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吴晗为何被送上“文革”祭坛

bluesky

1958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参观首都师范学院

　一、

　　吴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缘起于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也许是不满干部中“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他认为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敢言的精神，还建议找一位历史学家写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就在全会上说古论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与会的胡乔木回京让人找到了吴晗。吴晗便在 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这篇千余字短文是他海瑞研究的禁脔初尝。

　　文章发表后，吴晗意犹未尽，还准备写一篇全面论述海瑞的论文，这就是当年9月21日才刊出的《论海瑞》。这篇论文起稿于庐山会议前，成文后却传来了庐山会议的结局。彭德怀在会上刚直敢言之举，是否也受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感召，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号召覆水难收，就在会上强调：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得知庐山会议的消息，吴晗在待刊的《论海瑞》结尾，特地加了一段声明：“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吴晗站在毛泽东一边指责彭德怀，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形势，都是一种政治表态。也许还有一种隐忧，不希望人们把这篇文章与彭德怀挂上钩。值得注意的是，庐山会议后发表的还有署名冯兵、立康的《真假海瑞辨》，也与吴晗持同样论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冒牌的海瑞，右派的海瑞”，与“真正的海瑞，左派的海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可证毛泽东关于真假海瑞的讲话已在内部传达。

　　当年岁末，也许受到沪上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的感染，马连良在北京也力邀吴晗为他写一台海瑞戏，用吴晗的话说，他自此就“和历史剧发生了深刻的关系”。1961年2月，《海瑞罢官》公演，叫好之声一片。连毛泽东也请马连良为他清唱海瑞的段子，并频频颔首道：“戏好，海瑞真是个好人。”毛泽东还对他提到吴晗：“《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把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可见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吴晗写海瑞与彭德怀挂上钩。

　　二、

　　那么，毛泽东究竟何时才决定要批判《海瑞罢官》的呢？

　　据江青在1968年《为人民立新功》中披露，她早在1962年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准备批《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 江青讲话虽有自我标榜的成分，但不至于无中生有，足见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这年，“七千人大会”刚开过，并对近年在所谓“反右倾”中被错误处分的绝大多数人甄别平反。已经不清楚江青对毛泽东建议的批《海瑞罢官》的具体理由，但肯定将其与纠正“反右倾”扩大化联系起来。不过，“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的权威正处于低潮期，何况他一年前刚称赞过《海瑞罢官》，言犹在耳，自然不便马上对其进行批判。

　　另据康生在1966年5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早在1964年就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点，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话中也证实：“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相比江青的理由，康生的“要害是罢官”，指责吴晗为彭德怀罢官鸣不平，更触动毛泽东的痛处。彭德怀问题，始终是他难以挥去的阴霾。据《彭德怀自述》，直到1965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第一次召见彭德怀谈话，一方面对他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一方面仍维护自己的正确性，认定自己“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大约就在1964年冬天，周恩来也许听说了有关流言，问过吴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听了吴晗的辩白，周恩来让他去写个报告，把整个情况讲清楚。

　　1970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所说的“那个时候”，可以与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里交代相参证：“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10日，江青奉命到上海组织此文应在这年三四月间，则北京三次找人未果，应在1965年二三月间。而毛泽东之所以在这时决定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则与吴晗当时推出的最新版《朱元璋传》密切相关。

　　三、

　　《朱元璋传》是吴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初版于1943年。吴晗后来对这一版深致不满，他在1962年时承认：“1943年，我就写了《朱元璋传》。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强调明朝的特务统治，以攻击蒋介石的特务统治。”1965年新版《朱元璋传》自序重复了类似的话。

　　1948年11月，吴晗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呈上了《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受到了毛泽东两次召见。据吴晗说，“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传》的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 毛泽东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从向吴晗指出“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并在“完全”下加上着重号，毛泽东对这一稿《朱元璋传》并不充分肯定。尽管这一稿在次年正式出版，但吴晗对这一批评显然十分在意，便在1954年再次对《朱元璋传》进行修改，分发了百来本油印征求意见稿。从毛泽东处反馈过来的意见很明确：“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也许察觉了毛泽东仍不满意，吴晗这一稿没有公开出版。

