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美：长篇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连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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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回忆录《秋梦追思》

作者：范正美

第二章　旌悬院校

　　推动我是很困难的，叫我停下来也不容易。

　　——［法］让•雅克•卢梭

　　不是根据观念来确定国家的性质，而应该就国家的实际去了解它。

　　——［英］哈罗德•J•拉斯基

　　事物的演变总有一种逻辑。看似混乱不堪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规律，进而规定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逻辑；我在文革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这种逻辑，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呈现出逻辑性、过程性及其自身特点。

　　哈军工的文革积极分子，在八月初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并打着大书“造反有理”的红旗，到各大专院校去煽风点火，各个院校的文革造反派，也在积极地串联，在这种情势下，不少院校也相继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在哈尔滨第一次掀起了红色风暴。但是，哈师院并未因此一触即发，还躁动于母腹之中。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8月6日到哈师院，遭到了在院党委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围攻。围攻的人们根本反对毛泽东三十年代“造反有理”这句名言。他们说：“造反有理是反动口号”，“单提这四个字没有阶级性”，“这是毛主席在白色恐怖时期提出来的，现在过时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你们造谁的反?”有的人甚至还在“造反有理”的横幅旁边贴上了“人民江山坐得牢，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的白纸字条。人们采取了各种手段，毁他们的旗，分割他们的队伍，实行分片包围，一个个堡垒清剿式的围攻。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从哪里进来，还从哪里滚出去!总之，绞尽脑汁，穷其能事，百般刁难，杀气腾腾。他们大讲三段论：

　　造共产党的反就是反革命（大前题）

　　共产党的地方党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小前题）

　　所以，造共产党省委、学校党委的反就是反革命（结论）

　　哈军工造反团两次到师院点火，两次遭到围攻。表面看，师院还是那么平静，园内绿树摇着轻风，鸟儿在空中安详而自在地飞翔，不时还发出一声清脆的叫声，但就是很难见到面带春风的师生。然而，哈军工播下的火种在悄悄燃烧，造成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也正在起着作用；他们的做法对我们的鼓舞极大，激励极大。对我来说，这个反是造定了。但是，我盼望着有人领着我们干。

　　哈师院内正在蕴酿着一场大的搏斗，目前是可怕的平静。不过还没有人揭竿而起。

　　社会运动常常是这样的：当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人们的心潮首先激起一片狂澜。此时此刻，人们由前20来天的大反复，面对目前的纷争，感到呼吸急促，热血奔涌，思绪翻滚，巨大的热浪在胸中撞击。人们在脑海论辩：师生们起来揭发党委问题，明明是毛主席亲自发号召，中央有《五•一六通知》，中央报刊、中央电台成天连篇累牍地发文章、播讲话，基层党组织层层作动员，群众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东风浩荡，希望在前。7·16之后，忽然西风大起，广大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言之有据，论之有理，一夜之间竟然成了“混水摸鱼”的“反革命”、“右派”，这在公理、逻辑上，实在说不通；如今对此造反，确实有理，应该支持。但是，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口口声声要造共产党省委的反、要造院党委的反，这怎么让人心理承受得了。然而，听说目前全国都是如此。要么参加造反，要么站在党委、工作组一边，中间的道路似乎难以为继。可又说拥护共产党、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这反怎么造呵？

　　这取舍、抉择如此扣人心弦：它紧紧地同人们的人生观、政治观、社会观相撞，与人们的家庭出身、个人阅历、知识和认识难分，和人们的安危、前途及政治良心紧扣，跟人们的国家意识、社会责任、道义感密不可分，因运动中的际遇而难于割裂。史无前例，无可借鉴，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它是那样触及灵魂，令人寝食不安。人们感到，群众中的裂缝在急剧地扩大，不久就会形成难以弥合的鸿沟。然而，游移的时间不多了。

　　“我怎么办？”在当时政治挂帅、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关乎个人前途与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果断地作出明确地回答。

　　说心里话，哈军工造反团到哈师院来，正义在握，威武雄壮，颇有点大无畏，却又像大老粗进了学府门，一路的粗话，显得相当粗俗。他们高呼：“钢气节，英雄胆；撒热血，捍江山。”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高唱“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这些话，壮怀激烈，豪气冲天，可又多少带着粗俗，或有一些流氓的习气，形而上学，绝对化；还有，他们一边又走又跳，一边又喊又唱，既不是文艺表演，又不是文明讲演，更使一些人感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令人不可理解，一时难以接受。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十五年的高等师范学府，这些文质彬彬的老师和学生哪能见过这样的世面。那些有这样那样政治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或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受过伤的人，更是躲得远远的，害怕遭了连带，抖落不清。但是他们也有一种新鲜感、庆幸感，趴在门缝里观察，或暗自打听，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我的初始印象也是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认为他们胆壮、豪气，敢于喊出自己的心声；另一方面，又觉得未免有些俗气、偏激，有些口号片面性很大，不能服众，让人感到害怕，是非界限模糊。可转而又想，目前这种万马齐喑、一片白色恐怖的局面，没有他们这股子冲劲，求全责备，是万万不可能打破的。毛主席也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处处周周到到，人人全全面面，什么毛病也没有；毛主席还说，看待革命运动一定要看主流、看大方向。是啊，只有他们如此大呼大叫，才能使那些逆文革潮流而动的领导人看到：天底下原来还有那么一些不怕压、不怕死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检点儿。于是，我盼着哈师院也有这么一些人，来打破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

　　1966年七月至下旬，白色恐怖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到了八月，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当时的我们，是在极度欢愉、兴奋、激励之中度过的。不过，回忆的思绪，还得从北京说起。

　　如前所述，文革进入各个单位之后，特别是北京，连中学生也深深地卷了进去。这是因为北京有极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其卷入之广度和深度都在全国之首。

　　历史线团的初端是，针对工作组组织人压制给学校党组织和工作组贴大字报的人的做法，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早在1966年5月29日就秘密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他们影响下，6月初，北京许多中学，如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等也相继成立了诸如“红卫兵”、“红旗”、“东风”、“卫东”等秘密学生造反组织。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他们庄严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愿意洒尽最后一滴血。”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工作组，大呼工作组镇压群众、镇压革命；他们越是这样，工作组越是压得厉害，令他们窒息。于是，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便掀起了撵工作组的运动。

　　6月20日前后，北京各校的反工作组的情绪达到高潮。有39所高校相继赶走了工作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认为：“6月20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适当的时候就是要反击的”。于是，在刘邓指挥下，在全国掀起了所谓“反干扰运动”，对立也就愈演愈烈。

　　我在下面就会讲到，根据当时刘邓批发的中央文件和他们的指示，中学生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工作组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他们认为，这是地下活动，已经超出正常的活动范围，是地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甚至认为这是非法的地下反革命组织。于是，他们大会小会给这些行为上纲上线予以严厉批判。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面对生与死的搏斗，人们在绝望中就会毫无顾惜，把生的希望寄托于最后的反抗，其呼喊之声便愈加壮丽动人。古往今来，国内外概莫能外。这无需什么人教，这是人的本能的反应。

　　在工作组的高压下，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于6月24日，自发地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写道：

　　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

　　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的乱乱的，越乱越好。

　　这张大字报很快传到北京各大学校园，引起各院校工作组的大怒。北京地院附中和北京25中的红卫兵组织都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而加以强行解散。

　　工作组的这种高压，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当时的红卫兵屈服，而是越压反劲越大。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以《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题，写出大字报，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革命造反理论，重申革命派不怕压，不怕关，不怕杀。7月27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组织贴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首先引用了毛泽东30年代在延安讲话的那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大字报里再次表示：“我们，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那么就一反到底。”与此同时，他们还给毛泽东写信。红卫兵的大字报及其受压的状况，毛泽东得知后，于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们的两张大字报，以及给我要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地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小康同志在7月25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红旗战斗小组”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这封信，不到五百字，在我当时看来，它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睿智，寄托着对青年的期望和嘱托，闪耀着革命辩证法，读起来深受鼓舞，又领悟革命者应有的胸怀和义务。因此。这封信的内容文字我经常咏诵，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可以想象，毛泽东的这封信在清华附中一公布，犹如一声春雷，又像一棵重磅炸弹在北京炸响：工作组被否定了，红卫兵及其革命造反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也就是得到了我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支持，红卫兵们如同拨开乌云见青天，感到小鬼解放了!于是，各个高校以至于机关、团体中的造反派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红卫兵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在全国纷纷成立。毛泽东成为受压制的造反派的救星和统帅，毛泽东在青年学生中的威望空前高涨。不过，毛泽东的这封信，传到我们之手，已经是在八月上旬的事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计，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8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说：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警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不言而喻，《十六条》这些论断，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肯定了我们前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我们是何等的兴奋。

　　“我们获救了!”

　　“我们解放了!”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毛主席万岁!”

　　这些话语便从我们心底呼之而出，变成震天动地的口号。这不需要领呼启迪，也不是一般的呐喊，而是我们真正的心声。我们心中被压抑的革命豪气顿时都释放出来了，感到从未有的开心、舒畅。我们第一次理解什么叫做解放，第一次感到毛主席离我们最近，对我们最亲。全国沸腾了!哈师院沸腾了，造反派，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互相拥抱，欢呼跳跃。那种欢欣鼓舞，那种热烈的场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用笔墨来描绘的，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此之前，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刘、邓这次检查言不由衷，语意模糊，并且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通过中央的，他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是，他们毕竟承认“派工作组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说明，他们在群众潮流面前退缩了，从而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毛泽东，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不要小瞧这一进一退，它标志着文革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刘、邓及其跟随他们指示干的基层党组织从此之后，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反击之力了。这一点我将在最后来论述。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也讲了话，基调在我们听来，同刘邓是迥然不同的。他语气明快、坦诚、流畅、自然。周恩来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即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教育革命的任务。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主席台，接见了与会代表，把这次会议推向顶峰，使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新的转折，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我们理清历史的初始线端之时，有必要增添一句：周恩来在青年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忠于毛泽东，紧跟毛泽东，为文革推波助澜，自始至终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保护造反派。在文革初期，也就是造反派处于少数派、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同陈伯达、江青等人出面讲话，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对造反派表达了诚挚的感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鲜明、难忘的印象，在我们心中竖立起高耸的丰碑。他在许多群众大会上，激动地站起来指挥大家高唱《东方红》或者《大海航行靠舵手》，留下了珍贵的镜头和不能磨灭的记忆。读者将看到，从一开始，周恩来就旗帜鲜明地站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一边，支持和保护黑龙江省的造反派，有力推进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北京这次会议的精神很快传遍全国。我们在兴奋之中。然而，天高皇帝远，北京的革命火爆，《十六条》的颁布，并没有把哈尔滨市、把黑龙江省的文革立即引爆起来，特别是哈师院还是那么冷清。我和杨桂宾、魏醒学等人商量，我们应该也把哈师院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重新烧起来。这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毛泽东关于革命不是外部什么人加进去、也不是几个人一煽动就爆发革命的道理。一个单位的革命光有外部力量还不行，只有依靠内部自己干起来才行。于是，我们认识到，哈师院多么需要自己把文革搞起来。但说实在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将由我们出头来做。

　　我领头扯旗造反，事出偶然。

　　1966年8月9日晚，我和魏醒学等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礼堂参加他们的造反有理大会，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群情激昂，许多人愤怒地指出，省委7?18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主持人要求参加大会的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对此表态。陈剑飞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今天这个大会开得好，大家给省委提出了许多批评，表现了同学们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革命精神。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省委7?18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委向各高校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大会开得好!”他的话就这么几句却嬴得与会全体师生的热烈鼓掌，使与会人们感到极大的满足。于是主持人便宣布大会胜利结束。

　　我和魏醒学感到由衷地高兴，在回学院的道上边走边说。那时候，我们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几乎全部依靠两条腿，自曰乘坐11号公共汽车。我们极度兴奋，他一言我一句，两条腿走起路来觉得格外的轻松，迈步格外高远。我说：

　　“哈师院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省委7?18大会没有否定，至今还是冷冷清清，必须连夜把陈剑飞的这个讲话精神向全院师生传达。”

　　“对!”魏醒学兴奋地挥了一下拳头。

　　我说：“咱们现在回去就把人集合到礼堂，立即开大会，以传达陈的讲话的名义，把哈师院的文革烈火点起来，怎么样?”

　　魏醒学说：“好是好，只怕太晚了吧?”

　　“不晚”，我看了看表回答说，“不到十点呢。革命吗，只争朝夕；早一天，师院文革早起来一天。”

　　“对!说干就干!”

　　我和魏醒学都不喜欢拖泥带水。于是，我们两人作了一下分工：我到礼堂去联系会场，安排麦克风这些；他到宿舍去通知杨桂宾、贾作富等人，再由他们去联络和发动其他系的人。我的联系工作非常顺利，工人师傅一说便给我们打开了礼堂，准备好了麦克风。魏醒学也很快找到杨桂宾等人，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哈师院能来的都来了，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二楼也是坐无虚席。这时，一些外校的造反派也通过我们的电话，主要是哈工大、哈军工的造反派师生赶来了。我们原来想得很简单，以为把人一集合，我们一传达陈剑飞的讲话，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准会高兴。谁知道，我刚说明开会的目的，话音未落，会场上就有人领着高呼口号、起哄，并有许多人冲向主席台，围攻我，推搡我，有的人甚至向我直舞动拳头，威胁着要我下台。我这时才意识到党委要阻止我们。贾作富、吴文中、郝忠、杨桂宾、魏醒学、王恩华等人紧紧地保护着我，在最紧张的时候，贾作富、吴文中、郝忠等把我拥上讲台，使麦克风牢牢地控制在我手里。但是我没有办法讲话，台下见我站在讲台上，一片斥责声，要我滚下去，乱成一片，这时韩光耀和董振山等人见机行事，立即组织拉拉队。我跳下讲台，韩光耀拉开嗓门指挥喊道：

　　“一、二!”拉拉队齐声呐喊，“静一静!”

　　“一、二!——静一静！”

　　“请主持人讲完话，不同意见按顺序;我们讲完你再讲，机会均等莫慌张!”

　　另有一些人也组成拉垃队喊着：“主持人，通报姓名，你有什么资格开大会?”十几人附和着，大声嚷着：“报你们的狗名，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主持全校大会?”

　　是啊，自从哈师院建校以来，还不曾有过一次由几个学生不经学校当局允许擅自召开群众大会的先例，更何况深更半夜把人叫起来，岂不是作翻了天，这还了得。真真岂有此理。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不过，这些呐喊，还真帮了我们的大忙。其实，这里实际上有很多人是为了起哄，想立即赶我下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他们的喊叫，却使整个会场一时静了下来。于是我抓住机会，从容不迫地说道：

　　“我们今天发起开会的人是：范正美，中共党员，政治系四年二班学生，系学生分会主席；魏醒学，政治系四年二班学生，班长，共青团员；杨桂宾，政治系二年级学生，中共党员，院学生总会副主席……”还没等我说完，有人又起哄了：

　　“你们凭什么开全院大会?”

　　我说：“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凭的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只是向大家报告我们听到的情况，并不要求谁一定要参加我们的会议!谁都必须同意我们的观点。集会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这样说完之后，会场暂时寂静了几十秒。但是，忽然，学院保卫科的人跑到台上，对我吼道：“二楼挤满了人，严重超重，要出事的，赶快把人撤下来!”听他的口气，这是命令，容不得通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这句话，使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情沉重起来，心里真有点害怕，如果把楼压蹋了，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顿时感到心跳加速，有些紧张。但是，我并没有慌张，在韩、董拉拉队的配合下，对着麦克风郑重地喊道：

　　“二楼的同学们，请大家以安全为重，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也为了你们的安全，请站在二楼过道上的同学们下到一楼来。”

　　根本没有人理我的话。我的话刚说完，会场又乱了起来，一些人再次跑到台上，围攻我、推搡我，喊着要我滚下台。这时我横下一条心，心里想，“没那么容易，既然敢这么开会，就有办法开下去!”

