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者：何继华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这是本人的一篇课程作业，因为是上交老师评阅并存档的，有些语句可能比较“和谐”，观点不鲜明。没有进行很好的修改，局限和错误是难免的。先发上来，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便正式定稿。）
历史史料有叙述与文献之分，历史是由文献和按文献对待的陈述所构成的。收集文献和整理资料，再现历史，则曾经沉默不语的文献资料，将依然在新的生活光辉照耀下，重新开口说话。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爆发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了，关于它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总结国内外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是历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其中关于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多长时期，即分期问题就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占主流的是十年文革说，也有人提出了三年文革说。笔者在这里想通过对历史的进一步考察，论述下自己的一家之言，即六年文革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通常说法是文革十年，首先在1977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认为延续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以逮捕中央文革派为标志胜利结束了，接着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最终确定了十年文革说。笔者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和理论思考，认为如果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角度来看，1976年逮捕文革派实际上把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粉碎”了，接着通过揭批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清查运动，文革路线就被一步步否定，最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中央文革派被粉碎为标志有历史合理性。但如果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从文革爆发以来的宣传及现实看，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应该以九大后斗批改的基本完成和林彪阴谋政变分裂集团的被制止、粉碎为标志。从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来看，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实践，有其特定的内容和特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时间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争议，一般以姚文元的评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导火索，1966年5月的《通知》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展。但对于结束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三年文革说一般来说在国外文革研究者中很有市场，他们认为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通过向走资派夺权，建立新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事实上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接着在党的九大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做了总结，并在权利分配上进行了重组，这就标准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笔者认为这是抓住了文革的实质的，即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此时文革的许多任务还没完成，包括中央到地方的许多矛盾和任务还没有解决。。九大只能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和高潮部分结束了，只是所谓清除了 “资产阶级司令部”代表人物及在各地的代理人物。但文革的任务包括破和立两方面，文革要确立的新的制度和理念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这时在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文革投机分子林彪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也还正在开展，全国党组织的整党建党任务也正在开始进行，文革想开辟的新时代还没有正式落实具体下来。林彪阴谋分裂集团在九大上就已经有一定的暴露，林彪念的政治报告就不是按林彪的旨意写的，可见十大周恩来的政治报告：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①
九大错误的把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这时候林彪的投机心理及权利野心也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这是事关全国全党命运的重要环节。将个别领导明确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并只设一位副主席，这种个人集权的方法是违背了文革的纲领，即坚持“巴黎公社原则”。领袖只能在群众运动中由全面选举产生，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并能对其进行监督和撤换，不能保证任何人的思想会永远是先进和革命的。因此我们说九大不能作为文革结束的时间。毛泽东后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都是说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是把粉碎林彪集团看成文化大革命组成部分的。文化大革命在粉碎了刘邓路线，九大召开后本已经进入了收尾结束阶段，只要完成整党建党和各行各业的斗批改任务就可以结束了。但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林彪作为文革的一个领导者却野心增加，权利欲增加，搞阴谋诡计，搞分裂，使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本未预料到的新曲折，这在毛泽东和文革领导者看来是坏事，但我们今天总结这段历史时却是难得的历史教材。刘邓与毛主席的矛盾是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分歧，毛主席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邓小平等则想走出一条“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但林彪和毛泽东在路线上应该没有多大分歧，当然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也提出了一些口号和政策，但这只是林彪作为政变成功后的一种蒙骗姿态，林彪未必能提出像邓小平这样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来。所以，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粉碎了刘邓路线的经验，也取得了粉碎为争夺权利而搞阴谋诡计、搞分裂的林彪集团的经验。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结局来看，权利斗争比路线斗争的后果更严重，如历史上的太平天国，本来在打击清军方面取得了很大胜利，处于全盛时期，但领导层却因为争权夺利而分裂，内斗，“天京变乱”导致了革命的由胜转衰。当然，这里只是简单的类比，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中央已经做出了正式结论，太平天国在历史教材里则是伟大的农民起义。
我认为三年文革说比十年文革更合乎历史实际，但这还不完全，因为它对历史的总结还不全面。下面我从文献来探索下着问题。这里面的材料有证明文革在九大前是其高潮阶段，并取得了胜利，也证明了以后的粉碎林彪集团仍然属于文革，虽然与前期文革内容有很大不同，但其历史的教训却更深刻。
