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关于《南师附中文革风云录》部分内容的质疑

tuffy05

关于“风云录”部分内容的质疑
王虹（66届高三丁）

《南师附中文革风云录》今年四月在香港出版了。副标题为「全国第一中，全国恶斗纪实」，出版商是香港边缘出版社，忆库丛书三。



我的第一反应是：出版有些仓促。一些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或许等上几年再出书会稳妥些。这个香港出版社是否操之过急了？另外，即便送上了“全国第一中”的高帽子，也不要指望南师附中人会忘乎所以，默认自己是在“恶斗”。

风云录最初发表于南师附中老三届网站，后来有过多次修改，本书应该是最终的版本。
这个最终的版本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推敲的内容，这些内容本应通过公开的平台进行讨论，以期达到求真和完善的目的。现在，即便“米已经煮成了饭”，仍然有必要针对这些内容提出质疑，期盼此书再版时，能够有所改正。

「」内的文字，为相关的内容，分段1～8 是为了便于说明。【】的内容是我的说明及质疑。


第74-77页
1「早在1966年9月29日，高三丁的部分男同学成立了“红色挺进队”，当时对外没有正式公开，12月2日“红色挺进队”改名为“红色野战军”。高三丙班同学在十一月成立了井冈山革命造反总队（井冈山）。这两支队伍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初是反“血统论”的主力。」

【红色挺进队是12月1日回到校园的，不能够说在十一月份是“主力”。这儿的几个时间点可以为下面提供参照】

2「李丹轲、翁毓菲和石笑海三位女同学，原先是红色造反军的红卫兵，并一道外出串联。9月底，她们从北京大串联回来，来到学校东三楼的红色造反军总部」

【三位女同学9月下旬回到南京，同实际情况应该没有什么出入，她们参加了9月15日那次毛主席的检阅。她们曾于8月份先后参加过造反军也是事实。通过与翁、石二人的电话联络得知，她们在串联之前，就已经先后脱离了造反军。按照常识，9月下旬回到学校后，她们二人应该不会有立即去造反军军部的冲动。于是，三人一同去造反军军部就值得怀疑了。这是质疑之一。】

3 「看到在楼梯拐弯处的墙面上贴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大幅对联，她们觉得不正确，就找到红色造反军头头刘迎胜理论。」

【本来从外面串联归来，心情还不错，首先想到的是到造反军军部报个到，于是看见了这幅“对联”。这段记述，让人觉得她们（暂且用“她们”）似乎是初次见到这副对联，陌生得很。其实8月份，她们就已经是造反军的成员，那时候这副对联在南师附中满天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造反军军部的墙面贴有对联也很正常，不正常的倒是她们当初怎么会视而不见？当时，何纪宁等六位高一同学以及高三丁的李得宁，都曾勇敢地贴出过批判“对联”的大字报，并且受到过围攻。对此，她们不会也不知晓吧？那么，经历了血腥八月的洗礼，9月底又从外面串联归来，风尘仆仆的她们，怎么会给人一种初来乍到、时空倒错的感觉呢？这是质疑之二。

再说，66年8、9月间“不正确”的事情多着去了，这副“对联”还真是算不上什么，基本上还是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这个可以商榷）。君不见那时候的“抄家”，“斗黑七类”，“斗教师”，“斗同学”？那个才是暴行，才是迫害！当时造反军要抄高三丁钱南秀家的事情，作为造反军的一员，李丹柯事前是知道的。她避开了抄家的行动回到浦口去了，说明她是有想法的。可是她也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这可能与当时的氛围有关。】

4「李丹轲说，这个对联有问题，这是封建主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 思想，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同学，并举了一连串家庭出身剥削阶级，但本人却是英雄好汉、革命领袖的实例，辨论中三位女同学明显占上风，刘迎胜就拿三位女同学的家庭说事，甚至说出：“你们祘不了什么干部子弟”之类的话，旁边还有人帮腔说“你们充其量只能是修正主义干部子弟”。三位女同学十分气愤，争论得更厉害。
刘迎胜一拍桌子就说：这幅对联是纲领性的，你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只要反对它，军部就开除！
三位女同学也火了，就说：轮不到你开除，我们自己声明退出！」