　　这时，贾作富、郝忠、吴文中等七八个大高个同学，再一次把我保护起来。我听到一个同学在我耳边说，不要紧，这是吓唬咱们的，有一次演出，比这严重的多，谨防上当。于是我心里有底，继续主持大会，铿镪有力地宣布：

　　“方才，也就是一个半多小时前，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同志在工大礼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话，郑重宣布：省委召开的7?18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未等我的话说完，会场上又起了骚乱。我们明白了：反对派不允许我们开会是假，不要我们宣传陈剑飞讲话是真。他们以学院的会只能由学院领导召开为幌子，极力想把大会搅黄。在我旁边出主意的胡云飞老师小声对我说，“他们打的是程序，在程序上错了，会就开不成。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好厉害噢。”我第一次理解了胡老师的法律术语，点头说。

　　于是我们改变打法，将计就计。我提出：

　　“根据《十六条》的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学院的师生大会，师生自己当然可以召开。集会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继续开会。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不同意见实行轮流发言。”

　　逻辑的力量在这里起了作用。我宣布的这种主张，在当时是符合《十六条》规定的革命逻辑的，无懈可击，因而得到各种观点的师生的积极响应，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不同意见可以辩论，这就争取了中间观望派。这个小小的进展，当时给我很大的鼓舞。这是大会第一次对我的提议表示认同。我看到有人在下面捅捅咕咕，但人们没有理他。让不同意见的与会者申述自己的观点，这是主持有不同意见的会议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它把那些想捣乱的人的嘴给堵住了。因势利导，争取人心，千万不能简单从事，我心里在嘱咐自己。

　　于是，由我主持的大会得以继续开了下来。

　　大会的发言都是即兴的，这就需要平时的口才训练和知识积累及临场的应变能力。这是一场唇枪舌战，实际上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辩论：

　　一是时至今日造反有理这句话还对不对?

　　二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还要不要党委领导?

　　三是今天晚上的会开在半夜该不该?

　　大会辩论激烈、充满着火药味，但秩序井然。不同观点的发言者，不时获得自己方的听众的喝彩和鼓掌。而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听众，则倾向于他们自己所立的规矩，凡是他们认为对自己心思的就鼓掌。不过他们的态度恰如墙头草，制约他们的是风力的大小。这时人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看得明白。一是从鼓掌上，看出中间派的不稳定性，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骑墙，而是看风向。二是演讲者的认识、学识及其口才，必须善于争夺中间派，扩大同盟者。

　　我们的发言者说，“造反有理”具有明显的道理，是针对具体的对象说的，这就是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错误路线的反，造错误的领导的反。共产党内部有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应该造它的反，我们不是造苏联修正主义的反了么!不要一说造反就慌张，就跳起来，就觉得不得了，就是反对共产党。你不是地主资产阶级，不搞修正主义，不是他们的孝子贤孙，你那么革命、都是对的，怕什么?发言者继而陈说历史，慷慨评说古往今来的造反举义者，都是压出来的。这些话，语言犀利如刀，理义明达似水，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听起来耳顺，想起来符合逻辑，不断搏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我记得，在这次会上，我们的代表，化学系的傅占元，拿着卷筒式的提纲发言，旁征博引，语出惊人，丝丝入扣，妙语连珠；任万新拿着一张小小的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小字，联系历史、对照十六条，逻辑缜密，语言挖苦，笑里藏刀，令人捧腹。他们俩的发言，都在二十分钟以上，博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有力改变了大会的力量对比，并在人们心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大会约进行到半夜两、三点钟，对我们召开大会完全持反对态度的人的发言，显得越来越逻辑混乱，理屈词穷，有点吃不消了。于是他们改变策略，在发言中把话峰一转，提出片面强调自己管理自己，是不要党委领导；不能把群众运动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也不能群众想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开会，比如今天这个会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因此是错误的。

　　大会的风向变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同志进行了有理的驳斥：《十六条》明确指出，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大革命存在着四种情况：一是能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二是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三是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他们的辫子；四是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又说，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请问，目前，我们学院运动冷冷清情，我们按着《十六条》办事，自己出面传达省委领导在工大的讲话精神，这对我校的运动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党委领导吗，省委是不是党委?台下爆发出响雷似的掌声。于是，台下有人高喊（我想这一定是我们的拉拉队）：“请院党委领导对今天的大会表态，看看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哪一类?”台下掀起一片欢呼声，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种效果是我们十分期望的。

　　这时我们得知，哈师院机关干部如临大敌，已经各就各位，进入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可以根据党委最高领导人的旨意，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但是，他们不知道，在洪水已来临之时想再垒堤防，已经来不及、也垒不起来了。所以，当我们派人去找领导时，除了一把手之外，其他领导人俱在。我们的代表问：

　　“院党委书记在哪里?”回答是冷冰冰的“不知道”。我们的人心里想，准是躲起来了，没有纠缠耽搁而另寻别的办法。

　　院党委主要领导人没有出面讲话，而是派一位副院长出来应付。这位副院长平时说话，底气足，调门高；此时，却显得特别紧张，举止笨拙，讲话的调子十分低沉，既不敢说今天的大会是不对的，又不想说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语无伦次，态度暧昧，只是语不连贯地说：“这是学校部分师生召开的大会……”令我们十分愤懑。我们正义在握，我们的大会当然是革命的大会，但是，必须由学院领导亲自说出来，才能教育那些反对我们自己召开群众大会的人，才能让中间派站到我们这一边，也才能坚定我们的信心，鼓舞自己的斗志。我们几个临时召集人很快碰商了一下，这时工大的两名同志也过来出主意，他们认为大会开得很好，应该派人去找省委领导人来表态，争取全胜。

　　我们商定，派杨桂宾、吴文中、韩光耀等人以尽快的速度去到省委机关大楼找省委领导。

　　当时去省委的有：杨桂宾、吴文中、韩光耀，还有军工的一个女同学，陈淑兰，可能还有我院的任国庆等，正值拂晓，大家一路跑步，到省委大院时，天已大亮，还没有上班，找不到省委领导，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忽然陈淑兰高声喊道：“看，陈雷同志来了！”陈雷是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是，大家赶忙迎了过去，向他作了简单说明之后，邀请他对我们的这个大会表个态。他开始有所犹豫，似觉不解地说，“我去说什么？”杨桂宾等人说，只要你在大会上说一声我们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就行了。他哈哈大笑说：“这么多群众开大会，革命造反，当然是革命的。这还有什么问题，不就是这么几句话吗，走!我讲。”说着，不要车坐，跟学生们一路走，一路闲谈。

　　是的，根据当时党中央的精神，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聚集在一起，他们壮怀激烈，信誓旦旦，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派，应该支持才对，怎么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指手划脚呢?然而当时，有很多群众集会，要领导表态。他们就是不敢去见这样的场面，更不敢说这样的会是革命的这么几字，而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对群众开的会，百般刁难，轻则批评无组织、无纪律，重则批评无政府主义，甚至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把群众激怒，使矛盾激化；或者组织另一些人开会进行反击，致使问题越来越复杂。这是后话。

　　就这样，陈雷径直来到我们学院大礼堂的主席台上。这个时候，杜若牧也出现在主席台上，迎接陈雷，同陈雷握手，随后站在一旁，显得被动和难堪。整个哈师院礼堂，门前大厅、各个道口都站满了人，比昨天晚上人更多了。

　　陈雷精神抖擞，毕立的站在大会讲台上，豪迈地对着麦克风，用平稳而略带激情的声调说道：“哈师院的革命群众自己召开群众大会，传达陈剑飞同志的讲话，这是革命的大会。这个大会开得好!我支持你们!”台下爆发出雷鸣般地长时间的掌声。于是，我领呼“向革命领导干部致敬!”“向革命领导干部学习!”这样两个口号之后，以胜利者特别激动的心情，登上讲台宣布大会胜利结束，又是雷鸣般地长时间地鼓掌。

　　我们几个怀着胜利的喜悦，昂首离开了礼堂。这时，已经是红霞满天、日高一竿了。

　　这时候我和杨桂宾、魏醒学等人的心情都像这早上的朝霞一样充满激情，呼吸着清晨清新的空气，感到从未有的舒畅。这是我们自7·16之后，第一次感到轻松愉快，扬眉吐气。

　　但是，哈师院的文革，并未因为这次大会之后情况就立即改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才知道，我们开始想得多么幼稚。

　　会后，我、杨桂宾、魏醒学等几个大会临时召集人决定在学院图书馆开个会，商讨一下成立组织和谁当头的问题。我们采取个别放风的办法，扬言凡是同意我们观点并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干的人都可以参加。

　　大概是8月10日上午，在图书馆二楼的教师阅览室开会。我们等了不一会儿大家就如约而至。来参加会的人，我记得是37人，有人回忆是12人。我没有讲多少开会词，而是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像北京、哈军工一样，成立红卫兵组织，不然的话，大家仍然是一盘散沙，不会有什么战斗力。”

　　杨桂宾十分激动地说：

　　“列宁说，工人阶级斗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组织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说，眉头紧皱，低着头又用低沉的调子补充了一句，“我们现在一无所有。”说着把两手摊开，这是他的习惯动作。

　　大家的发言也极简短，纷纷表示同意。

　　“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那么，咱们应该推选个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是我的真实表白，并不想当什么头头。”我诚恳地对大家说。

　　大家异口同声，一致推选我做头头，我再三推辞，大家也一再坚持。大家你一言他一言，评摆了我领头，有几大优点：一是我是党员，又是系分会主席，原来群众基础好，在系里和学院都有一定影响力；二是我是政治系学生，又是毕业班，理论水平高；三是我是调干学生，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四是通过这次会，我领头打响了第一炮，开了个好头。在会上，表现了临危不惧，遇事不慌，处惊有方的本事，能说会道，实践证明能够胜任。我见推辞不了，便说：

　　“我先干着，等以后再另选高贤。群众运动，大家一起干，有困难请大家帮助。”大家鼓掌同意。

　　就是这样，我当上了哈师院造反派的头头。当时哈军工叫做红色造反团，造反派个人自称红色造反者。一开始，有的人认为我们也应该叫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我不同意，我说，“我们成立的就是造反团。但名字暂时还是先叫哈尔滨师范学院红卫兵战斗队为好。因为我们只是少数人，还不能说我们就能够代表全院所有造反派。”读者可以看到，我的矛盾的性格特征在这里起了作用。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万事开头难，我们是少数派，学院还有比我们强得多的人，能不能干起来，要干起来看，开始不要打大旗子，以免搞不起来时被动，叫别人看我们的笑话。于是我补充道：

　　“如果我们干得好，旗子亮起来了，大家拥护我们，那时我们再叫总团或总部不迟。”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次会，大家的注意力并不在名字是叫团好还是叫战斗队好这些枝节问题上，而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赶快把队伍组织起来，成立聚义厅，扯旗造反；二是亮观点，表明我们对当前师院形势的基本观点，扩大我们的力量。这两点集中起来就是要在哈师院把我们造反派的旗帜鲜明地亮起来，造成燎原之势。

　　这就是哈师院一开始没有叫造反团而叫战斗队的原因。后来，我们的人多起来，就把队改成总部，但各系仍叫分队。在师院造反团整风时有人说到哈师院造反团发展史时，对这段小史，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这是我右倾保守，不敢聚义全院；有的人则认为，这恰恰是我谨慎的表现，处事稳当，既立足当前，又展望长远。我暗自发笑。我笑一些人事后诸葛，他们总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要自己干。

　　在我的主持下，这次会还定了两个问题。一是起草我们的声明，亮旗帜，表明我们的观点、立场，以便团结人。二是大家在一起初步酝酿各系成立红卫兵分队的头头问题。

　　声明是由我起草和书写的，写得很简单，大意是这样几行字：

　　我们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正式宣告成立，对当前形势声明如下：

　　1、省委7?18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彻底批判;

　　2、哈师院的文化大革命自7·16之后，由于执行了错误路线，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必须彻底揭露;

　　3、我们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自即日起，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宣战，向修正主义宣战，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并愿意同全院革命的师生员工一道，把师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凡是同意我们上述观点的同志，都可以参加我们的组织。

　　这个声明异常简短，用毛笔在白纸上写的，贴在礼堂门口左边的布告栏上。声明不长，既没有华丽动人的辞藻，也没有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言简意赅，凡是哈师院的师生都能明确其中的内涵和外延，因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它表明哈师院的造反派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和统一的认识，不再是散兵游勇了。这个组织如何，且看它如何行动，哈师院各方面的人们将拭目以待。我敢说，它连同我们开小会的举动，早由学院党委办公室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到省委去了。

　　哈师院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这样成立了。

　　应该特别加以补充的是，我们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大家举起拳头，一个个声音低沉而铿锵有力：忠于革命，忠于党，团结一致，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革命派，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俨然如过去革命者那样，态度严肃庄重，声震图书馆。

　　红卫兵战斗队发展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就聚集到300余人。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组织，后来竟发展成为全院的造反派组织，并且成为全省以至于全国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之一。

　　师院的文革在我们红卫兵战斗队的带动下，一改那种白色恐怖气氛，校园里到处有人群在自由的活动。

　　正在我们盼望党中央和毛主席有新的指示时，又从北京传来好消息。

　　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独自到中央信访接待站，对被接见的群众激情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广播员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进行播说，接待站的群众看见毛主席无比激动时，我们也仿佛身临其境，热血沸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幼承母训、胸怀报国之志的我，读顾炎武的悠思感慨所激起的一片情志，常常教我不能自己，为祖国献身在所不辞。毛主席曾经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险，才创造了新中国，并且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六个亲人。如今，他老人家，再一次地从国运的高度，这么深情地向全国人民发出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把问题的严重性，强调到如此神圣而崇高的程度，怎么不令已经激起无比热情的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动心动情呢。这时候，我耳边响起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多次发出的警钟：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搞阶级斗争，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要不了多少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样，无数革命先烈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全国人民又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一想到这，我脑海里就浮现着这样的场面：

　　共产党不信马列，社会政治黑暗，民主被践踏，国营经济凋蔽，集体经济瓦解，干部官僚主义，腐化堕落，社会风俗败坏，道德沦丧，妓女临街招徕，吸毒贩毒成风，赌博泛滥无忌，崇尚私有，金钱至上，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社会犯罪恶性膨胀，外国人享受特权，“华人和狗不得入内”，部队变成了镇压群众的工具，警匪一家，工矿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又回到一盘散沙的个体，学生毕业不能就业……

　　这阴森可怖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真是可怕极了。这时候，革命前辈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所树立的爱国、爱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形象，在我脑海里浮现，一个个闪耀在我眼帘。一想到这些，我再也抑制不住投身运动的热忱和激情。我暗自思忖：毛主席以70多岁的高龄，亲自到群众接待站，如此语重心长，号召中国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寄意深远，其意义大概有三点：

　　一是文化大革命确实关系着祖国的前途与命运，不可以掉以轻心；

　　二是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很大，中央内部斗争尖锐，对于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反复性不可低估，搞不好就有可能夭折，在毛主席看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三是毛主席对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现状很不满，所以他老人家在日理万机这样繁忙的情况下，还亲自到接待站接见群众，亲自做发动群众、唤醒群众的工作。

