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美：长篇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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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回忆录《秋梦追思》

作者：范正美

第一章　甘心赴国

　　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

　　——［德］卡尔•马克思

　　我们所具有的一个个的冲动，它不是各自独立活动的，而是经过调整与协调，才有可能形成“整体的人格”。

　　——［英］拉斯基

　　人生之球，一半是社会，一半是自我。球体的大小，取决于自我的认知、创新思维以及改造社会与自我的能力。于是，有的人升空为太阳、月亮、星星，放射着夺目的光辉，而多数人则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我参加文革，并成为造反派头头，我的一些朋友、早期的校友不太理解。其实，我的人生轨迹，正是社会和自我各种因素促成的。且听我从头道来。

　　我迈开人生之旅是1938年10月3日，农历戊寅八月初十，降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现开慧乡）大花桥新田里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家乡位于湘阴、浏阳、平江之间，丘陵延绵，大花河流经这里变得细长，形成一块狭长的小盆地，先人随坡造屋，散散落落地住着几十户人家，是一处方圆不出十里左右的特殊方言地带。这里，梯田层叠，水塘多布，以种植水稻为主，杂以红薯、小麦、荞麦等，有山有水，旱涝保收，交通方便，为到湘阴、长沙、平江、浏阳的必经之地，是一块可贵的鱼米之乡、难得的生养之地；父亲在二十出头，同我母亲从我祖父住的大坝上迁到这里造屋开田，新田里的名称即由此而来。父亲名荣华，字星荣；母亲姓傅，没有自己的名号，人称范傅氏。我排行第十三，是“满伢子”。我这十三的排行，也许是我命运多舛的缘故。

　　美是末(没)的谐音，我母亲生我时年近五十，再不能生了，所以叫做“美伢子”。我原名仲美。我们家乡的土语，“仲”和“正”的读音不分。按照范氏家谱排序“祖、德、谊、维、善、英、才、定、克、昌、时、礼、辉、先、绪、甲、弟、楚、朝、邦”，我属于英子辈，跟我哥哥他们中间取名“正”字。我溥舅是个郎中，一次，同我攀谈起名的学问和族谱，当时正在抗美援朝，他说一定要把美国正过来才是，叫正美多好，我觉得舅父博见多闻，便欣然改了过来。不过，我可没有舅舅那崇高的抱负。

　　我父亲心怀大志，身强力壮，特别勤劳，特别能干，犁、锄、点、种、收，样样干得出色，还能娴熟地使用织布机织得一手好布，洗、染、浆、辗，无所不能，而且还会做生意，特别善于当中介人；母亲贤惠勤俭，有一手好针线活，邻里称羡。更是纺纱、织布、操持家务的能手，为女友叫好。他俩相亲相爱，男耕女织，夜以继日，克勤克俭，终于得力于我的两个大老兄，家道一时十分红火，开起了染行，做布纱生意，雇了十几个长工，并有数十亩地可以出租，成为远近有名的范星荣堂，受到父老乡亲的爱重。然而，靠着一门辛苦劳动建立起来的小康之家，经不起意外的打击，好景不长，我的两个大老兄先后得病去世。中年丧子，母亲差不多急疯，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连续打击，几次要撞墙来个一了百了。加上连年战乱，兴盛一时的范星荣堂很快衰落了下来。由于孩子多，连续的经济、精神打击，积劳成疾，父母的身体渐衰，家业就再也没有复兴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时，我家的成份划为自耕中农，社教时定为下中农。

　　一个人的好的或坏的习惯、追求、信仰、脾性、情感、品质、兴趣和爱好等，都可以从双亲那里找到联系和痕迹。在我的身上，父母给了我以不同的影响。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以农为本，用我父亲的话说，“锄头拿得稳，作田才是本。”长沙处在中南腹地，最近几十年的兵荒马乱，我的家乡也免不了受到牵连。应该说，这农本主义，是我父亲，从湖南长沙这个政治角逐的要冲，一个长詈战乱、饱经风霜的普通农民所看到的风险而总结的切身体会。但是，到我这里，我却不愿务农了，我母亲也不赞成我务农。她认为我聪明，有理想，从小就跟哥哥姐姐不一般，应该“到外面搞事”。鼓励我好好读书，“离开农村，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干一番大事业。”今天看来，就是鼓励我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等古人勤苦好学的很多故事，就是我母亲多次讲给我的勉学词。我父亲较多地关心我的是，如何学习种庄稼，“作好田”。对我的教育，围绕的是他的“农本”教育，并教我农村生活的杂字知识。《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就是我父亲一句一句教给我的。他所强调的是当一个农民所要的品性和素质；我母亲则相反，她主要是教我立志将来做一个有为的人，鼓励我无论如何要冲出农村。母亲不识几个字，但她很熟悉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津津乐道岳母刺字、岳飞报国以及岳飞一家救国的故事，讲得滚瓜烂熟，还把张良拾鞋、韩信受辱等故事，也夹在她的言谈之中。对于做爱国英雄母亲的崇敬，可以从我母亲的语气和神态那里，受到深深的感染。至今我还深深地感到母亲那种勉儿做岳飞式人物的炽热之心。我母亲常对我说，做事要想成功，就要有决心和恒心，而且，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使我毕生不能忘怀的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借到一本全图《说岳全传》，母亲见到十分高兴，急忙处理好家务，就急着要我读给她听。平常惜油如金，唯恐浪费灯油的她，这回晚饭碗筷一落，就摆好凳子，早早地把灯点好，并且加了一根灯芯，把亮拨得大大的。我一边读，她一边不时地还补充一些情节，使岳飞的故事更加生动感人。

　　我是满伢子，父母把我看成掌上明珠，兄姐对我也特别疼爱。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人也很乖巧，特别是木匠、篾匠到我家干活，那是表现我聪明才智的好机会，我利用木条、木块、竹条、竹块，学着打桌子、编花篮、织竹席、堆积木，常受到师傅们和邻里夸奖，这使我感到很骄傲，养成自信，自以为是一个无往不利的幸运儿，相信自己将来能出人头地，干出一番大的业绩来。我从小也特别愿意读书，喜欢写字画画，对于父亲要求我做田里的活则毫无兴趣。虽然这样，因为我们家不富裕，我从小就得跟父兄下地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常常感到太累太赃，这更激起我努力读书，有一天出去“搞事”的决心。我不愿意干田里的活，父亲说我是个“懒孩子”，有一次因为不按父亲的要求，没有完成“任务”，他很生气，竟要动手打我。这是我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动手要打我。他在大门口抓起一把大竹扫巴直向我冲来，我忙关起大门，才避免挨打。此后，母亲常常同他呕气。有时弄得很不愉快，我姐姐便出来替我说情。姐姐常常说，各人有各人的命，我看他有不作田的命，父亲就不再说我了。有时，父亲要我那么干，我偏偏不那么干。记得有一次，我和明光(我大哥的大儿子)一起同父亲栽红薯，父亲一再教我们不要把红薯秧子弄颠倒了。我们那时已学了一些植物常识，模模糊糊地有一些根系植物生长特点的印象，于是，我们背着他，恶作剧地倒栽了一行。之后，我们天天观察，发现秧子后来并没有死，而是从秧杈里长出新芽枝来，这使我们感到古老的种田术并非如此神圣。不过，后来这些秧子明显的不如周围的长得好。父亲后来解释说，红薯属于根繁殖，倒栽固然可活，但需要一个过程，耽误生长。

　　我特别敬重村里能舞文弄墨的冯、林两位私塾老先生和陈有才哥哥，认为他们饱读四书五经，愿意听他们讲话，感到他们像我母亲讲的那样，有知识，有才气，拿起笔就能写文章，平时出口成章，还能吟诗作对，走笔龙蛇，神气极了。但是，我母亲觉得不尽然，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个土秀才，还是离不开锄头，围着庄稼转。

　　我的婴幼时期是异常苦难的，既遇战乱，又因家境衰败，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这便成了我母亲教育我的活教材。有几件事，至今回首仍令我怵目惊心。

　　1938年抗战伊始，我还在襁褓里，战火就烧到了我的身边。一次，传说鬼子要进村，乡亲们急着躲兵，一家家很快躲到附近的大山——缺头岭上去了。我母亲为了收拾东西，只身领着我最后一个离开家。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凭借着朦胧的星光，母亲用箩筐载着我，艰难地走到刘公冲的山坡上。不料，这时候，有一队鬼子兵正从村里的大路上经过，离刘公冲不过半华里路，不知是树叶还是枝条划着了我的脸，因为刺痛，我“哇”地哭了一声。当时万籁俱寂，只有路上鬼子兵行走的脚走声和猫头鹰偶尔发出的一声尖叫。说时迟那时快，鬼子兵“唰”地一声卧倒，立即把枪口朝向响声处并“咔嚓”“咔嚓”拉动枪栓，这使我母亲吓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全身汗毛倒竖。母亲急中生智，赶紧用乳头塞住我的嘴，使我再没有哭出第二声，母亲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大约几分钟后，猫头鹰又叫了一声，打破这相持而可怕的宁静，鬼子兵见无别的动静，才爬起身来继续前进。

　　无独有偶。又有一次，也是为了躲兵。我二嫂抱着两岁的我，走到去刘公冲的腰塘边，忽然想起来什么事，就把我置于腰塘边坐着，自己急忙往家回跑。腰塘离我家约有300多米。等回到家见着母亲问及我时，二嫂如梦方醒，我母亲急忙领着二嫂往腰塘跑去找我，只见我依然端坐在腰塘边。母亲破涕为笑。当时腰塘里的水，离塘崖仅一尺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时我听到她一说，吓出了魂，我赶紧跑到那里，你还端坐在那里拔草玩呢。真是福大命大。”我母亲以后不无后怕地对我说。

　　俗话说，事不过三。可漫漫长夜的抗日持久战，来回拉锯，老百姓险象环生，应付兵匪，岂只过三，还过四、过五，没完没了。一次，我们村里来了一队伪军官兵。这些伪兵又坏、又刁。有十几个伪兵驻扎在我家。为了寻乐，几个伪兵，竟把我用被捆紧后，只把我的头露在外面，用步枪顶着捆绑我的腰带举高，欲逗我玩，殊不知这样的玩笑，若掉下来，不死也要残废。正在我母亲万般无奈急得团团转时，伪军里的一名长官出面加以制止，算是救了我的命。

　　母亲就是用这些我亲身的经历来教育我：“马瘦被人骑，国弱被人欺”。

　　我常常为我的小学教育而自豪。可以说，我所受的良好的启蒙教育对我以后的人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在1948年春季入白石桥小学读书，第二年就解放了。我在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第一。长沙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当时，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配得很强，大多数是高中毕业生，还有两个老师是大二的学生，因为有病辍学到这里教学。这些老师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崇尚德育，强调学生全面发展。老师们爱我聪明，学习成绩好，倍加栽培。比如，谭振林老师，彭树航老师，罗敦德校长，对我特别关怀，而倾注心力。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他们十分喜欢我，经常夸奖我学习好，鼓励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校长给我笔记本上的题词)。彭树航老师因为有点亲戚关系，在其对我的关爱中，有着别一种寄驻，不足以多言。总的是，老师们对我要求很严格，从不姑息一时一事。但这里有一件事我是很不服气的，它深深地刺痛了我童年的心灵。

　　事实是这样的：在我上二年下学期的一天，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将家里的一把心爱的小折叠刀带到学校给同学们看。这小军刀，配有一大一小两把刀，折叠时约一寸半长，铜质手柄，做工极为精致，玲珑可爱。我接过手，翻来覆去，爱不释手。快上课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我的课桌的二层档板上，下课时没注意经管，不料回来再上课时小刀不翼而飞了。我这一堂课连老师的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下课后，我赶紧告诉这位同学，他当时啥也没说，事后却把这件事报告了谭老师。谭老师既没有找我谈，也没有在班上搞什么调查，却在期末操行评语的末尾给我写上了一句“希望不要贪小便宜”。我想，谭老师以为是我把小刀给弥起来了，真是天大的冤枉。于是我去找谭老师说明情况。谭老师说，“真冤枉了你，实在对不起。”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冤案，它是我敬爱的人对我的不信，一时伤透了我的心，好久我的心情也未能平静。一想起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第一、我的那位同学不该不明不白地告黑状；第二、谭老师是个极聪明的人，不该不作调查，竟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背着我写操行评语，污辱我的人格；第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公开，搞个水落石出。因此，在这以后，我的心灵深处，对告黑状的人深恶痛绝，而对那些滥用权力的人更是觉得不能容忍。

　　在我小学老师中给我留下美好印象且对我做人发生最大影响的是罗敦德校长。

　　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件小事是，学校举行成立少先队中队庆祝大会的前夕，我被推选为少先队中队长，当天放学后，和其他几名中队委被留下来，参与学校少先队成立的筹备活动，其中一项任务是分配红领巾。当时有几条红领巾不是一块整布做的，而是由两块对缝起来。

　　“我不要这条红领巾。”我指着一条带接缝的领巾说。

　　“那么，你说给谁呀?”罗校长兼中队辅导员，面带微笑而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我一时无言以对。罗校长见我有点难为情，脸涨得通红，便不慌不忙地说道:

　　“当干部的可不能只想到个人，把好的留给自己，把不好的甩给别人。而且都是新领巾，只不过做法不一样。其意义都是红旗的一角。因为怕担材料，所以，裁剪时就有整块的，也有对接起来的。你说对吗?”