一．“全国山河一片红 ”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主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领袖和灵魂，他的思想和实践是研究文革的最重要信息。毛主席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要通过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建立一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官僚主义的长效机制。
毛主席在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中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这同样说明了毛泽东认为他的继续革命也是有阶段性的，有起伏的，不可能是一直延续长时间的。
1967年8月16日 ，毛主席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这证明了国外的三年文革说绝不是空穴来风。
1967年9月16日 ，毛主席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说， “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21日上午，毛主席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主席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在11月5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
1968年8月19日 ，毛主席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在这次讲话中作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姚文元问道：“要准备什么?”他回答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
“是时候了”，毛主席八月十九日说的这句话，短短四个字，却很值得注意。它流露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境，认为他期待很久的那个时候终于到了。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八月十日、十四日、二十日、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在毛主席心目中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1968年9月7日 《人民日报》。）
1968年10月1日 ，毛主席同各地工人代表和首都五十万军民共度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
1968年10月13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毛主席认为“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10月31日 ，毛主席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清理阶级队伍……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
1969年4月11日 ，毛主席召开了一次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他说：“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1968年9月7日 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面胜利万岁》中指出“从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兴起，到西藏和新疆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经过了二十个月伟大的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对文化大革命前期阶段的总结。
二．“九大”是文化大革命承前启下的里程碑
1969年在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情况下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承前启下的“九大”，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继续完成文化大革命斗、批、改和整党建党的任务。
1969年4月1日 ，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政治。报告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经毛主席多次审阅修改的报告，用很大篇幅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
开篇：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结束语：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总结一句话，就是，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要继续搞好斗批改和整党建党。当然在九大报告中有一节“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一段，其中引用了毛主席在1968年10月的一段话，即“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笔者认为这里的革命是指整个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革命，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不是专门特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全部和唯一形式。这里有中央文革顾问康生1969年5月24日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会议精神会上的讲话记录做引证，他说“同志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在报纸上讲过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那么，全面胜利是不是就是最后胜利？如果不是，两者有什么区别？我不记得报上用过‘全面胜利’没有，这说法可能会引起误会，但它和林副主席报告说的最后胜利含义不同。所谓全面胜利，是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所谓最后胜利，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一整个历史时期存在阶级斗争、继续革命问题。最后胜利就没有什么阶级了。这看法对不对，请同志们研究一下。”。“主席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主席说，只有全世界胜利，整个人类消灭了剥削人的制度，整个人类才能解放。主席经常讲，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在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在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可见“全国山河一片红”确实是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阶段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里程碑。
三．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及林彪分裂叛徒集团的粉碎
党的九大对文化大革命的的理论和发展过程作了总结，并认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并没有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而是认为要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和整党建党，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的任务还没有完，还得继续搞，譬如认真搞好斗批改”。 毛主席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更多地转移到斗、批、改上来，转移到怎样建立符合他理想的新体制和新秩序上来，也就是更多地从“破”转到“立”上来，尽管他所设想的那种新体制和新秩序事实上是行不通的，甚至产生了不少流弊。同时，在九大上及其以后，林彪作为文革的一个领导者却野心增加，权利欲增加，他的投机面目也逐渐暴露，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严重隐患。因此，我们考察文化大革命在九大后的发展情况及结束时间就必须从全国党政军和各行各业的斗、批、改和整党建党的运动发展情况及中央最高层的斗争两方面来看。