　　我还想，毛主席是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无与伦比的社会实践经验，能总揽全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之时，总是站得高，看得远，能见所未见、见微知著、见静知动、见虚知实、见弱知强、见近知远、见蓄知变，是我们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我们今天有机会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指引下，从事文化大革命，真是最幸福、最幸运不过了。

　　我平时常想，自己未能赶上过去那种火热的群众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岁月，今天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运动，在这场捍卫革命、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考验我们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革命理想和革命信念的运动中，经受磨砺，把自己锻炼成钢。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中国人民最高统帅向我们新中国卫士——红卫兵发出的号令。没有犹豫，没有条件，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对自己说：人生能有几回搏？是勇士，还是懦夫？是真金，还是黄沙？一定要在激流中一试身手。

　　我反复咏读8月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上的这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对于我来说，这些话，通过自己参加社教、反对苏修大论战和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经历，感到十分真切。这是党中央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对历史所做的高度概括并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它再一次把我的激情推涌，爱心温度升高。

　　乘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的东风，我们又在8月15日再一次召开造反有理点火大会。这次大会虽然也遭到不同观点的同学的围攻和干扰，但由于这时大的环镜已经变了。同时积第一次大会的经验，我们有一个参谋班子，能够比较自如地对付反对派的各种招术，因而大会获得圆满成功，参加我们造反团的人一天比一天踊跃。不过要说明一下，造反团的组织并不是人们现在所想象的秘密组织，而是相当松散的：大门洞开，进出自由，允许反复，不藏不掩，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只是核心组织是严密的。

　　经过这两次亮相，我们红卫兵战斗队开始成为哈师院文革的一支主力军，独立作战，越战队伍越大，终于成为团结全院师生的核心组织。此后，在哈师院，文革中成立的其他任何组织都没有胜过我们。

　　就在我们扯旗造反不久，北京又传来当时最为振奋的消息，再一次为我们已经张帆的航船，添加推力：

　　8月18日，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给他献的红卫兵袖标。广场上欢声雷动，红卫兵们流着热泪，欢呼雀跃，高呼毛主席万岁。“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种对毛泽东的感情，只有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前些日子蒙受高压的学生才能深切地领会到。

　　8?18当天，在哈尔滨也如节日一般，到处是飘扬的红旗，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和口号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于下午，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先后接见了一个个大专学校红色造反团，并发表了千篇一律的讲话。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全体成员，由我领队从和兴路一直步行到北方大厦门前的广场。

　　我和潘复生在这里第一次见面。我们互相紧紧地握手，潘复生说：向革命小将学习!我连忙说，向革命领导干部学习！之后，潘复生对我们发表了即兴讲话。他说：

　　“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盛大节日。在这里，我代表黑龙江省委，向革命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红卫兵学习！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了你们。我要向你们检讨，向你们赔礼道歉。”

　　最后，他兴奋地领着我们山呼毛主席万岁。

　　就这样几句话，使好多红卫兵掉了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里面有不少人在高压下也没有落过泪，但此时他们却抑制不住激情，泪流满面。他们感到，他们的革命行动，终于得到了从毛主席到省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因而激动地流出了热泪。他们觉得，省委第一书记平时是见不到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亲自接见群众之后，他们才放下架子，同一般学生见面。同时，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态度诚恳，检讨了错误。听起来使人感到言语由衷、亲切，表现了共产党的干部知错即改的广阔胸怀和气慨。这样，潘复生不多的几句话，他虽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得到了我们全体红卫兵的谅解，我们报以热烈而长时间的鼓掌，似乎7•16之后所产生的一切抱怨可以从此一笔勾销。红卫兵们喜不自胜，兴奋得很；人们同样也看到此时的潘复生也是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

　　这一天下午，潘复生人不歇地一连接待了在哈的14所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以及其他中学生，可是他洋洋自得，倦意全无。

　　此后，我们哈师院造反团一直支持这位第一书记，只是当他对我们翻脸时，我们才对他改变了态度。

　　就在这一天，我们哈尔滨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哈师院红色造反团，队部改为总部。就在这一天，哈师院艺术系的鲁华老师为我们设计并赶制了红卫兵袖章，以后并成为全市的规范：

毛泽东思想

红卫兵

红色造反团第   号

　　当时哈尔滨14高校造反派成立的红卫兵组织，都称为红色造反团，在此之后，经过串联，又成立了有14所哈尔滨高校造反团参加的哈尔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者总部。由各校派出自己的成员，组成总部办公会议；开始是哈军工的一名高干子弟当头，在中央关于干部子弟退出群众组织的指示之后，工大陈造反（原名陈轮鲧，文革时改名）任负责人、到一月份，又换黑大的张连科负责。哈师院派出甄裴秀，作为常务成员。办公机关开始在北方大厦，后来迁至黑龙江省委党校靠近清滨路的教学楼一楼。

　　毛泽东亲自出面接见百万红卫兵，改变了红卫兵受压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但是，斗争正未有穷期。

　　这时候压制我们的，表面上不是基层各级党组织，因为基层各级党组织都瘫痪了，而是原来这些基层党组织的个别领导成员扶植起来的群众组织。在哈师院，当时我们称其为保守派、保皇派的，叫做八八团。他们是我们红卫兵成立组织并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后，于8月14日，由院党委通过院武装部部长王某，在中文系党总支召开的部分党员会议上，串联学生总会主席范传臣成立起来的。他在这次会议上对这位学生干部说：“你们应该赶紧成立一个组织。”

　　这位学生干部说：“应该成立，同学有这个要求。”

　　王部长说：“这个组织应该叫做‘八•一一战斗团’，以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当时有人提出，中共中央8月8日公布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应该叫“八八战斗团”。王部长说：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是包括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中的，还是叫八•一一战斗团好。接着，这位部长又问及各系由谁担任领导的问题，其人选是否可靠，等等。之后，王部长又为这个组织确定了战歌，并嘱咐写公告要通知他。

　　8月18日，中文系的这位学生总会主席，用学生总会的名义，召开了排除参加红卫兵和支持红卫兵的学生总会干部的总会干部会议，研究成立八八团的问题。会上，大家七咀八舌地说：赶快成立一个组织吧!不然，人都跑到红卫兵那边去了。在讨论组织名称时，争论很激烈，最后，还是按王部长的意见，把名字定作“八•一一战斗团”。并于当天利用开全院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之机，在大会上，由他们的头头宣读了成立“八•一一战斗团”的倡议书。因为是全校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所以我们红卫兵战斗队也参加了，并且坐在各个班级的位置上。这是我们造反团成立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院党委召开的大会。

　　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造反团成立时，我们自发串联，是为了对付党委的高压自己管理自己而成立的群众组织。八八团却得到学院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如此厚爱。这就是说，党委主要领导人公开支持八八团，把八八团看作自己的心腹，并封他们为“左派”。他们对下面的干部说，对群众组织不要过早表态，但他们自己却按奈不住他们对八八团的亲热感，而同他们坐在一个组织里。由于党委这样做，许多人由于并不了解他们的来意，也在会上支持了他们。从当时的情势看，他们具有对我们的压倒的优势。一些加入八•一一团的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仗持他们的组织得到党委的支持，难以抑制其得到革命“左派”桂冠的喜悦，指着造反团成员的背脊轻声地啐道：右派，不要得意忘形。

　　显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度里，得到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的支持，便是合法的，革命的。造反初期，人们对地方党委还是恭敬的。各种群众组织都强烈要求当地党组织承认其革命性。这就是在文革初期出现的看起来是矛盾对立的现象，这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八•一一团成立的当天晚上，就派人去找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潘复生对他们说：“你们学院已经成立了红卫兵。有一个组织，就不要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他们中有人听到潘复生的意见之后，产生了动摇，不同意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并且退出了八•一一战斗团。但是，当时中文系学生、院学生总会主席的范某，还是坚持必须成立。于是，他们又回头去找院党委书记和院党委常委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等人，意料之中，院党委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他们表示全力支持。这使他们喜出望外。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8日发布《十六条》，八•一一战斗团后来还是改名为八八战斗团。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战斗团。在哈尔滨，哈军工的八八团也是这个时期成立的。鉴于哈军工的影响，哈军工八八团做了全市八八团的首领。

　　文革中群众中的两派，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反映，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同刘少奇矛盾的反映。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革命造反派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一些基层党委的某些领导人支持另一些人成立保他们的另一派组织，这些组织也是党委一些人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或其代言人的指示而搞起来的，进而得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来源于他们对当前国内形势及其政纲的看法。这一点许多人讳而不谈，我将在最后一章详细予以评述。对于文化大革命从一般意义上讲，刘少奇、邓小平也都是同意的，并且因此抛出了一批“黑帮”，只是在革命烈火烧到他们身边，他们感到其地位不保时，似乎才猛然醒悟。于是，动用职权，采取措施。

　　脚位相反，视点对立。对于当时文革初期的形势，刘少奇作出同毛泽东完全相反的估计。这和他抓右派以及当时在社教时对待农村基层的状况的看法似乎一脉相承。1964年8月18日，刘少奇在北京一次关于社教的报告会上说：“敌人和基层干部混在一起，斗争很激烈，你们下去，不要就斗倒犯错误的干部和四类分子，一开始优势在他们方面，因他们有组织、有准备，并且有一套对待工作组的办法”，又说，“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去的，他们还赶我，你们去会不赶吗?”甚至说，“现在阶级敌人变得聪明了，他们很会搞秘密工作，合法斗争比我们还会搞。”对于当时的文革，刘少奇也作如是观，又一次炮制了工作组，并且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6月9日，刘少奇对胡克实说：“学校干部、教员要分类排队。”

　　6月11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下达指示：“在北京以二个月左右来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派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

　　6月20日，刘少奇对其女儿平平(当时在北京师大附中)说：“现在你们是两个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指批工作组)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指刘少奇同时邀请的学校工作组组长)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现在人家向你进攻，人家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先打好这一仗。”

　　6月21日，刘少奇对其女儿刘平平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6月23日，他又说：“两方面都在争取群众，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为什么不听工作队指挥，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肯定听黑帮的话，搞地下活动，非法的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地下反革命活动。”

　　6月27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指示胡克实：“对于假左派要坚决揭露，他们实际上是想夺权。”“凡是混战的地方，还是把假左派、真右派打退，才能向黑帮进攻。”

　　7月1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他们主持的政治局会上就北京的运动指示说：“秘密团体都不要，地下活动是错误的。”

　　7月17日，刘少奇说：“不允许老师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7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指示胡克实：“工作组进校后受到欢迎，接着发生撵工作组的情况，原因很多，……也有的别有用心，攻击工作组，反对党的领导。……对工作组不能取消极撤销的办法，而要积极的教育，实在不行的再撤。”

　　“如何斗争的问题，要准备好了再斗争，高水平高质量的斗争。”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一面，我们再看看毛泽东的一面。

　　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会见刘少奇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此后，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学校搞调查，支持反工作组。

　　7月21日，陈伯达派人慰问被关押的蒯大富。

　　7月22、23日，陈伯达、江青两下北大，在北大师生辩论会上，明确表示“对于六•一八事件(指北大工作组把学生批判学校领导干部的过火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并且大声疾呼：“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

　　7月25日，毛泽东在有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做了不少好事”。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逐驱之’。”

　　7月25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再次到北大，在东操场上，江青指出：工作组前一段以“反干扰”为名，“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实。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再一次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消工作组。

　　7月2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到清华搞调查，支持反工作组，问候蒯大富。当晚，举行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央存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至此完全公开化了。

　　在哈师院，我们同八八团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我们造反团同学院党委的主要领导人的对立，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对立。到一月夺权之前，八八团秉承其上面的旨意始终没有放弃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右派”的方针。他们一直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寻找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抓住一点，夸大其词，企图一棍子把我们置于死地。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按照所谓反干扰主张搞下去，全国又是一场抓“反革命”、“右派”的大抓捕；如果这样的话，我不敢想象那时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研讨文革历史必须讲这50天(在哈师院是20余天)。有人讲文革历史宜粗不宜细，不敢说是想回避这一段他自己的是是非非。

　　因为两个司令部或明或暗的较量，才演成了基层文革运动的反反复复。

　　由此可见，文革按照以上两种逻辑在发展。让我们再回到哈师院，谈谈我们学院初期的两派斗争。

　　我们和八八团争雄的第一回合，是如何对待省委的8·16通知。

　　黑龙江省委于1966年8月16日，根据学生对省委7•18大会的批判，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全省人民展开大讨论、大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这个通知的设计者是根据这样一个三段论设计的：

　　共产党是革命的（大前提）

　　黑龙江省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小前提）

　　所以，黑龙江省委是革命的（结论）

　　显然，这个通知，藏着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目的，那就是试图通过这一讨论，让人们得出省委是革命的结论，这样，就会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起来否定革命学生运动，否定红卫兵对省委错误的批判，否定进一步揭发省委错误，因而，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达到既捂盖子，又否定红卫兵革命的双重目的。后来，我们得知，这个做法，曾经在南方某省取得成效，黑龙江省委以为是灵丹妙药，便拿了过来，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黑龙江省的学生并没有静观事变，等着工农来围攻自己。而是当通知一发下来，就组织起来予以坚决抵制。我们造反团总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8·16通知是个大阴谋，必然引起群众斗群众，必须彻底揭穿，要求省委立即收回，以免造成黑龙江的混乱。并派人同市总部一起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要求省委收回成命。同时也派出自己的成员，到省委院内接待去省委的工人，做他们的工作。

　　可是，八八团的同志们，却采取与我们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认为，省委这个举动好得很，要求省委不要收回这个“革命通知”，并且还派人到工厂去做工人工作，要工人们到省委去表态，说省委是革命的。一些工人，在八八团的蛊惑下，跑到省委去以后，见到红色造反团的说明，认为他们这样做，既离开生产岗位，又压制了革命学生运动，违背了《十六条》的规定。于是，纷纷表示，省委这个通知是错误的。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主要看它是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因此，省委是不是革命的，根本用不着讨论，省委只有通过实践，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在文革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而是不是革命的。

　　由于学生和工人的共同努力，省委很快收回了成命。显然，这一回合，使八八团丢了面子。我们对八八团的同志讲，其实，并非我们比你们八八团的人聪明，而是因为八八团要听上面的话、不能独立思考的缘故。所以，我们造反团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革命师生向来不盲从。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提倡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后来八八团的一些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团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没有办好，出师失利，这对我们的士气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人们第一次看到，文革前，省委的话说一不二，可以说是点石成金；如今，在这场新的革命面前，她的话并不足以左右人们的观点。置言之，省委的意见不再起决定作用了。省委的威信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动摇了。人们发现，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不是用形式逻辑可以讨论解决得了的，也不是说，过去是革命的，现在就必定是革命的。文革是一场考验。对省委如此，对一般人更是如此了，以后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这就是说，省委的这个通知，弄巧成拙，不但再一次使省委陷于被动，而且教育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哈尔滨的广大产业工人群众。应该说，哈尔滨的大企业，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例如三大动力（锅炉厂、汽轮机厂、电机厂）、一、二工具厂、量具刃具厂等，是156项工程之一，工人整体素质高，队伍整齐，不容易为小市民干扰，这在当时条件下，使得后来直到一月风暴时的哈尔滨的工人文革运动，比较好地步入毛泽东的轨道，与省委初期的几个部署，连连被击败，使广大工人群众很快倒向造反派一边，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二个回合，是在当时应该把斗争矛头指向什么。