　　我的心为之一颤，我沉默了。

　　于是，罗校长叫我们坐下来，给我们几位队干部一连讲了好几个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先人后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故事。我指着那条带接缝的领巾，诚恳地对罗校长说:“这条红领巾我要了。罗校长，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你放心吧。”

　　罗校长甜甜的一笑。

　　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我少年的心灵，总是记忆犹新，不能忘怀。我上大学时，作《回忆我的老师》命题作文时就回忆了罗校长对我的教诲。可以说，共产党员的美好形象就是罗校长这次教导，在我的心中牢牢地竖立起来的。从此，关于公与私也在我少年心头第一次有了意识，并产生了对共产党、共产党员无比崇敬之情。心里想应该以罗校长这样的党员为榜样。

　　谭老师和罗校长的做法，一反一正给予我影响至深，毕生起作用。以后我才知道，这不仅反映了两人的不同的教育方法，而且体现着两人的不同情操和世界观。共产党员就是与一般人有着不同的素养和品格。我原来对谭老师是很敬重的，认为他很有才气，字写得漂亮，课讲的好，但自那以后，我对他便另眼相看了。我认为，一个人要有才气，但首先还是应该有德性。现在看，这样以一时一事论谭老师未免有失偏颇。

　　在学校老师的指教下，我品学兼优，期期都得第一，期期都受到学校的嘉奖。但我并不是一个只图自己进步的学生，特别是加入少先队、受到罗校长的教诲之后，更自觉地注意从多方面帮助后进同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帮助杨庚石同学提高学习成绩做得突出，效果明显。罗校长还把自己得的纪念章作为特别奖，在全校大会上授给了我，至今我还保存着它。在学校里，罗校长还鼓励同学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实际中锻炼自己，他指导我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排练小型活报剧、话剧、秧歌剧，到附近的乡村演出，搞宣传，作讲演，在道两旁的房屋墙壁上，刷大字标语，办黑板报、墙报。当时我还是学生会的干部——宣传部长、学生会主席，以后又是少先队干部，这些活动，不但有我参加，而且常常是领队。因此，经常在大、小会上讲话，参加筹划一些活动。应该说，这都是一些政治性很强的宣传鼓动，在罗校长的鼓励下，我做得特别用心，也特别好，常常受到学校和社会的称许，自己也倍感荣光。

　　人生之旅，前进或拐弯，甚至走回头路，常常因为外部某些特别的事件而改变。在我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里为我办了一件事，对我的人生起了巨大的影响。我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但是，实际上，只剩下我们四个:桂姐、纯哥、其哥和我。昭哥、桃哥在壮年相继离世，还有我叫不上顺序也没有记忆的哥哥姐姐，或于婴幼年陨命，或在十多岁病折。可怜的父母在连年战乱和频频丧子的打击下，泡在苦难和泪水中挣扎度日，加上过度劳累，身体减弱，到我纯哥、其哥成家分居之后，特别是我母亲的体力大感不支，便想找个帮手。于是，在我十二、三岁时，父母就张罗给我找个媳妇。

　　那是1951年前后，由陈运山老先生做媒，给我介绍隔河相对、在九房里住的林玉梅。我那时才十三岁，在这方面谈不上有何主见，全凭父母做主。不过，在介绍的几个姑娘中，我幼稚的心灵，朦胧地觉得只有林玉梅可爱:方脸庞，浓浓的大眉下，藏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泡，小嘴薄唇，玲珑秀气。而且，她和我同在一个学校，比我高一年。我们不仅经常见面，而且还常在一起搞课外活动，排练节目。她聪明伶俐，活泼大方，学习成绩好，文体也不错。于是在父母“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可以选择林玉梅。这里我不想赘述当时学校进行劝阻，也不想陈述当时乡政府的力挡，这桩婚事竟然成了:我们俩于1951年农历6月11日，我父亲生日那天，正式拜堂成亲。但是事后，乡政府多次干预，罗校长不厌其烦地做工作，玉梅只在我家呆了一、两个月，就回她家继续上学了。这期间，我们抵足而睡，互不打扰，俨然兄妹，直到1956年我初中毕业、高一辍学回家、18岁那年，因为她继父去世，家庭生活困难，她才搬回我家，我们才开始有性的生活。我母亲原来的期望过了几年才实现。

　　我的婚姻，对于我的生涯影响极大，我将在后面有关章节中叙述。

　　我于1948年春季入小学，按照当时已经改变秋季入学的做法，我得耽误半年，才能考初中，于是我便自作主张，没有征求老师、家长意见和处理办法的情况下，在四年一之后，跳入五年级，所以小学只念了五年半。一开始，因为我是自己跑到五年级的，学校怕引起连锁反应，班主任老师采取不承认主义，点名时故意不点我的名，我就自报姓名，如是反复了一周之后，学校见并无不良影响，便承认了既成事实。到五年级，虽然我跳了一期，每次考试，我还是成绩最好。这是我第一次自我主张、自我实现，心里感到很得意。

　　我学习好，在长沙市住的大嫂很喜欢我，鼓励我小学毕业之后，到长沙市读中学。于是，1953年我小学毕业考到了长沙市第七中学。那个时候，长沙市各个中学自主招生、自主考试、自主录取。那年，七中放手招收了22个初中班，每个班50人。在学校大门上张贴的录取大红榜上，我名列前茅。

　　我一方面十分自信，自以为自己是幸运儿，所向顺利；另一方面又温文尔雅，胆子小，见生人说话脸红，做事常常勇气不足。一方面崇尚浪漫，充满自信，有从事人间一切的情趣和愿望，容易激动；另一方面又理性太强，遇事总好三思，不想好主意并不盲动。我由小学进到长沙市中学读书，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人生的这种矛盾性格。

　　我是个乡下孩，初次进城，既觉得眼花潦乱，目不暇接，到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什么都新鲜、好奇；又觉得山外有山，似乎人人都比我强；我因为要改变家乡土语，长沙话说得很别扭，又要不分，跟更一音，听别人讲话流利、动听，拿腔拿调，觉得自己真是个“乡巴佬”，所以感到很受拘束、很不自在，似乎人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笑话我。这样，初到长沙市，我特别想家，有一种强烈的恋母感、陌生感、孤独感。到学校报到登记之后，又在大嫂家住了一天，想爸爸妈妈受不了，竟又坐火车径自跑回了老家，是我其哥把我再次送到七中，我才开始了新生活。这件事，直到现在，我的兄嫂还常常引为笑谈。这种情况，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第二次断奶”。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关系甚大。我算是第一次战胜自己，克制了离母的一段最痛苦的情感。否则，也就没有今日的我了。

　　七中座落在长沙市黑石渡南侧的一个叫做丝茅冲的地方，与长沙市著名的烈士公园的东南隅毗邻。设有高中部和初中部，是一所完全中学。

　　初中部离黑石渡不远，校舍建在一个山坡上，美丽的浏阳河从这里擦边蜿蜒流去。从高中部校门口往南走，经过一条S道，就可以看见初中部的新楼耸立在江边黑石山头上的一片翠绿之中。山不太高，实际上是一个大高坡。楼前有一个不大的平地。站在教学楼的长廊式平台上，凭栏极目，汪洋弥望，阔远齐天，河水银凌，日出喷薄，彩光纷呈，云霞灿烂，鸥莺争鸣；一艘艘运帆，不论什么风向，总是鼓帆前进，教我们好费神猜；一叶叶渔舟上，戴着斗笠的渔民，或张网打鱼，或以鹭鸶捕鱼，我们不断为之喝彩。晴阳气清，微风拂面，水面上不时还传来阵阵歌声。面对这诗情画意，少年的我，常与要好的同学向多祥、陈孟桃、周群辉、周长辉等，在一起高谈阔论，憧憬人生。不时或引吭高歌，或吟诵诗句。《浏阳河》成了我的保留歌曲，逢联欢会必唱，就是那个时候经常唱的缘故；我的爱好写诗，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记得我在初二写的一首《浏阳河咏》，还得到高中一位语文老师彭树植的好评。从教学楼西下，是一条随坡而走的青瓦木柱长廊，一坡三折，直把我们送到食堂。由食堂出来，向西穿过一条林荫柏油路，道南是学生宿舍，道北是约一米半高的陡坡，下面有南北宽60来米、东西可以拉开四、五个篮球场的一个大操场。大操场往东直通向浏阳河，其西北就是烈士公园的东南角的一个高坡，砌着围墙。翻过山东半岛式的这座山坡，七中高中部便映入眼帘。

　　初中部处于山岗上，山水成趣，环境典雅，风景优美，好像一幅水彩画，是长沙市不可多得的一所美丽的学校。在我的眼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那么令我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是我生长、学习的好地方。以我这个农村孩特有的冲劲，加上老师的辛勤培养和同学们的帮助，使我在各方面得以出色地成长，日益进步。初一，我的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在全校奖励大会上，学校授予我“全面发展优秀学生”的光荣称号，贺校长亲自授予我特别奖章，并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在发言时，其中一句“因为如此”而引起师生们的哄堂大笑，回到座位上问及同学才知道用词不当。在知识分子面前说话多难啊，过了好多年之后我仍然感慨这次教训。

　　我在初一加入新青团(全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且担任初15班少先队辅导员。当时，初中部的少先队辅导员，一般由高中青年团员担任。由我担任与我同年级的少先队辅导员，还是头一个。初二，我获得长沙市优秀学生称号。初中阶段，我还是班学习委员，校少先队宣传委员。

　　频繁的团队活动，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我过早地关心时事政治，养成了看报的习惯。从小就比一般同学接触领导多，受到的政治熏染多，从而加深了对党团组织的联系和感情。增加了见识，比别的同学学的东西多，也锻练了我的组织能力，使我学习主持会议，学习听取不同意见，引导不同意见走向统一，等等。

　　但是，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发明家、作家和诗人。小学、中学作命题作文谈理想，我都是写的要当一个发明家:小学时，我写的是造轮船；中学时，我写的是造飞机。我最喜欢的课程一是理化，二是文学和诗词。我非常敬佩爱迪生，一心想当爱迪生第二。我认为最称心的是，将来既是一个有名的发明家，又是一个作家、诗人。应该说，这后一个志愿，直到现在也没有死心。读者将会在我后面的回忆录中看到这一点。

　　初中毕业前夕，我还荣幸地参加了空军飞行员体检，可惜无福，因在进行蹲位体检时发现我有支气管炎而被淘汰。但是，在此之前，我要当飞行员的喜讯，却传遍家乡。体检后的一天，我姐夫特地从乡下来到学校看我，一见面就说代表我父母及亲友前来报喜，把我搞糊涂了。原来参加飞行员体检，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确认政治合格后才有资格。我虽然没有被检查上，但我深知，能当飞行员的人，是政治上的绝对可信任者。对此，足足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度过了好几个不眠夜。

　　龙欲升天待浮云，而人之初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条件，我体会最深、感慨最大、遗憾最多。初中毕业时，我怀着极大的抱负，报考了高中，以优异的成绩又被长沙市七中高中录取，并安排我当学生干部。但是，因为我家里困难，父母供不起我的学费，只好辍学回乡了。这对于我是极不愿意的事情。为此，我哭闹了好几回，并且对我母亲说了一些后来看来十分非礼的话，令我父母伤心。我说，有一个同学在交学费时，大多是一些分子钱，后来学校问明原因，才知道是他父母卖油条一次次积攒起来的。我母亲说，我们在农村，你叫我到哪里去卖油条、给你攒学费。这样闹哭了几天之后，我不得不干我不愿意干的农活，心里只盼着奇迹出现，有什么能人把我从农村拔出来。我第一次感到家贫使我不得展其志。我想，任何人不能选择父母、也不能选择家庭，如果人真能够像佛教说的轮回转世的话，那么，来生我一定要选择一个富裕家庭。

　　说也奇巧，不到两个月，喜事果真自天而降。

　　我是在国家百业待兴之时初中毕业回乡的。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始，方方面面都亟需要各种人才。那时我国还是文盲充斥，初中毕业生就是小知识分子了，很为社会重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56年8月，电机部抚顺干校到乡下招收初中毕业生，每月工资37元，带工资学习，两年毕业后，在电机部所属的工厂做技术员。初中毕业生学习两年当干部，而且在校念书期间就享受干部待遇，这在当时，简直是最大的福音书自天而降，是一件了不得的美事。我以为天公赐福，立即报名应考。我是个优秀学生，一考即被录取。我和我们全家都高兴极了。虽然我要背井离乡，到遥远的东北、冰天雪地的抚顺去念书，但是，我父母却表现出极度的兴奋，因为“这是我们祖宗积德，范家第一个到外面去搞事的人”。父母亲逢人就讲，这是党的好政策呀，新国家这么重用人才呀。父母对我的挂念之情，完全被儿子的远行“搞事”的喜悦给取代了。我自己也是喜不自胜，再没有那次上初中“第二次断奶”时的难舍难分之感了。