　　时隔十年，1964年吴晗再次改写《朱元璋传》，显然想给伟大领袖一份满意的答卷，企盼给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发一张毕业证书。但吴晗毕竟是书生，完全没有领会毛泽东关于“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的真髓所在。其失察还不止一端。首先，吴晗完全忽略了毛泽东领导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农民革命的强烈色彩。因此之故，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热情讴歌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起义”，1949年以后，在他的推毂下；农民战争研究成为史学界的显学，因为他认为：“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其次，吴晗似乎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对此，吴晗虽未活到毛泽东一再以秦始皇自比的70年代，但从其在《沁园春·咏雪》中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挥斥评骘，也不难略窥端倪的。关键的是，毛泽东一生倘若以1949年建国为界标，这时也应该算是步入晚年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在史学上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力图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跟上现实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尊重史实的史家良知。在新版《朱元璋传》里，吴晗从历史真实出发，对朱元璋该肯定的自然肯定，该否定的还是否定。在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论部份，他在肯定朱元璋历史地位的同时，几乎以相近的篇幅指出朱元璋的“缺点也很多”，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应该写得好点”的谕旨。吴晗归纳了朱元璋的五条缺点，许多表述都容易引起毛泽东的联想与猜忌，原书俱在，有兴趣者自可观览吟味。要命的是，其中两条几乎是针对着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运动而发的，不妨照录如下，并在关键表述下加标着重号：

　　其次，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惨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卓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毫无道理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

　　第四，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曾经严格的史学训练让吴晗还不至于说出有违史实的昏话，但也正是这些真话，却招来了致命的一击。

　　最新版《朱元璋传》是1965年2月出版的，书一出版，江青就扬言要批判。据她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她当时不让毛泽东看《朱元璋传》，遭到反驳，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由此可证，吴晗对朱元璋的盖棺论定最终激怒了毛泽东，决定把他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但毛泽东没有拿《朱元璋传》做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不好做，总不方便点明吴晗以朱元璋影射毛泽东，于是就拿《海瑞罢官》开刀。由此推算，毛泽东是在1965年二三月间读到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语，才下决心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的，并完成了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总体构想。

　　四、

　　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对江青也未必交代得一清二楚，故而由江青组织的批判文章居然没能点出“罢官的要害”。还需由毛泽东在 1965年12月21日杭州谈话中加以揭出：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吴晗一再申辩，他的研究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精神，并没有影射讽刺任何人物。他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仅举出《海瑞骂皇帝》刊发在庐山会议前，撇清了与彭德怀的关系；连《论海瑞》那个后来加上的蛇足式结语，也拿来证明自己是“反右倾”的。但说到庐山会议后的海瑞研究，尤其是《海瑞罢官》时，吴晗就进退失据了。他说：

　　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1959年，1960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吴晗不能解释为什么《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而《海瑞罢官》连目的性也“不清楚”，于是只能反问自己：

　　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实际上，在这场关于海瑞的公案中，不管吴晗如何解释，他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史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可以有现实的关怀。吴晗关于海瑞的所有文章与剧本，他对海瑞精神的讴歌赞美，客观上就具备了现实的指向性。他写《海瑞罢官》，用他在该书前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海瑞精神，“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压倒”，“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也许，写戏之时，在显性的主观层面，吴晗确实没有用海瑞比照彭德怀的用心。但彭德怀因直言民生而获罪罢官，其后全国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陷入困境，彭德怀也就有了海瑞式的品格。联系到吴晗被批后曾对秘书愤愤道：“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因而写戏之际，在潜意识层面，吴晗是否绝对没有从海瑞联想到彭德怀，就是殊难梳理辨清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拿吴晗与《海瑞罢官》开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当然清楚，批吴晗的斗争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力量，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苏双碧《浪中纪事》72页)。除了对新版《朱元璋传》结论的耿耿于怀，主要因为吴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上又是史学名家，这种双重身份，正合适拿他来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过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吴晗首版《朱元璋传》是影射史学，那是专制时代的产物。而他关于海瑞的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新时代的奉命之作，那是现实政治干预史学研究的产物。但奉命史学与影射史学在表現手法上并无二致，都是以史料或史实屈就于预设的对象与结论。惟其如此，深谙史学的毛泽东就有理由把奉命与影射视为一体，甚至从求实的史著里也读出影射的成分来。于是，尽管吴晗最新版《朱元璋传》力图实事求是，洗刷影射的污垢，却仍被视为影射领袖与现实，最终与《海瑞罢官》缠夹在一起，锻就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公案。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4-03-12/1057849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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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诉到被控诉的吴晗式悲剧