　　如前所述，在解放后的中国，人们言行的是非标准，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这已经成为铁的定律。按照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及《十六条》的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在当时，一个群众组织，应该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打横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只有坚持这个大方向，才能团结广大群众，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当时，我们同八八团在这方面争雄又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个方面是斗不斗走资派。揭批走资派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能不能变色，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也不在于国内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的反扑和破坏，而在于执政党的共产党内部的当权派，是不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逻辑是，八八团是党委通过自己的亲信搞起来的，他的头头当然就不能真正起来揭批党内的走资派，这与八八团内广大成员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有矛盾的。应该说，八八团的头头也是拥护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但是，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怕揭批走资派，而失去领导支持，丢了生存之地；不揭批走资派，又丢了大方向，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和《十六条》。因此，我们造反团认为，坚持揭批走资派这个大方向，就是瓦解八八团的生存基础，使八八团处于不利地位，把群众争取到我们造反团这边来。无论社会上刮什么风，我们始终牢牢地抓住这一条，当时叫做“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8月23日，我们造反团在学院大操场召开了誓师大会，集中揭发批判我院党委书记杜若牧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及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归纳起来，关于所谓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有这么几点：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学毛著。比如林彪说：学习毛著，“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却说，“不能什么都搞绝对化了，立竿见影，有时立竿就见不到影，阴天就见不到影。”针对号召掀起学习毛著高潮，他说，“学习毛著不能过杠”，“知识分子要学马列著作，不能只看老三篇”，“不能笼统地提毛泽东思想进课堂”，“学习毛著要提倡‘三自’：自选时间、自定内容、自愿结合”。如此等等。

　　2、反对政治挂帅。例如，他说“政治压倒一切，但不能事事都让路”，“政治挂帅，好比元帅升帐，两厢侍候”；在经济困难时期，总务处很费劲地搞到了煤，他说，能搞到煤，什么手段都可以，要求院党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美化现代修正主义，吹捧赫鲁晓夫。例如，他说“赫鲁晓夫访美成功，真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自然科学教学中，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非辩证唯物主义之分，自然科学不能以反修为纲”，等等。

　　4、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这主要指杜自己抛出来的14个人，以及他委任几个有历史干部的问题。应该说，这是杜原初没想到的。既然他们是不该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重用他们就是错误的，自己把他们抛将出来，岂非“不打自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5、反对教改，抵制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学院办成了资产阶级的学校。这方面，揭发的问题，一是鼓吹智育第一，轻视德育，反对学生参加劳动和下乡办学。以强调教学质量为名，“培养目标是普通劳动者是错误的”，等等。

　　二是排挤工农干部，排挤工农学生。比如，他对原在数学系任总支书记的一位被排挤的工农干部说，“你还是到农村去吧，这儿尽知识分子、教授，你吃不开。”还有，他把一大批工农子弟，撵出学院大门。有一位农民出身的廖某女生，从外地来，在会上声泪俱下，控诉他们当时被排挤出校门的痛苦境况，激起与会者莫大的愤慨。

　　揭批杜若牧镇压群众，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这么几条：

　　1、横加阻止运动转入本单位。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我们政治系给系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党委办请示他，说运动已经转入本单位，他很不高兴，反驳说，“这是你的理解！”6月3日，杜急急忙忙召开党员大会，选出了以他为首的校党委，试图把自己装进“红色保险箱”，他在工作报告中，转移斗争大方向，说“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维护学校旧秩序”，“在学校里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某些学科内称王称霸”，而只字未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当晚，借各系声讨陆平之机，他和其他院领导进行游说，企图压制各系。6月4日，省委开会，提出运动转入本单位，杜参加了，但回来后，只字未露，以后有人提醒他，他借口没时间而拒不传达，并指使心腹，在历史系、中文系向“八大怪”和中文系的一位领导开火，妄图转移运动的主攻方向。

　　2、脱离岗位，逃避文化大革命。6月4日，杜听到北京大学改组，陆平、宋硕、彭佩云被撤销一切职务后，一股急火，得了“牙痛”，竟以院党委名义与哈医大党委联系，在6月7日强行住进医大二院。

　　3、欺上瞒下，策划6•18报告。所谓6•18报告是指杜若牧于头一天回学院，让副院长陆某，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所作的一个不到25分钟的“动员报告”，只字不提引火烧身和揭发院党委的问题，引起师生们的激愤。

　　4、挑动群众斗群众。他面对师生对6•18报告的不满，向革命师生反扑，掀起了围剿高潮，三起大浪。

　　第一个大浪是：6月20日组织两路围攻政治系革命师生。

　　1、于6月19日，指使G某组织中文系党员开会，专门搜集政治系革命师生对6•18报告的反应，将其搜集的16种谣言，强安在政治系革命师生的头上，并组织六十余人写出了一批围攻政治系革命师生的大字报。动员中文系师生签名，扬言“签不签名是个立场问题”。第二天，在小操场贴出以后，又动员人去看大字报，见政治系的师生和不同意党委报告的人就围攻，甚至掐数学系一个同学的脖子，酿成所谓师院小操场事件。

　　2、与围攻师生的同时，杜率领机关及各系的书记，去政治系以开会的形式对穆国兴进行围攻。声称“党组织领导运动不能动摇”，“要拿出几个（反对党委）靶子，下周转入批判”。

　　第二个大浪是：于6月21日，他亲自在中文系组织了一次声讨革命师生大会，会议从午后三点一直开到晚十一点，参加者达300余人。怕失密，会议地点由三楼迁至四楼，不许外系师生参加，并由G某亲自把门。发言者直呼政治系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要开除政治系某些党员的党籍，吁请“院党委立即组织力量，打击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在会上说，“听到大家发言，我很高兴。”在中文系“像到了家一样”，“我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有了你们中文系600多名革命师生，我就有决心把这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讥讽地说，“政治系以前吃大葱，现在吃辣椒；以前唱南腔，现在唱北调。”给那些不明真相的同学打气，“一切革命的大字报我都不压制，你一张，我一张嘛，对大是大非必须表示看法！”

　　6月24日，他又在化学系以开座谈会的名义，如法炮制了一次声讨会，再一次扬言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

　　第三个大浪是：6月28日召开党员大会，向党员布置并组织党员对群众反扑。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定杜若牧在文革前，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在文革中，为了保自己，一顶、二躲、三压、四狂，是破坏和镇压师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根据我们事先草拟的报告，在大会上通过决议，派人将材料飞报省委，并通过省委当即下达文件宣布将他停职反省。这在当时的哈师院震动极大，它使我们造反团声威大振，我们称之为出师大利、凯歌前进的八月。接着，我们又把党委常委兼党委办主任李群拉下了马，由省委罢了他的官。应该补充的是，要求罢党委常委兼党委办主任李群的官，颇费周折，将在后面予以补叙。

　　但是，八八团却和我们相反：他们怕触及这两个人。在我们召开揭批这两个人的大会时，他们把其队伍拉出院外，不知去向，当他们得知省委宣布党委书记停职反省时，他们就慌慌张张向省委提抗议，说什么“单在红卫兵召开的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吵吵闹闹的抗议，已经于事无补了。

　　迫于团内压力，八八团也召开过批判走资派的会议，但是，他们只是批判在批“三家村”时，我在第一章说过的、由当时党委讨论抛出来的一个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式的党委副书记（二把手）常杰民。此人文化大革命前好舞文弄墨，写些条幅字画，同当时的一些教授经常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搞点文章之类，说了许多当时认为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话。党委把他的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比如，他说：“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开始产生‘左’的萌芽，有强调‘红’忽视‘专’、强调实践忽视理论的现象。”，“学校提什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那剩下百分之五怎么办？”，“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再晚办两年就好了”。

　　二是吹捧“杂家”，包庇坏人、重用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比如，说他在1956年，把一批政治面目不清的、甚至包括镇反对象、历史反革命L某、F某网络进来以后，加以重用，还把反革命分子S某从监狱里接出来，安排在数学系当主任，在反右斗争中，此人有右派言行而让他蒙混过关。批评他在1958年将别的院校不要的右派，例如Z某某、S某某、C某某网罗进哈师院，并加以重用，还同他们打的“火热”，“关系密切”。其中S某某还给常送去字幅“卧薪尝胆”四个字，后见势不妙才摘下墙来。

　　三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中积极贯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腐蚀青年。主要的问题，一是攻击五八年教育革命，反对半工半读和下乡办学，反对学生参加劳动；二是消极对待毛主席64年春节谈话，反对减轻学生负担。

　　四是阻扰、破坏文化大革命，为反动学术权威评功摆好。

　　此外，八八团还给他增加了一条：贪图享乐，多吃多占，假公济私，极力推行和平演变。

　　就是这么个人，在批“三家村”时，以“上挂下联”、结合本单位实际的名义，由党委抛出来，组织大大小小的会议对他进行了持续、猛烈的批判，在当时已经弄得声名狼籍。就是这样一个当时被我们称为“死狗”的人，八八团对他进行没完没了的批判，并美其名曰“痛打落水狗”。八八团这么做，当时人们说成是“双保险”式的革命：既批了走资派，体现响应毛主席号召，投入文革；又继续维护党委领导，不会得罪学院主要领导。真是又革命，又无风险，两全其美，旱涝保收。

　　在此有必要再补充一点：当时从中央到基层，有一批被党组织认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抛出来同“三家村”捆起来加以批判的对象，这时造反派不以他们为重点，并认为它是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一种伎俩。此时，这些人从心里很欣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替他们说了公道话，其中不少人后来转为支持造反派。这就使后来的运动更加复杂起来。这些被抛出来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党内各级领导人往往有着千丝万缕难以说清的种种联系，全国各地都有，在黑龙江省，有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恒轩（其把柄是他的《诗话》）等，在哈尔滨市，有市委副书记郑依平（主管文教），宣传部长牛乃文（口实是搞封资修文艺）以及各高校等一些党内领导人（如哈师院的常杰民）。这些人就是前述中央领导人称其为“黑帮”者。

　　写到这里，恕我直言，在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一些领导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在党内斗争的历次运动中，常常见风使舵。耍两面派，左右逢源，极尽其能事，批判别人，引火烧别人，只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行，甚至以此作为攀高附贵之梯。林彪深悟此道，提出“用B52的力量打B52”，就是抓住了党内斗争中一些人的这一特点，后来邓小平对华国锋使用的清君侧，搞掉汪东兴、纪登奎、陈永贵等人，最后推翻华国锋，也是这种打法。这是后话。在文革中，不少领导干部又故技重演，最后招致烧了自己。这是人们分析文革现象不可不注意的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将在适当的时候，叙述我所经历的情况。

　　在当时，不能批走资派，就要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所以，八八团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做样子，在当时弄得很被动。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八八团这么做，终究脱离群众，最终使自己的圈子越来越小。

　　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对待工作组进院的路线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再理理一些线团。

　　前面已经提到，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时，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面对北京大、中学的情况，从6月5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北京大、中学到中宣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后又到各省市，派出工作组，到基层单位反“干扰”，抓小鬼。他们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并且说：“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在黑龙江省是7·16之后，先后向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到单位之后，代行党委“继续”领导文化大革命，按照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央八条”为指导进行工作。

　　这八条规定是：“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这些规定，很对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人的心思，除了1957年形成的老子就是党的定律起作用之外，还就是以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免遭烈火烧身。

　　工作组到校后，一反揭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委领导人搞修正主义的做法，提出现在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假左派、真右派，他们以揭批走资派为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不清除这些干扰，就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于是，在群众中大抓所谓混水摸鱼的反革命分子，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制。6月20日，刘少奇女儿刘平平上学的北师大第一附属中学，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

　　大字报针对工作组写道：“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

　　刘少奇得知后，找到工作组和他的女儿刘平平，对他们说：“出现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清华大学，因为这里有王光美——刘少奇夫人蹲点。

　　6月19日，清华大学蒯大富提出要赶走以叶琳为组长的工作组。6月21日，蒯大富贴出大字报：“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么，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一大字报的出现，被刘少奇委托的王光美看在眼里刻在心底，这是她去清华园的第三天，作为工作组成员正式进入清华园的第一天，便认定“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王光美在清华园的出现，引起蒯大富等人的重视，并满怀着希望邀请她去听听基层群众的意见。于是，通过电话，约定王光美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第二天，去的人不是王光美，而是工作组的一位秘书。第二天，蒯大富贴出大字报，质问叶琳这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这矛头直指王光美。当晚，叶琳亲自主持对蒯大富的声讨会，但蒯大富毫不退让。在这种情况下，6月26日，在王光美的指使下，由工作组组织清华学生游行示威，呼喊“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等口号。27、28日，清华大学又两次举行批判斗争蒯大富的大会。从6月下旬开始的这种以抓“混水摸鱼”为名的所谓反干扰运动，不到20余天里，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24所高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在我们哈师院，工作组进院以后，由党委拟出的名单，欲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师生达180余名，其中学生162名，政治系师生18名以上，仅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14名教员，被拟抓的竟占了一半。再者，在这些被拟抓的师生中，其中，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解放军子弟为少数，仅七十余人，而大部分是以家庭出身不好或在历次运动中，党委或系里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名义被定为“混水摸鱼”的。

　　在进驻化学系的省委工作组的记录本上，记载着挨整的师生这样惊心动魄的话语：“××怕了，说话也糊涂了，精神不正常“，“×××非常紧张，……我也完了，有死的心“，“×××谈话就是哭，谈不出具体问题来”，如此等等，其镇压之狠，可见一斑。

　　《十六条》公布以后，这些被称为“右派”、“反革命”的师生获得了解放。但是，对革命派进行围剿打击的内幕事实，对推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没有揭露和批判。1966年《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对此是这样鼓动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据此，我们造反团认为，工作组是刘邓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进院以后执行的是一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党内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对推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事，进行揭露和深入批判，把那些整我们的黑材料及其内幕揭发出来，才能真正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才能进一步揭露因为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拼命阻挡文革的真实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今天他们同毛主席对着干的事实与过去他们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使人们看清这之间的历史脉络是如何相受相承的。文革中，我们政治系学生回顾党史课教师讲课，刘少奇和邓小平同毛泽东在建国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大庆建设与开发、如何搞经济建设等许多方面，确实有重大的原则分歧的历史事实，直到自己亲历社教、文革搞法对立的公开化的体验，越深入思考，越觉得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大，对于派工作组极为反感和义愤。我们提出“反帝必反修”，主张把斗争的矛头直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指刘邓，并把它作为我们造反团第一阶段的最主要的任务。不过，我们师院这时也还只是用党内第一号、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为代号进行揭批。这在当时毛泽东有指示。我在前面就已经说明，八八团的大部分骨干是学生干部，他们多数是党团员，还有一些人和辅导员或党团组织负责人曾积极参入过整理造反派的材料，也有一些人为政治辅导员提供打击造反派炮弹。再以中文系著名的“小操场事件”为例：参加围攻的人，大多数现在成了八八团的成员或骨干。因此，八八团从骨干到它的积极分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讳深莫测，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等于揭了他们自己的疮疤，公开了他们的秘笈。有鉴于此，我们当时认为，我们造反团在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把斗争的矛头，紧紧对准那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又要极为细心地把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般人同他们区别开来，避免打横炮，力争团结大多数。当时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为有力的武器是挖黑材料(即整理造反派的“反党”材料)。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正是严格把握这一点，争取和团结了大多数。因而，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肯定和赞许，我将在后面来讲述这一点。

　　由于我们在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做了过细的工作，所以，通过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八团的人纷纷向造反团倒戈，八八团就再也振不起精神来了。应该说明的是，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1967年1月，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在1966年10、11、12月间。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三个回合是我们造反团接管和协助管理一些院内组织和部门。