【既然是三位女同学在争论，怎么只见一个人在说事儿，而不是经由三人之口说出？况且此时说出的内容，早在8月12～13日，何纪宁（六人）、李得宁的大字报中就已经说出。风云录当然应该凸显最初的大字报内容，而不是后来的重复或模仿。另外，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时空，境界与份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在8月12～13日质疑“对联”，那属于最高境界，最重的份量，那么在9月下旬，抨击“暴行”与“迫害”才是最高境界，才最有份量。当然，根据前面的分析，“三人”中的二人在串联之前就已经脱离了造反军，9月底三人一同退出造反军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这段记述自然也就缺乏真实性了。相比之下，何纪宁在8.18之后参加造反军，因反对自来红，反对“对联”，半个月不到又退出了造反军，那倒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退出”故事。请参阅南师附中老三届网站文章254《“我们对红卫兵创立宣言的看法”大字报的前前后后》】

5「笫二天，李丹轲、翁毓菲、石笑海写好了退出声明，从理论上批判了“血统论” ，申诉了退出红色造反军的理由。退出声明就贴在红色造反军总部楼梯墙面的对联旁边。没过一天，声明就被撕掉了。三位女同学又抄写了一份退出声明，贴到了大字报栏。并在原小店旁的仓库里成立了“从头越”战斗队。」

【请注意：“没过一天，声明就被撕掉了”这个细节。可是“声明”贴到了大字报栏后，却没有下文了。如果是这样，倒是提供了一个相反的，却同样值得注意的信息：即若干天内，“声明”在大字报栏没有被撕掉或覆盖。

人们的文革回忆往往是从感受最深的情节开始，然后顺着这个情节再延伸到前因及后果。我相信何纪宁等六人的大字报带给她们最深、最刻骨铭心的感受，或许不是在写大字报的时候，而是大字报贴出后引来的围攻——在教室中遭到“血统派”里三层外三层围攻的时候，还有六人中的秦志宁被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同样的，李得宁的大字报被写上“反面教材，永久保留”，以及后来被抄家的情节，才是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与此相对照的是：李丹柯“三人”的“退出声明”贴到大字报栏后，就完事了，好像很不经意似的。这不符合南师附中当时的氛围呵！

前面提到8月下旬造反军抄高三丁钱南秀家的事情，李丹柯没有发出任何质疑或反对的声音，可能是缘于当时的氛围。那么9月下旬的校园氛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了吗？“三人”不断地将冲突升级，不仅将声明贴到造反军军部，还贴到了大字报栏，难道对于当时的校园氛围就没有一点顾忌了吗？怎么会让人产生前后“判若两人”的感觉呢？
其实，66年9月下旬，南师附中仍然是血统派的天下，“对联”依然坚挺。“三人”回到学校的时候（按照“三人”的退出程序，她们最迟也要在9月28日赶到学校），正是被迫去六郎公社“挖阶级烙印”的同学返回学校的时间点。如果说8月中旬还有人敢于公开质疑“对联”，那么整个9月份已经听不到公开批评的声音。在这种氛围下，如果有人敢于在大字报栏贴出“以反对血统论的对联为理由退出造反军的声明”，对于那些刚刚“挖烙印”归来同学来说，那将是怎样地“激动人心”呵！
66年12月，宋杰退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声明之所以很震撼，是因为声明针对的是“暴行和迫害”。李丹柯“三人”的“退出声明”即便只是触及到思想观念的层次，由于处在9月“对联”如日中天的氛围之下，还是会引起全校的轰动，成为头号新闻，同时也一定会受到血统派的围攻。为什么说会受到围攻呢？因为造反军很在意这件“事情”，所以才有“没过一天，声明就被撕掉了”这个细节。那么怎么会知道声明被撕掉了呢？极有可能的是“三人”中起码有一人，在当天至少又去了一趟造反军军部。这说明“三人”也很在意声明的后续反应。可是当声明贴到大字报栏，促使冲突进一步激化的时候，不仅造反军不再关注，也不见“三人”在周边的行迹….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此时，高三丁的李得宁、王亮正在北操场“默默地”继续挖烙印，而班上其他的男同学正在“悄悄地”组建红色挺进队。直到10月7日“挺进队”离开学校集体去北京之前，谁也没听说校内有什么轰动发生，甚至连一点点“水花”都没有见到。在后来的两年时间里也没有听说有谁提起过这件“事情”。所以，“三人”的退出过程有太多的疑点，这是质疑之三。