　　电机部干校只在抚顺办了半年，就迁至湘潭市下摄司。我虽然一度因没能上高中而懊恼，特别是接到一些上高中的同学的来信，情绪曾经一落千丈，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几个夜晚辗转反侧、细细思量，想通了我的父母力不从心，也就不再钻牛角尖了。我没有意识到，随着斗转星移，环境的转换，条件的变迁，自己那些不能上高中、读不了大学的想法，此时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所谓“乐不思蜀”。我第一次听人讲“随遇而安”的哲理，不要去苛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这样一想，也就坦然了。干校是全新的，只有两个班。我被分配学习化验。此外，还有一个描图班，两个班加起来一共100人。这100人，大部分来自长沙、湘潭、株州等市郊较贫的家庭。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浙江同学。干校只办了一年，但这短暂的日日夜夜，同学们之间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学校管理严格，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课程安排紧凑，课外活动丰富多采的缘故，加上大家都是远离家乡的江南农村孩子，一个个十六、七岁，充满理想，天真无邪。所以，彼此坦诚相见，友谊与日俱增。干校的生活，至今在我们这些同学之间回忆起来还是津津乐道。

　　在干校学习期间，我担任校团委宣委和班学习委员，提高了说普通话的水平，增强了策划能力和开拓能力，学习了许多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我学习努力，又在出板报，搞宣传，办晚会等方面，冲锋在前，很快便成为同学们的核心。无论湖南、浙江同学，都愿意同我交朋友。

　　然而，来得突然的好事，往往也是去得匆匆的。因为1956年国民经济“冒进”了，根据当时的说法，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初中毕业生属于盲目招生、招干、招工来的，按着当时某些领导人的最初想法必须来个哪来哪去，将我们全部退回去。但是，因为后来有的地方这么做之后，出现了群众闹事的事件，于是国家便改变了初衷，采取了调整政策。即为了妥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动员我们升学，答应保留干籍，拿工资的70%即19?65元，享受调干待遇。当时，动员我们报考的只有中专4年和中技两年两种，我因为家里困难，只好报考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校学车工，半工半读，同样地享受调干待遇。于是，1957年9月，我再一次北上，来到了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术学校。开始了我的半工半读的新生活。尽管我在口头上，多次发出豪言壮语，当个光荣的红色工人，甚至给家里写信漫夸自己学习轻松愉快、成绩好。不过，内心深处，觉得像自己这样学习好的学生当工人是屈了材，有一种不改变这种地位绝不罢休的强烈愿望。同时，个别老师讲课时常发出讥讽之语，伴有瞧不起工人之言，这更使我的心境不宁。家庭的境况竟是如此使人不能开心颜、令我不得展壮志:难道一个人的家庭条件真的铸就人的一生吗?不，我要奋斗!

　　到技校学习，我确实感到特别轻松。为了改变我的境况，我暗自下定决心，排除困难，努力开阔自己的知识面。我想，惟有学习好，才有出头之日。我的成绩突出，在班上有很高的威信和良好的群众关系，我担任学生会、校团委宣传委员。我除了按时出版黑板报以外，还利用学习之余，办了一个不定期出版的油印小报和一份诗刊。这期间，学校打字室的朱老师教我学会了刻钢板、套色油印等技术。我们印制的套红色的小报和诗刊深受校领导、团委和师生好评。1958年，随着大跃进，全国掀起教育改革高潮。当时电机校广泛开展勤工俭学。同学们搞勤工俭学，唱勤工俭学。我们班在我的鼓动下，由我撰写歌词和朗诵词，郭金镛谱曲，我领诵，自编自演了《勤工俭学联唱》，受到了高度评价。这件事深深受到学校领导的赏识，夸我是一个全面发展、不可多得的人才。

　　1957年全国进行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干校当时因为忙于改制，学校领导和老师也忙于帮助我们升学考试。这样，1957年夏季这场政治斗争的烈火没有烧到我们身边。不过，我从当时的报章杂志上，看到了这一幅烈焰图。又从家信中，得知我的小学的几个我敬爱的老师——罗校长、谭振林、彭树航等，因为给学校党支部领导或个别党员工作方面提出了尖锐性的意见，被打成了右派。这些事实，在我赞美党的反右派胜利的激情中，却有一股并不全然理解的溪流混杂在我的思想深处。文革期间，我们给哈师院冯镇魁等一些右派平反，与我内心的这股暗流不无联系。这是后话。

　　在刚刚纠正了“冒进”之后，经过1957年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赶美超英”的部署，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全国掀起了学总路线，各条战线开展比学赶帮，城市里搞大炼钢铁、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于是全国掀起了大跃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就是当时称谓的“三面红旗”。这期间，全国人民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限信任，怀着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强烈愿望和迫切心情，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热气腾腾，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冲天的干劲。我作为学生会、校团委宣委，在当时“赶美超英”鼓动下，心海激荡，感到坐不住学习的板凳。学习之余，常常为当时人们的斗志和干劲，蒸腾激昂的热情而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也经常夜晚被叫起来写宣传稿，或到现场为大炼钢铁而战的教职工呐喊助威。由于我在学校各项活动中积极冲锋在前，因而分别于1958、1959年连续两年受到哈尔滨团市委嘉奖，被评为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模范团员。这期间，我完全被当时的政治气氛所感染，感到自己生逢盛世，作为一名中国青年是多么幸福和自豪。

　　就是在这种教改的热潮中，于1958年9月，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校改名为电机制造学校，由技工校升级为中专。学校急需一批政治辅导员和行政干部，由于我的学习比较好，并且表现出好的工作能力，于是1959年3月，学校从学生中物色了我等几个学生，提前毕业，把我安排在学校政治科工作。对此，我十分高兴，我觉得好事连珠，跨步格外高远。我没有想到，命运之神对我如此关怀备至。我朦胧地有一种感觉，个人的意愿只有融化在为公的奋斗之中便能实现。我后来上大学期间方意识到这是极端个人主义向民主主义思想的初步转变，它是我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飞跃。

　　1959年前后，全国教育界中专以上学校，大都选调出一批优秀学生出来工作，这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精神做出的一项重要部署。

　　从学生中选拔出来当干部，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我就踏上了教育界，并且基本上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踏上教育界，对我的人生旅程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把当发明家、诗人和作家的意愿，一时抛在了脑后。

　　我到政治科并没有一开始就当政治教员或做政治辅导员，而是要我办一张正式的铅印学校小报，当专职校刊编辑。

　　小报为对开四版，只出了三期，因为纸张困难而被迫停刊。但是，这三期编报对我提高极大。当时虽然名义上有一个编委班子，但实际上，每一期报纸，从策划、组稿到编辑、版式、美术设计、联系印刷厂、校对，以至于最后发行，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有时候，因为有的稿子经过学校领导审查清样之后，有所增删，需要调整版面，及时作出补白或删改别的稿子。我记得出“七一”特刊时，因为何校长的一篇文章，他自己又作了删节，在印刷厂处理最后清样校对时发现出了一个空白。必须将其填上。当时时间紧，印刷厂等着上机，来不及再找别人写什么了。在工人师傅的鼓励下，我即兴写了一首七绝，用偶得作笔名。这首诗写出来以后，受到印刷厂工人师傅击掌叫好。报纸印出来之后，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也报以赞扬。

　　回忆起来，这短短的三期报纸，使我受到一次全面的锻练。

　　首先，它迫使我抓紧时间学习。为了办报，我订了一份《新闻战线》，结合这份刊物，我还学习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文章，细心地阅读了当时《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等几乎所有的报道和文章，特别是这些报纸的副刊，我无不贪婪地阅读。此外，我还阅读了其它书刊资料。通过这些阅读，领会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和研究有关办报的基本知识，有力地提高了我的写作和编审能力。

　　第二、通过办报，促使我加强了时事政治学习，养成了读报的好习惯，学会了从报纸语言中，观察形势、分析问题，体会提出和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技巧，提高了总体策划、统筹全局、综合处理事务的能力。

　　第三、通过办报，学习了同校内外各方面打交道的一些方式、方法，体会到在何种情况下原则性和灵活性应如何统一的一些策略技巧问题，加强了应变能力。

　　第四、通过办报，使我体会到抓紧时间是多么重要，理解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含义；更知道，要做好一项工作或完成既定目标，必须造成一种势能，进入一种状态，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第五、通过办报，使我体会到办法从实践中来，从别人中来，只要自己不耻下问，肯学习，肯请教别人，就会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就会找到启死回生之力，有使不完的干劲，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使事情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而，大大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强化了我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毅力，养成了学习、工作，定计划、讲效率、抓零凑整的好习惯。

　　校刊停办以后，学校就要我当政治辅导员。当政治辅导员不久，因为得了急性胸膜炎而住医院。这是我参加工作之后，第一次得的重病，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职工的亲切关怀，从医院出院以后，又送我住疗养院。这使我特别感激。在疗养院期间，我向学校党组织写了一封长信。我在信里，首先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的，我这次生病，高烧不降，持续了好几天，如果不是及时送医院，是有生命危险的。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表白。接着，我提出了想当政治教员的想法。没想到出院之后，学校领导即批准了我的申请。

　　我是个中技毕业生从事中专教育，既感到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表明我具备一定的水平，又感到知识的匮乏和饥渴。因此我特别勤奋和努力。一是抓紧时间读书；二是认真备课，努力搞好教学，并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我想，我一定要把教学搞好，不要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我遵循母训:做什么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出色的政治教员。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达到自己定的这个目标，艰苦奋斗，付出比别人多的努力并安排好时间，有计划地进行。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在当时提倡读毛主席书的时候，《愚公移山》这篇小文章真正激励了我。

　　当时，我感到自己的主要问题是读书太少、知识不足。我贪婪地如饥似渴地学习。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汤余丰。根据他的指点，我定了个自学计划，从三个方面抓读书，使之既适应当前需要，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的基本做法是，结合形势选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结合教学选读基本教材和报刊；结合个人文学修养和思想进步选读有关教材和著作。同时，我约半个月左右准去一次新华书店或旧书店，寻找出版文脉和旧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60年到1962年，我每天5时起床，锻练半小时之后，就进教研室读书，到7时半到食堂吃早饭；晚上6时半开始，再次回到教研室读书，9时半回寝。早晨，主要是配合《中华活页文选》(共四册)，读高中语文课本、文学知识和诗词。那时也没有其它娱乐活动，天天如此，雷打不动，使我读了不少书，大大弥补了文学、诗词知识，提高了对古文的阅读和理解力。

　　1958年，玉梅从农村考到武汉钢铁公司工作。到60年代初，我要求将她调来哈尔滨工作，学校领导很快就同意了，要人事科办理有关手续。6月份，没想到武钢人事部门办事过于从简，不给这边回信，就打发林玉梅带着她的人事档案，到哈尔滨来转工作。我当然是喜出望外。这回，我们不用再唱牛郎织女会天河了。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哈尔滨的人事、城市户口一律实行冻结。学校有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俩更是跑断了腿，到处说好话，也无济于事。无可奈何，我们商量，她只能再带着档案打马回程。这件事我一点也没有为难学校，对此，学校领导多次表扬我，认为我能从大局出发，克服自我，表现了良好的思想品质。而我当时想，事实明摆着，这是不得为而为的事，她不回去又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可学校领导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只有思想境界高的人才这么理智。这件事，后来我认识到，这时候的我确实已经变了。也就是说，我确实不是只想到自己，而是能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问题、办事情。

　　花时浪过如春梦。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在60年代即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之中。中国共产党内在国内外大环境的历史背景下，正在进行着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我年轻的心灵开始承载共运、国运的变迁。

　　毛泽东怀着宏伟之志，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经济搞上去，通过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推动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但是，对于毛泽东的事业，天公并不作美。从1959年开始，全国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加上后面我们要说的苏联背信弃义，中国的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从1960年到1962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了第一次调整。一方面农业欠收，工业因投资过热而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国际上出现了当时称为的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喘息的机会，为了继续上重工业、上国防，搞“两弹一箭(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又不得不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够的口粮副食去换苏联的技术。一位曾经在西北工作过的哈工大毕业生陆正标对我说，他当时正在导弹基地工作，苏联的技术资料用秤称，而且还要加上厚厚的封皮。为了换取这些资料，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用我们的廉价的粮食和副食品换他们昂贵的技术资料。同时他们还逼着我们还债(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军火费)。中国已经够困难了，他们的做法无异于雪上加霜。鉴于当时的斗争情势，又有许多不便公开之处(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的援朝军火支出及其对苏的债款直到21世纪之初才公布)，在这种情况下，勒着肚子，许多人营养不良。对此，人们的思想比较混乱，开始怨天尤人。原来一片赞扬声中，这时夹杂着一些不谐调的高音。毛泽东发现了党和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于1959年在庐山召开党的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指出1958年以来，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对生产力的大破坏，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对此，毛泽东依据他的原则和理论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在毛泽东看来，这不是对于某些工作问题的看法不同，而是对他所领导的事业的全盘否定。他认为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在谁是谁非的关键时刻，要求与会者作出站在哪一边的抉择。在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包括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贺龙、彭真等，站在毛泽东一边。在这之后，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在我国教育战线，搞了两个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是围饶庐山出现的论战，搞“三面红旗”教育，在中学、中专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常识正面教育。我按当时中央指定的读书目录，读了一些书。现在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有联共党史、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语录本《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二是通过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围绕列宁主义是否过时同苏共展开了国际大论战，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当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我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两部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及当时《红旗》杂志的《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还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六论:《列宁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民族解放运动》、《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列宁论战争与和平》、《列宁论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当时中央和地方其他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