首先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和整党建党的发展情况。实际上在1966年8月28日，毛泽东就首次提出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概念。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后，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对斗批改有这样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九大报告提出了继续完成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的任务。
九大政治报告，把突出阶级斗争的“党的基本路线”，作为贯穿整个斗批改全过程的任务。此后，斗、批、改就全面铺开了。应该说九大后的斗批改运动的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后期阶段， 根据《毛泽东传》记载，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大规模冲突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
同时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整党建党与各级党组织的恢复。毛泽东在1967年11月5日曾经说过，“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取代了党委、政府的职能，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为适应这种新的政治体制。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第六部分以大幅篇幅论述和部署了“党的整顿和建设”。根据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会议精神，1969年至1971年，全国开展了以思想上整顿和组织上“吐故纳新”为主要内容的整党建党运动。1971年8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台湾省除外）都进行了整党，并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 8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的社论，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社论的发表标志着全国整党建党运动的基本结束。③当然，各地基层单位的整党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整党建党运动的主要收获：建立和恢复了从地区到大队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地直各部、委、办等工作机构，确立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大部分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对于稳定全区政治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事实上斗批改的任务是不可能有最后结束的标准的，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矛盾运动的过程，只能有相对的阶段性的结果。在70年、71年，当林彪集团还没彻底暴露的时候，在社会舆论中就表现了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的观点，好象文化大革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是后文革时代，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过在党的宣传中和现实中，文化大革命是还没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正在深入开展。下面用文献证明，例如1971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指出“一九七一年，将是我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的一年。”“今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深入的一年。我们要在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抓紧革命大批 判，进一步批判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进一步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红旗》杂志1971年第一期内有篇《继续搞好斗批改的文章》，明确表示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任务还在持续。所以当到历史发展1971年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和整党建党任务基本结束时，文化大革命在事实和原则上才结束了。
再从中央最高领导层来看，九大中，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组”九大后解散，这实际上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了运动的尾期。但是历史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任何“造反革命”后，在领导层往往会发生为争权夺利而搞阴谋诡计，搞分裂的行为，如太平天国的“天京变乱”，大革命快接近胜利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对立等等。林彪作为文革的重要领导者，长期以高举毛泽东旗帜的面目出现，但在文革全面胜利后却逐渐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政策上发生了分歧，最后既然发展到妄图发动武装政变，谋害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江青，张春桥等人，成为“文革”两面派、叛徒的典型（站在文革派的立场看）。
1971年2月， 叶群和林立果到苏州别墅秘密布置和建立反革命政变基地的步骤，之后林立果同于新野、陈励耘等多次秘谋和安排政变计划。3月中下旬，林立果等人又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最后议定了：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并定出计划来，把政变计划定为“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3月23日 由于新野起草的《“571工程”纪要》认为，“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要在政治上后发治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可“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达到目的，“坚决作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挥‘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林彪一伙正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着“伟大的工程”。毛泽东不愧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他机警地觉察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采取有力措施，最后林彪一伙畏罪逃跑。256号飞机和机上人员的全部灭亡，标志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派的一场大分裂被有效遏制，也反映了个人私欲的膨胀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限制，任其无限发展是十分危险的——随时都会把做出众叛亲离、自取灭亡的事，最后只能是悔之晚矣。
