上的复杂考量，毛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现实需要等等，固然都是理解这种分道扬镳现象的重要因素，但它们都不是最根本的。我以为，最根本的是，毛认为苏联版的社会主义变了味，非但建不成社会主义，反倒变成了"修正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照苏联人的样子干，也有变成"修正主义"的危险。

　　出"修正主义"?理由何在?

　　毛的担心首先出自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金钱和物质刺激作为动员手段的反感。毛是个艰苦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革命者，笃信"精神因素"对革命成功的作用，而鄙视人们斤斤计较物质利益。"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还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的多……"(见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乌有之乡印制，474页)毛特别反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物质刺激强调得过分，认为应该强调艰苦奋斗，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同上，807页)。

　　对官僚制的反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毛本人骨子里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反官僚反特权的倾向，认为共产党进城后搞等级制、干部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是非常危险的。毛强调干部必须下放劳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年5月，《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内部学习版，222页)60年代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可不像现在的领导人下乡搞视察，前呼后拥，做点"亲民秀"而已。四清运动期间，毛、刘等均强调各级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形成制度，"蹲点"期间要发扬老八路作风，吃大锅饭，睡土炕地铺。当时甚至有这样一种四清工作队的编组办法，那就是把省委、地委和县委的干部混合编组，共同工作。(见郭德宏、林小波著《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30、233页)

　　以上两个方面，又都与毛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变质问题的警觉有关。毛虽然出身农民，但毕竟比过去改朝换代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眼界高远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他意识到了权力的腐蚀性和执政地位本身带来的危险，尽管他对造成这种危险的根源的解读是完全错误乃至荒谬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尽的分析，可参考拙作《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一文，特别是该文第一节)。苏联的"变修"，使毛看到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蜕变的现实可能。毛不能允许这种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不能允许一代革命者的奋斗理念和奋斗成果在金钱、地位和特权的腐蚀下毁于一旦。

　　但是，还不仅此。"反修防修"只是毛的思考的一个方面，用来抵制革命意志的衰退;他的思考中还隐含着一个更加积极的、雄心勃勃的方面，那就是建设一种全新的社会和全新的人。正是后一点更加耐人寻味。毛与斯大林不同，斯大林强调"专"，而毛更强调"红"。斯大林只靠秘密警察统治国家、干掉对手，又用物质刺激笼络、收买手下的人。这就不难理解，恰恰是斯大林当政时期，苏联特权体系开始形成乃至膨胀。毛则全然不同。毛有一种诗人气质，有天下情怀和中国农业乌托邦的大同情结。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他要搞出一套更加了得的人类乌托邦。这当中，有借此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成分，也有成就前无古人的人类伟业的理想和抱负。毛的唯意志主义的人格特征和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反倒成就了毛的异想天开，成就了他作为中国式共产主义教父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我以为，中共建政后愈演愈烈的党内斗争也要借助这个特殊背景才能获得更深层的解释。比如，"高饶事件"在中共党史上一直是一件扑朔迷离的事情。根据最近出版的一些比较可靠的文献(2008年在香港先后出现两部有关高岗或涉及高岗的研究著作，都提供了不少第一手材料，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一部是曾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和他人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温相著《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明镜出版社出版)，高岗在50年代初的跃升、被重用以及后来的"出事"都与当时中共党内高层的博弈有关，而这种博弈不能仅仅理解成是权斗，它确实反映了最高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某些认知分歧。前文已经谈到，在共产革命基本目标的理解方面，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设定、节奏把握和时间选择上，党内确实有不同声音。刘少奇主张新民主主义政策要多实行一段时间，以便从经济上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这样，资本家的有限度的"剥削"、农村雇工的存在、甚至一部分共产党员成为富农就都是允许的。这些观点显然已经不符合执掌政权后的毛泽东的胃口。毛的意图是要加快这个过渡，尽早把"社会主义"提上议事日程。而刘的不谨慎(诸如未经毛审阅就下发中央文件之类)又加大了毛的猜忌和不满，毛感到有必要削弱刘的影响，甚至在必要时换掉这个"七大"时已经定下的接班人。高岗不过是毛实施这个意图过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至于为什么是高岗而不是其他人充当了这个工具，这也很简单：一方面高与毛成长环境相似、受党内对手迫害的经历相似，高对毛充满崇拜，毛也很器重高(赵家梁的书对此有分析，见该书108-111页);另方面则是在认知和社会政策方面高有意识地向毛靠拢，比如高还在主持东北局工作时，就站在毛的一边，鼓吹发展"互助合作"的必要性，反对党员雇工，自然受到毛的青睐(见温相书，379-383页)。高后来"翻船"，则是这位草莽出身的领袖不懂政治深浅、自以为在贯彻主席意图反而"帮了倒忙"、最终稀里糊涂地成了党内斗争牺牲品的结果。