虞云国


    逢九之年，值得纪念的事与人特多，今年是吴晗逝世４０周年，他的死也是值
得国人永志悲悼的。据说，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吴晗在监狱里口吐淤血，喊出了最
后的抗议：“为什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们不让人说真话，你们无法无天，
为所欲为！”但是，大夜弥天，他的呼声与其他同命运者的类似抗议一样，不但没
有人倾听，反而淹没在对他与他们的控诉讨伐声中。

    诚如劫后余生的吴晗村友（“三家村”）廖沫沙所说，把吴晗送上文化大革命
的祭坛，“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而已”。倘若把吴晗的遭遇放在上一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历史中去考察，确实不能简单理解成他个人的命运。今天，一忆
及吴晗之死，依然让人洒一掬同情之泪。然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除了历史大
悲剧的制造者与导演者，像吴晗这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大悲剧
的最终上演中，是否也有推波助澜的促成作用呢？

    据黄裳为《吴晗全集》所写的序言，１９５７年在批判所谓“章罗联盟”的大
会上，吴晗取出１９４８年秋秘藏下来的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
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黄裳认为：“这一揭发给罗以最
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罗的原信因吴晗认为欠妥，
并未转交而留在手中的。”且不说１９４８年罗隆基以民盟主要领导身份给在港民
盟发密信，尚属于民盟内部事务，吴晗截留此信是否符合民盟组织原则与为人准则
，即便在１９５７年，他也不应该抖出此信，去追诉罗隆基在共产党执政前的作为
民盟领导人的言行。但吴晗的反戈一击，在反右惊涛中确实是置人死地之举。

    与此同时，吴晗还揭发章伯钧，“在１９５１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
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作为民盟中央领导的章伯钧
，对作为民盟北京市领导吴晗所说应该是民盟中央与民盟北京市委的关系问题，当
时两者的关系颇有龃龉，与反对共产党领导也无直接关系。

    吴晗在１９５７年３月加入共产党。反右开始不久，７月７日，他在全国一届
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
联盟。吴晗控诉道：“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
、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
曲同工，互相呼应”，他最后说：“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他的发言博得
了“长时间的鼓掌”，调门之高令人侧目，以至５０年后黄裳仍然印象深刻，不便
为尊者讳。

    另据李辉在《碑石》中披露，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
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２０载。
罗隆基死于１９６５年，章伯钧死于１９６９年，李辉所说的这个人肯定另有其人
。这就表明，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

    在《吴晗传》里，苏双碧说吴晗是“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吴晗传》
还指出，对自己“究竟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时候才能掌握，怎样才算掌握，吴晗并没
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如果有，那就是毛泽东的意见。”由于对毛泽东尊若神明，吴
晗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在政治上，吴晗不仅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愤怒“
控诉”，而且在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也把彭德怀说成是“假海瑞”。在学
术上，吴晗研究海瑞，虽然披着史学的华衮，但更多是承风希旨的奉命史学，与郭
沫若为武则天翻案一样，不是出于历史学家独立而理性的研究。与陈寅恪相比，不
仅谈不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甚至连有些底线也已经荡然无存。

