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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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

文/王力雄


谈到民族问题，即使是汉人中认可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包括民主派人士，流行观点也是将少数民族遭受的灾难归于专制政治迫害，不承认是汉人广泛参与其中的民族压迫。他们通常的说法是，汉人同样深受专制政治之害，因此各民族人民之间没有矛盾，只要共同争取实现民主，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杨海英教授的书《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以精细的田野调查和考证，通过众多亲历者的讲述，展示了蒙古人遭受的苦难不仅仅来自专制政权，同时有大量普通汉人和政权一道，对蒙古人实施了灭绝性迫害。

的确，汉人也遭受专制权力压迫。大量文献记载了汉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同样骇人听闻，一点不比少数民族的苦难少。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汉人参与了迫害少数民族的事实，也不能因此不承认存在民族压迫。直到今天也能看到类似现象——新疆汉人在其他问题上对当局有各种不满，一涉及民族问题便与当局成为同盟，即使有批评也是对镇压不够强硬的抱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些从内地农村招的临时农工，平时受尽大小贪官欺压，满腔怨恨，一旦有镇压当地民族的行动，却会兴奋有加，摩拳擦掌地请战。

汉人对曾经参与过迫害少数民族的事实，解释往往是专制政权的唆使和指派。杨海英教授书中写到目不识丁的汉人流民组成“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挖肃内人党”之名杀戮蒙古人，那的确是由当局专门组织和调集的，然而并不能因此就推脱掉个人责任。那些汉人农民虐杀蒙古人时的百般花样和残酷手法，不可能都是出自政权的具体设计和一一指点，很多正是参与者的主动所为甚至“创新”。当他们从中得到生杀主宰的快感时，他们的灵魂已经和魔鬼合为一体。

事后把一切责任推给专制政权，和中共把在文革犯下的罪行都推给“四人帮”一样。那不是对问题的解释，而是对问题的混淆；那不是对历史的反省，而是只要还有下一次就会照样重演。

有些人用世故的姿态劝告——何必去挖那些残酷历史，导致民族之间更加仇恨？伤口应该盖在纱布之下愈合，而不是暴露出来。彼此都往前看，已经发生的就让它过去，才能实现和解走向未来。然而事实不会是这样。加害者希望其加害被忘记，受害者却不会忘记。加害者闭口不提曾有的加害，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首先就说明没有反省，也就永远不会获得受害者原谅。和解与真相是不可分的二位一体。对没有忏悔和反省的加害者，受害者凭什么接受和解？

问题还在于，今天汉人对蒙古人的压迫仍然在继续。杨海英教授书中所写的文革虽然过去，但是另一种民族压迫却日益严重，规模更大，毁灭也更深。

2014年，我在内蒙古自治区驱车上万公里，到了内蒙古所有的盟、市。最感郁闷的是绝大多数所经之地根本看不到蒙古人和蒙古文化。除了个别点缀性的符号，几乎跟汉地毫无区别，处处挤满汉人和汉人的生意，所有城镇都充溢汉人的气息。让人惊叹毁灭竟然如此彻底，这难道不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吗？前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杀人，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杀的是文化。后一种杀戮没有血腥，却同样触目惊心，让人不寒而栗。曾经那样伟大辉煌、让世界震颤的蒙古哪里去了？几乎荡然无存！

而在这场对蒙古文化的杀戮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汉人参与其中。今日内蒙古汉人数量是蒙古人的数倍，蒙古人只是总人口的零头。企业几乎都属汉人，市场被汉人操纵，上至汉人老板，下至汉人打工者，到处开矿垦荒。两千万内蒙古汉人的背后，还有千丝万缕联在一起的更多内地汉人。内蒙古是他们的矿场，是他们的粮仓，是他们的发财圆梦地，是他们的休假旅游地。而本地千年的蒙古文化和生活方式丝毫不被他们尊重珍惜，反被视为愚昧落后，极尽嘲笑蔑视，在发展之名下无情地摧毁。

至今，内蒙古的主体已彻底殖民化。只有在靠近蒙古国的边境地区才能找到少许蒙古感觉。百年来蒙古人在汉人逼迫下步步后退，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边缘。对蒙古人的灭顶之灾，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的汉人跟专制政权并无分别，都要负责。然而即使连汉人中的自由民主人士，往往也会有人将这种民族迫害视为是带给蒙古人的幸福。

汉人普遍认识到中国存在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但是一般不认为存在内蒙古问题。2011年5月，西乌珠穆沁旗的蒙古族牧民莫日根为了阻挡煤矿拉煤车碾压牧场，被汉人司机故意用车压死，引发了波及内蒙古多地的抗议，虽被压了下去，却显示了多年积累的蒙古人怒火，终有一天会使内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样全面爆发。