　　1959年拿下彭德怀，也不容忽视毛式乌托邦战略被挑战的大背景。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但彭大将军批评大跃进"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却触到了毛最敏感的神经(彭的原话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2-103页)毛要成就的是改天换地的伟业，即便有缺点也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毛可以自己承认有误，但绝不允许别人质疑这个伟大工程。于是，彭一定要被整肃，庐山会议也从纠"左"变成了反"右"。三年大饥荒迫使毛接受某些政策调整，但也仅仅是暂时的。"分田单干"的主张超越了毛的底线，因为这和他要建设的新社会完全背道而驰。毛把此类动向解释为被推翻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企图"复辟"，开始在各种场合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四清运动揭露出来的大量党内贪腐问题使毛确信有相当比例的基层政权已经"烂掉"，"领导权已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更重要的是，出于接受苏联"变修"的教训，毛提出中共上层是否也有"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的问题，并越来越倾向于作出肯定的回答。顺带说一句，很多朋友在解释60年代的毛、刘冲突时，总是把它归结为纯粹的权力之争。在我看来，这至少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很肤浅的。认真检视那段历史不难发现，刘从未对毛构成篡权意义上的真正威胁;即便有这种威胁(毛的心理上似乎曾经有这种幻觉)，毛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之，大可不必兴师动众。问题的关键在于，毛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党、整个官僚机构、整个国家都出了毛病，而且是致命的大毛病。可以说，下决心除掉刘少奇，既有毛巩固个人权力、避免像斯大林那样死后被人清算的考虑，也有孤注一掷，推进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拯救党，重构党、国家和社会的冲动。至于一定要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当然是毛作为独裁者和党内"老大"冷酷、残忍的铁证。也是这个党、这个体制一个极其糟糕的传统(人们不会忘记高岗、彭德怀被整肃后，也都莫须有地被指责为组织"反党联盟"或"反党军事俱乐部")。就毛个人而言，这个湖南山沟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性格上的缺点、怪癖，成为政治领袖后心理上的变化，晚年猜忌心理的加重，被排挤乃至被监视的幻觉等等，均赋予毛与他的对手(真实的对手或臆想中的对手)的斗争更加晦暗、更加扑朔迷离的性质。这些足以构成一篇单独的文章去探讨。

　　然而，我还是要说，和毛要成就的"伟业"相比，这些都不过是枝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毛的"继续革命"到底要成就哪些东西?它在实践上又意味着什么?导致了什么结果?

　　"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文革开始不久的1967年(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正式把毛发动文革的理论称为"继续革命"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毛本人并没有刻意使用过"继续革命"这个概念)。它的内容及其理论要旨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1)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

　　(2)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3)这个斗争本质上仍然围绕着政权进行;

　　(4)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

　　(5)必须通过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引向深入;

　　(6)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从今天的眼光看，这套"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那就是毛所谓的从"走资派"手里夺权和"要斗私批修"。前者我们可以称为政权革命，后者则可以称之为心灵革命。

　　先来看政权革命。毛既然认定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相当比例的政权已经"烂掉"，那么"彻底打碎"旧的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制度和机构，"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见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种"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应该体现"巴黎公社原则"，体现"群众的首创精神"，体现真正的"人民民主"。1967年初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和随后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似乎满足了以上要求，所以一度得到毛的赞扬和肯定。1967年2月3日《红旗》杂志甚至发表社论称赞这一壮举"自下而上地发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见1967年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心灵革命则触及毛式继续革命更核心的领域。前文谈到，毛鄙视物质刺激，担忧革命者蜕变为只贪图个人享受的小布尔乔亚和蝇营狗苟的经济动物。毛的解决办法则是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相信"精神可以变物质"。中苏论战时中方对南斯拉夫"铁托修正主义集团"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指责之一就是"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为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见"九评"中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则强调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强调"向解放军学习"，大抓"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甚至主张在厂矿企业普遍设立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毛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引自毛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批示。1963年12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则干脆把他所主张的心灵革命高度概括为"要斗私批修"。毛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78页)