这里需要搞清楚的还有：当时加入和退出红卫兵组织是否需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还是因组织不同而不一样，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手续”。如果一定要坚持办理退出手续，贴出个退出声明，那么可供选择的时间点并不宽裕。根据前面的分析，66年9月底没有迹象表明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再除去大串联的10月，那么剩下可选的时间点也就是66年的11月了，因为12月只有宋杰贴出过退出声明。如果真的是在11月贴出过退出造反军的声明，那也会有同学知晓吧？此外，造反军也应该知道社会上对于“对联”的抵制与批判，有些人也开始了反思。所以，即便是11月发生“退出声明”的事情，作为造反军的头头也不至于说出“对联是纲领性的”蠢话，因为那也不符合当时的校园氛围。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在11月贴出“退出声明”，那绝不是“三人”所为，因为“三人”二次串联的出发与返校的时间并不一致，“三人”同去东三楼的故事无论怎么修饰也不能自圆其说。】

6 「 红联成立前红色野战军的宋杰到“从头越”战斗队交流，看到李丹轲等三个女同学比较孤单，提议大家联合起来。女同学都很认同，响应了宋杰的提议，李丹轲、翁毓菲加入了红色野战军，石笑海加入了本班的反“血统论”组织井冈山。」

【红联成立于66年12月16日。为了重创不肯承认错误的红卫兵组织，宋杰的“退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声明”，也选择在同一天贴出，这是有历史资料佐证的。所以红联成立前“红色野战军”的宋杰到“从头越”战斗队交流的说法并不正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红联成立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宋杰到“从头越”战斗队交流。
按照这一段的描述，李丹柯“三人” 从9月下旬退出造反军，成立“从头越”算起，至12月中旬“响应了宋杰的提议”，再次从“从头越”全身而退，前后跨越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光。可是，给人的印象却只有一头一尾的两次退出活动。那么，中间那个自己扒出来的时间大坑，总不至于是一片空白吧？

石笑海曾明确对我讲过，她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从头越”，66年国庆节一过，她便与弟弟外出串联去了。66年9月底那会儿也不是学生普遍成立组织的时侯，只是到了66年11月中、下旬，部分串联的同学陆续回到学校，才开始成立组织。由于“三人”二次串联的路线及返校时间并不一致，所以石笑海（高三丙）串联回来后，加入的是自己班级的“井冈山”，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过程，而不会是“响应了提议”的结果。至于她声称从来没有参加过“从头越”，或许说明“从头越”并非成立于9月下旬，而是成立于11月的中、下旬。若果真如此，对于“从头越”来说，9～12月的“那个大坑”的尴尬也就可以避免了。

另外，“从头越”战斗队虽说只有李丹柯、翁毓菲两人，却是红联的发起组织之一。一个自称坚持了近三个月的战斗队，却要在红联即将成立的档口“全身而退”了，难道这是“退出”的习惯使然？
其实，红联成立之前并不存在李、翁二人“响应提议”参加红色野战军的事实。只是在红联成立之后，由于翁毓菲去南京八二七工作的缘故，李丹柯才落脚于红色野战军。所以这一段的记述，瑕疵十分明显。】

第90-91页
7 「红联的李丹轲参加了沙尧3月2日的亮相会，看到了沙尧的述职讲话，感到沙尧有明显地倾向性，偏向红色造反军，挑动红联与红色造反军的矛盾。于是，李丹轲就写了三评沙尧亮相的大字报：
“一评沙尧亮相–亮丑相”，“二评沙尧亮相–亮恶相”，“三评沙尧亮相–亮假相”，（内容略）
由于李丹轲写了“三评”，被沙尧恨之入骨，不久，李丹轲在东一楼学校后门附近与沙尧碰面，沙尧说李丹柯是“恩将仇报！”」

【这部分内容屏蔽了一个基本的史实：67年3月2日校长沙尧亮相会之后，红联立即组织反击，委托红色野战军连夜赶写批判沙尧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图在校园内造成一个反击沙尧亮相的态势。为此，红野的所有成员，通宵达旦赶写大字报，每人都有几份大字报、或若干标语进账。平心而论，临时赶写出来的大字报质量并不算高，主要是为了造势。李丹柯的大字报也就是其中之一而已。