“九一三事件”尽管是突发事件，毛主席本人是抱着挽救林彪的态度来评判他的，但他要自绝于党和人民，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的异己。“九一三事件”当时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对主席的威信和文化大革命的人心在客观上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应该看到，其实林彪及其死党毕竟只是少数，他们本身是不能代表文化大革命的。“九一三事件”只是在中央最高层产生了几个人员的缺位，影响不了全局。在党的章程中明确规定个人为接班人本来就是错误的，任何领袖必须由群众选举产生，领袖也必须是领导班子组合，反对个人搞独裁。事实上，当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上海代表团提出的，毛泽东打算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再增选包括张春桥在内的几位副主席。只是发生了林彪事件使计划打破。②所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再也没有明确指定过个人个作为他的继任者、接班人。后来的华国锋曾一度被捧为“英明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那只是他自我吹捧和形势需要而已。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任务到1971年底已经基本完成，整党建党的任务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基本落实，包括基层的党组织重新建立了起来。更重要的是在1969年以后，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我国在国际舞台，特别是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望和影响空前提高。
四．粉碎林彪政变阴谋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文革的结束
林彪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人内部中中还有搞阴谋诡计、搞分裂的派别。同时也表明共产党选择干部时应坚持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建立可靠的民主机制。可以想象林彪如果能和毛主席和其他文革派保持一致，则我国的继续革命路线可能会延续更长时间，因为林彪毕竟是靠军事起家的，那么以后历史上能够发生的粉碎四人帮事件可能就会更加困难。从这意义上讲，林彪事件为我国后来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上来多少有一定贡献。但是从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文革派看来，可能就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了，首先，它一定程度了败坏了文化大革命的声誉，包括主席本人，甚至江青等文革派的威信都有所下降。但是，林彪事件也为文革派提供了难得经验教训，那就是在文革派内部，在打着毛泽东旗帜的人中也有投机者，也有争权夺利搞分裂的，要想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提高警惕，必须建立能有效防止违反党章和宪法的阴谋诡计活动。粉碎林彪政变阴谋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斗争，是广大人民懂得了分清真假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破除了迷信，使人民懂得了在政治生活中不要盲目，只相信真理和现实的实践。毛主席则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成为检验真假革命的试金石。毛主席还提出了“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这一革命精神和原则，成为继续革命理论的一重要灵魂。
为什么说到了1971年文化大革命已经上结束了呢？这首先因为自九大以来文革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隐患被解决了，可以想象，根据《571工程纪要》，林彪如果得逞，像江青、张春桥等这样的文革派就会被镇压掉，文革在1971年就会被否定掉，当然，这是另一种色彩下的否定。其次，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任务也在1971年已基本结束了，整党建党任务也基本完成。那么谁最重要呢，应该说这两个条件都不可少，斗批改必须要告一阶段，中央领导层也必须解决隐患。如果林彪能和其它文革派团结，文革到1971年同样还是结束了。但是，历史没有假设，它用血的事实留下了教训。1971年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等着手抓落实干部政策的任务，还将主要精力用于落实经济政策，落实科技，文教和卫生工作，并协助毛泽东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从1969年到1973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很明显，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和稳定经济，这是历次政治运动结束后的共同标志性特点。
另外，从当时的文献表叙上看，林彪事件后的新的运动也不再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在粉碎林彪集团后继续开展的批修整风（批修整风分为批陈整风与批林整风两阶段）中，往往把批修整风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这是以前没有出现的事情。例如1973年《红旗》第六期有篇云岚的《从总结经验中学习》，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全党全国开展的批修整风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毛主席就曾多次及时总结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经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修整风，是我们党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其它的我这里就不转引了，里面都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这样的表述。
很明显，批林整风在当时是看做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后开展的新的政治运动。林彪集团被粉碎后一段时间报刊上没有公开点林彪的名字，而是使用刘少奇一类骗子和批修整风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才开始公开使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语句，以后对林彪的批判才用了批林整风的表述。从《红旗》杂志可以看到，这时候开始提出粉碎林彪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如《红旗》1973第十二期金卫的《继续搞好农村的卫生革命》开篇就写到“有深远历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样，批林整风则同样是和文化大革命并列的政治运动。
我们知道从1974年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当时的宣传和报告中，都是把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列的，这是现在不需要多加考察而可以肯定的。以后在1975底到1976年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则成为与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相提并论的又一政治运动。
毛主席生前也一直认为粉碎林彪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例如1976年4号中央文件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就有“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是。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是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其它文革派也有这样的看法，例如在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王洪文提出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见，在他们心中，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也是已经结束了的。邓小平1974年4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中同样也是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是相提并论的。同样当时在苏联的王明写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出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说法，是说批林批孔是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做准备的。