莫日根事件三年后，我在莫日根死难的西乌珠穆沁旗，看到巨大的采矿场仍在草原上肆无忌惮地扩展。上百辆重型卡车如蚂蚁般来来往往倾倒尾矿，填平山谷，埋没草原，永远地改变着万年地貌。伟大的蒙古文明和历史正在被那些矿石渣压进不见天日的黑暗底层，万劫不复。

如果连中国的民主人士都对这种毁灭视而不见，既不反省，也不着手改变，即使未来中国真的民主化了，民族压迫何以就会消除？汉人会不会以民主投票的压倒多数，符合民主程序地决定在少数民族自古生息的家园继续占地掠财，谁要敢于阻挡就将其消灭呢？

希望杨海英教授的书能让汉人看到自身的历史责任，进而思考自身的未来责任。

为此，我要特地感谢把杨海英教授的著作翻译成汉文的刘英伯先生。促使他在八十岁高龄，把人生最后的数年光阴献给这本书的，正是出于他痛感“汉人太对不起蒙古人”。尽管他本人在文革也是九死一生，但他仍然有这个心：汉人欠蒙古人的，需要偿还。他和他的女儿一道，翻译了这本书，老人家的真诚，拷问着我们。

2014年8月于北京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10/blog-post_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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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巴黎出版《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所描写的内容。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作为外族强权对波兰人的残暴奴役和压迫，尚未为世界所知晓。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一度被人视为“疯子”。

现在我手里也捧着这样一部书稿──《没有墓碑的草原》。人都有趋乐避苦的倾向，我艰难地阅读这部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痛苦的着作。此书真实地揭示出文革那个噩梦般的时期，成千上万的蒙古人是怎样被中共大汉族主义者统治的“伟大祖国”所吞噬。

原本丰美的内蒙大地，渐渐失去了它鲜艳的色彩，而代之以一幅幅黑白色的悲哀画卷：黑色是内蒙文革大屠杀的恐怖记忆，白色是无数受难者的骨骸。四十多年前内蒙民族的苦难命运，像尖锐的锥子一样刺痛我的心灵.面对这一部活生生、血淋淋的内蒙民族史，身为汉人的我们无权选择失忆，我们只能在心灵震撼之后，去和蒙古族的作者一起反思，去探寻这段历史，追究造成这惨绝人寰悲剧的制度性根源。

命运交给一个五岁男孩的角色

内蒙大草原上没有墓碑。用文字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内人党”受难者铸刻一座精神墓碑的，是出身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二○一一年，杨海英教授在日本大阪接受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奖励他“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迫害屠杀原住民族蒙古人状况”。在杨海英的微笑后面，是内蒙的蒙古族人从未痊癒的深重创伤。

这部《没有墓碑的草原》的写作，源自一个五岁小男孩的遭遇。童年的杨海英家门前有一条大路，那是乌审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的文革动乱时期，那条大路成了一条“亡灵回家之路”，络绎不绝的蒙古人带着他们被杀害的亲人的遗体、遗骨，悲伤地回乡归葬，路过杨海英的家，大都要寄宿一晚。杨海英的母亲板瓦尔按照蒙古民族相互济助的传统习俗，满心悲怆地接待来自各地的同胞路人。

五岁的小男孩不仅亲眼目睹了众多同族人的无妄之灾，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也是内蒙文革的受害者。杨海英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划分成“剥削阶级牧主”，因恐惧被逮捕入狱而逃亡。高龄的祖母被揪去日夜接受“群众批斗”。母亲和幼小的他被驱赶出家门，寄身于破旧的仓廪.

正如米沃什的诗句：“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在那里脚会踢到／亲人未曾掩埋的屍骨？”从小就成为民族与政治双重的贱民，杨海英深感蒙古人就像是待宰的“春天的羊羔”。一九八九年三月他赴日本留学，后毕业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从二○○四年起，杨海英任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主要研究蒙古民族学.

杨海英以研究本民族的苦难历史为终身使命。他採访了许多内蒙古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作为见证的第一手资料，用以探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对蒙古人的大屠杀中的人道犯罪问题.

在接受该书的汉语译者之一的刘燕子女士採访时，杨海英介绍说：“拙书的写作前后穿越的二十余年的光阴隧道，从一九九一年，母亲同我聊家常开始，到二○○四年採访亲历者百余人。渐渐地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做这方面的见证记录，纷纷向我提供信息，比如上访材料、家人照片、平反书、残疾证明，甚至亲人的遗物。每次回到家乡，他们或主动上门、或通过亲人朋友等多种途径向我提供资料。採访的方式不一，有的我直接拜访，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场所，总之，在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能够说话的地方。直到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

14人的故事透视整个民族命运

那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时代。几乎每一个蒙古人的家庭都有被捕被害的亲人。杨海英在他周围的亲友中，找不到没有在文革受过迫害的蒙古人。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採访过很多倖存者，该书重点介绍的是其中的十四位，这些人代表内蒙文革中各个阶层和不同派别.

