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文革“太史公”徐振保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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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文革“太史公”徐振保访谈录

徐振保 口述
王芳、林升宝 采访整理

按：本篇选自徐振保编《复旦大学大字报选》，此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项目《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中的第二套（上、下册），全套资料汇编由金光耀、金大陆主编。已经编印的第一套是金光耀整理的《叶昌明工作笔记》，按计划正在进行的还有金大陆、吴健熙编《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金大陆编《上海红卫兵大串联史料选》、徐振保编《复旦大学“文革”大事记》等。

整理者按：徐振保，1943年生，安徽徽州人。复旦大学1962级历史系学生，上海市中学高级教师，园丁奖得主，上海市教科研先进个人，上海市钱币学会会员。还喜好收藏生产、生活用具。著有《中外文化交流记趣》《中国茶文化漫谈》《中国节日大观》。本次采访时间为2012年7月26日下午，地点即徐振保家中。

历史眼光：萌发保存复旦文革资料之志

我是1968年从复旦毕业，被分到上海教育局，后来到江苏省溧阳县河口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干了两年，1970年回上海，被分到嘉定来教书，2003年退休，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1966年时，我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当时复旦是五年制的。
我是学历史的，复旦给了我历史眼光。因此，我既关心历史又关心政治，因为现在的政治就是将来的历史。我曾想了解1949年后的那些政治运动，比如说土改，要查找资料，能查到什么呢？！除了官方的文件以外，其他的资料，就找不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缺陷。后来我知道，延安时代，就有外国人随工作队下到村里面去，他当时的详尽记录和调查就非常有历史价值了，能从一个点来反映农村土改的过程。西方人研究历史，有个传统，就是注重微观，而我们中国缺少这种东西。我读书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促使我想到，保存重大政治运动中某个点上的资料，绝对是件有意义的工作。
1966年5月31日，我回到复旦。之前我在横沙岛搞“四清”运动。6月1日，全国的“文革”之火烧起来了。我当时就有一点小小的敏感，觉得这可能是对中国将来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运动。因此，我决定做收集保存基层运动资料的工作。我庆幸我是复旦学生，因为复旦是上海最有影响的学校，复旦运动是当时市委重点抓的“点”。它势必会对整个上海市的文革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收集保存复旦文革资料就更有意义了。当时我很清楚，这将是一项枯燥的工作，要做好它，那不是花一点点时间的事。我这个人没有特大的聪明，历史眼光还是有点的。我认准的事，能坚持做，做好它。在他人看来这是件成功机率很小的事，我却认准一定能成功。
我是普通学生，高层的事情我不可能参与，我只能记录面上的东西。但面上的东西很重要，它往往是深层次的东西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我能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记录每天的动态和大字报，重要的大字报，我都一字不漏地给抄下来，蛮辛苦的。谭启泰、欧阳靖的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有万余字。我当时根据自己的眼光判断，对大字报是有取舍的，反映运动走向的大字报，比如运动之初批陈传纲（文革前复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的要保存；反映造反派与保皇派论战的大字报要保存；上海市长曹荻秋在复旦的讲话更要保存。