　　那么，毛的政权革命和心灵革命成功了么?有可能成功么?当然不可能。

　　现在已经掌握的大量材料证明，"上海一月风暴"式的"直接民主"，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人民民主"，而只是得到毛的支持与庇护的恩赐民主(文革开始时上海出现的工人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确有自发性，上海市委也根本未予承认。这本来符合中共极权体制的一贯传统。如果不是张春桥领会毛的文革意图，当机立断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而这个处置又得到毛的首肯，就不会有工人组织的合法化和后来随之发生的"上海一月风暴"。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民主"是恩赐民主，而不是正常法治条件下，以公民权利不可剥夺为前提的民主)。毛的确曾经试图靠这样的"民主"把他的民粹主义直接外化、形象化甚至制度化，找到一种保证"人民公仆"不变质的"全新的政权建构形式"，用心可谓良苦。但"革命"的演变进程本身却迅速打破了毛的梦呓。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群众造反组织无不热衷于"夺权"，其中既有对原来掌权者和官僚体系的憎恨，也有突然迸发的、对可能到手的权力的垂涎。派性纷争，狼烟四起，人性的善恶竟然突然间搅在一处，难辨良莠。为了维持基本秩序，毛不得不从他的"理想"退却，转而支持有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后来又把"革命委员会"从"临时权力机构"变成了常设机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革命委员会的出现，一方面有群众组织参加，使得'文化大革命'所标榜的'目标'和'理想'有了自圆其说的解释;另一方面，有党的干部参加，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保证新政权能正常地运转;最重要的是有解放军的支撑，可以有效地控制住'革命秩序'，使'文化大革命'能够真正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把革命委员会看作是政权重建的唯一适当的组织形式了。"(张志明著《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程与思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73页)

　　然而，革命委员会建立的同时又是旧体制回归的开始。由于"大乱"之后走向"大治"的现实需要，越来越多被"解放"的老干部回到领导岗位上来，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则影响日衰;军队在"三结合"的权力结构中原先占据的支配地位也随着各地政府机关中党委的恢复而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政权机构的军事管制的色彩日益淡薄。到了1972年，向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旧体制的回归已成定局。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不管毛泽东怎样号召"天下大乱"、"造反有理"，他却从来没有把执政党的蜕变、党员的特权化和官僚化等等问题与这个体制最根本的弊害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权问题。这是毛本人的思维禁区。他既不允许别人、也不允许自己触犯这个禁区。禁止别人质疑一党专权是因为此系共产党执政的命脉所在;禁止自己质疑这个问题则是因为毛本人就是这个体制的最高代表者，这里既有他的理想，也有他的利益。毛可以痛恨官僚机构，可以把原有的这套机构推翻重来，但他从来没有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一元化的党专制体制本身。文革初"上海公社"刚成立时，毛就曾仔细斟酌这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名称，最终还是否定了它。毛的理由之一竟是：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参见同上书77页)

　　当然，这个"核心"与其说是"党"，不如说是毛本人。这是独裁体制的必然结果。独裁者自己也必然因此遇到麻烦，而使他建构"新的权力形式"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地方政权的情形已如上述。在中央决策层，"九大"时毛不顾林彪的反对一定要立林为新的"接班人"，随之不久两人之间即发生矛盾;林立果的"5·71工程计划"最终把林彪送往西天，毛也因为这个巨大的打击精神几乎被摧毁。"十大"又推出一个娃娃蛋子王洪文，这是毛自己成为他所鼓噪的阶级偶像化的俘虏的一个证明。但王洪文这样的文革新贵干不了实事，毛不得不把已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从江西农村召回来顶替日渐虚弱、病入膏肓的周恩来。保卫文革的精神遗产和理顺现实的生产秩序成为晚年的毛无法释解的矛盾，毛只能在代表复旧势力的邓和体现文革"理想"的极左文人集团"四人帮"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骤起、周恩来的辞世和四五事件的发生，这个"平衡"到底被打破了，邓小平再次被废黜。毛的生命之火也在文革的黄昏暮色中耗尽，再也没有力量重展"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一代雄风了。毛临死前留下的一个近乎家天下的小班子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想(在毛临去世前的中央决策班子中，毛夫人江青、毛的侄子毛远新都是重要角色，尽管后者名义上只是毛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网上甚至盛传毛有若干"遗嘱"，要立江青或毛远新为毛去世后的党的领导人。这些都是传闻，不足为据。毕竟毛已经选择了华国锋出来支撑局面，哪怕是过渡性的)。我倒以为，即便毛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狭隘(在没有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证明以前，我个人的确更愿意做这样的假设)，他在文革中后期"接班人"问题和最高权力建构方面遭遇的尴尬，也已经对他的政权革命的勃勃雄心构成了绝妙的讽刺。