    这种现象，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也绝非限于吴晗个
案，而是一种普遍倾向。由于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或者虽有思考却出于名利权
位的考量而依旧违心跟风，以最高领袖的思想为绝对正确的思想，以伟大领袖的号
召为行动指南，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投入无休止的批判运动。不妨简单列举一
下，从１９５１年批判《武训传》开始，１９５３年批判梁漱溟，１９５４年批判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与批判胡适思想，１９５５年批判胡风“反革
命集团”与批判丁玲、陈企霞事件，１９５７年批判“章罗联盟”为首的反右派斗
争，１９５９年批判彭德怀的反右倾运动，１９６４年对文艺战线“封资修”路线
与作品的全面批判，直到１９６５年批判《海瑞罢官》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以上这些，不过荦荦大者，至于对文化学术领域具体人与事的批判几乎无年无之
，不胜枚举。在这一波又一波的批判运动中，有一个现象令人注目：在前一个批判
运动中，类似吴晗这样“犯真诚错误”的批判者与控诉者，在其后的批判运动中往
往沦为被批判者与被控诉者，胡风、丁玲、冯雪峰、邓拓，都难逃螳螂捕蝉黄雀在
后的命运，而掌控其后的则另有其人，直到最后，乃至历次文化批判的组织者与领
导者周扬、陆定一也被当作要打倒的阎王，送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这种现
象，不仅在文化学术界有，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也有，直到最后把刘少奇与邓小平也
打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借用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罪责问题》中
对发动二战中德国人四种罪过的深刻剖析：刑事罪责，是指在十年浩劫中直接参与
打砸抢者，也就是浩劫后清查的所谓三种人；政治罪责，指那些虽未具体打砸抢，
但真诚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据此而论，浩劫以后绝大部分中国大陆公民
都应负有政治罪过；道德罪责，指那些在道义上认同“文化大革命”或在此前系列
批判运动中为其到来推波助澜的人；形而上学罪责，则指在思想理论上制定与鼓吹
“文化大革命”的人。这四种罪责的严重程度，是由低向高递升的。倘若以这一理
论来对照，像吴晗这样在反右斗争或其他批判运动中“犯真诚错误”的知识分子，
是否本身就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呢？这种反思，在韦君宜的《痛思录
》里已有触及，一是可惜还不够深刻，没能做到一挝一道血的程度；二是没有引起
全民族的反思，追问自己应该承担哪一种罪责。其后，国人几乎中止了这种苦涩但
是必要的“剥洋葱”式的反思。

    再来说吴晗。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中指出：《海瑞罢官
》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已经为吴晗问题定了性。而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泽东
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表态：“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
际上是国民党。”自此以后，就是以毛泽东指示为最高指示的广大知识分子与工农
兵群众，像当年吴晗控诉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是人民凶恶的敌人”那样，
对吴晗、翦伯赞进行全民控诉的时候了。吴晗一旦成为被控诉的对象，他的含血的
抗议也就显然微弱与无效，必然被声势浩大而又“义正词严”的全民“控诉”所吞
没。不知此时的他是否会推己及人，后悔当年他对右派的“控诉”，但即便后悔也
为时已晚。

    历史从来不吃后悔药。但是，从控诉到被控诉的吴晗式悲剧，作为前车之鉴，
难道不应该成为后事之师吗？

http://www.cnd.org/CR/ZK10/cr582.gb.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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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整吴晗，是因为要整彭真，这也是吴晗不得不自杀的原因，其实，三家村类似于上海写作组，两校，只不过，这些人不为毛所用，不是毛的秀才，毛更看不得自己要整的人还能有个写作班子，故而先从枝节入手。而吴晗本身在历史中也既有主动，也有被动的一面，这大概恰好折射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持续近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中的尴尬而又微妙的角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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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吴晗》 王宏志、闻立树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一版

报载，北京师范大学日前举行了吴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纪念文集《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同时首发。然而，吴晗之所以被人纪念，其明史研究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应该还是他因明史研究而引来的弥天冤案。因而纪念他去世四十年，肯定比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对于国人来讲意义要大得多。在《怀念吴晗》中，最令人关注与欷歔的也是“沉冤与昭雪”那一组文章。

吴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缘起于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也许是不满大跃进中从下到上“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他认为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敢言的精神，便建议找一位历史学家写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就在全会上说古论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与会的胡乔木心领神会，回京让人找到了吴晗。吴晗便在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这篇千余字短文是他海瑞研究的禁脔初尝。