　　1960年还是《毛选》四卷发表的时间，我结合到市里听省市领导关于毛选四卷学习辅导报告，学习了毛选四卷。

　　结合个人文学提高和思想修养，我还读了毛选前三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红旗飘飘》丛书革命回忆录、《方志敏在狱中》、《革命烈士诗抄》等。还有当时一些著名的小说，像《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旗谱》等，当时的许多电影，我也是带着革命感情去读、去看的。

　　还有，我结合当时的教学、学习和工作，对于《红旗》、《中国青年》杂志，以及我省我市出版的《奋斗》、《学理论》杂志，差不多也是每文必读的。

　　应该说，我又教又自学，以及当时的业余生活，周围的环境，对我人生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为列宁、斯大林以及我国中央报刊、出版物所阐述的伟大历史实践的问题，其深刻而透辟的哲理，严密的逻辑性、出发点的人民性而折服、倾倒。在当时，我觉得马列主义的道理很多，其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所谓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迄今为止的历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历史并不是凭人们的良好愿望发展，而总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向前。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就是历史。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革命进程不能只是看个别问题、个别枝节，要看大方向、看主流。革命不是外部什么人强加的，也不是内部什么人制造出来的，而是反动派压出来的。要否定革命必须否定革命领袖。三是革命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有一个革命的政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比较毛泽东与彭德怀的革命观，我赞成毛泽东。在国际上存在一股否定共产党领袖、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潮，它们不是研究如何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通过否定革命领袖、否定苏联，借口形势变了，要开历史的倒车，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们是修正主义，极力迎合资产阶级。在我们中国，是毛主席面对反华大合唱，面对修正主义，高举马列主义大旗，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年青的理论工作者而无比自豪。在当时，我们教研室几个年青老师以及我的其他年轻朋友在一起谈论起来的时候，个个是那么骄傲和自信，也使我从中受到感染和激励。

　　1974年我在锅炉厂当副领队搞基本路线教育时，有一位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韩同志问我：“为什么学习理论?”我告诉他：“学理论就是要解决红旗能不能打起来，能不能打下去，也就是为什么要革命，革命干什么，革命能否胜利?一句话，就是要解决毛主席讲的造反有理的问题。”可以说，这一段学习，我从心里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真理，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我感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正气昂然，具备雄伟之气，激发人的意志，唤起人们的理想和奋斗精神，教导人们为多数人服务，站在工农劳苦大众一边，想工农劳苦大众之所想，急工农劳苦大众之所急，教人独立思考、解放思想，催人奋进，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使人心明眼亮，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变得机智勇敢，变得充满自信和有力量。这一段学习是我人生观、世界观、价值取向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时期，愿意把自己献给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确立了这个永远不变的宏远大志。

　　二是从理论学习中，我学到了许多做工作的方法。比如，我担任班主任，第一个班我就没带好。教训很深刻，刚一开始工作，热情有余、方法欠缺，不尊重学生，发现个别学生违纪或表现不好，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就批评，看似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其实，并没有站在学生一边，因而不被学生理解，甚至还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后来，我学习了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结合学习心理学、教育学，感到做班主任不是去监督学生，而是有责任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从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出发，科学地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于是，他们当中谁有病，我就领他(她)去看医生，给他(她)送病号饭，安排休息；他们当中，有的是走读生，迟到了，我不是说，你怎么迟到了?而是问，家里有什么困难，是不是道上塞车了？等等。我还利用节假日，走访了每一个学生家长，了解了各个学生在家里的生活习惯等等。他们对自己学焊接，感到无聊，没前途，我就把全省劳模梁彦德请到学校，同他们座谈，帮他们端正学焊接的认识，解决他们的专业思想。我这样做以后，学生感到师生之间是平等的，相互信任。我和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恰，学生把我不但看成他们的老师，而且看成他们的兄长和朋友。我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经过这种努力，我所带的这个班级——焊51班，整体向上，在各种活动中，成为全校的优秀班级，涌现了一批好学生。这件事对我教育极大。前一个班，我很累，但事与愿违，而后一个班，我却感到工作起来十分轻松愉快，而效果极佳。这说明，做人的工作光有热情不行，必须从尊重人、关心人开始。这使我体会到毛主席的话不但可信而且可行。

　　三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帮我确立了革命人生观。我相信马列主义，相信毛主席，并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在任何时候也不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理论学习和当时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主要是《红旗飘飘》以及《方志敏在狱中》、《革命烈士诗抄》、《绞刑架下的报告》等文艺书刊的阅读，常常使我心情激荡，感到做人要做共产党人，做事要做革命事业，最有意义的人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如果为了共产主义需要我去献身，我也会无愧于前人，慨当以慷，面对我的敌人大笑。

　　我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敬业爱生，勤于工作，深受学校和学生好评。从任职到1962年我上大学为止，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教师。尽管如此，我深感自己在教师队伍中学历最低，学识浅薄，不完全胜任，“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我一直在准备上大学，以改变自己的学识水平。同时，我总感到自己在人前低人一等。在经过长期的准备之后，在1962年我报考了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这是我对自己职业和事业的自觉选择。也是主客观原因促成的：一是家庭困难，不能依靠父母供学，上师范不要学费，我可以享受调干待遇；二是我已经是老师，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教师职业崇高，塑造人的灵魂，培养和造就人才。无论什么人的成长，一不能离开父母教育，二不能没有老师栽培；三是我没有学外语，考师范外语可以免试。这次参加高考，我的准备时间并不长，只用了20来天时间，主要是突击复习历史知识。据政治系一位领导告诉我，那一年，我的成绩是全系最高的。我想，这是对我在电机校的几年刻苦攻读的回报。

　　在我离开电机校的时候，我们教研室的每一个老师都对我表示了最美好的祝愿。其主调可以简单地加以概括:做个革命者，为革命做出最大的贡献。在这些祝辞中，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老师文冶秋写的摘录加里宁的一段话(大意):

　　在为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需要千千万万那些勇于献身、不怕牺牲的战士，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通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们是暴风雨中的雄鹰，敢于搏击长空，迎接战斗，去创造最美好的未来。

　　我之所以叙述这些是想提醒我的年青读者朋友，在我们那个时代，对青年最美好的希望和祝词，不是发大财，而是要革命，要做革命的接班人。我们这一代人，开会必论毛泽东，唱歌必唱《东方红》，谈前程论做革命接班人，议世界不忘三分之二劳苦大众未解放，放眼全球，五洲震荡，反对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满耳听到的是，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义的书，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以及保持革命本色的师教、党团活动和班会勉词。上大学期间，正值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录的热潮之中，中央一个个领导挥毫题词，虽各有差异，但概括起来汇成一个中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我们把革命当作宣言、指南针和行为准则，人生事业成败的试金石。把毛泽东作为最高统帅，用毛泽东思想作为看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每一个中国青年无不以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义的书、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为荣。当时的我，自认为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是时代培育了我，造就了我。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社会舆论，当时的自我认识。一位学者说得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努力、他的聪明才智，而决定于他在人群中有多少自我牺牲精神和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涵养，进而形成一种评价人们行为的是非标准；在那个时代，我们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来决定接受还是拒绝某种教导，因为我们从小受的家庭、社会和学校一致的教导就牢牢地控制了我们许多人的思维，不能超脱的“舆论一律”；在那个时代，在文革前、文革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所强调的最重要、最令人感到语重心长地，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的“谆谆教导”。不理解这些，就难以理解那个时代的人，难以理解后来的那场运动。

　　写到这里，我回忆的思绪便闯入最沉重的梦境，坠入往事如烟的茫茫大海，拼力摇动我的双臂，注目寻找进入历史大门的钥匙和纷杂线团丢失的线端，心潮澎湃。曾经为之感叹的事情，容易让人们丧失记忆，而深入的回忆和思考引起某些条件的再现，却使那些近乎消逝的记忆，重新奇迹般地变得清晰起来。

　　我上大学期间，在国内，正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家实行经济上的大调整，各项事业按照新的规范进行。高校是《六十条》。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大学生，通过听内部不作记录、不露报告人名姓的传达报告，认为国家在经济上的困难，主要根源是自然灾害，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我国还债，是雪上加霜，也有工作上的失误，但这不是主要的。所谓天灾人祸。这人祸主要是指苏共对我国的背信弃义，逼债还债。而不是某些人讲的我国三年困难主要是毛泽东个人领导失误造成的。当时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是:赫鲁晓夫以“老子党”自居，推行“三和一少”，大搞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妄图以“苏美合作”，控制中国，使之成为他们两国的附庸。他还利用我国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经济暂时遇到困难之机，向我国施加压力。于1960年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声称苏联决定在9月1日前，撤回援华全部各类苏联专家，共计1390人，中止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技合同项目257个，同时强调，由苏联专家一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的关键部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又逼我国偿还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向苏联购买武器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号召全国人民要不怕“鬼”，并且亲自组织学者编写《不怕鬼的故事》。1962年全国高考作文命题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不怕鬼”；我选的题目就是“不怕鬼”。毛泽东要求中国人民挺起腰杆，“乱云飞渡仍从容”，自力更生搞建设。毛泽东本人同全国人民一道节衣缩食。当时在我们大学生中，普遍流传过59年毛泽东曾经给全国生产队长写过的信，也曾经有过关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的传闻。但是，那时在我们心中，这些传闻只能说明毛泽东的伟大胸怀，更激起我们对他的崇敬。觉得毛泽东真伟大，对人民负责，胸怀坦荡，敢于作自我批评。而且我们中谁也不认为是毛泽东造成的困难。在我们心目中，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毛泽东是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伟人，是时代的骄子。他领导我国人民冲锋陷阵，所向无敌，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救国救民的伟业，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业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数千年的华夏文化与西方近代革命思潮、马列主义以及东方独特的革命实践培育的这位农民孩子，成为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罕见的奇才，他不仅是一位革命理论家、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军事指挥家；又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文学艺术大师，他的诗词、著论，可以与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任何诗圣、诗仙、文豪、书法家、艺术巨匠相比肩。

　　读他的诗书，总是心血澎湃，豪情满怀，不迷信，不信邪，要奋斗，要发展，敢于创新，要为中国成为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家而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听他的演讲，总是为他缜密的逻辑、生动的比喻、丝丝入扣的论证而折服，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心胸特别开阔。

　　这是我听一位回国留苏学生听毛泽东演说后所发的的感慨。他的这番话，代表了我们当时的感觉。我们年青人认为，赫鲁晓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他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背叛了马列主义，搞民族利己主义，搞修正主义。我们在当时强烈地感到，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压不垮，有骨气，有能力，克服暂时的困难。赫鲁晓夫讥笑我们喝清水汤，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能激起我们发愤学习和工作。穷则思变，我们要给世人看看，中国人没有别人帮助，照样活，并且还要活得比别人“帮助”我们活得更好。

　　在60年代，我们经常为这样的新闻而激动：

　　1960年，我们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有了自己的高产石油田。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5月9日，中国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首次成功。

　　1966年10月27日，中国导弹核武器首次发射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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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赫鲁哓夫硬是给我们批倒了!”

　　60年代，我们中国人是那样的团结向上，奋发有为。可以说，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人用很短的时间，战胜了天灾，战胜了苏联赫鲁哓夫逼债的困苦，走过了又一段艰难的历程，使中国人民昂起了头，令世人、特别是海外华人扬眉吐气，也使毛泽东再一次在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心目中强化了他的威望，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群众基础。可以说，毛泽东再一次团聚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团聚了全体中国人民，统一了全党全国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实现了团结对外、进而延伸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每一个时代都有人们自己的领袖，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尊崇的偶象。这一段历史，这一桩桩事实，使我由衷地热爱毛泽东，崇信毛泽东。

　　伴随着我的成长，本世纪50年代初以后，世界发生了三件大事，对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事实，经过毛泽东的大脑，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到达我们的神经，形成了我生长的国际环境，影响着我人生的道路。

　　第一件事，1950年，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纠集了16个仆从国家的军队，发动了名为“制裁”的侵朝战争；

　　第二件事，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离开人世，在不长的时间里，赫鲁哓夫上台，大反斯大林，杜勒斯提出要在第二代、第三代实现中国“和平演变”；

　　再一件是西方国家在战后国民经济恢复之后，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实行了经济战略调整，新兴技术产业化加速，国民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件事，由于毛泽东的努力，由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在苏联的支持下，最后迫使美国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这件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再一次得到应验。当时中美双方经济实力相差极其悬殊。195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美国是1507亿美元，中国只有574亿人民币；同年钢产量，美国8700万吨，中国只有65万吨。美国，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优势不可一世。中国差不多还是“小米加步枪”。但是，中国胜利了，绝对地胜利了。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美军上将克拉克说：“在执行我国特殊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有同感。”事实雄辩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西方列强横行无阻，只要在东方架起一些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我们亲眼见到的。跟随毛泽东过来的人们，又加重了对他的信任。对于我们青年来说，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敬之如神的地步。是的，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及其军队扬了威，百年来我国人民第一次昂首挺胸，民族自信心和自豪心为之大振，从而大大增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强化了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件事发生之后，出现了如何看待斯大林和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如何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以及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及国际共运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不能全盘否定；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是同志式的批评，而不能像敌人那样咒骂。认为赫鲁哓夫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为了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祭起一面他自己的旗帜，改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这件事毛泽东发动了有名的笔伐，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对赫鲁哓夫的文字围攻，最后以赫鲁哓夫的下台而告终。同时，毛泽东提出了针对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一系列设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的论述，也得到全党上下的认同。党内一致，全国团结，高高树立了毛泽东在青年学生中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