1975年毛泽东曾经想让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主持做个历史性总结决议，结果被邓小平以“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婉拒。毛泽东认为他的文革不是为了打倒个别领导人，而是为了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建立群众的反复辟反官僚机制。他为了表明他愿意团结一切犯了错误，甚至反对过自己但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一起继续工作。但邓小平坚持抵制文革路线不改初衷。后来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翻案这一概念可以看出，这不应该属于文化大革命，而是为了保卫已经过去的文化大革命遭到被否定的运动。
到了毛主席逝世时候中央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和《在毛主席追悼会上的悼词》中则认为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复辟阴谋。很明显，这是江青、张春桥等人为了抬高自己，为了有利于他们的文革路线而定的论调。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邓小平的错误打倒也只是毛泽东的一句话，不是文化大革命前期那样的群众运动形式，也不是粉碎林彪集团那样的惊心动魄的反政变形式。这样随意的解释历史是不严肃的。这样的论述是不利于总结历史的。
五结论
综合上面的资料，文革自1968年开始进入它的后期，1969年“九大”召开后，全面进入“斗、批、改”阶段，1971年斗批改运动和整党建党自然结束,同时粉碎了林彪叛徒政变集团,这表明文化大革命已经事实上结束了。经过这场大革命的洗礼，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方式也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以来”如何如何的表达方式正是这场大革命深刻影响的反映，而不是指运动还在进行中。
因此，1976年以前，不可能也没有把1971年以后的时期定义为文革时期。文化大革命作为具有自身特点的大民主运动，有“乱”的特点，也就如毛泽东主席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那么，这个时期最烈的为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1968年即开始趋向缓和，这是从整个社会层面讲的。毛主席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来揭露党和社会的黑暗面。所以，文化大革命有它特定的形式。当然，对某些特定的人而言，这个时间延续的长度是不同的，犹如1949年宣告革命胜利，不等于960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上全部都已阳光普照一样，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至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全国大多数人已处于相对平静的工作和生活状态。1969至1971年则只是文化大革命具体政策进一步具体落实,解决运动善后问题了。以后开展的如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与1966年开展的大革命运动不仅内容上有了不同，形式上也已完全不同了。这些政治运动并没有使绝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不能正常进行。这个时期的运动形式与文革前的反右、四清，以及1976年以后诸多运动（也有称活动的），比如反对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先进性教育等等，形式上都差不多，都是有组织地、从上到下进行的，当然1976年前后各种运动的内容是有差异的。但是，这些形式差不多的、有组织地进行的运动（活动），与文革这种自下而上的、“前所未有的政治操作方式”相比，“无论是由上层激进派还是务实派发难，都不同程度地回复到了自上而下……的形式”④
此外，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历史在那以后的发展必然带有它的许多印记。可以说，在1966——1976年的十年历史期间，包括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并非整个十年都在搞文化大革命。一段历史与—次革命毕竟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不可混淆起来。提出“十年文革”的不合理所在在于想全盘否定1966到1976年在党和人民的艰苦奋斗下，在上层建筑、工农业生产、科技、外交方面还是取得的成就。
因此，弄清楚文革究竟是几年，一方面是为澄清历史真相，同时也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所必需的。舆论把六年文革拉长到十年来批判宣传，会产生有利于抹杀文革中及结束后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而否定整个毛泽东时代，否定自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阻止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进一步探索。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我们更好的总结建国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经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1957年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光辉著作后就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包括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包括60年代的八届十中全会的重提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国际上开展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前，这个理论的重要观点实际上就已经形成。在1966到1971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理论公开提出并概括为六条，广为人知。而在以后的1974年批林批孔，特别是1975毛泽东提出并开展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这个理论变得更加系统化精密化。因此，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标志着毛主席从1957年以来开展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例如，在1977年为彭德怀平反及在以后在农村推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代表的“三面红旗”的彻底否定，而这是在五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六年文革说有利于今天我们更好的总结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经验。
注释：
①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② 师东兵著《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
③ 柳建辉：《文革中整党建党运动述析》。《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④ 萧喜东：《“两个文革”或是一个文革？》
参考资料：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1969。（文献汇编）
2．《红旗》历年合订本
3．《九大文献汇编》.1969
4．《十大文献汇编》.1973
5．《最新最高指示》。1970
6．《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何沁。高等教育出版社，99二版
7．毛泽东旗帜网www.maoflag.net |
|
发表于 2010-2-8 16:44:13