　　8月31日夜间，我们造反团接管和协助管理院大字报编委会、广播室、联合报(院学生总会主办的黑板报)、印刷厂、汽车库等五个部门。对此我们发表了公告。公告一开始就指出：“在我院文化大革命中，以杜若牧为首的院党委，执行着一条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针相对抗的路线，压制、破坏革命群众运动，打击、迫害革命群众，成了我院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也忠实地执行了杜若牧及省委的错误路线，已不能领导我院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造反团决定敦促解散院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并接管和协助管理上述五个部门。对于我们这一做法，八八团发出了一个《严正声明》，指责我们说：“作为党的一个机关——院党委文革领导小组，不是某一个群众组织可以任意解散的。”并说，院大字报编委会、广播室、联合报、印刷厂、汽车库这些重要部门，也不应该由一个群众组织来控制。

　　对于责令解散院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当时我们的驳斥是：由黑帮分子、前党委办主任把持的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已经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党委了，对于这样一个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法西斯的机关，革命群众为什么不可以造他的反，停止它的活动。这是一般革命常识，自称红卫兵的八八团为什么不能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对于五个组织和部门，我们的回答是：院大字报编委会、广播室、联合报、印刷厂、汽车库这些重要部门，应该很好地为文化大革命服务。可是，以前它们在杜若牧为首的院党委的把持下，在错误路线的统治下，不能很好地为文化大革命服务，有的部门甚至成为镇压革命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群众为什么不可以接管和协助这些部门加以管理呢?我们造反团的这一行动得到全校师生的支持。至于所称没有同你们商量，那真是无稽之谈。

　　对于这件事，八八团并没有坚决同我们斗下去，也没有要求与我们平分秋色，只是“抗议”“抗议”，就这样忍气吞声地过去了，我们真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别的院校发生了长期的激烈的争夺，严重者还发生了武斗。

　　事后我们分析，认为师院八八团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确实自己感到有些理屈，缺乏同我们斗争的理论武器和政策根据；二是，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时这些部门在我们师院，由于造反派的工作，倒戈者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之中大多数又是党员、政工干部，深知当时整人的许多内幕，他们的起义，使八八团感到力单势薄，力不从心，难以组织相应的机关干部、工人同我们争夺，也就算了。

　　由我们造反团掌握广播室之后，整个师院的舆论宣传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同时，由于我们及时抓住了大字报编委会，使全院的大字报没有散失，这为我们以后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下了基础。愿意研究文革史的人，可以查到这样的事实：哈师院造反团的油印大字报汇编上，还保留着党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大字报的圈点批示，记载着他们对于大字报的观感，据此，人们可以预见其秋后算帐的严重性、强烈性和残酷性。例如，在我和牛德林、杨桂宾等共同写的那张《认识大局，辨别真伪，擦亮眼睛，奋起战斗》大字报的后面批着“纲领”二字，还有文中划上的满满的红道。在有的在大字报的签名上批上“干将”、“骨干”，等等。这些是很好的书证，我将奉交读者，可供一阅。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四个回合，是9·7大反复。

　　应该说，事情开始于8月末。我在前面已经说过，1966年8月份，是我们造反派翻身的日子。社会群众舆论也站在我们这一面。但是，在8月末、9月初之际，八八团某些同志忽然异常活跃起来。他们开动宣传车，在大街小巷穿梭，发动了一个宣传“政策”的攻势。一些八八团的同志，甚至指着我们造反团人的鼻子说：“你们的大方向错了，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些人还散布说：“再过几天你们要流泪检讨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些跟造反团的人关系好的人很神秘地透漏：省委最近要开电话会议，说你们乱揪乱斗，斗错了人，违反了政策。果真，省委开了这么一个电话会议，但是并没有因此对造反团造成什么压力。

　　造成9·7大反复的直接导火线是9月4日，在大专总部召开的全市红色造反者的一次炮打省委的揭批大会上，在揭批省委常委兼副省长陈雷时，当有人揭发说什么他在抗战时，曾枪杀过一位抗联战士(后来查无此事)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造反团的一位烈士出身的同志，在当时群情激愤、群众中有人喊“揍他”时，这位同志打了陈雷一巴掌。就是这件事，被当时八八团抓住不放。他们煞有介事，根据是《十六条》的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以这件事大做起文章来了。他们同全市八八团一起，向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兴师问罪，发起了猛攻。他们知道，军工造反团是全市造反派群龙之首，挫伤了军工造反团，就是打击了整个造反派的气焰。他们再一次到工人群众中做工作，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也指责军工造反团违反《十六条》。他们还通过印发并大量地散发传单、刷制标语，说军工造反团“骄傲自大，以功臣自居”，散布造反团搞武斗，打伤了陈雷，还高呼“向工人阶级致敬”的口号。

　　一时间，造反派违反政策，违反《十六条》，乱揪乱斗，搞武斗，形成很大的一股社会舆论，大有先把军工造反团搞垮，再整垮其他造反团的卷席之势。对此，全市大专院校造反团在大专总部召开各院校造反团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形势和对策。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第一次在这样的会议上发了言。大家在分析形势后指出，这件事情的表面是八八团，背后是省委有人支持、出主意，必须立即调查清楚，及时予以揭穿。所以，会议作出两条决定：一是在12日，组织全市大专院校造反团全体人员，搞一次盛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显示造反派不受辱、不怕压；二是全面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在12日以后的几天里，召开揭批省委大会，揪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后台。

　　9月12日，全市14所大专院校的红色造反团人员，倾巢出动，从学府路到大直街东端，全程30华里。各个院校的造反团成员，首尾相接，排着四路纵队，打着红旗和各种彩旗，浩浩荡荡，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省委有鬼”、“省委里有大鬼”、“把省委里的鬼揪出来”等口号，唱着《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接受全市群众检阅。除了哈军工的师生身着黄军装、蓝军装，斜背黄书包、蓝书包之外，其他各校每个人一色身着蓝布学生服，斜背黄书包，右手高举红塑料皮装帧的《毛主席语录》本，一个个面部庄严而郑重。那一天，秋高气爽，我们一路风尘，显得英姿唤发，生气勃勃，歌声和口号声交相转换，声震晴空，行进步伐整齐、雄健有力，显示了一代生力军的不凡风威。人们看到，面前的这些造反派大学生，并非传说中的洪水猛兽，也不是某些人笔下的恶魔厉鬼，长着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面目可憎，而是一批热血的青年、清秀的子弟，怀着报国之志，充满理想和朝气，具有敢想、敢干、敢闯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正是《十六条》所描绘、所表彰的青年，干吗不能支持他们？为什么对他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硬要再一次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些就是当时人们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议论。游行示威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这次游行示威，给社会造成了比较大的震动和影响，也为造反派自己壮色壮胆。师生们在行进中，常常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引以为荣。一次队伍小憩，中文系的一位男同学，绰号老虎的张春芳，弓着腰，压低嗓音，拿着一副爷腔说：“孩子们，”说着又故意咳嗽几声，假装吧着旱烟袋，啐了一口痰，继续说下去，“当年我们造反时，不怕压，不信邪，面对白色恐怖，我们就来个红色恐怖，组织大游行，你爷爷我……”，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游行之后，各个院校造反团根据大专总部统一部署，互相配合行动，进行了许多调查。深入揭批了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接见八八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申报中央。9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撤消李范五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对省委书记王一伦、陈雷、任仲夷“停职反省”。于是，9·7大反复又以八八团败阵而结束。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五个回合是他们火烧学院图书馆旧书及扫四旧。

　　这次争雄，是9月份的事。八八团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北京第二中学《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大字报说：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在这种新消息鼓舞之下，我院八八团同全市八八团表现了空前的魄力和勇气。一天，师院八八团把队伍拉到院图书馆，逼迫图书馆工作人员把各种旧线装本图书和旧书统统搬到图书馆门前，并命令他们点火烧掉。我们造反团得知此事之后，我和杨桂宾、董振山、贾作富等人，立即放下手中的活，飞快地赶赴现场，以造反团的名义，郑重告知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对于旧图书，只能用笔墨为武器加以批判，而不能用火去批判；藏书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是师生们用以批判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的物质基础，万万不能烧，烧了就是毁了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封资修的物证，就没有了批判的对象。在我们的支持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大胆地出面做工作。于是，八八团的同志们停止了这一错误的做法，才避免了我院图书的重大损毁，从而，使我们学院的图书得以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我记得发生这件事的一两天之后，有一位来自瑞士的外国朋友访问哈师院，我根据学院外事部门的安排，在当时学院大字报馆（体育馆）参加了这次接见。在他看大字报时，我向这位朋友介绍学院两派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做法时，讲了这个故事。这位外国朋友称赞我们制止烧图书的举动，同我共同嘲笑了这种愚蠢的做法。我想，如果这位外国朋友健在的话，他一定能够挺身而出，同原师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来回亿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谈话。

　　这件事，后来八八团倒戈的同志告诉我：后来团里有人感到很后悔，觉得使他们大丢面子；他还说，对于搞文化大革命，中央确实有不同的主张，所以，根子在上面，问题表现在下面。

　　再说，扫四旧，我们造反团也是持不同观点的。在我们看来，斗争的大方向是揭批党内走资派，离开这个大方向，去搞其他的事情，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是走资派的伎俩，千万不能上当。所以，当八八团杀向社会去搞扫四旧时，我们正忙着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走资派。应该说，八八团当时搞扫四旧是得到“上面”默许，当时党委里的某些人是支持的。八八团在家里不批走资派，不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杀向社会，同一些中学生走上街头，大搞扫四旧活动，发起拆喇嘛台、姑子庙，到商店改标语，改街道名等等。哈尔滨市中心的南岗尼古拉大教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赤卫队领着拆毁的，后来，有人把这笔帐统统都算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身上，实在是没有查清历史的真相，不合乎历史实际的。

　　这里且听我再讲一个故事：那期间的一个上午，哈师院的八八团一位同志，乘着从外面扫四旧的余兴，来到和兴路“五满意商店”，见到商店内的两个柱子上，左右贴着一副对联：“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气急败坏地对当时在场的人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论调，只讲经济，不讲政治挂帅，赶快把它拿下来。”殊不知这是毛泽东于1942年提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当场被商店工作人员义正词严地指正，弄得狼狈不堪，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地离开了商店。一位同学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正值我们吃午饭，听完首尾之后，在场的人一个个笑弯了腰。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件事，那就是12月出现的“红海洋”——即组织人在街头到处刷毛主席语录——造成一片红色，也是八八团最为积极的。我们师院造反团认为，这也是走资派为了转移人们注意力、分散造反派斗争锋芒的做法，进行了消极抵制。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六个回合是如何对待学生参加秋收的问题。

　　1966年天公作美，欲与人们的热情相匹配，秋阳绵长，日照充足，肥沃的黑土地，再一次以丰收的硕果回报为他们辛苦耕作的主人，黑龙江省各农场特大丰收的喜报频传，召唤人们去拥抱。黑龙江省委于10月份发出通知，为了保证到手的粮食颗粒归仓，决定发动全省大中专学生到农场参加秋收劳动。对于这一活动，红色造反团全市大专总部召集各院校造反团负责人会议，进行了充分协商。我参加了这此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大家认为今年黑龙江省粮食确实获得大丰收，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它收回来。但是，应该认识，省委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一是想缓冲一下运动，找个喘息机会。黑龙江省运动来势很快、很猛，许多事情容不得前思后想，也来不及左顾右盼，这样把大专院校学生赶下去，领导人就可以稍事休整，以便再想应付的对策。

　　顺便地说，当时有许多干部，对于来势汹猛的运动，只要有机会就想把它停下来，也不管中央是否允许和群众是否支持，客观上有没有可能；或者想方设法转移斗争大方向，只要运动不整到他们头上就行。

　　二是《十六条》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秋收事关大局，是言之有理，顺理成章的正道，谁也说不出什么不应该，明知是调虎离山之计，但是叫我们哑巴吃黄莲，有口说不出；如果提出反对就会说造反团是空头革命派，使农工不满，这样就脱离了群众，违背《十六条》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并使造反团落个“假革命”的指责，而走向被动。因此，我们不能加以抵制，而应该顺水推舟，来个将计就计。

　　此外，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从我们自己讲，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这次秋收，也是我们造反团广大师生向群众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宣传造反有理，宣讲我们造反团的观点的绝好机会。

　　经过热烈地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以哈尔滨大专院校红色造反者总部的名义，郑重向省委、省政府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今年农业大丰收，省委、省政府应该很好地组织大中学生和机关干部适时奔赴农场，抓紧时间搞好秋收，力争丰产丰收，夺取农业生产的全胜；同时各院校也应该留人在家里闹革命，不能顾此失彼，真正实现革命生产两不误。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省委始料不及，更是八八团不曾想到的。根据在总部协商的精神，各个高校造反团回去都作了认真地动员和积极地安排。我们师院造反团动员了80%的成员约600人下到肇光农场，参加抢收。行前，我召集全团大会，就下去秋收和留守家里的两个方面的工作，作了统一要求，并号召下去的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优良作风，出色地完成秋收任务，为红色造反者争光添彩。

　　八八团对造反团的做法始则觉得意外，感到震惊，他们以为造反团什么事情都是同省委对着干的，这回也不能例外，万万没有想到造反团竟然如此坚决贯彻《十六条》，如此听省委的话，坚持革命生产两不误，于是他们开始采取观望造反团动静的方针，缺乏下去的必要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继则见到造反团如此坚决，只好慌忙来个再动员，匆匆派出自己的成员下乡，殊不知，其被动的局面已经铸成了。对于这件事，我们师院造反团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谁说我们同党委对着干？我们造反团本来就不是反对党委，只是反对那些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路线的党委，也就是说，就像买货一样，不光看他挂的什么牌子，而重在看他卖的什么货色。把造反团说成同党委对着干，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我们造反团的罪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历史的污蔑。造反团在这件事情上又一次争取了群众，得到社会的赞许。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七个回合是如何对待“三军”的问题。

　　在哈尔滨，1966年12月，是当时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之后，全国进入大串联，哈尔滨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大专院校在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影响和带动下，各高校基本上分成造反团和八八团两派。到这时，各校的造反团都已占绝对上风。各校也出现过中间派“东方红”组织。这个组织原以为造反团大方向对，但太“左”；八八团不造反，不批走资派，又过右。因此，他们想既造反又不左不右，一切都那么按他们的设想的方式方法进行。然而，这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要造反，就要揭批走资派，这就必然有阻力；要打破这种阻力，就得有一股冲力。这股冲力究竟多大能打掉阻力，难得恰如其份。因此，跟他们走的人在各校开始都有几十人，但后来越来越少。到11月份，“东方红”这面旗帜已经打不起来了，人员自动消散。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造反团；另一些人自觉脸上无光，不再参加什么活动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所谓“逍遥派”的一些人的来历。在我们师院，挑起“东方红”大旗的，是我们政治系三年二班的高大中；在东方红解体后，也加入了造反团。此外，也还有一些人，在造反团和八八团两边来回地“杀回马枪”，后来见到两派的人，也感到难为情，当起逍遥派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哈尔滨集中了“一五”期间办起来的现代化大工厂，少数通过公私合营办起来的企业也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因此，哈尔滨的产业工人队伍比较整齐，接受的是现代化训练。由于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派活动的早，到12月，工厂企业的造反派也已经组织起来了。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哈尔滨工厂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局面。这时，社会的主体部分已经失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批领导人被打倒了，因而成了名义上有地方党委和政府，而实际上只有空架子，没头脑、没主意、没能力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时间进入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