“退隐江湖”：编选工作得到复旦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

1966年8月18号，毛主席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晚上8点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件事。复旦外文系的孙月珠登上天安门城楼，马上给学校里那些主张造反的人发电报，复旦持造反观点的人受到莫大的鼓舞。
我当时已经上床睡觉了，被同学给拉起来。我们就到草坪上去，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写出历史系最早的造反大字报，并给毛主席发去致敬电，说我们听从您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后来，复旦造反派中有个出名的组织，叫“前卫兵团”，主要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我的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就是在小镇开个小店，另有几亩土地出租。1956年合作商店的时候，我家小店的资本才108元。我有个南京籍同学，姓郭，跟我的出身相类似。我们俩都是班上的政治小组长，政治小组长就是开会时的召集人，指导员有什么任务布置给我们，我们就组织小组成员学习。我和郭与班干部（也是系里的学生干部，保守派骨干）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我们造反后，班干部马上找我俩谈话，说起反右斗争。当时学校正在放反右的电影，杨西光这个人还是很有头脑的，放这个电影就是给学生一个警告。班干部要我们公开宣布退出造反派，想借此给造反派一个打击。我们最后作出的决定是不参加造反派的活动，也不写退出说明，静悄悄的，使双方都能够接受。这件事对我有一个好处，我就能够全身心地抄我的大字报，收集资料了。
我关注复旦每天的运动，有时也离开复旦。如9月份到北京大串连，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接见。那时，大家充满政治热情，没想过去爬长城，而是到北大、清华、团中央等处看大字报。我因惦记着复旦的文革状况，在北京待了五天，就回复旦了。
我是安徽人，我中学的同学到复旦串连，一次一次地邀请我到合肥去串连，盛情难却，我也想去外面跑跑。因为关注的还是复旦文革的动向，去了三天我就回校了。11月初，复旦党委以“三秋”劳动（秋收、秋耕、秋种）为借口，把学生赶下乡，希望借此给复旦文革降降温。这期间，复旦造反派在团委前静坐，接着又发生“11•8”抢黑材料事件，我未亲见，是个大遗憾。不过，我离校期间曾关照要好的同学把复旦的文革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记录，以保证记录的完整性。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造反派的日子就好过了。造反派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保皇阵线开始瓦解。在这个形势之下，我有个行动。我想我的工作如果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开展起来会更顺利，而保皇派是不可能支持的，因为我是在私家修史，何况我持造反立场。我相信造反派会支持我，因为我记录他们的足迹，为他们存史。1966年11月底，我就在复旦的大字报栏（即所谓的“南京路”），贴出倡议建立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征集小组的大字报，希望做保存资料的工作。各造反组织果然支持，一些同学报名参加。最初的征集小组有十来个人。资料收集整理是件耗时、难见成果的工作，喜欢冲冲杀杀的人坐不了冷板凳，离去了。这个小组只剩下我这个“光杆司令”，我坚持下来了。
3月初，学校著名的造反组织红革会（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三司（红卫兵上海市第三司令部）、东方红公社掌权了。他们将10号楼（文革前是留学生宿舍）的一间拨给我，作为我收藏资料和办公的地方。此外，还向我提供文具、纸头、油印设备。没有造反派的支持，复旦文革资料是不可能得到油印出版的。