　　一切都是这个体制惹的祸，可惜毛至死也没能明白这一点。

　　现在再看毛的心灵革命。应该承认，毛的灵魂革命中隐含着非常深刻的东西，这是浅薄的自由主义者通常忽视或干脆视而不见的。当毛断言"人应该有一点精神"，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道德的退化为代价(毛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命题，但毛的"反修"逻辑明显包含这层意蕴)时，毛的确拥有某种思想者的气度;然而，作为实践者和行动者的毛走得更远，他试图用他的乌托邦计划挑战人性，挑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亘古不变的人类经济行为铁律。200年前的卢梭曾讲："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见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卷第7章)法国大革命的先知们也的确试图把这种野心变为现实。但法国还是小了点;雅各宾当政的历史也实在短了点，没有来得及体现革命的巨大建构功能，社会进步的可设计性，"公意"的不可分割和"完美社会"的无比感召力。毛则要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实现这一切。不要忘记，这可是在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进行的、有数亿人口参加的、延续了10年之久的、规模空前(且肯定绝后)的巨大实验!

　　毫无疑问，实验遭到了彻底失败。最简单的理由是：中国人也是人，千百万有日常需求、有牟利动机、有发财渴望的普通人。伟大而荒唐的造神年代可以激起人们一时的"革命"热情，但现实生活是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存在。人的经济行为本性会顽强地表现自己，本能地抵制那个意识形态的童话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福、杨水才式的革命苦行僧不可能维持长久。当然，毛也并非全然不知这一点。他明白同私欲和"小生产者的自发性"的斗争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连马克思还承认"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仍会保留某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呢!文革后期姚文元、张春桥各有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都是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姚文元文章的标题是《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刊载;张春桥的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刊登)姚的文章引用了毛的"最新指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姚继续发挥这个"限制"主题："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张文则以"苏修"为例，描绘了这批"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上台的后果："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应该说，这些文章比较准确地传达了毛本人的所思所想，毛最担忧的确实是这些东西哪一天真的成为现实;姚文和张文甚至有某种前瞻性或预见性(这个问题，后文适当场合还要分析)，但在一个"革命"了太久的语境中，在一个以普遍贫穷为标志的社会中，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远离"特权"，甚至远离"正常生活"，期望"正常生活"能够早些回来的普遍社会心理氛围中(这种心理虽然不能公开表达，但早已心照不宣)，上述论调反倒显得那样"空"，那样不着边际，那样令人反感甚至厌恶。在此类文章盛行的年代，笔者已经进了工厂，在北京一家国营企业当工人，也是厂"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没少学习马恩列的"33条语录"(指有关机构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段话，《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发表，是当时各单位必须组织"学习"的"重要文献")，对此类意识形态的喧嚣和现实生活间的反差深有体会。再伟大的乌托邦也有落幕的时候。当社会普遍心理早已厌倦没完没了的毛式革命"激情"而更欢迎邓式"复旧"努力时，张、姚的文章不过是为这个巨大乌托邦工程的黯然退场奏的挽歌一曲而已。

　　总之，毛对"社会主义新路"的寻求遭到了双重失败，既是新的政权建构努力的失败，也是毛憧憬的心灵革命的失败。

　　问题还不止此。毛的"革命"是一种双重扭曲：一方面，基于共产革命的基本理念建构的斯大林式政治经济结构(庞大的党政官僚体系和计划经济制度)本来就是对制度现代化逻辑的背离和扭曲;毛的文革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则是对这种扭曲的再扭曲(尽管毛的本意是想纠正和超越它)。毛的"大民主"确乎更加激进，毛的"要斗私批修"也确乎更加"圣洁"，但所有这些"超越"和非特权化、非市场化、"纯洁化"和"革命化"的努力不但更加远离制度现代化的基本逻辑，而且用一种加倍荒唐和畸形的形式把共产革命深藏的理论悖谬凸显了出来，也就是，关于人，人的经济行为本性和政治行为本性的马克思主义误读，关于革命先知们对"阶级"、"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误读，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共产革命逻辑自身的虚幻性和乌托邦性。(这个问题，本文不可能深入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作《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1卷的第4章。)

　　显然，历史已经走到必须改弦更张的那一点。

□　节录自《“共和”６０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