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e plays a key political role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ese in the early 1920s. A genealog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term，les damnés，reveals that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s indeed a process of cultural conjunction. The final translation of les damnés，shoukuren (suffering people)，expresses the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its orthodox narratives. Through an interrogation of its evolution，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les damnés embodies the historical intersection of two cultural lines，outward and indigenous，in the discursive-historical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dernity.
Debout!les damnés de la terre
Debout! les for?ats de la faim
——L'Internationale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国际歌》
{1}关于《国际歌》的翻译引荐情况以及各种汉译版本的考证，参见培熙：“国际歌的故事”，《人民日报》1959年4月23日;高陶：“《国际歌》是怎样翻译过来的”，《翻译通讯》1983年第3期，第37-40页;李科文：“瞿秋白与《国际歌》”，《中国青年报》1992年4月12日;秦杰、沈路涛：“响彻寰球的永恒旋律：《国际歌》及其中文译者”，《解放日报》2001年7月4日;秦弓：“《国际歌》的中文翻译”，《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12-115页;北塔：“《国际歌》：到底谁是第一个汉译者?”，《中华读书报》(网络版)2006年2月27日;等等。尤其是高陶一文中首次公布了列悲、张逃狱、耿济之与郑振铎(合作)、瞿秋白等先后翻译的诸版本全文，弥足珍贵。
{2}参见列宁：《欧仁·鲍狄埃》(原载1913年1月3日《真理报》第2号)，《人民音乐》1962年12月号，第5页。
{3}以上依据The Oxford-Hachette French Dictionary/Le grand dictionnaire Hachette-Oxford (Paris： Hachette Liv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和Le Robert & Collins super senior： grand dictionnaire fran?觭ais-anglais/anglais-fran?觭ais (Paris： Dictionnaires Le Robert; Glasgow： HarperCollins，2000)中的有关词条解释，以及Wikipedia(维基百科)所提供法语版《国际歌》的英文翻译。顺便说明一下，笔者不通法文、俄文，故本文中的相关讨论多依赖辞书(如多语种互译辞典Collins Online Dictionaries等)，恕不逐一注明。
{4}在某种意义上，瞿秋白的这一改动与鸠摩罗什大师将梵语anuttara sammyak sambodhi的旧译“无上正真道”改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既保留了佛经唱诵时的梵韵，又避免了由于草率借用汉语范畴而扭曲经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5}如果将《国际歌》视为一部革命经典，则这一汉译问题与佛经汉译过程中一些重要范畴的汉译问题多少有些类似。例如，sūnyatā(大乘般若智慧的核心理念)一词的汉译就是在经历了一番曲折后才由罗什一锤定音，意译为“空”(亦译“空性”)，为后世留下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的千古名句。
{6}参见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白毛女》(1950年修改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4页。
{7}我们不妨将《国际歌》首句的汉译与英译(Arise，ye workers，from your slumber)进行比较。当时，那位英国译者将les damnés意译为workers(劳动者或工人)，恐怕也是为了唤起英国情境下的革命主体——工人阶级的精神共鸣吧?
{8}转引自高陶：“《国际歌》是怎样翻译过来的”，《翻译通讯》，第38页。
{9}参萧三：“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纪念《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1962年11-12月)，载《萧三文集》，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327-28页。
{10}例如，周永祥(瞿秋白年谱的编纂者)认为瞿秋白当年是根据俄、英、法等文本译出了《国际歌》新词(参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30页)。实际上，只要拿瞿译《国际歌》的起首两句与法文、俄文版的起首两句分别对照一下，即可推断出瞿秋白在翻译时参照过法文本。在俄文本起首两句中，“起来”这一呼语仅出现一次。而在瞿秋白的译本中，“起来”则出现两次，前后对仗，与法文本的结构相同。