五种资料：“复旦文革资料征集小组”之成果

到了1967年3月，我就想，总要拿出一些成果，让人家觉得你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有一个观点，你不要要求人家怎么样，不要抱怨这个不公那个不公。你把工作真正做好了，拿出成果，人家自然会尊重你。我想我能够拿出什么成果呢？我觉得我第一样能够拿出的是《大字报选》。因此，我就把1966年6月文革开始到1967年3月份的复旦大字报，编了一个目录，有影响且能反映复旦文革动态的均被囊括在内，不仅选录了造反派的大字报，也收入保守派如“红缨枪”的大字报。我不知道这个目录是否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就把它贴在复旦的“南京路”进行公示，请大家评论。想不到得到大家的认可，支持的呼声极高。我想这是我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立场决定的，因为我不偏袒任何组织和个人，唯真求实，同时注意到全面多角度地反映历史面貌。1968年5月，复旦文革大字报选第一辑内部出版散发，署名“史红战斗组”。其实，这组仅我一人。起“史红”之名有点赶时髦，意为记录红色历史。我的同学顾晓鸣还专门为我刻了一方“史红战斗组”的图章。
继大字报之后，我想编写《复旦文革大事记》，为后人留下基本线索。因为我每天都有记录，编写没什么难度。难的是怎样记述，我想起孔子作《春秋》，写鲁国编年史，他记事不评说，高明的是褒贬在其中。我也尝试这样写，水平如何，就让读者评说了。
又过了几个月，我又编了新的大字报选辑。我决定把编写资料的截止时间定在1968年1月25日，也即复旦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到这个时候大字报选编了三辑。
复旦文革的重大事件，大字报选、大事记中只有点滴反映，无法令人了解来龙去脉。怎么办呢？我想起历史体裁中的纪事本末体，我决定利用这一体例反映复旦文革重大事件，编写《名词解释》，如“8•25”大串连、“11•8”抢黑材料、“1•28”炮打张春桥，介绍事件的始末。复旦文革中产生的一些特殊名词，如“南京路”，后人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应作一介绍。《名词解释》于1968年4月编就，119条，近10万字。
文革中，各级党政组织机关受冲击，毛主席对文革的领导，主要通过电台报刊实施，“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的社论文章成为文革指挥棒。无论当权派还是保守派、造反派，都通过研读“两报一刊”上的社论文章，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若把复旦文革置于上海乃至全国的大背景中考察，我认为有必要编一份左右文革大局的报刊社论文章的索引。于是，1968年7月油印出版了《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报刊重要社论、报道、文章篇目索引》。
毛主席的重要讲话，那是“文革”的灵魂，是各派千方百计要了解的信息。他的有些指示会在“两报一刊”上用黑体字标出来，一些关于地方的指示，中央的报刊不一定登，而会登在各地群众组织的小报上，比如关于青海的指示，小报上就有。这些是了解“文革”走向的重要途径。我认为没有人会吃了豹子胆敢来伪造“最高指示”。因此，我就尽可能地收集在小报上刊登的毛主席对于各地的“最高指示”，连同“两报一刊”上公开发表的“最高指示”，合编起来，于1968年7月油印出版，标题为《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资料之一：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记录了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讲话到1968年7月发表的“最高指示”，计11.3万字。
以上我编的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共五部分：毛主席重要指示，报刊重要社论、报道、文章篇目索引，大字报选，大事记，名词解释。这些资料的刻印工作，全由我承担。在毕业前，要完成收尾工作，尤其是大事记的刻印，靠我一个人，恐怕来不及了。我就向学校的造反派“求援”，希望派一些老教授来帮忙刻写，他们同意了。因此，一些能刻写的教授就到我这里来“服务”了。他们也蛮开心的，因为不用扫厕所，也不用挨学生的批斗了，对他们是种“解脱”。每天到我这里，安安静静的，能刻多少算多少，没人打扰他们。其中刻得最好的是历史系的吴杰教授。你不用担心他们会刻错，起初还检查检查，后来就“免检”了。就这样，大事记的刻写工作如期完成了。
1968年7月，我要离开学校了。五种资料的编印工作，最终在我离校前按期完成。不得不提的是，有一些同学帮了我的忙。比如封面就是我的一个刘姓同学设计的，他美术字写得好。我那个南京籍的郭同学也帮忙刻了一些，我有时还请他看看资料，提意见。上海的姜同学还住进了我的工作室，我有事都同他商讨。最后，每一样资料我各印了500份，每一份都是我亲自装订，再由当时的复旦出版科切边，最后，我再分给自认为要给的人和组织，譬如复旦造反派的头头，各系及学校图书馆等，还有我的一些同学。我想终归有人会留存下来的。
复旦文革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写工作，是很辛苦的。同学们都看在眼里，也知道这些资料的价值所在，就给了我一个“封号”，称我为“太史公”。那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我哪敢担当呢？我清楚这是同学们对我的支持，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我很高兴接受这个称号。同学中至今仍有称我为“太史公”的。
离校前，我还做了一件事。我在10号楼的那间工作室储存了大量资料，包括传单、小报等，其中就有复旦党委大字报组收集的一些。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呢？1966年12月初，复旦党委垮了，这些资料就到了造反派手里，后来又到我这里来了。所有这些资料，有的是原件，有的是抄录件，很有价值。我想得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当时堆放得乱糟糟的。我就做了初步的整理，有双份的，去掉一份，保留一份；涉及到人的材料就一一归类，杨西光的材料最多，有二三十册。时间上很仓促，我不可能按时间顺序整理了。达到一定厚度就装订成一册，最后装订了八、九十册。多余的就卖到废品收购站，有两、三百斤，六分钱一斤，卖了十几块钱。