这十四位蒙古人，除了杨海英的母亲之外，还有：曾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的图布信，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特古斯，蒙古族名医金久斗，师范学院的蒙古人造反派哈拉夫，内蒙师院教授林色，草原造反派忽日勒巴特尔，鄂尔多斯蒙古贵族家庭出身的奇琳花，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着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原图克公社书记策？哈斯毕力格图，失去全家亲人的其莫斯仁，革委会主任额尔德尼，“抗日作家”乌兰巴干，“延安派”干部奇治民。

这十四位蒙古人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身份地位。他们中有当年的满洲国东渡日本留学的民族精英，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进入延安民族学院的蒙古族青年，有出身于蒙古贵族王公之家，有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土改干部，有在文革中当了造反派进入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着名作家诗人，有的只是普通牧民。

无论这些人的背景、立场如何迥异，他们都是蒙古人，都在文革中遭受了厄运.其中不少人被以“内人党”、“右派分子”、“日奸”、“蒙特”、“乌兰夫的走狗”等各种罪名拘捕监禁、严刑拷打，在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作为死里逃生的倖存者，他们在迟暮之年给作者叙述了自己刻骨铭心的往事。此书就以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为轴心，从他们的人生命运伸展开去，从而透视出整个民族的命运.

最让读者惊心的，是作者记录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惨死的事例。如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蒙古女牧民霍兰受尽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区妇联主任的乌兰在暴力拷打至残后恶化成癌症，端庄贤淑的白玉兰被轮奸后遭到杀害……。

杨海英的母亲曾伤感地告诉儿子说：“我们蒙古人的命如草芥，命如蝼蚁啊！”着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在接受杨海英採访后指出：“中国的政治运动是一架巨大的阴谋绞肉机，几乎所有人都卷入进去，都被它惨烈地绞成肉末。”

每一份记忆都揭示大屠杀原因

然而，为什么如此惨烈的大规模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呢？此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情节、每一份回忆，每一次讨论，都是答案的组成部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大屠杀之根源。例如曾参加过造反组织的林色说：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内蒙开始的。内蒙在全国率先被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日趋激烈的中苏对立中，毛泽东早就考虑到与‘苏蒙二修’不可避免地终将一战，双方在边境线陈兵百万.毛泽东是一个疑心重重、杯弓蛇影的人，当然他事先要肃清缺乏忠诚心的内蒙人，先下手为强，除去心腹之患。内蒙距离北京仅几百公里之遥，与‘二修’陆地接壤，打起仗来，内蒙为战略要塞之地。”

除了从地政学角度分析这场大屠杀之外，被採访者还揭露了一些汉人的言论，证明文革中对蒙古人的杀戮既由于中共的极权主义政治，也源于汉人对蒙古人根深柢固的民族歧视。例如，曾直接指挥屠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说“我见蒙古人就噁心，把锡盟老蒙古全挖光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说：“把蒙古人百分之百打成内人党没错，这些傢夥死几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内蒙古地质勘探队革委主任李国道提出的挖肃口号是：“一网打尽蒙古佬！”书中哈斯毕力格图作证说，在内蒙“挖肃”运动中充当打马前卒的汉人，还返回陕西呼朋唤友，抢占蒙古人的土地。这就揭示了内蒙大屠杀的另一原因：攫取土地。

杨海英在着作中搜集了大量的中共文件。即使是承认“肃清内人党扩大化了”的中共总理周恩来，也基本上肯定内蒙屠杀：“内人党有没有？有。是有根子的，只是没那么多，有老的，有新的……，内人党同外蒙接触的，是反革命。”

汉人的良知与该书的争议性

《没有墓碑的草原》中文版于今年十一月一日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杨海英在书中多次提到锡伯族学者吴迪（笔名启之）的贡献：“北京电影学院的吴迪教授曾是从北京下放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他的《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记录土默特左旗北什轴公社的‘挖肃’之惨烈实态.”

这部作者含辛茹苦撰写的着作，诚实记录了一个民族被凌辱、杀戮的过程，承担了揭露伤口、书写痛苦的责任，为一个黑暗时代填补了历史空白，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作品。

按照尼采对历史的分类，杨海英这部内蒙文革史应该属于“批判性历史”。尼采认为，对受难者与需要解放者而言，他们批判历史，是为了现在能够生活。批判性历史试图从历史中学习，它拒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一类的犬儒主义态度，力图使灾难不再循环.这样的历史描述过去，更着眼于我们汉蒙两族的未来。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2014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