　　就是在文革斗争的这一重要阶段—1966年12月初，散居社会的复员转业军人，并混杂着某些旧军人、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在内，在几天里组织了名为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史称“三军”)的组织，于12月5日，约几千人，他们身着黄军装，分别佩带“三军”红袖章，分乘100辆大卡车，组成大车队，驶上街头，高呼口号，声称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老造反，是新时代的革命英雄，谁敢阻挡他们，就把谁砸个稀巴烂。约闹腾到12月8日。一时间，哈尔滨狂风四起，把矛头指向红色造反团。哈尔滨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面临大反复。

　　面对这股势力，各高校造反团一开始就认为，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必须由省委和省军区向中央报告，立即予以取缔。于是，各造反团密切注视街头的动态，积极向省军区反映情况，并再次派人向周恩来汇报。对于这样一种情势，八八团却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并把它视为自己的救援。当时，在工厂企业，与造反团对立的群众是赤卫队，是由省市一些劳模通过工厂企业党委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和八八团串联在一起。这时，又出来个“三军”，史称“三军一团一队”，形成了对造反团的新包围。但是，这种“三军”，与八八团、赤卫队不同，他们是社会的沉渣，是一支没文化的军队。他们胆大妄为，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其反动性、破坏性，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同八八团、赤卫队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后来越来越嚣张的做法，使八八团感到其来头不对，也不敢同他们多沾边。造反团大专总部派人向周总理汇报，说明了情况。没过多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便通电黑龙江省委和省军区，下令宣布哈尔滨的“三军”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并逮捕其头头依法惩办。省委和军区果断采取措施，派出子弟兵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就是这样，“三军”被迅速取缔，哈尔滨造反派再一次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而走向新阶段。

　　在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在11月间，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团总部，曾经派过一次由各院校派代表参加的汇报团，向周恩来汇报过哈尔滨的文革情况。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汇报团，并同他们一起照相留念。哈师院造反团派出的代表是潘少林。顺便说，像这样抛头露面的活动，我认为自己应该推出去的，找个借口都推出去了。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八个回合是如何对待经济主义的问题。

　　1967年1月份，在一些工厂企业刮起一股风：一些工人要求当地党组织给他们涨工资，增加福利和劳保待遇，发放各种补贴、经费、物资，甚至强占公房，等等，有的还煽动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致使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有的港务人员停止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厂企业的党委答应了职工的要求。据当时我们了解，国家铁路部门的个别负责人也同意这样做。于是，这股风越刮越烈，在全国、在哈尔滨，一时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而难以扼制的潮流。他们向党发难，停工停产，上街游行，刷标语，喊口号。面对着这股强大的风潮，应该说，在我们造反团里，一开始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师范学院造反团总务分队个别领导人甚至占了领导人的房子。个别人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大都经历从经济斗争开始，之后才走向政治斗争这样一个历程的。因而认为当前的状况是正常的。但是，造反团里的多数人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为此，我们召开专门的大会，以便统一意志，向社会作出统一的回答。我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总务分队负责人的做法，责令他限期搬出领导人的住房，否则，开除造反团，并保留进一步采取革命措施的权力。我说：

　　“我们不能赶跑了老爷，把自己变成少爷。刚批了别人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己就忘了本，走起资本主义道路来。”

　　经过激烈的辩论，特别是总务分队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大家。于是全团对此很快达成了共识。大家认定，这是一股经济主义的歪风，矛头是针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它以经济福利为幌子，向党伸手要钱、要物，腐蚀工人的革命意志，麻痹工人阶级的思想，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经济主义的行为，并且转移斗争大方向，最后把祸水归结于文化大革命，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因而必然受到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支持，我们造反派应该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这搞的是经济主义，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在哈尔滨，由于这股歪风受到从学校到工人造反派的坚决抵制，其寿命很短，就偃旗息鼓了。但不久就传到农村。面对着这场斗争，八八团的同志们，态度是极其暧昧的。他们因为得知某些方面的领导人曾对此表示过支持，也表态予以支持，因而在后来被工人反戈一击时，便弄得十分被动。

　　我们从当时的广播得知，在这次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上海闹得最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联合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发表了《紧急通告》，斥责这股经济主义歪风。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了《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和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九个回合是造反派在单位夺权的问题。

　　到1967年一月，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掀起了向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1967年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说：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

　　在这篇评论员文章中，还用黑体字，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接二连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号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其中，《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一段话，对我们触动最大、印象特别深：

　　为什么当革命的左派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瞄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第一炮的时候，就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为什么当‘工作组’来了以后，革命左派不仅没有翻身，反而更变本加厉地遭到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

　　为什么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甚至武斗流血，多少革命的闯将受打击，遭迫害，被开除，被镇压，直到最近，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出现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大泛滥?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敢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

　　我们造反团在学习这个社论时，大家认为它深刻而精辟地总结了文革的教训，字字句句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还有许多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毛主席、党中央和我们心连心啊！”不少人边读边热泪滚滚，“毛主席万岁!”不禁从心底高呼。

　　于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部署，我们哈师院红色造反团于1967年1月16日，从上到下，全面夺了哈师院的党政财文大权。但是，我们造反团的各级负责人，当时称为勤务员，并没有想或准备给自己安排什么角色或职务，也没有进驻各个办公室，只是交由具体的一些同志保管好有关文件和图章，保管好有关物资和设备，还是各自肩背黄书包，里面一本《毛主席语录》、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总部开会的地点也仍然是印刷厂的一个办公室。对于中层及一般机关干部，我们区别对象采取保留职务、停止职务和听候处理三种办法，列出清单，加以分别处理。由保留职务的干部，进行一般行政事务处理。

　　对我们师院造反团来说，此时此刻，更是好事连珠。中共中央1967年1月1日以1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解放军报》记者写的《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大多数的?》内部通讯，不但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了红色造反团，而且还赞扬了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做法，号召全国造反派学习我们的经验。所以八八团这个时候，对造反团已经完全折服了。但是，哈军工却不是这样。一天，哈军工八八团头头S来到我们学院找我，他表示由哈师院造反团夺学院的权，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支持，也很服气，但军工造反团夺权，就接受不了，感到不服气，也不能容忍。我做他的工作说，我们也有缺点和不足，军工造反团是我们的老大哥，你应该看主流、看大方向，如果继续纠缠一些枝节问题，就不好了。

　　1月6日下午，省委书记于杰送来省委印制的传单式的中央文件，他首先向我并请我转达省委以及他个人对我们的热烈祝贺，他说，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全省人民的光荣。同时也希望我们戒骄戒躁，在争取和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方面，做得更好，争取更大的光荣。之后，同我们总部几个勤务员一一紧紧握手。

　　看到红头文字的中共中央文件，我觉得格外的兴奋和从未有的喜悦，并感到非常的自豪：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得到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认可和表扬，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令人骄傲啊！我看到，每一个造反团的头头以及全团同志，都是那么喜形于色，笑在眉头。

　　在宣读中央文件之后，我讲了三点感受：

　　第一、党和毛主席对我们青年寄予无限希望，更加体会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无限幸福；

　　第二、中央文件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奋斗目标，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缺点错误；

　　第三、我们应该进一步更深入地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搞好我们的开门整风。

　　但是，当着全团大会，中文系造反团分队的X某某，却提出了绝然相反的看法，并贴出大字报，对造反团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攻击，同时提出“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们造反团的表扬有鬼，有鬼，万万不可上当”。对此，我召集全团大会，并让他发言。他的话音方落，激起全团此起彼伏、一片斥责声。大家认为这不是攻击我们师院造反团，而是攻击中央文革、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有人高呼：“这是反革命！抓反革命！”我当即向他叫号，问他承认错误还来得及，否则后果自负。他拒不承认错误。于是，我领导全团当即表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由造反团纠察队派人押送市公安局，交由司法处理。这件事，我后来觉得处理有些匆忙，就这么简单地把一个战友送进了监狱，总放在心上，尽管当时我们认为斗争很激烈，因为，几乎是同一天，哈军工出现了贺珍、周涛等27人批评江青的大字报，不久中央发了六点指示。虽然至今从未有人指责我对X某某的处理，但一想起来，就感到心神不安。因为以我当时的威信，如果冷处理也可能是行得通的。

　　这件事的出现，为我当时兴奋发热的头脑，浇了一瓢冷水。我告诫自己：头脑不要发热。这时于杰的话，在我脑际响起。

　　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在学院夺权之后，搞不清是什么时候，我院八八团就自行宣布解散，除了几个主要头头，八八团的绝大部分成员，这时几乎都成为造反团的成员了。

　　在一月斗争最激烈期间，结合学习中央关于哈师院造反团的文件，我和杨桂宾、任万新、胡云飞等人在一起促膝谈心，对于前一段文革和我们走过的道路，曾经做过以下这样一个回顾：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其矛头是直接针对刘少奇的，但是刘少奇对此反应却表现得十分迟钝和笨拙。毛泽东根据苏联和东欧的教训，于1958年，重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逐渐创立了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从反修防修出发，认为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葬送的危险，并且还认为他们已经通过意识形态做了舆论准备，于是下定决心要通过抓意识形态即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发动群众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刘少奇在这一点上是拥护这个结论的。有鉴于此，毛泽东在他亲自主持制定并一字一句修改的《五•一六通知》中，应该说，从理论、部署、政策、策略是讲得十分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完全公开的，也并没有掩盖他的目的和意图。刘少奇在党的会议上同意毛泽东关于形势的分析，举手赞成了《五•一六通知》，却仍然抱着《二月提纲》的精神不放，力图把运动限制在所谓学术领域之内，对于根据《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要揭露混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充耳不闻。继而，在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改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立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的文革领导小组，中央各种舆论工具都控制在新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手，视而不见。在群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揭发自己时，竟然慌了手脚，采取了压制的路线，以中央副主席之职，在不与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指派工作组，残酷镇压群众运动，把大批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从而形成了与毛泽东对立的路线，并且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又把各级党组织拖进了自己的圈子，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革与捂、放与压的斗争，形成了两个司令部。

　　当时我们搜集到的材料说明，根据《五•一六通知》，《人民日报》在6月初发表的社论墨迹未乾，刘少奇于6月13日，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侯，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各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就是按着这两个批示的精神和部署做的，而深深地陷入了被动。

　　同时，在6月22日，清华大学贴出矛头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之后，《人民日报》于23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再一次指出“反我即反党”，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央”的错误做法，6月24日，清华园再次出现矛头指向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刘少奇还通过刘涛，在清华大学组织了学生来保工作组，大肆宣传“不许右派翻天”，并将揭批刘、王的大字报全部撕掉。这就进一步把自己置于群众的对立面，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和问题。当时，成篇累牍的社论和大块文章，白纸印黑字，标示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却理解是为他领导的抓反革命擂战鼓、助军威。就在7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这一天，刘少奇对王光美和他在清华大学的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能给他们民主。”从而，把他的“反右派”斗争推向了新高度，也把自己推向了悬崖。

　　在这场斗争中，造反派开始处于少数派，并不是因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而主要是因为自反右派斗争以后，社会上形成了反对党委某个成员就是反党的信条，加上刘少奇6月13日以中央文件发的这两个批示的作用，使得当时的大多数人站在了党委的一边。所以，造反派要在批判刘少奇路线的同时，要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有关指示，注意掌握政策，讲究斗争策略，争取团结大多数，才能把当时受刘少奇推行的路线影响下的人们解脱出来，最后使自己真正获得解放。我们哈师院造反团正是这样做了，终于由少数派，发展到团结全院的造反派组织。

　　首先，我们认为，要摆脱我们少数派的地位，必须深入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当时的提法，“上挂下联”。为此，我们派人到北京抄大字报，掌握北京的运动情况。我们派化学系的贾德华到北京建立联络站，通过这个联络站，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中央首长(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北京高校、机关、科研单位、学术团体的历次讲话，各院校的大字报及进展情况，我们都及时地掌握了。

　　为了动员知情人出来揭发问题，我记得是我们接受了穆国兴的建议，他告诉我们，对学校最了解情况的莫过于院系科三级干部，如果能把他们集中起来，边学边摆，那就能把学院的两条路线的盖子揭开。于是，由我们造反团在文史楼二楼政治系阶梯教室，召集全院三级干部开会。从9月19日到10月9日，历时20天。除学院主要领导人之外，院系科三级干部的绝大部分都到了，由我们造反团总部派魏醒学、潘少林主持，各系造反团派出自己的造反派参加，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和文章，学《十六条》等，边学边联系学院实际，边揭边摆。这种会，不同于批判会。主持者和与会者，平等相处。我们不逼不压，只是引而不发。为此，我特意利用他们学习休息的时间，开了一次小会。我对政治系栗劲、中文系W某、数学系L某、历史系W某等几个系的领导人讲，我们这样做，是学生教老师，“子教三娘”，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大家是我们的领导，以后还是我们的领导。大家最了解学院的问题，出来揭摆学院领导人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有助于尽快搞清学院的两条路线。大家不要和我们顶牛，不要当阻力，不要当反对派，要做动力。我们的主持人和参加会议的造反派都是这样工作的。因此，这20天的会，很解决问题。很多中层干部在会上，同我们坦诚相见，同我们一起分析了学院的领导班子的状况，揭摆了许多我们闻所未闻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例如，关于追缴整造反派黑材料的问题，就是在这次会上，由有的领导干部提出来的，并建议我们及时采取措施。他们认为抓到了黑材料，就是掌握了整革命师生的最好的佐证，有利于教育和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有利于争取教育广大群众，要抓紧办，否则，人家销毁了，也就没了证据。抓“证据”，“抢救证据”，就是通过这次会议给我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外，关于注意政策的问题，关于打击面要小的问题，许多领导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次会议，使我们了解、识别了许多干部，同时，学院的大多数干部也了解了造反团的想法和做法，在后来的运动中逐渐站到了我们这一边，起了很深远的作用。至今还有不少人说，办学习班，应该说是我们哈师院开的好头。

　　第二、召开平反会议，解放前一段被学院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7·16之后，学院党委首先把一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抛了出来，搞新老账一起算，将他们打成“反革命”，对于这些所谓历史问题如何看，不仅关系到他们本人，而且还影响其他人参加文化大革命。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给政治系共同课的牛德林翻案。虽然我们知道牛德林是冤枉的。但我们觉得还是应该通过调查，才能服众。为此，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仔细、很认真。我们不是因为牛德林是造反派就认为他没有事，而是专门成立牛德林问题调查组，由生物系的张立明担任调查组组长。并且在牛德林急于要参加造反团之时，我通过政治系老师做牛的工作，要他暂时回避，不要和我们在一起活动。告诉他“这是斗争的需要，要理解。”经过调查，我们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认定牛德林是一个地地道道被党委错误打成所谓漏网右派的优秀教师。于是，我们召开为牛德林平反的专门大会，用一件一件铁的事实向全院庄严宣告，不但牛德林的所谓右派言论不能成立，而且，党委加在他文革中的罪名，更是子虚乌有。我们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宣布为牛德林彻底平反。牛德林当时激动不已，热泪纵横。当场申请加入造反团，并把他珍藏的一幅毛泽东刺锈画像送给了总部。我们的这一做法，不但使牛德林彻底放下了背了近10年的包袱，感到从未有的轻松，而且，大大壮大了造反团的声威。参加八八团的一些同学以后对我讲，他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样仔细地搞调查，真正用事实讲话，还了牛德林的真面目。我对他们说：“阶级斗争是严肃的，岂能当儿戏，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此后，我们又给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一位中文系的老教师——冯镇魁，因为给党委领导写了一张大字报而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平了反。