　　第三件事，因为经济发展是“悄悄地发生”、“悄悄地革命”，同时又是在毛泽东倾心关注政治事件之时进行的，且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给我们留的深刻印象是，在50年代，杜勒斯拒绝了同周恩来已经伸出的手相握。也应该说，由于赫鲁哓夫的反斯大林，世界上出现了以批斯大林、丑化共产党的舆论，包围反而有所加剧。在西方，尽管工人阶级的根本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特别是新的技术革命的兴起，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却发生了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在世时根本不同的变化，以美国为例，到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就已经超过“蓝领工人”；其次，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也作了重大调整。同时，亚洲的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作为执政党，既必须调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又必须调整国内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毛泽东十分注意苏联阶级斗争的教训，冷静地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也曾要求要避免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高屋建瓴地发表并具体论证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著名演说。关于国内经济问题，他发表了极其深刻而精辟的高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两个方面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因为他真正发展了他的前人的理论而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毛泽东遇到了极其强大的世界潮流，共产党人内部、共产党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国际上一批老资格领导人相继去世而带来的理论跑题，毛泽东机警地看到了赫鲁哓夫现象同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策略的内在联系，预见性地提出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已经动摇，经济落后就要挨打。但是，这位历史巨哲，终因享年过隙，同志太少，力不从心，未能有时间按照他的思想进行操作，再加上他未能根绝的封建主义意识，终于酿成了历史的悲憾。但是，对于第三点，当时的封闭教育，青年学生的我们也是茫茫然。

　　为了防止赫鲁晓夫现象在中国重演，毛泽东针对苏联修正主义，在两条战线展开了他顽强自信的斗争。

　　在国内，于1962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问题》报告，重提阶级斗争，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并针对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妹)写的《刘志丹》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还提出要警惕我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就在这以后，毛泽东越来越强调这一点，在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更加完整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就是著名的毛泽东提出的基本路线。

　　毛泽东在国内抓阶级斗争，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一是抓农村社教；二是抓意识形态领域。

　　在国际上，从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全文公开发表以后，中共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了9篇评论(简称《九评》)。这就是中苏的意识形态大论战。

　　毛泽东领导的同苏联的公开大论战，在我们青年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和信赖。中共中央一报一刊的评论都是在新闻联播和早晨新闻时间广播的。学校通过高音大喇叭向全校广播，要求我们学生都必须听，而不管是自习还是上课，无一例外。我们一个个屏息而听，常常为我们的文章击掌叫好。有时候，正赶上吃早饭，大家边吃饭边听广播，听到大家感到来劲之时，便情不自禁，放声欢呼，或擂桌击碗，欢呼跳跃。听完之后，不少人还模仿广播员夏青、葛兰的声音，重复文章中的句子或引用的唐诗，而意犹未尽。象“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呀，同学们总要反复吟咏玩味几遍，过了一阵热烈议论之后，其情绪才慢慢平息下来，各自进入沉思和回忆。同时，由于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国际主义教育，我们那时，总是心中装着占人类三分之二的亚、非、拉没有解放的人民，认为毛泽东是天下劳苦大众和被压迫人民利益的宣传者、坚持者和捍卫者，是毛择东顶风高扛革命大旗，我们的心中有一种为全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豪迈壮志和国际责任感。

　　毛泽东领导的在国内开展的反修防修斗争，在我们青年中受到强烈的认同，得到我们的热烈响应。大家警惕地提醒自己，不要当修正主义的苗子，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誓同这个事业相对抗的敌对派，开展坚决的斗争，像毛泽东等革命前辈那样，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争取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我们自觉的磨砺自己，锻炼自己。

　　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入大学学习的；而我们是政治教育系，基本课程是马列原著加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运史等，陆续发表的毛泽东的指示和《九评》便成为我们课程的重要补充。在此期间，教育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的论述，关于让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的论述，以及《五七指示》，开展教育革命。作为文科特别是政治教育系，师生思想活跃，等不及上级指示，师生们就要求把这些内容纳入正式教程。这一系列教育，深入人心，在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应该说，我在当时是特别动心、入心的。

　　回忆起来，在中国当时人们思想上，从上到下普遍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否定马列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是赫鲁晓夫在苏联搞秘密报告，祭起反斯大林的大旗之后形成的。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为了扫除斯大林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影响，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历史倒车开辟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欢迎和赞扬，必然激起她的国际国内敌人的无比仇恨，因为这样断了他们复辟的希望。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缺点错误便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并以此打开缺口，扩大裂缝，动摇人民的意志，他们必然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到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他们的共产党的领袖身上。“擒贼必须先擒王”，这是中国人民的古训。要否定社会主义，就必须否定共产党，必须否定共产党的领袖。这一点毛泽东同他的战友是一致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曾经是中共派往苏联参加世界国际共运会议的特使或代表，并且在会议上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勇敢和机智而为国人传为佳话。所以，人们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正义在胸，看得准。什么是修正主义，就是毛泽东说的，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国内是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在国际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我们心中，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正在发生的演变情况正是毛泽东所指出的这种事实。“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所以，当时，大家学习《九评》，感到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苏的这场大论战，不仅威武雄壮，史无前例，而且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势如破竹。长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志气，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我们拥有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福，我们青年学生之福。在国内，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部署和措施，都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避免苏联的历史在中国重演。这种社会大背景，就造成了文革的大氛围、大环境。这一点，后来彭真等人在谈及文革发动之时，都很客观地作了阐述。

　　贯彻《高校六十条》，我们扎扎实实地学习了三年。第二学年，我获得国家试行的奖学金，从二年级开始，我被全系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兼系团总支宣委。

　　1964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做出决议，文科大学生要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又发展为所有大学生都参加。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叫做“四清”运动。就是由省地县派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农村，通过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发动农民群众揭发农村社队干部经济上的问题，清理帐目，清理工分，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所以名之曰“四清”。有问题的干部，经过群众揭发，自我检讨，群众叫做“洗澡”，群众认为问题说清楚了，从而得到谅解，群众叫做“下楼”。然后，有关经济问题，该退赔的退赔，群众认为态度好的，还可以减免缓。群众认为问题讲清了，能胜任当干部的，可以继续任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分别敌我界限，加以不同的处理。或进行党纪处分，或进行法律制裁。这样经过经济思想整顿之后，也就是经过工作组和群众的帮助，使农村有问题的干部认识到自己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立场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进而使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所以，社教运动的出发点是着眼于教育农村干部和群众。群众认为干部检讨的好，可以信赖，还可以继续当干部，并不是一棍子打死。

　　这件事情的开始，是毛泽东直接抓起来的，也得到中央的一致认同。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毛泽东在这里再次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的教育脱离实际，一个学生从小学、中学读到大学，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学校门，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容易搞唯心主义，搞修正主义。因此，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还不是完全知识，特别是文科学生毕业以后，还必须到实践第一线去，把自己学习到的书本知识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真正获得完全知识。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刚从苏联留学回来又送到农村去的原因。

　　毛泽东的这些话，我们当时听起来，感到很入耳，很有道理，很中肯，很有说服力，也很对我们的心思。所以，当动员我们下乡搞社教的时候，每个同学都十分高兴，认为这是锻炼自己的极好机会，纷纷向党团组织表决心，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当然也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我觉得自己是个学生干部，更应该走在前面，并且决心争取在社教中“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们哈师院下去的第一批，都是文科学生。根据工作队的建制和组织系统，按系、年级、班级分别与当地派出的干部混和编队，依次组成工作团、分团、大队，到牡丹江地区各个县及其各个公社。我们政治系全体师生，被分配到牡丹江宁安县与方正县的干部组合成分团。我们班包三灵公社。我们班一共31人，分到几个大队，各队一般由老师领队。我们九个同学去连家大队，由我负责。他们是：石磊、毕政国、侯国英、艾和、孙安清、郭瑞宏、陈淑兰(女)、谷丽娟(女)。这就是说，我具有双重任务：既要管好自己，又要协助学校做好这些同学的有关工作。这使我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大。但我欣然而往，决心以出色的工作，做到工作队、学校和同学们三满意。

　　我在社教中于1965年4月如愿“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我在自传里写道:

　　在党的教育下，我是在玫瑰园里长大的，走的是一条铺着玫瑰的道路。

　　这是我对自己走过的前一段道路所作的概括，也是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感激之情的真实表白。

　　社教是文革的前奏，对于我们青年学生，至少对我来说，对于后来参加文革影响很大。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过社教的人来说，中央关于社教的不同主张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换句话来说，中央内部的不同意见在我们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中央内部主席与副主席之间存在莫大的分歧。这种状况，贯穿于我们搞社教的全部过程，由隐秘到公开、由盲目到自觉。

　　一开始，我们到农村宣讲社教政策有两个10条，还有王光美的经验讲话。1963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个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10条，简称前《十条》。1964年9月，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后十条》。这个《后十条》其情况是王光美提供的，其观点是刘少奇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刘少奇自己先搞了一次“私访”，接着又让王光美化名到芦王庄种“试验田”，搞了一个有名的“桃园经验”，于是在刘少奇主持下搞出了后《十条》。它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出了更为严峻的概括，并提出了基层政权已经出现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新概念，指出：“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过时，因为“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搞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基于对我国农村基层形势的这个估计，刘少奇在后《十条》多次强调“扎根串联”的口号。也就是说，当时我国农村基层组织都不行了，干部都烂掉了，必须像土改时期那样，“访贫问苦”、以便重新“扎正根子”，培养一批积极分子来代替原有的干部，重新建立基层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并且采取万人下县搞社教的做法。应该说，要抓农村里的阶级斗争，全党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以及解决办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是大相径庭的。

　　实践证明，按照这个经验，各地的社教工作队大多带有解放初工作队进村的意味，而且，连续出现扩大打击面的事件，甚至武斗打死人的问题。与刘少奇相呼应，全国40多个省市纷纷给中央打报告，提供基层农村一个个烂掉的“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实例。现在回想起来，在群众中摸动向，搞阶级分析，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因为苏联变修，而使党内一些人变得十分神经质。在文革中我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抓阶级斗争出身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出重提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中央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大讲阶级斗争，在农村抓阶级敌人，这和后来刘邓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大抓“右派”、“反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常持慎重的态度，总是留有余地，怕搞过了头，没法子纠正；刘少奇、邓小平则不然，他们总是要求除恶务尽，不留后患。而且，毛泽东强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刘少奇、邓小平则不然，他们搞神秘化，依靠派工作组、设专案组，后来直至派万人大兵团式工作组到县。

　　我们下到农村的时候，就是完全按照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部署和经验去做的。刚进村，有那么几天因为怕接错了头，不能随便同当地人谈话，工作队员们的行为搞得十分神秘，也弄得很神经质，我感到行动特别别扭。当时依靠贫下中农，但如果以衣帽取人，就会闹出笑话。因为人们头上不贴帖，穿戴差不多一个样，甚至地主富农穿得更破。在东京城的一位中文系女同学忘记了“访”和“扎”的教导，在路上“警惕性”不高，头脑里缺根“阶级斗争弦”，事先也不打听打听，以至于把上了年纪的地主、富农叫老大爷、老大娘。事情过后，让人打了小报告，以此作为大学生脱离实际的政治笑话，被当时社教工作团整理出简报发到各工作分团，并且煞有介事地传达到学生中去，以此大作文章，说明在城里长期脱离实际的大学生，不仅稻稗不分、搞不清高梁玉米，而且阶级观念淡薄，阶级阵线不辨，用以反复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依靠贫下中农。王光美在讲话里还批评了工作组内的许多不得力的情况，所以，作为学生的我们，心情很紧张，工作的特别累。

　　按照后《十条》这样的做法，各地有不少反映，不仅参加社教的学生有意见，而且参加社教的机关干部意见更大。他们有的写信给中央，有的还直接报告毛泽东。在各地纷纷反映之后，到1964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并下达了《二十三条》，对于农村的形势的分析和社教的基本做法，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在《二十三条》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关于解决中国问题、党内问题所得出的新结论，是他创造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新概括，并为即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成了理论准备。于是，社教运动便发生了根本转变，一改那种神秘的色彩，演变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很多农村基层干部轻装上阵，由被斗争的对象成为运动的主力，不再为自己的问题苦恼了，一扫前期社教的神秘色彩，农村出现了新气象。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时间已到规定的下限，贯彻《二十三条》只开了一个小头就回校了。

　　这次参加社教，对于我这个南方农村出身、从家门到学校门的青年震动极大，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三大重要影响:

　　其一、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阴暗面；知道中央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对此，后来我在80年代写的一首诗中回顾道:

　　在我的心中，高贵的领导就是至贤至尊，

　　在我的眼里，忠贞的革命就不应有半点虚伪。

　　然而，在社教里，我看到了幸福国里的苦农，

　　我听到了太平世界的不平。

　　这使我的心再也不能平息，

　　这使我舍命也要为真理而奋斗，

　　要为世人的不平而抗争；

　　是真金还是沙石，应在烈火里一显真谛。

　　这里所谓的“苦农”，是我在农村亲眼所见。我所在的连家大队，一共五个生产队，一共六、七十户人家，除第五生产队在离连家约五里的另一个小屯子之外，其余分布在一个比较低洼的大屯子里。整个屯子的住房，只有一队的老刘家和四队的老宋家是瓦房，其余几十家都是干打磊茅草房。有那么几家，房子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夏不蔽雨，冬难御寒。我们是初冬去的，炕上的席艹子几乎只剩下几块破败的草篾，炕上的棉被补丁摞补丁，漏着一团团棉花，火炕漏出一个个高低不平的泥坑，除了它多少显出油光以外，整个房子，到处是破絮飘零、蛛网四布，北风呼呼的刮着用报纸没有糊严的门窗吱呀吱呀作响；地上鸡粪人痰成串成堆，脏乱不堪入目，行步难以下脚；室内一股说不清的怪味，令人掩鼻。在我们一队，称得是一户人家的要算一两家外来户，新盖的草坯房，弄的干干净净。村里许多人见着我们，恰如鲁迅笔下的润土一般。既有些麻木，又有些哀怜，目光里充满着某种企盼。不少小孩子赤着脚，穿着过膝的、带着油光圬渍的大棉袄，不戴帽子，歪着头，淌着长鼻涕直流到嘴边，不时把嘴一沔，缩着脖子在屋檐下站着，近乎痴呆地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这些景象差不多的社教队员都目睹过。据工作队的一些同志讲这并不是最差的队，也不是最穷的屯。

　　这情况，是我，也是我的许多同学没有想到的，感到很震惊。在我看来，中国十几年来，农村有一定的发展，但问题不少，我应该为此尽些力量。

　　其二、如何解决阴暗面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关于运动中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有道理。我认为毛主席高瞻远瞩，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和要害。我觉得，针对刘少奇的提法，毛主席认为，农村存在的问题不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不是“党内外矛盾交叉”，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这个论断抓住了实质。因为，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单位，关键是单位领导人为谁服务、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如果单位领导的党内当权派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单位里的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反之，一个单位只解决一般干部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党内当权派的为什么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个单位的问题便没有解决。基层的政权归属完全取决于什么人掌权。大而化之，古往今来，一个政权的瓦解，都不是来自外部力量，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原因，自己把自己推翻、整垮的。在我所在的连家大队，当时大小队干部，无不接受审查，工作组一个个找他们谈话，连团干部也不能幸免。因为穷，经济问题就是一些柴禾问题、队干部不参加劳动问题，进村很快就搞清了。但当时因为统一部署，统一进度，没有经济问题，就进一步查所谓生活问题。我和老郑负责查团的书记，听得某些反映查个没完没了。弄得干部诚惶诚恐，生产没人抓，一搞就是半年，不见有什么进展。没有重点，抓了半天，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心里想，毛主席要比刘少奇高明得多，毛主席讲的是理论和实践的本质，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刘少奇讲的是表面现象，一时一事，就事论事，在逻辑上没有关联性，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既脱离群众，也脱离干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是，这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中央的两条路线之争，也没有同别人说出我的一片狐疑。殊不知，这里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它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直到文革中予以爆发。

　　其三、对于那些有问题的支部，《二十三条》提出了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的构想。这就是由工作组的代表、当地革命干部的代表、当地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临时领导班子，作为一种对于未来新班子的过渡，一改工作组进村、干部靠边站、工作组代行职务的做法。这种“三结合”的办法，很快解决了当地的领导问题，不影响生产。我认为，这既体现了农村广大干部都是好的的一面，又体现了新老班子的承继关系。这对于我后来参加文革，在师院、在全省后期夺权斗争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叙述。

　　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社教中，有两方面的人给我影响难忘，对我以后的人生，特别是参加文革有着重要影响：一是我住的房东一家，王永发大爷和他的老伴，对住在他家的老郑和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晚上我们睡在一条炕上，总要海阔天空地唠扯一大阵子，但是一到我们涉及到村子里的人和事时，两位老人就像受惊的役马一样，突然打住了。如果要深说几句，他们就会把话岔开，保持着农民特有的世故和警觉性。还有那些记不住名字的许多老农。他们对干部有意见，有一说一，从不瞎说，表现了那种对事认真对人负责的劲儿，使我永远记忆犹新，并且总是让我玩味无穷。二是我们工作队里几位来自方正县的干部，他们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郑师舜、李真，以及工作队员老宋、小李子等，他们工作的那股子负责劲，对党的政策的那股子认真劲，对社员、对同志那种热情劲，常常想起来，对自己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我觉得，我们党内的广大一般干部，他们对党中央一往情深，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心里有数，一点儿也不含糊，他们总是同群众心连心。到发表《二十三条》时，这些同志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把对前一段的想法，都说了出来。

　　此外，我还通过王永发夫妇，得知《红罗女》的故事，虽然不连贯，却激起我对它的极大兴趣，为我以后创作《红罗女》作了必要的准备。

　　从社教回来，我们刚完成了毕业实习，正在准备写毕业论文之时，文革的号炮震响了。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所谓“小五界”，对以吴晗《海瑞罢官》为代表的批判开始的。

　　这五界都是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根据他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对我国这五界都不满意。他批评当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他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为此，他指派江青抓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等改革。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诗人，对文艺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表现了革命理想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同时，毛泽东十分强调文艺的阶级性、革命性，这阶级性、革命性，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反映什么、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944年，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1951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中有关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写过这样一段话:“<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程度!”。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963、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批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关于教育界，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指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

　　毛泽东关于必须正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有其独到之处，我至今仍认为这是他的睿智高明之处，表现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远见卓识，不可以健忘轻心。世界历史表明，未有上层建筑的改变不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更不动摇上层建筑的。毛泽东强调，对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思想方法的问题不要木然。这些在当时，我们认为一针见血，高屋建瓴，得到了我们的热烈响应，并变成了政治行动。

　　毛泽东从文艺界抓住对吴晗的批判，开始了他的文化大革命。

　　吴晗是我国研究明史的一位专家，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扬的有关鼓动，并针对当时有关编写京剧的情况，于1959年先后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这位海瑞是一位刚毅不阿的大臣，当面敢于顶撞嘉靖皇帝，而被嘉靖皇帝罢官，此后，受到历代人们的称颂。因为《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正好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不久。其后，吴晗又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的邀请，于1961年，被当时史学界和文艺界称作“破门而出”，写成了《海瑞罢官》的京剧本。在这种情况下，于是毛泽东把它同庐山会议，他罢彭德怀的官的事情联系起来。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认为吴晗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毛泽东根据他的阶级斗争思路，首先通过意识形态造舆论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斗争哲学，凭着他特有的洞察力和政治嗅觉，还认为当时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像吴晗这样的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还认为，这些人物，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有些已被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信用，被培养为革命的接班人。应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的形式来揭露他们。

　　1965年11月10日，经过反复策划，并由毛泽东多次地审阅，以姚文元的名义，首先通过《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批判文章，经过半个多月，《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全文予以转载。

　　《评》文是这样拉开文革这台历史巨剧的帷幕的: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发表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报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此后，中央主要报刊和各省市报刊，又对吴晗的《燕山夜话》，邓拓、廖沫沙等人参入编写的《三家村札记》开展了批判。到1966年的三、四月之后，全国报刊由学术讨论，开始了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全国批判“三家村”的炮火惊天动地，震撼全世界。

　　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一开始就和“小五界”参加了战斗，并且当了先锋。在我们哈师院，从五月上旬，开始停课闹革命，由院党委直接组织批判，通过大小会议和广播、板报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批判文章。政治系首当其冲，有这么几点原因：一是因为政治系师生，大都出身工农家庭，少数出身非工农家庭的，也是所谓能同家庭划清界限的人们，这些人最听党的话，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二是政治系师生是学政治的，对政治问题保持着特有的敏感性。所以，政治系师生在运动中便冲锋在前，走在了前头。对于我来说，我当时是完全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我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归纳起来:一是我们年轻人需要经风雨，见世面。生在和平建设时代，没有赶上大革命风暴，威武雄伟地干一番事业，现在有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应该全身心地投入，用笔做刀枪，以舌伐黑帮；二是我是新党员，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接受考验，再立新功。

　　因为我是学生干部，在社教中入党，刚刚转正，又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被院系领导看中，用我作炮筒，我自己也是乐为愿往。于是，学院召开的批判大会，校外小五界召开的批判大会，我常被院系党组织指名派去参加或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我当时还是我们班的党小组长，根据党支部的意见，要我共同参与班级的运动领导工作。我们班还有两名调干学生，一位是魏醒学，任班长；一位是晋长厚，任学委。他们两都比我年长，观点又总是一致。我们在班级里有较高的威信，跟同学们相处的很好。我们同绝大多数同学始终在一起活动，使班级战斗力很强。

　　围绕批判吴晗的斗争，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有意味的。因为毛泽东占了高位，又抓住了大道理，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一般认同，他们也从学术上抓了批判，而且指示各级党组织联系本地实际积极组织批判，并且接二连三地抛出了他们认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让人们批判。大批青年学生被激励而积极加入了围批吴晗的斗争之中。

　　客观地说，毛泽东发动的对吴晗的批判一开始就遭到刘少奇等人的抵制。文革一开始，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但是，彭真等人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并不理解。彭真未同其他成员会商，于1966年2月搞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在没有征得毛泽东的允许的情况下，以中央的名义发到全党。这个提纲的基调是，文化革命是学术领域内的思想革命，批判应该是说理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应该说，这个提纲的倾向显然有利于学术专家权威的，不利于开展对他们的揭发批判。毛泽东对此大发雷霆，于1966年5月主持中央会议，狠批了这个《二月提纲》，制定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从十个方面逐条逐项批判了《二月提纲》，更加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关于文化革命的主张，并且撤消了这个文革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八月底，中央又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者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组长。自此，文革就在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进行，直到十大结束。应该说，《五•一六通知》全面系统地，用十分明白的语言，表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和重点，以及战略、策略、基本政策、方针和部署。《通知》也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斗争。

　　经过酝酿准备，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值得说明的是，这个社论后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它扭转了斗争大方向)，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天晚8时，在各地电台联播节目里，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作“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陆平等人领导的组织为反党集团。评论员文章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黑帮进行坚决地斗争，而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并把他们加以“彻底摧毁”。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反动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都要揭发出来，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在此之前，斗争主要集中在中央的揭与捂。即毛泽东的揭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真等的抵制，把对吴晗的批判限制在学术领域，反对扩大到政治领域。这张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以及这篇社论一发表，文化革命便烈火横烧，批判和声讨对准了本单位主要领导。这就是毛泽东策划的自下而上的揭阴暗面的斗争的正式开始。

　　在《人民日报》的如此鼓动下，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青年，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荣爱国传统，在全国范围内被激发起来了。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从心里以为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斗争，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是这样，热血的青年学生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一浪高过一浪。这时，青年学生参加运动，不分派别，只有积极性高低、热情大小之分。这时候，最激励人心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这一段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是这样燃遍全国。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火上浇油，把文革急剧地推向高潮。社论就南京大学揪出校长匡亚明和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表议论，情绪高昂，言词激烈，极富鼓动性。社论说:“这些家伙有一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在中国，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反对党委，哪怕反对党委中的某个成员，就是反对党，反对党中央，甚至在基层，反对某个党员就是反党。这种认识，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地灌输到中国每个人的心里，变成了中国人的神经，并且已经形成不言而渝的共同的铁的规范。只要谁对党的组织有不同意见，党组织就可以举起这根反党的大棒，朝他打去。这个人就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国，直到现在，老百姓也不敢批评共产党。这在中国人中，形成了一种怪癖：只要共产党说它好，它就是好的，不能说它坏；如果共产党说它坏，就是它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一辈子也好不了。同样，在一定条件下，共产党形成的某种规矩，也是不能破的；谁要是改变，那便是大逆不道，理应受到群起而攻之。所以，1957年祭起的这个规矩，便在一些人的眼里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禁规，也是自己用以警惕自己的戒律，不能越雷池一步。一些领导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作为他们打人的棍子。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正式提出，反对基层党委，反对基层党委中的某个成员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因为基层党组织就是基层党组织，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可想而知，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次党禁的大开放，舆论上翻天复地的大转折，思想上的莫大解放。不过，这在青年学生中，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而对于老干部、老党员来说，这简直是翻了天，令他们接受不了。在他们看来，从1957年以来定的这个规是不能破的。破了这个规，共产党的权威就无以树立了。可以说，不少老干部、老党员就是抱着这个态度对待初期文化大革命起来揭发党委问题的人，因而提出了保卫党委的口号。同时，也有那么一些高级干部自以为老子就是党，一直坚持这根大棒，用以对付反对他的人。于是，他们在背后宣传他们的老一套观念，并使用种种手段，拉一些人保自己。单位个别行为无碍大局，而如果成为全国有组织的对抗，就会演变成内战。这是后话。但是，不论怎么讲，在当时，在全国，在哈尔滨，党禁打破了，多少年来被学校党委压制的各种不满、积怨和意见，终于变成火山而爆发了，各高校的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起来了，并迅速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我们哈师院联系本单位的文革烈火是这样烧起来的：

　　党委书记杜若牧，对于引入本单位的运动，打破往常的做法，没有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动员大会，而是只召开中层干部大会做了简单的动员，要求各个部、系、处、室发动群众联系本单位进行揭批。提出，整个运动由院党委统一领导部署。同时，抛出院党委副书记常杰民、历史系戚佑烈、苏渊雷、曹汉奇、张聿飞、游寿、孙昌英、周奇、孙占文八大教授(称他们为八大怪)以及五个中层干部(政治系主任栗劲、党总支副书记宋百云、中文系主任王雁冰、数学系主任刘式勤、物理系主任杨自林)，总共14人。点名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应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自己则住进了哈医大医院，要求党委其他党委成员集体领导、指挥运动。到时候，有了成绩是他的领导艺术，功不可没，可以摘桃子；出了毛病是党委成员党性不强，没有他的份儿，能够推卸责任。这就是这位领导也是当时某些高干对付文革初期运动的高招。

　　这在当时已经被激发起来的群众面前，认为这是他玩弄群众、转移斗争方向的伎俩。于是，围绕揭批他的大字报，在两大方面，风风火火地贴满了主楼和礼堂外的大墙上。一是揭批他领导文革不力，不能引火上身，反而舍车马、保自己，推卸领导责任，转移斗争大方向；二是揭批他在举什么旗、依靠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方面的诸多问题。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使杜若牧的威信扫地，有待后面补叙。

　　再说政治系，在院中层干部会结束之后，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栗劲连夜召开全系师生动员大会。他在长谈了一番文革意义及学院党委部署之后，这样结束了其长达两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而今迈步从头越。我栗劲自参加革命入党以后，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事业，现在文革需要打倒栗劲，就打倒栗劲。共产主义万岁!”