{11}据萧三，他们的译词最初登载在1924年广州出版的《工人读本》以及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发行的刊物《工人之路》上(参陈冰夷、王政明编《萧三诗文集》(译文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第32页)。此后，中国广泛流传的就是他们的译本。不过，笔者疑心，北伐时期及此后流行的《国际歌》并非单纯的萧陈译本，而是萧陈本与瞿译本“合流”的版本。例如，诗人蒋光慈192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短裤党》是以《国际歌》结尾的，其所录歌词首句与萧陈译文相同，而“旧世界破坏一个彻底，新世界创造得光明”一句则与瞿译本更为近似(参《蒋光慈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03-04页)。而且，笔者认为萧陈本在瞿译本之后，并可能参照了瞿译本。仅以首节中“满腔的热血”一句为例：“热血”一词在法语版《国际歌》中原为“理性”(raison)(绿原先生注意到了这个重要问题)。笔者查对了俄语版《国际歌》，亦译为“理性”(разум)。此外，瞿译本之前的汉译版本中，除张逃狱译为“公理”外，其余均译为“理性”(参见高陶文中公布的有关版本)。“热血”是在瞿译本中首次出现的，可以说是瞿秋白在翻译中所做的一个重要改动。这一改动是否妥当，另当别论。问题在于，瞿译本之后才流传开来的萧陈译本中也将“理性”译为“热血”，这很难说成是偶然巧合。
{12}仅就这一点而言，萧、陈的翻译就不能说比瞿秋白的翻译更忠实于法文原版。令人费解的是，萧三从未对这一顺序颠倒的原因作过任何解释。不过，这样的顺序安排似乎也非离经叛道之举。例如，美国左翼出版商Charles Hope Kerr于1900年翻译的《国际歌》英文版起首两句(Arise，ye prisoners of starvation! Arise，ye wretched of the earth!)就与萧三版《国际歌》的起首两句顺序相同(参Little Red Songbook，31st edition，Chicago：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1964，p18)。
{13}当然，考虑到“罪人”亦有“罪犯”这一层司法涵义，我们也不完全排除萧、陈当时望文生义而将les for?觭ats译为“罪人”这一可能性。
{14}在中国文化中，“罪”的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最初传入至少可以上溯至东汉末期(参Wolfram Eberhard，Guilt and Sin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17)。随着佛教的大众化，“罪人”也逐渐成为一个生活化了的范畴。在民间影响广泛的“佛门孝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疑伪经)中，“罪人”是与“地狱罪报”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范畴。例如，经中云：“或有地狱，取罪人舌，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参见《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1964]，以下简称《大正藏》，第13册第412经，第782页)在歌剧《白毛女》的早期版本中，佃农女喜儿被黄世仁奸污后生下了孩子，觉得无颜再见乡亲，曾为此而自责为“罪人”(参见《白毛女》[六幕歌剧本]，香港海洋书屋1948年，第107页)。
{15}然而，作为宗教范畴的“罪人”，或许充当法文词汇pécheur/pécheresse(sinner)的对译词更为恰当一些。
{16}萧三：“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载《萧三文集》，第328页。
{17}参见萧三：“《国际歌》歌词修改说明”(1939年1月15日)，载《萧三文集》，第317页。
{18}沈宝基将中译本更名为《巴黎公社诗选》(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这个全译本后来亦收入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沈译《国际歌》的一个显著的改动就是Internationale的音译：他将“英特纳雄纳尔”(贴近俄语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的发音)改为“因呆尔那西奥那尔”，使之更贴近法语发音。
{20}何振华：“百年沈宝基”，载《新民晚报》2007年11月13日。
{21}转引自《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第113页。
{22}例如，安息高僧安世高翻译的《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中描述了地狱中“受罪众生”的诸种苦痛(参见《大正藏》第17册第724经，第450-452页)。歌剧《白毛女》中，被黄世仁霸占的喜儿曾有“受罪的日子好难过啊，压折的树枝石头底下活”的唱段(参《白毛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23}参见《萧三文集》，第322-23页。
{24}另外，萧三还将副歌中的“英特纳雄纳尔”改为“共产主义世界”(参《萧三文集》，第323页)。这一改动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
{25}张光年：“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在《国际歌》作词者鲍狄埃逝世七十五周年、作曲家狄盖特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音乐》1962年12月号，第10页。
{26}参见《萧三文集》，第330页。然而，后来萧三则表达过对《国际歌》“人民音乐本”中所作修订的强烈不满。1979年，他在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提纲中写道：“修改也不和我商量。其实基本上和原来没有大的不同。”“究竟哪里不‘确切’?!85—90%是原来的。”“‘一无所有’是我自己改的。……英特纳雄耐尔，改一个‘耐’字，实不可‘耐’!”(转引自《萧三诗文集》，第33页)可惜，从诗文集编者公布的这些文字片断中，我们没能找到萧三对“受苦的人”这一改动的任何评论。