　　这一期间，我们造反团还组织一些人，对那些所谓历史不清的教师，进行专门调查，终于弄清了他们的问题。例如，政治系的张象新，其家庭问题说不清，不能入党也不能提干，通过我们派人调查，终于搞得清清楚楚，使他特别感动。直到今天，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个人来说，就是还了我的清白。

　　这些做法，使人们对比地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把人打成反革命，把人变成了鬼，造反团把“鬼”变成了人，对于造反团自我教育和争取八八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召开控诉大会。为了深入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争取群众，我们召开了控诉党委和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的大会。在大会上，有贫农的儿子董学章、干部子弟齐亚杰、烈士子弟寇方玉、雇农出身的教师李阁卿、贫农出身的教师董斌、雇农子弟潘少林、贫农出身的教师李相儒等10人先后上台，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整理他们的黑材料，如何逼他们一遍遍检讨和写检查的经过。发言者的血和泪的控诉，使每一个与会者都感到自己的心在震颤，受到莫大的教育。

　　这次大会，似乎成了一面哈哈镜，使许多人通过它，看到了一些人的良心变了型；这次大会又像是一座燃烧炉，使许多人透过它，看到了一些人的良心受薰烤。政治系一位老师在会后，感触至深地对我说：“要不是看到中国式房子，谁能想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学里，一些人竟如此这般罗织罪名，制造莫须有，迫害革命师生。真是丧心病狂。”去偷听的八八团的十几个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感到这样的大会是对灵魂的洗礼，表示悔悟，会后即脱离了八八团。政治系的一位工农出身的系总支副书记刘××听完控诉之后，难过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我也整了他们的材料，准备打成反革命，这是非常错误的。”

　　第四、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听了干部会的建议，许多人特别重视追缴黑材料，有的人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黑材料穷追不舍，逼迫一些人限期交出，否则便让其寝食不得安宁。斗争很尖悦，气氛搞得相当紧张。一时间，哈师院各个分队的造反派，在寝室、教室、办公楼的走廊里，到处贴有“勒令书”，指名道姓要某某在勒令书贴出24小时内，把黑材料交到某某处。否则，就要承担一切后果，勿谓言之不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部开会商定，决定引导造反团全体成员学习毛泽东著作，启发大家认识到黑材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指使下面的某些人干的，不能怨下面的一般党员、政治辅导员，一定要争取他们同我们一起来揭发走资派，使他们认识自己受了蒙骗，杀个回马枪。如果不解决这些整黑材料的人的思想问题，不触及灵魂，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重操旧业，整我们的黑材料。之所以他们现在还不毁掉这些材料，就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于是，我们提出，“揪上不揪下”，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在这种政策的宣传感召下，有的八八团的同志，向我们主动交出了他们搜集整理造反派的材料。

　　第五、开展个别谈心，过细地做思想工作，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当时我们的做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矛头对准上面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二是把矛头对准学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于省委派下来的工作组和学院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般中层干部和一般党员、政治辅导员，采取争取、团结的策略。在有的院校，工作组检讨没完没了，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使得师院的许多中层干部和省委工作组的许多同志，被我们争取过来，为我们说话。对于工作组长陶源，我们很快调查清楚，那个气势汹汹的7•16报告，并不是工作组的杰作，而是院党委找的几个人的集体创作，调子是杜若牧定的，材料是武装部、组织部、办公室和各系提供的。在弄清思想、明确是非的前提下，在他作了两次检讨之后，我们说服造反团成员早早地把他放回了单位。而且，我们批判他时，尽管用词犀利、尖锐，给他扣上镇压师院群众运动的元凶，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但仅仅是嘴上的功夫，并未给他戴高帽、抹黑脸；陶源是全省工作队长之中唯一一个未戴高帽、未被抹黑脸的人。后来，我到省里工作，陶源见到我，谈起这一段经历，一再对我表示感谢。

　　当时，我们总部发出互相结对子的号召，实行一帮一的办法，做过细地思想工作。许多造反派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找八八团的同学做工作。下面这两个故事，是从我的笔记本上摘下来的：

　　八八团成员马某某曾经扬言：“剩下我一个人，我也在八八团干”，生物系一年二班张中植，先后找他谈了22次，终于真诚感动了他，心悦诚服地退出了八八团。

　　有的造反派还通过举行谈心班会的形式，同八八团成员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团结。八八团成员、物理系二年一班团支书薛某，自称顽固派，在班会上见造反派态度诚恳地谈心，使他很受感动，终于悔悟。他说：“自从八月七日，军工造反团来串联以后，我一直没回过班级。今天大家谈得很好，我很受启发，现在是我猛醒的时候了！我对八八团的大方向开始发生怀疑了！”

　　第六、推动造反团革命化建设，开展开门整风。

　　可以说，迫于形势和斗争的要求，我们造反团对于毛著和其他学习始终抓得很紧很紧。在白色恐怖时期，许多人就是捧着毛著和当时的中央文件抄件、两报一刊社论和文章，反复阅读和思考，汲取了智慧和力量。处于少数派时，也是极为认真学习和理解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新的社论，并且反复讨论，甚至辩论，务求理解。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许多人的学习放松了。

　　为了推动全团的革命化建设，努力提高造反团的理论、政治和思想水平，我们师院造反团，先后搞了两次开门整风。

　　第一次是1966年11月份。

　　在全国处理“联动”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我们造反团适时主动地开展了一次开门整风运动。所谓“联动”，是北京大学附中，实际上是一部分高干子弟，于1966年11月27日，秘密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以北京市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串联所谓“老红卫兵”，于12月5日发表宣言，并于此后，搞了一系列的过火行动。当他们的过火行为受到严肃的批评之后，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指向了毛泽东。他们还提出他们只拥护1960年之前的毛泽东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采取了严肃坚决的措施将他们予以取缔，并逮捕了这个组织的头头。在10月份，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曾经对造反派在造反初期由中学生提出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血统论”的反动思想，其理论是错误的，其实践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不利于团结群众，也不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贯政策。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结合学习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一封信等一系列毛主席著作和《十六条》，规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早晨六点半起床，进行军训，晚间10点就寝。除了我们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外，我们还欢迎全院所有的师生员工，包括八八团的同志给我们提意见。

　　在此之前，造反团有的人对于整风表示赞同，但不赞成搞开门整风，他们担心这会给八八团造成攻击造反团的可乘之机。为此，我们召开全团大会，开展辩论，统一思想，最后一致同意我的说法：“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

　　11月14日，我们以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政治部的名义，印发了整风文件，规定整风的目的是：

　　1、为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进一步牢固地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我团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2、为了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团内部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团结，提高政策与策略水平，增强战斗力；

　　3、为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实现思想革命化，振奋精神，增强革命自觉性。

　　整风的方法是：1、开门整风；2、用“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首先向总部开炮，揭露矛盾，解决矛盾；3、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不怕疼、不怕丑，敢想、敢说、敢于亮思想，敢于刺刀见红；4、运动整风两不误。

　　学习文件：“老三篇”、《十六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红旗》第13、14期社论、《整顿党的作风》以及《毛主席语录》批评与自我批评部分。

　　整风的步骤分为三步：学习文件；揭露矛盾，召开炮轰总部大会之后，全团大辩论；总结，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第二次是1967年1月上旬，我们利用年关和斗争的间隙，又在全团搞了一次开门整风，发动大家参与总结。

　　1月4日，我作了题为《一定要把红色造反团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动员讲话。我在动员讲话中，指出我们造反团当前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政治上的调和主义，搞无原则和平、一团和气。一些总团、分队勤务员，斗志薄弱，有厌战思想；对团内不能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一些违反政策的做法，对某些歪风邪气，不敢出面纠正。

　　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搞极端民主化，总想什么事情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不愿意接受分配的工作，不愿意开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甚至闹独立性。

　　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存在骄、娇、暮、官四气。骄，就是骄傲自满，有的以老造反者自居，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老虎屁股摸不得，名之曰造反派的脾气；娇，就是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怕苦、怕累，不能任劳任怨的工作，甚至发牢骚；暮，就是懒惰，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动脑筋，随班唱影；官，就是一些勤务员，不深入、不搞调查研究，不做思想工作，耍小聪明，处事简单、粗暴。

　　我们还规定了学习文件：《学习和时局》（一、三部分）；《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十六条》（第六、七条）。

　　整风进行的第三天，传达学习了中央表彰我们的文件，于是，在1月9日，总部出了两个题，再次发动全体造反团成员开展大辩论：一是中央肯定了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应该怎么办？二是如何用毛泽东思想衡量我们的一切工作？

　　除了各系、造反团总部各组敞开向八八团征求意见并接待他们以外，我自己还于1月7日晚，邀请未退出八八团的部分同志开座谈会，内容是两个：一是共同谈文革的感受，讨论形势；二是征求批评和意见。参加会的有：中文系的曹竹林、范传臣、王淑莲、邱文霞、邵佩荣、王钦玉；生物系的于敬梓、汤淑清、韩桂兰；化学系的王靖忠、阎彩荣、李秀玲、陆荣兰、谢颖、王秀芝、陈秀芝、孙颖、谭英秋，一共18人。这些朋友向我们提出了批评，并没有借此机会攻击我们。说话语气平和、态度诚恳。

　　在我的笔记本里，我记下了他们的发言，按顺序是6条，归纳起来是三个方面。一是批评我们一些人有骄傲情绪；在政治思想上，毛著学习不够；有的老造反者思想懒惰；总部勤务员突出业务的多；有的人互相争功；对八八团过来的人应该狠触灵魂，但应该区别对待。二是反映情况，告诉我，有的班级，不是造反团整风，而是整团外的人，使团外的人有压力，他们问辅导员谁比谁最积极？如此等等。三是建议，允许没挨批的八八团成员参加造反团有好处；退出八八团的同学应允许其串联；声言要在八八团里抓坏人，常说不好。在我们征集意见中，有的人也向造反团一些成员指出不讲斗争策略，方法简单粗暴等等问题。我们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虚心听取意见，当时不作任何解释。使这些给我们提意见的八八团的同志深受教育，纷纷称赞造反团就是与他们不同，许多人还要求加入造反团。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得的教益，烙印深深。

　　通过上述措施和政策，加上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开欢迎会，帮助参加造反团的八八团的同志，摆脱八八团的讽刺和打击，等等。对于八八团的骨干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的，我都亲自接待。我们根据毛主席爱国不分先后的说法，提出“革命不分先后”，对于加入造反团的同志，一视同仁，有的人后来我们还安排他们做了重要工作。因为我这样做了，我同八八团的主要头头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例如中文系八八团骨干徐忠武，要我在回忆录中，一定要为他写上一笔：“我是1966年11月份退出八八团的，造反团用大红纸写了条幅，欢迎我加入造反团，你亲自接待我，态度极为坦诚，表示热烈欢迎我、真诚相信我。使我感到很温暖、亲切，没有不自在感。启用我在造反团宣传部工作，与杨桂宾、牛德林共同主持毛著讲用会等。”

　　在两次整风中，要求造反团成员主要是对我提意见。团内对我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条是保守，有点右，在斗争中过于强调政策，自称策略派，虽抵制了一些问题，但也束缚了一些人的手脚：另一条是，突出个人，发挥别的领导人的作用不够，什么大会都是由我主持；别的院校造反团叫总团，我们师院叫总部；别的院校造反团叫分团，我们师院叫分队。好像总要与众不同。第三条是美化自己，这主要是指我在起草总结团结大多数的经验中，描写个人有不适之词。这条意见来自我所在班级的一位同学。他说我并不是最坚决的造反派，曾经在7·16之后，在班会上有检讨，对反动的血统论也并没有见我坚决抵制。所有这些意见，极个别的还用大字报批评我，多数是在造反团的全体大会上当着我的面提出来的，充满火药味，也充满阶级情感，对我的一片爱心。这些意见中肯，击中了我的要害。我只是在一旁静听作记录，不作任何申辩和解释。面对全校差不多占大多数的师生大会，任其发言批评，我的几位老师曾为我捏一把汗，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这样接受批评，既有利于我的思想改造，也有利于我们争取和团结群众，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这些事情回忆起来，至今还是那么令人难忘，教益匪浅，受用终生，是任何教科书无可比拟的。

　　对于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团结大多数的做法，《解放军报》派记者进行了了解，并且向中央写了长篇通讯。记者在通讯中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由于逐渐掌握了毛主席讲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一正确思想，使造反团的成员开始由300余人，发展到两千多人，而八八团(保守派)则由1300多人，减少到400人。不仅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更重要的是使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学院广大群众中占领了巩固阵地。从而在哈尔滨为左派组织树立了一个先进榜样。

　　他们在这个工作中遇到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都逐个解决了。

　　哈师院的通讯报到中央，中央十分重视，并以《中共中央文件》1967年第1号的名义，作了转发。中共中央1967年1号文件是这样写的：

各级党委：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耐心争取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大多数，做法是好的。这个材料发给各地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参考。



　　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在当时影响很大，因为这是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第一次明确表示对一个群众组织的肯定。我个人虽然付出了努力，但主要是师院全体造反团成员奋斗的结果。

　　第一、我们造反团的各级领导集体是稳定的。我们总部领导班子，当时叫勤务组，一共10人，每个系出一个人，我们政治系是我和扬桂宾，中文系是李茂喜，历史系是张惠文，数学系是郝晓霞(女)，物理系是王凤祥，生物系是于嘉宾，化学系是潘少林，艺术系是金福奎，教师是任万新。还有各个系的分队长，他们分别是：中文系董振山、历史系王秀珍（女）、艺术系刘春兰（女）、政治系魏醒学、数学系陶大方、物理系辛超、化学系张锦龙、生物系迟连廷、教师分队袁庆寿、总务分队李继武。我们上上下下这些人，始终有事大家商量，共同决定，推功揽过，经常在一起推心置腹地交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当时，只有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领导集体是稳定的。这个领导集体直到我离开哈师院到省里工作，这在当时是少有的。

　　当时，我们造反团的大事，常常是总团只提出某些想法，或出题目，交由全体大会讨论、辩论，当场拍板决定的。常常还有许多人突然提出新的问题，引起新的意见或冲突，甚至把原来的一揽子想法全部推翻。这种大会开起来，辩论相当激烈，发言者用词尖锐、火辣，挑剔性强。没有权威，决策靠的是讲理。谁的说理彻底、说服人，谁的提议就获得通过。严格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当时情势变化复杂、快速，不能邋遢，要求讲效率，开短会。领导者发言偏颇、拍板出现失误，就有可能随时被轰下台。所以，领导人经常更换，很不稳定。这就是当时各个造反团决定问题、采取对策的特点。不过，也有的会是总团领导人用“点火法”煽动起来的，这要求讨论的问题原来有一定基础，领导人能够理解群众的心理。例如，关于院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李某，我们全团上下认为，他是“狗头军师”，是杜若牧的忠实走狗，给杜出点子的人，当打手和急先锋，在7•16前后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把他拉下马，多次报省委就是不批。为此，我们一时拿不出好点子，使运动处于相持状态，直到12月份。一天下午，全团正在开大会，省委书记于杰忽然来师院，我们闻讯之后，立即把他请到会场，当场要他答应罢李某的官，否则，我们就要把全部队伍拉到省委，到省委静坐；省委不答应，我们就不撤回队伍。于杰当然不会答应。我就同于杰叫号。这件事，全团并没有事先讨论过。只是我们几个头头临时碰头决定的。我同于杰叫号，心里也并没有大家支持的确切把握，没想到竟然得到全团的热烈响应。于杰办事本来就不那么爽快，这时更是吱吱唔唔，于是我便见机宣布带领全团成员几百人出发，到省委静坐，要求罢李某的官。到省委静坐26个小时，经过反复交涉，省委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几百人到省委要求罢校领导的官，并且得胜回朝，这在哈尔滨还是头一回。