文章发表后，吴晗意犹未尽，还准备写一篇全面论述海瑞的论文，这就是当年9月21日才刊出的《论海瑞》。这篇论文起稿于庐山会议前，成文后却传来了庐山会议的结局。彭德怀在会上刚直敢言之举，是否也受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感召，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号召覆水难收，就在会上强调：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得知庐山会议的消息，吴晗在待刊的《论海瑞》结尾，特地加了一段声明：“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吴晗站在毛泽东一边指责彭德怀，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形势，都是一种政治表态。也许还有一种隐忧，不希望人们把这篇文章与彭德怀挂上钩。值得注意的是，庐山会议后发表的还有署名冯兵、立康的《真假海瑞辨》，也与吴晗持同样论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冒牌的海瑞，右派的海瑞”，与“真正的海瑞，左派的海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可证毛泽东关于真假海瑞的讲话已在内部传达。

当年岁末，也许受到沪上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的感染，马连良在北京也力邀吴晗为他写一台海瑞戏，用吴晗的话说，他自此就“和历史剧发生了深刻的关系”。1961年2月，《海瑞罢官》公演，叫好之声一片。连毛泽东也请马连良为他清唱海瑞的段子，并频频颔首道：“戏好，海瑞真是个好人。”毛泽东还对他提到吴晗：“《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把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可见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吴晗写海瑞与彭德怀挂上钩。

那么，毛泽东究竟何时才决定要批判《海瑞罢官》的呢？

据江青在1968年《为人民立新功》中披露，她早在1962年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准备批《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江青讲话虽有自我标榜的成分，但不至于无中生有，足见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这年，“七千人大会”刚开过，并对近年在所谓“反右倾”中被错误处分的绝大多数人甄别平反。已经不清楚江青对毛泽东建议的批《海瑞罢官》的具体理由，但肯定将其与纠正“反右倾”扩大化联系起来。不过，“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的权威正处于低潮期，何况他一年前刚称赞过《海瑞罢官》，言犹在耳，自然不便马上对其进行批判。

另据康生在1966年5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早在1964年就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点，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话中也证实：“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相比江青的理由，康生的“要害是罢官”，指责吴晗为彭德怀罢官鸣不平，更触动毛泽东的痛处。彭德怀问题，始终是他难以挥去的阴霾。据《彭德怀自述》，直到1965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第一次召见彭德怀谈话，一方面对他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一方面仍维护自己的正确性，认定自己“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大约就在1964年冬天，周恩来也许听说了有关流言，问过吴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听了吴晗的辩白，周恩来让他去写个报告，把整个情况讲清楚。

1970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所说的“那个时候”，可以与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里交代相参证：“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10日，江青奉命到上海组织此文应在这年三四月间，则北京三次找人未果，应在1965年二三月间。而毛泽东之所以在这时决定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则与吴晗当时推出的最新版《朱元璋传》密切相关。

《朱元璋传》是吴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初版于1943年。吴晗后来对这一版深致不满，他在1962年时承认：“1943年，我就写了《朱元璋传》。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强调明朝的特务统治，以攻击蒋介石的特务统治。”1965年新版《朱元璋传》自序重复了类似的话。

1948年11月，吴晗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呈上了《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受到了毛泽东两次召见。据吴晗说，“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传》的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毛泽东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从向吴晗指出“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并在“完全”下加上着重号，毛泽东对这一稿《朱元璋传》并不充分肯定。尽管这一稿在次年正式出版，但吴晗对这一批评显然十分在意，便在1954年再次对《朱元璋传》进行修改，分发了百来本油印征求意见稿。从毛泽东处反馈过来的意见很明确：“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也许察觉了毛泽东仍不满意，吴晗这一稿没有公开出版。