{27}参见于光远：“二十多年前关于修订《国际歌》译文的一场争论”，载《随笔》(杜渐坤主编)2000年第4期，第50页。
{28}为此，于光远不无挖苦地评论道：“我知道胡乔木在清华学的是外国文学，本人也喜欢诗。我本以为他能够改出一两句好的歌词出来，那次修订我觉得他的本事也不过尔尔，多少有些失望。”(参于光远：“二十多年前关于修订《国际歌》译文的一场争论”，《随笔》，第51页)事实上，胡乔木在清华上的是历史系。后来，于先生专门纠正了这一失误(参于光远：“《国际歌》中译文改动真相——我和胡乔木的一场争论”，载《学术界》2001年总第86期，第114页)。
{29}于光远：“二十多年前关于修订《国际歌》译文的一场争论”，《随笔》，第51-54页。于先生可能并不知道，“一无所有”的译法其实是萧三提出来的(参见《萧三诗文集》，第33页)。
{30}当然，笔者认为这一内幕的可靠性尚值得推敲。于先生回忆的是1958年左右的争论，而“人民音乐本”直至1962年才正式公布。期间，胡乔木的政治生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961年8月，他以病休方式离开了中国政坛(参见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0-52页)。
{31}例如，《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佛说：“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参见《大正藏》第13册第412经，第780页)《白毛女》中，逃入深山的喜儿亦有“山洞里苦熬三年整，我受苦受罪白了头”的唱词(《白毛女》[1962年修改本]，载《贺敬之文集·歌剧歌词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32}武立金：《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80-81页。
{33}除了“苦”(梵文duhkha)这一核心范畴外，佛教典籍中对“受”(梵文vedanā)及“受苦”等范畴的内涵亦有专门阐说。例如，《大乘五蕴论》中解说“受蕴”(参见《大正藏》第31册第1612经，第848页)，曰：“受蕴。谓三领纳。一苦二乐三不苦不乐。乐谓灭时有和合欲。苦谓生时有乖离欲。不苦不乐谓无二欲。”《成唯识论》卷五中解说“三受”(参见《大正藏》第31册第1585经，第27页)，曰：“领顺境相。适悦身心。说名乐受。领违境相。逼迫身心。说名苦受。领中容境相。于身于心。非逼非悦名不苦乐受。”《菩萨地持经》卷八提到：“从地狱乃至一切苦受相续。是名受苦。” (参见《大正藏》第30册第1581经，第937-38页)这是相对狭义的“受苦”。在更为广义上而言的“受苦”，则是佛家所谓“一受”(“一切诸受悉皆是苦”)或“一种苦”(“一切众生皆堕集苦”)。例如，佛教早期经典《杂阿含经》卷十七中就记载了尊者阿难等比丘罗汉问受的故事。佛在不同场合既讲过“三受”，也讲过“一受”、“二受”乃至“无量受”。所谓“一受”，佛说：“以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行变易法故。”(参见《大正藏》第2册第99经，第121页)另外，需要说明一下，“受苦”也是汉语基督教的重要语汇。例如，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翻译修订的汉语经书《天主教要》中曾描述四重地狱，其中已见“置之此狱受苦”的说法(参见梵蒂冈图书馆《天主教要》藏本，转引自张西平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不过，这显然是耶稣会士借用具有佛教底色的汉语范畴来表达其教义的结果。这种有意无意之间的“文化适应”更早则可上溯到景教(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借佛附佛”的传教模式，如其文献《序听迷诗所经》就是一个范例(参见龚天民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0年]的有关讨论)。十六世纪晚期，罗明坚、利玛窦等首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最初也是以(西天竺国)“僧人”面目登陆。他们在肇庆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名为“僊花寺”。后来，在瞿太素的点拨下，利玛窦改采“合儒”的策略，易儒服，称“道人”。同时，对佛家的态度则转为“辟佛”(参见罗光：《利玛窦传》，载《罗光全书》第28册，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33-38、65-67、179-93页;及前引张西平著，第186-95页)。为与释门划清界限，利子在其所著《天主实义》中阐述地狱罪报思想时刻意地尽量避免使用“受苦”，而采“受不息之殃”(上卷，第27页)、“受重祸灾”(下卷，第30页)、“受地狱常永之殃”(下卷，第32页)之类的表述(参见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重刻本，收录于【明】李之藻等编《天学初函》第一册，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版)。然而，这一权宜性的努力看来并不成功。同治元年(1862年)刊行的基督教通俗刻本《古今圣经问答》就是一个例子。书中关于“原罪”的解说提到，罪“生永死，就是下地狱，永受苦” (参见《古新圣经问答》，涂宗涛点校，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5页)。今日，“受苦”已是汉语基督教的核心语汇之一。《圣经》中所谓“受苦”，最初的希伯来文(《旧约》)为yasar、ana、sarar等，希腊文(《新约》)为anecho及pascho，法文则为souffrir(及souffrance)。《旧约》、《新约》中有关“受苦”的论述，请参阅唐崇平著《基督教信仰实义》(台北：真道之声出版社，1992年)中的“受苦”词条。
{34}参见绿原：“《国际歌》的几种文本的比较”，载《随笔》(杜渐坤主编)，2000年第1期，第139页。
发表于 2014-11-4 09: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