　　第二、我们造反团有两个老师当参谋。这两个老师都是政治系的。一个是教中共党史的，任万新。是哈师院政治系63届留校生。该人平时言语不多，表现得比较深沉，勤于思考，想问题比较全面，常常用党史告诫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个是教共运史的，胡云飞。人大法律系研究生毕业，1964年分配来哈师院。为人热情开朗，思维敏捷，见事早，反应快，应变能力强，善于捕捉战机，抓住人心，因势利导。有这两位老师做我们的高参，出了许多点子，为我们撑腰。开大会时，在主席台的一侧，摆着两、三张学生桌，胡云飞、任万新在这里一旁坐着，帮我和总部领导人，随时商量问题，出主意，把握和引导会议，掌握政策策略，使我们少犯不少错误。

　　第三、我们造反团办自己的情报组、研究室、联络站。情报组是中文系甄裴秀领导的。此人细腻，善于观察，勤于动脑，点子也多，能吃苦耐劳，行动诡秘，但也多少有点神秘感、神经质，给我们总部搞了许多当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情况和消息，报告了不少有价值的动态，使我们了解了不少社会动态，学会保护自己。研究室是政治系三年级董学章和新教师徐永江领导的508室的一伙人。他们整理来自全国的大小字报、各种资料、首长讲话，等等，使我们总是了解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情况。他们的理论功底比较深，思维敏捷，写作能力强，同时负责代表造反团起草各种文告，例如对八八团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就是出自他们之笔。在紧急时，有些文稿我可以不看，也尽可放心。联络站是前面提到的北京联络站。他们来的情况，我们以“北京来电”的形式再通报给全校，使北京的信息得到了及时沟通。我在文中提到的北京情况，就是他们四处搜集弄来的。

　　第四、我们造反团办广播组。于文亭、张志生、崔树仁、迟月菊等，这些同学声正腔圆，很有中央广播电台夏青、林茹等人的腔调和韵味，同学们爱听，而且他们很动脑，又认真，使我们造反团的广播，办得生气勃勃，有战斗力，为造反团的宣传舆论壮色。

　　此外，我们造反团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离不开其他造反派的支持。例如，我们在前面讲的军工造反团的点火宣传，以及我们的第一次造反有理大会所得到的哈工大造反派的支持，还有平时大专总部、以及其他院校造反团的多方面的联系、支持、合作和鼎力支持等。总之，全市造反派互相声援，同根同气，共同开创了各个高校造反派的局面，一些做法及时沟通，互相借鉴，相得益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造反派的有关材料，这还是头一回。这使哈市造反团、特别是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名声大振，从而极大的扩大了哈师院造反团的影响。应该说，在哈尔滨当时14所大专院校中，哈师院造反团，在前期其作用并不是太突出的。当时在哈尔滨起着头羊作用的是两个带有国防科系的国属大学，一个是军事工程学院，由刘居英任院长；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由李昌任校长。这两个大学的学生中，都有为数众多的高干子弟。像毛泽东的侄子，林彪的女儿，朱德的孙子，陈毅、许光达的儿子以及不少其他将帅的儿子、孙子或亲属等等，就在哈军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中央和北京的许多精神传到哈尔滨，有的还在一开始，充当这两个大学造反派的头头。运动伊始，他们冲杀在前，打破了省委的高压，使得黑龙江省这个边陲省会城市，不因路途遥远、通讯不畅而受到影响，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有他们的冲杀，使得哈尔滨的运动走在前列，并使得省市委领导对他们另眼相看，而使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少受一些磨难，少走一些弯路，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踏上了毛泽东期望的轨道。

　　哈师院的经验出来之后，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显著提高，全国各地来哈师院访问、取经的组织和人员很多，其中不少是在当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组织的代表或个人，介绍他们的经历之后，要求我们对此发表评论。为此，我们又成立了接待组，由政治系董桂芹和化学系王淑珍负责。师院造反团的影响渐远，在一些重大场合我的发言，往往受到特别地重视。后面我将叙述这一点。

　　读者会说，按你这么描述，哈师院造反团在当时是一只凤凰。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哈师院造反团是在中国社会中，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环境中，由学生为主体组成的群众组织，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大革命、青年学生中的种种问题必然在我们师院造反团中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有所反映。只是比较而言，哈师院文革的烈暴性稍逊一筹罢了。例如，当时乱揪乱斗，勒令书横飞，在批判大会上，给被批斗的人戴高帽、抹黑脸、挂牌子，大弯腰、“喷气式（在大弯腰时，把两臂向后伸直）”，等等，在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批斗会上也一样的有，但是应该说，我们造反团总部从我到其他勤务员，在一开始就一再在当时大会上宣布，我们总部不赞成这种做法，院一级的领导人只能由总部安排，勒令书要慎重；戴高帽、抹黑脸、挂大牌子、大弯腰、“喷气式”这些做法，正如《十六条》指出的那样，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我们这样反复讲，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渐渐地，大家的注意力就不放在这方面了。批判的时候，被批判者后来就只是笔直地站着，并不要他们大弯腰。

　　有一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与会者群情激愤，对某系一位女政治辅导员因为给不少同学整理了黑材料，强烈要求给她剃鬼头（一面剃光头、一面留着短发）。口号声此起彼复，该系一位男同学，拿着剃头刀跃跃欲试，我便走向要给动手的这位同学说，群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请相信我，群众的工作我来做。这位同学便没有这么做。大批判结束后，我向大会说明这一点，并且进一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女老师光着头叫她怎么做人?大家听完之后，报以热烈的鼓掌。会后，许多人说总部这个决定好，甚至有的女同学向我伸拇指。后来就这件事，我们总部总结出一条经验，当领导，不能群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不是领导，而是群众的尾巴。许多明知违反政策、不得人心的事，只是少数人的行为，是可以依靠多数得以解决的。

　　我们学院历史系造反团当时排行叫做三分队的几位男同学，以自己是工人或贫下中农出身，组成自号“红爷爷战斗队”，既不听三分队领导，也不顾我们总部劝阻，挖空心思，搞了许多当时我们不能容忍的过火行为。他们将历史系的八个教授，即所谓八大怪，分别安排在他们自己用纸搭做的八个窄小的屋子里，只能一人打坐不能直立，叫做牛鬼蛇神屋，给了种种非人的待遇。我听说后，立即和总部的杨桂宾、胡云飞、任万新等一些勤务员找三分队的勤务员说：这不是批判，而是对人格侮辱，是完全错误的，应责令立即纠正。三分队的勤务员说多次做工作无效。他说，就是那么几个人，怎么说也不听话，要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就是不肯改。于是，我和杨桂宾、任万新、胡云飞，急忙到历史系去见这些老师，告诉他们这种非礼的做法，我们总部是坚决反对的，不能容忍的，我们已经给三分队做了许多工作，就是那么几个人听不进去，我们来看你们，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还会继续做他们的工作的，请你们放心，事情的解决有一个过程，我们一定抓紧工作。我们看到，八教授表现了极大的克制，显然不便说什么，但我们从他们的眼神里，得知他们已经表示了对我们极大的理解。

　　在1966年12月末1967年初，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烧所谓修正主义党票的邪风。平时，我在总部会上说，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总部必须旗帜鲜明，表明总部的态度，否则就要被人误解，以为是总部的意见。有些人不理解也不要紧。我还说，毛主席总是说，对犯错误的人整过了头，就会整到自己的头上。有许多时候，我对大家说，我是头头，出了问题首先负责的是我。这是有时没有办法我使用的一招。有时还真起作用。到了1月初，艺术系、物理系、化学系等有人提出，对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中共党员，因整理同学们的黑材料做得太过分，群众感到很气愤，认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做一名党员的基本条件，所以，应该取消他们的党员资格，把他们的党票（入党志愿书）予以烧毁。得知这个情况后，我立即召开总部开会，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党员的党籍问题应该留到运动后期由党的组织来解决，党员的挡案更不能烧，各分队必须立即停止这种错误做法。总部成员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为此，总部作出了明确的禁止烧党票的做法。这期间，有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等系的党员找到我，我明确地告诉他(她)，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我们还将采取其他的措施来保护党员的挡案。除了极个别的党员档案，因为猝不及防，被烧毁以外，但整体地说，党员档案得以保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文史楼内，在数学楼的楼梯上，在物理系、化学楼的走廊里，还有其他系的党员同志，找我谈心，他们噙着眼泪对我说，他们很痛心在文革初期执行了反动路线，整了人，但我们诚心诚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希望给个机会，不要烧我们的党票。我充分理解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也噙着眼泪对他们说，所谓烧党票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并已经作出了决议，一律禁止这么做。我也是党员，我以党性作保证，党籍问题不是我们群众组织可以解决的，我相信，中央是会有政策的。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为了制止社会上的这股邪风蔓延，我和杨桂宾商定，应该立即给中央文革打电报，请求中央文革采取措施，制止这股烧党票的歪风。这是一个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催促杨桂宾立即去办。

　　杨桂宾起草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中央文革小组转中央：

　　最近各地出现烧党票（党员入党志愿书）风。名之曰烧毁刘少奇党员的党票，涉及面很广，冲击力很大。我们认为这个做法不妥。个别错误严重的，应由党纪立即处理，以平民愤。一般犯有错误的学生党员应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以利教育本人，争取群众。亟待立即指示。

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总部

1967.1.26

　　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持过无数次批斗会，我自己没有对被我们批判的人，动过一手指头，也没有骂过人，我对于那些搞武斗、对人非礼的抹黑脸、戴高帽的做法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因为这个原因，我常常被一些同志斥为右倾，也因为这个原因，社会上认为我们师院造反派锐气不足，缺乏哈军工、哈工大造反团那股冲劲。这是我的思想性格所致。记得有一次，在文史楼一楼东侧南边大教室里，在总部工作的一位数学系女同学M某某，同我交谈关于批反动路线应该如何做的问题，因为我不同意她的看法和她说的做法，认为那样做，违反政策，不利于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人，如果我们做得过分，谁也不敢靠拢我们，我们就永远是少数派。她愤愤地对我说，你这个右倾分子，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整我们的，你忘了，我说这哪能忘呢，她说我看你忘了，便一边说，一边拣起办公桌上的一个大玻璃烟灰缸，劈面朝我甩过来，不是我躲避得快，我的脑袋准会开瓢。

　　但是，说实话，在那狂热的年代，我一开始极为谨慎，随着时间的推移，头脑里的弦也逐渐放松了。听着哈尔滨其他大专院校轰轰烈烈的情况，有时也觉得自己的胆子未免太小了，同时想到压力太大，我也驾驭不了，还是随潮流吧。我多次同胡云飞、任万新谈了我的想法。他们很同意我的意见，但也多次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最最重要的是把握根本大方向，慢慢引导。我心里打定主意，在违反政策方面，我决不支持、决不怂恿。但也不能螳臂挡车，自寻不快。因而也出现了一些至今还令人不能原谅的事情。每每想起来，自己有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

　　首先，在哈师院文革初，我担任造反团头头负责任期间，发生了两起严重事件：党委书记杜若牧、中文系学生王敏自杀。

　　杜若牧于停职反省之后，感到威信扫地，抬不起头。夫人王××是哈医大一名副书记，天天也在群众的炮火的猛烈攻击之下，两人一个时期以来很少谈话。10月30日，全市造反派在八区体育广场，搞了一次对大专院校联斗走资派大会。我们师院造反团组织杜若牧和李某参加了这次大会。从八区批斗回院之后，又遭了院八八团一顿批判。回家后，杜若牧洗完了脸上、身上的墨水之后，对夫人说：

　　“看来毛主席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信任了，要换年轻人了。”说完便走进卧室躺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夫人发现杜若牧吊在便所的水箱下。等抬下来，已经气绝身亡。

　　情报组的甄裴秀得知消息之后，很快告诉我们几个头头，当时我和杨桂宾、任万新、胡云飞、甄裴秀等人来到操场、杜若牧住屋的不远之处商量，我准备去查看一下。他们几个说，我不宜去，要我留在外面，等他们去看看就可以了。他们回来之后，告诉我：“这是他个人的责任，自绝于党，是一种叛党行为。”我记不清是谁说了一句：“我看这是畏罪自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免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处理。听了这句话之后，感到我们没有责任，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当时我们在操场还商量，决定对杜若牧的死，发表文告，宣布他畏罪自杀，并在以后连续开展对他的批判。不久省委下发文件：杜若牧自杀是叛党行为，宣布开除其党籍。

　　现在回想起来，杜若牧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同志，12·9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过冶金部教育司司长、北京钢铁学院党委书记，1955年肃反以后，调到哈师院任党委书记，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正是文革运动，我们搞侮辱人格的斗争，使他一时想不开，感到无地自容的结果，不禁为之心颤，良心感到莫大的自谴。

　　根据杜若牧死的这次教训，我们决定成立政管室，把所谓黑帮统统集中管起来，这就是哈师院“牛棚”的来历。

　　王敏是中文系八八团的一名骨干，在当时，执行资产阶级路线比较积极，平时同学们对他也有积怨。在八八团解散以后，他思想不通，串联几个人去北京上访告状，回来的当天，即196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被中文系开会批判，给他抹了黑脸，受到激烈的批判，加上当场挨了一位与他绝情的女友的一记耳光，自尊心受到莫大的损害。中文系分队长董振山立即报告，得知情况后，我和杨桂宾立即赶到现场，这时会已结束。我和杨桂宾在董振山的陪同下，到宿舍里看望了他。我们再三向他说明，会场上的一些做法，总部是反对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并又安慰了几句。看到王敏当时的心情已经平静，他还说没关系，可以理解。等我们走后，他要求上一趟厕所，不期一去不回，上吊在厕所的水箱边。这件事，第二天我知道后，只是批评了中文系造反团分队负责人几句，要他们对八八团不要搞过火的斗争，小心整过头整到自己头上。现在想起来，也是我应该接受重重谴责的。

　　在文革造反初期，中文系教师吴哲夫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人们分析，这位平时不甘受侮的壮士，曾经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挨过批；两派成立不久，虽然造反团并没有把他放在重点，却免不了八八团的继续批判，可能是受不了当时两团的种种苛暴，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而采取了极端措施。想来也是极为痛心的。

　　还有，我在主持烧黑材料时，当场接受了有人呼喊让整黑材料的各级领导和政治辅导员对着火堆围成一圈跪在地上的要求，而我在那里端着腔，对着麦克风大声地吼道：“让你们对着这些黑材料哭泣吧，让你们的灵魂在革命的烈火面前颤抖吧!”我们当中有些同志，还让有些整黑材料特别厉害的个别人靠近火堆，我也没有极力制止，实在是于理于情不容。此外，在我主持大批判的大会上，给一些被批判的对象，戴高帽，大弯腰，抹黑脸，等等，也都还是发生了。这是我在哈师院运动中，一想起来，就觉得心情难过、为之自谴的一些事情。

　　还有，在1966年9、10两个月内，社会上刮起一股改名风。许多同学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卫东、向东、反帝、反修等。我们班常某某，改为常向东，并且联合许多外系的造反派，把哈师院改为哈尔滨工农兵大学，我们总部不以为然，但也跟着叫，直到中央关于师院的文件下发以后，才又改了回来。

　　但是，哈师院师生可以作证：在那个时期，我保持着高度的理智，除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般之外，并没有塞进我个人的什么私货，这也是我可以告慰我的家人、告白于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