如果明明是一个有组织的重要的集体行动，却被描绘成单打独斗的个人行为，作为南师附中文革风云录的记述，就值得检讨了。
不错，校长沙尧对李丹柯恨之入骨确有其事。“恩将仇报！”的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么所谓的“恩”又是指什么呢？原来文革前夕，南师附中获得了一个培养政工干部的学校的推荐入学名额，沙尧在左思右想之后，最终将这个唯一的机会留给了李丹柯。按照现在的眼光，校长沙尧或许会面临滥用职权的指控，很可能被要求引咎辞职（65届初三甲杨威森等校友被剥夺上高中的受教育权利的直接责任人也是沙尧。请参阅南师附中老三届网站文章332“那年我终于参加了革命”）。而在当时不需要通过高考，就可以上一个前景颇为看好的学校，沙尧对李丹柯可谓用心良苦。沙尧做梦也不会想到李丹柯会如此般地批判自己。以沙尧的为人，他怀恨于李丹柯也不奇怪。
可是，以两人之间的恩怨，来屏蔽红色野战军作为一个组织的一次重要的集体行动，如此对待历史的态度让人难以苟同。就像66年1月28日晚间红野集体乘坐校车，向班级红卫兵索取“整同学”的黑材料的行动，不能描绘成单打独斗的个人行为一样，属于相同的道理。】



第159页
8 「校革委会成立后，学校要求红联和红色造反军派学生留校，协助清理教师队伍的工作。68年11月份学校成立了专案组，红联的李丹轲与红色造反军的程江江留校，参加了校一级的专案组，下面还有几个由教师和初中学生组成的专案组。有一次报来一个材料要李丹轲审阅、整理，说学校历史教师褚步程，是历史反革命，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这样就上升到刑事案件。褚老师教过李丹轲历史，虽然面神经有毛病，说话肌肉有点颤抖、不利索，但觉得他讲课时很有爱国激情，讲到民族英雄的悲剧时，甚至会热泪盈眶，对这样的定性她实在接收不了。同时，她认为革委会中的军代表和工宣队成员对李夜光、鞠健等人的审查也很不客观。
从那时候起，李丹轲发现清理教师阶级队伍实际是制造冤假错案，觉得不能再干下去了，就找闵开仁申请不再留校参加清队工作，要去插队。闵开仁说，泗洪洪泽都去不了，只有最后一批插场名额，于是李丹轲去了东辛农场。」

【这里的一些内容或许更适宜放到个人的回忆录中去。当然，如果能将同学们当时的各种思想和插队过程都记录下来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

对于工宣队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红联、井冈山的不少同学，采取的态度是避而远之，走为上策。风云录理应凸显这部分的内容（包括黄小娅的农村来信等等）。当时所谓的学生组织（红联、造反军等），已经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该走的已经走了，或正准备走。“学校要求红联和红色造反军派学生留校，协助清理教师队伍的工作”也不属实。工宣队确实希望有学生留校一段时间，以便协助工宣队工作。工宣队王保业队长也对一些学生有过要求（王队长也曾“要求”过我），但绝不是要求红联等组织“派”学生留校。那时候谁能代表组织，谁能派谁呀？至于“被学校要求”留下来，甘愿去趟这潭子污水，完全属于个人的行为，与组织无关，也代表不了什么组织。一个简单的“派”字，能够让人在不经意中“公而忘私”，可见“一字之差”的确很有讲究。虽然如此，能够目睹清理阶级队伍的全过程，还是有很多内容可写（尽管这不是当初留下来的理由）。且最后一批同学离校的时间是在69年4月九大召开的时候，距大批同学离校有近半年左右的间隙。按照三年文革的说法，这最后的半年应该属于文革的“收官”阶段，也是加大整肃力度的时段。南师附中“专案组”经手的案例一定不少，远不止褚老师一个人的故事。除了专案，还有整肃的手段，具体的过程等等，都值得记述。这些故事也是风云录最为稀缺的内容。对于这段历史，需要按照“宜细不宜粗”的思路来进行记述，否则，藏匿于细节中的罪恶就难以得到历史的清算。按照现在一些教师的说法：那时候见到专案组的人就心慌。 这里面又会有哪些不曾披露的故事呢？】

以上是我对上述内容的质疑理由以及对于风云录的一些意见。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风云录记录的信息难免存在一些需要反复修正的内容。对于记述文革历史来说，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是必须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宁可缺失，也不能够编造故事。因此，去伪存真才是我们面对历史所应该采取的谨慎而负责的态度。

2014年8月

关于质疑三人退出造反军故事的补充：

当顺着“串联归来”的思路剖析故事本身的时候，人们发现，故事缺少适宜的时空载体。66年9月以后的所有选项都不符合故事发生的环境氛围。故事在时空载体的对位上遇到了瓶颈…….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突破一下原有的思维框框，反其道而行之，将故事发生的时空指向相反的方向——红八月！ 同时，将视线从凸显的一人移至陪衬的二人——翁越飞、石笑海…….
果然，旧的框框一经突破，情况顿时明朗起来。