　　栗劲的这篇报告并没有像文革以前那样，人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而是激起与会者的强烈愤慨。会后不久就群起而攻之，对他发起了排炮，进行了猛烈的轰击。他自己给政治系放了一把火。

　　“栗劲在挑战!”

　　“栗劲向无产阶级产文化大革命的猖狂进攻必须迎头痛击!”

　　批栗的大字报，布满了整个政治系所在的大走廊。人们质问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是要打倒从参加革命那天就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革命领导干部吗?”于是被激怒的人们用大字报揭发他并非全身心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所作所为。

　　政治系炮火连天，火力直指栗劲。集中起来，一是打他对文革的态度；二是揭他在平时对待毛泽东思想，在依靠什么人、走什么道路、培养什么人以及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等根本问题上问题颇多的种种事实：

　　1、反对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例如，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乱崇拜毛泽东思想；在自习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非法的；要学习外国的东西，外国西方的东西许多就是比我们强等；

　　2、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例如系总支只能起监督作用，不能起领导作用；党务工作者不要指挥教学；反对学校办农场、办工厂；鼓吹智育第一，推行凯洛夫教育路线；分数第一，不讲阶级路线，压制工农学生，排斥工农子女；反对树学毛著积极分子等；

　　3、重才轻德，任人惟亲，混淆阶级阵线，包庇、重用坏人；排挤诬蔑工农干部；

　　4、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一言堂，恶霸作风。不尊重教师，体罚学生；

　　……

　　如此等等。大都是这位系领导平时报告、讲话中的摘录，或者发表的论著、文章中的只言片语，或者个别谈话，而加以整理上纲，或几百字，或洋洋数千言，白纸黑字，写成大字报，公之于众。所谓养尊处优，就是栗劲喜欢睡午觉，平时系里开会往往要在他睡完午觉之后才能开始；平时好讲养生之道，注意营养，要吃得好一点之类。所谓做官当老爷，一言堂，恶霸作风是，栗劲平时动辄训人，得理不让人，对师生耍威风，批评人言词激烈、尖刻。这些问题现在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在当时，这都是严重问题，上纲上线地穿起来加以批判分析，令看大字报者感到震惊，叫被揭批者为之汗颜。我在走廊上见到过栗劲看大字报的情景。他神情沮丧，脸色铁青，不敢正视人，从前那股傲慢的表情不见了。在文革中期一次谈心会上，栗劲谈起这段经历，不无感慨地说：“对群众必须毕恭毕敬。我要是不那么傲慢地对待政治系师生，讲那些带有挑战性的话，也就不会激起大家那么大的反感和义愤。真是顶风上。这一课上得好。”我不敢说，这一定是栗劲痛定思痛，吐出来的肺俯之言。但是，他确实因此受到了触动和教育，未免不真。

　　政治系的揭批大字报越来越多，后来对系党总支副书记、常杰民妻子宋百云又发起了猛攻。

　　政治系的战斗力，教师中，主要是年轻教师，在学生中主要是我们四年二班和三年二班以及二年级的复员兵班。火力集中，攻势猛烈。

　　我们班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与全系师生相配合，大有炸平政治系党总支的气势。当时，我，班长魏醒学(非党积极分子)，团支书杨屹(非党积极分子)，宣委石磊(中共党员)，学委晋长厚(非党积极分子)等几乎所有班干，观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班被认为最有战斗力，令人刮目。当时，政治系里的几位年轻教师胡云飞(中共党员、教共运史、中国人大法学研究生毕业)、任万新(中共党员、教中共党史)、李阁卿(中共党员、教哲学)、陈延政(新毕业的当时教员)等老师，本来就很熟悉，这时因为运动的观点一致，就更加联系密切。此外，我还与二年级的杨桂宾(复员军人、中共党员、学生总会副主席)、贾作富(班干)、郝忠(学生分会生活委员)，三年级的董学章(非党积极分子、班干)、王恩华(班干)等，一起讨论文革问题，特别是我和魏醒学、杨桂宾，天天只要有时间，便聚在一起纵论运动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哈师院是一所与黑大并肩的全省最大的文理兼备的高等学府。省里很重视，曾经派省委党校书记苏醒、党史教研室主任洪景智来哈师院调查。他们支持政治系师生揭发系总支的问题，洪景智高度评价了大家的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全系师生的猛烈攻击下，系总支招架不了，领导运动很不得力，平时思维敏捷、能说会道，很有一套的栗劲，这时自己也感到问题很多，振不起精神，手足无措，不能领导，再也无力工作了。于是，要求将他停职反省，改组党总支的大字报呼之而出，贴满了政治系二楼。学校党委赶紧派人到系里找人座谈问策。在一次学生干部和部分教师座谈会上，我联合杨桂宾向院党委代表提出，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建议由学校派出革命干部，系里由群众推出信得过的部分干部和师生代表组成三结合工作组，领导政治系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全系师生的热烈响应。迫于压力，学院党委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政治系文革工作组一共由九人组成，教师代表是王世儒、李阁卿、张大勋、牛德林，学生代表是我和杨桂宾，学院派出宣传部长穆国兴，干部代表曹晰哲、贾兰芬。由穆国兴任组长、临时总支书记，王世儒任副组长、总支副书记，任万新为秘书。

　　这是哈师院文革中最早的夺权斗争。

　　政治系工作组成立以后，政治系的文化革命便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政治系的师生在继续揭批系里问题的同时，把主要炮火对准了学院党委的主要领导杜若牧。政治系师生认为，党委主要领导人，抛出副书记常杰民、历史系八大教授和一些中层干部是舍车马、保将帅，转移运动大方向。政治系教师联名，写出了三张有名的影响当时哈师院文革发展的大字报。一张是应该把矛头指向院党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主攻院党委；一张是“敦促保皇派”，提出某些不明真相的人，没有把矛头指向杜若牧，为杜若牧小骂大帮忙；一张是《致中层干部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中层干部起来是把师院文革进行到底的关键，希望中层干部起来闹革命。在中层干部中，耿富第一个贴出大字报《而今迈步从头越》，揭发学院党委主要是杜若牧的问题。7月2日，我和牛德林、杨桂宾等六人，写出《认识大局，辨别真伪，擦亮眼睛，奋起战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后来被院党委定为“反革命纲领”。

　　作为政治系工作组的一名成员，使我有机会“深入班级”，经常到系里各个班级做串联发动群众揭发院系的工作。

　　政治系文革工作组，不但动员本系师生员工积极参加揭发院系的问题，而且四处活动，动员外系师生员工积极参加运动。1966年7月14日，院保卫科给党委写了一份秘密报告，称“政治系工作组左右我院文化大革命”，报告一共概括了以下几条：一是策划改组各种组织，使之成为其急先锋；二是到处串联，要打倒学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三是以其积极分子到各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等等。

　　在师院各系中，文科系除政治系打头阵以外，还有中文、艺术、历史等系，也是如火如荼。艺术系师生去艺术系总支办公室找领导辩论，领导闭门不出，义愤的师生说，只有国民党才害怕群众，把群众拒之门外，这与国民党的大门有何区别，像这样的共产党领导的大门，不如把它封起来。这件事，被艺术系领导，炒得沸沸扬扬。声言在他们那里发生了反革命事件。中文系、历史系也都发生了与领导对恃的情况。理科各系的形势稍差一些，但个别学生，与领导的对抗也是剑拔弩张。学校当局认为，学生翻天了。

　　在这个期间，整个师院各个教学大楼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而以礼堂门前的大字报最大最长，也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我当时，除了在系里到各班级做串联发动工作以外，还和我们班级组织一些同学专门抄写有关学院领导的大字报，然后由我和晋长厚、魏醒学等几个人加以综合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这种带有汇总整理的大字报，更有一种特殊的功力和效用。此外，我们还写些评论，也具有煽动、导向的特点。

　　哈师院当时有九个系、三个直属共同课教研室，即中文、政教、历史、艺术、音乐、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九个系，体育、外语、教育三个共同课教研室。这些单位都先后起来用大字报揭发学院党委几个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不外乎上述几大方面。其中，《一分钱书记》最使学院领导人恼火。它揭发说：保姆一次买报纸回来对帐，书记问她，少了一分钱不对数(后来查无此事)。这就使学校领导人很被动。哈师院，在当时是省里的重点大学，杜若牧是一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资深老干部。到了7月初，要求省委撤他的职、罢他的官，呼声强烈，使学院党委开不起来会，或者勉强开起会来，内部也有起义的，意见统一不起来，学校的各项工作陷入无政府状态。整个学院到处是揭批党委的大字报，到处是声讨党委领导的人们。

　　哈师院是这样，全国各高校也是这样。应该说，哈师院以及哈尔滨的情况要比北京的情况好得多。在北京，清华、北大等大专学校以及一些中学，不但大字报炮火连天，而且还有各种形式的批斗会。这个时候的哈尔滨，虽然各高校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却还只是口诛笔伐，很少见有开会面对面的揭批。

　　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慌了手脚，认为这样乱下去，就要出轨了。于是，他们在毛泽东不在北京并在不通过毛泽东会商的情况下，急忙批准北京市委的报告，向各高校派出工作组，仿效57年的做法，把那些在文革中积极给党委领导揭发问题的人，说成“混水摸鱼”，将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一时间，北京各高校抓反革命打右派成风。在北京学校里，揭批党委的大字报被揭批“反革命”、“右派”的大字报所覆盖，揭批黑帮的批斗会被揭批师生中的“反革命”、“右派”的批斗会所代替。高校党委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又恢复了“领导”，学校又恢复了“平静”。当然，也有像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服打击，进行了长期的绝食斗争，以至于后来扬名天下。

　　过了半个月，全国各省纷纷效仿，各省省委包括黑龙江省委在内，也向本省各高校派出工作组，撒开大网扑向各高校。

　　1966年7月16日，以陶源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哈师院的当天，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院党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李群主持，陶源作报告。陶源先抽象地高度肯定哈师院前段文革成绩，然后话峰一转:现在有人要关共产党的门，开国民党的门，有的人把矛头指向院党委，要共产党的书记下台。他们打错了算盘。现在我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郑重宣布：哈师院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要把那些“混水摸鱼”的右派、反革命揪出来示众。只有把这些人揭露出来，将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排除干扰，使哈师院的文革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陶源的报告处心积虑，字斟句酌，煞有介事，含沙射影，词锋凌厉，咄咄逼人，通过他的嘴说出来，字字句句闪着剑与火，变成激烈的排炮，射向前一段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人们屏住呼吸，整个会场只听见喇叭筒发出的陶源讲话声，显出从未有过的寂静，听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室内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令人窒息。这是我生平从所未见的情景。大会一结束，广大师生就十分震惊地发现，礼堂大门口，悬挂着从房顶到地面的大幅大字报，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牛德林是个漏网大右派！旁边配以牛德林的牛头蛇身巨幅漫画。殊不知，这是在头一两天，党委找了各系他们自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草拟好大字报，并经党委通过，于头天晚上，挑灯夜战赶写出来的。造画者是牛德林教的生物系学生，有绘画天才，在学院颇有点名气，他根据党委授意，花了一个不眠之夜作成。牛德林长脸型，隆耸的鼻梁，因为患有鼻窦炎，常流鼻涕。画面抓住这几个特点，加以渲染夸大，极尽丑化，跃然纸上，面目令人可恶可憎，加强了攻击牛德林的力度。这一系列策划和安排，宏大磅礴，颇费心计，大有晴天霹雳、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高位，企图造成倾盆大雨之势，把这一个半月以来燃烧的文革烈火彻底浇灭。人们毛发悚然，不寒而栗。我的第一感觉是呼吸紧张，脊背发凉，好一阵子没有喘过气来。这种恐怖感，后来我们把它称之为“白色恐怖”。

　　七月流火。时值中午，烈日中天，灸热的阳光，喷射到哈师院大礼堂的屋顶和地面上，火辣辣，灼烤烫人，一丝风儿也没有，空气膨涨而凝固了，令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只见牛德林替换着姿势，一只腿成半跪式，一只腿用膝盖顶着笔记本，在那里抄写大字报。他，汗水和泪水一起滚流，面部发黑，呈现出恐惧、愤慨、委曲和反抗多种神情，看上去令人为之心颤。在他的不远处，是政治系一位资深的女教师，在那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控诉：“同志们、同学们，你们看牛鬼蛇神把我们政治系糟蹋得成什么样子了!?”