时隔十年，1964年吴晗再次改写《朱元璋传》，显然想给伟大领袖一份满意的答卷，企盼给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发一张毕业证书。但吴晗毕竟是书生，完全没有领会毛泽东关于“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的真髓所在。其失察还不止一端。首先，吴晗完全忽略了毛泽东领导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农民革命的强烈色彩。因此之故，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热情讴歌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起义”，1949年以后，在他的推毂下，农民战争研究成为史学界的显学，因为他认为：“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其次，吴晗似乎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对此，吴晗虽未活到毛泽东一再以秦始皇自比的七十年代，但从其在《沁园春·雪》中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挥斥评骘，也不难略窥端倪的。关键的是，毛泽东一生倘若以1949年建国为界标，这时也应该算是步入晚年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在史学上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力图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跟上现实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尊重史实的史家良知。在新版《朱元璋传》里，吴晗从历史真实出发，对朱元璋该肯定的自然肯定，该否定的还是否定。在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论部分，他在肯定朱元璋历史地位的同时，几乎以相近的篇幅指出朱元璋的“缺点也很多”，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应该写得好点”的谕旨。吴晗归纳了朱元璋的五条缺点，许多表述都容易引起毛泽东的联想与猜忌，原书俱在，有兴趣者自可观览吟味。要命的是，其中两条几乎是针对着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运动而发的，不妨照录如下，并在关键表述下加标着重号：

其次，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惨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卓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毫无道理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

第四，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曾经严格的史学训练让吴晗还不至于说出有违史实的昏话，但也正是这些真话，却招来了致命的一击。

最新版《朱元璋传》是1965年2月出版的，书一出版，江青就扬言要批判。据她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她当时不让毛泽东看《朱元璋传》，遭到反驳，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由此可证，吴晗对朱元璋的盖棺论定最终激怒了毛泽东，决定把他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但毛泽东没有拿《朱元璋传》做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不好做，总不方便点明吴晗以朱元璋影射毛泽东，于是就拿《海瑞罢官》开刀。由此推算，毛泽东是在1965年二三月间读到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语，才下决心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的，并完成了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总体构想。

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对江青也未必交代得一清二楚，故而由江青组织的批判文章居然没能点出“罢官的要害”。还需由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杭州谈话中加以揭出：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吴晗一再申辩，他的研究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精神，并没有影射讽刺任何人物。他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仅举出《海瑞骂皇帝》刊发在庐山会议前，撇清了与彭德怀的关系；连《论海瑞》那个后来加上的蛇足式结语，也拿来证明自己是“反右倾”的。但说到庐山会议后的海瑞研究，尤其是《海瑞罢官》时，吴晗就进退失据了。他说：

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1959年，1960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吴晗不能解释为什么《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而《海瑞罢官》连目的性也“不清楚”，于是只能反问自己：

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实际上，在这场关于海瑞的公案中，不管吴晗如何解释，他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史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可以有现实的关怀。吴晗关于海瑞的所有文章与剧本，他对海瑞精神的讴歌赞美，客观上就具备了现实的指向性。他写《海瑞罢官》，用他在该书前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海瑞精神，“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压倒”，“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也许，写戏之时，在显性的主观层面，吴晗确实没有用海瑞比照彭德怀的用心。但彭德怀因直言民生而获罪罢官，其后全国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陷入困境，彭德怀也就有了海瑞式的品格。联系到吴晗被批后曾对秘书愤愤道：“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因而写戏之际，在潜意识层面，吴晗是否绝对没有从海瑞联想到彭德怀，就是殊难梳理辨清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拿吴晗与《海瑞罢官》开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当然清楚，批吴晗的斗争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力量，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苏双碧《浪中纪事》72页）。除了对新版《朱元璋传》结论的耿耿于怀，主要因为吴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上又是史学名家，这种双重身份，正合适拿他来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过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再波及政治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吴晗首版《朱元璋传》是影射史学，那是特殊年代的产物。而他关于海瑞的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新时代的奉命之作，那是现实政治干预史学研究的产物。但奉命史学与影射史学在表现手法上并无二致，都是以史料或史实屈就于预设的对象与结论。惟其如此，深谙史学的毛泽东就有理由把奉命与影射视为一体，甚至从求实的史著里也读出影射的成分来。于是，尽管吴晗最新版《朱元璋传》力图实事求是，洗刷影射的污垢，却仍被视为影射领袖与现实，最终与《海瑞罢官》缠夹在一起，锻就了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大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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