几经波折：全部资料“定居”复旦档案馆

离开学校后，我到农场去接受再教育。这些资料有几百斤，我不可能把它们带过去的，就要找一个寄存的地方。我在上海没有亲戚，但我有个同乡，人非常好，住在人民路，住的房子只有十几平米，还有三、四个子女，他同意我把资料放到他那里去。真很为难他了。1970年7月份，我从农场分到嘉定工作，就马上从老乡那里把东西取了出来。我请嘉定的一个亲戚帮忙，他用自行车载了三次，才把东西都搬过来。我还要感谢我爱人，我穷得像个要饭的，但是她接纳了我。我们的房子虽小，但总算有一个住处。这些资料就被安置到阁楼上去了。我坚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能见天日。
八十年代初，复旦校史组来找我，我就知道是关于这批资料的。复旦当时在搞“清查”运动。“清查”要有资料啊，有人告诉他们在嘉定有我这么个人，他们就找到我了。来了两个人，我说这些东西现在能够发挥作用，我也蛮高兴的。他们写了个借条，又专门开了个小车子来，把我复旦文革的资料几乎全部借走了，这是1983年11月12号。
后来的事情就让我想不到了。在资料被借走之后没多久，复旦来信，说有意把我调到复旦图书馆。当时调工作是非常难的事情，我说我的家庭基础在嘉定，家里还靠我，我到复旦去了，家兼顾起来就困难了。后来他们说你爱人也能来，我爱人是中学教师。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啊。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些资料被借到复旦后，复旦的一位党委书记说：“哟，这么多资料，保存得这么完好！”上海市“清查办”的负责人看到这批材料，也震惊得不得了。可是，我调复旦的事后来就“黄”了。因为那位党委书记调到山东大学去了。由复旦文革资料引发的这一番波折，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越发坚信这些资料的价值了。
复旦借去我的资料，十年没有下文。我去信母校查问，得知清查工作结束后，资料转到校档案馆。我要求归还，学校复信说：这批资料保存在校档案馆为宜。言下之意是要我捐赠。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批资料的下落，复旦同意我去档案馆查看。我发现损失不少，杨西光等的个人资料没了，《红卫战报》也没了。所幸大部尚存，专门存档。我很清楚，我不可能追回损失的部分了，要复旦归还，也没有希望了。当年我收集资料，就是为后人研究复旦文革史提供方便。这些资料确实以存放在档案馆为宜。由个人保存会有许多不测，水灾、火灾都会毁坏资料；我过世，资料保存也是问题。但母校以这种方式获取我的物权，让我不爽。不过，我只能接受现实，予以捐赠，也算我为母校作点贡献。1997年《复旦档案工作》刊登我捐赠资料的消息，并附有一个长长的清单。
后来，有些教授甚至年青的学者都因为研究复旦文革找过我。金光耀教授和金大陆研究员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说要编上海文革资料，为今后的文革研究留下一些最基本的文献。我说你们现在做的工作，就类似古代那些藏书家的工作，藏书家千方百计地收集对社会有影响的各种资料，为保存这些文献，出资刻印传世。我说你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金教授说今年准备将《大字报选》、《大事记》和《名词解释》纳入编印计划，这件事对我来讲，蛮开心的。一来，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二来，这个事对社会有益。只是最好签一个协议，以保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还有个事可以谈一谈。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在写《复旦往事》时，曾来找过我。当时他建议我写复旦文革史，我认为要写好，就得有个宏观的、深层次的了解，我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过，我收集到不少复旦文革奇闻轶事，收在我编写的《文革奇闻录》中。你比如说，《贪吃的红卫兵》一则，记的是复旦文革之初，红卫兵“斗鬼”的事。7、8月份，热得不得了，有人就给“牛鬼蛇神”递了一瓶橘子水。那个台上的红卫兵说，“给‘牛鬼蛇神’吃什么橘子水啊，我来吃！”结果一吃，马上吐出来了，是辣椒水啊！哈哈。这件事蛮有趣，也从侧面反映了文革光怪陆离的一面。再比如说，复旦文革之初就有考教授的事。我们班的同学就考谭其骧，方式还是蛮斯文的。出考题的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他让谭其骧默写四川省的县。200多个县啊，结果谭其骧交的卷子让我们大吃一惊！全部默出来了，而且一点都不乱！大家佩服啊，这叫硬功夫。
我写的这些都是有根据的，也有点像《世说新语》的写法。说的都是小事，但历史正是因为这些小事才更加生动的。正像我讲课一样，不增加一些跟课本相关的、有趣的故事，学生是要打瞌睡的。我编写历史，就想通过这些细节，让读者对历史产生更多感性的认识，也对文革多一些了解。

[被采访人简介]：徐振保，一名收集复旦文革资料的复旦学生（被采访人自称）。
[采访者简介]： 王 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林升宝，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昨天》第三十四期
2014年5月30日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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