　　牛德林是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教员，1957年因为写的一张大字报里有一句:反右必须注意防左。在57年反右派斗争结论时给他定了一个“三类”分子，“内部控制使用”。但是牛德林出身贫苦家庭，勤奋刻苦，像牛一样地努力工作，课讲得好，教书育人，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学生好评。在此之前，学校定他为优秀教师、劳动模范，多方推崇，经常表扬；文革以来，他给党委领导人贴了大字报，在党委某些人看来，牛德林昔日借党整风之机反党情有可原；如今又在文革之初，自己跳将出来，是骨子里反党野心的大暴露。如前已述，将人扣上右派，这是50年代行之有效的法宝。右派是反党、反革命的代名词。党委用这顶帽子扣人，就会激起群情一片震怒，人们把激发起来的爱党激情变成刀剑刺向他，把脏水泼向他，此人便会遭到灭顶之祸。然而今非昔比，师生们看完大字报之后，其反应是多姿多态的。有的骂一句“劣根难改”，走了；有的似有所思，凝神阅读，不动声色；有的表示不解，轻声与人耳语；那些积极给党委领导写大字报的人，对此愤愤不平，只是各自表态的方式不同。我和魏醒学同时出来，看完大字报之后，相视冷冷一笑，魏没说什么走了。我心里骂道：“好狠的手段啊！”想着自己的对策便离开了现场。

　　回到政治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听党委特派员当天宣布，撤销以穆国兴为首的工作组，派以杨×为首的党委工作组立即进入政治系，把我们这些师生代表撵回原来的单位，穆国兴接受党委审查。政治系各个班级进行整顿，我们班理所当然地也把我和魏醒学等人撤了下去，选举成立新的班级文革领导小组。接着讨论7•16报告。

　　在我们全班讨论7•16报告时，我作了如下发言。我说，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现在看来，我们班级前一段运动，有一些过激的活动，甚至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这些都是我的责任。我这样表态，当时有些同学很不理解，文革中后来也没有机会解释。我当时这样做，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运动的转折来的这样突然，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我没有想好；二是我和牛德林共写过好几张大字报，我们班级的大字报在全校影响很大，牛德林不好，我也好不了，只是迟早问题，我这样做了以后，可以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且看党委对我如何下手。第三，我历来记住我母亲的教诲：好汉做事好汉当。本来是这么回事，有问题算我的账好了。我这样做，也是暗示那些跟我干的同学要稳住神，不要唐突，要保护自己，不能像其他班级那样，和当时的做法顶牛，被工作组抓住。事实上，我这样做以后，前一段很积极贴大字报的人，不慌不忙地应付各种会议，不再搞什么新的活动，起了保护自己的作用。有人说这是鬼道。不，它是我从书本上学到的在阶级斗争中，有时需要退却，不能只是一味地进攻。但是，当需要冲锋陷阵之时，就必须豁出去，不这样就不能在阶级斗争中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事实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党委要对付我，只是难以下手，因为他们有言在先，7•16以前可以不计较，如果7•16后再有什么问题，就要新帐老帐一起算。对前一段我有了一个他们十分不满的交代，下一步我暂时不说什么。因此，工作组奈何不了我。省委工作组对我采取听听、看看、谈谈的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7?19，杨×在一次小会议上大讲:“大家一定要看到，我系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混水模鱼’，当前主要矛盾是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7?24，杨×又对他们信得过的党员说：“作为党员，我们要从整个战略布置来考虑，在同学中不要轻易贴出大字报，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系里对‘一小撮’有看法，揪出牛德林，还有没有别人?我想还是有的，至于哪些，靠群众揭发，先用小字报形式，分析研究，打得准，打得狠。”省委工作组派到我们班级的一位姓裴的同志第一次见面只是笑一笑，后来在走廊里又见过一次，我只是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想，我在当时那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还没有被抛出来，除了我没有“现行”(7•16之后没辫子)之外，与这位老兄沉得住气也是分不开的。

　　7•16之后，省委又精心策划了7?18所谓文革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主管党群的省委书记李力安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报告列了四个大讲：大讲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大讲党的领导。其中心是抓“右派”、“反革命”。这次参加大会的积极分子，不是通过群众直接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党团组织提名“选举”出来的，甚至把有些睡大觉、逛大街的人也莫名其妙地被推选为积极分子，以至于本人也说，“运动中我睡觉逛街了，根本不积极，怎么当代表?”为了掩人耳目，也不得不搞上几个在7•16前在运动中参加写大字报的人，但是却遭到这些人中一些人的坚决反对。我们班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对这次积极分子会议的提名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我推举了一名中间分子作代表，弄得系领导心里说不出话来。就是这样，自从7•16以后，我在班级里只参加了两三次会议，便不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了。系里、班级里也不找我，我当然也不会去找他们。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政治运动的空闲”。这对工作组来说是看我如何表演，放长线，钓大鱼。“离党越远，离反革命越近”。这是后来一位同学向我转述的一位领导人关于我的谈话。这对我来说，获得了比那些跟他们开会的同学要有时间和自由得多了。这是文革斗争中所特有的相持和空隙。我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随时接受像牛德林那样的铺天盖地的揭批我的大字报。这使我有大量的时间，一是拼命重新学习研究已经学过的社论和有关毛主席的著作、讲话；二是找杨桂宾在学院门前的小树林里交谈。

　　7•16之后，哈院党委在省委工作组的扶持下，把文革的锋芒立即转向抓“混水摸鱼”的人，把一批在前一段给党委领导写大字报的师生打成“反革命”、“右派”。无数的师生被逼着写检讨，在会上作检查，一次两次不行，十次八次通不过。夜间不少师生伏案流着血泪写检讨，有的哭泣不能入睡，有的神经失常，白天夜黑喊着：我没有反党啊，还有人咬破指头写血书:“我不反党”，如此等等。一时间，整个学校沉寂了，学院没有揭批领导的大字报，只有广播喇叭不停地叫喊批牛德林等人的批判声。

　　哈师院的文革进入了与毛泽东预期相反的状态。

　　顺便说一下，当时院党委指令或默许保卫部门、政工部门到处搜集资料整人，人们三个人时不说真话，唯恐被人抓住辫子，抖落不清。我和杨桂宾只得背着人，每天躲到学院门前的小树林里谈话。

　　我和杨桂宾交谈的内容始终围饶着三个中心:一是7•16前我们究竟做的对不对?二是怎么看待目前的形势?三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相聚一次，首先交换彼此听到的各种情况。通过交谈，我们取得了共识：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反修防修，起来揭发党委、党总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没有错。指导我们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衡量政治是非的标准是毛泽东思想。自6月1日以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都是号召我们起来揭发问题。《解放军报》6月6日的社论说得多好:“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现在看，党委主要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搞的是修正主义，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人，要求罢他的官，撤他的职是对的。不是我们错了，而是现在的省委错了，院党委错了，工作组错了；我们参加政治系工作组是政治系党总支在运动中领导不力，主要领导人在运动中通过群众揭发暴露了许许多多严重问题，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成立三结合工作组，也是对的。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恰恰相反，这样做是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重复地说，在文革之前、之中、之后，在我们中国能够打人的武器，始终是反党的这根棍子。所以人们对这个问题最敏感。我们的神经也意识到：我们俩，一个是在部队入的党，一个是在社教中入的党。我们对党忠心耿耿，一片赤诚。正是这种精神，我们积极参加运动，错在哪里?牛德林和我们都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的革命派，何罪之有?我们联系社教中中央的两种不同的主张，认为目前这种在群众中抓所谓“混水摸鱼”的“反革命”、“右派”的做法是压制群众，扭转运动大方向，肯定不是毛主席的主张，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我们的看法。天啦，一个个热情奔放，抱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满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信、热爱之情，一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青年，因为平时读毛泽东的书，听毛泽东的话，运动中根据他的教导，按照中央报刊的倡导行事，却遭到他们原以为最心爱的党组织的蛮横无理指责和残酷打击，怎么能理解呢？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怎么不想念心中的偶象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中，多少次地呼唤着毛泽东的名字。毛主席啊，你在哪里?那首想念毛泽东的歌，不知在我们中间唱了多少遍。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正在我们准备如何向毛主席写信的时候，8月初，从北京传来了小道消息：北京正在开中央全会，毛主席不同意派工作组，目前这种抓反革命抓右派的做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俩听到这个消息，真是高兴极了。我们在小树林里互相拥抱，大声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当时我们的心情的确是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渴盼中遇到了甘泉。

　　从7月下旬开始，我和杨桂宾还同胡云飞、任万新等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天两天，甚至一天几次，互相交换“情报”和看法，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的共运史课教师曹晰哲老师，她丈夫是新华社记者，经常把她丈夫的来信告诉我们。他说，革命造反好得很。对于压制学生的基层党组织、工作组就是要造他们的反，并且要一反到底。不这样，革命派就不能伸腰，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我们的接触面渐渐扩大，我们的来往活动也渐渐不回避一般人了，到其它学校打听，寻找革命知心。

　　就在这个时候，媒体连续报道毛泽东于7•16畅游长江的消息，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我们的战斗口号。

　　8月3日，我们又听到了北京传来的新消息：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领导讲话，否定了北京这个期间的做法。这期间因为还只是小道消息，许多人还不敢相信。但我和杨桂宾、魏醒学等人却深信不疑。这在当时被指责为根据小道消息干革命。殊不知，在阶级斗争中，许多消息是被人封锁的，正路不通走小道，需要对这些作出分析判断。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我们一些人不再只是在学校内部几个人串联，而是走出学院大门，到别校去找文革的知音同志了。这使我认识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社会上民谣四起，民间传闻不迭，正是那个时代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它是旧时代的丧钟，新时代的报春鸟。

　　文革中的大串联就是冲着基层党组织压制学生、打击学生的白色恐怖而来的。它开始是造反派互通信息、寻找战友的极为秘密的地下活动，后来才成为滚热的地上流。

　　7月下旬，各个高校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们之间不随便交谈，互相保持警惕，唯恐有人跟踪盯梢打小报告，两人谈话一定要先看周围，以免意外。不过到了8月初，人们之间公开传播各种小道消息。这些消息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利于当局现在压制学生的做法。因此，省委和院里领导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要听信小道消息，以免上当受骗。

　　正在我们期待东风之时，8月6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一路还唱着造反歌—《鬼见愁》：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他们一色的黄军装或蓝军装，斜背着黄书包或蓝书包，排着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雄纠纠，气昂昂，来到我们学院，在院子里召开造反有理点火大会。他们在会上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讲台上宣布要造院党委的反，要造省委的反。

　　虽然，我当时并未一开始就完全接受他们，同他们直接接触，只是在一旁观看，觉得他们多少有点粗俗、偏激、过火。但是，我被他们的豪气和勇气深深地鼓舞。在他们过激的言论和思想锋芒中，感到他们击中了问题的要害。第一次觉得，他们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闯将，心情十分激动，格外舒畅!有一种自己在危难之中遇到了救援、被压抑之际替我呼喊、饥渴之时送来甘汁美食的感觉，心里说不出的淋漓痛快！是啊，对于目前这种白色恐怖就得造反，就得有这么一股子敢冲敢闯的精神。不反不冲不闯，不把目前的这种压制文革的气焰打下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贯彻，一大批革命青年就要被打成反革命，中国就要从此走向黑暗。血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训了我：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于中国存在修正主义的危险，关于不讲阶级斗争，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就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这些论断是多么切中时弊，千真万确。我要造反，不造反就不得翻身，不造反就不是革命派。因此，我之所以造反，是这20多天压出来的，是省委工作组、学院党委逼出来的。

　　文革中，许多老干部把我捧为革命闯将，我觉得我远不如我们学院和哈军工的许多同志，他们才是我心目中的革命闯将，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只不过是个跟着起来的造反派。

　　7•16之后，我睡不好，也做过恶梦，反复“选择”：或就这样保持沉默，从此消沉下去，但又不甘心、不服气、不服输；或委曲求全，去检讨自己，找领导诉说我的年轻涉世能力差，从此一心搞学问去，但又想不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我不能说谎、也不能违心地说假话；造反未必成功，也决不是一条平坦大道，而是充满谴责、仇视和打击，甚至从此永世不得翻身。但是，我的心中激愤不息，怒火万丈。我的革命良心提醒我，我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召唤我，与其不明不白地“死”去，或投降下跪，不如英雄般站立和战斗，不管征途如何艰难，应该像革命前辈那样挺进，去争取最后的解放。

　　自从我加入造反派以后，我就深深地被卷入中国国内政治大斗争的旋涡中去了，并最终同毛泽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对于受压迫的人说来，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一旦觉醒之后，要反抗，要自由，要解放的冲劲，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是中外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真理。为什么文革中冲出来一批不怕死的青年，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支持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战斗而生；人们同情弱者，支持反抗。其道理就在这里。这是很多人没有也是不敢说明的。在某些人的笔下，文革中的青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事情绝非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