依照翁、石二人的说法，去北京串联之前，她们就先后脱离了造反军。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们为什么要脱离造反军？
原来66年8月下旬，造反军搞了一次自身队伍的“清理”，对于红五类中成色不足的人员（类似“三代贫农”这样的成色）进行了“劝退”。翁越飞、石笑海都被框入其中。明明一向属于红五类，怎么在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的关键时刻，却被排除在红卫兵之外了呢？委屈、不解、气愤，这些都属于当时自然的感受。翁越飞找到了同班的张沂，希望他能够从中斡旋一下，毕竟他俩比较了解。张沂说这个“清理”是受到北京红卫兵的影响，北京要厉害得多！翁越飞认为造反军在政策的把握上非常幼稚，但面对这样的现实也很无奈，只好以主动退出的方式脱离了造反军。石笑海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如此。她们当时的以理据争，主要围绕着参加红卫兵的权利以及相应的政策把握上，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继续留在红卫兵组织内。8月31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促发她们产生了去北京接受’检阅”，顺便“讨个说法”的念头。这是8月下旬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这个实实在在的背景，再将李丹柯放入这个事件中去——她的情况与翁、石二人别无两样。三人再联系上高二丙的李远征，四人在9月初去了北京。在北京，她们发现京城的形势确实比南京更为严峻。经过十多天的奔走，甚至拜访了国务院接待办公室，峰回路转的希望却始终没有着落。那时正是京城的多事之秋，哪里有人顾得上解决“三代贫农”的问题？她们心中的压抑只能是有增无减。尽管熬到了9月15日的“检阅”，心中的疙瘩也无法化解。当人的内心充满压抑，对于外界的注意力就会大大降低。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般人在接受了“检阅”之后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她们对于915这个数字却模糊不清，甚至一度失忆。接受“检阅”之后，她们便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南京。人们可以想象，处于心灰意冷状态的她们，回到学校后是不会有结伙去造反军军部的兴致的，也不会有立即成立什么组织的念头，而会是尽快地换个环境，调整一下心态——回到各自的家。于是9月份的那个不合时宜的故事也就免了。

当事情的分析进入到这样的层次，人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事情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反面——“退出事件”并不是北京串联后带出来的结果，而恰恰是去北京串联的真正原因！
所以，风云录的“退出故事”，理应将“倒错的时空”再颠倒过来，朔本清源才是。
否则，将8月的源素材，来个时空倒错，本末倒置，在9月底的框架下重新登场，怎能不漏洞百出！

此外，9月的故事与8月的实际情况已经不是一般的风格迥异，情节相去甚远的问题，而是一目了然地面目全非！这已经完全不属于文革回忆的正常范畴，也不是可以归咎于记忆力所能搪塞得了的事情，而是凿凿实实地踏入到了“再创作”的区域。

结论：风云录的三人退出造反军的故事，是以66年8月下旬，三人因遭遇造反军的内部清洗，先后脱离红卫兵组织的事实作为“灵感”，在9月末的框架下，再创作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

风云录原本应是一个严肃的、文革纪实的历史类读物。如果让虚构的、再创作的内容掺和进去，其后果不言而喻。

关于“三人”的二次串联及后续的补充

66年10月国庆节一过，“四人”再次决定去北京串联。这次翁越飞因返回了杭州老家，联络不上而没有同去，代之而行的是石笑海的弟弟。四人在离开北京之后又各奔东西，石笑海与弟弟去了武汉。
当翁越飞节后回到学校时，发现校园已空空如也。于是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四川的旅程。
石笑海大约在11月中旬返回到学校，班上不少同学也在校园。他们在开水房附近的一间屋子内学习和讨论文革的事情，其间还有造反军的同学到场交流，但当时并没有成立什么组织。有一天，他们看到报纸上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出现了批判“对联”的文字，以及呼吁军队高干子弟要退出群众组织的内容。这样的表态，对于官方的报刊来说还是第一次。石笑海、钱迈期、柯惟中等同学立即决定再去北京，了解北京中学的最新动态。这次他们没有在京城过久逗留，情况了解后便返回了南京。成立“革命造反队”的事情（井冈山是后来的名称），应该是在这之后了。所以，11月份的“主力”之说仍然需要具体史实的支撑。否则，只能将11月的校园氛围，定格为（抗争血统论迫害）大潮来临前的“涌动”。

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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